恩格斯妇女观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奠基之作。由于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关于恩格斯妇女观的研究，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妇女思想的研究当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理论分析和解读。陶春芳定义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妇女的社会作用、妇女的社会权利和妇女争取解放的途径等基本问题做出的科学分析和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妇女解放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科学。”^[2]潘萍指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思想渊源为“那些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所反映的、与妇女解放理论创立有着批判继承关系的、资产阶级时代以来人类在哲学妇女观方面已经取得的积极思想成果，内容首先包括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有关妇女问题的论述”^[3]。霍艳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形成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阐述的妇女解放思想；第二阶段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主义是不可抗拒的浪潮并第一次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第三阶段是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妇女理论全面而深刻的论述；第四阶段是19世纪中叶以后，马克思妇女解放思想在多国的流传和在实践中得到发展^[4]。魏国英指出是私有制的出现改变了妇女原有的社会地位，使妇女受到奴役和压迫^[5]。

第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我国不同妇女解放时期的具体影响和中国化进程研究。仝华、康沛竹两位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史》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梳理^[6]。陈文联对“五四”时期流行的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进行分析研究，通过比较指出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7]。宋少鹏、周蕾针对抗战时期的农村妇女解放运动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妇女解放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贡献与发展^[8]。夏蓉也认为通过抗日时期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积极组织妇女参加抗战工作，促进了当时妇女运动的发展^[9]。陈喜乐和李琳琳通过阐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实践发展过程中的运用和发展，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中国化进程，并认为妇女解放问题将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解决的关键就在于让妇女参加社会劳动^[10]。李丹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及其当代价值》一书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分析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指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当代价值，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11]。

第三，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西方女权主义进行比较研究。王淼认为作为当代西方较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的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之间有密切联系，认为西方女权主义是在发展过程中深受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影响而带有明显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流派^[12]。秦美珠详细阐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并分析指出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结合，指出了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理论特征^[13]。董美珍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承袭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指明女性屈从地位是由形成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剧烈社会变革产生的，是不会永远存在的^[14]。谢江平将自由女权主义的以契约论为妇女赢得权利的理论和恩格斯所说的废除私有制解放妇女作对比，揭示妇女被压迫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并指出从经济方面可着手实现妇女解放^[15]。官晓非认为“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想比较，从而认识到马克思妇女观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各自的进步与局限，从共同点中获得更加稳固的理论支撑，也从差异中寻找各自的精华，对待自由女性主义要取长补短，借鉴吸收，为我们思考女性解放问题提供更加广阔的思路和角度”^[16]。

纵观目前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研究，不难发现已取得诸多进展。但目前学界把妇女解放的理论基础锁定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上，鲜有把恩格斯妇女观单列出来专门研究，因此对恩格斯妇女观的研究呈现笼统性、混杂性特点，缺少精准定位，忽略了恩格斯这个“第二小提琴手”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一些真知灼见。因此将恩格斯妇女观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体系中专列出来进行精细研究，有助于还原马克思妇女解放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与理论源头，还能重新领悟恩格斯的理论个性与理论贡献，这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的今天显得尤为必要。

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正是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时代转变之际。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手工作坊这种采取人工作业为主的低效率、高成本的生产方式就此进入没落时期，机械化大生产不仅催生了现代生产体系，也促使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农民在现代化产业和资本的冲击下，逐步失去赖以为生的土地，沦为了资产阶级的羔羊。大多走投无路的无产阶级家庭为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不得不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代价来获得生活资料。至此，劳动力成为商品。而资本的剥削本质使得男性所出卖的劳动力价格并不足以支撑家庭的生活开销，这就迫使妇女和儿童为了生计，逐渐从家庭进入到社会生产的流水线上，沦为资本的新奴仆。

一方面，当妇女作为社会劳动力进入社会生产线后，她们并没有因为经济收入的提高带来社会地位的提高，恰恰相反，妇女地位更低了。工厂机械化的生产操作并无性别的区分，女人被当作男人一样使唤，女性仅仅是资本家手中的劳动机器。同时机械化的操作将人的大脑思维活跃度降低，人如同被精心设计的既定程序一般，每天重复进行同一动作，人的思维也越来越机械化，劳动无需情感和智慧，无需其他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技术手段要求。所以在生计的压力和机械化工作的影响下，这类劳动者越来越漠视知识教育，道德水平极速下降，仅仅为了生存而生存，谋生的手段也越来越糟糕，比如酗酒、偷窃、卖淫。这就导致底层妇女过着更加穷苦的生活。同时，由于妇女和儿童加入劳动力市场，使得整个市场由原先的供小于求变成供大于求，过剩的劳动力使得妇女仍是被剥削的一方，为了家庭生计而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以极低的价格售出。妇女的生活状况反而比工业时代之前更为糟糕，她们面临的选择和自由比之前更少，不仅并未摆脱家庭妇女的身份职责，还必须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双重的身份和双重的剥削，使得社会对妇女的轻视愈发深刻。

另一方面，上流阶层贵妇们的身份和地位也仅仅是表面光鲜。资本的暴利性导致社会上的生产资料被大面积地掌控在大资产阶级手中，社会财富被大量卷走，社会阶级出现巨大分化，部分贴有大工厂主身份标签的大资产阶级开始走到政治舞台之前，原先高高在上的贵族阶级逐渐成为空壳。而这些贵族为了维持他们的体面生活，开始频频与资本家联姻，与之勾结，社会的章法越来越乱。同时，资本的逐利性和竞争性也促使资本之间不断上演着吞并或者联合的戏码，为了求得资本利益最大化，资产阶级之间也相互联姻。这就使得上流阶层的妇女也依旧被当作工具，整个社会的妇女地位依旧很低。

恩格斯的妇女观并不是他凭空臆想的，其思想渊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受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首先是受到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的影响。康德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专门属于自己的“特性”，这种“特性”是思考、是情感、是道德，这些东西都需要在“创造”，也就是实践活动中实现。而人在社会中生活和做事都需要遏制自己的贪婪和欲望，按照规则做人做事，才使自己不是“自顾自的动物”，而是有“类特性”的人。这就需要人能有自由来保持自己的道德、情感及尊严，因为自由才是“我们所知的道德法则的条件”^[17]。这为恩格斯倡导妇女也有同样的自由提供了思想来源。再就是受到黑格尔哲学影响。黑格尔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人精神外化的结果，但恩格斯却反驳这一点，认为只有将人放在社会中，从现实出发考虑才能理解人的本质。尤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社会是颠倒了的存在。之后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用“拜物教”概念精准解构了资本逻辑主宰的社会里人与人的真实关系，认为物的异化使得人不是物的主人，人对物的依赖性比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另外，黑格尔的伦理哲学指出爱是家庭的核心基础，婚姻不是人们理性结果的契约，而是感性影响下的爱的结合体，这个“爱”是伦理性的，是双方有平等权利的。据此，恩格斯后来提出爱才是男女结合的核心、婚姻的基础。

二是受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主要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他们首次对妇女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研究，并将妇女解放作为一种理论提出。圣西门认为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压迫使得妇女如同机器一样被无情对待。这一发现被恩格斯评为“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18]646。其次，圣西门认为“人人应当劳动”^[18]782，只有妇女进入社会劳动，才能改变妇女被迫依赖男性从属地位的情况。最后他提出并积极倡导妇女参政，认为妇女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才可能改变其地位。傅立叶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颇多且研究得更为深入。他猛烈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婚姻和教育，认为在资本的控制和伪善语言的掩饰下，妇女如同“商品”，尤其在婚姻当中，婚姻的合法律性使得婚姻中任何不公平对待都被“家事”这层皮遮掩了。他讽刺教育在性别上的差别也是因为家庭经济和女性最终归宿是婚姻等原因。他也是第一个提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的人，认为任何时代的社会进步与妇女自由解放的程度息息相关。欧文是第一个将妇女解放理论付诸实践的人。首先他认为阻碍现在社会进步的根源就在于“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18]679，所以倡导用公有制来消灭私有制，以此消灭阶级不平等。其次主张实现男女教育平等，将宗教迷信中有关性别歧视等思想的影响下降，也使得妇女更有能力适应社会要求。最后他主张摒弃利益捆绑式的婚姻形式，倡导以爱为结合的婚姻，同时在爱消失的时候，男女双方也能平等地离婚。在欧文的坚持和各方奔走下，1819年英国首次通过了《工厂法》，为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做出了第一个尝试。

三是受到摩尔根《古代社会》影响。摩尔根是在家庭理论研究上有着极大成就的人类学家，他的《古代社会》详细论述了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婚姻制度、家庭结构和社会形态。虽然摩尔根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基本以易洛魁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为例，但人类生活的共同性和普遍性从这些研究样本中就可窥见一二。大量的研究资料都证明在人类原始社会中是存在母系社会的，并且母系社会先于父系社会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起点，而物质生产的前进推动着人类从母系社会自然过渡到父系社会，这些研究为性别平等提供了可行的理论支撑。恩格斯称这本书为划时代的经典。它为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提供了主要灵感。

恩格斯的妇女观不是无根之源，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恩格斯在研究妇女问题的时候坚持立足于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立场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立场，从现实的角度来探寻妇女问题的根源。

首先是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立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恩格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社会实践中了解和研究妇女生活的现状。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详细描述自己在社会中观察到的女工的生活状态，他获悉聘用女工的前提是工资待遇普遍低于男性工人，而普通女工的工作时长最长可至十八小时，即使是怀孕的女工，在她分娩前仍旧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而关于其工作待遇和环境，恩格斯这样描述：“丝织工人、缝纫女工、织手套工人、织袜工人以及其他工人的食物，平均比失业的棉织工人的救济口粮还坏，甚至没有包含‘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的碳素和氮素。”^[18]1“在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女工或未成熟工人的身体还被丧尽天良地置于有毒物质等等的侵害之下。”^[19]532而即使是在这种糟糕的工作环境和寥寥无几的工资待遇下，女工们仍旧甘愿接受资本家的盘剥。这些血淋淋的社会现实成为恩格斯研究妇女问题的直接动力，也是其妇女思想的直接认识来源，最终形成的恩格斯妇女观也是为了回归实践，以指导妇女解放。

同时，恩格斯妇女观的出现、成立经历了一个认识的递进、上升过程。一开始，恩格斯针对女工悲惨的现实生活状况指出妇女正处于被压迫的现实，企图呼唤妇女觉醒以捍卫自己的权利。但当时的恩格斯还并未明晰妇女悲惨命运的根源，所以并未准确说明妇女捍卫自身权利的方式和途径。在不断的实践考察和研究中，恩格斯最终发现这种妇女压迫是基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是私有制的存在导致的社会悲剧。“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做单纯的生产工的……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20]所以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彻底将妇女从工具属性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妇女解放必须同无产阶级解放结合在一起。

其次是恩格斯妇女观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立场。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就说“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所以他是用“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21]12。在该书序言中，恩格斯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生产”理论，即“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22]15。“两种生产”理论明确表述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尤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促进了人类社会的替代更新。

“两种生产”理论中，物质资料生产是指人类利用生产工具，在实践中作用于想要改变的对象，使这一对象的改变能够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甚至创造多余的财富。所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不仅不能停止，还需不断进步，若是停滞不前，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状态也是原始的。因此，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就是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只有不断改进和发展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人类社会才会相应发展。另一种生产是人自身的生产。人的生产也就是指人类种族的繁衍。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结合与繁衍处于低级水平，两性相互吸引就可以结合，而为了生存就需要更多的人口作为劳动力进行生产，于是人的生产主要注重数量。随着物质生产的进步，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需要更优秀的人才来建设社会，于是对于人的生产开始注重质量，使得人类结合形式也出现变化，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开始出现，社会形态也越来越复杂。这两种生产的关系是物质资料生产决定人的生产，人的生产推动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两者相互依赖。

“两种生产”理论意味着恩格斯是将妇女问题放入整个社会历史中去研究的，尤其通过考察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和人自身的生产活动这两种活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之后，更加说明妇女问题并非仅仅是人类思想中存在着的观念歧视问题，所以消除观念歧视问题并不能解决妇女问题。事实上，妇女问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激发下的派生问题，是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只有将妇女问题放在社会历史中去观察研究才能掌握其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发现其根源，找出解决的方法。

恩格斯在研究“两种生产”时发现，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所有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团结起来应对生存的危机，所以当时社会的经济所有权是共有的。而由于人类落后的生产方式，仅能凭借采摘、收集等来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料，所有人，不论性别和年龄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全部人都在为“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事业”^[21]84平等地进行劳作。而妇女通过频繁参与公共事业而拥有独立收入，再加上妇女孕育生命的生理属性催生了群婚制，使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21]57。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革新和进步，人类在社会劳动中的分工越来越精细，妇女的生产活动仅仅满足低水平时期的家庭生活需要，而男性由于体能优势则能适应高水平生产活动，能在满足家庭生活需要之外进行其他生产活动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于是两性的经济收入逐渐拉开差距，妇女的劳动失去社会性，只能满足家庭需要。最终，原始的共有财产制度受到冲击而被破坏，私有制出现并最终取代公有制，两性在经济上的地位彻底失衡，男性以绝对经济优势压过女性。

尤其随着私有制条件下的家庭模式和婚姻关系的更改，极度限制了妇女的社会参与机会，导致妇女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再度减弱。私有财产的特性使得男性全面占据生产资料，为了保证家庭财产的最终继承权是在自己一方，家庭和婚姻的形式变对偶制为专偶制，再到一夫一妻制。这种制度看似是对女性地位的一种恢复和保障，但其实只是针对女性的婚姻枷锁。恩格斯认为“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22]82。一夫一妻制出现的根源在于男性为了确保财产继承者的血统纯正和加强对妇女道德上的捆绑而设立的，是对妇女的变相压迫和欺侮。私有财产制度下的婚姻条件完全是偏向男性的，妇女在家庭中的财产使用都必须经过丈夫的同意，她们只能依赖丈夫而活。于是妇女的自由只是男性给予的自由，这不是真正的自由。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随着男子在家中的实际统治的确立，实行男子独裁的最后障碍便崩毁了……这种独裁，由于母权制的倾覆、父权制的实行、对偶婚制向专偶制的逐步过渡而被确认，并且永久化了”^[22]181。也就是说，在私有制的固定生产模式下，随着男性掌握的经济规模增大，其社会统治地位也牢不可破。再加上一夫一妻制度的迷惑性，妇女的从属身份在社会中成为一种自然现象，连妇女自己都认为依附丈夫、家庭是一件骄傲的事情，其反抗性和斗争性的棱角被彻底磨平，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和人格。最终，妇女失去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仅仅保留了作为妻子、母亲的身份，转而沦为家庭的依附、男性的私人配饰，犹如一株攀附他物生存的菟丝花。因此，恩格斯说道：“个体婚制在历史上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21]75

在恩格斯看来，妇女地位低下的根源就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财产私有的出现将家庭劳动和社会劳动分离，家庭劳动被私人化，这使得妇女原本的自然劳动被社会分工排挤，其地位、劳动意义、社会参与的范围由此被一步步限制，直至被囿于家庭，成为丈夫的所有物。

从原始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妇女的身份发生了系列转换。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3]519，人类历史开始于为了生存而与自然界产生关系，自此人类开始了自己的发展进程。妇女在原始社会中的存在是占据人类活动的主导地位的，因为当时人类智慧未开，所有的生产活动与其他动物并无分别。如前所述，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和群婚制原因，使得妇女天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一阶段当中，妇女角色是社会角色，但这里的社会角色并非是指妇女在社会中的劳动，而是在自然界中的劳动。随着生产资料私有方式的出现与发展，妇女由于其生理特性使得她们的家庭劳动被划为私人活动，不属于社会增值部分，因而失去社会经济意义，妇女仅承担其性别功能，最终成为家庭的生育者和抚育者，被社会生产除名。于是在财产私人占有的制度规则和观念的影响下，妇女对于家庭生产的贡献被彻底忽略，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家庭付出，逐渐被私有财产化。此时，妇女仅仅具有家庭的角色，其社会性被私有制抹杀，成为家庭的奴隶和男性的附属品，其活动范围仅限于家庭内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男性工人的工资水平低于生活需要，加上大机器时代的劳动操作方式简单，妇女有机会作为一名女工进入社会，参加社会劳动，再次通过社会劳动开始赚取报酬，拥有了独立经济地位的可能。这种新变化使得妇女从一个被动服从的人逐渐转变成主动出击的人。

妇女角色的新转变使得妇女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能把现在的劳动生活和过去纯粹的家庭妇女生活进行鲜明对比，也能看到社会对妇女的定位和评价，从而不再生活在家庭带来的虚幻的安全和所谓平等的谎言中，真正意识到社会对妇女的歧视脸孔，并且在获得劳动报酬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自由支配财产的权利。而其中一些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妇女开始寻求更多进入社会的机会。在研究中，恩格斯还发现工人人数较之以往呈现上升趋势，并且这一趋势在短期内处于增长状态。这是因为廉价的妇女和童工不断地进入劳动力市场，促使无产阶级队伍壮大。同时由于社会仍旧对妇女存在性别歧视，女工的工资和地位明显不如男工，妇女被迫接受资产阶级更为残酷的剥削。在当中她们逐渐意识到资产阶级的剥削嘴脸，这间接使部分男性意识到资产阶级在对待无产阶级“糖衣”之下隐藏的炮弹，暴露了资产阶级自己为自己创造了“掘墓人”，而广大妇女无疑是“掘墓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意识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4]，而妇女解放的发展规律也符合这一点，所以，作为人类解放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妇女解放具有阶段性，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恩格斯认为，现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妇女被视为丈夫的私人财产，认为是可以用金钱获取的物件，有产者们用金钱对女性进行培养，也只是为了将女性包装成一件高级商品，以通过婚姻、生育等换取等值甚至超额的回报。这一阶段的女性就是没有思想的高级玩物，即使在资本时代女性逐渐拥有女工的另一重身份，也改变不了社会的刻板印象。反而由于女工在进入市场后，大量劳动力的迅速增加使得资本家对于工人的选择更多，男性工人的价值被贬低甚至被取代，而女工又因为社会的偏见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贱卖自己的劳动力，甚至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补贴家用而促使部分女工选择出卖自己的肉体，于是就出现这样一幕荒诞的社会现实，“她们干完了白天的重活，就换一身好一点的衣服，陪着男人上酒馆”^[19]534。

恩格斯发现的人类发展规律表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妇女解放实现的只是部分程度的解放，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彻底解放。所谓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不仅仅是在经济上获得自由，而是将处于市民社会现实中的人从一切宗教、金钱的束缚中解救出来，将人真正的需要挖掘出来并回归本身而不是社会，使人不再困扰于物质满足的虚幻感、挣扎在经济收入的迷阵中，真正明白自己的需求。这个时候的人们既不再担心物质需求，又能有自己的精神王国，达到人自身的解放。妇女解放也将在这个阶段真正实现，不受外界的干扰，自由选择自己的爱好与生活。不过这一阶段需要极度发达的生产力，属于人类的高级发展阶段——共产主义社会。这将会是一个非常长远的目标。

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中，家庭劳动和社会劳动并未明显区分，家庭劳动服务于人的生存发展以及社会发展，所以被视为与社会劳动同等地位的劳动，也就是社会事业的一种，女性因大量参与公共事业的劳动而地位较为崇高。要想在现阶段实现妇女翻身这一目标，恩格斯认为只有妇女能够自由参与社会劳动，进入公共生活，才有条件成为自己的主人。

恩格斯在考察家庭的历史演变中发现妇女地位低下的直接原因就是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的机会减少，转入家庭内部进行服务。但家庭劳动是私人内部的活动，在总体上对社会增值的贡献并不显著。正如恩格斯所言：“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相形见绌；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21]178在恩格斯看来，妇女失去往日光辉就在于在家庭劳动和社会劳动分离后，妇女退出社会劳动，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力极大降低，所以实现妇女解放的条件之一就是通过大量增加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时间，减少家庭劳动对其精力的占有，充分发挥其能力。这使她们不仅能为社会创造财富，也在家庭中逐渐拥有更多独立的财权，增添其社会人身份的价值，这才有可能使其重新进入社会视野并开始受到重视。

同时，家庭劳动的社会化进程也必须加快进度。家庭劳动社会化是指要将家庭内部的私人劳动引入社会劳动之中，不仅给家庭劳动带来社会增值，也减少妇女在家庭劳动中的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进步促使一部分女性加入工人行业，但仍旧没有摆脱家庭劳动的负担，白天在工厂做工，到了夜晚仍旧以家庭妇女的身份从事家务劳动。社会不仅并未重视妇女的双重付出，反而更加轻贱了她们，使妇女受到的压迫变得更多。恩格斯深信：“如果她们仍然履行自己对家庭中的私人的服务的义务，那么她们就仍然被排除于公共的生产之外，而不能有什么收入了；如果她们愿意参加公共的事业而有独立的收入，那么就不能履行家庭中的义务。”^[21]84因此，妇女解放还需实现家庭劳动社会化，如将私人家庭中的烧饭打扫、育儿养老等变为社会公共食堂、家政服务、托儿所、养老院等社会机构的公共服务劳动，女性的家庭劳动占有时间将会大大缩减，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身社会生产，以提升妇女地位。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有性质反而阻碍这一进度，所以恩格斯说“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21]178。

首先，关于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在恩格斯看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恩格斯后来补充说明，原始公社的历史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5]。私有制的出现使得社会上的部分人凭借对绝大多数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理所当然地压榨剩余的一部分人，这就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恩格斯还指出：“历史上出现的最初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21]76所以，如果把家庭当作社会来看，妻子就是被剥削的无产阶级，丈夫就是剥削的资产阶级。而在私有制条件下，妇女作为男性和家庭的特殊所有物，妇女劳动的产值仅仅被计入家庭之中、被视为男权社会的私人财产，因此妇女遭受压迫的根源同无产阶级一样也在于私有制度下的阶级压迫，所以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就是消除阶级压迫，也就是消灭私有制。

其次是妇女解放的其他途径。一是解放思想，唤醒妇女主体意识。恩格斯认为妇女长期在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奴役后，思想上也丧失了独立性。恩格斯对当时的婚姻和家庭关系提出质疑，认为社会一切皆以利益、金钱来衡量，本应该是以爱为基础的婚姻变成一场利益关系的交换。同时妇女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就是顺从，所以不仅没有自由选择婚姻的权利，婚后的家庭生活也是听命于丈夫，个性严重缺失，导致妇女成为家庭和婚姻的奴仆。妇女要想能走上解放的道路，还需先在思想上进行解放，培养自己的人格和思想。二是政治自由，恩格斯认为女性应当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如选举和被选举权，因为一旦妇女能够普遍在社会上担任公职，就能在公共领域拥有话语权，为妇女解放争取更多的机会。三是积极将广大妇女联合起来，并配合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在恩格斯看来，妇女解放并不是孤立的，需要强大的解放力量，这一力量既需要广大妇女团结起来的内力，也需要其他阶级团结起来帮助妇女解放的外力。而无产阶级作为相同剥削命运的阶级，最能体会妇女受压迫的痛苦，也最有可能帮助妇女，无产阶级的解放与妇女解放是相同的，都需要推翻私有制，所以这股外力最为强悍。女工就是联结这两股力量的重要交叉点，广大妇女需要团结起来，联合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解放斗争。

恩格斯深入社会实践，对工人阶级和妇女的生活境遇进行详细调查，在其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详细描述了妇女问题，深刻揭示了大工业革命时代女工被剥削压榨的事实，这些社会现实的调查成果成为恩格斯研究妇女问题的基础材料。同时，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启发下，如在《神圣家族》中也并未局限于单纯妇女的个体解放，而是将妇女问题放在整个社会历史中，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并视妇女解放程度为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衡量尺度，使得性别的矛盾、阶级的矛盾在此有了结合点，将妇女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结合在一起。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妇女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经济，认为消灭私有制才是真正实现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这就将妇女解放的最终命运指向共产主义，这是恩格斯对以往德国古典哲学、空想社会主义和人类学思想的超越。另外，恩格斯的妇女思想也是对马克思妇女思想的补充和完善。马克思针对妇女问题的研究较为分散。恩格斯在与马克思一起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丑陋面目、分析人类解放问题之时，对妇女问题进行详细分析、系统整理。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继承马克思未完成的事业，根据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此书系统阐述了妇女问题，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经典作品”，由此初步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恩格斯妇女观是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理论，有其深厚的思想渊源和科学的理论基础，并与马克思的妇女解放思想结合在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它不是恩格斯头脑风暴的结果，而是在不断的实践研究中总结出来的，所以恩格斯妇女观对指导各国妇女解放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如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论证了恩格斯提出的私有制是腐朽之基的观点，赞同消灭私有制。蔡特金积极将妇女解放付诸实践，在她的理论宣传和实践运动的相互配合下，妇女解放运动在德国引起热议，妇女解放进程取得重大突破，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国际妇女节的设立，使得从此以后的社会主义国际运动有了新突破。列宁也认为妇女解放的现实条件是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公共设施，使妇女能从繁杂的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有更多时间参加社会劳动。这无形中逐渐消除了人们对妇女的性别歧视，提高了妇女地位，推动了苏联妇女的解放进程。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也和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分不开。

总之，恩格斯妇女观的提出和发展使得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得以出现，使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有章可循，也为世界妇女的解放确立了发展的方向、提供了发展的途径、划清了发展的阶段。

在当前社会发展进程中，妇女地位虽有很大提升，但要实现真正的性别和谐目标，仍有一定距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没有妇女，就没有人类，就没有社会。”^[26]这说明了妇女在推动人类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坚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被认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实现路径的体现，而妇女解放的最终途径是恩格斯所说的“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3]11彻底覆灭，即实现所有人的解放，使所有人处于美好联合生活体中。所以实现妇女解放，主张性别平等是成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因此有必要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动“妇女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以此才能集中所有力量、汇聚最大能量来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有可能迈向“自由人联合体”。而建设“妇女命运共同体”，要破除地域限制、文化分歧、民族差异，就要秉持“亲善惠容”的理念，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宣扬女性权益的平等化、关注女性发展需要的多样化，促使全球妇女能保持良好关系，扩大交往，联合起来建设性别共谐、安全共建、发展共享、文化共识的“妇女命运共同体”。但正如恩格斯所分析的那样，当前对妇女的性别歧视依旧存在，全球妇女发展水平也严重不平衡，所以建设“妇女命运共同体”仍要坚持恩格斯妇女观的指导，明晰当今世界妇女生存和发展的具体现状，根据国际标准因时因地制定符合本国情况的妇女政策；同时积极改善国际环境，推动各国妇女之间的交流互动，让妇女在自由开展社会事业中汇聚力量，使妇女能有更广阔的舞台，提升妇女在全球治理上的话语权，共同助力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也增加各国的情感认同、消除文化误会，使各国关系更加紧密，不仅促成“妇女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更进一步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影响。“妇女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只有坚持以恩格斯妇女观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为出发点，结合当今世界发展的现实要求，才能得以真正开花结果。

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通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核心内容，恩格斯妇女观不是僵化的教义，而是方法论指南，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作为世界上的第一人口大国，女性人口达7亿之多，是名副其实的女性人口大国。毛泽东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强调“男女并驾，如日东方”“妇女能顶半边天”，开展一系列解放妇女的伟大实践，为我国妇女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全面实现妇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与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针对现实中还存在的一些不利于妇女解放的因素，比如某些封建思想遗毒、某些地域偏见等，我们仍需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发展道路，推动构建“妇女命运共同体”，为中国妇女解放和为世界妇女的解放，进而为实现全人类解放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