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门科学理论的产生都不是凭空想象的，也不是主观臆造的，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生成也是如此。恩格斯科学地总结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批判了机械论自然观，拯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吸收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为恩格斯生态自然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一个“关系”和两个“内核”是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产生的理论基础：一个“关系”指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两个“内核”指黑格尔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的“基本内核”。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特别突出强调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4]43。此论断厘清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哲学为自然科学提供理论思维，自然科学是哲学的基础。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学家必然受到一种理论思维的制约，而问题的关键仅在于，是受到“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制约，还是受到历史与唯物辩证思维形式的制约^[4]69。这里恩格斯肯定了理论思维(辩证思维)支配自然科学，否定了经验方法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支配作用。他从批判自然科学的机械论出发，基于近代科学成就与理论思维不同步的怪现象，指出近代“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一样，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4]98。当自然科学从经验自然科学进入理论自然科学的发展阶段时，自然科学迫切需要理论思维的支配。无论是从星云假说到天体、无机物到生命，还是从原生生物到人类，皆描绘了一幅自然界辩证发展的图景。总之，整个自然界都被科学证明是相互联系的，是不断生成与变化着的，以往孤立、片面、机械的自然观已经失去了存在论依据，与之相对应，传统的科学分析方法和还原论范式也不再可取。唯有辩证法，才能为观察到自然界中的发展过程和相互联系提供方法论，才能为两个研究领域提供类比和说明方法。因此，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必然被辩证思维取代，自然观的范式变革也势在必行。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具有重要贡献，他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把自然、社会和思维看成是一个发展过程。但是，鉴于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其辩证法是颠倒了的、歪曲了的辩证法。因而要拯救他保守思想体系中的快被窒息的辩证法，否则，如同给婴儿洗澡一样，在倒掉脏水的同时也把婴儿给倒掉了，最终会陷入旧的形而上学。就此，恩格斯对黑格尔颠倒了的辩证法进行了再颠倒——剔除其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成分，将思辨辩证法“改造”成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赋予了黑格尔辩证法以革命性的品质。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5]现代的自然科学迫切需要在每一研究领域中系统地依其内在联系来加以整理，但进入理论领域时，经验的方法也不中用了，思维的规律绝不等于某些“庸人”头脑中黑格尔的“逻辑”或一劳永逸的“永恒真理”，而是辩证法本身^[4]42。

与恩格斯同时代批判机械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主义，拯救自然哲学的另一位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他的唯物主义立场构成了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一条“直接引线”。费尔巴哈通过批判宗教神学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做了一定的探讨。他看到了人与自然的一体性与依存关系。他认为自然是万物产生的基础，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界。费尔巴哈关于自然、人以及自然和人的关系的阐述对恩格斯具有较大的启迪。“费尔巴哈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消除了黑格尔体系中把自然看成是派生的，是绝对观念的外化”，“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人们的虚幻反映。魔法被破除了，‘体系’被炸开了并被抛在一旁了，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中，也就解决了”^[6]14-15。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单行本序言中指出：“自己与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脱离出来，完全归功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并承认费尔巴哈对自己与马克思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的任何其他哲学家要大。”^[6]4这是因为费尔巴哈通过批判黑格尔头足倒立的唯心主义体系揭示出了唯物主义的原理与立场，成为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基本内核。

恩格斯生态自然观在批判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基础上，以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等作为时代的自然科学基础，以自然-人-社会的协同演进关系作为基本问题，运用辩证思维方式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剖析了生态问题的根源，并努力寻求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出路，注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维护自然-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使人们从思想上摒弃了传统工业文明时期产生的人类中心主义，从行为上遏止了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过度掠夺和开发，为人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它还树立了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发展的价值观，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互利性，要求人类在充分认识自然的价值、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开发自然，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

首先，自然-人-社会协同演进，构成生命共同体。生态自然观的基本思想是将人类、社会与自然视为一个稳定、平衡、开放的自组织系统，它具有整体性、动态性、自组织性和协调性等特征。它强调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可持续发展，认为要维持人类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关键在于发挥人的能动性。恩格斯认为，人是生态系统的调控者和协同者，是维护生态平衡和促进其稳定发展的主导者。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协调为最高宗旨，凸显人的主体性与自为性——维护并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的主体性与自为性”，“人能够认识到生态共同体和谐与稳定的重要性，并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保持这种和谐与稳定”^[7]。在保持自然-人-社会协同演进的同时，三者之间构成了生命共同体，它们形成了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一方面，人类要尊重自然本身，因为自然是人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自然是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存之本。人类所需要的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自然是“人的无机体”。“人源于自然并属于自然，无论人如何进化，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人对自然界具有根本的依赖性。”^[8]另一方面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荣辱与共、相互依存的，离开一方，另一方也不复存在。“自然生态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离开自然生态谈人的生存发展就会陷入空想主义；人是自然生态的组成部分和影响力量，离开人类社会谈自然生态就会陷入神秘主义。”^[9]

其次，劳动是人、自然和社会的桥梁或纽带。恩格斯论述了人的起源，人是从自然界长期进化而来的，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劳动，“劳动是人与自然分化的前提”^[10]。正是劳动将人从自然中不断提升出来，赋予了人的主体性、自然界与人的异质性。同时，恩格斯从本体论维度、辩证法维度、历史观维度，阐发了劳动的基本要素，即人、自然和社会。自然是人的劳动对象，决定了生产力的先天或客观条件，社会是劳动发生发展的基本条件，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三者耦合起来，生成了劳动的发生学基础并决定了生产力水平的高低。通过对这三大范畴以及这三者之间关系的厘清，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自然中蕴含的客观辩证法，以及在“社会与历史领域”中显现的“主观辩证法”，认为主观辩证法不过是“自然界领域”中的“客观辩证法”的反映，二者在劳动的基础上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此外，恩格斯从纵向上分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从天然同一到二元分立，最后再走向和谐统一的历史，论证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分殊到统一的历史逻辑。恩格斯自然观具有深刻的生态伦理学意蕴，它不满足于研究古代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是跟随马克思的脚步，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于劳动本身，将人的解放、社会的解放、人与自然关系的解放统一于劳动的解放，诉诸于生产力、交往状况以及人类思想及道德水平的极大提升，即共产主义或“自由王国”的实现。

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而且还具有批判性、辩证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理论特质。

恩格斯生态自然观是在批判地吸收了古老的朴素自然观和近代机械论自然观，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半截子”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原理的实际运用，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针对那些“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和“已经过时了”的原理，“在某些地方需要做一些必要的修改”，“如果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11]3-4。佩珀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批判中包含了足够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全方位的批判，涉及制度批判、价值批判和生态批判”^[12]。总之，在恩格斯看来，任何哲学原理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教条，批判性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恩格斯揭示了整个自然界就是一幅由种种联系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图画。自然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这种辩证本性使自然、人及社会在内都表现为联系、发展、变化与过程。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明确指出，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都具有辩证本性，辩证法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自然运动、人类历史运动、思维运动所共同遵循的基本规律。对此，我们可从以下两个维度加以理解：一方面，自然科学本身、科学成就以及科学研究方法中都普遍体现着辩证规律与辩证综合；另一方面，自然界的产生与发展具有辩证性质，人的思维、人类社会与人类历史的发展，同样具有辩证本性。恩格斯指出，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辩证性是“客观辩证法”，而“主观辩证法”是对“自然、人类社会领域”的“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只有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达到一致，才能真正揭示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因此，以自然为“原型”或“文本”的自然科学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主观辩证法)。

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所强调的系统性指自然界的各种物质形态(包括人在内)都是以生态系统方式存在的，系统内部的各要素是相互耦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然界是一种系统性存在的过程。自然系统是一个由各种客观存在的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13]在此系统中，一方面生物与非生物之间构成有机系统，该系统一旦失去了非生物提供的环境，生物便不能生存；另一方面每一种生物物种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位，各种生物之间构成了相互依存的食物链，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都会影响整个生态系统。恩格斯生态自然观既基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承认各自的内在价值，又承认人在生态系统中的特殊地位与肩负的使命。由此可见，人与自然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持其和谐统一，是自然-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或基础。

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产生与发展表征为一个历史过程——从朴素自然观到形而上学自然观，进而到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再到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是生态哲学理论由“粗糙”到“精致”的历史过程。不同自然观理论形态的更迭完成，反映与表征着那个时代的深层结构与历史内涵，这是因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都是那个时代的产儿。恰恰是自然科学的历史基础与生态问题的时代现状，注定旧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必然灭亡，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产生具有历史合理性。总之，恩格斯生态自然观既是时代产生的新内容与新要求，又是历史的“显影剂”，更是时代不可抹灭的“历史烙印”。

恩格斯生态自然观运用生态系统学理论，指出自然-人-社会构成了生态复合系统，整个世界形成了“生命共同体”。这不仅从发生学角度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还从历史角度剖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如何从“同一”走向“分离”再走向“和谐统一”的。在严峻的生态危机背景下，阐释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基本内涵和特质显得尤为紧迫和意义非凡。

面临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全人类解决生态问题呈现出世界性的“行动纲领”，因而在时代语境下对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诠释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引作用。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宇宙的主宰者，高举理性的大旗，视自然对人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人类对自然有无限开发和利用的权利。在此思想的支配下，“人们对自然采取了一种‘井喷式’的开采，对自然表现为征服的心态”^[14]。人类对自然资源肆无忌惮地掠夺、开采，任意排放废弃物，导致生态平衡遭受破坏，环境受到严重污染，自然资源严重流失。这些行为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们在反思和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以自然环境为中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环境问题，缓解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但其局限性在于把人降格为普通的自然存在物，忽视了人具有社会性和创造性。“生态中心主义坚持自然界的绝对优先性，撇开社会制度的分析和生产方式的批判，反对对自然的任何改造利用，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力求从道德角度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15]可见，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都陷入了形而上学自然观中，它们对人本质的认识皆有些偏颇。恩格斯指出：“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16]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创造性活动”，即劳动。恩格斯指出“劳动对人的两次提升”，第一次提升是“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第二次提升是“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4]23。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有计划地生产”日益成为可能，也日益成为必然。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内在要求既能帮助人类正确地“认识世界”，又能指导人类理性地“改造世界”，从而在“保护”中“改造”，在“改造”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学者指出，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不仅超越了传统自然观，更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的核心理念是消除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17]。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理想诉求，也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恩格斯指明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逻辑路径。首先，树立自觉的生态意识。人与自然绝不是异化的、对立的与疏离的外在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作用并且双重改变的内在关系，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对象性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恩格斯告诫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人类绝不能把自然界看成片面的“斗争”，应在“斗争”中“合作”，在“合作”中“斗争”，二者既对立又统一；人类要摈弃将自然视为工具的资本逻辑，顺应自然规律，像康德墓志铭所启示的那样，对头上的星空保持敬畏之情。人类的任何活动必须考虑自然环境的承载力，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能动性，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否则，我们将遭受自然界的报复。“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18]所以，人类应该遵守心中的道德律，形成自觉的生态意识，保护环境，呵护自然。

其次，变革现有的制度和该制度的生产方式。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逻辑路径是从“现实自然的解放”，到“人自身的解放”，最后归根于“劳动的解放”，并具体归结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认识还不够，还需要对我们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变革。”^[4]315恩格斯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仅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人们完全忽视了“那些较晚才会显现出来的、逐渐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后果”^[4]315。只有改变了现有的制度和该制度的生产方式，人们才能真正实现自然的人道主义和人道的自然主义的统一，才能自觉支配和调节生产活动所引起的较远的社会影响，才能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利益，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 ^[19]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并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式写入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详尽诠释了“生命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生命共同体’由自然生态系统以及自然和人类社会形成的生态系统共构而成，即‘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的合成体。”^[20] “自然界的生命共同体即‘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强调自然界的动植物不可或缺的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关系，强调自然界本身的整体性、系统性。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共生的关系，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21]自然-人-社会的复合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其中每个生物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位，并与其他生物有条件地联系着，如利奥波德的共同体概念，“只有当人们在一个土壤、水、植物和动物都同为一员的共同体中，承担起一个公民角色的时候，保护主义才会成为可能；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相互依赖，每个成员都有资格占据阳光下的一个位置” ^[22]。

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为当代构建“生命共同体”思想提供了哲学依据与指导原则。恩格斯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中的。”^[4]314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23]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劳动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24]他的思想和恩格斯的“自然报复理论”具有高度一致性，“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4]313。恩格斯的预言在当今世界人类遭受的灾难中得到进一步验证，人类不仅遭受到频繁不断的自然灾害，诸如澳洲大火、东非蝗灾、加拿大暴风雪袭击，而且还遭受到SARS病毒、H1N1流感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肆虐，等等。大自然的警钟已经敲响，人类应该时时提醒自己，要敬畏大地之母、呵护自然之母。在严峻的生态危机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25]。“习近平提出的‘生命共同体’思想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深刻揭示了人的命运同自然界的命运紧密相连、共生共荣的脐带关系”，它“从自然的优先性和人的主体性相结合的角度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有助于解决生态危机，增进人类的共同福祉”^[20]。因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命共同体”理念及其践行既是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具象化，也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指南。

从历史进程看，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并朝向生态文明形态演变。自从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对自然界肆无忌惮地掠夺，毫无节制地消费，最终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逐渐升级，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机，如当前一些物种濒临灭绝、资源枯竭和自然灾难频发。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顺应时代的需求而生，它既是对工业文明以来造成的生态问题扬弃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反思后而选择的一种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把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共同发展放在首位，在维持自然界再生产的基础上考虑经济的再生产，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步发展，强调代际和谐与可持续性”^[26]。因此，生态文明是以尊重和保护自然为基础，以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消费模式为内涵的发展模式，它既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又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生态文明不仅是时代的新特征，更是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本质要求。

“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的人类对自然的盲目行为必然会导致自然对人进行报复和惩罚的科学论断为指导，以人类文明史上存在过的由于生态恶化导致文明灭绝的客观历史事实和历史事件为依据”^[13]，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宏大视域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27]的科学论断。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要求，如关于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两座山”的形象比喻，关于“生态环境与生产力的关系”“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28]等重要论述。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该思想“不仅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思想，而且在人类文明理论、人的存在方式理论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一切生态理论无可比拟的科学性。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必将进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引领世界生态文明的发展”^[29]。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是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论的最新成果，又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思想和行动指南。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增强，成效显著，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比如我国加大了污染治理力度，“从法律层面来看，国家先后颁布实施了‘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和新环保法，为打击环境违法犯罪提供了法律支撑。从产业机构调整来看，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产能。2013年至2017年，全国累计退出钢铁产能1.7亿吨以上、煤炭产能8亿吨、水泥产能2.3亿吨，关停煤电机组1 500万千瓦……2018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达到79.3%，同比上升1.3个百分点；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3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3%”^[30]。2019年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进展顺利，森林覆盖率持续提高，年均新增森林1.9亿亩，森林面积增加到33.1亿亩，林业用地面积新增2亿亩，增加到48.9亿亩^①。

①  原始数据来源于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9/indexch.htm.中的第8项：资源与环境。2018年森林面积：20 768.73万公顷=31.2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1.63%，林业用地面积：31 259万公顷=46.9亿亩；2019年森林面积：22 044.62万公顷=33.1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2.96%，林业用地面积：32 591.12万公顷=48.9亿亩。相比较，2019年森林面积在2018年的基础上增加了1.9亿亩，2019年林业面积在2018年基础上增加了2亿亩。

综上，恩格斯生态自然观诠释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为扬弃机械自然观，走出资本逻辑导致的环境悖论提供了科学的启迪，为在生态变革中处理好生态环境与生产力的关系提供了发展的限度，也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和生命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真正的智慧之思。因而我们应该自觉地把恩格斯生态自然观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为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指引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