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除了金融危机使得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的政治意义更加凸显以外，还在于他通过引入财政方面广泛的历史数据与对比数据，针对主流经济学冰冷的数学模型建构与鲜活的社会经济现实严重割裂的弊病，开出了一剂改进研究方法的良方，给形式化、数学化、价值中立的所谓科学经济学研究范式吹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从分析技术路线和观念意识层面来反思皮凯蒂数据应用所蕴含的逻辑预设。正如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指出的那样：“数据是必要的资料，但它们不足以带来科学的结论。……因为‘结论’是人的观点，不是自然之物。它是人的心灵之物。”^[1]140概念设计、原理逻辑、价值立场是数据产生作用的力量之源。皮凯蒂赋予长达300年、覆盖20个国家的历史序列数据以自己的逻辑预设，借用大卫·科兰德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数字建立的经济学的艺术”^[2]46。反思皮凯蒂的数据应用逻辑预设，对于构建以人民性为轴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体系及其基本原理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

《21世纪资本论》对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的探讨，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数据出发，以数据(事实)说话，通过对广泛历史数据与对比数据的收集、挖掘来支撑其所要阐述的理论观点。正如皮凯蒂所言：“相比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答案采用了更为广泛的历史数据和对比数据，覆盖了近三个世纪、20多个国家，同时运用新颖的理论框架进行深度解析。”^[3]1并且，他非常自豪乃至非常自负地道出其基于数据建构的理想追求：“本书回顾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收入及分配的历史，利用20多个国家众多研究人员精心收集的最新数据，尝试梳理出一部关于财富及其分配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矛盾的历史，一部鲜活生动的人类历史。”^[3]XVI

皮凯蒂对数据青睐与重视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希望消解由于缺乏数据(事实)依据所带来的关于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理解上的学术争论和政治争论。这具体体现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一是从数据出发，可以消解因个人社会阶层不同而导致的观察视角上的差异以及主观和心理维度判断上的差异。皮凯蒂认为，对于社会财富不平等的现象，农民和封建领主、工人和雇主、员工和资本家，都可以站在自身所处阶层来审视相互之间的权利与支配关系，并根据自己的观察形成是非判断，形成关于自身所处时代的财富收入水平性状的直观认识。尽管这种直观认识(如小说家)缺乏理论框架和数据分析，能够激起人们对财富不平等的情感共鸣，起到数据统计和理论分析无法取得的效果，但是“这种对于社会不平等的主观和心理维度的认识，必然会造成科学分析无法缓和的政治纷争升级”^[3]3。二是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规范和系统研究，是开展交流对话、民主辩论、聚焦正确问题的事实基础。在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上，不同思想阵营给出的答案要么是乐观主义的(财富分配不平等会自然衰减)，要么是悲观主义的(财富分配不平等总是不断加剧)。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话是一种缺乏共同数据(事实)基础的“聋子式的对话”。所以，皮凯蒂指出：“如果没有精确定义的数据来源、方法、概念，我们可能会看清一切，也可能一无所获。”^[3]3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耐心地搜集案例和样本，冷静地分析相关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机制，就可以宣传民主辩论，聚焦正确的问题，并且有助于重新定义辩论框架，廓清先入为主或欺骗性的观点。”^[3]3三是从数据出发，可以克服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中多纯理论推测而确定的数据(事实)依据相对有限现象的缺点。皮凯蒂对“两个剑桥之争”的根本原因的解释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两个剑桥“之所以充满敌意且有时争议的内容贫乏，部分原因就是参与双方缺乏必要的历史数据，无法阐明争论的观点”^[3]236。皮凯蒂认为，目前经济学研究盲目追求数学模型和高度理想化的纯理论推测，注重纯理论的建构，但解决问题的意识和现实指向却十分缺乏，以致无法回答现实生活世界的复杂问题。在财富不平等问题上，“自库兹涅兹之后，再也没有同行花精力去收集不平等的动态变化的历史数据，反而是在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大量生产纯理论的成果”^[3]33。四是皮凯蒂认为马克思的“末日预言”和库兹涅兹的“理想主义”的错误，前者在于缺乏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后者在于其政治立场错置了基于数据的结论。皮凯蒂认为，马克思“没有足够的数据去支撑他的预言……马克思在以极大的政治热情进行写作……在这方面马克思并没有做到挖掘全部可利用资源”^[3]10。同时，他又指出，尽管库兹涅兹是第一个运用历史序列的收入分配数据来测量收入不平等问题演进的人，使客观数据第一次成为分析社会不平等的主角，但“库兹涅兹曲线”的错误却是基于错误地运用了数据，即以推动欠发达国家并入美国式自由发展轨道的立场来应用数据。所以“库兹涅兹在1953年书中使用的数据，突然间变成了强有力的政治武器……库兹涅兹曲线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冷战的产物”^[3]15。

皮凯蒂对长时段、多国家的经济数据进行收集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一是从数据本身的价值属性来看，皮凯蒂通过利用财政数据克服了由于家庭调查数据上的瞒报和漏报而导致的收入分配度量上的偏差，以及基于基尼系数而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研究上的抽象性，同时也对其他经济学家基于以往数据而得出的结论进行了修正。更为重要的是，他对长时段、多国家的数据的收集和研究，克服了特定历史时期财富分配不平等研究视野的不足，以及精英阶层收入和财富数据缺失的问题。同时，他不仅提供新数据，还对老数据提出了富有创新性的分析和解读，尤其是通过数据分析得出了新的结论：“1%”以及比“1%”还要少的人的收入的急剧增加，成为西方社会财富不平等日渐扩大的真正根源。二是从数据与理论建构的关系来看，皮凯蒂立足于数据这一经验事实资源，提炼出研究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简单原理和分析框架，将数据作为建构理论模型的起点。但不同以往的是，他避免使用复杂的数学公式和数学模型，借此回归到对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的抽象演绎上。所以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研究方法，既不属于实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不属于规范经济学的研究方式，而应该属于被J·N·凯恩斯称之为“经济学艺术”的应用政策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大卫·科兰德指出：“应用政策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第三个分支，是一个将有关经济学模型的抽象认识同真实世界的问题联系起来的分支。”^[2]46皮凯蒂为分析资本主义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而确立的“r＞g”(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以及“α=rβ”(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等于资本收益率乘以资本/收入比)和“β=s/g”(资本/收入比等于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两个基本定律，就是以定量研究为前提，超越纯粹数学公式的一种半定义半逻辑演绎的经济学模型，从而把归纳法和演绎法、经验定量分析和历史定性分析统合了起来。也就是说，他是从自己收集的数据中发现了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宏观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然后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分析“r＞g”与现实财富不平等之间的内在关联，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理想化、专门化、模型化、数学化、公式化的研究范式纯粹数量演绎的局限性，以及规范经济学缺乏实证基础的问题，通过数据体现出了理论分析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感。三是从诠释数据的视野来看，皮凯蒂不是为了数据而数据，也不是仅仅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诠释数据，而是把对数据的诠释放置到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视域中来，把数据看作是制度设计的基础。比如，他通过1%、99%等数据的强烈对比，引发了对劳动与继承、市场与政府、民主与规范、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正义等鲜活社会现实问题的讨论。又如，他对“超级经理人”的高收入现象，就没有从纯粹的技术——技能现象或简单的市场作用——层面来分析，而是从社会规范层面来剖析这一问题。而社会规范的生成与演变在皮凯蒂看来，“更多的是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和政治历史问题以及信仰和认知要研究的课题，而不单是经济学本身的问题”^[3]340-341。由此，他主张“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财富分配的历史动态和社会阶级的结构，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务实的态度，利用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3]34。

皮凯蒂的数据不是散落一地的土豆，而是依靠逻辑主线连接起来的一麻袋土豆。这就是皮凯蒂数据应用的逻辑预设。从分析技术路线来看，这种逻辑预设体现在皮凯蒂所锻造的概念体系中，以及由其建构的基本原理给数据处理所带来的路径依赖上。皮凯蒂设定的概念体系内涵、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基本原理，先验地规制了数据的选取对象、数据的组合方式和数据的使用方向。皮凯蒂概念体系的核心范畴就是收入、资本、经济增长率和资本收益率等。他分析财富不平等问题的基本原理由一个恒等关系(资本/收入比)、一个不等式(“r＞g”)和两个基本规律(“α=rβ”“β=s/g”)等构成。布兰科·米兰诺维奇指出：“皮凯蒂首先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机器’，赋予其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然后让‘机器’按常规运转，其产生的结果启发了皮凯蒂，使其能对过去及未来进行分析。这台‘机器’，或者按现代的说法，这个‘模型’包括一个恒等关系，一个不等式，以及皮凯蒂所说的两个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4]111皮凯蒂的所有数据就借助于这些概念体系和基本原理环环相扣地“旋转”起来，作为理解、说明和反思数据的逻辑格式。但数据与这些概念体系和基本原理相左的时候，原因要么被归结为特殊性因素的干扰，要么被赋予的相关假设条件予以排除。可见，经验工作不能直接成为理论形成的起点。经验研究的路径以及数据本身要求把某种理论框架作为起点。

从皮凯蒂设定的概念体系来看，《21世纪资本论》的数据应用逻辑预设凸显为其阐释数据所使用的基本概念的抽象性。正如皮凯蒂所指出的那样：“收入、资本、经济增长率和资本收益率都是抽象概念——是理论概念而非数理推导出来的确定性概念。”^[3]34皮凯蒂没有对构成收入、资本概念不同形式的数据背后的历史阶段性特征、发挥作用的机制，以及矛盾转化的态势做出具体的说明，从而抹平了收入、资本概念中内涵不同的构成部分之间的特殊性，并把它们对经济增长率、资本收益率所起的不同作用均质化。也就是说，他对标识不同内容的数据被纳入这些概念内涵和形式里面来的合法性根据没有做出科学说明，反之，却抽离了标识不同内容的数据在财富分配不平等生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特殊性、差异性和异质性。这些概念是为了说明和服务其财富分配不平等结论，并在一定价值观念的指导下所设定的先在确定性概念。数据在这里只具有工具理性的意义和价值。皮凯蒂把他所收集的历史数据按照他自己所锻造的这些概念进行分类处理，以此建立与收入和财富分配有关的历史事件序列，即他所说的以有趣的方式来分析历史现实。

在皮凯蒂的概念集合中，资本概念典型地体现出了作为数据应用的旋转中轴的特质。他指出：“资本指的是能够划分所有权、可在市场中交换的非人力资产的总和。”^[3]46他的资本概念就是财富概念的同义语，既包括生产性财富，也包括非生产性财富；既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虚拟财富；既包括显性财富，也包括隐性财富。关于资本的如此定义可以透视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质：一是皮凯蒂关于资本概念所涉及的“板块”与其他经济学家眼中资本的构成“板块”是不一致的。对资本构成“板块”的不同理解，带来了数据处理上不同“数据魔方”的组合方式。所以用皮凯蒂的资本收益率上升的结论，来批评和评价马克思关于资本平均利润率下降，或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资本收益率下降的结论的对与错，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他们是基于不同的资本构成“板块”而在不同的“频道”上得出的不同结论。正如谢拉·C·道所说：“无论如何，根据不同的理论方法，同样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用经验事实去解决理论的纷争，几乎不太可能。”^[5]43二是皮凯蒂把资本等同于财富，把没有进入生产过程的货币、土地、不动产、厂房和设备，以及艺术品、收藏的珠宝、股票、有价证券，乃至自然资源都看作是资本。这种数据应用纯粹是为了论证其“世袭资本主义”观点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而精心谋划的带有逻辑预设特质的“理性狡计”。诚然，他看到了资本范畴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形式，但是他并没有深入地分析内涵和形式不同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借以实现增值的方式和路径上的不同，从而把内涵和形式不同的资本的意义和价值均质化、抽象化。尤其是他没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中，由于资本形态的变化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资本增值方式、劳动方式、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变化等做出深入的说明和解释。实际上，信息化、知识化、金融化作为当代资本运行的轴心极大地改变了财富生成的时间原理和空间原理，以及财富在新的不同阶层结构中的分配比例。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指出的那样：“目前美国最富有的一代可能主要是由高级管理人员而不是靠累积的财富来生活的食利者组成的。”^[6]三是皮凯蒂把资本对于财富的生成效应看作是被马克思所批判的能够经常性赚取更多货币的“自动机”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一旦资本成为资本，它就会创造它自己的前提，……资本为了生成，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7]452马克思关于资本自我创造的批判同样适应于皮凯蒂。实际上，皮凯蒂走得更远。因为他更极端地把资本泛化为所有的财富，连没有进入生产过程的财富都具有赚取更多货币的“自动机”的功能。所以，他在推定资本—劳动之间弹性替代大于1的前提下，从资本总量的循环过程来理解财富的增长问题，实际上使资本增值陷入自我循环论证的泥沼。尽管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对不劳而获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鄙视，但是在他的“r＞g”不等式中，恰恰没有看到劳动的影子，没有看到制度背后深层次的作为本体发生作用的生产过程的意义和价值，似乎继承下来的财富不通过劳动就可以实现不断的自我繁殖和自我增长。

从皮凯蒂设定的基本原理来看，《21世纪资本论》中的数据应用凸显为所有历史数据和对比数据都被其逻辑预设的基本原理框架赋予了宿命论的地位，尤其是被“r＞g”这一永恒的不等式所“座架”。皮凯蒂搭建《21世纪资本论》理论阐释“脚手架”的“钢梁结构”，集中体现在他所设定的“r＞g”不等式，以及“α=rβ”和“β=s/g”两个基本规律。其中，“r＞g”作为皮凯蒂消化和处理所有数据的整体逻辑格式，不仅是财富分化形成的根本力量，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当前和今后陷入困境的决定性力量。在皮凯蒂那里，从长时期来看，只要没有外在因素的干扰，“r＞g”是主导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矛盾和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规律。因为r值总是基本保持稳定，从罗马时期直至中世纪和20世纪早期都是如此，并且二者之间的差距很大。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即使g值为零，r值仍然为正值。至于20世纪期间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出现“r＞g”的反转现象，只不过是因为战争、去殖民化、福利政策、经济萧条等因素造成的偶然现象而已。黄金时代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时期”只是一个例外，永远不会重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化、资本的国际化竞争以及经济增速的减缓，更是加剧了r值的上升。他因此预测21世纪资本主义，如果不在全球范围内征收高额遗产税也终将难逃“r＞g”的历史厄运，以至于当前日益加剧的“r＞g”将成为摧毁发达资本主义的罪魁祸首。由此可见，皮凯蒂的“r＞g”成为重新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最为根本的轴心原理，“r”值与“g”值之间的关系性状成为关涉资本主义兴衰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为了理解“r＞g”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舞台上的主角地位，所有数据都通过概念体系被安排在不同的角色位置上，以形成突出“r＞g”主角地位的烘托效应。针对“r＞g”这一不等式的永恒性，大卫·哈维切中肯綮的批评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大卫·哈维认为，皮凯蒂把处于顶层那1%人群财富的积累，看作是“r＞g”的结果，并把“r＞g”看作是建立在统计意义基础上的规律。然而，他并没有对这个所谓的“r＞g”规律生成的内在根源，即对形成这种“r＞g”现象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做出任何的反思和回答，就理所当然地把它当作先验的存在用来作为分析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的前提。大卫·哈维指出：“这种类型的统计恒稳性(statistical regularity)尚不能构成对上述矛盾一个充分的解释，更不用说成为规律了。”^[8]然而，在皮凯蒂那里，“规律就是规律”^[8]。同时，也正如布兰科·米兰诺维奇所质疑的那样，“r值会永远高于g值吗？”并且r值是否相对稳定“不能通过抽象方法来说明，而要通过实证证据来说明，但这些证据还有待于在未来进行收集。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等待历史的评判”^[4]113-114。

更为重要的是，皮凯蒂数据应用的逻辑预设，还体现在他的观念意识层面上，即皮凯蒂所秉持的价值理性、实践理性、工具理性对发掘与解读数据内涵及其价值意蕴具有逻辑牵引作用。因为数据中蕴含什么样的思想观念从来都不是给定的，相反，恰恰是分散的、模糊的、不透明的，有待经济学家去开发、利用和揭示。经济学家总是在超越数字、统计以及研究本身的层面上来发现问题。同样，皮凯蒂的目的不是要去罗列一个关于财富分配的数据史序列，而是要以数据为工具建构关于300年来的人类历史；不是要讲述过去的故事，而是要从历史的大趋势上来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不平等的真实原因，以期从过去的历史轨迹中寻找一条通向未来之路的钥匙。然而，正如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所言，经济学家的写作总是一种意向性写作，“意向性作者，换言之，就是选择一种有利的立场”^[1]9。所以，数据并不是独立的仲裁者，并不是自身在说话，而是作为经济学家在说话，表达的是经济学家自身的理想和愿景。马歇尔曾指出：“有些理论家宣称要让事实和数字自圆其说，而他们却站在幕后(或许是无意识的)对它们进行选择和分类，提出自己的论点。”^[9]118

从价值理性层面来看，皮凯蒂既不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也不固守激进左派的价值观，而是秉持介于二者之间的折衷主义的价值观。这是他展开数据应用艺术的基本价值立场。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那样：“我一向对‘反资本主义’那些传统而粗糙的论调免疫，有些论调直接忽略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的失败，很多则与超越它所必需的理性手段背道而驰。我没有兴趣去谴责不平等和资本主义本身——特别是，只要是合乎情理的，社会不平等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3]32在皮凯蒂这里，尽管他的著作名为《21世纪资本论》，实际上，他既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相反，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抱悲观态度，尤其是苏联、东欧剧变，使他坚信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手段是非理性的。因此，皮凯蒂不仅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且赋予了“基于公共福祉的社会差异”，即赋予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本身以合法性，并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的民主来克服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在这样的价值理性的指导下，皮凯蒂在数据的分类上，把劳动力即人力资本从资本范畴中剥离出来，而无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商品化的事实，也无视资本成为资本的前提条件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从而把可变资本从资本的有机构成中抽离出来，使得资本的数据与人力资本的数据成为并行而没有交集的关系，割裂资本数据与人力资本数据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由此他把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割裂开来，认为做这样的仔细区分对于考察收入分配不平等至关重要，“首先是出于规范和道德原因(不平等是因为劳动收入、继承财富收入和资本回报等不同)，其次是因为解释演变过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机制迥然不同”^[3]247。可见，皮凯蒂为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对造成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不同组成部分赋予了不同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在分配的不同层面上，社会现实和经济政治不平等的重要性非常不同。在皮凯蒂看来，劳动收入的不平等是道德的和规范的，造成劳动收入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机制是合理的，所以劳动收入不平等一般是轻微的或者比较适度的，甚至是合情合理的，这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所必需的不平等。相反，资本收入不平等则很极端，不仅不道德，而且会破坏资本主义的民主。这种不平等如果不加控制则会危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实际上，一方面，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都是在同一个经济、社会和政治机制内演变发展的，并且这些机制是整体性地而不是彼此分割地在各自领域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资本收入的不平等不是发生在分配领域，其产生的根源恰恰是在生产领域。皮凯蒂在数据处理上的这种区别对待，是折衷主义价值理性观念的具体体现。正如大卫·哈维针对“r＞g”的虚伪性所指出的那样：“皮凯蒂对那个数学定律的公式化，更多的是掩饰而不是揭示它所涉及的阶级政治。”^[8]所以，尽管皮凯蒂在关于财富不平等的数据占有和支撑上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局限于其自身的价值理性和价值立场，他只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财富不平等和寡头政治倾向做出“过去吞噬未来”式的经验性表象解读。

从实践理性层面来看，皮凯蒂寄希望于通过资本主义民主来实现法律制度的完善、政策的改进，对自由市场产生约束作用，以此来建立更加优化的社会秩序，来实现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公平正义。皮凯蒂指出：“我更热衷于讨论组建社会的最优方式，以及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最适合的制度和政策。此外，我希望看到在法律框架下实现有效而高效的公平正义，法律应该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并且通过民主辩论而形成的大众都能理解的法规。”^[3]32在皮凯蒂看来，造成财富分配极端不平等的原因就是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从其横跨300年和20余国家的历史数据和对比数据来看，自由放任的市场受到约束的时候，资本收益率就会减少，反之，则会增大。市场越是处于完全竞争状态，资本收益率就越会极大地超过经济增长率，带来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自由市场上不讲道德的自由价格，不受限制而蔓延的过度竞争，只会加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财富累积效应。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法则作为导致财富不平等加剧的政治机制具体表现为：市场机制破坏了现代社会的民主基础，使得国家政策制定倾向于维护富人利益；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降低财富的不平等以及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市场机制破坏了其自身所标榜的机会均等原则，造成了劳动致富伦理的式微和资本致富伦理的增强。皮凯蒂指出：“我们能保证一个基于‘自由市场’和私人财产的经济能魔法般随时随地都实现最优分配吗？”^[3]41财富的高度集中会破坏政治权力的制衡和分立，形成政治权力的垄断，危及政治体制的健康发展。市场理性的目标恰恰与精英统治的目标背道而驰。他指出：“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以民主为基础的精英价值观。”^[3]2那么，如何解决当代资本主义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问题呢？皮凯蒂寄希望于在民族国家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应用包括征收遗产税、年度累积资本税等再分配政策工具，以避免无休止的螺旋式不平等。他指出：“如果我们想要重新控制资本主义，就必须把赌注都押到民主上……21世纪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在民族国家的平台上使社会和财政政策更加现代化，发展新的治理形式和介入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共享产权。”^[3]591

从工具理性层面来看，皮凯蒂所选择的数据更具有突出当下资本主义社会最为集中的财富分配矛盾的工具意义。皮凯蒂之所以集中选择前10%乃至“最上层1%”的数据，其目的就在于“大规模社会运动也可以利用这个工具，开发出非同寻常的鼓动性主题”^[3]258。皮凯蒂分析财富分配问题所依据的数据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关于收入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数据，一类是关于财富分配和财富-收入关系的数据。”^[3]17前者主要依靠所得税申报表获得，后者主要包括地产税申报表的数据、基于财富和遗产的数据，以及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国民财富总量(包括土地、其他房产以及产业和金融资本)的数据。在皮凯蒂的数据体系中，之所以采用通过财政数据建立的“社会表格”，而放弃传统的基尼系数和官方的十分位比等综合指标体系，就在于这些指标要么把劳动不平等与资本不平等混淆起来，要么给出了关于财富不平等的乐观图景。皮凯蒂指出：“社会表格与基尼、帕累托对不平等的统计测算方法迥然不同。后者方法简单，未考虑时间因素，在20世纪广泛应用，常常试图弱化财富分配的差距。人们测度不平等的方法从来都不是不偏不倚的。”^[3]274应该说，皮凯蒂的这种数据选择，比基尼系数和官方的十分位比等综合指标更能直观地揭示而不是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并且使人们对财富不平等问题的认识更生动、更直观和更丰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类型的数据可以更好地关注和聚焦高收入群体，尤其是皮凯蒂通过这些数据描述出来的前1%乃至前0.1%的高收入群体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惊人份额，使得政治重要性日益上升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99%对抗1%”有了更为直观的事实依据和实证基础。布兰科·米兰诺维奇指出，传统的家庭调查数据恰恰“无法显示出新的现象，即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增加以及其他群体收入增长的停滞”；而数据选择“方法上的改变与政治上的改变是息息相关的”^[4]111。然而，正是皮凯蒂数据的工具理性特质，使他自己引以为豪的数据的可靠性、数据选择和处理的恰当性以及完整性(数据缺失)等，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评价乃至质疑。一是长期数据的可靠性值得怀疑。比如，一些人对收入的刻意瞒报，特别是富裕阶层享受免税政策以及收入所得税缴纳记录的不完备等都会影响数据的可靠性。上述诸种情况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抑或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仍然存在着。二是数据选择和数据处理的方式不当会影响数据的客观性。比如，皮凯蒂根据他所定义的资本选择数据，会导致其数据选择会排除企业资本而仅限于家庭财富所反映出的资本范围之内。又如，皮凯蒂对英国、法国和瑞典的数据简单地求平均值，对同一个国家不同年份的数据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计算等都会带来数据上的主观性。三是数据的完整性问题。比如，皮凯蒂就没有收集到美国1870年到1960年整整90年里10%富人的社会财富的原始数据。总之，正如弗雷德里克·博卡拉所指出的：“皮凯蒂使用了大量歪曲的或者未经证实的统计数据，所用的图表极具欺骗性。但是，这些都披上了一层‘高度科学化’和‘公开透明’的外衣……皮凯蒂在书中许多地方使用了这些带有欺骗性的数据，同时又没有真正的论据。”^[10]

《21世纪资本论》既注重财富分配问题研究中的数据应用，也注重由此来揭示社会、政治和文化矛盾，反映鲜活生动的人类社会历史。尽管皮凯蒂的数据应用有其分析技术路线以及观念意识层面上的缺陷，但他把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意义。

其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停留于空泛化、标签化的概念的抽象演绎，不能停留于定性研究，而要以调查数据和事实说话，为建构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奠定事实基础。《21世纪资本论》把财政、税收等方面的广泛数据、对比数据融入其概念体系之中，解读财富不平等问题，较之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度依赖数学模型演绎的研究方法来说，具有社会现实感和历史感。应该说，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值得借鉴的地方。习近平指出：“该书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作者的分析主要是从分配领域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但使用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值得深思。”^[11]15统计数据、模型演绎、数量分析等分析方法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中有着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交流对话，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权的现实路径。实际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都是坚持唯物史观，以数据、事实说话的经典之作。可见，皮凯蒂只是看到了《资本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而没有认识到这种意识是建立在对客观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毛泽东在《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一系列调查报告中也运用了大量的第一手统计数据和实证材料。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是不能在书斋里闭门造车和异想天开，做抽象的概念和原理推演，而是要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调查，真正掌握客观的经济数据。习近平指出：“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12]9二是要注重数据的全面性和真实性，不能因为逻辑需要去主观选择数据，也不能根据个人偏好去摘取数据，更不能把数据作为玩偶而工具化，使之成为解释观点的注脚。相反，要正视各种各样的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客观分析发现问题，发现事物的内在联系。三是要把数据的量的特质与被表征的现实统一起来。数据的量的等同不等于数据背后的质的等同。因此，要使数据真正反映事实，就必须提高获取客观数据的技术、能力和水平，发现支撑数据的量的质的规定性，为理论建构提供坚实的事实根据。

其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判断力。正如习近平强调的那样：“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11]18-19因为无论是统计数据还是实证材料，如果没有理论逻辑的支撑，就不过是一堆零散的经验材料。尤其是，介入的理论逻辑不同，统计数据、调查材料、数量分析等就会因为遵循的价值预设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结论。比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数据中看到的是物的关系，而在马克思那里，揭示出的不仅是社会关系，更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所谓“三位一体”是铁律，以此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而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价值立场上，“三位一体”透视出的是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资本主义制度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数据运用如果没有科学的逻辑贯穿其中，那么分析结果不是停留在数字的表面现象上很难揭示其背后的本质，就是会陷入数字游戏的窠臼去搭建所谓“科学性”的模型，却对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毫无意义。皮凯蒂鲜明的价值理性、实践理性和工具理性态度，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割裂开来，单纯依赖数学化追求经济学所谓科学性研究范式的一种超越。但是，正因为皮凯蒂持有的价值理性、实践理性和工具理性，使其在数据选择、概念体系建构，以及财富不平等属性的理解和解决问题上呈现出缺陷，甚至是浪漫主义的幻想。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是要秉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把经济理论的阐发建立在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以及由其产生的社会结构上来。诚如邓小平对《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评价那样：“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3]83二是要秉承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对概念、原理做具体的、历史的考察，挖掘其生成的特定社会场域，还原其所针对的矛盾和问题，而不能赋予这些概念、原理以先验性的特权，从而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习近平指出：“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14]三是对于模型推演和数量分析，以及它们所凭借的每一个变量和指标的选择，既要经得起中国经济社会现实客观性的科学检验，也要遵循体现人的发展和时代进步的价值理性的逻辑预设，而不能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和分析路径亦步亦趋，只做观点的“搬运工”而不做思想的创造者。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15]。

其三，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人民性的价值取向。皮凯蒂对财富分配问题的阐释尽管应用了长时段的大量的财政数据，对财富不平等程度的加剧表示担忧，但是他并没有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根本在财富分配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进行反思，仅仅从规范、道德等层面来谴责这种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现象，寄希望于通过税收制度的改革、财政制度的现代化和治理模式的完善来改变财富的不平等现象，以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恰恰是对以资本为轴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反思不深刻的地方。尤其是，在皮凯蒂那里，理性经济人的抽象人性论假设依然是其理论建构的逻辑前提。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是必须坚持人民性原则，摆脱以资本为轴心的原则，对资本进行有效的驾驭与导控，使之服务和服从于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所以，我们必须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看作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理论的最本质的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6]19二是必须解决好财富创造的价值指向和财富创造的方式问题，即解决好为什么要创造财富、为谁创造财富、由谁来创造财富的问题。唯有如此，在财富创造过程中，我们才能正确判断财富的属性和财富的价值，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经济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指引，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三是必须认识到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人的发展和自由的实现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把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上升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劳动者，不仅彰显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伟大力量，而且让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唯有如此，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制度设计、道路选择和理念建构等方面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担当、社会主义国家的时代使命，决定了人民性原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证自明的逻辑前提。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