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根据记录语音和语义的情况，世界上的文字可分为两种，即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通常意义上讲，文字具有形、音、义三个要素，表音文字记录音，由音再联系到义，如英语、日文假名；表意文字记录义，再联系到音，如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本无优劣之分，也不显示优劣之分。索绪尔指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11]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中的文字都是适应其所记录的语言的特点的，因此不同国家或民族背景下形成的不同文字，对生活于其中的使用者来讲都是“正确、适用”的。评判语言的优劣，应以语言性质的差异为标准，而不应以使用它的民族文化发展状况作为评判标准。正如陈先达所指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它是这个民族所固有的、为其生存条件所决定的。各民族的文化发展的程度和特点存在差异。……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被认为是凌驾于其他民族文化之上的。文化的价值不是绝对的，而是具有相对性的。‘一个完全用自己的文化作为准绳来判断其他文化的人，是一个民族中心主义者。’”^[12]26

西方学者立足于表音文字立场，将表音文字的优势进一步放大，形成了言语(语音)中心主义。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将符号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场的、直接呈现意义的符号，如语音；一类是不在场的、间接传达意义的符号，如文字。“所有发声的语音都是在场的、直接呈现意义的符号，因为意义在其中与生俱来，内在于这个有血有肉的话语有机体中，一经说出来就直接呈现自身的意义。较之而言，那种不在场的符号，它的意义却是后来人为附加的，它犹如一幅空白的画布，人们可以在上面尽情描绘自己想要的图案。”^[13]38在胡塞尔看来，正是因为语音的在场性，它不仅传达意义具有直接性，而且其意义世界充满了生命气息。文字却不能实现这一点，因为它不仅只是没有生命的冷冰冰的符号，而且其意义传达具有不确定性，人们可以任意解读这些文字。例如，对同一部文学作品，不同读者的解读就不同，一百个读者可以看到一百个不同的莎士比亚，也可以对同一部作品中的同一形象有着一百种各自不同的解读。因此，相比于语音而言，文字只是处于从属地位的载体和中介，只是记录和保存语音以起到传承知识的作用。语音优先于文字，而且比文字更重要，原因就在于语音直接呈现了言语者明确的内容和意义，而文字由于不在场，大部分读者无法把握文字所要明确表达的意义。胡塞尔的这一思想遭到了德里达的批判，称之为“语音中心主义”，指出这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变种。在德里达看来，语言不管是用语音还是文字记载，都是有生命的，不能以言语者是否在场来判定语音和文字的优劣^[13]38-39。在德里达看来，这种言语中心主义源于西方“在场”的形而上学史：“在场(presence)是谓逻各斯以言说呈现，言说以词语进行，词语是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符号，符号所指的意义来自逻各斯的理性，逻各斯借助言说的意义——声音显示为当下的在场。”^[14]

如上所述，对于不同类型的文字或语言，不能根据使用它的民族文化作为评判标准。张世禄说：“语言是人类表达情感思想的一种工具，依着民族社会习惯的分歧和变异，演成错杂不同的现象；……究竟哪一种语言可说是属于优等，哪一种可说是属于劣等呢？”^[15]循着这一思路，他认为，在一般人看来，当一个民族的文化较优时，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好的；相反，当一个民族的文化较劣时，同样，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劣的。在这种直观的感觉中，所谓好的语言，表现的内容较丰富，词句等发展得很完备。这一理论乍看起来颇有道理，但没有任何学理支撑。晚清以来对汉语的不同看法及其争论，大多都是这种感官式的评判，以在军事、政治上显示出优势的外国文化为优，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劣。如上所论，从学术研究角度看，语言的优劣不应以其所承载的文化甚至文化背后的因素作为评判标准，而应以其自身的适用性为标准。实际上，语言在传播推广过程中会受到经济、政治、文明程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经济发达或文明程度高的语言，或是某一国家的方言，会成为追捧的对象。清末以来中国汉字改革和言文一致的倡导与践行，其出发点就在于此，同样的评价标准也适用于不同类型文字的评价。

张世禄从语言学研究角度立论，认为不能根据使用语言或文字的民族的文化来作为评判语言文字的标准，这属于静态的学术探究。但对于晚清以来出于救亡、启蒙、复兴等考虑而进行的语言文字变革，却又另当别论。单纯从语言自身内部考察，“往往出于民族的不自觉”^[15]，这在清代以前文言与白话的关系中可以见出，属于语言的渐变。清末民初以来关于文言和白话的主张，则大多属于语言的突变，有更多的人为因素在内，这不仅表现于主张文字救国时期切音字的创制和白话文的提倡，还有新文化运动中对白话文作为文学正宗的主张，都是一种语言的突变。霍布斯鲍姆说：“语言民族主义的争夺焦点是书写语言，以及在公共场合所使用的口语。”^[16]在这种语言突变过程中，同时由于传统/现代、先进/落后等因素的考虑，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诉求起到了重要作用。

语言由于其交际功能，在民族交往过程中，首当其冲地成为一个民族最为显豁的文化特征。“独立的、现代的民族语言是凝聚民族国家认同不可缺少的历史条件，也是现代文化、现代学术和现代文学必要的土壤和媒介。”^[1]82梳理历史上以语言为主题的社会变革，我们发现，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诉求总是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但丁采用意大利语入文学，常被学术界看成民族主义观念的起源。如上所述，世界文字主要分为表音系统与表意系统两种类型。汉字是表意系统类型的典型代表。中西文化的不同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书写系统的差别，西方国家主要以表音文字为主，中国以表意文字汉字为记录语言的载体。从晚清以来一直谈论的“言文一致”问题，也与对汉字的定位与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如何认知作为语言载体的文字，更具体地讲，我们如何对汉字的性质进行定位，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一直不断进行着并且还将继续下去的一个任务。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既是一种文化的自觉与自豪，是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反对由于清中后期列强入侵、中国落后于西方所产生的民族自卑和文化自卑，又是吹响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号角”^[12]113。从这一点来讲，发现汉字之美、汉语之美就是当代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不会再有如清末以来废除汉语汉字、全盘西化的种种文化自卑的言论与实践。

文字是语言的记录工具，文字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克服语言音响的时空局限性。表音文字的形体直接与语音相联系，语音不同，文字的形体也不同，我们可以根据文字的字形知晓它所记录的语音线索；表意文字的形体和语义相联系，是据义绘形的，我们可以依据形体了解它所表示的意义。就此而言，汉字的识读就成为学习汉语的基础。清末民初在迫切需要救亡、启蒙的时期，汉字与泰西、日本文字相比，其弊端就显现出来了。既然汉字的问题是在比较中产生的，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外国人眼中的汉字。戴维·阿伯克龙比(David Abercrombie)说：“在每一种原始书写系统的初级阶段每个词都分别以一个单独的语符为代表，唯有汉语现在仍然采用这种写法，而其他文字却都已采用了较为实用的办法。用所谓的‘表意文字’(对这些书写系统来说这不算是一个什么好词)有许多严重的欠缺，主要是难以详尽解释，难写难记。”^[17]41早期来华的英国皇家炮兵少校亨利·诺利斯在1885年出版的《英国人在华生活》一书中说：“关于汉语的发音和语法，凡谈及这些复杂问题的书都会使学习过欧洲语言的人感到沮丧，因为汉字与我们的字母并不相同。有些由示意符衍生出来的语符代表了一些根词，经过组合、扩展和增添之后就构成了汉语的全部词汇。因此实际上并无拼写；有多少词就有多少语符，它的数目因不同学者的统计而不同，大约4万到5万之间，不过一般应用有4 000个字就够了。显然，光学习书面语的一些基本知识就需强记硬背大量东西，即便学一点口语知识也非苦学一番不可。”^[17]39这是与中国打过交道的外国人对汉字和汉语的印象，难写难记难学，而且入门难。之所以举两个外国人的说法，是想做一个论述变通。我们通常的做法，会直接论述清末以来提倡汉字变革者的主张，但是，清末的汉字变革主张，都有他者作为对比与模仿对象，即泰西与日本。既然这样，我们就选取两个外国人对汉字的看法，以补证国人的认知。可以说，这两个外国人的看法，与清末以来开眼看世界的知识阶层提出的汉字变革的原因有异曲同工之处。

清末以来的语言文字变革，看到了言文一致的要求，汉字因其繁难(也连同文言的繁难考量在内)而不能实现广而告之的启蒙任务，同时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不相符合。汉字要实现启蒙的目的，就必须让受启蒙者能够接受启蒙内容。卢戆章在《中国切音新字说》中强调，切音新字创制的原初目的，“无非欲华人识字日多，以救贫弱。此余之所以勤勤恳恳，不能自已也。当此国家多事之秋，当有至简至易之新字，俾得数旬之内，吾国之男女老幼无不能读书识字，以兴各种之实学，斯诚变通之大原也”^[18]。由此可见，不论是接触过汉字汉语的外国人，还是以表音文字为主的泰西和日本文字为比鉴对象而得出汉字繁难结论的国人，都取同样的致思路径，即为追求言文一致计，必须改用表音文字，使识字者众以开通民智。这样的理论主张与内在追求，使得语言文字变革开始疏离以表意为主体的可视的传统汉字系统，而开始向以表音为主体的可听的语言系统靠近。其结果一是汉字的拼音化改革，二是人造共通语的推广。对于救亡、启蒙、复兴的迫切渴望，使得这些不同的语言改革方案在中国都轮演了一过，是功是过，只能留待后人评说。

需要提及的是，汉语汉字的言文不一致虽然饱受批评，但曾在源头上启迪了人造通用语的理念和实践。这可追溯到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实践。从1582年开始，利玛窦在中国传教28年，他把对中国的认知写在日记中，后由金尼阁整理于1615年在德国出版，并译成多种语言版本。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五章“关于中国人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及学位的运用”中，认为汉字作为象形文字，“尽管在写作时所用的文言和日常生活中的白话很不相同，但所用的字词却是两者通用的。因此，两种形式的区别，完全是风格和结构的问题”^[19]。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各地的方言各异，“在口语断裂的情况下，汉语书面语实际上起到了‘通用’书写系统的作用”^[1]137。这为当时欧洲正在兴起的世界通用语运动提供了第一手素材，也为世界语的创制提供了启发。在世界通用语的早期阶段，象形文字直接表意的特性和超越口语的普适性，是17世纪早期为数不少的世界通用语创制者的主要灵感来源之一，直接开启了自培根以来对于真正的世界通用语文字——“真正的文字”的发现之旅。在培根看来，“‘真正的文字’由于能够直接表意，便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超越民族或社群语言的界限，扮演通用语的角色”^[1]147。

如本文开头所论，语言在神话中的巴别塔之喻，让人们认识到不同种族之间操着不同的语言，消除因语言而产生的隔阂，建立人类共通语言，成为人们对于语言乌托邦的浪漫想象。这已经不再是对本民族语言的规范化问题，更是对世界共通语的幻想。威尔金斯就本着促进世界各民族间在贸易、自然知识和宗教知识等各方面交流的目的，建议“消灭语言混乱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再造一种科学的语言，一种没有歧义的语言，供世界各国使用。试想一下，如果有这样一种通用语言系统，一物一词，一事一词，没有讽喻和曲隐，只有严谨的表述，人际和国际交流便可变得简洁高效，免除歧义和误解，岂不是人类的幸事？”^[1]143在他看来，人造通用语是针对“混乱的诅咒”的一剂良药，它将取代世界上现有的语言，一劳永逸地解决语言混乱问题^[1]144。在当时人们看来，象形文字和所指事物及观念之间的关系最为直接，因此，以象形文字如汉字作为世界通用语的论著和方案为数不少。如前所述，培根就提出依照汉字制定一套“真正的文字”，这种真正的文字可以直接表意，在一定范围内超越国家、民族的界限。这种世界共通语的设想，在柴门霍夫的世界语构想中付诸实现，得以在世界上流行，但只是作为辅助语而存在，并没有实现取代所有世界上的语言而成为真正世界共通语的设想。

《新世纪》派极力推崇万国新语，那么，什么是万国新语呢？为什么是万国新语？万国新语是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创制的。在创制语言时，柴门霍夫用了Doktoro Esperanto(希望者博士)的笔名，因此，这种语言被人们命名为Esperanto。20世纪初，世界语传入中国，初始时音译为“爱斯不难读”，又称万国新语。“世界语”之称，为日语意译。万国新语的创制，本身就是出于一种中立的不伤害民族感情的需要。柴氏1859年生于波兰比亚里斯托克小镇，当时波兰正处于沙皇政府统治之下，这个小镇上居住的犹太人、波兰人、日耳曼人、俄罗斯人等民族间经常发生摩擦。从小目睹民族矛盾与纷争，柴门霍夫决意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消除隔阂，他认为这种民族摩擦主要是因为语言交流不通，因此想通过创制一种中立的不伤害民族感情的共同语来建立一个平等、博爱、和睦的人类大家庭。正如柴门霍夫在第一届世界语大会上所说，世界语大会的所有参会人，不存在民族的强大与弱小，也不存在特权民族，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就像一个大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一样。柴门霍夫坚信，世界语的推广将为人类大同做出巨大贡献^[20]。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柴门霍夫编制的世界语教科书《第一书》中，他明确指出世界语是“辅助语”。因此，世界语的创制并非是要代替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任何一种语言。这一点为后来的世界语或万国新语的推介者所忽视，过度夸大世界语的作用，俨然有取代本国语言之势，这势必是行不通的。

柴门霍夫世界语的创制，充分考虑到简单、易学、灵活等因素，这样可以让世界语为更多人所学习与接受，世界各国的人除了自己的母语外，只要都学会了世界语，那么国际交流中的语言障碍就会被彻底消除，相应地，民族、国家间的摩擦与纠纷就会减少。世界语是一种人为制造的语言，它共有28个字母，采用拉丁字母的书写形式，据世界语创立者所言，学会了这28个字母的发音并掌握了其拼音规则，就可以读出或写出任何一个单词。世界语的一个字母只有一个读音，重读都在单词的倒数第二个音节上。由于世界语的结构简单且有规律，所以很容易学，学习者只要看到一个词，就能把它读出来。再者，世界语以词尾表示词性，例如名词以-o结尾，形容词以-a结尾，词类的识别和转换非常便于人们学习和掌握。其基本语序是主语+谓语+宾语，词汇主要来源于国际化的词根，加上前缀、后缀，构词能力非常强。与其他语言相比，要达到同样流利的程度，学习时间只是其他语言的几分之一。

1905年，刘师培在上海成立世界语传习所，首次将世界语引入中国。关于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史，相关世界语史都有记载，本文暂不论述。需要说明的是，世界语引入中国并得到广泛支持，说明当时的中国在探索语言现代化道路上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并无特定目标。不过，在言语中心主义背景下，世界语的提倡者们注意到，世界语有可能作为中国语言的发展方向。因此，对于世界语的研究、教学、翻译等活动就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钱玄同曾是世界语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将其优点概括为“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21]。钱玄同认为，文字是一种符号，符号越简单，学习起来就越省力省时，使用起来也会更加简便^[21]。因此，在其极力主张废除汉文之后，世界语就是他理想的接替语言。甚至在世界语未普及之前，钱玄同同意吴稚晖的主张，那些专门的学术术语，在没有确切的译语之前，应当用世界语来嵌入。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让中国人更加了解世界语，二是在将来用新的国文编制科学著作时可以更简单容易些^[22]168。据1918年1月13日钱玄同致陶孟和的信可知，关于世界语，国内支持者和反对者兼有。支持者认为学习世界语之后可以和各国人通信；反对者则是那些所谓“洋翰林”，钱玄同认为他们不愿意放弃十年寒窗苦读而得来的文化显贵身份^[21]。对于世界语，钱玄同和陈独秀都认为，Esperanto是人造的，无民族性，亦无历史性；而各国的语言则是历史形成的，因而有其传统。二人指出，对于民族语这种“历史的遗物”的看重，对于Esperanto这种人造语的轻视，是典型的厚古薄今，会阻碍语言的进化^[21]。对于陶孟和对世界语的质疑，钱玄同指出，世界上如无人造的公用文字，则全世界各国文字的统一非常困难，且由于种种原因，世界上任何一国的文字都绝不可能作为统一世界的公用语，因此，人造的Esperanto是最适宜的。虽然Esperanto采用拉丁字母，汉字并没有参与其中，但钱玄同认为这是由于汉字是表形文字，而且其意义“函胡游移”，字音上则同音字居多，与属于拼音文字的Esperanto格格不入。因此，钱玄同认为，中国文字绝非适用于新时代，表意文字与拼音文字相比处于劣势，同时，近代以来的学术名词以及普通应用的新事物，都是中国所未有的，对于汉语来讲是一大难事。Esperanto的语根出于拉丁语，且拼法简单，因为字母发音是唯一的，而且发音有定则，这些都适于作为国语的补充。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钱玄同本人是一个矛盾体。他崇尚新知，所以在1907年积极支持无政府主义。但他又在章太炎的影响下，认为汉字是世界上产生最早的文字，汉字的“组织最优，效用亦最完备，确足以冠他国而无愧色。……夫文字者，国民之表旗，此而拨弃，是自亡其国也”^[23]。显然，钱玄同并不一味主张废弃汉字。新文化运动发生后，钱玄同开始支持世界语，提出必须先行废除汉字，才能废除孔学，才能让“中国民族成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22]166-167。

陈独秀也是世界语的支持者。在1917年7月1日回答陶孟和的信中，陈独秀坚信世界大同的发展趋势。但陶孟和提出的世界主义和世界大同是两回事，陈独秀并不深以为然。世界语的发明并不仅仅是为了世界主义的实现，世界语只是全世界人们互通情愫的一种“公同语言”。如果没有“公同语言”，世界主义的实现就会出现障碍。世界语在制定过程中采用了大多数语言的文字以表音为主的一套符号系统，而没有像汉字一样以表意为主。世界语追求的是成为全世界的语言，而不是仅仅成为欧洲的语言。陈独秀认为，世界万物都处在进化中，民族心理、国民性都有消失的一天，世界语也处在进化之中，而且，正因为世界语是超脱于民族的语言，所以它才是属于全人类的语言。从语言的工具属性来看，是否有利于交际是语言优劣的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对于我国悠久的文明成果，我们可以借助于世界语推广出去。因此，陈独秀认为，过于“重历史的遗物，而轻人造的理想，是进化之障也”^[24]，语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蔡元培也支持世界语。1907年，蔡元培留学德国，第一次接触并学习了世界语，阅读了许多世界语进步书籍。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要求全国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1917年，他在北大任校长期间，北京大学成为我国提倡世界语较早的学校。蔡元培还为孙国璋《世界语高等课本》和《世界语高等字典》作序。1922年，蔡元培在《世界语联合大会开会词》中指出“我们有一种公用语言的要求”，这种公用语言就是世界语。战争时消除隔阂、维护和平需要世界语，平时的通商、旅行和学术研究等也需要世界语，要实现世界大同，世界各民族语就要统一，但现有的各民族出于民族荣誉等原因，不可能让非本民族语言担任，因此需要一种中性的语言来担当，那就是世界语。就中国而言，世界渴望了解中国，而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一直因为语言问题而受到削弱，如果采用世界语，那么大家便可通过世界语作为中介，而不必因汉字的繁难望而却步了^[25]。中国人用世界语，可以促进中西民族的相互了解和团结。1931年，蔡元培南下广州，受到世界语学习者的欢迎，蔡元培指出：“世界语是促进世界大同的有力工具，我们要为振兴中华而用世界语。”^[26]

胡愈之也是世界语的拥护者。1917年，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世界语发达之现势》，认为世界语是为了解决言文不一致而创制的公共语言。世界语有三方面的优点，首先是简单，其次是明确，再次是富丽。胡愈之还对世界语的普及运动、世界语出版物、世界语与社会事业以及战后之世界语做了概括分析，他指出，世界语虽然是人工语言，但它却能传遍世界，成为沟通全世界的重要手段，柴氏创制世界语，使之成为消弭国际争端的重要手段^[27]。在《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一文中，胡愈之强调，国际语的存在，绝非是为了消灭一切国语和民族语言，使全人类都使用同一的语言、同一的文字，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国际语的理想绝不至于这样夸大，它不但不会侵犯任何一种语言，而且还可以补助国语^[28]。胡愈之不仅在理论上提倡，而且以行动支持世界语。五四时期，年仅20岁的胡愈之便是中国最精通世界语的人之一。1920年，他发起“上海世界语学会”，并创造了用世界语走遍天下的奇迹。

对于世界语，也有诸多反对者。陶孟和在致陈独秀的信中指出，评价一种语言是否有价值主要从三方面判断，一是语言学理论，二是民族心理，三是功用。从语言学角度讲，已经存在的各民族语属于天然生成语言，各有其发展演变历史。而世界语却是从各国语言中择选固定用法，毫无秩序可言，且其语法结构主语+谓语+宾语中，宾语的结构是语言学家认为最不完善的。世界语虽然简洁明了，但从语言学角度来讲其实并不纯粹。从民族心理角度言，各民族语言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内容各不相同，所反映的民族心理也各有不同，这种感觉在读外国原著时颇能察觉得出。世界语是人造语，没有历史可言，又不涵括民族精神，用这种语言来保存、传达思想，是不可能的。阅读各国文学作品，就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语言与民族情感是相互联系的。世界语没有国民性，无法传达情感。从功用角度看，世界上杂志书籍众多，采用世界语的相比于英语、德语、法语而言，少之又少，质量也不及。可以说，世界语没有历史，属于“半生”；其使用范围狭窄，属于“半死”。试问这半生半死的语言，谁愿意使用呢？再者，针对世界语支持者提出的世界语适用于科学术语和学术术语等优点，陶孟和指出，各国的科学术语如气象学、海洋学等，都是经过国际上学者们公议而定立的，根本不需要世界语再作为中介。对于世界语涉及的世界主义观念，陶孟和认为也不妥当。在他看来，虽然现在战乱、残杀存在，但世界大同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但是，世界大同是指利益相同，而世界主义则要使全世界共用一种语言，这是不可能的，世界语的实行并不能促进世界主义的实现，那些认为推行世界语就可以实现世界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再者，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而世界语在创制过程中，却没有吸纳任何元素，这也是非常不对的^[29]。

随着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不少国人学会了世界语并开始用它从事翻译工作。现代中国作家精通世界语并拥有世界语写作能力的人不在少数，如巴金、楼适夷、叶君健、鲁彦等人。巴金翻译了尤利·巴基的世界语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甚至计划自己将《家》译成世界语。鲁迅、周作人都学过世界语，《阿Q正传》于1930年2月由钟宪民翻译成世界语，由上海江湾出版合作社出版。鲁迅1930年12月6日致孙用的信中提及此事说：“《阿Q正传》的世界语译本，我没有见过，他们连一本也不送我，定价又太贵，我就随他了。”^[30]鲁迅对于世界语的态度，从1936年他在答复国际革命世界语作家协会就世界语问题征求中国作家的意见时，曾明确指出：“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赞成的时间也早得很，怕有二十来年了罢。但理由却很简单，现在回想起来：一，是因为可以由此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二，是为了自己的本行，以为它可以互相绍介文学；三，是因为见了几个世界语家，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31]从鲁迅的回答可以看出，对于世界语在中国的提倡，鲁迅是站在全球政治和世界文学的高度来考量的。鲁迅首先重视的还是其意识形态作用即可以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其次才是文学上的考量，这种考量与鲁迅对于翻译文学的重视出于同样的原因，但比之翻译文学首重“输入、拿来”为主的目的，鲁迅对于世界语的赞同与支持还有一种外推兼及交流的考虑在内，鲁迅想让中国文学真正步入世界文学殿堂。

鲁迅提到他早年赞同世界语，见于《集外集·渡河与引路》，发表于1918年11月《新青年》第5卷第5号，实为与钱玄同的通信。鲁迅表明自己“固不反对”世界语，但“也不愿讨论”。他的解释是，之所以赞同是因为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但世界语是否是这种共同语却不敢断定：“大约或者便从Esperanto改良，更加圆满；或者别有一种更好的出现；都未可知。但现在既是只有这Esperanto，便只能先学这Esperanto。现在不过草创时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倘使因为豫料将来当有汽船，便不造独木小舟，或不坐独木小舟，那便连汽船也不会发明，人类也不能渡水了。”^[32]鲁迅更看重的是学习世界语的精神，也正如其提倡白话文学一样，“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32]，只不过表面上从尊崇仓颉“四目仓圣”到世界语的柴门霍夫“柴明华先师”罢了，这样的结局，就是在反对人类进步时，从说英语“no”到说世界语“ne”。因此，鲁迅主张：“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Esperanto，尚在其次；至于辨难驳诘，更可一笔勾消。”^[32]这是一种非常切合实际的中肯的意见。鲁迅也正是这样做的，他曾任教于世界语学校，多次鼓励王鲁彦、孙用等人利用世界语将东欧文学译介到中国来。

王鲁彦从1922年开始阅读世界语著作，到1937年就已翻译了68万字的世界语著作，小说有71篇之多。王鲁彦也重视对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作品选择以东北欧作家创作为主，较有代表性的是显克微支。可以说，启蒙与人道主义成为王鲁彦与鲁迅的思想共鸣点。也正是通过世界语的翻译，王鲁彦的创作多面向底层民众，其早期中短篇小说多写农民的生活苦难和命运的悲惨，但同时也揭露和批判了人性中的麻木愚昧。如同鲁迅在日本看到日俄战争却要杀中国人的幻灯片的震惊与屈辱一样，王鲁彦也在《柚子》中写出了在长沙浏阳杀头的“时代苦闷”的矛盾心理，作品中的心理描写在同时代作品中较为突出。这些都得益于其世界语的阅读与翻译。

萧红在《我之读世界语》中讲述了学习世界语的感觉。她虽然可以读懂世界语作品《小彼德》，但她没有接着学下去，她一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每一个名词的字尾都是“o”，形容词的字尾都是“a”，在萧红的描述中，如果一句话里必须要有几个“o”和“a”连着说，那就会出现ooaa，非常不好听。萧红认为，世界语虽然容易学，但并没有容易到一读就会的程度，因此，学习世界语的不少，但是能够读书说话的却不多，原因就在于大家把世界语看得太容易。因此，她建议，初学世界语的人，要把它看得稍难一点^[33]。看到这里的“ooaa”，我们联想到鲁迅在《呐喊·社戏》里小旦那令人生厌的“咿咿呀呀的唱”。鲁迅对于传统戏剧没有好感，而这样的无聊的看戏经历中，最有趣的还是回程路上偷吃罗汉豆。这里也可以推论，世界语虽然不好听，但学习世界语的初衷或其间的经历却是好的。

从以上对世界语的讨论及实践可以看到，世界语毕竟只是一种辅助语言。正如创制之初所承担的对平等、和平的内在诉求一样，世界语的推广与应用实际上暗含着一个问题，即世界语并非仅仅关系到语言的统一问题。世界语运动之所以能够展开，关于世界语的讨论之所以如火如荼，是因为在人们心中，世界语描绘了一个世界大同的语言乌托邦。正如对现代性的研究多在后发现代性国家一样，对世界语的推广与应用也有着这样的尴尬，使用英语的强势国家对世界语并不以为然。遵循这样的推理逻辑，萧红对世界语发音时“ooaa，非常不好听”的批评，也就可以看成是弱势国家幻想着凭借世界语而进入现代化、摆脱不平等地位的一种无奈的“意淫”。

在柴门霍夫的世界语传入中国并进行推广时，瑞恰慈也在中国推广其“基本英语”，基本英语的“基本”(BASIC)，实际上是五个英语单词的简写，即British(英国的)+American(美国的)+Scientific(科学的)+International(国际的)+Commercial(商业的)，不需要深究而单从五个单词的字面意思便可知，使用英语的强国英国、美国作为国际上科学、商业的中坚与主导，英语也应成为20世纪国际事务的主导语言，语言帝国主义野心昭然若揭。瑞恰慈把中国作为推广基本英语的第一站，一是出于看中当时中国正在推进的汉字改革，基本英语可以顺势利导，满足中国的语言现代化需求，并以基本英语来替代汉语；二是一旦中国推广基本英语成功，就为基本英语的世界推广做出了鲜活的例证，使用表意文字的中国都能够成功推广基本英语，那么使用表音文字的其他国家也就容易推广了。基本英语在中国的推广受到赵元任、叶公超等人支持，并得到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允许，准备在中学率先推广。没有预料到的是，抗日战争爆发使得这一推广活动无限期搁浅了。

语言是思想的记录工具，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有别，因此，语言也有不同的类型。人造共通语的推广，就是意欲超越、消弭这种思想的差异而人为地创制一种适合不同思想的记载工具，究其根本，这是一种乐观的在科学主义基础上生发出来的语言乌托邦。上面提到胡愈之创造的用世界语走遍世界的奇迹，其实不是世界语在发挥作用，而是世界语的学习者和使用者们共有的对于语言乌托邦的“同志之情”。《新世纪》派的世界语主张，则典型地将这种科学主义至上的语言乌托邦展露无遗。世界语最大的功绩就是在当时狭隘的民族主义盛行时，抵制了种族主义，因为世界语是纯人工语言，没有任何民族文化作为背景和底色。这也是瑞恰慈基本英语不如世界语推广顺利的原因所在。考虑到政治、社会和文化诸原因，这样的语言乌托邦还会一直在努力构想中，但其实现也将非常遥远。

在清末民初旧文学衰落和新文学发生的过程中，关于现代民族国家与汉字关系的讨论愈演愈烈。谈及中国语言文字改革，不得不提到以吴稚晖为代表的《新世纪》派，他们基于无政府主义而提出废除汉字、径用万国新语的主张。这种异于寻常的恨铁不成钢的爱国热情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可以理解，但废弃汉字，汉字所承载的中华民族文化也将随之消逝，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思维逻辑根本行不通。《新世纪》派的这种废除汉字的极端主张，受到了章太炎的激烈批驳。

在清末民初汉语汉字改革的各种致思路径中，最不和谐的声音就是远在巴黎的《新世纪》派废除汉字、径用万国新语的主张。当然，因地处国外，其主张在国内影响较小，要不是章太炎的批驳，也许国内都不会太过关注。但作为以科学反对传统的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派别，《新世纪》派在与章太炎立足汉语言文一致主张的比对中，更突显了其时代特征。

“无政府主义”顾名思义可以理解为“没有统治者”。1848年，无政府主义发展成为一种政治理论。1870—1914年间，无政府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影响很大。尽管无政府主义理论在各个时期主张不一，但都共同主张所有人的自愿联合。为达成这种目标，消极做法是彻底废除国家，积极做法是在旧的社会基础上逐步建立新的社会。

《新世纪》派的活动地法国是世界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发源地，无政府主义20世纪初在法国非常活跃，熏染了在法国留学的急于寻求反专制理论武器且又处于理论幼稚阶段的中国学生。1906年，张静江、吴稚晖与留法学生李石曾、褚民谊以法国无产阶级格拉佛“世界社”为蓝本，组织成立了中国留法学生自己的“世界社”，社址设在巴黎达庐街25号，正好与格拉佛“世界社”楼上楼下。据《世界社四十周年纪念》一文称，“世界社”的宗旨是“提倡万人平等，世界一家”，并“联合同志，推翻异族的统治”^[34]。

1907年，世界社创办《新世纪》周刊，主编为吴稚晖，文章基本出自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三人之手。作为该组织的机关刊物，《新世纪》共出版121期，到1910年5月21日停刊。《新世纪》主张颠覆一切强权的社会革命，主要介绍巴枯宁、克鲁泡特金、蒲鲁东的学说，报道各国社会党和无政府党的活动，赞扬暗杀，抨击清政府，主张废弃汉语而使用世界语。《新世纪》派的万国新语主张，其实是无政府主义、科学主义及进化论思想在语言中的体现。

受西欧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新世纪》派认为，最理想的新社会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他们认为，从汤武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以暴易暴，“图少数人权利之革命”，这种革命是一种旧世纪的革命方式。他们所主张的新世纪的革命方式，就是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只有扫除一切政府、国家，废除宗教、家庭和私有制，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平等，求得全人类的幸福^[35]1-2。在《新世纪》派看来，自由与平等是人类的公道和真理，而革命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自由的对立面是政府，平等的对立面是私有制，因此，“无政府即真自由，共产即真正平等”^[36]。在《新世纪》派看来，新世纪革命的任务，就是取消一切政府，废除私有制，实行“同作同食”“无主无权、无仇无怨，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的大同世界^[37]。

要实现上述大同世界之理想，在《新世纪》派看来，最理想的方案应是“破旧有之强权，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新社会”^[38]，必须废军备、法律、宗教，必须毁去家庭，去私产，去国界，去种界，更重要的，则是去政府，因为政府“实为万恶之源”。因此，“非先去政府，不足以话他也”^[38]。

同民族主义者一样，无政府主义也“反对吾辈之满人”，但“无民族主义之自私”，他们主张无政府主义革命不应仅仅求一民族的利益，不在排满之后建立新的政权。他们的理想是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在此社会中，“众生一切平等，自由而不放任，无法律以束缚钳制之，而所行所为，皆不悖乎至理……故无所谓军备，无所谓政府，无所谓种界，更无所谓国界”^[39]。人种和国界既已取消，人与人之间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国与国之间也没有强弱贫富之别，他们强调说，社会主义的主张寻求的是全世界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幸福，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所提倡的则意在一个国家一个种族的自由平等幸福。这种打破国界、种族界限的“人类祖国”立场，让《新世纪》派豪迈地在《新世纪》创刊词中，宣称其创刊目的，就是本着世界主义的宗旨，从整体上、宏观上誓与世界上一切不平等作斗争。“一切不平等”包括所有不平等的事实，《新世纪》也就不必津津于某一个地域的不平等、某一类具体的不平等的事^[40]。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新世纪》派提出，要实现无政府，就要世界各个国家“互相消除国界，即最粗浅之一端，各舍其万有不同之文字，公用一种文字，用其全力之七八，予人以科学之智识，更用其二三，教以无政府之道德，引如是之教育，课将来之效果，虽欲不‘无政府’而不得”^[41]。在这样的认识下，要想达到世界和平的目的，就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万国新语，因为万国新语的推广是寻求世界和平的先决条件，也是大同主义实行的理论前提。在中国推行世界语，就是寻求和平和大同必不可少的重要路径^[42]。

应该说，世界语的创制符合了无政府主义所提倡的世界大同愿景。中国自古就有对大同语创制的梦想。康有为的《大同书》用去“九界”来实现大同社会，第一界就是去国界合大地，使地球合为大同。康有为编制了《公政府大纲》十三条作为政纲，第十一条就是“全地球语言文字皆当同，不得有异言异文”^[43]。由此可见，世界语被无政府主义所接受并发扬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与清末民初国内对拼音文字的改革出于强国智民的初衷不同，《新世纪》派对万国新语寄予厚望，他们对世界语的极力倡导更具有一种涵纳和平、博爱和大同的乌托邦期望。笔名为“醒”的《新世纪》派成员认为，万国新语一旦通行，则各国之间的交流就不再有隔阂，误会随之减少，战争也就不会发生。全世界没有战争，大同目标就会很快达到。因此，出于世界语对世界大同的重要作用，爱世界语就是真的爱国，而固守本国语言则是“私爱”。“私爱”不利于世界大同，因此应被排除而以博爱代之^[44]。上文已讲过，世界语与世界大同之间并不能画等号，《新世纪》派却以此立论，在救亡启蒙的时局下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中国科技的落后是伴随着鸦片战争以来的耻辱而逐渐显露出来的，坚船利炮等科学的外在直观征服了国人，科技落后就要挨打，成为当时人们对国家富强的直接体认。一时间，科学成为知识分子追捧和学习的对象，许多受过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对科学表现出巨大热情，甚至将科学作为一种方法论，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由此倡导唯科学论世界观。但需要说明的是，唯科学论世界观的信奉者中有一批人并非科学家或哲学家，他们却凭着对科学的感性认识，热衷于用一知半解的科学及其可能引发的价值观念变革假设来反对传统知识分子。可以说，他们是一群“唯科学主义”者，在非科学领域打着科学的旗号，感性地而非理性地利用科学的威望来使自己站在“科学”的“正确”立场上^[45]1。

“唯科学主义”概念是1867年默里在《新英语词典》中提出的，指一种科学家的表达习惯和模式。当然，这里还是一种中性用法，甚至略含褒义。1941年，哈耶克在题为《唯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的长文中，使用了唯科学主义的贬义用法，即“对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奴性十足的模仿”^[46]。从此，唯科学主义开始在贬义层面上使用。1944年，韦莫斯在《唯科学主义的本质与起源》中指出，唯科学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现代科学方法是获取现实知识的唯一途径^[45]16。通过对唯科学主义的梳理，我们发现，《新世纪》派对于科学的崇尚正是唯科学主义的表现，而当时唯科学主义还没有带上贬义色彩。

胡适对这种唯科学主义倾向也有所体认：“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种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公然毁谤‘科学’的，直到民国八九年间梁任公先生发表他的‘欧游心影录’，科学方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了‘破产’的宣告。”^[47]欧文(R.G.Owen)将唯科学主义称为科学崇拜，在他看来，这种科学崇拜将科学看作无所不能的人类救世主，可以解决任何事情，人类社会的精神、价值和自由问题，都可以成为科学的检验对象^[45]16。对于科学的盲目崇信，在《新世纪》派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说《新世纪》派因为无政府主义而选择万国新语只是一种机缘巧合，那么，科学主义的理论主张则是其选择万国新语的理论动力。汪晖指出，《新世纪》派所进行、主张的文字改革，以吴稚晖为代表，其激进的思想是以科学作为理论动力的，而对万国新语的提倡建基于这样的逻辑，汉字的改革或废除是无政府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从科学角度而言也是其必然要求^[48]。

1907年《新世纪》周刊第1号就公开表示，科学和革命是19、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特征，也是社会进化的动力所在。晚清以来所提出的革命只是一种表层意义上的变革，而《新世纪》派所主张的革命则是彻底的革命，凡是任何与公理不合的都在革命的行列之中，通过革命使其走入正途。《新世纪》派主张革命，“乃图众人幸福之革命”^[35]，也就是说，《新世纪》派将自然法则与人类社会的自然法相提并论，并以他们所崇奉的“科学”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文化，这就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新世纪》派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指摘的入手点，就是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语言文字。

首先，对于语言文字的功用而言，《新世纪》派认为，以现代科学的实用原则为标准来看，“语言文字之为用，无他，供人与人相互者也。……就其原理而论之：语言文字者，相互之具也”^[49]38-39，文字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如果一定要持保守的立场和态度，那为什么要放弃弓箭等冷兵器而选用枪炮等先进武器呢？航海用帆船便可，又何必采用蒸汽机作为动力的现代船只呢？同样道理，文字作为交际工具，也应选用最科学、最适合时代发展趋势的，而不必拘守其“呆滞朴伟之音，板方符咒之字”，这“是真所谓以伪传伪，习焉不察者也”^[50]60。这一语言文字工具论完全不同于国粹派的语言文字法器论，既然语言文字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工具，那么，简便、世界通用便成了考评一种语言的标准。汉语能否起到交际的便利性与周遍性作用呢？在吴稚晖看来，中国人对汉字汉语的保守态度，与世界的发展格格不入，这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无尽的困难^[49]41。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科学名词层出不穷，汉字的表意功能相形见绌。吴稚晖认为：“应知科学世界，实与古来数千年非科学之世界，截然而为两世界。以非科学世界之文字，欲代表科学世界之思想与事物，皆牵强附会，凑长截短，甚不敷于应用。”^[50]61以此种观点视之，具有数千年传统的中国实为非科学之世界，汉字作为中国传统的载体当然也是非科学的文字。这种文字词汇简单，不能满足科学的发展，势必“穷于名言”，不能完成其作为交际工具的使命，就会暴露出其作为工具性的囿限与不足。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对语言文字进行修正，以期充分发展其工具性；二是使用新的语言文字，也就是吴稚晖所说的“因汉文之不适当，必应由吾人而自行废灭”^[50]62，是一种非常决绝的对汉字的否定态度。

当然，吴稚晖也已经考虑到废弃汉字的困难，但他对改良汉语言以使其适合科学世界的做法进行了否定。吴稚晖指出：“即或汉文添改修补，造至完备，可以代表科学世界之思想事物，或后日之科学，又惟中国为独精。”^[50]62对于非科学世界的中国而言，将来有一天科学发达昌明，汉字的功能限制还是会给世界交流带来滞障。其理由是：

第一，即使汉字可与科学世界之发展相匹配，即使日后之科学惟中国独精，但汉字天生的弊端还是决定了其不能通行世界。因为汉字不适于现代印刷技术，排印、检字等不方便，妨碍了现代文明的交流与传播^[50]50。在《新世纪》派看来，人类的印刷方式经历了人工雕刻、活字版、机器排印三个大的阶段。“合世界字体有关之印法，可分三类：(一)人工镂刻。东西文皆可用之，用法渐废。(二)活字版。西文较东方简而易排。(三)以机铸字。惟西文可用。从进化淘汰之理，则劣器当废，欲废劣器，必当废劣字。”^[51]《新世纪》派认为这就是汉语汉字必须革命的间接原因。印刷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以机铸字。惟西文可用”就排斥了汉字应用于现代科学世界的可能性。正是由于此种原因，外国人因为语言问题而不能来中国留学，但中国却被迫忍受汉字的这种种弊端，因此，不能强求外国人也来遭受汉字落后之苦^[50]61。吴稚晖这一论调，实际上是将汉语言在交际功能上的缺陷无限放大，为其世界语的提倡预设了伏笔。

第二，汉字繁难，学习上颇费时日，不适于现代教育的普及发展。在吴稚晖看来，即使经过二三年的学习还是对于汉字蒙昧不能求解，即使读书四五年也不能学会下笔作文的门径。这还是针对专门学习汉语的人而言，如果放之于留学生则情况会更糟^[52]。吴稚晖所强调的，与清末民初主张汉字改革的致思原因相同，这也是当时改良汉字派与废弃汉字派所公认的，但在解决办法上二者之间有差别，改良汉字派期冀借助于汉字拼切字母、简字以及章太炎的改革方案，使汉字恢复生机，通行于今，适用于俗。吴稚晖则认为汉字应该废弃，采用完全适合科学世界的万国新语。当然，考虑到实际情况，吴稚晖还是作了一定的妥协，即提出对于中国汉字的上中下三种改革策略：上策是“必径弃中国之语言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中策是废弃汉字，改用欧洲科学发达国家的文字；下策是在汉字上添加注音符号，即“修缮之法，最娇小者，莫如旧少读书，即于初学之书册上，附加读音。加之之法，最省最便者，又莫如学日本之通俗然，汉字大书，读音旁注，其读音之笔画，附加于野蛮之汉字上”^[50]52。吴稚晖甚至还提出要“编造中国新语，使能逐字译万国新语”的折中方法^[53]。

与汉字的难排版印刷与难学难认相比，万国新语表现出了明显优势。以吴稚晖的科学逻辑来衡量，万国新语既符合科学的要求，也符合文字自身的进化规律。在《新世纪》派看来，世界文字可分为三类。一是象形，如埃及古文，“埃及文最古，其文酷似物形”。二是表意，如中国文的大部分，汉字“其所象之形，已不求酷似，且大部分为指事、会意、谐声，略形迹而通思理，自较进化……微露合声之端倪”。三是合声，如西方语言，“希利尼以来之文化最近，纯用合声”。这种象形—表意—合声字的进化，是文字进化的规律。这种文字进化的规律，与简单生物进化为高等生物同理^[54]69-70。吴稚晖指出：“以功效言，举国运之盛衰，定文字之短长，自古代希腊罗马，以迄于今之英、法、德、美等，皆用拼音文字，而科学发达，工业兴盛，蔚为强国，似拼音长矣。”^[55]这种以文字进化为纲要，以国力强弱为文字优劣的判断标准，实即一种社会达尔文进化主义。正是在这种思想逻辑下，认为中国文居于劣势而西文居于进化的高级阶段，从而得出西文是符合科学的优等文字的结论。由此推论，万国新语便是先进世界所应选用的语言。

首先，万国新语源于西方科学世界，有其表音上的优势。吴稚晖认为，万国新语“根希腊拉丁之雅。故详审参酌，始每字能删各国之不同，以定其精当之一。故在方来之无穷，固未可谓莫能最良。若对于已往，自足称为文字之较善”^[49]40。也就是说，西文是科学时代的文字，万国新语吸收了西方文字的优点，而西方文化是最科学的，因而这些文字也是符合科学的。这就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唯科学主义的论调了。不难看出，这种论断违背历史事实，而且有悖于逻辑常识。

其次，科学世界的交往，需要能最大限度扩展使用范围的语言文字。《新世纪》派认定，汉语言文字因其难于排版印刷、难学难认等特点而不能担负此重任。万国新语的发明使用，是以世界为适用范围的，因此它能满足现代科学而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然方今科学上互换智识之诚心，欲求人人能吸收全世界每日发明之新理，必径必速，而讨论如狂。故即在此短时，必共知：私家则以新语著书，学校则以新语教授，除去学界无穷之障碍。如科学上共用法国之度量等。此事固决不待国界已去，然后始得大行。”^[49]41万国新语正是在通用、简便上显出优势。中国人可以“方悟操一新语，则周游世界，无往不得其交通之便利，修学之良果，乃始珍视万国新语，一若今之视英德法语……中国人守其中国文，尤格格与世界不相入，为无穷周章之困难。于是所谓时机已熟，当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遂得人人同意，此相互利益增进之第三步也”^[49]41。

《新世纪》派基于唯科学主义的汉字废弃论，实出于其所接受的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如《新世纪》派的李石曾所言，“从进化淘汰之例，惟良者存”，因此，他认为汉语汉字“应革命。此人人得而见之者也。知之而不肯行之，固有成见存，此见即所谓‘保国粹’也。粹之字意即良也。若国粹名果符其实，则必存，便无所谓其保矣。若其名不符实，即不良，则必当革，不能因其惟国而保也。良则存，公理也。不良则亡，亦公理也。故求良而已，不必求保也。进化也，革命也，无他，即求良也。此进化之公义，不但文字为然耳”^[54]41。这种主张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完全不考虑汉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的影响力，而一味主张抛弃汉字，实为矫枉过正的过激之举，期冀民族文化跃进式、否定式的激变发展，“在以全‘新’的自我与‘旧’的传统割裂中”走向“不断求‘新’、不断突破、不断代际更换”^[56]。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新世纪》派远在巴黎，无论在期刊发行数量还是办刊持续时间上都不成气候，如果国内没有章太炎对他们的批驳，恐怕国人也鲜有知道的。

《新世纪》派基于其无政府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理论，断然提出废弃汉字、径用万国新语的主张，这种偏激作法可从《新世纪》派所信奉的理论源泉克鲁泡特金(鲁迅在《不懂的音译》中，将Kropotkin译为“柯伯坚”^[57])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那里找到解释。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论》中设计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主张用革命来推翻一切强权，而无政府主义者的作用就是宣传破坏性思想，以唤起群众的革命本能。必须指出的是，《新世纪》派所建构的无政府主义，其实也是一种假想的乌托邦构想，实质是极端的个人自由原则。无政府主义本身是一种抽象原则，因此，妄图以之为现实社会提供解决方案或理论支撑，结果注定是以失败而告终。所谓革命，就是一种彻底的割裂，在《新世纪》那里，“文字为开智第一利器”，守古是中国的“第一病原”。《新世纪》派认为，汉文是大多数中国人“最笃信保守之物”，既不符合科学原则，又会阻碍中国人对外的交流沟通，由是，中国救亡“之第一要策，在废除汉文。若……于二十年内废除汉文，则或为全球大同人民之先进”^[58]。不得不说，虽然《新世纪》派的构想注定要失败，但其无政府主义主张以及废除汉字的极端认识，却对五四时期打破传统、狂飙突进的个人解放思想的张扬起到了一定作用。

对于共通语的提倡与创制，原出于人类美好的愿望，其中所假想的借助语言的力量来实现国家、民族间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独立、平等、进步，以及由之而实现世界和平，都是一种美好的语言乌托邦幻想。《新世纪》派对世界语的提倡就是明显例证。虽然现在世界语作为辅助语也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帝国霸权等现实因素也会产生“基本英语”这样的意在推广帝国霸权共通语的野心。尼古拉斯·奥斯特勒认为：“与大多数20世纪西方哲学的假定相反，一种语言从不只是简单的‘语言’。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颜色和味道。”“有时候，你可以在这些语言的文学作品中看出它们多样的品质。”“不同的语言保护和滋养着不同文化的发展，帮助人们发现通往知识的不同途径。”^[59]504-505如果“基本英语”得以推广并成为唯一语言，那么就正如有人所指出：“在500年的时间里……如果‘英语’是那唯一留存的语言……那将会是地球这颗行星所知道的最巨大的智力灾难。”^[59]505就此而言，意在推广语言霸权的“基本英语”胎死腹中也在情理之中。

正如对和平的渴望永远不会消歇一样，人类对语言乌托邦的构想也会一直进行下去。可以想见的是，正如17世纪汉语对欧洲世界通用语所提供的启发和智慧，在如今中国文化软实力日益强盛的情境下，汉语具有很高的“声望”，“在语言上，声望的根源与财富有关，但是同时也与实践的智慧、愉悦和精神上的启迪有关”，汉语这种“语言的书写能力都是通过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学习钻研的成果。它的纯粹不可接近性大大增加了语言的声望，使人们因好奇而引发对这些语言的热爱”^[59]498。共通语简单、易学的创制原则，威尔金斯对于共通语的构想，让我们可以预见，作为表意文字的汉语，和为世界政治、经济和文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汉语汉字，依然可以再次为人造共通语提供重要的创制灵感甚至语言基础。有人提出，在对外交往中，我们还可以同时结合使用既符合英语规范、又具有中国表达特点的“中国英语”作为世界英语的一种变体^[60]。

综上所论，以吴稚晖为代表的《新世纪》派，基于无政府主义追求世界大同的政治诉求而提出了废除汉字、径用万国新语的主张，虽然其渴望“进步”、追求变革、向往“世界大同”的心理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但废弃汉字而使得民族文化无以立根的民族虚无主义思维逻辑却是不可取、不可行的，其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的唯理主义、独系进化论和价值一元论的乌托邦主义心态则是应该加以反思的。民族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产物，不是用某种统一的人工语言可以取代的，驱使当年无政府主义者废弃汉字的民族文化自卑心理理应清除。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精英化与民粹化、一元化与多元化相持不下的今天，我们更应以理性、务实、包容、多元的态度探讨通用语的发展，既要避免将其乌托邦化而将其视为消除差异、一统天下的必由之路，也要避免深拒固闭、盲目妄自尊大，既看到世界语在推动人类文化交流上的作用，也要了解其固有的局限和不足，给予它客观定位，消除曾经对其所持有的乌托邦的幻想。

中国近现代语言乌托邦的种种设想与尝试反映了文化自信的缺失。昔日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逼迫下，“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瓜分豆剖’存亡危机的同时，文化自信同样也发生危机。它的最突出表现就是丧失民族自信心，认为中国技不如人，船坚炮利不如人，文化不如人，总之，中国一切不如人。这段时期，应该说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低谷时期”^[12]2-3。但是，文化自信的低谷，并不代表中国人失掉了文化自信。只有民族自强才有民族文化的自信，经过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与拼搏，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打破了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中心’论，清洗了一些人头脑中的民族自卑感和殖民地心态，迈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12]115-116，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进程，其动力便源于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只有坚持文化自信，即使遭受民族危机也是暂时的，一定可以浴火重生，再度辉煌。”^[12]6

当然，文化自信绝不是文化自大，更不是文化上的闭关锁国或拒绝文化交流。面对不同文明间的差异和冲突，要采取包容心态和务实态度。费孝通先生1990年12月在其80寿辰的聚会上，作了题为“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的主题演讲，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多元文明共处原则和设想。之后，他在2004年的“北京论坛”上又强调指出：“这几句话表达了我对未来的理想，同时也说出了要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我认为，如果人们真的做到‘美美与共’，也就是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就会出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61]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62]从某种方面讲，在汉语发展中，无论是强调汉语需要一切欧化，还是强调汉语的不可更改性，最根本上都可归结到与文化自信相关的问题上来。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汉语的优长处，在适当借鉴外来语言的基础上，使汉语更加精细化，更具有审美性，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