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在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十分重视劳动教育的功能，将劳动教育与思想教育、专业教育充分融合，取得了显著的育人成效。审视延安时期党的高校办学史，劳动教育从提出到实施并非偶然，而是具有深刻的思想渊源。

劳动是一个社会摆脱自然力量统治的开始，在创造性的活动中建造适用于人的生存的对象世界，劳动使人类从自然界中跃升出来，体现了人的本质属性。回溯传统文化，对劳动的重视可谓源远流长，多部中华元典对“先圣”亲身劳作、“制器成物”的事迹有详细记录。《周易》载述先圣劳绩，如伏羲取离而制网，神农取易作耒耜，黄帝、尧、舜取乾坤改进服饰礼仪。战国史官所记的《世本》中共列述了燧人取火，伏羲制俪皮、作琴瑟，句芒作罗、神农和药等八十余项发明创造。历时态看，对劳动的理解不仅在于其维持人类生存的价值认可，同时也强调诚实劳动、辛勤劳动、创造性劳动以及劳动教育的意义，如东汉张衡曾发出“人生在勤，不索何获”的感叹，孟子更以“揠苗助长”促人们反省诚实劳动的重要价值，墨家主张“教人耕者”其功多于“独耕者”，认为通过劳动教育将优良的耕作生产经验传授给他人，可以更长远地解决社会问题。正是对劳动的深厚情感，传统中国诞生了数之不尽的伟大成果，从栩栩如生的兵马俑、巍峨的长城到四大发明等等，这些劳动遗产无不彰显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精髓与核心价值。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劳动人民利益。中共成立之前的早期组织就尤为注重与劳工群众的密切联系，一方面，一些知识分子与工人一起劳动，彻底和工人打成一片，另一方面通过创办专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和各种形式的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经过宣传和组织活动，早期共产主义者成长为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为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中共成立后，坚持“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针，领导工农群众开展斗争，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从延安以前党的教育方针可以看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尽管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表述方式相异，但其思想内涵基本一致，即强调教育与革命实际相符合、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等，这是由党的性质与宗旨所决定。如，1925年中共四大指出要使社会主义青年团学生分子散布到各地乡村学校中去当教师，以促进和加强党的接班人与农民等劳工阶层的融入^[2]218。1934年，在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明确了党的教育总方针，就是要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广大劳苦民众，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3]178。在早期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党的劳动教育从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在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和普通教育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四书、五经抑或六艺，还是西方中世纪形成的七艺，大都与劳动生产相脱离，与社会所需要的技术、知识等相脱节，传统私有制社会中的体脑分离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主要障碍。马克思基于无产阶级的立场，准确预测了未来教育趋势，强调劳动教育对于破解体脑分离和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意义。他提出，“由国家机关公费教育，把教育与工厂劳动结合起来”是无产阶级进行合法斗争的重要武器，未来教育的胚芽正是从工厂制度发芽的^[4]220。到那时，“每一个已达一定年龄的儿童，都把生产劳动和智育体育结合起来……(这)是唯一的生产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类的方法”^[5]343。马克思的观点是对私有制背景下教育体系的批判，其思想为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继承。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即深刻意识到未来人才培养必须解决封建式知识权力结构下教育和生产劳动的脱离问题，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他阐明，“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段之相近，应注意劳动”^[6]152，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影响是延安时期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思想来源。

延安时期，中共局部执政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性转变，内部而言，革命根据地大多地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相对恶劣的农村，“原来的经济十分落后，不仅工业近乎空白，只有为数不多的手工作坊，而且农业生产也十分薄弱”^[7]16。外部来看，1938年日本占领武汉后，将主要力量对准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侵略和政治控制的同时还加紧经济侵略，实行凶残的“三光”政策。此外，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实施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入根据地。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毛泽东在1939年2月的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发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希望组成一支生产大军，通过生产劳动解决边区的穿衣吃饭问题，大生产运动由此展开。在严峻的政治经济局势下，教育不可能脱离大环境独立发展，根据地办学条件异常艰难。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此进行了真实生动的报道，学生每月“包括伙食、衣着、一切学校开支”不足十五元银洋，“由于‘纸荒’而不得不把敌人的传单反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还必须“一手带着一块砖头”充当座椅^[8]88。对此，毛泽东指出，目前只有经济和教育工作称得上是中心工作，但教育不能孤立进行，我们必须弄饭吃。“不仅老百姓要如此做，其他如学校、党政机关、军队都要参加生产运动”^[9]108，在党的组织带领下，延安时期解放区各级各类学校逐渐加入生产运动中，劳动教育也成为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

延安时期高校劳动教育继承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有效应对了当时后方社会经济困境，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延安时期党的高校劳动教育体现了政治逻辑、社会逻辑和教育逻辑的多重统一，有着较为系统的顶层设计和行动方案。

党面向高校实施劳动教育具有历史必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深刻认识到劳动教育将是突破战时人才与物资困境的重要途径，并基于此构建了较为系统的政策路线、清晰的目标愿景以及科学的指导思想。

1.党的坚定意志与政策推进

劳动教育是形塑实干型革命家的重要路径，“众多青年走向延安，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革命，但学习的第一课是‘生产劳动’，劳动被置于首要位置”^[10]。毛泽东作为党的领导者不遗余力地推动劳动教育从理想状态转向实践，在多个场合明确劳动与教育结合的重大意义，体现了党推进劳动教育的坚定意志。在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演讲，指出是否与工农民众结合是辨别知识分子革命与否的唯一标准和最后分界，并对青年学生边学习边生产劳动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随后，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报告，最终形成《反投降提纲》，规定了党的干部学习与生产相结合的制度。劳动与教育的融合是苏区教育的基本经验，也是毛泽东及全党上下一贯的教育思想，引领了延安时期党的教育政策设计和各高校的办学路径。为了实现劳动教育的目标，培养更多高质量的革命骨干，党围绕劳动教育制订了系统的路线政策。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人民生产奖惩条例》《机关、部队、学校人员生产运动奖励条例》，从制度层面鼓励大学师生开展生产劳动; 在边区参政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明确将大生产运动作为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六项文化建设任务之一，尤其强调教育事业的发展要与生产劳动以及工农民众更紧密结合。

2.阶段目标与最终理想相融合的愿景规划

中共在吸收马列主义教育理论原理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纲领。新民主主义教育坚持远大的共产主义教育理想和阶段性教育理想相结合方针，正如有学者所言，延安高校要培养的人既应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又要为民族解放事业和社会解放事业奋斗终生^[11]。劳动教育作为延安时期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承载了这一时期的教育愿景，最高理想下的劳动教育即是为了人的发展，具言之，在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按需分配，现有的社会分工将被打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逐渐消失，人得以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而短期来看则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抗战救国，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促进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这是解决当时根据地物质匮乏的重要手段，更是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抗战背景下，“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一事无成”^[12]53。可见教劳结合是中共最高教育理想和阶段教育理想相统一的内在要求，是完成阶段教育目标及实现最终理想的根本保证。

3.“学与用一致”的指导思想

劳动教育不仅是为了满足根据地的物质需求，更是要发挥劳动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教育性价值，“通过有组织的劳动培养学员的建设精神、劳动习惯和劳动观点”^[13]128。1944年5月31日，《解放日报》发表《今后教育方针为学与用一致与边区各项实际工作相结合》一文，明确了“学用一致、一面学一面做”为基本教育方针。“学与用一致”为劳动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实践前提，在此基础上，劳动融入各项专业教育活动中，在教学中生产，在生产中教学，劳动生产作为一种重要元素全方位、全过程融入青年学生的专业知识习得和训练过程。从各高校来看，延安大学“将边区建设经验和政策方针等作为学习内容，技术课也以适应边区当前需要为尺度”，同时强调“来校学员在修业期内定期到各实际工作部门进行实习”^[13]129。抗大第八期教育计划指出“生产”是学校三大任务之一，再次强调“教学与生产相结合”的教学原则^[14]212。鲁迅艺术学院在《鲁艺第二届概况及教育计划》中明确将教育原则定为“学用一致”，指出文艺教学要与实践联系，组织学员到部队、工厂、农村实习^[15]642。不难看出，延安时期党创建的各高校严格执行学用一致方针，“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深层办学理想与共识，内在形塑着这一时期各项教育制度的设计与安排。

事实上，党不仅为高校劳动教育擘画了蓝图，同时也为其落实构建了行动方案，系统且有创新性的劳动教育机制是其功能发挥的重要基础。

1.组织创新：建立大学生产委员会

完善的组织架构是有序开展生产劳动的坚实保障。1939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会议讨论通过成立总的生产运动委员会，由林伯渠、李富春担任正、副主任; 各机关学校等组织成立本单位的生产委员会^[9]108。同年2月，李富春在中共中央生产动员大会上作题为《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提出各高校之上成立总委会(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学校总生产委员会和边区系统机关学校总生产委员会)，高校内部成立生产委员会，负责本校的生产劳动事宜，同时对各级生产委员会的管理与运作提出具体意见^[16]188。在其直接指导下，边区高校的生产组织机构逐步完善，生产运动扎实有效推进。如，抗大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率先组成抗大全校生产委员会制定生产计划，同时每一大队下设生产委员会，执行校委会任务。同年2月25日，鲁迅艺术学院专门进行机构调整，增设生产委员会，任命徐一新为主任，专门领导和组织学校生产劳动。生产委员会根据性别及体力差异划分不同生产队，组织全体师生开展垦荒、播种、伐木烧炭、织衣纺线、修缮画室等工作。延安大学由校务委员会推出若干人成立生产委员会，负责根据总委会下达的任务拟定生产计划、分配劳动和督促检查。委员会内部结构严密，下设畜牧科、农业科、工业科和商运科分管不同领域，并在会计部门设置储蓄部吸收基金^[9]108。各高校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根据本校特点设立专门负责生产事宜的组织机构，为各校生产劳动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2.运行创新：建立机动的教育计划

实现党的劳动教育愿景和目标要求高校调整以往教育计划，将劳动有机融入学校整体教学方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认为，在生产与学习之间不要犯平均主义的毛病，“因为从事生产延误了工作与学习，反而不经济”^[17]129，他严格要求“生产和教育不可偏废，各部必须精密地计划二者的工作及其相互间的配合，恰当的分配二者之间的时间”^[17]127。延安时期，各高校虽然属性不同，但均能严格执行党的意志和理想，较好地处理了劳动生产教育与知识教育等之间的关系。1939年2月，罗瑞卿要求把生产劳动纳入抗大教学计划内，统一安排劳动时间，并提出落实计划的六项具体措施。不仅明确规定了学员参加劳动应占总课时的比例，还将其作为学业成绩考核的重要依据。延安大学坚持校内学习与校外实习劳动并重，规定教职学员均须参加经常性劳动，其中学员参加劳动的时数应占学习总时数的20%。除参加集体劳动外，还开展个体劳动、小组劳动，学生可利用课余时间生产，以改善个体与小集体的生活，深化劳动体验。中国女子大学实行工读教育模式，边生产边学习。女大既是教学单位，也是生产单位，经常出现边听课边织衣的场景，被称为“学习生产两不误”^[18]142。这一时期各高校在推进劳动教育时，在时间、形式、比重等方面开展了有效的应对，总体来看，延安时期各高校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能够灵活机动地将劳动教育融入日常学习生活，教学计划针对性强、各具特色，勾勒了一幅学习与生产并进的育人场景，既保证了生产任务的圆满完成，也使学生在学习与劳动相互促进中提高了自身专业知识水平。

3.方式创新：多元丰富的劳动形态

延安时期，劳动教育开展形式灵活且丰富多彩。高校结合自身发展实际以及当时后方社会经济难题，从工业、农业、商业以及校园建设等空间业态着手，推进劳动生产和劳动教育结合。一是农业劳动。为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边区政府在农业方面提出两项政策——春耕秋收和开荒，并为高校分配了生产任务，如中央直属机关和学校在1939年应完成一千石细粮。任务下达后，各高校迅速行动。陕北公学负责何家山共2 100亩的开荒任务。鲁艺和陕公一样，全体师生整队上山开荒，体力较弱的冼星海、沙可夫等教员也踊跃参与，并在劳作之余创作出《生产大合唱》。二是工业劳动。早在1937年，抗大学生、陕公学生以及延安居民等就在“中国工合”的帮助下成立工业生产合作社，从事被服、鞋袜、食品等生产。1940年，朱德提出开展纺毛运动的口号，高校以此为契机，纷纷投入到工业建设中。中国女子大学设立手工业工厂，制造药丸、编织羊毛制品等。三是商业劳动。皖南事变后，边区的外援断绝，各机关的生产自救重点从农业转到商业领域。如，行政学院公私合股经营大公商店，抗大将消费合作社扩建成合作商店，并在三分校开设支店; 中国女子大学扩大了原合作社的食品部和日用品部，并自制豆腐和豆浆，在自给的同时获得一些盈利。四是参建校舍。延安时期，高校学员入学第一课就是自己动手建设校舍。陕公初建时校舍严重短缺、基础设施极不健全。师生们走上清凉山，抡起镐头挖窑洞、筑讲台、修操场，还在延安北门外修筑了当时“划时代的宏伟建筑”——一座可容纳八百人的大礼堂^[19]86-87。中国医科大学全体师生一同开菜园，修教室、实验室、礼堂等，亲身体会“劳动改变世界”，为学校建设添砖加瓦。朱德在其建校十周年时“埋头苦干”的题词充分反映出这一点。

4.文化创新：创作传唱劳动主题大学校歌

大学不仅是客观物质存在，更是精神和文化存在。大学校歌作为大学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大学培养目标和性质特征的凝练表达，以其生动活泼的形式彰显着一所学校的办学风格与师生风貌。通过校歌，将生产劳动教育与大学文化有机融合，是延安时期高等学校的一大特色。自然科学院在“谁说我们没有教具，自创的教具更加漂亮”的余音中研制马兰纸; 安吴青训班一路高歌“拿起你的武器吧，学习工作，工作学习，一切为胜利”，种地开荒。中国女子大学在“我们要深入农村工厂，我们要英勇地走上战场，一个个锻炼地如铁似钢”的歌声里穿针引线; 抗大师生伴唱着“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涌向山岗……大学校歌不仅以一种轻松愉悦的方式鼓舞人心，还“以歌化人”，营造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崇尚劳动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形塑和引领着青年学生的劳动价值观。除校歌以外，各高校还结合边区生产运动特点创作出许多经典的劳作歌曲、戏剧和话剧。如《开荒》《麦收》《南泥湾》《动员起来》《生产大合唱》等。这些文艺作品首先在大学校园内传唱，随后传遍各革命根据地，不仅在无形中对大学生进行了劳动教育，还深受群众喜爱，最终转化为革命行动的力量。

劳动是衔接德、智、体、美的重要桥梁，是形塑健全人格的关键着力点。延安时期，党创建的高校开展了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空前的劳动教育实践，这一伟大场景和努力为抗战与战后国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劳动不仅是党联系人民的纽带，也是为国育才的法宝。

延安时期，高校实施劳动教育的直接原因是物资紧缺，劳动生产成为解决生存发展的战略决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大生产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20]。历时态看，延安时期各高校发挥自身特长和优势，着力解决制约边区发展和战争需求的生活和生产资料，通过劳动完成了生产任务，提高了生产自给能力，为学习和工作奠定了物质前提。以抗大总校为例，1939年2月开展生产运动后，仅“抗大农庄”就在两个月内开垦五千二百余亩荒地，全校开荒一万七千八百三十一亩，当年收获一百多万斤粮食，基本完成了生产任务^[21]38。到1943年，抗大“丰衣足食”情况得到极大改善，生均食用油由上半年每天3钱5增加到下半年的4钱88，人均面食由上半年的1两7钱增加到3两1钱，肉则由4钱3增加到7钱4^[22]544，学校生产纯利为53 781 313元，自给率达58.2%^[22]549-555。从延安大学来看，1943年12月到1944年5月，由财政厅拨付的经费为33 487 780元，占开支总数的34.4%，生产自给的数额为63 996 220元，占开支总数的65.6%，仅半年时间就实现了一半以上经费自给^[23]107。这一时期，中共高校劳动教育在物质困难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展开，帮助各高校解决了学员的必需品供应问题，改善了学员的物质生活，减轻了边区群众的负担。

党领导创办的新型高等教育着力培养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和革命斗争的先锋队，通过实施劳动教育培养出的学生，不仅具备较扎实的理论知识，而且在生产劳动中养成了艰苦奋斗的作风，锻炼了实践能力，增长了革命才干，这也是毛泽东提出“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的重要因由。事实上，从各高校人才培养具体情况观之，的确如此。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从1931年到达延安后至1949年，培养训练各类卫生人才3 350名，他们纷赴各个战场，大大加强了前线部队的战场救治力量^[13]172。延安自然科学院则以培养“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理论与实践统一的人才”为己任，从1940年成立到抗战胜利，培养了五百余名又红又专的科技人才^[24]684。抗日军政大学则培养了千千万万个抗日骨干，面对抗大不断培养出来的抗日军政干部，侵华日军恨之入骨，扬言要“消灭抗大”，消灭“共产主义大学”。冈村宁次曾扬言，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边区的一半^[25]124。延安时期，党办新型高等教育培养出大批充满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胸怀坦荡而不谋私利、为着民族和社会解放的革命先锋队，为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延安时期，大批知识分子满怀革命热情奔赴边区，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但他们身上还具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普遍缺点，往往脱离实际、轻视劳动和劳动者，革命意志不太坚定，究其原因，缺乏劳动实践是关键所在。中共高校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青年学生在亲身体验“劳工神圣”真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培育劳动观念，打破学生劳心和劳力分离的思想禁锢。例如延大学生曾认为挖粪是很脏很累的工作，不太愿意干。生产劳模杨朝臣提出“把大粪当作粮食一样”，教育学生大粪虽然是又脏又臭的东西，但有了它才能长出好粮食，大家的苦乐观也因此逐渐转变。脱胎于封建社会的战时中国，人们对劳动的态度正在发生剧烈地变革和转换，通过劳动教育，人们的劳动观发生很大变化，开始热爱手中的纺车和脚下的土地。有学生在《解放日报》的一篇报道中写到，“劳动给了我最深刻的教育，他使我体会到过去岁月所不曾体会的生活……它使我成了一个克勤克俭的人”^[26]111-114。培育受教育者对于劳动的内在热情与劳动创造的积极性等劳动素养是劳动教育的最核心目标，经过卓有成效的劳动教育，青年学生克服了以往轻视体力劳动、崇尚空谈的弱点，锻炼了吃苦耐劳的意志，由劳动旁观者转变成了劳动践行者，升华了青年学生的劳动情感。

各高校积极响应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劳动教育，不仅“帮助了老百姓的生计，而且使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密切了”^[27]36。一方面，青年学生在劳动中深入基层，向工农群众学习生产经验，情感上拉近了和群众的距离，为劳动人民勤劳能干的精神深深感动，亲身体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另一方面，高校的劳动实践在满足生产自给的同时还组织学员走进老百姓家中，帮助老百姓开展生产劳动和进行技术创新，真正将所学化为所用。如延安大学师生每到一地就帮助当地农民种地、割草; 陕公学员帮助老百姓砍柴烧火、整理家务、挑水洗衣; 自然科学院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应用到生产实践中，提高了生产力，改善了边区群众的生活。普通工农群众很难想象新式学堂里“只会念书”的学生如此热爱劳动、积极帮助他人，从而对学生有了很大改观。由此，知识分子和基层人民在劳动中消除了陌生和隔阂，双方紧密团结起来，自觉走上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由劳动创造的。“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 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 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28]14延安时期中共高校劳动教育是我国劳动教育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其间所形成的丰富的教育经验，对我国当前形势下劳动教育的组织与实施具有深刻启示意义。

延安时期，中共在推动高校劳动教育过程中，其最大特点即是真正做到将劳动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教育与生产融为一体。毛泽东在总结大生产运动时曾提到，“使一万多个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第一次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懂得了什么是劳动，锻炼了他们”^[17]129，延安时期劳动教育成效的取得根源于形态丰富、生动活泼的持续性劳动实践，真实客观的劳动场景型塑了青年学生的经验世界，进而带来心理世界与价值观的改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劳动教育呈现出边缘化和形式化特点，“以教代劳、以说代劳”使得劳动教育中“实践”缺位，劳动教育实践处于“缺内容、缺渠道、缺载体、缺路径”境地。大学是高深知识生产组织，同时承担传播与转化职责，高校劳动教育与中小学存在显著区别，其劳动教育要与专业知识有机融合，在生产性劳动、服务型劳动中渗入专业知识。也因此，在大学推动劳动教育实践，一方面要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基于专业知识的属性、特点，分层分类制订劳动实践教学计划，面向未来职业场域形塑岗位操作与专业知识实践能力。同时，完善劳动教育评价机制，将实践考核作为劳动教育重要评估维度，尤其在专业教育评价中要考查专业知识实践与应用能力。另一方面要推进构建政、校、企等多方合作的劳动教育实践资源共享机制，增强高校专业人才培养与产业系统在劳动教育领域协同度，依托产业链构建劳动教育链，发挥社会资源的实践教育功能。

延安时期的劳动教育在物质匮乏的特殊背景下展开，各高校通过参与校舍建设为教学活动顺利展开奠定了基础、通过农业劳动缓解了粮食短缺困境、通过工业劳动解决了“丰衣”问题、通过商业劳动为学校创收，将劳动教育的形式与现实环境相联系，成效显著。可以认为，延安时期高校劳动教育有效结合了时代境遇，瞄准了国家需求，解决了“燃眉之急”。与延安时期相比，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换，物质的丰富使得劳动教育无需直接肩负“生产”的职责，“教育”属性更为凸显。劳动的育人功能及其对当今社会矛盾的深层价值提醒我们必须在大学推进教劳结合，尤其是让劳动教育融入国家需求体系。具言之，一是劳动教育要融入乡村振兴大潮。农村是劳动教育的主战场，高校要充分开辟面向农村的劳动教育空间场域，激发青年学生投身乡村建设的劳动情怀，劳动意识与劳动能力，为未来乡村建设培养高素质、实干型知识劳动者。二是融入创新创业大潮。劳动是创新创业的本质，创新创业是劳动的表现形式之一，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两者内容关联，方法共通，具有内在统一性，借助创新创业教育这一载体实施劳动教育，有助于增强创业者的劳动品质、劳动精神，为未来创业劳动打下基础。三是融入信息化大潮。知识社会的到来使得劳动形态发生显著变化，劳动日益智慧化，信息技术素养已成为新时代劳动者的核心素养，高校劳动教育的开展需要面向未来信息化大潮。

榜样教育也称为典型教育，是将抽象的说理通过活生生的典型人物或事迹进行示范，从而激发受教育者的情感共鸣，以促进其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的一种方法。延安时期，中共在各根据地通过树立劳动榜样的方式教育高校学员，成为劳动教育一大特色。一方面选树各领域生产成绩出色、思想观念先进的劳动模范，并将典型宣传和推广到各高校。如连年开荒、带动吴家枣园村民致富的农民吴满有; 不怕脏不怕累、手把手教别人经验的工业技术能手赵占魁; 大胆改革、为群众谋福利的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 南泥湾开荒种地的集体模范359旅等。另一方面注重运用反面典型教育学员，如曾经是“二流子”的张同华在劳动模范杨朝臣的劝勉和帮助下，不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还转变为受人敬仰的劳模，反面典型与正面典型相辅相成，收到很好的教育效果。毋庸置疑，我国高校劳动教育面临新的时代境遇，但榜样教育的价值仍然切合今天的实际。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煽惑的宣言和谋叛的告示都不能像平凡而明显的历史事实那样起着革命的作用”^[29]3。通过树立正面典型，启发受教育者“见贤思齐”; 通过树立反面案例，警醒其“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在现代化建设征程中，我国涌现了大批劳动典型和榜样，如，建国初期的王进喜，时传祥等，改革开放后诸如袁隆平、钟南山等“最美奋斗者”和“大国工匠”。大学作为未来劳动者培养的重要场域，灵活的榜样教育是劳动价值观型塑的重要渠道，有助于让青年学生准确把握自身所处时代的历史方位，明确劳动是创造美好生活，建立强大国家的根本路径。

推动高校劳动教育发展首重劳动精神培养，延安时期党的高校劳动教育紧紧抓住这一核心。如，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和任弼时带领中央党校师生学习纺线织布，亲身示范引领青年学生; 以鲁艺为代表的各高校编排弘扬劳动精神的主题校歌，戏剧等传唱劳动美德; 中央和边区政府先后颁布《关于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选举与奖励办法的决定》等文件，对劳模进行物质嘉奖，并通过中央领导人亲笔题词、接待欢送以及参加会议发表讲话等形式进行精神激励。延安时期的劳动教育在物质匮乏的大背景下进行，但其并非缓解物资困难的权宜之计，而是让学生在劳动体验过程中不仅收获物质成果，更促进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协同发展，养成正确的劳动精神。精神是行动的源动力，延安时期党对劳动精神的塑造是全方位的，事实上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劳动精神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鲜活、生动的存在，它将“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经济社会形势和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变发展”^[30]。新时代的劳动精神不仅是时代精神的凝聚，民族精神的彰显，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面向未来，高校既要帮助大学生明确劳动的价值，树立劳动的意识，养成劳动的能力，同时还要型塑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新风尚，与此同时推进劳动精神与工匠精神、专业精神、创新创业精神等更好融合，丰富劳动精神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