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循环是指通过国际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分工协作。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循环的重点在于，利用国外优质要素改造本国经济结构，开拓海外市场实现增加值创造；发达国家参与国际循环的重点在于，充分发挥本国技术和资源配置优势赚取超额利润。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中国对国际循环的参与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的国际循环与改革开放后的国际循环两个阶段。

新中国的第一次国际循环可以追溯到1950年《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签订，这是新中国首次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等要素开展工业化建设^[14]。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着西方世界的全面封锁，被迫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等东欧国家开展有限的国际经贸往来。这一时期，来自苏联的全方位援助极大地缓解了中国的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和工业化建设经验匮乏等压力，不仅使中国经济快速恢复，而且为中国重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也从农业国迈入工业化国家行列^[15]。而中国则以原材料、农产品等偿付债务^[16]。随着苏联对华援助的中止，这一阶段的国际循环宣告中断，中国随即又回到了“自力更生”的内循环状态。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因长期实施凯恩斯主义而陷入“滞胀”困境的美国有意解除对中国的封锁禁运^[17]，而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也为中国重启国际循环提供了政治前提。1973年，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为主要内容的“四三方案”顺利进行，这对当时中国轻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意义重大，也为中国对外开放，融入国际大循环做了前期准备。

1987年，王建提出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特点的国际大循环构想，初衷是解决当时存在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外汇短缺问题^[18]。在沿海发展战略实施背景下，中国因缺乏资本被迫参与劳动力价格的“逐底竞争”，通过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价值洼地”吸引外资流入。国际过剩资本与中国低成本要素的组合保障了前者在中国能够取得高额投资回报，因此，国际资本持续流入，大批三资企业成立。中国日益成为国际生产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凭借加工贸易的发展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面拥抱全球化的国际循环阶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1-2007年间，中国的年均GDP增速高达10.85%，这也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为世界市场提供了大量优质廉价的工业品，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为25.20%，居世界第一位。这一时期，世界共享着国际贸易空前繁荣、全球价值链快速扩张的全球化红利。来自海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

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贸易发展进入衰退期，全球价值链趋于萎缩。中国在不断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累积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逐渐凸显，其实质是依靠国外市场和国内投资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无法适应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中国对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实际上形成了发达国家、中国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双中心—外围”结构^[19]，其特征是中国出口的商品并没有过多使用中国的生产要素，技术和最终产品市场都在国外，国内生产要素之间的高效循环机制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只参与了价值生产的某一环节，处于“低端锁定”的困境中。

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原因作出了有力的解释，认为一国经济发展战略要与当时的资源禀赋条件相适应，这一理论用来理解新发展格局也是合适的。无论是“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还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都是对不同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内在需求的深刻把握，都符合经济发展战略要与资源禀赋条件相适应的经济规律。

全球价值链是各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间的分工协作。中国以往实施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正是凭借低价格要素优势嵌入国际分工网络，实质上是一种依附型的工业化模式，客观上造成中国经济国内循环的“脱节”，社会再生产趋于失衡。当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资本“脱实向虚”以及系统性经济风险等诸多困境大多根源于此。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则是要解决这一失衡问题。本文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将经济循环分为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总结归纳了中国经济的国际循环特征。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形成了各国生产活动的相互依赖。本文借鉴Wang^[20]、Wang^[21]对一国生产活动和总出口的分解方法，通过对中国2000、2007—2020年间全球价值链前后向参与度和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率的计算，衡量了中国的生产活动对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GVC前后向参与度基于生产概念和净值概念，分别反映了一国增加值创造和最终产品生产对全球价值链的依赖程度。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率基于贸易概念，反映了一国出口活动对全球价值链的依赖程度。如图 1所示，三种指标在2000年都保持着较低水平，而在2000-2007年间迅速提高并达到样本期内最高水平，说明这一时期的中国在生产环节对国际循环的参与逐渐深入；此后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大体呈下降趋势，这背后反映的是国际生产网络因受金融危机影响遭受重创，对中国增加值创造、最终产品生产以及利用国外增加值实现出口的贡献都大幅下降。不同的是，GVC前向参与度在2017年之后持续下降，反映了GVC活动对中国GDP增长的作用在下降，而另外两个指标出现波动甚至水平有所提高，其实质是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在中国进出口活动中占有特殊地位，进而表现为对国际生产网络的进口依赖大于出口依赖。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7年起，中国利用外资净值持续下降，2014-2018年间利用外资净值为负，即对外投资额超过实际利用外资额。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面临外汇严重短缺的问题，而随着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大量创汇型企业快速积累起巨量的外汇储备，使中国告别了外汇短缺的历史阶段。此外，土地财政政策解决了资本短缺的问题，反而使中国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12]。如表 1所示，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占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14.60%持续下降到2020年的2.25%，这表明中国对外资流入的需求在下降。以上数据为流量数据，而从存量视角来看，中国对外资的依存度依然很高。自2000年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额的外企占比迅速上升；2005年时，无论是进口额、出口额还是进出口总额的外企占比均接近60%；直到2010年，上述数据也都超过50%，之后虽然呈下降趋势但仍然保持着较高水平。简言之，虽然中国对外资流入的需求在大幅下降，但以外资企业为代表的外资存量仍然对中国经济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中国“地大物不博”的国情决定了经济快速增长必然依赖海外原材料。如表 2所示，样本期内，中国总出口中的原材料占比不断下降；与之相应的是，总进口中的原材料占比大体呈上升趋势。在能源方面，三大能源种类的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以原油最为突出，其对外依存度在2020年高达73.74%。此外，粮食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农产品中大豆的对外依存度最高，2020年这一数值为83.71%。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工业规模的扩大，中国从原材料出口国逐步转变为原材料进口国。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资源禀赋决定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不能关闭，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晚，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技术纯进口国。传统的技术对外依存度是基于国别原则，计算一国技术引进经费占技术引进经费和国内企业R&D经费之和的比例。考虑到全球化时代的外资企业因素，本文借鉴郭铁成等的测算方法^[22]，公式如下：

其中，D代表一国对外技术依存度，I表示一国的技术引进经费支出，R′和R分别表示外资企业在该国的R & D经费支出和该国国内企业总的R & D经费支出。测算结果如图 2所示，中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从2004年的46.40%下降到了2019年的22.27%，自主创新取得显著进展。

贸易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其特点是主要参与生产中的加工组装环节，原料和市场都在国外，较少使用本国生产要素。2009年，中国高科技产品贸易额的加工贸易占比为69.14%，虽然之后不断下降，但截至2018年这一数值仍高达51.20%；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高科技产品贸易的亮眼数据与产能低端的印象并不一致。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在不断下降，自主研发已经占据了绝对主体地位；但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存在“虚假繁荣”，甚至因为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和过度依赖外资企业而面临“高端产业低端化”的困境。

除了依赖程度之外，对谁依赖也很重要。如表 3所示，通过对中国历年来技术引进国家和地区排序可以发现，美国、德国和日本作为世界范围内较早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也一直是中国对外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地，与上述三国签订的技术引进合同金额长期占中国总的技术引进合同金额的一半以上，而这种技术引进来源的高度稳定性反映了技术先发优势具有一定的“惯性”，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依赖短期内不会发生巨大变化。

现有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条件下，中国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呈现扩大趋势^[23-24]。原因在于，中国实施的是非均衡的对外开放战略，沿海地区的开放程度大于中西部地区，城市的开放程度大于农村地区；因此，对外开放带来的要素流动的影响同样是不均衡的。此外，国际大循环的收益分配特点是提供技术和市场的发达国家占据了收益的大部分，付出资源消耗、承接社会矛盾和环境污染代价的中国仅获得了收益的少部分；而且由于沿海地区只担负了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成本，却没有承担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成本，因此又占据了较少国内收益中的大部分。以上因素都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扩大。

本节从消费角度，测算了部分发达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新兴国家的增加值出口率。这一指标被计算为出口国外并被国外消耗的国内增加值与总增加值(即一国GDP)之比，反映了一国的增加值创造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回答了“为谁生产”的问题。结果如图 3所示，样本期内，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增加值出口率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作为新兴国家代表的越南和墨西哥的增加值出口率呈现快速上涨趋势，其中越南2019年增加值的59%是通过出口实现的。中国的增加值出口率在2007年高达27%，这表明在国际大循环时期，中国增加值的创造很大程度上是靠国外市场驱动实现的；之后，这一数据呈明显下降趋势，2019年为15%，达到了与日本相当的水平；反映出中国的国内市场在不断壮大，通过出口海外实现增值这一方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下降。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参与国际循环的再生产特征是：生产环节对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度先上升后下降。流通环节对国外资金和技术的依存度在下降，但外资企业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尤其是高科技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仍然较大，中国对海外技术和原材料的依赖在短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循环的分配环节存在扭曲现象，国家间收益分配不平衡，国内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的国内市场主体性更加凸显，消费环节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呈现下降趋势。

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使得原有国际大循环战略不再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故提出新发展格局构建背景下的国际循环再定位如下：

以往对外开放侧重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新的时期要拓展制度型开放，深挖开放红利，通过对外开放与国际通行规则对接，完善国内市场经济规则，改变国内市场区块分割的现状，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建设，加快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进程。在这一过程中，要进一步理顺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解决资源错配和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难题，推动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

在全球化时代，一国完全追求自给自足是不现实的。中国现有资源禀赋条件决定了在重大科技创新出现之前，部分资源仍需依赖甚至长期依赖国际市场，可行的思路是通过扩大开放实现进口来源多元化，最大程度降低断供风险，同时加快推进战略性资源自主化进程。

通过国际分工充分利用比较优势提高经济效率，是过去中国对外开放取得重大成绩的宝贵经验。即使当下出现逆全球化趋势，在保持原有价值链中低端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与周边国家在安全可控范围内共建区域价值链，深化国际产能合作，释放国内过剩产能是必要且可行的，这对经济保持一定增速、稳定就业等至关重要。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虹吸国际优质要素资源，为经济增长赋能，是新发展阶段国际循环的应有之义。以往中国参与国际循环的优势是要素成本低廉，而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参与国际循环的优势在于广阔的内需市场。要通过对外开放本国市场，让世界共享中国发展红利，吸纳国际优质要素流入，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有所鉴别的基础上引进优质外资，有助于倒逼国内企业创新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内需可以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试图依靠短期投资解决需求不足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当期投资拉动当下需求的同时，也增加了未来的产能，内需不足的问题始终存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形成稳定的需求端。因此，国际循环一定程度上要为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服务，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将客场全球化转向主场全球化，扩大国际商品进口和优质资源要素流入，一方面可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丰富多元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有助于繁荣国内市场，通过优质供给扩大现有需求，创造新的需求，这将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进程。

改革是一个系统性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开放的扩大意味着风险的扩大，20世纪90年代末东欧国家激进推行“休克疗法”导致国家经济崩溃的惨痛教训应被时刻牢记。在新的发展阶段，要实现对外开放水平和对外开放质量的同步提高，首先要回答对谁开放和开放什么的问题。立足中国实际，对外开放是对优质外资、高端生产要素和高端人才的开放，开放的是国内循环的堵点领域和低效率领域。循序渐进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对外开放的重要经验，对未来进一步扩大开放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在新的开放起点上，中国要稳步审慎推进重点领域开放，重视当下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资本大规模外流等重大问题。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技术革命周期，提前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路径，对自主创新和高附加值生产活动实行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政策，对于实现经济自立自强是必要的；在关乎国家命运前途的战略性行业和生产环节实施进口替代政策，保持绝对的独立自主是迫切的。中国要重新审视外资引进工作，既要看到外资对生产力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也要注意到外资企业在中国进出口贸易尤其是高科技产品进出口贸易中占比过高的问题，以及外资对内资存在“挤出效应”。要防范出现国际循环对国内循环的“喧宾夺主”的现象，也要防范外资进入后，对中国关键产业的控制，以及高端产业低端化这种新形式“低端锁定”现象的出现。

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起步较晚，不免存在对外依赖强、自主创新弱的印记。前期工业基础的建立得益于苏联对华援助；改革开放后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国际大循环战略意味着专注于特定生产环节，长此以往形成了对国外技术的路径依赖，这是当下诸多领域面临“卡脖子”困境的根源。新发展阶段的国际循环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补短板”是一脉相承的。要牢固树立“自立自强”意识，避免再走“以市场换技术”的弯路；加强基础研发，培养本国高技术人才的同时，以高水平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优秀人才；完善鼓励创新的相关机制，营造良好的自主创新环境，并给予自主创新企业一定的资金支持和市场保护。

新发展阶段的国际循环不是搞“闭关锁国”，而是新一轮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不同的是，开放重点要由欧美发达国家转向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拓展发展空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图 4显示了2000—2019年间，中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的来源变化。RCEP国家一直是中国出口中最重要的国外增加值来源地区，欧盟在2004年以后基本保持稳定，而北美国家的占比自2000年开始一直呈下降趋势；与之相反的是“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一占比逐年上升。加快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建设符合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是推动高质量国际循环的可行路径。原有国际大循环战略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特征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简化为，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经本国加工再出口到发达国家；意味着中国处在连接欧美发达国家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分工位置，这为中国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构建新型国际分工体系奠定了良好结构基础；中国新发展阶段的国际循环，得以在继续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探索构建自我主导的区域价值链。更为重要的是，原有国际循环最重要的驱动力是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而随着全球购买力份额向发展中经济体的转移，中国凭借巨大内需优势构建自我主导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具备动力基础。

新型国际分工体系顺应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区域化趋势，更加注重简化分工环节，以降低“断链”风险和提高对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能力；也更加强调让世界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这与以往西方跨国公司主导的旧体系有本质区别。对中国来说，旧体系的本质是西方过剩资本的全球化，中国为国际分工贡献了劳动力和资源红利，得到的收益却是不平衡的；新体系将改变原有的依附型发展模式，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对世界而言，新体系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将为新一轮全球化增添动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融入全球化实现经济发展提供历史机遇。

本文通过对新中国的国际循环历程的梳理，发现判断一国在某一时期是以国际循环还是国内循环为主的依据应是经济发展动力的内生与否，选择以哪种循环为主体要顺应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要与当时的资源禀赋条件和国际环境相适应。

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国际大循环造成的社会再生产失衡问题。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将经济循环分为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归纳了中国经济的国际循环特征。结果表明，中国的国际循环程度从2000年开始快速上升，并在2007年左右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大幅下降导致全球价值链遭受重创，国际贸易趋于萎缩，中国经济的国际循环程度也随之出现较快下降。中国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改革进程，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就已经开始了。

在国际循环程度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如何理解新发展阶段的国际循环呢？新发展阶段的国际循环绝不是“闭关锁国”，而是要为实现“国内大循环为主”服务，最终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高水平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同时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新发展阶段的国际循环要更加强调独立自主和安全可控，以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一带一路”建设是新发展阶段国际循环的重要抓手，通过与周边国家共建区域价值链，既顺应国际贸易发展趋势，也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构建是中国推进高质量国际循环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