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也是通往其他权利的关键途径，对于实现两性平等、持久减贫、有弹性的经济发展，以及维持和平稳定的良性社会生态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女童是当今社会重要群体之一，通过教育可以充分发挥女童自身潜能，塑造女性未来生活。女童教育是一个回报率较高的公共投资领域，大量证据表明，投资女童教育，消除女童受教育障碍，帮助女性顺利就业或创业，是世界各国进入发展“快车道”的必由之路^[6]。女童教育有助于持久减贫，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成人文盲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超过8 000亿英镑，在7.5亿成人文盲人口中，有三分之二是女性；同时，每增加一年受教育时间，女性的收入就会增加20%，在未来生活中也会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7]。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近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正是得益于其持续扩大的高质量基础教育范围和女性友好型教育改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指出：“女童教育是解决贫困，有效消除性别暴力的最简单、最具变革性的举措。”^[8]女童教育可以加快人口结构转型，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保障女童正常入学并接受高质量教育，提供帮助女童发挥自身潜能的教育环境，可以最大限度缩小其未来家庭规模，提高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营造更为健康的家庭生态环境^[9]。因此，在疫情后各国恢复重建的关键时期，女童教育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的战略重心。

女童教育无国界，女童教育的收益也是跨越国界的，并且逐渐具有真正的全球影响力。受过良好教育的独立女性在塑造国家和国际形象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女性参与政治活动和公共服务的积极性与其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目前，受过教育的女童和成年女性已经成为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中坚力量^[10]。为女童提供高质量教育，并向更多女性予以赋权，她们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英国首相强调，发展全球女童教育和女性赋权符合英国国家利益，提高全球女童教育标准有助于保护英国免受国际社会冲突后果的负面影响^[2]。研究表明，性别歧视程度越高的国家越容易发生社会冲突和危机，反之男女享有较高公平和平等教育机会的国家往往趋于稳定与和平^[11]。但这并不意味着男童教育的重要程度被降低，只有让男童和成年男性积极参与到女童教育领域，才能真正有效减轻性别刻板印象对女童教育的危害，消除对女性的歧视，改善女童和成年女性的教育处境，进而促进女性在社会中享有同男性平等的机会和身份。因此，在后疫情时代，加强全球女童教育国际援助，实现疫情应急导向的人道主义援助与常态性发展援助的密切对接，对确保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可持续稳定，构建人类教育命运共同体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女童教育带来了双重危机。疫情直接导致全球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女童面临严重的失学危机和技能学习危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全球范围内小学毕业前不具备基本识字和算术能力的儿童比率就超过了50%，其中女童占70%以上^[8]。疫情导致学校大规模停课停学，残疾女童和生活在冲突地区的女童所受影响尤为严重，其中中学适龄女童最有可能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或者早婚；预计未来5年内全球童婚数量将增加250万，怀孕女童数量将超过100万^[11]。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性学习危机的恶化，即使对已经入学的儿童而言，学校教育也难以提供充分资源保证学生进行有效学习：世界范围内约3.87亿儿童在小学毕业前不具备基本阅读能力；在低收入国家，10岁前不具备阅读能力的儿童比例甚至达到了90%以上；若不采取补救措施，全球将新增7200万无法掌握基本识字和算术技能的儿童^[12]。

常态性女童教育危机在后疫情时代将持续发酵。在许多低收入国家和地区，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往往以牺牲女童利益为代价。不同社会群体的女童在接受教育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呈现出越发明显的复杂化和多样化特征，如安全交通工具资源匮乏，校服、考试甚至最基本的远程学习服务费用开支也超出了贫困地区大部分女童家庭承受范围^[13]。此外，女童在不同年龄和教育阶段遇到的学习危机问题也不尽相同，其中青春期女童失学危机最为突出。在这一时期，针对女童的传统偏见和社会伦理规范对女童人生选择和自由权限产生了深刻影响：女童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照顾亲人或者赚钱养家的责任；没有避孕的性关系或者婚姻极有可能导致女童学业中断，随之而来的怀孕和分娩期间的并发症更是对青春期女童生命构成严重威胁^[14]。因此，青春期是入学机会性别差距真正扩大的关键时期。然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女童能够从教育中获益最多的发展阶段。这些常态性女童教育危机在全球疫情情境下变得愈加复杂多样，加剧了女童教育的现存困境，女童教育国际援助进入到前所未有的紧迫期。

提高女童教育质量，从根本上解决女童失学和学习危机，让女童真正从教育中获益，需要教育和其他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协同共进。为推进全球女童教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近年来英国政府在国际女童教育援助中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2018年，英国政府推出了《全球女童教育政策》(Global Girl's Education Policy)，支持并推进受援助国和地区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从制度上确保女童教育质量持续提升，增强受援国教育政策和改革方案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以便共时应对多种不利影响，并满足儿童多样化教育需求。如英国政府通过教育援助对埃塞俄比亚最边缘化地区的多达18 000所学校进行有效干预，并为125 000名教师提供专业发展培训，通过多种途径降低儿童，特别是女童、牧民儿童和残疾儿童辍学率，同时改善超过100万儿童(包括50%以上女童)的受教育环境^[15]。在津巴布韦，英国支持津政府推行《教育法》修订案，保障所有女童都有权利接受包括性生殖健康教育在内的全人教育。通过与津政府和社区合作，保障女童在校期间身心安全，减少女童早婚、早孕现象发生，提供安全交通工具和寄宿条件，以防范女童上学途中发生暴力事件^[16]。在塞拉利昂，英国支持塞政府推进面向所有儿童的中学教育改革，同时解决校园暴力等问题，减少女童教育障碍；此外，英国支持塞政府推行“积极包容的教育政策”，保障女童在怀孕后能够重返校园^[17]。英国这些女童教育国际援助战略举措在后疫情时代显得更加必要，亟待针对后疫情时代国际国内环境的特殊性和应急性解决全球女童教育危机，通过新的教育援助战略框架推动全球女童教育快速复原和可持续发展。

多年来，英国政府一直注重在国际组织教育援助框架下，借助于国际援助平台开展女童教育对外援助，汇聚全球女童教育援助参与者，将女童教育援助的重心转向女童基本生存和发展技能教育，为全球女童教育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然而，面对未来日益复杂的社会挑战，特别是在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贫困地区女童教育面临双重危机，全球女童教育援助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协同推进。对此，《行动计划》敦促世界各国政府深度协同，为受疫情影响的全球女童教育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应急援助。英国政府将以担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和与肯尼亚共同主办全球教育峰会(Global Education Summit)为契机，借助“全球教育伙伴”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U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等平台，聚焦女童教育国际援助，更新女童教育国际援助承诺，重塑后疫情时代全球女童教育援助的国际合作新格局，建立新型女童教育全球联盟，推动女童教育在后疫情时代的可持续发展^[4]。

为重塑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国际援助新格局，《行动计划》强调，英国政府将持续强化全球女童教育援助的政治承诺和全球治理，将解决女童学习危机问题作为未来重大国际合作活动的中心任务。针对新冠疫情情境下日益严峻的全球女童群体学习危机，英国政府将在未来五年持续深化与国际教育援助合作伙伴多边关系，倡导国际社会将女童教育援助置于后疫情时代国际教育优先发展地位；加强与国际组织及相关成员国深度合作，支持联合国设立全球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指导委员会，将其置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之下，并派驻英国政治代表加强全球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为全球女童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政治保障；关注气候危机对教育造成的现实风险，精准定位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在应对全球气候危机中的重要作用和积极贡献^[18]；围绕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国际援助，建立包括“世代平等论坛”(Generation Equality Forum)、“七国集团转型行动承诺”(G7 commitments to transformative actions)、“联合国性别暴力行动联盟”(UN Action Coalition on Gender Based Violence)、“2030家庭计划改革”(Family Planning 2030)等重大国际合作平台在内的国际女童教育援助联合行动新机制，通过多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应对后疫情时代更为复杂的全球女童教育危机^[4]。

英国政府将进一步深化全球女童教育战略伙伴关系，支持受援国有效缩减儿童基础技能性别差距。英国政府将在后疫情时代充分利用全球教育合作伙伴关系平台，不让一个女童掉队；深化与国际女权组织合作关系，有效解决后疫情时代阻碍女性教育发展的性别歧视、暴力和不平等问题^[19]；增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和《全球教育监测报告》(Global Education Monitoring Report)跟踪监测全球女童教育可持续发展能力，重点加强与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相关的极端贫困、性别、残疾、地理位置等分类数据收集^[20]；加强国际援助伙伴合作，为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提供更有力的问责机制保障，深化七国集团成员在女童教育质量监测领域的伙伴关系，联合修订女童教育援助方案^[21]。

在国际女童教育经济援助方面，英国政府将进一步汇聚国际多方援助资金，支持全球女童教育，有效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为解决后疫情时代全球女童教育援助资金紧缺问题，英国政府在《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首先，要努力确保国际女童教育援助融资的针对性和应急性，加强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组织对全球女童教育的有效援助，将国际教育援助融资，特别是多边援助融资集中在最贫困国家女童学习危机领域；其次，推进国际教育援助融资方式创新，在充分开发利用官方发展援助经济资源基础上，积极吸纳全球私人援助机构、基金会和非传统捐助者参与女童教育援助，为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开拓新的资金来源渠道。英国政府将牵头举办全球教育合作伙伴关系会议，在未来5年内筹集50亿美元，支持后疫情时代各国教育领域的快速恢复重建，重点援助最边缘化女童教育^[22]；再次，邀请新的国际教育援助合作伙伴，支持“教育不能等待”(Education Cannot Wait)援助联盟作为关键性全球女童教育援助平台，为受紧急情况和长期危机影响的女童群体提供直接教育援助，并争取国际社会为《安全学校宣言》的有效实施提供支持，保证“教育不能等待”全球教育援助平台在后疫情时代能够更高效地惠及受冲突、疾病暴发和极端天气事件影响的女童群体^[23]；同时，确保多边开发银行(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在后疫情时代更加专注改善女童学习环境，为国际开发协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项目中女童顺利接受正规教育提供经济支持，基于成本效益和教育实证逻辑进行女童教育技术投资，提升后疫情时代国际教育复苏援助的性别敏感性和包容性，并将最边缘化女童群体作为优先援助对象^[4]。

近年来，英国政府充分调动国内各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女童教育对外援助，在2015—2019年间帮助全球1 560万儿童(超过800万女童)接受良好的正规教育，为冲突地区女童群体提供了接受正规教育的安全环境，有效解决了贫困国家和地区女童接受正规教育的复杂问题。为进一步强化新冠疫情下女童教育对外援助，在未来五年内，首先，英国政府将重点通过协调本国各区域、各相关部门建立国家女童教育对外援助联盟，研制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对外援助行动计划；其次，联合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大使和高级外交官等多利益相关主体形成全国性女童教育对外援助协同组织网络，发起英国女童教育对外援助改革运动和宣传计划，提高后疫情时代复原过程中英国公众对全球女童教育价值的认知水平；再次，鼓励英国各援助组织使用循证技术和创新方案来应对影响女童教育质量提升的新生挑战；另外，在英国开展全国性女童教育调查研究，听取社区、家庭和女童自身意见，了解女童教育援助需求和限制，并针对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边缘化女童教育调整援助工作方式和内容；支持英国基层和全国性女权组织积极参与研制女童教育对外援助政策^[4]。

为有效推进后疫情时代贫困国家女童教育应急援助，英国政府强调以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为引领建立国内教育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地方政府等多利益相关者共融的女童教育对外援助网络，充分调动英国内部女童教育对外援助可利用优势资源，根据后疫情时代受援国特殊需求调整双边援助方案，最大限度减少失学女童数量，改善女童学习环境，助力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快速复原和持续发展，重点深化对非洲(特别是东非)和印度—亚太等贫困国家和地区女童教育援助机制改革；支持女童教育对外援助合作伙伴国家更好地评估女童教育进展，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化技术手段，针对女童学习、教学质量、教育绩效和失学女童等指标创建更有效的可比性监测标准；遏制针对女童的暴力行为，减少儿童暴力和童婚，解决女童教育经济困境；启动新的双边应急教育援助计划，提高受援助国家中小学女童入学率，减少失学女童数量；提高受援国家10岁前或者小学毕业前具备基本阅读能力的女童人数和比例；支持女童弥补因疫情中学校教育中断所遭受的教育损失；全面评估新冠疫情对学校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建立双边女童教育复原监测系统，对双边女童教育援助效果进行动态监测评估^[24]。

设置女童教育对外援助特使，鼓励青年活动家积极参与到女童教育对外援助中，并充分发挥其积极主动性，寻求有效的女童教育新型援助模式，催生女童教育变革，推动受援助国女童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指出，英国各界要加强与联合国性别暴力行动联盟(UN Action Coalition on Gender Based Violence)之间的多元合作力度，助推两性教育平等全球运动。为充分调动全国性女童教育对外援助积极性，英国政府与受援国领导人共同推进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英国政治领导力量，积极运用外交手段，重点关注受援国女童教育有效资源投入，特别是支持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女童教育弱势学生群体^[25]。近期，英国政府就与孟加拉国农村发展委员会合作，重点支持改善学生学习环境，确保青春期女童接受正规学校教育，并为最边缘化的女童提供平等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和条件^[4]。

教育实证研究是推动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依据。近年来，在英国各科学咨询小组、大学和研究理事会专家团队支持下，英国政府创建了大量针对全球教育的研究项目，在提高教育行业标准的同时，也为政府进行大胆教育改革和财政抉择提供了必要的实证依据^[26]。为推进后疫情时代全球女童教育改革，科学应对后疫情时代全球女童教育危机，为受援国精准提供女童教育援助，英国政府将进一步开创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循证研究新格局，生成女童教育研究成果公共产品，为受援国女童教育改革提供决策支撑。近期，英国宣布投入5 500万英镑援助资金用于启动新的女童教育研究计划，开展受援助国女童教育改革关键研究，为女童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以最具影响力和成本效益的方式支持受援助国学校制度改革，支持女童公平入学并接受优质教育^[2]。英国政府将与世界银行、联合国、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和“教育实证能力建设”(Building Evidence in Education)组织深度合作，建立女童教育实证研究协同联盟；通过女童教育实证研究提高英国对受援助国家女童教育测试、调整和大规模干预的能力，重点关注最边缘化女童人群教育问题；加强阻碍女童入学并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政治和技术难题研究^[24]。对此，《行动计划》提出，英国政府将增加对于全球女童教育研究公共产品的投资和供应，建立“全球教育工作中心”(What Works Hub for Global Education)，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和盖茨基金会等组织联合开展国际女童教育研究，帮助非洲、亚洲等贫困区域和国家教育决策者更好地利用教育实证研究成果，提升女童教育援助的有效性，为女童创造更好的未来教育发展环境^[4]。英国政府将倡导在全国建立多元化女童教育实践跨部门研究共同体，解决政府扩大女童教育体制创新问题，支持女童教育典型经验推广性实证研究，在新教育环境中推行有效的女童教育干预措施，建立全国性女童教育实证研究信息库^[27]。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将牵头开展贫困边缘地区女童教育系统旗舰研究并进行跟踪调查，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UK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将牵头开展面向贫困国家和地区边缘女童的教育技术研究、儿童早期研究、冲突和危机地区儿童研究、性别和青春期研究、妇女儿童暴力研究，为受援国政府提供女童教育研究公共产品，帮助这些国家提高女童有效学习能力，为解决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提供有效方略^[28]。

英国政府将在后疫情时代充分调动英国驻外大使和高级专员网络资源，在全球范围协同推进女童教育实证研究，召集各国财政和教育部长分析女童教育智能购买(SMART buys)等教育实证资料；同时，为教育世界论坛(Education World Forum)和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区域研究中心提供专项支持，强化对女童教育实证研究公共产品的使用效果；另外，联合“教育实证能力建设”组织，进一步推动女童教育实证研究的国际合作和专项投资，着重加强全球女童教育知识体系和成本效益建设，促进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领域更好复原；再之，建立“全球教育实证咨询小组”(GEEAP)，基于最新智能购买教育实证研究成果形成全球女童教育工作报告，巩固英国在全球女童教育援助中的领导者声誉^[5]。

英国政府将在后疫情时代通过多元充分的女童教育实证帮助受援国教育决策者有效利用全球教育援助资源，应对全球学习危机，全面激活受援国教育利益相关部门和行为主体参与女童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与伙伴国家政府、全球教育伙伴关系、世界银行及联合国等组织深度合作，诊断、设计并实施科学的、适应受援国国情的本土化教育政策，保证女童群体能够全面接受高质量教育，满足边缘化女童特殊需求；另外，充分发挥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在政府-捐助者-学术专家三角关系中“超级沟通者”的作用，支持各国跟踪女童教育关键业绩指标，提高女童教育政策效力和问责能力；再之，开发新型教育技术产品，提高教育技术中心(EdTech Hub)创新能力，为受援国女童教育提供适应时局变化的改革方案^[24]。

教育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社会各要素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生态循环体。新冠肺炎疫情是近年来最为严重的社会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新冠疫情的暴发及持续反复扩散呈现出日趋复杂的社会危机情境，给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多领域带来了持续性的冲击和影响，尤其是对发展基础薄弱的女童教育更是造成了常态性和应急性的双重危机，也给国际女童教育援助带来了新的挑战。女童作为社会特定群体，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全球治理理念应赋予这一群体与男童同等的社会地位。然而，长期以来女童在社会地位和教育机会上一直受到偏见和边缘化，女童教育问题逐渐成为制约全纳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阻力，也是构建人类教育命运共同体乃至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亟待解决的日趋复杂的难题^[29]。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散的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与这一公共卫生事件共生共存，一方面全球新冠疫情公共卫生事件制约了女童教育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全纳高质量的女童教育有助于提升女童的核心素养和社会认知，进而能够加快新冠疫情复原进程，这就亟待全社会集中力量对全球女童教育开展援助支持。对此，英国政府制定了新的全球女童教育行动计划，精准审视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面临的双重挑战，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存在的新常态情境下，提出了一系列应对女童教育危机的对外援助新路向，为应对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危机和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持，彰显了女童教育与公共卫生事件之间在一定时期内的共生逻辑。

女童教育是一项关涉政治、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多领域的宏大教育工程，其国际援助行为主体也包涵多元化利益相关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情境下，女童教育援助问题更加复杂多样，既涉及常态化发展性女童教育援助，以推动常规性女童教育可持续发展，又关涉新冠疫情情境下应急性人道主义女童教育援助，及时应对女童教育当下危机^[30]。对此，英国政府新的《行动计划》通过建立女童教育全球联盟，充分整合全球教育援助平台的优势资源，形成国际女童教育援助的合力网络，同时激活英国内部女童教育对外援助多利益相关者动力，建立新的双边和多边女童教育援助战略平台，汇聚多方教育援助资金和资源，实现后疫情时代多利益相关者共同推进女童教育应急性和可持续性双重发展新格局，确保后疫情时代边缘贫困国家和地区女童教育高质量发展。英国政府特别注重与国际组织、“全球教育伙伴”联盟、“教育不能等待”国际援助基金、多边开发银行、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等相关者合作，关注女童教育多元融资，将多方可利用援助资源输送给女童教育援助合作伙伴，消除女童接受教育的各种障碍，通过不同层次女童教育援助利益相关部门深度合作，形成共同促进女童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内外合力，减少校内外暴力(包括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增加女童接受全面性教育的机会。这充分彰显了英国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国际援助战略的多利益相关者共进特性。

不论常态性女童教育可持续发展，还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女童教育应急性复原，都需要国际社会通过多种途径开展女童教育国际援助。长期以来，女童教育国际援助以提供资金支持的经济援助为主导，近年来国际援助开始走向以提升受援国能力建设为主导的“授之以渔”援助范式，其中最典型的是向受援国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提供实证依据和决策咨询等公共产品^[31]。在女童教育国际援助领域，英国政府通过多种途径支持受援国女童教育体制改革，以增强受援国女童教育发展的自立自强能力。如在巴基斯坦，英国政府支持旁遮普省和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Punjab and Khyber Pakhtunkhwa)推进教育综合体制改革，确保女童教育在巴基斯坦教育改革中的优先发展地位。在加纳，英国支持加政府推进教师教育政策改革，首次设置教育专业学位，并制定新的国家教学标准。在尼日利亚北部，英国政府与尼政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在尼日利亚学校实施“适当水平教学”(Teaching at the Right Level)改革方案。这一补救性教育改革在定期评估学生进步的同时，为女童基础技能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空间，目前正在尼日利亚北部一些州广泛推广。在马拉维，英国支持马政府推进小学数学课程全国性教育改革。新《行动计划》更加强调，通过多方教育实证研究生成公共共享产品，组织教育研究机构针对后疫情时代双重危机情境下女童教育处境开展大规模实证研究，获取真实可靠的女童教育危机数据信息，为推动受援国在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研制和改革方案提供必要的共享资源。这种援助方式更有利于受援国自主开展适合本国国情的女童教育改革，也能够促进其在经济援助基础上提升本国女童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基于共享性的高质量女童教育研究成果，各国政府能够共同推进适合本国的性别平等教育改革，提高官方发展援助融资、数据和报告的透明度，改善多边和双边教育援助工作的一致性，从而提高全球女童教育援助的总体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