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在“知识银行”战略指引下，主要通过“知识”的力量推动国际援助发展，从而形成其重要的行动框架——“知识分享”。世行在《知识管理》中明确强调，要“成为一个知识银行，成为创造、分享和应用与发展有关的前沿知识的全球催化剂”^[4]，突出了“知识分享”在国际发展援助中的重要性。2009年，世行在《转变世行的知识议程：行动框架》中，强调通过“知识分享”形塑“知识银行”，明确各个研究部门的知识举措，将“知识分享”作为世行一个重要的行动框架^[5]。为了更好地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特定问题，世行在2013年的《世界银行集团战略》中指出，“知识银行”也是“解决方案银行”(Solution Bank)^[6]，突出了对共同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分享，扩宽了“知识分享”中“知识”的含义。

那么，对于世行而言，什么是“知识分享”？这需要首先明确世行所强调的“知识”是什么。“知识”一词在不同语境和场合中有不同的含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玛丽亚姆·阿拉维(Maryam Alavi)等学者的观点：知识是个体、团体、机构的价值观念，包含了真理、想法、价值判断和专业知识^[7]。这一定义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等人的观点相符，即国际组织的“知识”也是一种国际“规范”，是国际行为体对适当行为的一种集体期许^[8]。在世行，“知识”被当作是发展成效的关键，没有知识世行就不能提供贷款、不能提供建议、不能召集会议^[9]。在世行援助活动和议程中，“知识”与待解决的、特定的发展问题相关，是经验、规范和集体观念^[10]。综上所述，本文中的“知识”主要指世行在特定领域的理念旨趣、最佳实践经验、组织文化观念和员工主流想法等的结合，是世行开展国际互动的一种规范。在该“知识”定义下，世行的“知识分享”是指世行建构、复制、分享和推广最佳经验和规范的过程。

世行“知识分享”的行动框架包括知识获取(Knowledge Capture)、知识传播(Knowledge Diffusion)和知识应用(Knowledge Application)三个流程^[11]。根据这一框架，本文构建了与之对应的三个维度：价值取向、规范扩散与实践保障。第一，知识获取是“知识分享”框架的第一个阶段，包括知识抓取和知识鉴别等核心要素，是世行对知识的选择阶段，即什么样的知识最好并能更好地实现受援国的需求。鉴于世行的知识创造能力、专家特征和组织机构特性，其教育援助理念与实践的知识获取，就是其国际规范的构建过程，体现了世行教育援助的价值取向。第二，知识传播强调知识从输出者到接受者的转移，传播载体是实现这一知识转移的重要渠道。世行认为全球教育发展问题虽各有差异，但一些成功的、有效的经验，经过调整、复制和推广，可以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得到进一步利用^[12]。换言之，世行教育援助的知识传播就是教育共同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世行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下，通过一定传播渠道和平台，实现规范扩散的过程。第三，知识应用是世行“知识分享”的最终目的，即将知识用于实践以实现世行减少贫困、促进共同繁荣两大使命，其承载者主要是世行开展的相关项目。世行教育援助的知识应用体现在教育援助实践项目中，世行采取系列措施以确保教育援助的开展和有效性，即实践保障。

“知识分享”以知识获取为起点，然而什么样的知识在教育援助中最有价值？世行对此做出具有“烙印式”的选择，那就是能够促进发展的教育知识对受援国最有价值。揆诸历史，工具主义一直是世行价值取向的核心，但不是唯一。但近年来也开始加大对教育人文价值的关注力度。

纵观世行教育援助理念和实践项目，世行一贯的核心使命就是提供援助资金和援助技术以帮助受援国减少贫困、实现发展。世行自涉入教育领域以来，其话语体系和实践行动中始终在强化教育的经济价值和工具属性。1963年，世行第一笔教育援助贷款就是用于非洲突尼斯共和国开展的职业培训项目^[13]。这笔援助贷款的目的是，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来填补当地的人力资源空缺。在世行提出向“知识银行”转型之前，其教育援助理念和实践受到经济发展相关理论范式的影响，包括人力资本理论、成本效益分析法、经济回报率等。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更高水平的教育投资可以直接转化为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提高，为世行教育援助“投资于人”的实践活动提供了经济和道德基础。成本效益分析法和经济回报率是世行比较和确定教育投资带来多大经济盈利的分析工具。这些经济学理论在不同时期出现并占据主导地位，是世行教育援助的逻辑起点和价值依据。

“知识银行”战略指引下，世行教育援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知识促进发展”，即运用全球教育知识解决发展问题。世行教育援助与“发展”相联系，在国际社会共同开展的国际会议和全球倡议中逐步得到巩固。“全民教育大会”为制定关于教育促进发展的“全球契约”提供重要平台^[14]，是世行处理教育与经济关系的重要转变。世行认为，为了实现发展就必须在教育领域取得进步，教育因此成为全球发展议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15]。此后，“全民教育”“全民学习”等核心主题在世行教育援助文本中频繁出现。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都强调了教育在促进国际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一，千年发展目标在发展实践领域就“什么知识最有效”达成了广泛共识，强调初等教育在减少饥饿、女性赋权、减少儿童死亡率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世行在教育领域的援助贷款主要关注早期幼儿教育、初等教育机会和质量等领域。其二，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世行教育援助的行动提供了框架，该目标的首要任务是改善人类发展成果，范围从之前主要侧重于发展中国家扩展到全人类。为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世行教育援助关注人的基本需求，强调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然而，世行最关注的还是教育的经济功能，强调个体技能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认为个体获得“劳动力技能……可以预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16]。可见，世行从单纯提供资金的发展援助机构转变为发挥资金功能和知识功能相结合的援助机构，这个过程始终是在将教育视为消除贫困和提高人力资本与生产力的工具理性中发生的。

“全民教育”运动推出以来，世行教育理念与议程的人文主义倾向愈发明显。世行《全民学习：投资于人的知识和技能以促进发展》《2018年世界发展报告：学习实现教育承诺》两份战略报告，为世行开展以“学习”这一主题为核心的教育援助活动奠定了理念基础。在世行教育援助实践中，强调学习获取和学习质量两个方面。

第一，关注学习获取的援助。世行重视阅读资料获取和学习路径保障。其一，世行认为，所有的学生到10岁时都要具备阅读的能力，如果不具备该能力就无法进行学习，也阻断了学生在数学、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的学习，因此将阅读视为个体学习获取的核心。为保证阅读材料的数量和质量，世行推出“在家阅读”(Read@Home)倡议，尽可能快速有效地向偏远地区家庭提供阅读和学习材料，鼓励看护人和家庭成员参与3至12岁儿童的学习活动。世行为受援国提供三个方面的支持：(1)提供技术援助以补充适当语言的阅读和学习材料，并为看护人和父母提供配套材料；(2)提供技术援助以补充受援国在提高图书采购和分发方面的效率，降低成本；(3)资助以缩小国家层面的差距，激励资源分配^[17]2。例如，世行在塞内加尔投资7 500万美元，在该国七个最贫困的地区实施“在家阅读”计划^[17]3。其二，世行提供了基于远程学习交付模式的学习获取路径，即远程学习教育技术工具包。世行借助教育广播、教育电视、移动设备、远程学习和创新生态系统等交付渠道的“知识包”，为受援国尤其是低收入发展国家提供实用指南，扩大受援国儿童的学习获取机会。

第二，关注学习质量的援助。世行认为，学习质量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系统具有一定缺陷，由此所创造的学习环境不理想。为了提升学习质量，世行构建了教育实践的五个支柱，即学生做好学习准备并具有学习动力、教师受到重视并可以开展有效教学、教室配备好相关学习设备、学校是安全和包容的、教育系统是管理良好的^[18]。世行认为，这五个支柱中，无论是学生入学时基础差还是教学环境差，学习质量低下通常是因为缺少高质量的教学。世行将学习质量低下的原因归为三类，即课程缺陷、教学缺陷和支持缺陷，这也构成了世行为提升学习质量开展教育援助活动的关注点。其一，世行为受援国的结构化教学法提供援助，帮助教师制定详细的课程计划。世行通过提供计划援助，为受援国工作团队提供课程、教科书、教师指南、教案等援助材料，帮助教师制定和完善教案。其二，世行提出“技术为教学发展服务”计划，为教师进行远程教学提供援助。为了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世行向受援国团队提供技术援助，同时向那些基于技术方案进行教师专业发展改革的国家提供财政援助。其三，世行为受援国提供学习评估方面的援助。世行学习评估平台(LeAP)开发了一套远程形成性评估产品和工具，帮助受援国通过使用手机或电话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远程的形成性评估，确保教学质量。

世行为应对全球教育发展难题，致力于寻求解决教育共同问题的方案，将其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最佳做法进行推广，实现规范扩散。世行通过援助贷款、专业人士和国际活动等渠道，进行教育援助中共同问题解决方案的扩散。

世行首先具有“银行”的金融机构属性，因此贷款服务是其重要的教育援助形式，而那些附有条件的贷款则是扩散世行规范的重要杠杆。世行教育援助贷款条件，是指贷款合同中规定的条件，即受援国必须满足相关要求才能获得世行低息或免息贷款，例如改革教育法规、减少教育预算赤字、增加对教育部门或基础教育的资助等条件。受援国不得不寻求世行资金援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国际市场利率相比，世行提供的教育融资成本较低，而且世行愿意为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发展活动提供贷款援助^[19]。多数情况下，世行的教育贷款条件具有两个关键特征：对受援国有利；可能会给受援国带来政治成本。一般来说，受援国知情并同意这一附加条件，因为世行贷款“虽然在政治上代价高昂，但是对国家发展有益”^[20]。如果没有世行提供的教育贷款资金，受援国的很多教育改革和发展项目很可能难以实施。

世行教育援助贷款条件的强制性力量，源于其在金融和知识上的实力。世行对受援国教育贷款的条件，都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一些政策对话。当世行准备“邀请”政府接受教育贷款条件的政策转变时，需要等待教育贷款批准程序。而只有教育贷款的用途确实是在世行规定的广泛教育政策框架下，才更容易获得世行执行董事的批准。因此，即使受援国政府不同意世行教育贷款的一些条件，但在迫切需要资金时也会同意这些条件，并签署贷款合同^[21]。当然，受援国政府依然是使用这些教育贷款的权力主体，但相对来说，经济实力越强的受援国，对世行的教育援助资金依赖较小，可能更容易无视世行的教育贷款条件。而经济实力较弱的受援国，则需要保持其信用价值，以提升与世行在未来继续合作的机会。在受援国的国家预算中，虽然世行的教育援助贷款通常只占国家整体教育预算的2%至3%，但这部分资金在“可自由支配和新的教育投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2]。因此，世行的教育援助贷款可能会对受援国教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也可能是受援国接受世行教育援助贷款的目的之一，更进一步强化了受援国对世行教育援助贷款条件的遵从。

专家、学者、工作人员等专业人士是国际援助机构的智囊团。世行通过推广自身教育援助模式、经验和价值观，以实现教育援助的规范扩散。第一，在世行内部构建一致的知识范式。分析世行工作人员的构成和聘任特征，世行通常采用招聘、晋升和出版方面的激励、人员地位维护、阻止不一致的数据、话语建构和传播、数据操作这六种机制，保护世行内部特定类型的教育援助知识^[23]。通过这些机制，世行得以生产和传播它认为“正确”的援助知识，抵制与其观点不同的知识和话语。正如学者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对世行内部人员聘任的研究发现，世行往往以“银行思维”作为人员招聘的优先能力认可，在国际舞台上充当着教育促进发展的“守门人”^[24]。同样，世行教育工作部门的工作人员大多都有一定经济学背景。因此，世行很容易维持特定的教育援助知识范式，最终与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范式产生共鸣，只允许这一类型的教育理念指导教育政策和实践。

第二，在世行外部委托教育专业人士。为将世行建设成“知识银行”和“解决方案银行”，世行不断招募、雇佣和委托了“特别有见地、敏锐和有成就的学者”^[25]。在教育领域，世行有选择性地从发达国家和受援国聘请教育专业人员，将其作为帮助世行推进教育援助议程和实践的关键角色。这些专业人士往往具有与世行一致的教育援助价值、框架和期待，倾向于分享、传播世行的核心教育援助思想。当然，这种社会化行为不仅发生在委托受援国专家和学者上，还通过世行员工在受援国政府的任职来扩散世行教育援助的知识和理念，促进受援国将世行的规范进行内化。

世行经常利用金融和知识资源，通过搭建平台举行国际教育活动来推销、交流和强调有关教育援助的特定信息。自“知识银行”战略以来，世界银行学院(World Bank Institute, WBI)通过课程材料、教科书、教学视频、在线课程、网络论坛、广播和在线实践社区等开展国际活动，提供获取、分享和应用最佳知识和经验的强大平台^[26]。该研究院强调跨部门和主题的知识分享，致力于提供个体能力发展、世行机构发展和受援国实践咨询等服务，是传播世行教育援助国际经验和国家本土经验的重要平台。

随着科技发展，世行设立了开放学习园区，专注于线上提供发展问题解决方案，分享关于“什么有效”的实用见解，该园区通过提供最有影响力的全球最佳实践案例，确保了世行倡导的解决方案与受援国教育实践保持一致。目前，该园区提供三个学习平台：世行会谈，通过讲座、播客、视频等活动分享知识；世行学院，通过电子课程、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等分享与发展相关的内容；世行连接，提供同行和专家互动平台，可与世行工作人员、客户和合作伙伴进行知识交流^[27]。自建立以来，该园区开展了约450项国际学习活动，为190个国家的25万多名学习者提供学习服务^[28]。在教育领域，该园区的国际活动包括疫情下的教育援助、疫情后的教育重建、疫情后的加速学习等主题。

世行通过其平台开展的国际教育活动，推进了教育关键政策问题的辩论，确保了世行教育援助规范的快速传播。审查世行以教育为主题的国际活动，倾向于关注“获取”“内容”“课程”“效率”“知识”“学习和质量”“监测和评估”“管理和系统”“教师和培训”等主题，与世行教育援助贷款项目的主题基本一致。同时，为更好地服务受援国的教育发展实践，世行习惯于将载有其观点的活动视频或出版物以光盘的形式发送给各国政府和其他国际援助机构^[29]。通过这种做法，世行实现了教育援助知识和最佳实践案例的扩散，也增加了自身政策和观点被其他国际援助机构和受援国政府采纳的机会。

保障教育援助实践的有效运作，是世行“知识分享”的一个重要目的。世行教育援助实践主要体现在教育援助项目上。为提高教育援助项目成功率、保障教育援助有效性，世行采取了系列保障措施。

世行教育援助项目往往以试点项目和项目条件作为引导，以保障教育援助项目不偏离双方商定的轨道。首先，试点项目是指为解决特定问题、推动特定目标的小型实践项目。当世行的试点教育项目获得成功，就会将这一实践做法进行推广，或者在其他受援国扩大教育项目规模。在教育援助实践中，世行的这些教育试点项目也会被纳入正式的援助项目中^[30]25。试点项目一般可以进行学习、观察、监督和评估，为有效推进教育援助项目提供改进信息。试点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为大规模获得援助项目资金提供了借鉴经验，同时也为将试点经验转移到国际教育援助活动中提供了努力方向。

其次，项目条件是呈现世行教育援助知识理念和行动规范的重要工具。与一些贷款附有条件一样，世行的教育援助项目经常也会附有条件，无论是“明确的”还是“隐含的”^[31]。世行教育援助项目的条件，确保了受援国教育发展的“目标在必须要遵循的方向上”^[32]，可能与特定的教育发展行动相关，也可能与受援国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相关。在教育援助项目实践中，世行为每个教育项目配备至少一个项目经理。这些项目经理除了处理世行内部贷款审批程序外，还必须向受援国“出售贷款的想法”^[20]。世行承诺提供相关支持以换取受援国特定的政策变化，因此世行项目条件是世行“杠杆性”^[33]谈判和“讨价还价”^[34]的方向保障。例如，世行教育援助项目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人力资本以减少贫困、促进繁荣，因此世行官员希望这一重点能够反映在受援国的教育政策中。

教育援助项目周期，是世行与受援国双方确定教育项目要素、谈判、实施、监测和评估的运作保障。世行教育援助项目跟其他项目一样，项目周期包括七个阶段，持续时间在四年以上^[35]。第一，项目识别阶段。世行根据现有的信息对受援国教育系统进行分析和评估，并与受援国政府相关机构保持密切合作，选择与受援国计划相符并适合世行教育援助领域的要素。第二，项目准备阶段。世行团队与受援国的教育部委、教师工会等相关机构合作，详细制定拟议项目内容，编制教育项目融资和实施计划，例如学生入学率、师资队伍、教学建筑物、相关教育部门的改革措施以及预期结果等。第三，项目评估阶段。世行评估部门的任务是，确定教育项目的细节和主要方面是否符合世行的业务要求，包括技术、制度、经济、财务和社会等方面，同时与受援国政府建立结果框架，制定有关项目管理、成本、融资、实施监测、可行性路径等详细信息。第四，项目谈判和批准阶段。谈判阶段是教育援助项目周期的核心要素，世行和受援国政府高级官员就项目目标、组成部门、实施安排、结果框架、监测和评估等达成一致，将商定的项目条件提交世行董事会批准。第五，项目实施与监督阶段。受援国根据商定的教育项目细则推进项目实施，世行在此过程中确保资金用于贷款目的，兼顾援助有效性。第六，实施与评估阶段。教育项目完成后，世行与受援国政府记录取得的成果、遇到的问题和吸取的教训，将结果汇编在结果报告。第七，世行评估阶段。世行独立评估小组编制审计报告并对一些选定的教育项目进行评估，分析结果用于未来的教育项目设计。

世行提供的建议通常以“技术援助”这一术语来表述。宏观来看，世行的技术援助旨在为指导符合世行理念的改革提供理由、方法和框架^[36]。虽然世行的普通出版物和研究同样也提供建议和意见，但这里主要指世行教育援助项目中的建议，因为项目中的技术援助体现了世行与受援国之间的权力互动和规范扩散，充分体现了“知识分享”的作用。世行在教育援助项目中的建议和意见，通常为受援国的教育政策改革和教育发展方向提供了框架，确保了教育项目开展的有序性和目的性。

世行在与受援国接触的各个教育援助项目阶段都提供了技术援助。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尼泊尔的教育项目中，世行顾问将其教育框架嵌入了尼泊尔教育政策制定过程^[37]。同样，世行在教育援助项目谈判中，经常将教育总体规划目标“拿给”受援国，要求“应该以质量、访问、效率和相关性这四个变量来看待教育部门”^[37]。通过这一框架，世行提供的技术援助对受援国的战略发展和政策制定产生了长期影响。同时，尽管技术援助本质上是意见沟通和采纳的过程，但世行的技术援助具有结构限制，即采纳了相关建议和意见才能继续推进教育援助项目进入下一阶段。技术援助也是获得项目资金的必要条件，因此“为了获得财政资金援助”，一些国家“不得不接受世行提供的建议”^[38]。从这一角度来看，世行教育援助的项目建议也是以条件为基础，来发挥框架保障的作用。

世行教育援助项目相关的研究通常包括早期研究、预评估、部门分析、公共支出审查、实施、管理和评估等。这些研究产生的报告是教育援助项目开展、评估和结果反馈的数据资源。在世行的项目工作中，研究报告占据了中心地位，较大比例的财政资源都被分配在这部分^[30]33。通常来说，这些研究报告由世行或受援国单独撰写，或二者共同编制，其目的是跟进教育援助项目实践已经做了什么、还有什么没做、应该继续怎么做。从如何保障援助效果来看，这些研究报告与世行提供的技术援助密切相关、相互交织。与技术援助相同的是，一旦受援国忽略了世行提供的相关报告内容，也可能会影响项目贷款资格。但与技术援助仅由世行提供的单一方向不同，研究报告的结果呈现和经验分享也可让受援国参与其中。在世行内部，“教育部门工作”(Education Sector Work)是准备教育援助项目报告和研究活动的总称，是世行与政府进行政策对话、设计世行贷款战略和项目、促进外部资源调动和协调的基础。根据世行项目具体操作要求，教育部门报告需要提供国家发展战略概述、主要部门的问题审查、借贷国政府政策和计划的讨论、政策建议、世行贷款战略等内容。这些研究和报告将会产生与技术援助相似的影响，是对“教育管理观点和结果的强调”^[39]。很显然，世行教育部门工作可以对教育项目提供数据保障，既能够呈现教育援助项目的结果，也能对潜在援助问题进行分析，以此确保援助有效性。

客观来看，世行开展的教育援助活动，具有其比较优势，同时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世行教育援助对受援国、国际援助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际社会发展中赢得了一定身份地位。第一，教育援助知识引领者。世行除了是“最大单一国际教育资金援助者”外，之所以在国际社会脱颖而出，是因为它“在教育援助中对技术和知识资源的利用让其他国际机构相形见绌”^[40]。第二，教育援助认证者。世行在全球教育援助中发挥的作用，更重要的可能体现在对外部援助机构的影响^[41]。世行对教育项目的肯定，向国际社会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如果在其他地方实施同样的教育政策或项目举措，很可能会取得相应的成功。第三，教育外援协调者。世行在国际援助机构中享有声誉，这些机构也依靠它的研究知识和数据来指导援助活动，因此世行发挥着正式或非正式的协调作用。世行可以经常监督其他援助机构对资金的提供和使用，是如何组织和管理教育援助的主要协调者。然而，世行教育援助的工具主义价值取向和经济理性逻辑，与受援国的教育实践不一定相适应。世行为推进其全球教育改革议程而进行的援助活动，旨在与该组织呈现的世界观和指导原则的方式保持一致，并不总是指导受援国的教育发展优先事项，因此并不一定可以促进受援国的教育发展，甚至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

中国与世行都是国际教育援助与发展领域重要的援助行为体，二者的协同与合作将对国际教育发展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作为世行第三大投票国，可以积极寻求与世行教育援助的有效合作路径。一方面，拓宽教育援助合作路径。世行借助知名度较高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对其教育援助理念和实践项目进行评估，产生的研究成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教育援助贷款的合理性。我国可以加强与世行在专家、学者及工作人员“柔性”互动，提升教育援助项目中研究合作的力度。同时，分享我国对外教育援助的经验模式，提高我国教育援助的话语影响。此外，世行促进“全民学习”以及减少“学习贫困”等援助理念，逐渐成为引领其他国际援助机构指导教育总体规划的框架。我国可以充分利用世行的国际教育活动平台，分享我国在教育扶贫方面的成功典范，提升中国在世行教育领域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规避与世行教育援助合作的风险。第一，避免陷入唯经济发展导向的困境。世行因其具有强大的经济研究能力备受瞩目，受援国也或主动或被动地认可了世行以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发展援助。在教育领域，世行的教育目标和手段都通过经济发展理论加以论证与合法化，教育的经济价值凌驾于人文价值之上。这既不符合教育发展的人文关照，也不符合对外教育援助的人文关怀。第二，避免教育援助中国家政策的趋同化。世行教育援助的知识生产与规范传播对受援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起到干预与影响作用，也导致受援国相关机构越来越依赖世行的专业知识。而当越来越多的援助提供者采取相同的援助模式，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受援国教育政策的趋同化甚至同质化。此举既可能无法满足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也可能不利于多元化社会的发展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