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后，面对日益激化的中日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毅然扛起抗日大旗，推动时局转换，积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历史作用。革命任务决定了党建工作的政治方向、决定了政治能力建设的整体布局。为了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从提升全党的政治能力着手，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

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主体是各级各类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升政治能力首先体现在严守入党“关口”，即以较高的政治标准筛选入党积极分子，对入党程序予以严格规范审查，从而优化和纯洁了革命队伍，为全面提升党的政治能力把好“第一关”。

在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与长征的艰苦磨难后，党的组织规模缩小，党员人数锐减。在最短时间内扩充革命队伍，并保持队伍的纯洁性成为延安时期党中央的首要任务。在扩充革命队伍过程中，为了保持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党中央决定以较高的政治标准筛选入党积极分子，防止一些投机分子趁机混入革命队伍中。严守政治标准首先突出表现为，在大量发展党员的同时，明确将是否拥护党的政治主张作为吸收入党的政治标准。在抗日救国的革命高潮推动下，党中央于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要始终秉持“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9]为发展党员的基本原则。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对入党资格进一步调整细化，即“凡承认本党纲领和党章、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服从党的决议、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10]536。其次，严守政治标准还体现在对入党积极分子中不同社会成分的占比不均进行整体调整。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为期三天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吸收、发展党员的相关问题，并指出当前“党员的社会成分是农民雇农和手工工人占多数，大城市产业工人的比例不够”^[11]181的问题。为此，在吸收发展党员时，要求打破关门主义，积极吸收优秀的工人阶级、抗战热情高昂的知识分子等加入党的队伍，从而提高党员发展的整体质量。再者，对入党程序予以严格审查，针对不同成分的入党积极分子设置不同的考察期。1938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将发展党员作为各级党支部的主要工作，要求“新党员的入党，必须经过支部一定党员的介绍与一定党部的审查”^[11]187。并且对新党员的候补期做出具体规定，根据积极分子的不同成分设定了时长不一的候补期，诸如“工人雇农不要候补期，贫农、小手工工人一个月，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小职员、中农、下级军官三个月”^[11]187。延安时期，入党候补期的设置为党组织审查入党者的政治动机、考察其政治品质提供了制度前提。根据入党人员的不同成分设置时长不同的候补期，这一制度的探索为我们完善入党政治审查机制提供了宝贵经验。

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得出的宝贵经验。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成功的历史证明，越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全党对政治局势的研判就越准确，全党上下的政治执行力也就越强，党的革命事业也就越顺利；反之，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执行力会大大削弱，革命事业也要受到损失。延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马列主义教育活动，大大提升了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有效引领党员、领导干部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方向。史实表明，虽然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党史学习教育已经在全党范围经常化地开展。但是，正是延安整风运动掀起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第一次高潮^[12]。

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并逐渐成为主要矛盾，为了使全党认清革命形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上，提出为了肃清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尾巴主义在党内蔓延而要统一全党思想，而“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13]665。因此，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开展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在教育内容上，借助党中央文件、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译作等作为教材。延安时期相继出版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关教材，此外还翻译并编写了《共产党宣言》《什么是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而为在全党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载体。在教育形式上，借助党校、学习小组、训练班对全体党员开展全面的理论教育。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相继创立了马克思列宁学院、抗日军政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机构，负责全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工作。同时，各支部开展了学习讨论会，通过小规模研讨提升了学习效率。此外，作为对党校教育的补充，通过举办学习周期灵活的培训班对县区及其下属区域的党员干部和普通党员开展理论培训，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从受教育的主体来看，除了现有党员领导干部，还有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这些大量涌入边区的知识分子被吸收入党后，对提高党政机关质量，推动组织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们在延安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诸如艾思奇、成仿吾等著名学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教育，吕振宇、翦伯赞、何干之等历史学家推动了唯物史观的宣传教育。这些理论工作者积极参与边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讨活动，通过在《解放日报》《共产党人》《中国工人》等报刊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为党员领导干部开展理论学习提供了帮助。这些知识分子通过研究会、交谈会、个人会晤等不同途径，与中央高级干部展开深入的理论交流，也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认知，提升了谋划政治大局、把控政治局面的能力。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调节党内关系、解决党内矛盾的重要途径。大量史实表明，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提高党员政治执行力、增强党性锻炼的关键所在。整风运动的推进，有赖于干部教育、干部审查等制度基础，更离不开充分发挥既存批评与自我批评政治文化的效用^[14]。延安时期，通过扩大党内民主，制定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策略，严肃了党内政治生活，突出了党内生活的原则性、政治性。

通过扩大党内民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党内矛盾，从而维护了全党的团结。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制度保障。1938年，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时明确指出，要想革命斗争取得成功，必须要求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一起肩负起政治责任，发挥建言献策的积极性，“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15]529。毛泽东提出，要在全党开展民主生活教育，向全体党员阐释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再次阐明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提出“凡在游击战争中可以进行的会议和选举，都必须进行，不应借口战争环境，不必要地缩小党内民主”^[16]。忽视民主基础之上的集中，就会导致组织混乱失序；而脱离民主的集中，容易造成独断专行，偏离群众路线。延安时期，通过加强政治领导、规范党员权利与义务等途径，使得民主集中制得以贯彻，营造了既生动活泼又严肃认真的良好政治生态。

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为广大党员正视并纠正自身错误提供了正确途径，引导其在改正缺点的过程中提升政治能力。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营造严肃活泼政治生活的利器。错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会使党分裂，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凝聚全党。在边区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体现在民主生活会中，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照党章和党规找差距，总结自身缺点并作汇报，在汇报中接纳别人的建议，在批评别人的过程中审视自身的不足。其次，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始终秉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以维护团结为根本目的，以思想教育为主要手段，帮助犯错误的党员同志及时纠正思想问题。此外，党中央也充分利用党报党刊的宣传作用，在全边区营造开放包容的批评氛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草案）》中，提出：“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17]借助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党内教育的锐利武器，有效地解决了党内矛盾，实现了全党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的团结统一。

延安时期是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党员数量快速增加、组织体系愈加庞大，要保持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就必须提高全党的政治执行力，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经过土地革命时期的艰难摸索，党中央愈加认识到加强政治纪律教育、完善政治纪律规则、健全政治纪律制度对于提升全党战斗力的重要性。

党中央非常注重通过广泛深入的纪律教育在全党强化政治纪律意识。我们党逐渐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长期影响下的错误党内斗争方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全党深刻认识到“处罚与打击而离开了教育，即就是一种单纯的惩罚主义”^[18]，逐渐明确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教育原则。延安时期大量吸收入党的成员，一方面，纪律意识淡薄，对党的纪律认知参差不齐；另一方面，仍然存在自由散漫、组织意识不强的问题。1939年，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对党员中存在个人主义的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其思想根源在于对党的政治纪律的不尊重。遵守党的纪律是每位党员的义务，而领导干部由于其独特身份，必须在纪律建设中发挥带头示范的作用。早在1938年，刘少奇在《党规党法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在执行此党规党法上应表现为模范”^[11]753。1940年，陈云在抗日军政大学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必须成为严守党纪的模范。要特别防范高级领导人破坏纪律的行为。”^[19]延安时期，不仅通过报刊宣传遵守党纪的模范典型，还创作出版了大量针对党员政治纪律教育的书籍，诸如《论青年的修养》《论待人接物》《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员对党要忠实》等著述。这些著作通过支部会议、报刊发表、党校培训达到入脑入心的目的，集中体现了延安时期对提高党员政治纪律意识的重视。

净化政治生态不仅需要强化政治纪律教育，也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对党员政治行为加以规约。为了增强政治纪律的约束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一系列关于党内政治纪律的规定。其中前者是针对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各中央局及中央分局的相关规范，而后者是各地方党委开展工作的纪律规则，使得各级各部门党组织的纪律建设有章可循。为了进一步促进党内政治纪律转化为对党员的外在约束力，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明确了监察委员会的具体职权及其领导关系。1945年，时隔17年之后，党中央根据革命发展的实际情况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章进行修订完善，第一次将党的纪律写进总纲，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以自觉的、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10]535。新党章第八章为“党的监督机关”，不仅对监察委员会的组织架构做出具体规定，而且对监察委员会的权责进一步细化。在延安时期实行的监察制度，与政治纪律条例相得益彰，极大地保证了政治纪律的执行，保证了党组织政治执行力的提升。

延安时期，严峻复杂的战争形势极大地考验着中国共产党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洞察革命形势，以敏锐的政治思维，拨开政治迷雾，为中国革命指明前进的方向。这一时期，党在总结1921年以来党的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其创造性的经验和成就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20]。在领导边区人民积极开展抗战的过程中，党通过卓有成效的措施，实现了维护党中央政治权威、提高了党组织政治向心力、强化了党员领导干部政治意识的效果。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关键在于形成了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团结统一。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局部执政的政治实践中，反复鞭策全体党员在抗日救亡的困难关口要时刻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权威，逐渐形成了“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共识。

无产阶级政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必须树立政党权威和领袖权威，实行高度集中和高度统一的领导^[21]。延安时期，党中央政治权威集中体现在党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等方面。首先，党的政治领导集中体现在党内集体领导上，通过完善集体领导制，逐渐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党对边区政府、人民军队、群众团体的政治指导，使全党全区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抗战。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15]760，并通过严格落实“三三制”扩大了党的政治威信，使各方力量都能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都能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次，党的组织领导是指通过严明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保持党组织的稳定性，为党中央在边区的集中统一领导奠定组织基础。延安时期，党内开展的政治纪律教育和政治纪律整治，使得大部分共产党员在长期抗战中能秉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作风开展工作。一是在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时，党员领导干部“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可是工作中却能表现出自己是群众的模范”^[22]，这种模范带头作用既表现在政治学习上，也表现在抗战工作中。二是通过发展基层党组织，使党的支部深入到乡村、学校、工厂中，使每位党员都“变成一切群众运动一切群众斗争的宣传者组织者与领导者”^[13]738。再次，党的思想领导集中体现在廓清党内存在的各种思想错误，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在延安的十三年，是党在思想、理论上走向成熟的十三年，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十三年^[23]。抗日战争时期，王明所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严重危害了党内团结，加之张国焘分裂党的事件发生，引起党中央的高度警惕。党中央领导集体敏锐地察觉到“左”倾和“右”倾错误思想在党内形成的恶劣影响，迅速在党内开展民主生活会、政治教育等一系列活动，引导党员干部从政治上分析问题，处理问题。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时就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基本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指导斗争，能“从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15]530。此外，全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从而大大推动了党内的思想解放。在全党范围内开展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党的革命经验提供了重要契机，是巩固党的思想领导的系统工程。总之，通过广泛而深入的整风运动，全党“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24]，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倡者和坚定拥护者，勇于自我革命，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通过深入人民群众、解决群众需求、健全政治民主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大提高了党组织的政治向心力，使我们党成为边区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领导核心。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从日占区、国统区奔赴延安，也吸引了众多爱国民主人士来到延安。这一时期也成为群团组织、爱国民主人士自觉向党组织靠拢，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的关键时期。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率先开展了扎实有效的群众工作，为提高党组织政治向心力奠定了坚实基础。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领导机关进驻延安，进城前毛泽东对身边的同志说：“延安，在陕北来说是个大地方，现在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我们一定要很好地联系群众，要注意群众纪律，要对群众多做宣传工作。”^[25]此后，党在延安十三年的局部执政中，一方面通过党内的反腐倡廉和作风建设，制定施政纲领、法律法令、规章制度等，规范政府及政务人员的施政理财行为^[26]，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另一方面，始终贯彻群众路线、严守群众纪律。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实施“减租减息”政策等旨在维护群众利益的活动，切实解决群众生活困难，为边区群众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大大提升了群众的生活水平。广大边区群众在这一过程中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积极参与抗战。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群团组织间的互动愈加频繁，群团组织紧密团结在党组织周围，群团组织的战时政治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1938年7月，毛泽东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中，指出边区建设“以有利抗战为主旨，而以民主精神经营之”^[27]。为了更好地指导群众组织为抗日战争服务，在第六届中共中央委员会中专门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等机关部门，负责指导工青妇等群众性组织的日常工作。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各群团组织的成员人数激增，它们在组织群众开展大生产、募集救国公粮、宣传动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印刷厂职工大会在《解放日报》刊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真正是我们自己的政党，边区才是我们的家乡，工厂才是我们的家庭”^[28]，表明开展突击生产以支援前线抗战的决心。在政权建设上，通过建立“三三制”广泛吸纳各阶层贤才，树立民主政治的典范。1940年，在中共中央颁布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初步阐释了“三三制”政策。为了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在党中央领导下边区政府编写了《实行“三三制”选举运动宣传大纲》，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动员和耐心的宣讲。在广泛的民主动员下，各地选举盛况空前，“绥德、清涧、延川等县达到90%以上”^[29]。选举红榜一出，更有人说：“从前以为革命不要咱们这号人了，今天咱们也能管政权”；“迩刻事情真不同了，咱们也有权利，也能干事，同别人平等了”；“迩刻真正实行了‘三三制’了，咱的名字也能上红榜，土地革命时咱可没权”^[30]。“三三制”的实施，不仅打破了外界对于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权建设的质疑，也大大激发了边区各阶级的参政热情，极大地提高了党的政治向心力。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提升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通过开办党校、成立学习小组等多种形式开展理论学习和政治实践，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坚定了为革命奋斗的信念，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增强了政治责任意识、政治纪律意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为了有效整合抗日救国力量，党中央首先通过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之知晓自身所肩负的政治责任，自觉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从教育对象出发，根据政治责任的不同定位划分出党内主要领导干部与一般党员两大类群体，有针对性地展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增强其各司其责的政治自觉。在教育内容上，侧重于强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历史等内容的教育，注重从政治素养着手提升党员干部主动担责的政治意识。其次，通过党内法规对党员违法乱纪行为进行约束，实现了政治上的及时纠偏，对于党员保持头脑清醒、坚定政治立场具有警醒作用。党内法规是维护党内团结的政治原则，既是约束党员行为符合政治要求的标尺，也是惩戒违法乱纪者的戒尺。在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对黄克功、肖玉璧等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损害党的形象的典型人物依法依规做出严肃惩处，教育了全党同志，向群众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决心。再者，通过强化政治责任意识和政治纪律意识，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为了扎根群众，将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党中央在学校、工厂、街道、机关等各类群体中广泛建立党支部，充分发挥支部的基础组织作用，使之成为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苦难，密切党群关系的前沿阵地。“延安时期，共产党的一大创造，即群众路线臻于成熟，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的尊敬，也因此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延安传统的实质在于党与群众之间的亲密关系。”^[31]延安时期，通过系统的思想教育和典型案件的处置使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受到洗礼，大大增强了全党的政治意识。

“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大成效。”^[32]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用整风方式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创举，也是党深入开展自我革命的成功实践。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而持续推进自我革命必须“把党的建设目标作为参照，厘清党的建设的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之间的差距，找准‘自我革命’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33]。延安时期，全党的中心工作是建立并维护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取得抗战胜利。为此，党的政治能力建设也是始终围绕服务抗战而展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自觉。中国共产党通过提高“政治三力”的实践探索，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得到显著提升，进一步凸显了党中央的政治领导力，对当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就加强政治能力建设而言，政治判断力是前提^[34]，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就在于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并在坚守政治路线的实践中不断坚定党的政治立场，不断提高全党从政治上看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展现了党中央的政治定力，即能够在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中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正确政治立场，有效抵御政治风险。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示了一个大党在政治上的包容性，彰显了一个大党以国家大局为重的政治担当。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党中央时刻警惕统一战线内部滋生和潜藏的“左”倾关门主义、“右”倾投降主义，锻炼了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的能力，即正确认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持自身独立性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充分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以人民为重，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属性。党中央始终将边区人民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把能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看待。党中央不仅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号召向群众虚心学习，充分汲取群众智慧，还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来改善群众生活。此外，还通过出台《陕甘宁边区劳动保护条例(草案)》等法案，缩短工人工时、维护妇女童工的合法权益。

提升政治判断力是准确研判政治局势、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能力建设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仍存在有的党员干部“对错误言行缺乏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和斗争精神”^[35]的现象。为此，要始终坚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36]的标准来判断政治局势，以增强政治自觉性，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安全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是党员领导干部全局观的体现。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人民为重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立场的根本体现，是百年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在于人民，党和国家事业的兴旺发达也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只有坚定忠诚为民的决心，才能在实际工作中破除“官本位”思想，自觉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思想自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历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所坚守的根本政治主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一切工作开展的政治前提，这就要求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在关系政治大局的关键环节上时刻保持警觉，保持政治定力，增强斗争本领。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党内存在“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37]之现象，围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以及如何提高马列理论水平等实际问题进行了系统部署。通过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政治教育活动，全体党员深入学习规定的著作和文件，“使全党思想统一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成果上来，并使全党对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38]。

为了系统清算大革命时期与土地革命时期遗留的“左”倾错误，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实事求是”这一概念。1941年毛泽东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针对党内存在的脱离实际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错误倾向进行了严厉批判，强调了实事求是对于党组织、党员的极端重要性。随后，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全体党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在实地调查研究中克服主观主义的倾向，要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指导革命实践。同年9月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危害和遗毒，提出了要分清楚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此后，整风运动中开展了打破教条主义的工作，奠定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的思想基础。延安整风不仅纠正了错误的思想路线，打破了主观主义的束缚，端正了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也“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39]。

“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40]党内思想教育是激发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觉悟的利器，是中国共产党统揽大局以防范政治风险的清醒剂。任何一个政党内部都可能出现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这“是阶级矛盾与新旧事物矛盾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同其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能有力地支持政治斗争”^[41]，也才能够真正起到纠正谬误，坚持真理的作用。延安整风作为党内思想教育的典范，实现了全党的思想解放，纠正了党内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书论”和“教条风”，提高了全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革命实践的能力，使党员干部能运用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指导工作，全党的政治领悟力得到显著提升。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这是依据时代发展需求所做出的一系列思想教育部署，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在思想愈加多元化的今天，愈是要在继承党内教育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党内思想教育机制，提升党内思想教育的有效性。通过系统而深刻的党内教育实践，提升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善于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的能力，做到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政治执行力是衡量党的政治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尺。仅仅有政治判断力和政治领悟力还不够，还需要党的各级领导者和全体党员具有不折不扣、雷厉风行执行中央政策的政治作风^[42]。归根到底，政治能力强不强，关键要看是否能够做到坚持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坚定不移，是否能够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不打折扣，对党中央的决定做到令行禁止。就外部因素而言，国民党当局对陕甘宁边区实施经济封锁，一些特务分子混入我们的队伍中，在根据地不断制造各种摩擦事件，破坏政权稳定，亟须党中央统揽全局，稳定民心。就党组织内部因素而言，一些党员干部对党内民主存在认知上的偏差，过分强调民主导致党内自由主义蔓延，为及时纠正散漫之风，亟须党中央加强政治领导力。1938年，“四个服从”的政治原则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被正式提出，并写入《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党的组织运行、强化了党的政策落实。1942年，党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43]。随后，党中央通过实行一元化领导，不断强化在边区事务处理中的政治主导地位。一方面，通过思想教育与完善民主政治解决党内步调不齐的问题，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另一方面，对党的组织架构进行合理的划分，实现了党组织系统内部的高效运作。党的政治领导不仅强调党内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也表现为党对军、政、民等各领域的政治领导。延安时期，通过完善人民军队中的党组织体系、颁布纲领规范厘清党政关系、组建并领导群团组织等措施，大大提升了施政效率。在陕甘宁边区，通过强化一元领导实现了对党组织内部、军政民的政治领导，大大提升了党组织的政治执行力。

维护党中央政治权威是事关国运的大事，决定着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党组织就会缺乏政治执行力，最终影响到其他各个领域。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损害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错误倾向，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以提升党组织的政治执行力，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有一套制度和规定，也要有领导干部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以身许党许国的使命担当。”^[44]加强政治执行力，最根本的就是要切实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全党服从中央的政治自觉，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中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确保在政治方向和原则上不偏向、不走样，在工作中严格执行党的政治路线、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这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思想的继承发展，也是新时代提升全党政治执行力的根本要求。

百年党史是丰富生动的教科书，是全党汲取智慧力量的资源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陕甘宁边区为核心开展局部执政，通过一系列切实有效的举措，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大大增强了党中央的政治权威，大大提高了全党的政治向心力，大大提升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为打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也为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丰富经验。当前，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各种风险挑战的严峻性、复杂性前所未有，这就更加要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和行动切实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加坚定的历史主动、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奋力书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