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资本依然是现代资本主义中主导一切的力量。在大数据时代，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新型资本样态，借助各类互联网平台，将资本所有者、生产者、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更为紧密地联合在一起，获得了操纵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绝对权力。在数据化关联的物的体系中，“我们收集的所有数字信息现在都可以用新的方式加以利用。我们可以尝试新的事物并开启新的价值形式”^[1]，数字技术的兴起正以最大力度驱动着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数字资本的增殖。应当承认，当数字技术对社交媒介展开全方位“侵蚀”之时，也在最大程度地释放出数据要素生产力，加速资本周转的速度。斯尔尼塞克主张“在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重心，在于提取和使用一种特殊的原材料——数据”^[2]45。数据作为生产资料的核心，不仅是“外延”的记忆载体，更是一种能够提取、贮存、分析和使用的关键材料，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数据“这种原材料不可避免地将会代表一种有待提取的巨大新资源”^[2]48。显然，一旦数据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交往中必不可少的基础因素时，意味着数字技术构成资本增殖的核心驱动力将成为可能。

进入大数据时代，劳动作为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的状况依然存在，“但是，在互联的数字世界中，的确产生了另一种区分或分工原则，即以数据为基底的生产原则”^[3]。一旦数据具备资本的属性，占有大量数据的经营者便会依靠对大众数据资源和核心技术的垄断，建构起有利于自身的“数字资本新秩序”，即数字资本主义出现。这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剥夺性积累的全部新的机制已经开启”^[4]。资本借助数据无所不在的空间优势，试图从一切领域展示其强大的“主体”价值和掌控劳动全过程以及虚拟空间的“吞噬”能力。人们成为数字人，身后跟着长长的“信息尾巴”，其中，个人偏好、喜好、位置数据、社交圈信息等隐私数据都成为资本增殖的“蓄水池”，作为生产力，数据正在重塑我们的时代，重塑每个人的价值全部；“监视资本主义”^①作为大数据时代的独特景观，把信息基础设施私有化同样也会导致异化，在无孔不入的数据追踪下，人们往往选择放弃个人隐私来换取自身需要或渴望的东西，隐私成为资本牟取巨额利润的利器。马克·安德烈杰维奇(Mark Andrejevic)认为，基于互联网的剥削方式就是当年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剥削方式在网络上的新发展，亦被称为“剥削2.0”，在他看来，随着数据捕获技术的不断增强，“数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被收集、分类和关联，有望产生出远超人类大脑探测甚至是解释能力的有用模式”^[5]，服务于更全面的数据挖掘。在数字神话的框架内，为保证社会良性运转，所有与资本控制之间连接的领域都被打通，“一切的个体性和特殊性都被简化为统一的度量——数据(或信息)和资本”^[6]。互联网平台作为数据资本化的重要载体，在获得海量数据的同时，也掌握了游戏规则，成为资本实施“霸权式”治理的现实；数字资本凭借媒介的发展建构起有利于资本主义秩序发展的公共话语体系，进而为监控大众和控制生产体系提供保障。正如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娱乐至死》中所传达的“媒介即认识论”“真理的定义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传递信息的媒体的性质” ^[7]的看法。互联网平台开发商通过优化算法鼓励用户上传共享内容，表面看来为用户打造良好的环境体验的行为看似合理，实则却是在压抑和限制大众的表达自由，隔绝了用户与外界之间的信息交流。简言之，社交平台以平和巧妙的方式化解了工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使从事数字劳动的人抱着自愿的态度“乐在其中”，使其在收获愉悦和遭遇剥削悖论式体验、为数字经济发展持续创造动能的同时，遭受来自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双重压制。

① 肖莎纳·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在《监视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一书中以“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来描述以大数据运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新模式所带来的数据泄露、公众自主性被侵蚀等负面效应。

总之，数字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8]，在提高社会生产力方面释放出的积极力量无可置疑，然而一旦“数字经济成为当代经济中日益普遍的基础设施”^[2]6的普遍现象时，助长了数字资本的极度扩张，成为增强资本剥削能力和控制能力的最新样态。与马克思所处的机器大工业时代相比，数字经济催生出更加多元化的劳作方式和竞争方式，成为资本增殖的有效手段。其中，“非物质劳动”的出现，使传统的雇佣劳动向基于无酬劳动的互联网平台经济模式转变；如今的“受众劳动”不仅仅局限在观众被转化为商品，而是更加凸显用户生成内容(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在平台资本增殖过程中的独特作用；铺天盖地的“信息流”为精准预测用户行为提供数据来源，凭借对数据和技术的霸权，编织出密不透风的“数字牢笼”，将用户牢牢地捆绑在平台之上；互联网平台利用各种热搜、噱头或者刺激用户的脆弱情绪的方式获得大众极大的关注，并产生巨额利润，从而验证了“受众劳动”这种主观创造活动的无偿性和生产性的扩张。显然，作为资本表现的新舞台，互联网平台日益显现强大的扩张能力，极度加快了资本增殖的进程，使资本获取财富增殖和权力布展的双重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就业形式和外包业务的多样性不仅拓展了平台资本增殖的渠道，而且加速了时间运转与商业竞争，“能够更大程度地使当代资本主义合法化”^[2]6。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在形式上也就越是充分，从而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也就越是充分。”^[9]正是这一转变，使数字资本完成了当年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对社会的侵蚀由“形式吸纳”到“真正吸纳”^②的转变。

② 形式吸纳和真正吸纳是《帝国》一书中的核心概念，是哈特和奈格里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提及的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向实际上的从属过渡的提取和运用。

必须承认，资本增殖的本质属性要求不断开拓新的增殖渠道和剥削模式。平台作为数据的提取装置天生具有资本垄断的自然本性，依托互联网平台发展的数字经济正逐步形成一种霸权主义模式，生产方式必须智能，工人必须高效多产，工会和行业组织必须合理，就业方式必须弹性多元等变化，意味着资本的影响力、掌控力被无限扩大。具体表现为：互联网平台打着“共享”的名义收集数据，实质上是数字经济“独享”行使“霸权”的真实表现，是个体在时空维度下所有生活的不断商品化。数字资本对一般智力和无酬劳动的剥削作为创造价值的新途径，无尽地攫取和霸占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正是数字资本贪婪本性的集中表现。正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说，“发达的资本主义剥削工厂已经渗透到工厂外墙，重新定义了所有的社会关系”^[10]459，数字资本远超出生产劳动领域并蔓延至社会的各个领域，资本的扩张使整个社会被纳入到资本的统治范围，包括“从肌肉、语言、情感、代码到图像、社会智力、社会关系，以及劳动的认知和协作要素等”^[10]457。除此之外，劳动的非物质化“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力的构成、管理和调控—生产组织，而且更深刻地改变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功能及其在社会中的活动”^[11]。这一现象印证了马克思当年在《资本论》中提到的，“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12]699。

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劳动的出现未能消除异化，“它存在于生产工作中，存在于家庭消费中，并且主导着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大部分”^[13]。因此，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重新定义劳动，全景式地思考和把握数字劳动带来劳动异化形式的新变化，成为当代西方左翼格外关注的问题。

首先，从劳动主体的维度上看。与马克思所处的年代不同，“如今即使没有统治也可能出现剥削”^[14]22，当剥削范围从有酬的雇佣关系扩展到了无酬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数字劳动者。一方面，即时通讯与便捷交通将工作和生活两种时空无缝衔接，家里家外都变为了职场；另一方面，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劳动者被“降格”为资本的“无力工具”，减缓了自身“能够进行理论化和慎思的智力能力”^[15]，陷入被剥夺与不稳定的困境之中。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用“流众”(precariat)一词来描述当下劳动者不稳定的生存境况，就其特点而言，“流众”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朝不保夕的忧虑当中，他们的目标意识与职业认同感浅薄，经济收入相对较低且无法享受稳定的劳动保障，如同机器上可随时替换的小零件一般动荡飘摇。为此，有学者提出“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逐驱使他们将工人视为机器或者物品，这才是‘异化’的根本原因(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16]，而非物质劳动的崛兴，恰恰证明了资本逻辑与劳动主体异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随着ICT产业的急遽发展，由非物质劳动者所组成的“知产阶级”一跃成为再生产领域中的劳动主体，他们所从事的非物质劳动成为维系资本主义体系正常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表面看来，“知产阶级”在参与劳动权利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然而实际上却是资本把人的地位“降低到无声的齿轮上”，虽然能够发言却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主体。此外，非物质劳动者从事的作为剥削与“愉悦”共存的生产性活动，也是诱发人们心理异化的导火索。长期生活在“信息茧房”的个体更容易丧失主体意识，产生抑郁症、焦虑症、过劳症、注意力涣散、社恐等社会病症，加剧了异化对劳动主体的束缚。

应当承认：“资本是一种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雇佣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开辟了一个新时代。”^[17]当信息化进程与全球资本的空间扩张紧密相扣，与数字技术发展相伴的“自由只是个代名词”^[18]。以往人们是主动获取信息，在当下，信息不请自来。各种信息铺天盖地，硬生生地挤压我们的生存空间，景观化趋向愈演愈烈，数据正在以“全景敞视”的方式掌控大众，以非强制的“内在牧领”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大众落入“数字化全景监狱”^[19]。身处全景监狱中的成员同时肩负着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也是作案人和受害者，同时还遭受来自他人的剥削以及自我产生的剥削。从根本上说，这种以剥夺主体意识，侵占主体自由为目标的新型方式，就是异化在大数据时代的典型表现。正如韩炳哲所言，“如今人们与数码设备之间有一种近乎迷恋的、强制性的关系。在这里，自由也化身为强迫。社交媒体大大强化了这种强迫”^[14]52，主体的不自由被无限放大。归根到底，这种强迫源自于资本逻辑，资本的运作规律囚禁着我们所有人，我们只能做资本想要我们做的事情。无论是数字与资本之间关联的“函数算法”，还是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的“主动操控”，都暴露出主体自愿被奴役、被束缚，劳动者屈从于技术而不为所知的被动状态。西方加速主义者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中也提出类似的看法。他借用赫尔曼·吕柏(Hermann Lübbe)的时间概念，认为在竞争因素的驱动下，现代西方社会“当下时态的萎缩”^[20]，经营者在想方设法攫取劳动时间、推动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同时，不断挤压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哪怕只是处在不劳作的存在状态，也有可能成为被掠走的仅有的“剩余存在”。

其次，从劳动结果的维度上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谈到劳动异化可能导致的结果：“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21]54即便在大数据时代下，劳动异化的状况依然如故：包括生产活动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都受到技术的制约、掌控；生产资料从原先由货币和市场所决定转而被算法、平台所操控；互联网平台悄无声息地实施收集大众潜在的数据，售卖给商家，向消费者精准投放相应需求的广告和产品数据的收集方式，达到主宰市场和控制人的目的。数字化形态下的劳动产生“异变”，不仅更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方式，而且因传统劳作模式被打破，造成劳动界限和劳动环境的改变，“这进一步导致了产业生产关系的解体，从而转向了更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的数字生产关系”^[22]，使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变得更加隐蔽。加拿大韦仕敦大学的爱德华·科莫(Edward Comer)教授十分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生产，他认为：“涉及工人‘降格’产生的系统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产生了另一种异化形式——过程异化。”^[23]这意味着异化的作用不断扩大并侵蚀社会机体的行为，已经从生产领域的物化走向了非物质领域的数字化，使当年马克思批判的生产异化劳动成为当今的数字异化劳动。数字资本将它的剥削范围延伸到非物质领域，乃至“玩”“休闲消遣”“自由时间”“社会关系”“情感活动”等都归属于数字劳动的范围，各式数字劳动方式都在创造着价值，形成“产消合一”和“玩工”的新特点。虽然也有西方学者就这一主题进行发问，提出数字劳动的合一性所表现出的自由和人性化现象，是否就意味着“异化”被终结的看法。但现实中“产消合一”揭示出数字劳动所具有的全员劳动的特性，劳动者在自我商品化的过程中不仅闭合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循环，甘愿成为创造价值的“机器”；“产消合一”还在无形中强化了资本与技术的融合、助推了资本对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殖民，“在整个地球工厂内将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化于无形”^[24]。数字劳动范围急剧扩大实质上大大加剧了劳动异化的程度，数字资本剥削造成的劳动异化的有增无减，这些都恰恰证明了认为当今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异化”被终结的想法只能是一种幻想。

异化既是剥削的前提，也是剥削的结果。在当代西方左翼眼中，当年马克思所言“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21]52的现象被无限扩大了。哈维主张异化是资本主义经济攸关的核心问题，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全过程，当下的数字劳动异化问题并未跳出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异化的四重基本规定性的分析框架，需要我们将理论深入到现实，对当下的异化形式进行深层次探析。此外，哈维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中，揭露了“纯粹的资本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矛盾，指出当下资本获利的途径已经转向“食利者主义”这一现实，虚拟资本会引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爆，而异化释放出来的攻击力会导致整个社会充满暴力性和侵略性，因此，哈维得出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异化终将会把资本主义引向灭亡的预判。

今天我们正在目睹一种新型权力——算法权力的诞生，这种权力不同于强制性的规训，它主要体现在算法规则对物的秩序和数据秩序的全方位塑造。这意味着在大数据时代算法这种极具杀伤性的“武器”正在席卷人类社会并产生深刻影响，使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都深陷于算法形成的“阿底顿密室”，不得不接受因算法权力无限扩张带来的剥削和掌控。

在大数据时代，“算法最优”似乎成了资本竞相追逐的公认规则，谁掌握了足够多的一般数据以及最佳算法，就相当于拥有了控制社会的绝对权力。韩炳哲用“透明社会”^[14]59来描述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境遇：发达的信息技术以及电子设备的普及使每个人都可以作为信息基站，源源不断地向外发射信号；互联网平台的收集以及算法的量化、测算，不仅能向每个人展开精准投放产品和各种服务，而且能借助数字技术的“最优解”属性，在劳动过程中成为控制劳动者的利器。对于互联网平台中的无酬数字劳动而言，智能算法的理性化加快了传播资源以及收集数据的垄断步伐，使在虚幻、真空的平台之中，“数字经济成为了价值以及无酬文化、情感劳动的重要试验田”^[25]，用户成为只生产数据内容而不获报酬的免费劳动者。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化的转向进程中，算法秩序虽扩大了生产的无限可能性，却弱化了主体对实体存在的意义叙述，成为“悬挂在‘24 /7’^①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无助的幽灵”^[26]。算法作为数据的使用规则，致力于将一切事物转化为可量化的符号或符码虚体，并在拟态化的数字空间中以此为中介与外界进行交流，获得控制和支配真实肉身的绝对力量。这样，被编码穿透后的虚体也就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剥离开来，能动地建立起虚体与虚体、虚体与世界之间的新联系，将一切事物纳入算法的作用领域。与此同时，强大的算法分析技术也伴有“回音室效应”“过滤气泡”等“副作用”，它将主体禁锢在经算法程序筛选、过滤后的“孤岛”，一旦信息和观念的“隔音墙”被筑造起来，自我潜意识空间中的固有价值圈层会愈发坚固，易“引起相互理解和沟通上的障碍，导致公共性丧失甚至无序化”^[27]。正如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所言：“人类自己汇聚了越来越多的数据，发明了越来越好的算法，一手缔造了数据与智能时代。然而，我们的创造物本身，以及我们对这些创造物不加分辨地过度使用，例如甚嚣尘上的数据主义和算法主义，也可能给人类带来十分危险的后果。” ^[28]

① 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将人类裹挟进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即24/7的无休无止、没有间歇的全时间掌控。

在数字技术发展与非物质劳动狂飙突进的时代节点上，技术理性与数字资本在大数据时代的合谋，使算法权力在强化劳动控制、约束人们行为选择的同时，更可以凭借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巧妙地左右着劳动者的思想和生活。“资本需求的不是一种超越的权力，而是建立在内在化层面上的控制机制”^[29]，各类应用程序、软件工程、硬件装配这些数字劳动方式不可避免掺杂一些“政治魅力”，这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具有阶段性的明显标识。当代西方左翼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是建立在一种美其名曰“不言自明”的、相互默认的社会契约之上的，看似披上了“数字自由”“数字民主”的合法外衣，实质上却是资本的剥削方式与剥削手段更隐蔽，使劳动乃至文化等无条件服从于资本逻辑，资本权力向政治和文化领域转移和扩张，推动着世界走向一个“精神政治”^①的强权时代。在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看来：“数字网络是一种绝对的、彻底的、集体式的、精神个性化的新过程的技术，这种过程有能力吸收所有其他个性化的技术……使得一切都被吸收和重新配置。”^[30]不言而喻，在大数据时代下的网络主体利用数字构序来增加“生命的负熵”，但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熵增”，就像“朋友圈点赞”“微博转发评论”等行为。网络主体虽然带来自我认知的加深，但由数字技术造成的网络镜像与真实现实之间界限的模糊，极易使人陷入虚假的意识形态怪圈而失去自我。当劳动被资本与算法高度掌控并对政治和思想领域起着主宰作用之时，即当资本权力与算法权力溢出经济领域延伸至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权力政治化时，其必然结果就是资本对社会乃至人类的破坏力愈大、愈严重。

① 韩炳哲在《精神政治学》中指出精神政治作为新自由主义政权的统治手段，创造出了越来越精明的剥削形式，主要体现在通过优化主体思想的方式来干涉大众的社会行为，并由此衍生出极权主义的特征。

在当代西方左翼眼中，要想摆脱算法掌控、夺回劳动果实，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就是要在现实中找到具有变革性的革命主体。算法控制裂缝中的“流众”，也就是不稳定的无产阶级，存在着挣脱“算法枷锁”的革命潜能，他们是“新的危险阶层”^[31]11。斯坦丁主张，“流众”的使命在于争取包括“经济安全、时间控制、优质空间、真正的教育解放、金融知识以及金融和其它资本”^[31]12等在内的关键资源的再分配，他们是西方左翼政治中涌现出的潜在力量。不同于斯坦丁对革命主体的理解，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新经济模式的压迫下，异化的无限扩大所导致的社会失范现象必然招致以“诸众”为主体的对抗和斗争，从而提出“劳动共同性”的抽象概念，集中探讨了创造“财富共有”和实现“诸众民主”可能性的问题，试图以汇聚和唤醒“诸众”力量的方式来抑制算法权力的无序扩张。事实上，哈特和奈格里寻找突破枷锁的路径探索中的诸多观点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思考层面，并没有提及克服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仍旧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齐泽克在谈及《帝国》一书时，认为哈特和奈格里所描述的政治斗争方式“没有从根本上分析目前全球社会经济进程将如何(如果有的话)为这些激进措施创造所需空间” ^[32]193，要想破局，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找到激进的革命性主体，也就是重构出比马克思笔下的“工人阶级”更为彻底的“新无产阶级”，激发他们的革命潜能。鉴于此，齐泽克将那些“除了他们的锁链，没有什么可失去”^[33]的贫民窟居民、难民等社会“编外人员”视为新的革命阶级，认为只有处在资本主义秩序之外的“被排斥者”(the Excluded)才是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新掘墓人”，这一思路实际上是在效仿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界定，这种将无产阶级简单等同于贫民窟居民和难民的重构，注定难以找到抵抗算法权力扩张的真正力量。此外，齐泽克主张更要回到列宁，“运用列宁纯粹的政治立场和反对经济分裂坚决的态度”^[32]195来战斗。

尼克·迪尔-维斯福特(Nick Dyer-Witheford)为我们遏制互联网平台垄断以及算法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在他看来，21世纪的共产主义是立足于共享财富基础上的信息化共享，“数字化条件下的地球劳动的斗争潜力已经变得非常明显”^[34]。因此，维斯福特主张互联网作为资本剥削的场域，也是抵抗阶级形成的场域，如果我们不想沦为算法施展霸权的工具，就要在各种创新和合作的劳动中联合起来，尽可能地利用网络这个革命阵地来约束肆意扩张的算法权力。

或许，要想抵抗因算法权力无限扩张带来的霸权统治，可以有另外一种途径，那就是在未来的智能化世界中，“通过边缘算法抵抗大数据算法治理，用更弥散的微智能抵抗中心化的美丽新世界”^[35]171，即“用算法抵抗算法，用智能抵抗智能”^[35]171。当然，目前这只是一个初步设想，当代西方左翼并未提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按照马克思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探索，相信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阶段，我们才能彻底挣脱“数字枷锁”，将那种“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36]”、扭曲人的本质的资本劳动，转变为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自主的活动，使劳动真正完成向人自身的复归。

当前，数字技术发展正悄然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及生活方式。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日益复杂并由此带来的劳动主体、社会矛盾等表现形式上的新变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如何在“资本—技术—权力”的框架中理解数字劳动这种新型劳动形式所产生的社会历史效应，既是开展资本批判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在唯物史观视域下重新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近年来，面对数字技术的出现，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及生活方式全面异化的时代诘问，以欧美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给予了积极回应，尤其表现出对技术革新带来劳动形式、价值增殖以及话语体系等新变化的高度关注。他们意识到，数字技术变革带来的生产方式更迭、劳动力与情感的双重商品化、数字剥削和劳动异化现象的隐匿与强化、数据堆栈下的算法治理术、内嵌于互联网平台的劳动控制与剩余加速等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已经远超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范围，亟须新的理论跟进和补充。他们竭力厘清数字劳动背后所呈现的大数据时代下“资本增殖—劳动异化—算法权力”之间“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剥削和不平等的实质。同时，当代西方左翼运用社会病理式的研究方式对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作“病理分析”，也为我们今天深入开展数字化资本主义的研究、全面深化大数据时代下数字劳动等相关理论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和思考。

另外，应当看到的是，数字劳动带来资本生产关系和社会领域等全面变化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展开全面批判的思想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经典问题再一次在数字时代浮现出来”^[35]130。无论是对资本增殖、劳动异化，还是对算法权力扩张及其抵抗径路的剖析，无一不印证着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正确预判。“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资本总有一天也会从头到尾地更新，会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态再生出来。”^[12]724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数字劳动问题时，一方面要承认当代西方左翼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判能切中要害，无论是在重点关注非物质劳动重要地位的迅速上升所带来的“与这种新兴的非物质劳动霸权同步出现的，是与之密切相关的非物质形式财产的重要性的提升”^[37]，还是数字劳动的出现颠覆了人们对传统劳动的认知，在加剧资本积累和扩张的同时“构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剥削生态”^[38]，抑或设想扬弃数字劳动异化的图景与路径等观点上，都展现了当代西方左翼犀利的理论解剖与现实分析能力。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当代西方左翼在诊治时弊的过程中暴露出受到资本逻辑的统摄、偏离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向自由主义妥协等缺陷，注定无法转化为有效的革命实践，充其量只能成为狭隘的“微观政治”。

简言之，我们要始终秉持辩证的态度看待数字劳动这种新型劳动样态，既要正视因数字技术全面入侵人类的生产及生活而带来新剥削机制的负面效应，也要肯定它在释放巨大经济潜能、调整劳动关系、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理，我们在对当代西方左翼的资本主义数字劳动批判理论进行再批判时，除了正视其数字劳动批判理论的局限性之外，还要看到它作为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颇具影响力的理论，亦能为当下提供启发性的思考。其一，能借助当代西方左翼的批判，认识当今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作为全新的生产力，数据资源成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必须以清醒的认识主动应对。其二，要认识到在当代资本主义“一片祥和、繁荣”的景象下，当代西方左翼能清醒地认识到资本权力以更为隐匿和严酷的方式建构起全新的逻辑与权力架构的事实，并展开对资本主义数字劳动的批判，为我们进一步认清数字资本逻辑扩张的实质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其三，要明确，仅仅像当代西方左翼那样，对资本主义数字劳动开出病理诊断书而无具体的变革方案，是行不通的。当前，我们把西方左翼对当代资本主义数字劳动的批判置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批判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双重坐标下加以比较研究，既能对西方左翼的观点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清醒的认知，更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生具有激活数字劳动的活力，以及具有遏制数字劳动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制度优势。这为更好地发挥数字劳动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效用，推动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