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从我国中西部地区选取9所中学的初一至高三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统一施测.测试共分为3个部分：中学生心理素质由学生集中填写自评问卷进行测量；学生家庭SES与父母教育卷入问卷由学生家长填写完成，班级同伴地位则采用班级同伴提名的方式进行测量.本研究在征得校方、学生家长和学生的同意后才进行施测.

本研究一共发放问卷2 000份，回收问卷1 862份，回收率93.1%.在筛选问卷时剔除规律性作答和胡乱作答者，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 724份，有效率92.6%.其中，男生863人(50.1%)，女生815人(47.3%)，缺失46人(2.7%)；初一332人(19.3%)，初二309人(17.9%)，初三282人(16.4%)，高一293人(17.0%)，高二308人(17.9%)，高三200人(11.6%).学生平均年龄为(15.70±1.66)岁.

中学生家庭SES的评估参考程刚等人^[3]对中学生家庭SES的测量，从中学生父母的文化程度、职业和家庭年收入3个方面对中学生的家庭SES进行评估.第一步，用问卷收集中学生父母以上3个方面的信息，然后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标准对父母的文化程度进行赋值^[22]，并采用李春玲^[23]编制的职业声望指数对父母职业地位进行赋值.第二步，分别取父母文化程度和职业地位中的最高值来代表相应变量的得分.第三步，补齐缺失值，并计算出家庭SES值.本研究中，中学生家庭SES的得分范围在-2.24~6.09之间，得分越高的中学生表明其家庭客观经济地位越高.

本研究的父母教育卷入问卷采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的父母教育卷入问卷^[22].该问卷共包含7个项目，主要用于测量父母与子女的互动水平.使用5点计分法，要求被试从中选择最适合表示自己真实感受的等级，如：和孩子一起吃饭. “1”代表最低等级即“从不或几乎不”，“2”代表“每年1~2次”，“3”代表“每月1~2次”，“4”代表“每周1~2次”，“5”代表最高等级即“每天或几乎每天”.总分越高表示父母与子女的互动水平越高.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

采用张大均等人^[24]在2017年最新修编的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该问卷共有24道题.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采用5点计分法.心理素质总分越高，表示心理素质越好.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采用Bogardus^[25]在1925年首创的社会距离测量法，将社会距离可视化为数量等级.具体做法是：给同一个班的同学分发一张印有全班同学名字的花名册，在名字的后面要求同学从10级评分中选择最适合表示自己感受的等级，并在相应的数字上画圈.例如：李四比班里的60%同学地位高影响力强，就在6处画“○”，如0-1-2-3-4-5-⑥-7-8-9.最后，用全班同学对某位同学的评价总分除以评价人数得到的平均数即代表其最后班级同伴地位得分，得分越高表明其在班级中的班级同伴地位越高.

使用SPSS 22.0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录入和统计分析，并采用Hayes等人^[26]的PROCESS 3.0插件对数据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es)是指因为同样的评分者或数据来源、同样的项目语境、测量环境以及项目本身特征所造成的校标变量与预测变量间的一种人为的共变^[27].本研究中，中学生家庭SES得分是根据父母自我报告的人口统计学信息换算得出；父母教育卷入是由父母自评，采用5点计分方式收集；中学生班级同伴地位采用班级同伴提名的方式获取；中学生心理素质由学生自评，采用5点计分方式收集.这4个变量所采用的测量形式和计分方法均不相同，因此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测量结果的影响较小，不再进行统计控制.

中学生家庭SES、父母教育卷入、心理素质和班级同伴地位的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

结果表明，除了中学生父母教育卷入与班级同伴地位之间相关不显著外，家庭SES、心理素质和班级同伴地位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采用Hayes等人^[26]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进一步探究家庭SES与中学生班级同伴地位间的关系是否会受到其父母教育卷入和心理素质的链式影响，结果发现，中学生家庭SES通过父母教育卷入影响其班级同伴地位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但在家庭SES对中学生班级同伴地位的影响过程中，其心理素质的单独中介作用显著；同时，在中学生家庭SES与其班级同伴地位的关系间，父母教育卷入和心理素质起到显著的链式中介作用，具体见图 2和表 2.

自1966年美国著名的“科尔曼报告”提出以后，家庭SES对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影响成为世界各国研究者们所关注的焦点.研究者们目前一致认为良好的家庭SES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8, 10]}.其中，在青少年社会地位形成方面，有研究^{[10, 28]}发现家庭SES能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主观社会地位，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但是，鉴于这些研究所使用的主观社会地位是一种自我报告的主观指标，可能会与其客观社会地位存在出入.因此，本研究首先使用同伴他评的方式，对家庭SES与中学生班级同伴地位间的关系进行了再次验证，结果发现家庭SES同样能显著正向预测其客观班级同伴地位，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3].

基于中学生家庭SES能显著正向预测其班级同伴地位这一事实，本研究结合近年来社会阶层心理学研究的相关成果，从家庭压力模型理论和家庭投资模型出发，进一步考察了父母教育卷入和心理素质与家庭SES和班级同伴地位这2个变量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对中学生而言，首先，其家庭SES与父母教育卷入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正如家庭压力模型所认为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父母，由于其生存压力较小，往往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孩子的教育活动中去^[8]；其次，与以往研究相同的是^[13]，本研究中家庭SES与中学生心理素质也呈显著正相关，表明良好的家庭经济条件的确有助于青少年内在心理品质的发展；再次，父母教育卷入与心理素质也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教育卷入作为一种良好亲子互动的体现，与之前研究所发现的父母的情感温暖能有效提高中学生心理素质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21]，均反映了父母对孩子的直接教育投入在青少年身心发展上所起的积极作用.

本研究基于上述相关分析的结果，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后发现：

首先，在家庭SES与中学生班级同伴地位的关系间，父母教育卷入和心理素质起着显著的链式中介作用.该结果有力地支持了家庭压力模型的观点，即在SES较高的家庭中，由于家长所面临的经济压力较小，相较于那些家庭SES较低的家长来说，他们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孩子的教育活动中去^[8]；而较高的教育卷入事实上有助于青少年在语言能力、社交技能、学习适应及自我效能感等方面获得较好的发展^[20]，从而形成较高的心理素质水平；而良好的心理素质，最终有助于中学生取得较好的学业成绩^[13]，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15]，进而在班级中确立其较高的同伴地位.

其次，除链式中介效应外，家庭SES对中学生班级同伴地位的形成还存在一定的直接效应，同时还有部分间接效应是直接通过心理素质来实现的.这一结果表明，在研究家庭SES对中学生班级同伴地位的影响时，还应该综合考虑家庭投资模型.根据家庭投资理论的观点^[29]，高SES的家庭，由于其所拥有的物质文化条件较好，往往可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提供较为充足的物质保障，而这通常有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本研究中，这种作用就体现为家庭SES一方面可以通过直接影响中学生心理素质的形成，进而间接促进其班级同伴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高家庭SES的中学生由于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其在同伴交往中可用的经济与物质资源较为丰富，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其班级同伴地位的获得.

综上所述，本研究首先采用同伴他评的方式直接考察家庭SES对青少年客观班级同伴地位形成的影响作用，克服了以往研究^[28]只采用主观社会地位指标来间接测量其群体社会地位的不足，加深了对青少年群体地位形成机制的认识.其次，通过链式中介作用分析可以发现，在考察家庭SES对中学生班级同伴地位的影响时，应将家庭压力模型和家庭投资模型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即在探讨家庭SES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时，不仅要重视其直接作用，还应关注其间接效应.这也就意味着，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对于那些来自低家庭SES的中学生，在短期无法提升其物质生活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提升其父母教育卷入水平来弥补和抵消其家庭条件不好所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从而达到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的目的.

此外，本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在考察父母教育卷入、心理素质在中学生家庭SES和班级同伴地位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时，本研究采用的横断研究尚不足以对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证明.因此，未来可以考虑进一步使用实验设计或追踪设计来对此进行验证.并且，由于本研究此次所涉及的样本均属于中西部地区，缺少东部地区的样本，因此该结论是否适用于全国中学生，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扩大样本来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