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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已成为“全球大流行”(pandemic)的呼吸系统传染病.截至目前，我国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已经取得巨大成果.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力争将疫情对社会和人类的危害降至最低.虽然国内已逐步进入疫情防控的平稳期，但是对广大社会民众而言，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不只是对生命健康的威胁，还有对精神心理的冲击.
根据Lazarus和Folkman的心理应激理论，当遭遇巨大危机时，个体基于自己的认知评估会产生一系列情绪、行为和生理应激反应.面对此次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公众首先感受到的是情绪状态的波动，普遍产生焦虑、愤怒、无助和恐慌等负性情绪[1].李思嘉等[2]通过生态化识别，对活跃微博用户发表的微博内容进行词频特征分析，结果显示，在国家卫健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性后，社会整体心态中焦虑、愤怒等负性情绪提高，幸福感下降，对社会风险的敏感度提高.危机下的应激会引起人体自主神经系统和神经内分泌系统的改变，产生强烈情绪体验[3]，甚至进一步激发防御行为，从而应对突发的威胁，具有适应性意义[4].但如果负性情绪不能得到积极调节，个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下，会损害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容易导致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5]等严重的精神问题.
焦虑和抑郁是常见的精神障碍，也是重大危机下公众普遍极易产生的心理状况.大量实证研究已发现，在负性生活事件、突发事故、地震和传染病等危机发生后[6-9]，与事件相关的群体都可能出现焦虑、抑郁和PTSD等心理问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后，公众首先出现焦虑情绪[10]，且越是处于疫情重灾区的个体，越会产生更高的焦虑水平[11].随着长时间暴露在过量的媒体信息之下，焦虑情况还会继续加重，并出现抑郁症状[12].焦虑与抑郁密不可分，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常常同时发生，更多情况下为焦虑先于抑郁发生[13-15]. Wilson等[16]的元分析发现，焦虑和抑郁在发作性精神病患者中的患病率相近，但由于研究之间异质性高，此结果有待进一步验证.焦虑与抑郁相伴相生的特点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近来有研究提出“焦虑型抑郁”[17]，与DSM-Ⅴ中的重度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共病焦虑障碍、MDD伴随焦虑症状、MDD伴随焦虑痛苦特征等概念相对应.焦虑抑郁共病会对个体机能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18]，需要予以更多的重视和更长期的治疗.
PTSD是遭遇严重的威胁性、灾难性创伤事件，而导致的延迟出现且长期持续的心身障碍，典型症状包括与创伤事件相关的重新体验、持续性回避、消极认知和过度警觉等. PTSD与负性情绪密切相关.大量实证研究显示焦虑、抑郁、内疚、愤怒和沮丧等多种负性情绪都与PTSD相关，因此这些负性情绪开始被列为PTSD诊断标准之一，其中焦虑和抑郁是PTSD患者最主要的情绪体验[19]. PTSD与焦虑症和抑郁症有紧密关联，三者存在较高的共病概率[20].焦虑和抑郁的减轻与PTSD症状的缓解具有正向关系，个体的情绪调节策略和情绪调节能力也会影响PTSD症状的严重程度[21-23].但关于负性情绪与PTSD症状之间有何种联系，负性情绪如何逐步发展恶化为应激障碍，尚无明确的研究结论.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于有高度传染性的呼吸道疾病，疫情防控的核心就是通过隔离来减少病毒在人际间广泛传播的机会，隔离措施不可避免地使人际关系发生相应改变.人际疏离感是一种由于人际关系变化而造成的复杂的消极情感.杨东等[24]在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疏离感的操作性定义为：个体与周围的人、社会、自然以及自己等的正常关系发生疏远，甚至被支配和控制，从而产生的社会孤立感、不可控制感、无意义感、压迫拘束感和自我疏离感等消极情感.人际疏离感是疏离感的一个子维度，包括孤独感、亲人疏离感和社会孤立感.人际疏离感的产生可能来自社会支持的减少.隔离防疫期间，个体的社会交往受到阻碍，能够获得的社会支持明显减少，而社会支持与人际疏离感有十分显著的负相关[25-26].此外，人际疏离感还可能是社会排斥带来的结果.社会排斥与疏离感显著相关，对疏离感的预测作用显著[27].为了防止传染，人与人之间必须保持距离，并且可能互相对对方是否携带病毒产生疑虑，从而使个体感到遭受社会排斥，产生人际疏离感.
人际疏离感的产生源自人际关系的改变[24]，人际关系又会影响个体焦虑和抑郁等心理状态.肖柳婷等[28]采用SCL-90症状自评量表(包含焦虑、抑郁因子)测量心理健康水平，探讨自我应对方式、疏离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发现自我疏离感对心理健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朱丛杉[29]研究了人际疏离感与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结果表明人际疏离感与焦虑、抑郁、人际关系敏感性和强迫症有显著负相关，且人际疏离感会对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存在显著调节作用.对高中生群体的研究发现[30]，焦虑抑郁共病患者应对危机时更倾向于采用沉思默想、自我安慰的方式调节情绪，这种方式可能进一步加重其人际疏离感，从而导致心理状态恶化.
人际疏离感还与PTSD症状密切相关. Jin等[31]的元分析表明，社会关系的改变是影响生理和心理状况的重要因素，家人的离世或失踪对个体在短期和3年后的心理健康和PTSD症状都有显著预测作用，对地震后学生群体的研究也发现人际关系方面的负性生活事件显著预测PTSD症状[32].家人的缺失无疑会给个体带来严重的亲人疏离感，人际关系的负性事件则涉及人际疏离感的多个方面，因此，社会关系的变化很可能是通过人际疏离感的中介作用影响心理状态.而与人际疏离感相对的社会支持与创伤后的广泛性焦虑、抑郁症和PTSD等多种精神疾病存在显著不同程度的负相关[33]，还能够负向预测PTSD症状[34].
综上所述，负性情绪、焦虑、抑郁、PTSD和人际疏离感都是重大疫情下易产生的心理状态，且变量间联系紧密.负性情绪的积累可能导致个体出现焦虑和抑郁症状，严重的焦虑和抑郁又可能进一步诱发PTSD.在这个过程中，防疫隔离造成的人际疏离感可能是一个催化因素.以往研究大多在地震、洪灾和暴力事件中对这些变量分别进行调查，而针对重大疫情背景下的情况开展的研究极少，且尚未将5个变量整合在一起探讨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因此，本研究试图构建起5个变量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对其内在的演化和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正式研究前，本课题组在湖北省和重庆市开展了预调查，共计回收问卷12 626份.两个地区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全国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市，公众的焦虑、抑郁与PTSD水平均高于湖北省其他地区，其中焦虑和PTSD水平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重庆市疫情较为严重的渝东北片区，公众的负性情绪高于其他片区，在疫情最严重的万州区，公众的焦虑、抑郁与PTSD水平均高于重庆市其他片区，且PTSD水平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从该结果看，疫情越严重的地区，公众越容易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而非暂时性的情绪波动.本研究推测，疫情暴发初期的应激情绪状态是公众心态演变进程的第一阶段；随着疫情的持续，负性情绪继而诱发明显的焦虑和抑郁症状，进入第二阶段；若焦虑和抑郁状态继续加重，将最终导致PTSD.
基于前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①负性情绪正向预测焦虑、抑郁和PTSD；②焦虑和抑郁正向预测PTSD；③焦虑和抑郁在负性情绪对PTSD的影响中分别起到中介作用；④焦虑和抑郁在负性情绪对PTSD的影响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⑤人际疏离感焦虑和抑郁的中介效应中存在调节作用.本研究假设的理论模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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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通过线上问卷方式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社会公众的心理状态进行调查.共回收问卷343份，将作答时间过短的问卷剔除后剩余308份，有效率为89.80%.样本中，男性102人(33.1%)，女性206人(66.9%)；18岁以下4人(1.3%)，18~25岁159人(51.6%)，26~35岁43人(14.0%)，36~45岁40人(13.0%)，46~55岁56人(18.2%)，55岁以上6人(1.9%)；初中及以下50人(16.2%)，高中(含中专)43人(14.0%)，大学(含大专)181人(58.8%)，研究生及以上34人(11.0%)；已婚126人(40.9%)，未婚177人(57.5%)，其他(离异或丧偶)5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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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正负性情绪量表PANAS中的负性情绪形容词，结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多项社会心态调查报告，选取焦虑、恐惧、悲伤、抑郁、愤怒、无助6个情绪形容词，采用7点评分，从0分“完全没有”到6分“非常强烈”，编制负性情绪量表.所编负性情绪量表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为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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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L-90症状自评量表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心理疾病检查量表，完整量表包括9个分量表，共90个条目，即躯体化(F1)、强迫症状(F2)、人际关系敏感(F3)、抑郁(F4)、焦虑(F5)、敌对(F6)、恐惧(F7)、偏执(F8)和精神病性(F9).采用5点评分：1分“没有”、2分“很轻”、3分“中度”、4分“偏重”、5分“严重”，分数越低表示心理状态越好. SCL-90因子分是组成某一因子的各项目总得分除以组成该因子的项目数，得分越高表明心理健康状况越差.本研究选择焦虑和抑郁两个子量表，信度系数Cronbach's α分别为0.89和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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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平民版(PCL-C).该量表根据DSM-Ⅳ关于PTSD症状的标准编制，由反复创伤性体验症状、情感麻木与回避症状和过高警觉性症状3个分量表组成，共17个题项，采用5点评分：1分“一点也不”、2分“有一点”、3分“中度的”、4分“相当程度的”、5分“极度的”.量表得分可作为PTSD初步筛查的依据，但目前对筛查PTSD的阳性界限值仍存在争议，因此本研究仅使用量表得分高低衡量PTSD症状严重程度.本研究中量表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为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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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杨东等[24]编制的青少年疏离感量表中人际疏离感子维度下的题项.该维度包含孤独感、亲人疏离感和社会孤立感3个因子，共15个题项，采用7点评分：从1分“完全不符合”到7分“完全符合”.评估人际疏离感时，将所有题项加总计分再除以该维度的题项数，求得该维度的平均分，再以平均分来判断疏离感的高低.该量表在国内广泛应用于实证研究，信效度良好.本研究中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为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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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①进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②进行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和Pearson相关分析；③使用Hays等编写的PROCESS插件，选择模型92，选择偏差矫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设定样本量为5 000，置信区间的可置信水平为95%，分组条件为均值和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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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涉及的变量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采用Harman的单因素分析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16个，第1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37.27%，小于40%的临界标准.此结果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1.1. 研究对象
1.2. 研究工具
1.2.1. 负性情绪量表
1.2.2. SCL-90症状自评量表
1.2.3. PTSD自评量表
1.2.4. 人际疏离感量表
1.3. 数据分析
1.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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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在负性情绪、焦虑、抑郁、PTSD和人际疏离感上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表 1).女性在5个变量上的得分均值都高于男性；18~25岁年龄段在5个变量上的得分均值高于其他年龄段；高中文化程度在5个变量上的得分均值高于其他文化程度；未婚群体在5个变量上的得分均值高于已婚和其他婚姻状态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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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负性情绪、焦虑、抑郁、PTSD和人际疏离感5个变量间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表 2)，结果显示负性情绪、焦虑、抑郁、PTSD和人际疏离感5个变量两两之间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其中，人际疏离感与焦虑、抑郁呈中等强度相关(0.4 < r < 0.6)；负性情绪与焦虑、抑郁、PTSD，焦虑与抑郁、PTSD，人际疏离感与抑郁、PTSD呈强相关(0.6 < r < 0.8)；焦虑、抑郁与PTSD呈极强相关(0.8 < r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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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参照Hayes提出的条件过程模型(模型92)进行检验，其中，X，Y，M1，M2，W分别对应负性情绪、焦虑、抑郁、PTSD和人际疏离感，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为控制变量(表 3).
结果显示，负性情绪正向预测焦虑具有统计学意义，但对抑郁和PTSD的直接效应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焦虑和抑郁正向预测焦虑PTSD具有统计学意义；焦虑和抑郁在负性情绪对PTSD的影响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负性情绪与人际疏离感的交互项对分别焦虑、抑郁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焦虑与人际疏离感的交互项、抑郁与人际疏离感的交互项均对PTSD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说明焦虑和抑郁的中介效应受到人际疏离感的调节.
进一步按照均值正负一个标准差划分高、中、低水平的人际疏离感，分析其对焦虑、抑郁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间接效应共包括3条中介路径：路径1(负性情绪→焦虑→PTSD)，路径2(负性情绪→抑郁→PTSD)，路径3(负性情绪→焦虑→抑郁→PTSD). Pairwise比较结果显示(表 4)，不同水平的人际疏离感下，负性情绪对PTSD影响的中介效应有显著不同.其中，路径1和路径3的置信区间在不同人际疏离感水平下均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随着人际疏离感水平升高，焦虑对的中介效应更大，焦虑、抑郁的链式中介效应也更大.路径2(负性情绪→抑郁→PTSD)中，在低水平的人际疏离感下，抑郁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而在高水平的人际疏离感下，抑郁的中介作用显著(图 2).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可以得到负性情绪、焦虑、抑郁、PTSD和人际疏离感的条件过程模型(图 3).
2.1. 负性情绪、焦虑、抑郁、PTSD和人际疏离感的人口学差异分析
2.2. 负性情绪、焦虑、抑郁、PTSD和人际疏离感的相关性分析
2.3. 负性情绪、焦虑、抑郁对PTSD影响的条件过程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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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负性情绪、焦虑、抑郁、PTSD和人际疏离感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上的差异都具有统计学意义.女性在5个变量上的得分都显著高于男性，表明女性的心理状况受疫情的影响更加明显.女性自评的情绪波动、焦虑、抑郁等得分更高，可能由于女性较男性对情绪的感知能力更强，且更倾向于表露此类负面情感[35-36].此外，女性较男性的共情能力更强[37]，使得女性更易受到疫情相关事件的影响，引起情绪波动.女性较男性患PTSD的可能性更高，这与众多已有研究结果一致，PTSD水平的不同与情绪应对策略的性别差异相关[38].女性的人际疏离感高于男性，可能由于女性平常较男性有更密切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在疫情中被迫隔离，减少人际交往，对这种人际关系变化的感受更加强烈.
18~25岁的青年群体是接触网络媒体最多的人群，长时间暴露在大量疫情报道下，使他们容易受到疫情发展情况的影响，产生焦虑甚至应激反应.此外，关于疫情的文章报道中掺杂的不实传言、煽动性言论还会加剧情绪波动.高中学历的群体有一定知识水平，会主动浏览疫情信息，但对于大量专业知识的接受程度较低，加之谣言的干扰，很容易产生信息焦虑，并易出现随之而来的焦虑和抑郁等负性心理症状.婚姻状况方面，未婚者各项得分最高.未婚者大多缺少亲密伴侣，处于独居状态，很难从家庭、子女中获得社会支持，更多需要独立面对疫情带来的生活和心理变化，所以在疫情中感受到的人际疏离感会更加强烈.因此，在重大疫情的心理疏导工作中应当重点关注女性、青年、中等学历者和未婚者这些心理问题易感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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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性情绪、焦虑、抑郁、PTSD和人际疏离感显著正相关，且均为中等及以上程度. 4个变量都是重大危机下个体易产生的心理感受或症状，横向看，多种心理状态有同时发生的可能性；纵向看，暂时性情绪状态与心理健康问题有先后递进的关系.进一步分析的结果显示，负性情绪可通过焦虑和抑郁直接导致PTSD；也可能由负性情绪转变为焦虑症状，进一步出现抑郁症状，再最终导致PTSD.疫情防控中最紧要的工作是防止病毒传播，并研发相关治疗方案和药物.但在此期间，公众的心理状态也需要受到重视.新型冠状病毒本身的未知和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会给公众带来巨大的焦虑[39]和恐惧感；此次疫情中信息过载和谣言传播又给公众增加了额外心理负担、影响风险认知和抗击疫情的信心，成为公众焦虑和恐慌情绪的催化剂[40].如果没有及时采取对公众的心理疏导和社会心态治理，负性情绪的累积和发酵会对个体造成更深层的伤害，从最初的暂时性的负性情绪，到出现明显焦虑和抑郁症状，再进一步发展为严重的PTSD.在这个心理状态消极变化的过程中，每一个节点都是心理防控的关键，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扼制心理状态链条式的恶化趋势，阻止其向下一个节点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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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疏离感对负性情绪影响PTSD的多条路径具有显著调节作用，更高水平的人际疏离感下焦虑和抑郁有更强的中介效应.值得关注的是人际疏离感在负性情绪对抑郁的影响中有边际作用，低水平的人际疏离感下，负性情绪到抑郁症状的路径不显著，而高水平下则变为显著.这说明，当个体的人际疏离感较低，最初的负性情绪则不易发展为抑郁症状.如果能够减轻人际疏离感，就可以有效缓冲或避免负性情绪引发的抑郁症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于具有人群普遍易感的传染性疾病，为了保证病毒防控，政府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并大力宣传自觉隔离防护，勿扎堆聚众.疫情严重时期，社区还采取封闭式管理，禁止随意出入往来.严格的隔离措施可以有效防止病毒大肆传播，从疾病防控角度具有积极意义.但个体长时间处于较为封闭、隔离的状态，与亲人和社会的联系减少，可感受到的社会支持也会减少，很容易感到孤独、无助，因此极易产生人际疏离感.基于本研究的结果，危机情况下公众的负性情绪会通过焦虑和抑郁等负性心理症状，进一步诱发PTSD，在这个过程中，人际疏离感起到显著调节作用.已有众多研究发现了人际疏离感与社会支持间的负向关联[41]，社会支持可以降低人际疏离感，从而有效降低焦虑和抑郁水平程度[42].疫情期间，个体要继续通过电话和网络等方式保持与亲人和社会的联系，社会也要通过媒体平台向公众传递关爱，社区工作者可以为居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并非孤立无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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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针对社会公众的心理状态展开调查，并关注了人际疏离感这一传染病疫情下的独特因素，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独特性，丰富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公众心理状态的相关研究.研究结论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应对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建议政府部门应当将公众的心理疏导纳入防疫工作的重点之中.针对公众负性情绪，应当完善媒体信息平台建设，搭建具有公信力的政府信息发布平台，强化媒体的监督和监管，提升信息的公信力，用正能量的信息捕获民众的注意力，提升民众对正面、积极情绪信息的关注，促进积极向上社会心态的形成，以抗击负面情绪的消极作用，遏制其进一步加重的趋势.同时，家庭、组织和社区等社会资源应当积极行动，构建社会支持系统，通过多种方式向个体提供社会支持资源，降低人际疏离感，提升民众心理能量，缓解疫情对民众心理造成的冲击.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本研究基于网络形式的问卷调查开展，虽然符合传染性疾病中调查的安全性，也具有高效便捷的优势，但对研究对象作答的实际情况缺少监督.其次，本研究考虑了人际疏离感这一变量，但未能将人际疏离感与社会支持结合到一起分析二者对公众心理状态的共同作用结果，今后的研究应当继续深入.
3.1. 负性情绪、焦虑、抑郁、PTSD和人际疏离感的人口学差异
3.2. 负性情绪、焦虑、抑郁、PTSD和人际疏离感的相关和中介分析
3.3. 人际疏离感对中介过程的调节作用
3.4. 研究意义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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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负性情绪、焦虑、抑郁、PTSD和人际疏离感显著正相关，且均为中等及以上程度；
2) 焦虑、抑郁在负性情绪影响PTSD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3) 负性情绪、焦虑、抑郁、PTSD和人际疏离感的关系符合条件过程模型，人际疏离感在焦虑、抑郁对负性情绪影响PTSD的中介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
本研究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个体的负性情绪与心理健康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人际疏离感这一传染病疫情下特殊因素的影响，丰富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公众心理状态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建立应急心理疏导和社会心态治理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重大疫情下的应对措施不仅要关注疾病本身的防治，也要重视社会公众心理状态的改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民众在重大疫情下的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