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是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重要举措，易地搬迁可持续性和稳定性问题不仅是完成“搬得出”即居住地的移动，更重要的是关注搬迁农户原有的生产体系、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网络的结构^[5-6]. 搬迁农户要对教育形式、消费观念、职业结构等进行主动适应和调整^[7]，外部扶持要从施策方略、经济策略、公共服务等方面着手解决^[8]，最终实现“文化自觉”^[9]，才能促进后续扶持需求、主体和要素层面的转型，进而使搬迁人口融入更开放的经济社会系统中^[10-11]. 移民群体观念变化的滞后往往是社会转型发展的障碍^[7]，注意力、认知能力和意志力等有限的心理资源损耗会诱发个体的非理性决策和行为^[12-13]，加之易地搬迁群体若产生脱离主流社会文化的习惯、风俗、生活风格、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定势等非物质形式表现^[14-15]，不仅形塑着搬迁群体基本人格和特征，还会造成贫困的弱势累积和世代传递^[15-16]，将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脱贫地区的持续发展模式应考虑风险干预前置^[17]，风险防控是稳定脱贫的支撑^[18]，搬迁成效巩固和提升更有赖于瞄准相对弱势群体、消除阻碍其发展的因素^[19]，加大针对性政策扶持，实现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动态机制，有效提升脱贫稳定性.

社会融入是动态发展过程，针对社会融入已有不同的衡量体系^[20]，戈登等提出了文化融入、结构融入、婚姻融入、认同性融入、态度接受、行为接受和公共事务融入7个方面指标来衡量社会融入程度^[21]，之后一些学者分别从政治融入^[22]、居住融入^[23]、社会经济融入^[24]等维度扩展研究，继而提出了结构性、社会文化和政治合法性融入“三维度”体系^[25]，以及经济、生活/社会、政治、文化“四维度”体系^[26-27]. 本文基于前期调研基础在易地搬迁社会融入衡量维度上增加心理融入(认同感、归属感)维度.

对于社会融入的研究，学者针对不同数据特征，采取了不同方法，如最优尺度回归模型^[6]，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28]，多元回归模型^[29]，但这些定量研究方法主要用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对于易地搬迁社会融入定量研究成果较少. 已有关于易地搬迁社会融入相关研究主要使用定性方法，如田野调查^[30-31]、理论分析^{[7, 32]}. 也有学者选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相关定量研究，从融入程度和融入效度反映^[33]，突破“五维度”中的就业、语言、生活、文化、心理、身份等方面融入.

总体上看，现有易地搬迁研究成果集中关注脱贫阶段的可持续生计、搬迁影响因素与帮扶效果研究. 2020年已全部完成搬迁任务，后续扶持亟需推进，缺少后续扶持发展和全面社会融入研究，尤其对易地搬迁群体的迁后心理认同、社交网络、文化融入等精神层面问题和需求的研究不足. 因此，本文尝试将社会融入理论引入易地搬迁农户社会融入状况分析，继续贯彻精准扶贫的分类帮扶理念，提出有针对性的提升路径建议.

社会融入测量维度研究方面，西方代表性观点有以戈登为代表的“二维度”模型、以杨格-塔斯为代表的“三维度”模型及以恩泽格尔为代表的“四维度”模型.

在戈登“二维度”融入模型中，移民融入被划分为结构性与文化性两个维度，“二维度”模型并没有说明具体的测量指标，但为后续移民融入类型研究奠定了基础^[21]. 杨格-塔斯借鉴潘尼克斯与弗缪伦观点提出“三维度”模型，明确提出了政治与合法性融入，即将社会融入分为社会-文化性融入、结构性融入及政治-合法性融入^[25]. 以恩泽格尔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移民社会融入面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四方面的融入，即“四维度”模型，用社会经济融入对前两种模型的结构性融入进行了直接替代^[26]. 以上三种模型总体上为学界考察移民融入类型或维度测量搭建了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到迁入地主体的思考框架，为后续移民融入深层次探究奠定了基础. 本文基于“四维度”模型，增加了衡量社会融入的第五个维度，即心理维度.

要实现易地搬迁农户社会融入提升，首先需要对其进行社会融入水平的测量. 社会融入测度是识别后续扶持对象和社区治理关注重点群体的方法. 可以根据滞后融入特征，围绕文化素质、技能素质、观念思想不同维度，提升产业就业自我发展能力和法治观念认知，构建基于发展型扶持、赋能型扶持和借力型扶持为核心的“三维一体”的搬迁农户社会融入长效机制，通过不同方式带动滞后融入群体融入参与、入股、分配、风险防范机制，促进实现易地搬迁社区治理有效目标.

1) 社会调查法.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的分析，分别针对搬迁户、社区工作人员、原当地居民，设计调查问卷并开展问卷访谈，获得不同群体对移民搬迁融入的认识和情况. 此外，对安置点社区管理人员和产业扶贫车间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其是如何参与到搬迁农户融入相关政策落实中的. 通过对多主体的访谈掌握目前搬迁农户融入情况、现存困境及后续需求，从而制定多主体参与的社会融入提升路径.

2) 定量分析法. 通过深度访谈、问卷调查获取一手数据资料，并对问卷数据分类整理，运用探索性因子法、主成分分析法、线性回归分析法等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统计，以此为基础划分社会融入维度、计算融入指数、分析影响因素.

李家溪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位于黔江区城南街道青坪社区，是重庆市最大的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 该项目于2018年10月动工，2019年12月竣工，目前已全面建成并搬迁入住全区29个乡镇街道413户1 531人.

本文数据来源于2021年在该安置点开展的实地调查，此次调查发放问卷131份，回收问卷131份，共得有效问卷130份，有效率达99.24%. 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样本的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表 1)以及问卷的主体部分(表 2). 样本特征值主要包括反映受访对象个体特征的性别、民族、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反映受访对象家庭特征的搬迁年份、搬迁前房屋结构、搬迁后是否获得菜园地等. 问卷主体部分包括就业便利度、职业满意度、是否培训等30个指标. 文中各项观测指标是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案例地的实际情况选取的，为了消除变量单位的影响，对各项变量进行了量化处理.

为检验样本可靠性，采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在0~1之间，系数值越大，表示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越高. 经计算，本次调查总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95，量表信度可以接受，问卷可靠，测量项目合理(表 3).

效度是指测量工具能够测出其所要测量的特征的正确性程度，用以衡量综合评价体系是否能够准确反映评价目的和要求. 效度越高，表示测量结果越能显示其所要测量的特征；反之，则越不能显示. 采用结构效度分析，各指标KMO检验值为0.722，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值达到1 610.032(p＜0.001)，说明这些指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接着运用探索性因子方法，对指标项进行主成分分析，采用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旋转，排除掉载荷小于0.5的数据. 结果碎石图(图 2)中，有9个主要成分(主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但是从主因子5开始趋于平缓，并且从旋转后的结果可以发现有4个主因子二级指标数小于3，故剔除，剩余5个主因子分别用F₁、F₂、F₃、F₄和F₅来表示(表 4).

从表 4可以看到，所有指标的共同度(公因子方差)都达到0.5以上. 5个新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50.94%. 住房满意度、就业便利程度、职业满意度、社区技能培训开展频率、职业培训对就业作用情况、家庭人均年收入变化情况对F₁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855，0.826，0.810，0.810，0.724，0.698，说明此6项指标较好地代表了F₁. 从指标涉及内容来看，这6项是经济的典型反映，对应为“经济融入”因子. F₂主要由社区休闲娱乐活动开展频率、移民文娱活动参与情况、文娱活动满意度、人际交往情况4项指标来代表，其负荷值分别为0.784，0.719，0.635，0.518，这4项指标主要反映了易地搬迁移民日常生活状况，对应“生活融入”因子. F₃包含着5项指标，身份认同情况、公共服务满意度、社区喜爱度、居住幸福感、融入信心，其负荷值分别为0.711，0.665，0.611，0.592，0.585. 这5项指标主要反映搬迁农户在心理上对安置地社会的感受，因此对应“心理融入”. 饮食适应情况、语言适应情况、风俗习惯等价值观接受程度则主要用来说明F₄，其因子负荷值分别为0.826，0.819，0.782，对应“文化融入”因子. F₅与政策了解情况、权利意识、社区工作关注情况密切相关，3项指标负荷值分别为0.764，0.708，0.574，是易地搬迁农户政治水平、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的体现，对应“政治融入”因子. 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指标体系划分较为合理.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重新修正易地搬迁农户社会融入指标体系，共包括经济融入、生活融入、心理融入、文化融入、政治融入5个变量21个指标，如表 5所示. 其中，经济融入主要反映农户在家庭经济状况方面是否能够与搬迁社区总体经济水平相适应，主要通过职业流动、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及就业等方面改善情况等具体指标测量. 生活融入主要反映主体社会对搬迁农户的接纳程度，主要通过移民在休闲娱乐与人际交往方面的主观感受，衡量面对移民涌入时主体社会对移民是接纳还是排斥. 心理融入主要反映农户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是否从心理上认为自己属于迁入地，能否感受到作为社区一员的心理满足，主要通过主观的满意度、幸福感、信心等指标来体现. 文化融入涉及农户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等能否与迁入地原有风俗相适应，侧重于衡量农户对迁入地风俗习惯的适应和认可情况. 政治融入则用来衡量农户作为社区公民是否能够自觉主动承担自身义务，行使法定权利，体现为政策知晓、法律意识、公共事务关注度等.

对表 4的各变量按顺序简化为A₁、A₂…A₂₁，根据公式1计算其权数(其中，Y_i为第i个因子的负荷值，∑Y_i为对应F下所有指标的负荷值)，各一阶因子则以方差贡献率计算权数，具体权数见表 5. 易地搬迁农户的社会融入程度具体计算上借鉴曹培杰等的融入指数计算法^[34]，即根据表 5各指标的权重，采用线性加权法，得到5个维度分值的计算公式和总社会融入指数的计算公式，分别如公式2、公式3所示. 计算所得权重见表 5. 按照融入指数得分高低将社会融入程度分为3个等级：[0, 60]分为融入滞后阶段，(60，80]分为初步融入阶段，(80，100]分为深度融入阶段.

从表 6可知，易地搬迁农户的总体社会融入处于基本融入阶段(x=73.25，s=6.92). 由图 3可知，经济融入、生活融入、心理融入、文化融入、政治融入的融入指数分别为88.90 (s=10.83)、50.59 (s=12.20)、72.31 (s=10.43)、78.85 (s=4.56)和53.58 (s=16.25)，易知政治和生活处于融入滞后阶段，文化和心理处于基本融入阶段，只有经济融入处于深度融入阶段. 从内部差异来看，政治融入差异性最大，不同搬迁户的政治融入水平参差不齐，文化融入同质性较高，搬迁户整体文化融入水平较为均衡.

社会融入评价结果反映了易地搬迁农户不同维度的社会融入水平，为了进一步探讨影响易地搬迁农户社会融入状况的具体因素，将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人均年收入、是否有耕地、家庭是否有学生和住房面积是否增加等8个变量分别引入总体社会融入及其各融入因子的线性回归方程(表 7).

从具体变量的影响作用来看，性别对社会融入程度的回归系数为0.335(p＞0.05)，说明男性移民比女性移民的社会融入程度更高，但是这种差异并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性别对易地搬迁移民总体社会融入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

其余变量解释与性别类似，年龄对心理融入(F₃)有显著影响，且年龄越大心理融入越低. 民族对文化融入(F₄)有显著影响，说明少数民族移民相较汉族移民在文化融入上更高，主要是由于当地以土家族为主，在语言、风俗等文化上适应性较高. 由于问卷访谈对象以少数民族为主，因此会对结果产生一定影响，其实由于移民本就是本县群众，所以文化适应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比较好. 受教育程度对经济融入(F₁)有显著影响，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融入越低. 教育是移民人力资本提升的重要手段，接受教育程度越高移民人力资本越高，但由于调研对象学历分布极度不平衡，大专、本科及以上仅3人，低学历人数多，对融入结果分析产生了影响. 家庭是否有学生对经济融入(F₁)有显著影响，说明家里有学生的经济融入更低，有学生的家庭在教育上花费会更大，对于社区经济支持要求会更高，因此在经济满意度或融入度上较低(表 7).

本文以李家溪易地搬迁农户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社会融入状况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易地搬迁社区政治融入和生活融入滞后，经济融入处于深度融入阶段. (2) 农户的家庭人口特征对不同维度的融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年龄越大心理融入越低，少数民族移民相较汉族移民在文化融入上更高，家中有学生的经济融入相对较低. 社会融入提升路径主要可以围绕发展型、赋能型、借力型开展实施.

1) 发展型提升，加强移民权益保护，促进搬迁农户发展权价值提升. 一是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工作，强化移民权利表达与诉求意识. 调研结果显示多数移民不了解相关政策和基本权利、义务，基层干部应搭建农户参与政治生活的平台，成立安置点基层党组织和群众服务中心，引导其参加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各项活动，充分尊重搬迁农户意愿，带动搬迁农户参与社区自治工作，广泛开展党员先锋岗、志愿服务、社区建设等实践活动，充分发挥社区居民民主自治主动性. 二是要解决户口与居住分离问题，协调好土地、教育、社保等一系列因素，进一步理清“三块地”权利，引导农户盘活土地资源实现增收. 三是厘清移民管理权，迁出地居委会应作为户籍未迁出情境下的辅助责任主体，迁入地社区根据属地管理原则，推进搬迁农户政治融入.

2) 赋能型提升，建设移民社会网络，即通过提升内生动力主动发展. 一是对于心理融入，结果显示年龄较大的移民很难适应新的环境，于此移民应该主动适应环境变迁，增强自我心理抗挫能力. 同时，迁入地也应为移民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疏导解决不良心理问题^[1]. 二是对于经济融入，因移民难以保证有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难以短时间内融入安置区. 因此政府应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易地搬迁工作，结合本地资源优先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安置地的产业聚集，带动搬迁农户就业增收，减轻经济压力负担^[35]. 三是对于文化融入，广泛开展日常娱乐活动、民族节日文艺汇演、理论政策进社区等活动，引导移民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营造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和谐氛围^[36]. 四是对于生活融入，包括衣食住行各方面，要加快移民生活方式转变，引导移民参与社区管理与群体交流，实现内在与外在互融.

3) 借力型提升，依靠多主体帮扶，即依托政府和市场主体借力发展. 一是政府保持易地搬迁后续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医疗、教育、产业、就业帮扶政策持续推进，巩固搬迁农户“三保障”成果；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巩固“稳得住”成果. 对融入滞后的群体，通过精准帮扶，加强产业就业技能培训、推进联农带农，扩大搬迁农户增收来源. 二是强化多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理念，在驻村力量帮扶下，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连接多部门、层级与企事业单位之间工作，优化完善后续扶持工作机制. 明晰工作主体、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方案实施. 发挥基层志愿者互助作用，优化社区治理机制，为移民生活出行创造便利条件. 三是市场、社会组织等引导资本进社区，吸引广大投资商进行产业园建设、帮扶车间建设，引导搬迁农户就近就地务工、就近参与发展产业，提升经济实力，推动产业致富. 同时，在政府、市场和基层党组织等多主体合作帮扶下，营造搬迁农户社会网络关系，助推农户深度融入，促进实现搬迁社区治理有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