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七《内阁·王抑庵入阁》中提到：

王文端抑庵(直)，以永乐二年甲申庶常，为文皇所眷，不数年召入内阁，书机密文字，授修撰。驾幸北京，仁宗以太子监国，留黄淮、杨士奇，与直三人辅道，固已俨然宰相职矣。上再幸北京，直在扈从，进侍读。仁宗朝为侍读学士，又以庶子兼读学。宣宗即位，进少詹事兼读学。英宗即位，为先帝实录总裁。正统三年，进礼部左侍郎兼学士，六年以礼部缺人，始命出阁部同尚书胡濙治事。自此后，虽拜吏部尚书，加保傅三孤，及夺师傅以归，不复兼学士。至天顺六年卒于家，虽赠太保、谥文端，亦不及翰林一字矣。初疑抑庵不过以词臣为卿贰耳，及观王墓志与本传，中云王自言“西杨不欲我同事内阁，出我礼部，当时意不能无憾。若使不出部，则丁丑正月，当坐首祸，必有辽阳之行”。盖英宗复辟，阁臣俱诛窜，故直犹以革少傅宫师为幸也。据此，则抑庵先为内阁辅弼，凡历五朝，前后几五十年，为杨东里所挤，始出理部事，其初固真相也。而郑端简、雷丰城、王弇州诸公，纪述宰辅，更不及此公。何耶？文端志传，出李文达诸公，俱与文端同事最久，其言可信也。^{[1]卷7《内阁》}

沈德符认为王直自永乐朝入阁，“为内阁辅弼，凡历五朝，前后几五十年”，至正统初因遭杨士奇排挤才离阁出部，应为内阁辅臣无疑，并对郑晓、雷礼、王世贞所撰明代宰辅表中未予收录大惑不解，提出质疑。那么，沈德符所持“王抑庵入阁”之说究竟来源何处？是否可靠？以下试考镜之：

从上文“及观王墓志与本传”、“文端志传，出李文达诸公”可见，其依据当为李贤等人为王直所撰墓志铭和传记。对于这一问题，李贤在《吏部尚书致仕赠太保谥文端王公神道碑铭》中写到：

永乐改元，遂领乡荐，明年登进士第。时太宗皇帝笃意古学，诏选进士曾棨等二十八人为翰林庶吉士，俾读中秘书，冀成远大之器，公在选中，感激奋志，不数年文辞追古作者。上以公卓越诸士，召入内阁，凡机密之政属执笔焉，寻授翰林修撰。车驾巡幸北京，仁宗为皇太子监国，留务之重，选任尤严，时翰林则留黄淮、杨士奇与公三人辅导，公夙夜勤慎不懈，中外咸倚重之。^{[2]卷12《吏部尚书致仕赠太保谥文端王公神道碑铭》}

这段表述与沈德符所述基本吻合。我们基本可以推知，这是沈德符撰《王抑庵入阁》的重要史料来源。那么，李贤之表述又来源于何处呢？笔者认为：一方面，李贤与王直生活时代接近，又曾为同僚，且曾为王直撰写过神道碑铭，“贤从公游最久，公未尝待以属吏，又引之同升，平生之知未有过于公者”。^{[2]卷12《吏部尚书致仕赠太保谥文端王公神道碑铭》}应当对王直生平比较了解。另一方面，王直在其文集中也多次提及此事，这也应当是李贤撰写的一个依据。^①如，王直在《抑庵文集》卷一《御书记》中曾写到：

①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二十四《吏部一》同时收录了李贤所撰《吏部尚书致仕赠太保谥文端王公直神道碑铭》及不著撰者《王文端公传》。其中，后者说到：“(王直)以庶吉士入内阁，书机密文字……诸子孙更迭称觞上寿为乐，尝言：‘西扬不欲我同事内阁，出理部事，当时意不能无憾。若使不出部，丁丑正月当坐首祸，必有辽阳之行，安得与汝曹为乐？’以此知出处自有定分，非人力所能为也”，认为王直曾经入阁。这段话与沈德符在《王抑庵入阁》中的相关表述几乎雷同，可以推断，此《王文端公传》有可能就是沈德符所言“及观王墓志与本传”、“文端志传，出李文达诸公”中的“传”。惜作者已无从查考，姑存此处。

永乐七年，太宗皇帝巡幸北京，仁宗为皇太子监国。令少师吏部尚书臣蹇义、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臣杨士奇、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臣黄淮、前兵部尚书臣金忠皆兼领宫臣，职辅导。臣直为翰林修撰，亦忝侍近。凡朝廷机密重务军书表奏之达行在者，必使预执笔焉。臣直庸琐朴愚，奉事唯谨，仁宗皇帝以为可用不之弃，湛恩厚泽往往及之，此御书之所由来也。^{[3]卷1《御书记》}

在《抑庵文后集》卷三十三《自撰墓志》中写到：

永乐初，试于有司，取进士。时太宗皇帝笃意古学，诏选与进士曾棨等二十八人为翰林庶吉士，俾读中秘书，师古为文辞。未几选入内阁，凡政务之密，亦使执笔其间，升翰林修撰。车驾巡幸北京，仁宗为皇太子监国，留务之重，选任尤严，时翰林则留黄淮、杨士奇，而直亦与其末，勤慎不懈，幸免于过……

盖由进士为修撰，在翰林、春坊、詹事府者三十七年，实任礼部侍郎者三年，升吏部尚书少傅兼东宫师保者十五年，前后历官凡十任，窃禄五十四年。^{[4]卷33《自撰墓志》}

王直提到自己参与“朝廷机密重务”、辅导太子监国，并被“选入内阁”，显然是说自己入阁了。

仔细对比以上王直、李贤、沈德符三人的表述可以发现，三者一脉相承，尤其是在涉及王直是否入阁的问题上观点一致，如王文“凡政务之密，亦使执笔其间”，李文为“凡机密之政，属执笔焉”，沈文亦同。因此，我们可以说，“王抑庵入阁”说的源头就是王直的《自撰墓志》和《御书记》。时间稍晚的李贤，与王直相交莫逆，亦秉承这一说。沈德符综合二人所述，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提出。

王直是否入阁？除去上文《御书记》及《自撰墓志》外，他还在多处提及入阁事宜。如在《抑庵文集》卷六《建安杨公文集序》中说：

太宗皇帝即位之明年，直亦取进士选入翰林，俾尽读中秘书学古为文词，而公已在内阁典辞令、职论思，所与共事者六七人，皆天下之望。又后二年，直再被选拔，得从诸公后，诸公不以直为愚而皆辱教焉。^{[3]卷6《建安杨公文集序》}

建安杨公指杨荣。据王直所说，永乐二年(1404) 时杨荣等七人已经入阁，当时王直是翰林院庶吉士。后二年，即永乐四年(1406)，王直“再被选拔，得从诸公后”。此处的“从诸公后”，显然意为跟从先前已在阁中的“六七人”进入内阁。他在别处也有此类记载。如，王直在《抑庵文集》卷六《送南京礼部尚书王公赴任序》中说：

永乐之初，予与公(按：王英)同取进士、入翰林，又同选入内阁。任事既同，而授官又同。及来北京，同典制命、同修四圣实录，凡朝廷有大述作及恩泽之施，皆与公同之。^{[3]卷6《送南京礼部尚书王公赴任序》}

王直在《抑庵文后集》卷八《赠稽勋员外郎柴庭芳序》中说：

永乐甲申，予与其(按：柴庭芳)叔父广敬同登进士第，同被选择入翰林……当时谓可以当上意者，广敬在甲乙之数，而与予四、五人者同选入内阁，广敬乃以病告，未几而广敬卒矣，予辈皆深惜之，以为不可得。^{[4]卷8《赠稽勋员外郎柴庭芳序》}

王直在《抑庵文后集》卷三十六《题造化经纶图序后》中说：

既与临川王君时彦、匡庐余君正安、泰和汤君如川及予，皆自庶吉士简拔入内阁，将显用焉。而如川先卒、广敬继之，交游之士所以深为叹息也。^{[4]卷36《题造化经纶图序后》}

综合以上史料，可以发现，王直认为自己入阁了。即，由进士而庶吉士，由庶吉士而入内阁。

那么，同时代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杨士奇在《东里续集》卷十六《恭题仁庙御书后》说到：

永乐七年，太宗皇帝初巡北京，翰林修撰王直留侍仁宗皇帝监国，与闻密务，甚见奖重。仁庙屡顾大臣论近侍贤而文者曰：“王直何可多得？”十一年，直当扈从北京，其后监国侍臣有不能了事者，睿意未尝不思直。^{[5]卷16《恭题仁庙御书后》}

杨士奇此文与前文所引王直撰《御书记》所记为同一件事。在此，他肯定了王直在仁宗监国期间的功绩，其中“与闻密务”一词与王直在《御书记》中所说的“凡朝廷机密重务军书表奏之达行在者，必使预执笔焉”意义相近，承认王直在当时的内阁中起了重要作用。

实际上，关于“王直入阁”的问题，在明朝前期几乎并无争论。凡提及者均旗帜鲜明地认为其入阁了。如上所述，李贤在为王直撰写的神道碑铭中明确地提出王直入阁。李贤曾为王直同僚，且“从公游最久”，其说法具备较强的可信度。

何乔新在《太保王文端公哀辞》中提到：

太保王文端公，西昌之世家也。登永乐甲申进士，入翰苑为侍从，以选劝讲春宫，迁礼部侍郎，遂登冢宰、位师傅，历官五十余年……欲合榘矱于伊周兮，陋姚宋而不为；秉端直以相吾君兮，履绳墨而不颇。^{[6]卷26《太保王文端公哀辞》}

虽未在王直生平履历中提及入阁之事，但将王直与伊尹、周公，姚崇、宋璟等古代名相比拟，并认为王直“秉端直以相吾君”，意为承认王直入阁。其父何文渊曾佐王直理吏部事，两家关系密切，其幼时也“屡拜乎庭戺”，所说当有可信之处。

陈敬宗撰《资善大夫南京礼部尚书谥文安王公英传》提到：

时太宗文皇帝方锐意育才，命翰林学士解缙选进士颖秀者得如二十八宿之数，俾尽读文渊阁古今书……公(按：王英)在二十八人之中，每为侪辈所推让。后，上以纶綍事重，以公与今冢宰王直，皆慎密可与任，并拣入秘阁，书进呈机密奏疏……

甲辰，上复亲征胡虏，还次榆木川晏驾。时仁宗皇帝在东宫，命尚书蹇义、夏原吉、学士杨荣、杨士奇、侍读王直与公同定丧礼，议国政，宿内阁凡七日。^{[7]卷36《资善大夫南京礼部尚书谥文安王公英传》}

陈敬宗认为王直与王英均曾入阁，他们不但“书进呈机密奏疏”，而且在新君即位的关键时刻能参与定丧礼、议国政等大事，且宿在内阁中长达七日。陈敬宗与王直、王英同属明成祖所选“二十八宿”庶吉士，所言应当可靠。

弘治时期的大学士丘濬也认为王直曾经入阁，他在《王抑庵尚书挽诗》中写道：

秘阁当年应列星，凌晨惟见一参横。

澄江落木天低处，耿耿寒光伴月明。^{[8]卷4《王抑庵尚书挽诗》}

这首诗虽然语焉不详，但我们仍能从中读到所需信息。诗中第一句“秘阁当年应列星”，指的就是上文陈敬宗撰《王英传》中所说的“太宗文皇帝方锐意育才，命翰林学士解缙选进士颖秀者得如二十八宿之数，俾尽读文渊阁古今书”^{[7]卷36《资善大夫南京礼部尚书谥文安王公英传》}一事。王直等二十八人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入内阁读书，正好对应了天上的二十八星宿。第二句“凌晨惟见一参横”，“参”指的是二十八星宿中西方白虎七宿的末一宿“参宿”，古人常以“参宿”喻夜已深。我们从整首诗中读出信息就是，当年王直等二十八人应上天二十八星宿之象入阁读书，最终却仅剩王直一人如“参宿”般在寒夜仍散发着光辉，意为他在内阁中的时间最长。丘濬生活年代虽略晚于王直和李贤，但他曾任大学士，谙熟内阁制度。同时，他既然能为王直撰写挽诗，说明二人关系不错，对王直也应有所了解，其说法具备一定的参考性。

此外，稍后的陆深在《俨山外集》卷十三《玉堂漫笔》中说到：“王文端公抑庵知制诰几廿年，其出也，杨文贞公为之也”。^{[9]卷13《玉堂漫笔》卷下}后世的黄佐在《翰林记》卷十九《同僚交谊》中也说：“抑庵自内阁为礼部侍郎，出文贞意，文敏盖尝甚惜之。”^{[10]卷19《同僚交谊》}均认为王直原在内阁，后受杨士奇排挤方出。

明朝中期以后，关于王直是否入阁的分歧开始日益增多。沈德符对郑晓、雷礼、王世贞等人未将王直列入宰辅大惑不解，针锋相对地提出“王抑庵入阁”的观点。此处需对上述三人观点加以考辩：郑晓在《吾学编·直文渊阁诸臣表·阁臣附录》中未将王直列入阁臣之列，但在该书《名臣记》卷十六《太保王文端公》又说：

永乐二年进士，为庶吉士翰林，召入内阁，书机密文字，寻授修撰，上巡北京，留黄文简、杨文贞及公辅导监国……尝言：西杨不欲予同事内阁，出予理部事，当是时不能无憾于西杨。^{[11]《名臣记》卷16《太保王文端公》}

同书《名臣记》卷二十《尚书王文忠公》提及：

公(按：王英)名英，字时彦，金溪人。永乐二年进士，庶吉士入翰林，未几召公及王直入内阁，书机宜奏疏。^{[11]《名臣记》卷20《尚书王文忠公》}

同书《名臣记》卷二十《少保毛文简公》又提及：

论曰……文忠与抑庵齐名，称东西王，皆阻于庐陵，不得入内阁。^{[11]《名臣记》卷20《少保毛文简公》}

郑晓未将王直列入阁臣中，且在毛纪传中称二王“皆阻于庐陵，不得入内阁”，显然认为王直并未入阁。但其在王直、王英二传中，却均称其被“召入内阁”书机密。表述模棱两可，前后矛盾。想必《名臣记》中诸传来源于各人墓志、传等，郑晓直接采用，未加辨析。

雷礼也是这种情况。他在《国朝列卿纪》中未将王直列为辅臣。但在同书卷二十四《吏部尚书行实》之《王直传》中写到：

上以直卓越诸士，召入内阁，凡机密之政属执笔焉。寻授翰林修撰，车驾巡幸北京，仁宗为皇太子监国，留务之重选任尤严，时翰林则留黄淮、杨士奇与直三人辅导。^{[12]卷24《王直传》}

同书卷四十二《南京礼部尚书行实》之《王英传》中说到：

上以纶綍事重，以英与王直皆慎密可并任，拣入秘阁，书进呈机密奏疏……时仁宗在东宫，命尚书蹇义、夏原吉、学士杨荣、杨士奇、侍读王直与英同定丧礼、议国政，宿内阁凡七日。^{[12]卷42《王英传》}

以上王直、王英二传与前文所引李贤、陈敬宗为二人所撰之传、墓志表述基本雷同，很可能来源于此。与郑晓一样，雷礼对此事并未重视，也未加考辩，所以表述也出现矛盾。

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卷四十五《内阁宰辅年表》中并未列入王直，而将其列入《吏部尚书表》中，认为王直并未入阁。同时，他在《弇山堂别集》卷四十五中《内阁臣不由甲第者》说到：

二杨公复以位尊恶烦，特奏以少詹事兼讲读学士曾棨、王直、王英专知诰敕，然内阁实总之。后棨卒，直、英迁礼部侍郎，仍司内制，直出理部事，迁吏书，英出理部事，而以侍讲学士陈循、马愉，侍讲曹鼐代之，寻革，并入内阁。弘治甲寅，复奏以学士李东阳兼礼部右侍郎掌诰敕，说者以为李公入阁地也。^{[13]卷45《内阁臣不由甲第者》}

此处，王世贞认为王直曾经“专知制诰”，后出理部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承认王直入阁。他指出李东阳由掌诰敕而入内阁，“说者以为为李公入阁地也”。显然，王世贞认为“掌诰敕”的李东阳并非阁臣，否则怎有“说者以为李公入阁地也”一说呢？他还说到：“以王文端之贤，负重声，拜太宰，故不得入内阁。”^{[14]卷63《奉赠太保相国养翁严公暨元配一品吴夫人偕寿序》}否认王直入阁。王世贞尽管不认为王直入阁，但却承认王直等人曾“专知诰敕”。问题很可能就出在这里，因此尚需对明前期的“知制诰”加以说明。据尹直《謇斋琐缀录》记载：“永乐初设内阁，翰林六七，选儒臣居之，职知制诰，日备顾对，参决政机，隐然相职，而官不过学士。”^[15]卷1据此，“知制诰”乃解缙等七人入内阁时所承担的一项任务。

又《明孝宗实录》卷九十一记载：

文职诰敕原系内阁掌行，近年以来内外各衙门官员渐多，名职条例人各不同，臣等参预机务，事体繁重，不暇致详，别无专官管理，前后委积动至数百道……按：正统年间，王直系侍郎兼学士职事，专管内阁诰敕，今惟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李东阳文学优赡，兼且历任年深，乞量升一职，令在内阁，专管诰敕，庶委任专一，事不稽误。^{[16]卷91，弘治七年八月己巳}

据上文提到“文职诰敕，原系内阁掌行”可见，一开始任知制诰者当属内阁成员。不过，孝宗时期，内阁的主要成员已经“参赞机务，事体繁重，不暇致详”，而担任知制诰的学士则“专管诰敕”，其权势地位已有很大差距。但即使如此，知制诰一职仍与内阁有很大关系，“诰敕官自二王(按：王直、王英)后久不设。至是复为东阳设，盖为入阁之阶云”。^{[17]卷下《李东阳》}

此外，《謇斋琐缀录》中的另一记载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永乐初，选翰林文学之臣六七人直文渊阁参典机务，诏册、制诰皆属之，而誊副缮正，则中书分直更入，事竣辄出。宣德间，三杨诸先生，始置厨馔于阁之东偏，而选能书者处以阁之西小房，谓之西制敕房。诸学士则居阁之东五楹，专管诰敕。具稿定正于阁老，乃付中书缮进，谓之东制敕房。而带知制诰衔，则惟阁老与诸学士而已，中书等官不敢僭也。^{[15]卷1《翰林故事》}

可见，制诰一开始乃是解缙等七位阁臣之职责。至宣德年间，在东制敕房的诸学士与内阁主要成员才有明显区别，即阁老“参典机务”，而诸学士则“专管诰敕”。显然，宣德间东诰敕房成立以前，“知制诰者”也是阁臣无疑。东诰敕房成立后，二者权势差别日大，后世一般不把仅“知制诰”者视为主要阁臣。但他们仍是内阁成员。那么王直究竟有没有入阁呢？沈德符所言是否准确？笔者认为，王直应当入阁了。杨士奇在《御书阁颂》中提及内阁成立之初，阁臣职责为“所职代言，属时更新。凡制诏、命令、诫敕之文日夥，而礼典、庶政之议，及事之关机密者，咸属焉”。^{[6]卷44《御书阁颂》}这一表述与王直在《御书记》及《自撰墓志》中对自己的描述基本吻合。因此可以说，王直从永乐四年(1406)“再被选拔，得从诸公后”，到宣德间东制敕房成立，直至正统六年(1441) 出理部事，这段时间应当说在阁。从其“机密执笔其间”看，其并不属于低级内阁成员，而是介于解缙“七人集团”及三杨等被后世视为宰辅的成员与中书舍人等秘书人员之间的次级阁臣，只是并未更进一步成为主要阁臣即“阁老”，而是最终离阁出部。^①这恐怕就是郑晓、雷礼表述模棱两可，王世贞持否定态度的原因了。其实，王直的这种特殊地位与内阁成立初期制度不够健全有关。

① 郑晓在《吾学编·名臣记》中说：“公归田康乐，尝言：‘西杨不欲予同事内阁，出予理部事，当是时，不能无憾于西杨。若使不出部，丁丑正月，当坐首祸，能免辽阳之行乎？’”可见，王直一开始对自己离阁出部也深感遗憾。此外，又据陆深《俨山外集》卷十三记载：“初，文端与文贞同闬里、且联姻，文贞雅重其人，欲留以代己。文贞之子稷恶状已盈，中朝士大夫皆知而不敢言，于是怂恿文端言。文端直谅人也，遂言于文贞，文贞甚德之，叹谢，以为非君不能闻。文贞不久遂有省墓之行，实欲制其子也……文贞遂不信文端之言，并以疑其妒己，及还朝，遂出之于吏部”。据此，杨士奇本打算在内阁栽培王直，然后由其接班，结果因其子杨稷挑唆，对王直产生了误会，所以才令其离阁出部。这两段材料暗含的意思就是，如果王直不离开内阁的话，将来可能会成为像杨士奇一样的主要阁臣。

明代内阁制度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其最初肇始于明太祖设立四辅官，永乐初“简命编修等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谓之入阁办事，”^{[18]卷221《翰林院》}内阁基本成型。此期，阁臣在身份、地位上较之其他官员，并没有明显的突出之处。内阁成员也比较复杂，并不仅仅是被后世称为“宰辅”的那些人员——如永乐朝的解缙等七人，后来的“三杨”等，还有一批也参与政事、负责文书、诰敕的“次级阁臣”。这类“次级阁臣”不惟前文所述之王直、王英等，还有别人。杨荣《文敏集》说：

国朝置内阁，切居禁近，乃制诰所出，而机务之系莫重焉。故从事于斯者，非端重慎密之士弗克与矣。宣德乙卯春，兵部车驾主事陆友仁以荐得从事于其间……及入内阁，予将期之远大，遽抱疾不起，以是岁十月四日即世，斯亦命矣。^{[19]卷24《兵部主事陆友仁墓志铭》}

此处的陆友仁以兵部车驾司主事的身份于宣德年间进入内阁，不久后去世。后世史家，也未将其列入宰辅名列。

后来，随着内阁制度的逐渐成熟，阁臣的选择也日渐严格，逐步形成了一套正规程序。正统前后，大臣入阁一般奉有“内阁办事”“内阁参赞机务”等明确的入阁命令，或者以殿阁大学士衔直接入阁。如正统五年(1440) 二月，“命翰林院侍讲学士马愉、侍讲曹鼐文渊阁办事”^{[20]卷64，正统五年二月乙亥}；正统九年(1444) 四月，“命翰林院学士陈循内阁办事”^{[20]卷115，正统九年四月丙戌}；正统十年(1445) 十月，“命(苗)衷、(高)谷同(曹)鼐等内阁办事”^{[20]卷134，正统十年十月戊辰}；天顺元年(1457) 六月，“命翰林院修撰岳正于内阁参赞机务”^{[20]卷279，天顺元年六月癸卯}。他们虽然入阁时没有大学士的头衔，仅为翰林院官职，却奉有正式的入阁命令，这是后世确定阁臣身份的重要标准。同样，有些阁臣虽未具体参与政务，然因有大学士的头衔，后世史家仍将其列入宰辅之列，如权谨、陈山。

与此同时，内阁地位日高，大学士的权力也日渐增大。尤其是三杨长期担任阁臣，“以少师尚书兼大学士，官尊于六卿而口衔天宪，自是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实矣”^{[21]卷14《政府》}。在时人的认识中，也逐渐将入阁与拜相等同起来。天顺年间入阁的李贤曾慨叹道，“今虽无相，犹以入阁为内相”。^{[2]卷30《杂录》}可见，至迟在天顺年间，入阁即有“为相”之目。成化朝的徐溥说，阁臣“实国家辅弼之臣，固惟赞万事之机，尤须极一时之选”^{[22]卷1《奏为乞恩辞免升用事》}。弘治朝的丘濬也说，“内阁深严之地，视前朝政事之堂，有辅相之实，而无其名”^{[10]卷8《入阁谢恩表》}。至嘉隆万时期，随着严嵩、张居正等权臣的出现，内阁势力更加煊赫。诚如王世贞所言，“创尊仁、宣，迨景及宪，大权始集，今视之，赫然真相矣”^{[13]卷45《内阁辅臣年表》}，“天子不能独断，必有所寄，不能不归之内阁，而至嘉靖中遂操丞相之柄而出其上，万历初遂并人主之尊而兼其详，势重矣”^{[13]卷46《中书省表》}。有明一代，内阁地位总体呈上升趋势。

随之，世人对阁臣身份、地位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杨士奇、王直是内阁初创时期的当事人，既了解自身履历，也熟悉当时的内阁制度，所以能对王直在内阁的这段经历进行客观地描述。同样，天顺朝入阁的李贤，入仕较早，既对王直了解颇深，也对内阁初期状况比较熟悉，所以也认为王直入阁了。弘治朝在阁的丘濬与李贤情况差不多，也认为王直在内阁多年，并发出“秘阁当年应列星，凌晨惟见一参横”的感慨。后来，随着内阁、阁臣地位越来越高，大臣入阁形式也越来越规范，后世史家以当时的内阁推及前代，标准便严苛的多。除非奉有正式入阁谕旨，或者以殿阁大学士头衔入阁才算是阁臣。同时，由于他们对阁臣地位的估计也远较前代为高，逐渐将阁臣等同于宰辅，并在所撰史书中列宰辅表。在这种严格的标准之下，王直自然不能算作阁臣和宰辅。所以，郑晓、雷礼、王世贞未将王直列入阁臣之列也就可以理解了。

沈德符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但却没有解决好。他从李贤等人为王直所撰神道碑铭等入手，“无意”中以明前期内阁初创时期的标准做衡量，从而得出了王直入阁的结论，非常有见地。但接着，他又因认为王直入阁而发出“俨然宰相职矣”的感慨，实有矫枉过正之嫌。在王直时代，内阁地位的提升，与三杨等老臣密不可分。三杨在位时间久、资历老，故而权势大，内阁地位也随之提升。在此基础上，后世内阁地位日高，阁臣势力也随之再发展，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三杨在阁是明朝内阁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一时期的其他阁臣，除去成祖亲拣入阁的数人外，如王直、王英等人，在地位、权势上均无法与三杨相比。若说明初“俨然宰相职矣”的话，恐怕首数三杨，往多里说，也不外乎成祖亲拣入阁之六七人，王直等人肯定达不到这个程度。所以，沈德符因认为王直入阁就得出其“俨然宰相职矣”的结论，恐怕还是不自觉地以明中后期的阁臣权力类比所致。

所以，我们大致可以厘清史书中关于王直是否入阁的记载之所以出现不同的缘由了。王直、杨士奇、李贤、丘濬等人，以明朝前期阁臣的标准来衡量，所以将王直视为内阁成员。而郑晓、雷礼、王世贞等人则以明朝中后期的阁臣标准衡量，所以不承认王直入阁。沈德符看到了问题所在，却陷入了双重标准，他以明朝前期的标准来衡量，得出了王直入阁的结论，比较准确，但因认为王直入阁就说其“俨然宰相职矣”，显然又遵循了明朝中后期的标准，对王直地位估计太高，有失偏颇。

揆诸史实，王直曾经入阁，不过那时的内阁成员成分较为复杂，阁臣之间的身份地位也有差别。尤其是宣德年间东诰敕房成立后，他们与主要阁臣在分工、地位上的差别更加明显。王直尽管入阁，但其在阁中的地位，不惟无法与后世目为“赫然真相”之严嵩、张居正等人相比，也无法与同时代的三杨相比，也不如成祖皇帝亲拣入阁之解缙、黄淮等人。而且，随着内阁制度的逐步完善，这类阁臣逐渐分流，要么离阁出部，如王直、王英，要么成为宰辅，如李东阳等。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明代内阁制度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