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焕之》尽管创作于1928年，但其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展现给我们的却是辛亥革命前后这一历史大变动时期。这是中国社会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开始过渡的肇始阶段，传统与现代并存、专制与民主并行、沉疴与萌芽并生，可谓是这一历史时期重要的现象。叶圣陶正是通过《倪焕之》，对民国政治、民国教育以及在此历史大潮裹挟下的个人命运，进行了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由此展现历史蜕变的艰难。

在晚清开始的革命浪潮中，人们对推翻晚清政府、建立民国是充满了无限想象和向往的。但是，当中华民国真正从晚清这片废墟上建立起来之后，人们却发现，刚刚建立起来的民国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完美。相反，缘于晚清既有的社会秩序失范以及民国新的社会秩序还没有获得确立，社会反而呈现出一种混乱态势，共和政体确立后的中华民国甚至还陷入了军阀混战的黑暗时代。对此，孙中山曾严肃指出：“现在人民每谓共和不如专制，不知共和之结果，须在十年以后。譬如生子虽好，返哺必在二十年之后，若产下数月，即望食报可乎？”^[7]对此情形，孙中山还进行过深刻的反省：“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者。”^[8]但是，这样的反省并没有泯灭孙中山等革命者对民主共和政体的向往，更没有否定“革命”之于中国社会的重要作用。孙中山等人的这种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恰好对中华民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长篇小说《倪焕之》中，叶圣陶对辛亥革命后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便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对此，叶圣陶这样写道：“种族的仇恨，平等的思想，早就燃烧着这个青年的心，现在霹雳一声，眼见立刻要跨进希望的境界，叫他怎能不兴奋欲狂呢？”这恰是一代初步觉醒了的青年学生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美好想象，自然也是支撑着人们前仆后继进行革命的动力。因此，当革命眼见就要到来时，人们自然无法按捺住激动的情感——这种情感恰如冬末春初的“霹雳”，震醒了人们沉睡乃至麻木的情感和思想，以至于几乎到了“兴奋欲狂”的程度。然而，当“这个城”光复之后，历史并没有就此掀开新的一页，现实依然故我：“他随即失望了。这个城也挂了白旗，光复了。他的辫子也同校长一样剪掉了。此外就不见有什么与以前不同。”^[9]16这正是艰难嬗变的现实与美好设想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的真实写照，正是基于这一残酷的现实，倪焕之才会发出这样的感喟：“在辛亥那年，曾做过美满的梦，以为增进大众福利的政治立刻就实现了。谁知开了个新局面，只把清朝皇帝的权威分给了一班武人！这个倒了，那个起来了；你占这里，他据那里：听听这班人的名字就讨厌。”^[9]37在这样走马灯似的变换中，既有的社会秩序依然支配着这个现实社会的运行。

在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之后，随之而来的并不是现代社会秩序的横空出世，相反，既有的社会秩序依然延续着。与此相对应，既有的教育也没有随着民国教育体制的确立而即刻得到应有的改变。这种情形在乡村中国更是如此。乡村中国的教育以其固有的惯性，依然故我地运行着。传统的私塾教育依然占据着乡村中国的核心位置。私塾教育作为传统教育的存在形式，不仅表现在外在的教育形式，而且还表现在内在的教育理念，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传统的教育理念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存在于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处。希尔斯曾经有过这样的分析：“人类社会保存了许多它们所继承的东西，这不是因为人们热爱这些东西，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就不能生存下去。……过去传下来的东西给他们提供了家园，然而它却很少是一个他们完全感到自由自在的家园。他们试图将它改造得合乎自己的愿望；有时便抛弃或置换了某些继承的家产。”^[10]传统教育以及由传统教育培植出来的价值观念，自然便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延续下来的重要保障。毕竟，在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处，人们推崇教育的缘由是“学而优则仕”。在此情形下，“学”的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显然，这样的一种观念，恰好是民国教育试图让教育回归本体的最大桎梏。当民国所倡导的教育无法承载起这样的历史使命，无法给老师或学生提供安身立命的“家园”时，教育被弃置一边，便是一种无法规避的宿命。《倪焕之》通过塑造倪焕之、金佩璋等致力于教育启蒙的教师形象，从根本上解构了“学而优则仕”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使得教育回归于教育本体。

在中华民国刚刚建立起来的特殊历史时期，民国教育恰好处于新旧更替的过渡阶段，民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法规和教育政策也从无到有。这些重大的教育变革，自然在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中得到了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从袁世凯称帝到北伐战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五卅运动，从《新青年》杂志到乡村的“救亡演讲”，都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呈现。通过倪焕之的人生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虽然身处边缘乡村但却接受过新式教育熏染的教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怎样“同频共振”的。“倪焕之和校长蒋冰如在教育改革实验以前遇到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阻挠实为叶圣陶在甪直五高的经历的艺术再现。”^[11]对于教师待遇低下，作品中主人公有过详尽的评述：“就目前而论，教员的待遇决不会改善，所以这种情形必将延续下去，而且更为普遍。这里就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优秀分子将从教育界排除出去，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而存留在教育界里的，将尽是些不配当教师的人。这样，学校无论如何多，在学儿童无论如何激增，到底有什么意思？”^[11]倪焕之对这些社会问题、教育问题的思考和诘问，恰好切中了民国教育处于革故鼎新这一特定时期的某些社会现象，使得这部作品所关涉的问题与社会现实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此我们得以看到民国教育开展之时的艰辛与面临的困境。

在小说《倪焕之》中，叶圣陶对身处历史大变革中的倪焕之的教育立身理想有着这样的想象：“他要他们同自己一样，抱着热诚，怀着完美的理想，一致努力，把学校搞成个理想的学校。”^[9]30这样的理想，既意味着“除旧布新”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也意味着“攻坚克难”的新时期已经开始。要把如此“完美的理想”付之于实践，又是何其难也！而值得人们赞许的是，倪焕之并没有把教育当作一个桥梁，当作一种手段，而是把教育本身当作了目的。在倪焕之的心灵深处，他希冀建构起来的理想国便是“把学校搞成个理想的学校”。当然，在“把学校搞成个理想的学校”的历史过程中，道路并非是笔直和平坦的，甚至还会出现一些曲折和坎坷，但值得肯定的是，虽然倪焕之在教育实践中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但他并没有放弃教育。显然，这种献身教育的虔诚、执着以及自觉的精神，在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固然，我们也可以从晚清的武训行乞办学的虔诚和执着那里找到一点历史的踪影，但是，倪焕之、金佩璋等接受过现代教育熏染的一代献身教育的教师，已经没有了武训身上的那种奴性。相反，他们的精神是独立的，人格是伟大的，追求是自觉的。尤其值得赞赏的是，他们把教育纳入到了自晚清开始的救亡图存这一家国目标上，这就使得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新人形象。显然，叶圣陶并没有完全否定倪焕之教育改革的价值和意义，而是强调教育改革应该建立在社会改革的基础之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应该同步进行，这样学校的教育改革才会取得成效。叶圣陶对社会改革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否定了学校教育改革的作用。这样的双重强化，正可以看作是叶圣陶对民国教育的肯定性书写。

叶圣陶对民国教育的肯定性书写，还体现在从传统教育中走出来的倪焕之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最终完成自我的觉醒，确立起了自我的主体性，这恰是包括叶圣陶在内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变的真实写照。叶圣陶对倪焕之的精神新生是这样展现的：“‘五四运动’犹如一声信号，把沉睡着的不清不醒的青年都惊醒了，起来擦着眼睛对自己审察一番。审察的结果，知道自己锢蔽得太深了，畏缩得太甚了，了解得太少了，历练得太浅了……虽然自己批判的字眼不常见于当时的刊物，不常用在大家的口头，但确然有一种自己批判的精神在青年的心胸间流荡着。革新自己吧，振作自己吧，长育自己吧，锻炼自己吧……差不多成为彼此默喻只不过没有喊出来的口号。而‘觉悟’这个词儿，也就成为最繁用的了。”^[9]212-213由此可以看到，五四运动作为晚清以来最具有社会基础的启蒙运动，不仅在都市形成了浩大的浪潮，而且还波及到了乡土中国的一些角落，尤其是乡土中国的学校，从而使得民国教育所确立起来的学校成为传播现代思想的重要通衢。倪焕之的精神蜕变历程，恰是民国教育所确立起来的学校发挥主导作用的真实写照。

类似倪焕之这样的情感体验与理性认知，在同时代的一些知识分子的身上有着鲜明的表现。老舍在回忆五四运动时对身为小学教师的自己为什么会成长为作家曾这样说过：“这就不能不感谢‘五四’运动了！”“假如没有‘五四’运动，我很可能终身作这样的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服侍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绝对不会忽然想起去搞文艺。”“‘五四’给我创造了当作家的条件。”“首先是：我的思想变了。这样，以前我以为对的，变成了不对。……假若没有这一切，不管我怎么爱好文艺，我也不会想到跟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有所不同的题材，也不敢对老人老事有任何批判。”^[12]老舍这段话尽管与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的情感体验与理性认知在时间上相差近30年，但其话语的中心内容以及表现形式基本相似，他们都突出了五四运动对自我思想变化的革命性作用及其意义。

《倪焕之》不仅展现了倪焕之、金佩璋等人的精神蜕变与思想新生的艰难历程，而且还表现了新式教育以及民国教育在传统的废墟上矗立起来时面临的尴尬情形。从乡土中国的实际情形来看，学堂并没有得到广泛关注与大力建构，而带有学堂性质的私塾显然和学校并不是一回事。私塾大都是由个人建立的，其物质场所也不属于公共领域。相反，私塾倒更带有某些私人领地的特点。一般来说，私塾或者是由私塾先生在自己家中搭建，或者是由大户人家在自己家中设馆、并延聘私塾先生前来任教。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庙宇和祠堂却几乎遍及乡土中国的各个角落。清末民初，许多新式学堂便是借助这些物质场所搭建起来的。这种情形既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写照，也是现实社会嬗变的物质寓言。在《倪焕之》这部长篇小说中，叶圣陶就为我们形象地展现了清末民初新式教育和民国教育的这种真实的历史情景。像倪焕之所在的学校，“校舍是一所阴森而破旧的庙宇。大殿是一个课堂，两庑各是一个课堂。中庭便是运动场”^[9]20。这种对校舍的反讽描述，形象地隐喻了民国教育恰是在传统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甚至连学校都是从“庙宇”转化而来的^[13]。我们知道，在乡村中国，“庙宇”作为宗教乃至迷信的一种物质载体，对于身处苦难中的人们起着精神慰藉的作用，成为人们尊奉的对象。在晚清政府主导新式教育后，“庙宇”所代表的宗教乃至迷信观念逐渐走下神坛，尤其是那些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学生，更不把“庙宇”放在眼里，这就使得“庙宇”的精神地位开始沦陷。但从客观上看，这的确也是能够满足公共学校功能的场所，“庙宇”的建筑构造形式也能够满足公共教育所需场所的要求。在此情况下，“庙宇”便不再成为人们祭拜神灵的场所，而是转化成了民国教育的重要场所，承载起从事公共教育重铸国民精神的艰巨使命。但是，恰如“庙宇”这一物质符号所隐喻的那样，从传统教育中蜕变而来的民国教育自然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了。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叶圣陶在小说《倪焕之》中对民国学校进行的描写，恰好显示了作者在无意识层面对民国教育的隐喻性书写。其实，这种隐喻性书写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它恰是乡土中国在历史大转折的节点上所无法规避的宿命。

实际上，在20世纪初开启的都市化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的上层人物走出乡村，由此留给乡村的是凋敝不堪的废墟，即便是能够体现“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学校，也无法规避其被侵蚀的命运。但是，在《倪焕之》这部长篇小说中，叶圣陶为我们展现的文学图景却是：像倪焕之这样依然坚守在乡村的知识分子，正在文化的废墟上建构着中国现代文化的大厦。实际情形也的确如此，正是那些从“庙宇”中走出来的学生，最后参与到了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的行列中来。像出生于1914年的王西彦，在6岁时上的是国民小学，其学校便设在一个名叫“西竺庵”的庙宇里，学生每天都和佛像作伴。这种旨在塑造学生具有科学与民主等现代文化精神的学校，与庙宇中的佛像并存于同一时空之中，恰是民国教育处于过渡时期所独有的文化现象。

假设我们从整个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维度来审视，便可以发现，正是一大批坚守在乡土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支撑起了中国现代化的广阔天空。固然，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也的确有一些知识分子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他们不仅没有把自己接受的现代文化用来反哺养育自己的乡村，反而背叛了生养自己的乡村。对此，美国学者有过这样的分析：“少年人从乡间进入城市高级学校，他就不再过古老的简单生活，他不食旧食，不衣旧衣，不饮茶，不吸烟。他蔑视一切，不讲忍让。然乡村家庭所需的知识能力他丝毫也没有！只不过有一些一知半解的英文，物理，化学方面的科学知识。他实际上不再干农活，反而去玩球，做柔软体操，而且养成了懒惰，游手好闲的习惯。”^[14]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美国学者夏志清，也对此有着较强的认同：“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乡村遭遇不断的侵蚀，乡村原有的文化与教化日益衰落。一方面，城市畸形的发展，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上层人物在进行着都市化，他们移居到城市，关心城市，却对农村的问题日益漠然。”^[13]这就是说，从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青年一代，他们抛弃了自己既有的文化传统，在吸收和转化建构自己新的文化传统时，出现“东施效颦”的尴尬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这并不应该成为我们否定倪焕之这样的人物之于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作用的理由。况且，格里德尔所阐释的也仅仅是冰山一角。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冰山之下，还有一大部分“少年人”，在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之后，坚持“拿来主义”的文化方略，通过走向民间等形式，最终促成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转型。实际上，在历史的进化过程中，既有一大批沉迷于享乐的文化侏儒，还有一大批怀揣神圣的文化使命、勇于担当的文化巨人。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叶圣陶在长篇小说《倪焕之》中对清末民初的学校教育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正是对五四时期以倪焕之为代表的一代人的个性觉醒的文学书写。自然，这既是为倪焕之这一代人代言，也是为特定的时代存照，由此使得这部长篇小说具备了更为久远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在《倪焕之》这部长篇小说中，如果说叶圣陶建构起来的寓言世界还不一定就是自觉的话，那么，叶圣陶对人的文化心理情结的表现则是基于理性自觉与感性体验这一基点之上的。叶圣陶在民国教育视阈下对女性困惑和代际冲突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不仅使其具备了超越时空的文学魅力，而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一个基本范式。而且，叶圣陶除了对民国教育的重大历史事件有着清晰的书写之外，更值得我们珍视的是他对现代女性形象金佩璋的建构，尤其是在男性视野与女性期待之间的性别差异，使得金佩璋这个现代女性形象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这一个”。

叶圣陶对觉醒后的现代女性挥之不去的自我困惑与找寻的精神还原，本身便具有历史的价值。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不仅身为男性的倪焕之的个性意识得到确立，而且身为女性的金佩璋的个性意识也得到了确立。对此，郁达夫曾就现代散文的确立与人的觉醒有过这样的描述：“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15]显然，倪焕之、金佩璋等一大批接受了民国教育熏染的学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时代洪流中觉醒起来，他们的个性意识得到确立和张扬。然而，对女性而言，“‘个人’的发见”除了“‘人’的发见”之外，还多了一层性别上的觉醒。叶圣陶在《倪焕之》这部长篇小说中，除了为我们展现了金佩璋作为“‘个人’的发见”，还为我们展现了金佩璋作为女性的觉醒。当然，性别觉醒与性别自觉还是两码事。但从金佩璋的自我体验来看，她已经清晰地意识到了女性觉醒之后面临着较之男性更多的问题和困扰，也就是女性在走进婚姻的殿堂之后，还是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到传统女性的人生窠臼中，最终迷失自我。对此情形，鲁迅在《伤逝》这部小说中已经有所表现，高喊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子君，最终还是迷失在家庭中。她们与传统女性的差别，仅仅在于她们是有知识的家庭女性。在《倪焕之》这部小说中，叶圣陶为我们塑造的金佩璋较之子君而言，多了一层女性的自觉与警惕。她对自我在家庭中的妻子角色有着清醒的叩问：“从前往往取笑前班的同学，学的是师范，做的是妻子。现在轮到自己了；我已做了你的妻子，还能做什么别的呢！”^[9]196这恰是在五四运动中觉醒过来的女性对未来的家庭之路的警惕：作为师范学校的学生，在做了妻子之后，并没有心安理得地蜗居于家庭这方小小的天地中，她们依然诘问自己“还能做什么别的呢”。这种诘问，无疑表明了女性在性别上的觉醒。

当然，金佩璋在性别上的觉醒，并不意味着她已经完成了自我的精神蜕变。相反，她们在觉醒之后还会有许多的反复，还会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实际上，这恰是过渡时代觉醒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人的个性固然已经觉醒了，但觉醒后的个性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行动，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地蛰伏在情感深处，在紧要关头便会自觉不自觉地“浮出历史地表”。像金佩璋在写情书时，那种传统的情感范式便驱使她使用文言进行表白。本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所提倡的白话文已经被民国教育体制所接纳。为此，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20年1月向全国国民学校颁令，要求一、二年级的国文教育统一采用语体文(白话)。由此确立了白话文在民国教育中的合法地位，白话文课程自然也就取代了古文课程。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倪焕之开始自觉地使用白话：“试用白话体写信，这还是第一次。虽不见好，算不得文学，却觉说来很爽利，无异当面向你说；这也是文学改良运动会成功的一个证明。你该不会笑我喜新趋时吧？”^[9]158但是，作为女性的金佩璋，源于她要用“委婉”的方式表情达意，依然使用文言表达自己的情感：“白话体为文确胜，宜于达情，无模糊笼统之弊。惟效颦弗肖，转形其丑，今故藏拙，犹用文言。先生得毋笑其笃旧而不知从善乎？”^[9]160倪焕之的白话情书与金佩璋的文言情书并行不悖的现象给我们昭示的是过渡时代所独有的特征，即乍暖还寒的历史时期，思想已经沐浴在春天暖洋洋的时光里，但情感依然蛰居在冬天冷飕飕的阴影中。对此情形，有学者曾经这样论述过：“处在‘五四’前后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转型期，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都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原有的概念、范畴、词汇体系已经无法容纳日益增长的新的内容和意义，因此，旧的语言体系的涨裂，新的语言体系的诞生，便是历史的必然了。”^[16]倪焕之与金佩璋的语言体系恰好说明了新的语言体系即将横空出世，金佩璋等已经觉醒了的女性，即将走进春意融融的阳光下，用白话直白地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由此成为新时代的新女性。其实，在文言文将其核心地位让给白话文的过程中，学生最大的障碍还是来自业已形成的文言文审美定势。对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作家苏雪林曾经有过这样的自述：“我们抛弃了之乎者也，学做白话文。我们也把红楼水浒做圣经宝典来研究，我们又竭力阅读西洋名著，易卜生的戏剧、安徒生的童话、斯德林堡、库普林、托尔斯泰、杜斯妥益夫斯基等人的小说，对我们都是很大的诱惑。”^[17]这样的自我经历之谈，恰好说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青年一代使用白话文的过程恰是一个“习得”和“扬弃”的双向过程，而抛弃已经内化于心的“之乎者也”不只是简单的话语转化，还需要思想观念的改变作支撑。用苏雪林的话来说，则是那些操持着“之乎者也”的老先生是“老冬烘”，耳濡目染之下的自己则成了“小冬烘”，从“小冬烘”蜕变为“五四人”^[18]是在民国教育体制之下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中完成的。这正如英国语言学家帕尔默所说的那样：“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信仰和偏见。”^[16]显然，苏雪林的这一自白与叶圣陶长篇小说《倪焕之》中的金佩璋具有某种意义上的“互文”关系。

觉醒后的女性走出传统的家庭，勇敢地追求爱情，但她们最终还要走进一个新家庭。在走进新家庭的过程中，因性别的规定性使得她们面临着再次失却自我的可能。实际上，女性因为需要生养子女，她们又被天然地束缚在家庭之中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就无法再次融入社会中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当女性欲安逸而不得时，觉醒的现代女性自然会完成自我的第二次“出走”，那就是走出自我营构的小家庭，最终融入社会的大家庭中，金佩璋便是如此。当倪焕之因为疾病而退出社会的舞台，金佩璋所依靠的男性大树轰然倒塌，无树可以缠绕的藤蔓，既是被迫地走上了自立自强之路，也是自觉地走上重拾理想之路。因此，金佩璋决定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我要出去做点儿事；为自己，为社会，为家庭，我都应该做点儿事。我觉悟以前的不对，一生下孩子就躲在家里。但是追悔也无益。好在我的生命还在，就此开头还不迟。前年焕之说要往外面飞翔，我此刻就燃烧着与他同样的心情！”^[9]311由此可以看出，在五四运动精神感召下觉醒起来的女性，她们的人生可能有蛰伏的时期，但蛰伏并不意味着她们就失却了再次醒来的可能。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现代女性在通向自我解放之路上的反复，便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具备了普遍性的意义，自然这也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的文学原型。

叶圣陶基于民国教育视阈对文化观念的代际冲突以敏锐的把握与文学书写，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婆媳冲突以现代内涵。婆媳冲突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历来就是经久弥新的主题，像《孔雀东南飞》就把儿媳刘兰芝与婆婆焦母的矛盾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但是，随着人的个性意识的觉醒，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儿媳与婆婆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再是传统主题的翻版，而是有了现代的内涵。自五四运动开启了人的觉醒之后，现代意识便与传统观念构成了一对无法拆解的矛盾统一体，这种矛盾冲突主要表现在两代人的矛盾冲突上。在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传统女性，其观念自然与在现代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现代女性截然不同。这种价值观念的不同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倪焕之的母亲听说他钟情的人是女学生时，便充满了这样的忧虑：“‘是女学生呢’，母亲抬起始终悲愁的眼看着焕之；同时想到在街头看见的那些女学生，欢乐，跳荡，穿着异于寻常女子的衣裙，她们是女子中间的特别种类，不象是适宜留在家庭里操作一切家务的。”^[9]164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婆婆对未来的儿媳妇的衡量标准是能否“在家庭里操作一切家务”。显然，根据这样的标准，金佩璋作为“女子中间的特别种类”，并不是婆婆所期待的人。至于金佩璋决定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时，身为婆婆的老太太则只能用“凄然的老眼”“疑惑地望着媳妇”^[9]311。此时的“凄然”“疑惑”，自然与金佩璋那“萌生着长征战士整装待发的勇气”有了天壤之别。由此看来，在《倪焕之》这部长篇小说中，叶圣陶尽管没有以显赫的形式呈现出传统女性和现代女性之间的精神鸿沟与外在冲突，但还是以文学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代际文化冲突的本真面貌。这样的一种文学传统，犹如一条时隐时现的河流，时而喧嚣，时而沉寂，但其流变的脉络是清晰可见的。其中，1940年代巴金创作的长篇小说《寒夜》便把这种代际矛盾冲突，以惊心动魄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由此说来，代际文化冲突便构成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又一重要的文学原型。

叶圣陶对女性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虽然站在男性文化立场上，但值得肯定的是，他能够超越性别本身的局限，对女性有着“同情之理解”，从而还原了女性在走向觉醒过程中的艰辛和反复。有学者曾经从性别的维度对《倪焕之》加以解读，认为“《倪焕之》有一种明显的男性视阈，在爱和事业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中，女性与其生理、心理相关联的生活态度与作为，都被男性主人公视作变为粗俗庸俗的表现；在男性视阈中显示出一种男女的不平等，也展现出男主人公自私利己的一面”^[2]。这一解读对既有的研究来讲，是一次很大的超越。针对文化立场这一问题，戴锦华曾经这样说过：“在文化研究的领域中，当你谈阶级、性别、种族的时候你必然要选择你的立场：谈阶级你站在那个阶级一边，谈性别你有怎样的性别观念，谈种族则是你自己的种族身份。因此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命题之一是Identity，即身份、认同问题。要讨论现代社会的问题，首先必须申明你身份：你是谁？你为什么、站在哪里说这些话？”^[19]这就是说，人的任何言语和行为都是从其既有的文化立场出发的，这种情形具体到男性与女性的性别差异上，自然会出现性别差异而导致的性别盲区乃至性别偏颇。但是，“《倪焕之》有一种明显的男性视阈”并不意味着男女性别就有无法超越的鸿沟。实际上，从创作者叶圣陶来讲，他就超越了男性文化立场的限制，对女性有着“同情之理解”，这不能不说是极其可贵的。那么，在叶圣陶的男性视阈下的女性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形象呢？实际上，叶圣陶作为接受西学影响而成长起来的学生，既接纳了一定的现代文化，又接受了相当的传统文化，这种情形在性别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叶圣陶塑造的男主人公倪焕之不仅肩负着历史使命，承载着家国大事，是经天纬地的男子汉，其塑造的女主人公金佩璋也最终走出了家庭，开始肩负起历史使命，承载起家国大事。即便是对女性特有生理的展现，也表现出了他对男性文化立场的超越。叶圣陶借助倪焕之的视点对金佩璋怀孕后的生理特点是这样展现的：“大概是生理影响心理吧，佩璋的好尚，气度，性情，思想等等也正在那里变更，朝着与从前相反的方向！”“她留在家里，不再关心学校的事：焕之回来跟她谈自编的教本试用得怎么样了，工场里新添了什么金工器械了，她都不感兴趣，好像听了无聊的故事。”^[9]192对此情形，倪焕之得出一个结论：“他现在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幻灭的悲凉网住他的心，比较去年感觉学生倦怠玩忽的时候，别有一种难受的况味。”^[9]197在此，叶圣陶尽管也为我们展现了性别的差异，甚至还把倪焕之的幻灭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凸显了出来，但这依然无法遮住对女性的“同情之理解”。事实上，金佩璋对未来的母亲角色有了更多的遐想，这正是由其性别决定的。当然，在倪焕之的男性视阈下，这种情形却被视为毫无价值的琐碎事情，与他们当初共有的文化启蒙的诉求相去甚远。但是，这种某一时段的兴趣转移，并不意味着“男主人公自私利己的一面”，相反，这种差异恰好从另一个维度上说明，个性意识已经觉醒的男性与女性，正以其自我的性别视阈来解读对方，其结论尽管并不一定就准确，但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这一小步意味着历史发展中的一大步。正是由此为起点，男女开始双双跨越了性别的鸿沟，开启了搭建“同情之理解”的桥梁。

实际上，在民国教育的早期实践中，觉醒后的男性和觉醒后的女性，在自我解放的艰难历程中，他们都需要超越自我性别的局限，正视对方的性别特点，而不应用自我的性别来解读对方的性别内涵，这一主题恰好从深层上标示出了《倪焕之》超越时代的深刻之所在。由此说来，叶圣陶对“倪焕之”们和“金佩璋”们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本身便具有极大的文学魅力，甚至其影响力依然穿越时空抵达当下。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身为作家的叶圣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严格说来，他的第一身份是教师以及由此而来的教育家，他的第二身份是编辑以及由此而来的出版家，他的第三身份才是作家。本来，无意于成为作家的叶圣陶，却开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先河，成为中国文学史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存在。那么，为什么无意于成为作家的叶圣陶却能够走出自我既有身份的限制，进而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创作出了包括长篇小说《倪焕之》在内的一系列小说，那么，叶圣陶的身份转变对其确立中国现代文学书写范式到底有什么积极作用？

其一，教育实践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饶肥沃的土壤。

叶圣陶把教育当作改造国民的一种重要途径，这就赋予了教育以新民的作用。叶圣陶于1912年2月中学毕业，这正是民国教育革故鼎新之际，也是民国教育急需人才之时，无力继续升学的叶圣陶便在苏州城一初等小学当了教员。因为他看不惯“目光短浅”的同事和“煞有介事”的视学，对教育的热情开始减弱。1915年秋，叶圣陶又到上海尚公小学任高级班级任，讲授国文。1917年春，叶圣陶去甪直镇第五高等学校任教。在此期间，他和其他同事一起进行了“教育改革”的试验，开始对教学改革寄寓了很高的期望。在此期间，叶圣陶和接受过现代教育的胡墨林结婚。稍后，胡墨林来到“五高”任女子部级任。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该校，叶圣陶积极投身于其中。这为叶圣陶创作《倪焕之》提供了充分的生活积累。

其实，值得我们追问的是，与叶圣陶同时代的其他同事或其他教师，也曾经投身于教改试验中，也曾经献身于五四运动中，但他们为何没有创作出类似《倪焕之》这样的长篇小说，反而是所受教育程度并不很高的叶圣陶能够创作出这样的长篇小说呢？这恐怕与叶圣陶赋予教育以改造社会的功能和意义有着直接的关系。

叶圣陶的教师身份不是出于一般的为稻粱谋的职业考虑，而是从教育启蒙的角度皈依和献身教育，这就使得叶圣陶的小学教师职业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诉求有了内在的统一性，这也正是他从小学教师身份向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身份得以顺利转换的内在根源。一般说来，身份认同对一个人的成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具有自主情感和独立思想的人才会形成自我的身份认同，才会对自我的社会角色有自觉担当，才会在从事文学创作时孕育出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学作品。如果我们由此视点来审视叶圣陶从教师身份向作家身份转化的过程，就会发现，正是有了对作家身份的认同，叶圣陶才会把文学创作纳入到自我的人生实践活动中，才会进行文学创作实践，才会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对既有的人生体验进行文学上的形象思维，进而才会逐渐地孕育生成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才会最终创作出文学作品。

叶圣陶作为一名小学教师，对教育有着切身的体验。他说：“就我所晓得的情形而论，竟可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好现象纵不是没有，也只有二三分罢了。因为感喟频兴，思潮起落，觉得非‘改弦更张’不可。”尤其值得赞许的是，叶圣陶还把人置于进化的历史坐标体系中，确认了教育之于社会进化的重要作用：“一人所作所为，果是在进化历程里头，便算是个有价值的人。”^[20]正是基于对“有价值的人”的重视，叶圣陶视教育为培育出“有价值的人”的重要途径。叶圣陶说过，小学教育的目标是“替学生定一个方向”，“打定一辈小学生具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根基”，进而成为“更高尚的人”^[20]。这与他的“改革人心，重造国魂”的文化启蒙诉求相吻合。

事实上，叶圣陶在《倪焕之》这部长篇小说中所书写的内容，大多有现实生活的影子。在甪直镇四年多的时间里，叶圣陶和他的同事一起进行“教育实验”。他们自编国文课本，用白话文做教材，创办“生生农场”(“生生”是先生和学生的意思)、书店、博览室、礼堂、戏台、音乐室，举行师生同乐会、恳亲会，指导学生排练戏剧，组织学生远足，创造了一个充满时代气息和生活情趣的学校环境。由此看来，叶圣陶的小学教师体验，甚至他与胡墨林的恋爱等人生经历，均赋予了《倪焕之》这部小说某种自传色彩，由此规避了那种从既有的理念来图解生活的弊端，使得其创作出来的小说具有了写真的历史价值。叶圣陶在反思现实生活的作品中动情地写道：“现在回头想一下，我似乎没有写什么自己不怎么清楚的事情。换句话说，空想的东西我写下来，倒不是硬要戒绝空想。我在城市里住，我在乡镇住，看见一些事情，我就写那些。我当教师，接触一些教育界的情形，我就写那些。中国革命逐渐发展，我粗浅的见到一些，我就写那些。”^[21]317由此说来，如果离开了叶圣陶对教师身份的切身体验，没有自我独到的发现，他是绝难孕育并创作出《倪焕之》这部长篇小说的。

其二，编辑实践对叶圣陶的文学创作搭建了通向文学的桥梁。

走上编辑道路的叶圣陶，并非没有小说创作的切身体验，早在学校任教期间，他便对小说创作产生了兴趣。叶圣陶曾经说过：“我写小说，并没有师承，十几岁的时候就喜欢自己瞎摸。如果不读英文，不接触那些用英文写的文学作品，我决不会写什么小说。读了些英文的文学作品，英文没有读通，连浅近的文法都没有搞清楚，可是文学的兴趣引起来了。这是意外的收获。当然，看些翻译作品也有关系。翻译作品，在我青年时代看起来，简直在经史百家以外另外有一种境界。”^[21]316在此过程中，叶圣陶创作的一些小说陆续刊发出来：“开头作小说记得是民国三年；投寄给小说周刊《礼拜六》，被登载了，便继续作了好多篇。”^[22]因此，叶圣陶从教师转变为编辑时，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从事文学创作，并相继创作出了一系列的小说。

当然，不可讳言的是，叶圣陶如果没有从事编辑工作，他也许会创作出一系列的小说，但像《倪焕之》这样的长篇小说就未必能够创作出来了。实际上，正是他的编辑身份，使他获得了更具有洞察力的编辑的认同和提携。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编辑周予同。正是在周予同的鼓动和支持下，叶圣陶才走上了创作《倪焕之》的艰难跋涉之路。叶圣陶能够创作出《倪焕之》这部长篇小说，与其说是缘于他有着丰厚的学校生活体验，毋宁说是他担任编辑之后对学校生活体验有了远距离的审美观照、有了更为广阔的文学创作空间。1923年，叶圣陶进入商务印书馆，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并主编《小说月报》等杂志。他走出原来的中学生活，来到另外一个迥然区别于乡村学校的都市，转化了自我的社会角色，开始了文学编辑的生涯。在此过程中，叶圣陶对既有生活的审视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感性认知，而是有了远距离的审美观照。这样一来，当叶圣陶被迫重拾既有的学校生活记忆时，创作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既区别于远离现实生活的那些所谓的小说家们所创作的想象性小说，自然也区别于深陷现实生活之中缺乏一种远距离审美观照的小说家们所创作的纪实性小说，从而能够开启一代小说之新风。

其三，时代风尚对叶圣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危机便日渐凸显。诸多的思想家在反思晚清落后的原因时，都不约而同地把国民的愚昧落后当作了最为重要的原因。为此，他们把目光聚焦于教育。这些思想家都把教育提升到了极高的地位：“甲午庚子以还，内为志士所呼号，外受列强之侮辱，始知教育为中国存亡之绝大问题，于是众口一声，曰教育、教育。”^[23]正是在这种时代风尚的驱使下，新式教育开始日渐从边缘走向中心，与此相对应，文学也开始聚焦于教育，并因此出现了一种新的小说类型，那就是教育小说。晚清的一些作家开始关注教育问题，并通过对教育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为我们提供了晚清新式教育的“文学图景”。一般说来，晚清的教育小说可以分为作家自撰的白话“教育小说”和翻译家翻译的以文言为主的泰西的“教育小说”。像包天笑创作和翻译的一些有关教育的小说，便风靡一时。包天笑从事过《小说林》《小说时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等杂志的编辑工作，并翻译和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其受邀在《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教育研究》等教育性杂志上译述各国的教育小说，对学生的影响较大，其中最著名的是“三记”：《馨儿就学记》(1909，即后来的《爱的教育》)、《埋石弃石记》(1911)、《苦儿流浪记》(1912)。包天笑的《馨儿就学记》中的《扫墓》一节入选民初“商务版”高小国文课本，而在译述外国教育小说的同时，他同样不忘以传统白话章回形式，自撰了一部着眼于新旧教育问题的长篇小说《青灯回味录》，在《教育杂志》上分期连载。从这样的时代风尚来看，叶圣陶能够从事长篇小说《倪焕之》的创作，恰是时代风尚作用的结果。1928年，《教育杂志》的实际编辑人周予同约叶圣陶创作一部关于教育题材的长篇小说加以连载，这直接促成了其创作《倪焕之》的精神历程。那么，我们不仅要问，周予同为什么会约叶圣陶来创作一部关于教育题材的长篇小说连载呢？显然，周予同作为编辑看重的是叶圣陶曾在学校从教，对学校生活有着切身的体验，而身为《教育杂志》的编辑又敏锐地意识到，教育题材的长篇小说连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这既是其期刊定位使然的结果，也是编辑思想外化的结果。这样一来，周予同的约稿便促成了叶圣陶把自己的学校生活艺术地表现出来。对此情形，叶圣陶这样说过：“因我有点教育界的经历、感受，于是答应下来，被逼上马。大约七八天写一个段落，以‘教育文艺’名目，连载十二期。从一九二八年一月动手，十一月十五日作毕。”^[24]由此看来，如果没有周予同的“逼迫”，叶圣陶也许不会在1928年走上创作《倪焕之》的道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文学生产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而是非常复杂的，其中值得我们发掘的就是哪些历史人物参与了文学生产，在这种文学生产的背后又隐含了怎样的时代风尚。

总的来看，在民国教育体制之后，关于教育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已经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但是，真正地显现民国教育体制的现实价值及作用的文学书写，并没有获得同步发展，正是在此历史情形下，叶圣陶创作的长篇小说《倪焕之》的横空出世，便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教育获得了同步发展。在民国教育体制确立的过程中，尽管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民国教育体制作为迥然区别于传统教育的新范式，其进步意义是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而叶圣陶创作的《倪焕之》则真实地记录了民国教育体制在确立过程中历经的种种艰辛，真实地记录了献身民国教育的倪焕之、金佩璋等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变和情感裂变的种种艰难，其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当我们把《倪焕之》置于民国教育的维度加以审视时，便会愈加真切地发现，这部作品不仅承载了历史大变迁的丰富内容，而且还具有丰富的文学原型内涵，蕴含着现代文学生产的内在规律，显现了中国现代作家成长的某些共同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