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为引进外资，爱尔兰政府主办成立了香农自由空港开发公司，1960年就升格为自由贸易区，以其免税和低成本优势吸引美国投资者，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开发区^[5]，之后被各国学习借鉴，尽管在建立之初受到很多质疑，但后来一些研究通过案例分析，认为开发区对城市工业化进程的积极影响提供了经验支持.目前发展态势较好的开发区包括美国硅谷、印度班加罗尔软件科技园、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以及苏州工业园等，虽然全世界各种类型的开发区仍在迅速增加，但对于开发区的扩大是否改善了当地的经济状况，目前仍然是褒贬不一.最近的一些研究集中在开发区的微观影响，包括开发区政策与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开发区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等，谭静等通过上市公司的数据，肯定了开发区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且开发区内企业并不具有溢出效应^[6].一些与此相类似的研究，通过采集不同的数据样本，肯定了开发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Arimoto等，王永进等)^[7-8]，但与之相悖的是，这些研究证明了开发区的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随开发区之间的距离增加而衰减(林毅夫等)^[9]，国家级开发区溢出效应的衰减程度大于省级开发区(Luo等)^[10].这些研究结论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不同的研究数据样本造成，但是，对于相同的数据库，有关开发区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同样产生两种不同的评价，吴一平等提出开发区政策降低了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概率，但对于中小规模企业具有促进作用^[11]，马恩等认为开发区的政策总体上对企业创新是有促进作用的，特别是对于民营企业其作用效果更为明显^[12].虽然没有从以往的研究中得到一致的结论，但从微观视角来看，开发区是存在一些负面评价的，或许是缺乏微观层次的企业数据的原因，相较而言，企业对开发区作用贡献的研究仍处于空白状态.

宏观和中观层面的研究更加关注开发区与地方发展的互动关系.为了检验开发区是否达到建立之初吸引和利用外资的目的，一些学者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对开发区发展的影响(朱捷等，Liu等)^[13-14]，结果表明，外国投资对早期开发区在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技术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确实产生了一定的贡献.郑国将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区域发展的带动能力与韩国等出口加工区进行了对比，并对开发区的区域带动能力进行估算，提出我国开发区的带动效应正在经历一个由弱到强的过程^[15].况伟大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得出二者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的结论^[16].从学者们对开发区研究情况来看，总体上肯定了开发区取得的成绩，但随着开发区建设日趋成熟，帮助一些发展中国家迅速步入工业化，国外学者首先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见解，Elvery对加利福尼亚企业区与当地居民就业情况进行考察，发现并没有产生积极的影响^[17]，与之类似的，一些学者研究发现，虽然美国的一些开发区带动了当地就业，但是这些开发区产生的积极影响可能是以牺牲贫困居民的利益为代价(Ham等，Reynolds等)^[18-19].国内学者也逐渐开始注意到开发区发展过程中的这些问题，针对中国开发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与国外不同的是，这些矛盾的焦点并不体现在开发区是否促进了区域发展和地区就业，而是农用地的流失、不合理的低价土地使用以及开发区规划面积可能超过其实际需求，并且在现实的开发使用中可能超出其额定范围，从而导致低水平的土地利用率(庄红卫等)^[20].

中国开发区建设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近40年的发展，通过市场的考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开发区发展模式，衍生出多种类型的开发区，主要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跨境经济合作区以及其他类型的开发区等，且不同类型的开发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建设目的，承担着不同的历史责任.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在沿海地区进行试验；第二阶段开始进行经验推广，在吸引国外投资的同时，促进当时国有制经济体制中民营经济制造业的迅速发展；第三阶段主要是在内陆城市进行建设.对此，我国许多学者进行了更加全面的回顾(许宁；郑国等)^[21-22].高新区的建立以及发展模式不同于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的建设规划是中国火炬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1年开始整体规划，随着高新区数量的增加，空间上基本保持着均匀分布，与经济技术开发区相比，高新区以更少的占地面积做出了更大的经济贡献.保税区主要是在数量有限的沿海城市建立，适应经济发展形势，促进出口加工、保税物流等(李秀华)^[23].中国的跨境合作区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西南以及东南亚等边境(马博)^[24]，为加快中国与毗邻国家的经济贸易.其他类型的开发区虽然数量较少，但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1984-2017年各类型的国家级开发区数量增长趋势如图 1所示.

国家级开发区迅速发展的同时，省级开发区同样掀起了发展的热潮，国家级开发区的经济表现刺激了省级开发区的建设，在中央政府没有明确反对的情况下，早期各省市几乎没有经过实地调研，采取了与沿海地区相似的策略建立了属于本省的经济开发区，与国家级开发区的建设轨迹相类似，各省政府通过更加宽松的土地管理政策和税收审批控制，吸引企业进入开发区，截至2003年，全国共建立近7 000家省级开发区，远远超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2003年后中央政府进行了整顿，保留662家省级开发区，截至2018年初，省级开发区的数量逐渐上涨到2000家左右(如图 2所示)，各个开发区的主导产业也各不相同，包括电子信息、材料、精密加工、电子化工等(如图 3所示).由于缺乏完整的数据，目前省级开发区的数量是否与所在城市发展需求匹配，仍缺乏相关研究，大多数国内学者根据可获得信息，对省级开发区的分布特征(胡森林等)^[25]和土地集约利用进行了研究(屈二千等，魏宁宁等，杨伟等)^[26-28].

伴随着开发区的新建设，有关开发区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争议仍然在继续，在这些具有可取性的争议中，仍然有部分问题可以进一步探索，尤其是目前大部分省市仍然在规划新的开发区，特别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这些省市建立开发区行为动机是为了与地方经济发展相匹配，或是一种左顾右盼的选择，参考毗邻城市而做出的一种决策？(邓慧慧等)^[29].鉴于此，本文希望通过对目前开发区建设状况的考察，以空间经济学的方法为解决这些争议做出一些贡献.第一，在考虑省市之间空间关联效应的作用下，分别研究国家级开发区和省级开发区对地方经济的贡献.第二，通过宏观和中观两种平行视角的对比分析，研究现阶段国家级开发区和省级开发区的建设若继续以牺牲土地为代价，是否还有再扩大的必要性.

如上文所述，以往的研究通常以宏观或中观的单一视角展开，对比分析较少，且缺乏引入空间效应加以分析，因此，我们在保证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分别构造宏观和中观两种数据库进行研究，同时考虑空间效应，构造3种空间计量模型，根据研究结果，通过进一步检验，确定最优的宏观分析模型和中观分析模型.

在指标的选取过程中，主要考虑如下4个条件：开发区的建立时间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对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主要作用的因素；将开发区的发展水平与土地使用情况相关联；开发区对三大产业的经济贡献.为了进行宏观和中观两种视角的对比分析，变量的构造采取类似的方式，山西省开发区由于未获得完整数据，可观测指标相对较少.变量的具体构造方法如表 1和表 2.

宏观分析主要是研究全国层面的国家级高新区和所在省份的经济关系，国家级开发区类型众多，数据完整性各不相同，相较而言，高新区的相关数据具备较高的精确性和可靠性，且近10年来国际形势和高新区国家政策未发生重大改变，数据相对较为平稳，因此，选择国家级高新区11年的数据作为宏观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火炬统计年鉴》(2008-2018)，各省市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8)进行整理，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由于缺失数据较多，从研究样本中去除.

首先确认各个高新区的地理坐标，并据此绘制出各高新区的相对地理位置(图 4)，其次，计算各省市之间的距离，是构建空间计量模型的必要准备工作，通过软件GeoDa进行测量，地理坐标信息来源于国家地理信息网站(https://www.tianditu.gov.cn/).

模型的构造和选择.主要是根据一些数据的检验统计量，后续的研究表明，3种空间计量模型中，空间杜宾模型更加适合，因此，主要呈现空间杜宾模型的形式：

其中，C为截距项，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β和θ为待估参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u_i和λ_t表示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ε_it为随机误差项.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与目前大多数空间权重矩阵的构造方式区别的地方在于，大多数研究仅考虑地理因素对地区之间关系的影响，而随着中国基础设施的完善，在经济和贸易异常活跃的今天，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不仅仅会还受到距离条件的限制，空间效应受到非距离因素的影响，借鉴白俊红^[30]的做法，采用引力模型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具体定义为

w_1ij表示矩阵中的元素，D_1ij表示两省份省会城市之间的距离，GDP₁和GDP₂表示两省份的生产总值.

中观分析以经过《中国开发区审核目录公告》批准的25家山西省开发区为研究样本，山西省作为资源型城市和欠发达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选取山西省开发区近10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开发区数据来源于《中国开发区统计年鉴》，地市级数据来源于《山西统计年鉴》.山西省各开发区的相对地理位置如图 5所示.

在中观分析模型的构造和选择上，根据一些数据的检验统计量表明，3种空间计量模型中，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更加稳健，因此，呈现中观分析的空间杜宾模型的形式：

山西省空间权重矩阵同样以引力模型进行构建，构建方式具体定义为

w_2ij表示山西省空间权重矩阵中的元素，D_2ij表示两地级市之间的距离，SGDP₁和SGDP₂表示两地级市的生产总值.

表 3为宏观层面模型的估计结果.为避免忽略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可能带来的内生性的问题，以时间和空间双固定效应模型对结果进行分析，将无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参考.根据Wald检验统计量来看，3种空间计量模型中，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更稳健.分析结果表明，作为控制变量的固定资产投入、地区消费、劳动力和进出口总额对地区的经济增长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与理论和现实经验都是相吻合的.同时，高新区覆盖比例作为核心考察变量，从统计结果上看，在时间和空间双固定效应下，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为0.028，在无固定效应下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参数估计值为0.024 3，这意味着，近10年随着国家级高新区覆盖比例的增大，提高了高新区所在省份的经济发展，国家高新区的规划与社会发展相吻合，对近10年国家级高新区的经济贡献要给予肯定.

同时，我们选取了每平方公里高新区的生产总值、就业人数和企业数作为考察国家级高新区土地集约利用情况以及是否存在以牺牲土地来促进高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从数据的分析结果来看，单位面积的高新区生产总值对地区发展是存在正向影响的，但估计结果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单位面积高新区就业人数和企业数量表现出较好的统计结果，分别为0.019 6和0.005 7，这意味着单位面积高新区就业人数和企业数量的提升均可以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高新区扩大的同时，促进了地区的就业水平和企业发展规模.

空间杜宾模型呈现出地区之间在解释变量上的一些相互关联性，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无固定效应和双固定效应下，高新区的覆盖比例对邻近城市的影响参数估计结果分别为0.107 5和0.166 3，双固定效应下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在高新区的发展建设过程中，各省份可能存在相互攀比的现象，将邻近省份的开发区建设情况作为本省参考，作为考虑下一步是否扩大开发区建设的依据，这一结果与邓慧慧等^[29]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为了考虑开发区规模扩大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当期效应和回响效应，应当考虑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进行分解(刘小勇)^[31].根据以往学者的方法，将各解释变量产生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从表 4可以看出，高新区覆盖比例扩大对各省的经济增长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不显著为正，总效应不显著为正，高新区覆盖比例扩大1%，会直接导致各省经济增长提高0.027 1%，间接促进经济增长0.132 4%，总体上提高0.159 5%.

表 5为中观层面模型的估计结果，同样以双固定效应进行结果分析，以固定效应作为参考.从Wald检验统计量来看，在中观层面分析的3种空间计量模型中，同样采取空间杜宾模型更为合适.估计结果表明，在山西的经济增长中，投资、消费、进出口和劳动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开发区覆盖比例作为研究的核心考察变量，在无固定效应和双固定效应下，参数估计结果分别为-0.264 5和-0.282 5，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近10年山西开发区的扩大建设并未对山西的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换句话说，甚至阻碍了山西的经济发展.结合山西省开发区的建设历程来看，有70%的开发区建设于2008年前，近年来建设的开发区可能是处于起步阶段，导致经济贡献相对较小.结合研究结果来看，山西省各开发区固定资产投入、进出口总额和劳动力指标参数估计值为负，开发区生产要素之间存在负面影响.究其原因是由于政府对于开发区的财政支持、一定区域范围内市场需求、高素质劳动力供给是有限的，开发区的扩大无疑增大了互相之间的竞争，这是导致开发区未能有效拉动山西省经济增长的又一原因.因此，在未来山西省经济发展中，需要酌情考虑开发区的建设速度与发展规划.

从山西省开发区单位面积的工业生产总值来看，对山西省经济发展是具有积极影响的，这表明山西省开发区具有较好的经营效益，尽管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开发区的扩大建设没有对山西省经济发展产生积极贡献，但仍要肯定开发区在山西省经济发展中做出的贡献.

山西省作为中观层面研究对象来看，同样不能忽略地区之间的关联性对各地级市开发区发展的影响，山西省各地级市开发区覆盖比例在空间上的相互影响程度参数估计值为0.9275，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同样表明在中观层面上，开发区的规划建设上存在相互观望的现象.

同样，为分析中观层面上开发区规模扩大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当期效应和回响效应，将各解释变量产生的影响进行分解.从表 6可以看出，山西省开发区覆盖比例扩大对各地级市的经济增长直接效应显著为负，间接效应显著为正，总效应不显著为正，开发区覆盖比例扩大1%，会直接导致各地级市经济增长下降0.263 8%，间接促进经济增长0.994 4%，总体上提高0.730 5%.

为了检验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通过更换空间权重矩阵，对宏观和中观层面的研究结果进行再检验.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有以下几种：第一，以区域之间空间地理上的相邻关系确定.第二，根据空间地理位置坐标计算两区域之间的距离，以距离的倒数、距离平方的倒数来确定.第三，以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产业因素或综合因素等设定空间权重矩阵.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采用以往学者较为常用的空间权重矩阵构建方式：以两地之间距离的倒数进行构建.核心考察指标的稳健性分析结果如表 7所示，从稳健性检验结果看，原模型的估计结果与更换矩阵后的估计结果总体上相近，肯定了上述的分析结果.

本文选取中国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山西省开发区作为研究样本，探讨开发区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做出的贡献，在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对比分析，分析现阶段开发区是否存在扩大的必要性.研究发现，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在现实发展中确实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了地区就业水平，并吸引更多企业加入到地区发展建设中，可以考虑扩大高新区的建设.但是，对山西省以及类似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发区的扩大建设需要酌情考虑，2008年以前由于未能获取到山西开发区的数据，开发区的扩大带来的经济贡献尚未可知，但就近10年而言，尽管不否认山西省开发区带来的经济贡献，但其总产出与土地覆盖比例是不匹配的，且尚有部分开发区在实际的土地使用上可能超出审批范围.与发达国家开发区建设的历程相吻合的是，开发区的建设需要因地制宜，开发区所处的地理环境、地区原有的经济基础和周边城市的影响都存在着一定的异质性，对于与山西省相类似的地区而言，开发区的扩大未必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选择.

宏观层面的政策建议.宏观层面以国家级高新区作为研究对象而言，并未发现高新区扩大带来显著的负面效应，与省级开发区相比，高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技术成果转化能力和产业结构等在国家政策的调控下，规划更为合理，因此，可以考虑高新区的进一步扩大.根据图 4的可视化分析来看，西部地区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高新区密度较小，东部地区由于历史发展条件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等，高新区密度较高，而内陆地区高新区密度存在较大差异，显然是受到城市原有经济基础的影响.因此，研究建议，政府在下一步的高新区布局规划上，考虑在山西、安徽、贵州、广西等地设立高新区，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质量，减小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丰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方式，避免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对经济增长的渴望，盲目设立省市级开发区以争取资源，造成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中观层面的政策建议.中观层面以山西省开发区作为研究对象，尽管研究结果不否定山西省开发区做出的经济贡献，但山西省开发区的扩大仍是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对此，针对“开发区热”的本质特征提出一些政策建议.2018年山西省开发区的数量增加至44个，其他省份开发区数量也在不同程度的增加，从各地开发区数量的增长轨迹来看，并不是在市场机制下的自然增长，而是受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干扰，例如，开发区的设立在短期内可以影响地方经济表现，加上地区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强化了地方政府设立开发区的意愿.结合现实发展来看，开发区的扩大建设可能加大地区的债务风险，对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更是如此，但是对开发区进行优化整合，反而会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以河北省为例，2017年底，尽管河北省开发区数量减少30%，但总体收入却增加了26%，因此，研究建议针对类似于山西省的一些地区，扩大开发区以促进地区发展可能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对现有的开发区进行优化整合，提高开发区内的经济发展质量可能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更进一步讲，对开发区严格实行“优胜略汰”的考核机制，定期完善考核措施，通过第三方机构进行考核，对长期圈占土地、开发程度低的开发区予以警告和淘汰处理，提高开发区的运营质量，才能作为地方经济的一个长期增长点.

全面地评估所有省市开发区是比较困难的，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启发下，考虑地区之间发展的相互影响，讨论现阶段开发区在地区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山西作为资源型城市和欠发达地区的代表，对其他类似省市开发区的建设可能会有一些启示，随着未来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开发区的建设对地区发展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受到数据来源限制，宏观层面上仅以国家级高新区作为研究对象，相比其他类型的开发区，高新区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不能代表其他类型的开发区，有关其他类型的开发区是否可以进一步扩大，仍需在数据准确的情况下进一步分析.中观层面上仅选取了通过《中国开发区审核目录公告》的25家山西开发区，在山西开发区建设中，仍有部分开发区现实存在但未登记在《中国开发区审核目录公告》中，导致研究结果可能比现实情况更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