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工人运动与文学之关系，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中原因不难理解，因为此类作品多带有很强的政治宣传性，艺术成就相对低下，所以研究者多视而不见。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现代化工业生产开始于晚清时期，随之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从诞生那天起，就遭受着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所以经常举行怠工、罢工、游行等各种抗议活动。但从文学来看，五四之前的中国作家，对这一新兴阶级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对他们的生活也缺乏了解，因而以此为题材的作品数量稀少。但正是这少量作品，已经充分彰显了这一题材的意义，为此后的工人小说奠定了基础，对此笔者有专门的论述^[1]。五四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现代工人运动进入了有组织的自觉阶段。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及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大规模罢工，掀起了中国现代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但当时的五四主流作家将“启蒙”“为人生”等作为文学鹄的，对工人阶级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没有给予太多关注，以此为题材的作品除了田汉的话剧《午饭之前》(1922)以外，几乎没有其他作品反映工人阶级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中国作家与工人运动结合的开始，在这次运动中，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等作家都发表文章揭露真相，痛斥帝国主义屠杀和压迫中国工人的罪行，体现了作家对工人运动的支持。但就小说而言，1926年蒋光慈发表的《少年漂泊者》是中国现代第一部反映工人运动的长篇小说，带有标志性意义，但该小说有关工人运动的内容，大量抄袭了当时的报章记事，使这部作品的艺术性大打折扣。之后，蒋光慈又创作了反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中篇小说《短裤党》和反映工人苦难与反抗的《最后的微笑》，是中国现代工人斗争题材的重要作品。但蒋光慈的这些小说受到鲁迅和茅盾的批评，认为“蒋光慈的《短裤党》写得并不好，他是将当时的革命人物歪曲了的”^[2]。事实上，蒋光慈工运小说的问题不只在人物塑造上，从情节上说，他笔下的阶级斗争存在着严重的公式化倾向：两个阶级一正一邪，壁垒分明，穷人正直、善良、高尚，富人贪婪、邪恶、卑鄙，阶级伦理取代了世俗伦理，复杂的阶级斗争变成了泾渭分明的善恶之争，如此简单化的情节设置，是其工运小说的致命伤。以工人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还有华汉“地泉”三部曲之一《复兴》，在当时受到激烈批评，成为“不应当这样写的标本”^[3]。在短篇小说方面，成绩比长篇小说好一些，刘一梦的《失业以后》被鲁迅誉为“优秀之作”^[4]，研究者认为它“为重新认识国民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别样面影”^[5]。其他如华汉的《马桶间》、冯铿的《突变》、冯宪章的《一月三日》、卡气的《阿毛》、龚冰庐的《碳矿夫》、马宁的《处女地》、欧阳山的《竹迟和铁锤》等短篇或中篇，都在重复着“苦难—觉醒—抗争”的情节模式，将阶级矛盾写成了一条清晰、简单的直线，把个人的仇恨当作罢工斗争的动力，陷入模式化窠臼。巴金有两部以工人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雪》和《死去的太阳》，前者写煤矿工人罢工，后者写南京工人为声援五卅运动举行罢工。这两部作品由于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思想上带有极端倾向。从作品来看，“巴金写工人运动，其目的不在工人运动本身，而是借助工人运动思考中国知识分子拯救中国的途径”^[6]。与这些作品相比，茅盾的《子夜》堪称杰作。在《子夜》中，作者并没有渲染工人个人的悲苦命运，没有将工人个人的私仇作为从事罢工运动的动力。在罢工运动的过程中，也没有局限于“工人/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斗争，而是揭示了更为错综复杂的矛盾形态。在政治方面，茅盾有意规避简单化的政治宣传，以至于使其政治倾向受到质疑。《子夜》中描写的第三次工人罢工都是有现实蓝本的，但他没有拘泥于现实，而是对现实中的罢工事件进行了大胆改写，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容量^[7]。所有这些特点，都显示了茅盾独具匠心的艺术创造能力，并使《子夜》得以成为中国现代长篇工人运动小说的杰作。

工人运动在茅盾的《子夜》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篇幅来说，小说直接描写裕华丝厂工人罢工的就有3章(第13至15章)，间接描写的有两章即第2章写莫干丞向吴荪甫汇报工人第一次怠工事件、第7章写屠维岳通过开除姚金凤而重用薛宝珠化解第二次工潮(其实是第一次工潮的延续)。此外，第16章描写火柴厂工人为抗议工厂停工找老板周仲伟谈判的过程，第9章写五卅纪念日抗议者在南京路上举行飞行集会。在全书19章中，直接或间接描写工人罢工(含纪念五卅集会)的就有7章，占了小说1/3以上篇幅。工人运动在整部作品中不断被提及，使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始终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持续不断的工人罢工事件的影响。小说开篇，在迎接吴老太爷回公馆的车上，二小姐芙芳就跟四小姐说：“四妹，上海也不太平呀！上月是公共汽车罢工，这月是电车了！上月底共产党在北京路闹事，捉了几百，当场打死了一个。共产党有枪呢！听三弟说，各工厂的工人也都不稳。随时可以闹事。时时想暴动。三弟的厂里，三弟公馆的围墙上，都写满了共产党的标语。”^[8]9在小说第1章中，张素素说：“你们说今天还不算热么？八十度哪！真怪！还只五月十七。”^[8]19可见小说开始的时间是1930年5月17日，那么这里说的两次罢工指的就是：1930年4月19日，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司机、卖票员700余人因要求增加工资及废除行车苛规开始罢工；4月25日英商电车公司2 000余人，为了改善待遇举行罢工，整个5月上旬，电车工人一直在举行罢工斗争。“在北京路闹事”指的是1930年4月27日，中共和赤色工会为了讨论、布置五一示威活动，组织学生和工人代表一千多人准备在西藏中路宁波同乡会开会，结果被租界捕房阻止，“于是与会者冲入附近的金城大戏院，强行占领了会场，使会议得以召开。开会期间会场被巡警包围，散会后，在冲出会场时，有106人被捕”^[9]。当时的金城大戏院在北京东路780号，二小姐说的就是这件事。小说刚开始的这段话，看似简单介绍，实际上已经对4月以来上海重要的工人罢工和中共的重大活动进行了介绍，给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接着二小姐又说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活跃情况：“现在的共匪真厉害，九流三教里，到处全有。防不胜防。直到像雷一样打到你眼前，你才觉到。”^[8]12孙吉人在谈到办厂艰难时也感慨：“工人太嚣张，指挥不动。自从有了工会，各厂的出品都是又慢又坏……”^[8]41工人罢工问题在小说中屡屡被提及，成为资产阶级日常生活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就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指出的那样：“孕育着大雷雨的乌云日益密集在资产阶级头上”，“不管资产阶级是否看到这一点……总有那么一天会发生一种使资产阶级大吃一惊的、连他们的智者也梦想不到的意外事情”^[10]。不难看出，工人运动不仅在小说中占有重要篇幅，而且构成了小说中无处不在的背景，时刻威胁着资产阶级平静富足的生活。但是，小说中如此重要的内容，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缺点也较多”^[11]。冯雪峰虽然肯定《子夜》在描写资本家形象方面的贡献，但也特别指出：“《子夜》的缺点，照我了解，第一，正像作者自己所说，对于他所要描写的革命工作者和工人群众是描写得不够深刻、不够生动、也不够真实的”，“第二，……反映当时的革命形势反映得不够深刻”^[12]。茅盾本人对这部分内容也表示不满，他将《子夜》称为“半肢瘫痪”^[13]的作品。由于这些看法，导致在《子夜》研究中有关工人运动的内容没有得到重视。到目前为止，对该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主要有两篇：一篇是梁竞男的《茅盾〈子夜〉工人运动描写写实性之研究》^[14](下文简称梁文)，一篇是妥佳宁的《作为〈子夜〉“左翼”创作视野的黄色工会》^[15](下文简称妥文)。另有几篇论文在研究小说中的中共党员和屠维岳形象时对工人运动内容有所涉及。梁文通过对比手法，把1930年上海缫丝厂的状况、黄色工会的活动情况、丝厂工人罢工情况搜集起来，跟小说进行对照，证明茅盾对当时工人运动的描写完全属实，尤其小说中最后一次工人大罢工，梁文认为对应的史实是1930年7月江苏省委发动的丝厂总同盟罢工，其中塑造的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人形象都有原型，玛金的原型是当时著名女共产党人金维映(人们习惯称她为阿金)。梁文只是史料比对，而缺乏深入的学理分析，与之相比，妥文通过扎实、丰富的资料，结合作品对黄色工会的描写，分析了黄色工会的复杂性。除上述两文外，罗宗义的《关于〈子夜〉中的共产党员形象》^[16]一文，将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跟《子夜》对照分析，发现李立三在讲话中对“立三路线”的追述和反思，跟小说写得十分相似，充分证明小说在反映1930年工人运动和党内路线斗争方面的真实性，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子夜》是第一次反映中共内部路线斗争的小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此批驳了长期以来认为《子夜》写共产党人形象不成功的说法。上述研究各有价值，而就小说中有关工人运动的内容而言，这些研究显然还远远不够。工人运动作为《子夜》内容的重要板块，一直处在研究的暗区，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这与整个《子夜》研究的状况是不匹配的。

《子夜》中的工人运动，是茅盾无产阶级文学观的集中体现。小说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贯穿作品始终，成为小说矛盾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按照这一思路，《子夜》最初设想的结局是“长沙陷落，促成了此两派(指吴、赵两派——引者注)之团结，共谋抵抗无产革命”^[17]494，吴、赵二人为此到了庐山，在豪华别墅里交换情妇，进行末日放纵。一日，在牯岭御碑亭，遥望山下，夕阳如血，原野尽赤，韩孟翔吟了两句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17]494小说最初题名《夕阳》，即源于此。瞿秋白认为这样的结尾不好，应该改为吴败赵胜，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出路。茅盾听取了瞿秋白的建议，改写了结尾。这一改写，使小说表现的重心发生了转移：茅盾最初要表现的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正如夕阳西下，濒临灭亡；修改以后变成了在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出路，从而冲淡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主题。《子夜》有关阶级斗争的内容长期以来不受重视，与这一修改不无关系。

《子夜》对工人运动的描写，使作品的触角伸向了当时上海的工人阶层，极大地扩展了作品的思想容量，表现了当时上海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生存境遇和不得不进行反抗的命运。小说虽然没有因袭此类作品的“压迫(苦难)/抗争”模式，但还是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上海繁华背后的工人阶级生活窘境。就实际情况来看，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和中原大战的影响，上海缫丝业遭受重创，再加上日本丝的恶性竞争和国内沉重的赋税，情形更是雪上加霜。就在1930年，“上海丝厂106家中，年底停业的有70家，无锡丝厂70家中，停业者40家”^[18]。资本家为了降低成本，削减工人工资，甚至开除工人，或关停工厂，导致大批工人失业。那些没有失业的，也十分困苦。当时丝厂女工每天工作时间通常都在12小时以上：“每晨四点一刻放第一次汽笛的时候，她们便须起身，若是所居离厂较远的，在三点多钟就要起身了！四点三刻放第二次汽笛，五点钟正(整)关厂门，迟一点就不准进去了。中饭放四十五分钟。晚上六点钟停机器；等到各人收拾好出厂的时候，总须六点半。近厂的，大约七点可以到家，较远的，七点半或八点钟才到。”^[19]工人的工作条件极为艰苦，当时一位目击者记录了缫丝工人劳作的过程：“踏进了煮茧室，一阵蛹的臭味冲入了鼻孔，室中热腾腾地起着烟雾，工作的完全是妇女，有十一二岁的，也有四五十岁的，她们全都用红肿脱皮的手腕，和变了白色的指头(大概是给开水煮熟了的)在沸腾着的水里掳着茧。她们熟练地用一根筷子在茧子上抽丝，再把丝缠上那转着的车子。”^[20]随着中国丝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的萧条，工人的待遇也很差。根据一份报告，1930年，上海16个行业工人月平均工资是15.351元，而缫丝业最低，只有8.833元，略高于平均值的一半^[21]。《子夜》没有用大篇幅来渲染缫丝工人之穷苦，但依然能看出当时工人的生活处境。工人居住的草棚竹门破烂，泥墙千疮百孔，整个草棚区垃圾成堆，脏乱不堪。小说重点描写了朱桂英一家，朱的母亲在街上卖花生，因为使用了共产党的传单做包纸被“寻闲食”的瘪三欺负，朱的弟弟在火柴厂上班，面临着减工钱、停工的威胁，一家人的生活朝不保夕。朱的母亲只能哽咽地喊道：“阿英，这年成——我们穷人，——只有死路一条！”^[8]371与草棚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工人相比，吴公馆高堂华屋、宾客云集，香烟、咖啡、美酒、佳肴一应俱全。1930年代的阶级对立在这种对比中显得异常尖锐，这才是1930年代文学该有的主题。如果没有这样强烈的对比，只写上层资产阶级奢华的生活和资本运作，那么这部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也就很难成为左翼文学的扛鼎之作。

在茅盾之前，写工人运动最多的小说家是蒋光慈，《少年漂泊者》《短裤党》等作品反映了中共领导的“二七”大罢工和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是中国现代工运小说的代表作。但茅盾对蒋氏的作品不仅不欣赏，还给予了严厉批评：“蒋君所写的革命者和反革命者总是一套；他的作品中的许多革命者只有一张面孔，——这是革命者的‘脸谱’，许多反革命者也只有一张面孔，——这是反革命者的‘脸谱’。”^[22]对蒋光慈的批评，可以看作是茅盾创作《子夜》的经验前提——当他写革命者的时候，一定会提醒自己不要落入蒋光慈式的“脸谱主义”陷阱，所以用理解蒋光慈写工人运动的方式去理解《子夜》，肯定是南辕北辙。在《子夜》创作期间，茅盾发表了《中国苏维埃革命与普罗文学之建设》，向当时的进步作家发出强烈呼吁：“我们必须从工厂中赤色工会的斗争，——左倾与右倾的机会主义，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黄色工会的欺骗以及黄色走狗个人权利的冲突，改组派的活动，取消派的出卖劳工利益，——在这样复杂的机械，这样提示了斗争中的严重问题，这样透视的观察与辩证法的分析上，建立起我们作品的题材！”^[23]这可以看作是《子夜》的注脚，充分表达了茅盾写《子夜》的良苦用心：他写工人运动不会简单地写劳资双方的斗争，而是用“透视的观察与辩证法的分析”来展现当时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各种势力以及他们之间的斗争，所以在《子夜》中，工人运动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各方力量紧紧纠缠在一起，这就需要我们同样采用“透视的观察和辩证法的分析”去理解这一事件。在整个工人运动中，站在工人对立面的有厂方、黄色工会和黑帮，而与工人站在一起并领导工人进行斗争的是中国共产党。这四种力量的介入，使工人运动成为透视中国政治光谱的一面棱镜，这正是茅盾和蒋光慈不同的地方，其意义自然也更为丰富、复杂，而这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和讨论。

所谓工人政治，“主要指围绕工业化生产所发生的一切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工人政治已经超越社会学层面旨在刻画工人的政治生存状况，其重要意义在于透过工人的政治生存状况来理解工业化社会的政治，这种政治本身就蕴含了现代政治的本质内容”^[24]。工人政治是影响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如裴宜理所言：“在一个农业占绝对优势的国度里，尽管工人人数相对较少，但中国工人往往以出其不意的或是自相矛盾的方式对现代中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25]导论2在《子夜》中，工人运动是一个网络，小说通过对工人运动的描写，全面、立体地展示了在现代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工人运动背后多种政治力量的博弈，再现了1930年代中国复杂的政治场域。

在工厂方面，吴荪甫是厂主，他像那个年代的很多中国资本家一样，对待工人蛮横、粗暴，总希望借助暴力手段干脆利落地解决工潮。我们过去的研究多看重他在发展民族工业上的野心和在管理方面表现出来的“铁腕”与“魄力”，将他誉为工业时代的“骑士”和“王子”，而没有看到他作为一名留学德国的资本家，并不具有一个现代资本家的价值体系，其致命缺陷在于不把手下人当人，更不把工人当人。他居高临下、自命不凡，对手下人张口就是训斥和辱骂，以至于像莫干丞这样的老账房，见了他都惶恐不安。当他听说工人开始怠工的时候，他怒斥道：“她们先怠工么？混账东西！给她们颜色看！”^[8]59对手下人，他也一样呵斥：“呸！你们这班人都是活死人么……平常日子不留心工人的行动！难道我钱多，没有地方化(花)，白养这些狗！”^[8]61他抱怨他的手下“像莫干丞一类的人，只配在乡下收租讨账；管车王金贞和稽查李麻子本来不过是流氓，吹牛，吃醋，打工人，拿津贴，是他们的本领”^[8]147。他对手下人的使用和评价，也反映了他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对人的认识。事实上，他跟他手下的人一样，也带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烙印——他是一个集封建家长与现代资本家于一体的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吴荪甫跟《雷雨》中的周朴园一样，身上拖着长长的封建专制的尾巴。面对工潮，他只是咆哮，宣称自己的忍耐力是有限的，一再逼迫屠维岳尽快平息罢工、恢复生产。与之相比，屠维岳身上更少封建传统的遗留，这是一位有魄力、有计谋、胆大心细的年轻人。他坚决执行吴荪甫的指示，但他跟吴荪甫不同的是，他来自工人阶层，他对工人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跟吴荪甫说：“但女工们也是活的人，她们有思想，有感情，尤其糟的是她们还有比较复杂的思想，烈火一般的感情。”^[8]191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反对采用激烈手段镇压工人，主张采用计谋，通过威逼利诱的手段分化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并试图将工人中的共产党人一网打尽，换取半年的安宁。他有勇有谋而又阴险狡诈，当姚金凤带头怠工以后，他收买姚金凤；属于钱派的薛宝珠妒忌姚金凤，就将姚金凤被收买的秘密宣扬出去，使姚金凤赢得走狗的骂名，完全失去了工人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屠维岳开除姚金凤，提拔薛宝珠，结果工人们又反过来支持姚金凤，反对薛宝珠，成功地反击了钱派，同时使姚金凤重新获得了工人的信任。在整个工人运动的描写中，屠维岳占的戏份最多，他俨然是吴荪甫的军师，在第一线指挥作战。他始终充满自信，始终微笑着，将工人运动的动向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最终他收服了属于蒋系的钱葆生一派，还将领导运动的共产党人全部抓获，平息了裕华丝厂的罢工，导致闸北丝厂总同盟罢工的失败。屠维岳站在工人运动的对立面，从政治上说是一个反动的角色。但作者没有从政治概念出发，将这一形象妖魔化或“脸谱化”，而是采用写实主义手法，写出了一位现代企业管理者的忠实与狡黠、凶狠与从容等多重面相。他不自私、不狭隘，处处为他的主子着想。在镇压工人运动过程中，他几次挺身而出，避免了工人流血事件的发生。他这样做的目的，自然不只是为了拯救工人，是为了不让事态恶化，以便按照他的设想化解危机。但在客观上，确实减少了工人的牺牲。在整部作品中，屠维岳是写得非常成功的人物之一。他在工厂政体内部，处心积虑地设计、布置，利用黄色工会内部的矛盾，拉拢桂长林，打击钱葆生，收买、哄骗共产党人，通过李麻子调用黑帮的打手等，可谓不择手段，将自己的政治智慧发挥到极致，使这一形象在“反动”的外表下展现出很强的艺术魅力。吴荪甫、屠维岳代表了资本家的利益，与工人形成直接的对立，矛盾十分尖锐。但资本家和工人在矛盾对立中，还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吴荪甫常常以关掉工厂来威胁工人，屠维岳在劝导工人的时候也反复解释：“你们骂我，要打倒我，可是我同你们一样，都靠这厂吃饭，你们想打烂这厂，你们不是砸了自己的饭碗么？”^[8]386当然，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依存关系是不对等也不公平的，如马克思所言：“资本家没有劳动者，要比劳动者没有资本家活得更为长久。”^[26]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工人与资本家的对抗中，工人始终处于劣势，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作为一部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小说，《子夜》没有落入概念化与公式化的窠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写出了吴荪甫、屠维岳性格的复杂性，甚至写出了这两个人身上的“亮点”，避免了阶级斗争描写中容易出现的模式化弊端。

除吴荪甫、屠维岳等管理者以外，裕华丝厂还有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就是黄色工会。所谓“黄色工会”，英文作“Yellow Union”，“一般是指被资本家收买、控制的工会。据传说，1877年法国蒙索莱米讷市(Montceau-les-Mines)一厂主收买工会，以破坏罢工；罢工工人打碎工会的玻璃窗，资方用黄纸糊补，故被称为‘黄色工会’”^[27]。在1930年前后的中国，黄色工会是中共对反动工会的总称。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领导的工会遭受严重破坏，被迫转入地下，国民党为了笼络和控制工人，组织和扶持了一些御用工会，这些工会被中共和中华总工会统称为黄色工会。直至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黄色工会”的说法才从中共的文献中消失。项英对黄色工会有过详细说明：“黄色工会这个名词是对于革命工会(赤色工会)来说的。黄色工会是在(原文如此——引者注)改良主义欺骗群众的工具，他是不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承认资产阶级的统治，主张与资产阶级妥协，实行劳资合作，因此，反对阶级斗争。……黄色工会也可以说是反革命性的工会。”^[28]当时著名的“七大工会”被项英认定为是黄色工会的模型。事实上，黄色工会的问题十分复杂，像国民党直接组织的有军方背景的“工统会”和国民党党部组织的“工总会”，目的就是要笼络和镇压工人，为统治阶级服务，是典型的反革命工会。而带有民间性质的“七大工会”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立场上并不一致，就以其中影响最大的邮务工会而言，它与国民党的关系“可以用若即若离来形容”，“双方无论是理念上还是具体问题上，都存在不小的差异”^[29]。但在1930年前后，中共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把所有非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统统列入“黄色工会”，作为革命的对象，极端地认为“不坚决的执行反黄色工会的策略便是机会主义”^[30]。为此，共产党人拒绝与黄色工会合作，而坚持以赤色工会取代黄色工会。《子夜》中裕华丝厂的工会，就是一个典型的黄色工会，里面没有共产党人的身影，完全由工贼把持，成为吴荪甫软化、控制工人的帮凶，但这个黄色工会又十分复杂，在工人运动中扮演着多重角色。一方面它由于从吴荪甫那里领取津贴，所以要听命于吴荪甫。吴荪甫对屠维岳说：“工会不是很拥护我的主张，正在设法解决吗？”“难道工会敢附和工人们来反对我么？”屠维岳称：“我说工会这东西，在三先生眼里，也许是见得有点力量，可是在工人一方面，却完全两样。”“如果他们得到工人们的信仰，他们当然就有力量；可是他们要帮助三先生，他们就得不到工人的信仰，他们这所谓工会就只是一块空招牌——不，我应该说连向来的空招牌也维持不下去了。”^[8]142屠维岳说出了黄色工会的两面性。在《子夜》中，黄色工会在未请示吴荪甫的情况下，许诺工人“每月的赏工加半成，端阳节另外每人二元的特别奖”^[8]142，吴荪甫听说后很吃惊，屠维岳解释说：“他们正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口号，要想用这个来打消工人的要求米贴。如果他们连这一点都不办，工人就要打碎他们的招牌；他们既然是所谓‘工会’，就一定要玩这套戏法！”^[8]142-143这就是典型的“黄色工会”做法，为工人争取一点小利益，以便让工人放弃更大的要求，以达到劳资和解的目的。吴荪甫有意要成全工会的这个戏法，但被屠维岳给阻挡了——他有更廉价的方法解决工人要求米贴的问题。黄色工会除了在劳资之间进行调和以外，内部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对立，这是茅盾着重表现的内容。在茅盾保留下来的一份提纲中，对“工贼”的描写作了具体的记述：“工贼——属于黄色工会中之蒋系者。属于黄色工会之改组派者。属于改组派而不在黄色工会中。属于资本家方面所雇佣者。属于取消派者。”^[17]492不难看出，茅盾在构思的时候，就想通过一个工厂的内部矛盾去展示中国政坛上的多重对立。在裕华丝厂的工会中，桂长林属于改组派，钱葆生属于蒋系，小说对此有明确表述。屠维岳曾经问过桂长林：“长林，你当真要和钱葆生做死对头么？”“你自己想想，你的实力比起钱葆生来差多少？”桂长林回答：“哼，他妈的实力！不过是狗仗官势！”“不错呀！就是这一点你吃了亏。你们的汪先生又远在香港。”^[8]198这清楚表明了桂长林的改组派(汪派)立场。为了让桂长林死心塌地为自己效力，屠维岳又接着说：“你放心罢！这里只有王金贞，向来和你要好。我再告诉你，吴老板也和汪先生的朋友来往。说起来，也可以算是一条路上的人，你在厂里总应该尽力帮吴老板的忙，可不是么？”^[8]198吴荪甫属于不在黄色工会的改组派。所谓改组派，是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政治派别，全称“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1928年冬成立于上海。他们认为1927年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变成了‘以军治党’‘政府治党’了！想不到十三年总理辛苦改组的国民党，竟落到今日如此的结果！”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复活革命的国民党！复活民国十三年的国民党！”^[31]改组派得到了较多响应，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反蒋运动，最终演变为1930年的中原大战，试图从军事上消灭蒋介石集团，却以改组派的失败而告终。《子夜》中提到的“北方扩大会议”就是改组派拟建立新政府召开的会议，但随着中原大战的失败，北平扩大会议提出的种种构想都变成了一纸空文。在发展国民经济问题上，改组派与蒋派有着不同的立场，所以吴、赵之争背后有汪、蒋之争作背景：“汪派被称为‘实业党’，注重保护工业资本家利益，主张发展实业，而蒋派南京政府则依靠金融资本家支持，甚至因时局与战事需要而侵害实业利益”，“汪派与蒋派经济政策的差异，用常见的阶级话语表述就是：两派各自代表了工商业资产阶级与买办、大资产阶级的不同利益。而把阶级话语还原后，则呈现为两派对实业与金融冲突的不同立场”^[32]。吴荪甫作为实业家自然倾向于改组派。屠维岳执掌大权以后，选择桂长林而不是更有势力的钱葆生作为合作同盟，与吴荪甫倾向于改组派有关。桂长林和钱葆生的矛盾，使裕华丝厂的管车、督察等人分为两派：桂长林一派有王金贞、阿珍、李麻子、阿祥(其实是卧底)、姚金凤等；钱葆生一派有薛宝珠、钱巧林、周二姐，后来到厂的吴为成、曾家驹、马景山很快与钱葆生走到了一起，结成了反对桂长林和屠维岳的同盟。工人的第三次罢工行动，其实是两派斗争的工具。屠维岳故意将工钱打八折的消息扩散出去，让姚金凤、阿珍等去鼓动工人罢工，目标是打击钱派，他说：“并不是我们拆三先生的烂污，实在是钱葆生他们假公济私，抓住了工人替自己打地盘……明天他们要利用工人来反对我们，好呀，我们斗一下罢！我们先轰走了姓钱的一伙，再解决罢工；三天，顶多三天！”^[8]361屠维岳、桂长林跟钱葆生的斗争，既是利益之争，也是政治派别之争。在写屠维岳和钱葆生斗法的时候，作者明显给屠维岳更多的赞赏。如小说写工人们在工厂门口围堵吴荪甫的汽车时，“老关发疯似的吼一声，就举起手枪，对准了密集的女工。突然人堆里冲出一个人来，像闪电一般快，将老关的手膀子往上一托。砰！——这一枪就成了朝天枪”，“这个人就是屠维岳”^[8]413。之后，屠维岳指挥着司机从后门将车开走，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在这种叙述文字的背后，读者很容易感受到作者对屠维岳的赞赏。与之相比，小说对钱葆生的叙述文字不多，而他手下的几个人尤其是吴为成、曾家驹、马景山三人，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货色。据妥佳宁考证，茅盾对改组派颇多好感，不仅因为他曾经在汪精卫手下履过职，而且《子夜》对改组派的经济政策也给予了更多肯定^[32]。这说明，在《子夜》的背后，潜藏着作者对当时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走向的深层次思考。最后，屠维岳开除了追随钱葆生的薛宝珠、钱巧林和周二姐，使钱派遭受重创。一个缫丝厂的工会，与中国的整个政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工会两派的斗争，反映了上层政治在底层的投射，也反映了茅盾对当时经济政策的深层次思考。

在现代工人运动中，黑帮也具有很大的势力。美国学者艾米莉·洪尼格说：“我去上海寻找工人和资本家的历史。工人和资本家在他们对解放前生活回忆中都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第三方群体——青帮”，“女工们也生活在青帮的恐怖之下。即使其本人没有遭到青帮的侵袭，那么他们的亲戚朋友也或多或少遭遇过”^[33]。裴宜理也说：“政府、帮会、资本家、工人和洋人之间的关系令人目眩，而且他们的内部都是派系林立，如此复杂的线条构成了国民政府治下的上海政治的复杂图景。”^[25]101事实上，近代上海黑帮泛滥，影响大的除青帮外还有洪帮，1886年，洪门龙头江彭山创设飞龙山，闯入上海，并广召门徒。此后，各自独立的洪门山头相继抵沪，在这个沿海码头发展组织。不少潜藏下来的小刀会会员和其他广东籍人就在此时加入了洪帮^[34]69。随着经济的发展，上海黑帮势力疯狂膨胀，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15 000多名黑帮徒众“兵分四路，冲向各处工纠队阵地，打响了四一二事变第一枪”^[34]87。上海的黑帮不仅杀人越货、巧取豪夺，还介入政府和地方事务。如青帮大亨杜月笙自1920年代后期起就积极介入工人运动：“一遇工潮，杜月笙便……积极参与调解，有时甚至不惜自解钱囊，以满足工人的罢工要求，而每次调解成功，担任了市工会负责人的陆士京等门徒，便在报刊上‘鸣谢杜镛先生’，于是，杜月笙在工界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被他的门徒吹捧为‘中国工运萌芽的保姆’。”^[34]95-96上海的黑帮在现代工人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茅盾长期生活在上海，对此应深有了解。在《子夜》中，裕华丝厂工人罢工时，也看到了黑帮的身影。小说中的稽查李麻子，是洪门兄弟^[8]196，在屠维岳解决工潮的过程中，他随时会叫一帮洪门兄弟听屠维岳调遣，监视、抓捕罢工工人。在第二次工潮中，他带人扣住何秀妹，逼着她去看戏，以免她在工厂闹事；在第三次工潮中，他带领20个黑帮人员与工人混战在一起，最后抓了五六个女工；当参加中共秘密会议的陈月娥回到草棚区的时候，听到有人喊“干什么？”“陈月娥在后面慌了，转身就逃，可是已经被人家抓住，接着吹起警笛来了。李麻子和桂长林带着人，狂风似地摸进了那草棚，不问情由，见一个，捉一个。草棚区域立刻起了一个恐怖的漩涡。大约十分钟以后，这漩涡也平息了。”^[8]459至此，整个罢工运动彻底失败。很显然，李麻子虽然只是一个稽查，没有决策权，但他在镇压过程中随时为屠维岳提供打手，成为镇压工人运动的重要帮凶。

厂方、黄色工会以及作为帮凶的黑帮，他们之间虽然有矛盾，但在镇压工人运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对中国现代工人来说，他们的敌人不只是资本家，还有政府内部和社会上的各种势力。而这些势力有时会利用他们，给他们一些利益或让步，但最终是为了将他们的反抗彻底消灭，这就是中国现代工人运动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复杂问题。把工人运动仅仅看作是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是一种肤浅的皮毛之见，而《子夜》就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

从《子夜》初版开始，其政治倾向就颇受质疑。阳翰笙回忆说：“他写《子夜》，写‘左’倾路线的干部在乱搞男女关系，‘文总’、‘左联’不少同志很不满意，有人说：‘我们搞革命，敌人捉着要杀头，他却说我们乱搞男女关系，真是令人气愤。’当时我和镜我去和他说(约在1933年《子夜》出版后不久)，他不愉快，我和他争论，弄得他几夜睡不着觉(这是德沚后来告诉我的)。”^[35]后来一位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这个城市的革命者将“他们的精力全部发泄在混乱的性行为和空洞的口号当中”^[36]。其实不只是写领导罢工的共产党人“乱搞男女关系”，值得质疑的地方还有很多。《子夜》一共写了四次工人抗争事件：裕华丝厂的工人举行了三次怠工或罢工事件，前两次没有共产党领导，只有第三次大规模罢工时共产党人才介入其中，并试图引导工人将经济罢工转变为政治罢工，直至达到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的目的。周仲伟火柴厂的工人为了阻止工厂停工，到周仲伟的公馆去抗议、谈判，也没有共产党人的身影。说明在茅盾描写的工人运动中，共产党人的出现并不及时，即使在裕华丝厂的第三次运动中出现了共产党的领导，但最终结果是裕华丝厂的共产党人全部被抓，罢工彻底失败。如果说吴荪甫的失败暗示中国民族资本家没有出路，那么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彻底失败又暗示了什么呢？如果这样去想，小说的政治倾向问题就变得很严重了。小说在塑造人物时，情感倾向明显指向吴荪甫、屠维岳而不是领导罢工的共产党人。瞿秋白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并对此进行了解释：“在意识上，使读《子夜》的人都在对吴荪甫表同情，而对那些帝国主义，军阀混战，共党，罢工等破坏吴荪甫企业者，却都会引起憎恨……观作者尽量描写工人痛苦和罢工的勇敢等等，也许作者的意识不是那样，但在读者印象里却不同了。我想这也许是书中的主人翁的关系，不容易引人生反作用的！”^[37]吴荪甫给读者造成的好感，销蚀了小说批判资产阶级的锋芒，使小说在政治倾向上似乎出现了偏差。有人尖锐地指出：“作者是厌倦冒险盲动的工作了；屠维岳和克佐甫，两相对照，一个沉着有机谋，一个盲目用公式，若不是吴荪甫太燥急一点，屠维岳简直可以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这是对于近几年上海工运的嘲笑！”^[38]茅盾自然不会嘲笑工人运动，但小说很容易给读者造成这样的印象——小说对工人运动和共产党人的描写有歪曲和抹黑的嫌疑。

从茅盾的政治身份来说，他不可能歪曲工人运动，更不可能抹黑共产党。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国，参加了左联，担任了行政书记，还一度向瞿秋白提出重新入党的问题，“但这时正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秋白也被撤职，故未通过”^[35]。随后，他向左联请假，专心创作《子夜》。不难看出茅盾的政治立场是坚定的，作为“左联”的行政书记，他是当时左翼文坛上长篇小说创作的一面旗帜——他的作品不仅标志着“左联”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还对年轻作家具有示范作用.那么《子夜》为什么会在政治倾向上出现偏差？这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

首先，茅盾写《子夜》的时候，正值中共开始清算“立三路线”的危害，而茅盾对中共多年来的极左路线早有不满，所以在小说中对极左路线进行了批判和反思。我们过去的研究强调的是批判“立三路线”，其实他是以“立三路线”为样本，批判和反思了党内自大革命失败以来就出现了的极左倾向。茅盾1927年从牯岭返回上海以后，对党内极左倾向产生了质疑，他说：“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么走？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清楚了，然而，在1927年的夏季，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从伪装极左面貌到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右的从动摇、妥协到逃跑，左的从幼稚、狂热到盲动。在革命的核心我看到和听到的是无止休的争论，以及国际代表的权威。”^[39]383随后的瞿秋白左倾盲动路线更让他陷入痛苦的思索：“我从德沚以及几个旧友那里听到了愈来愈多的外面的迟到的消息，这些消息都是使人悲痛，使人苦闷，使人失望的。这就是在革命不断高涨的口号下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所造成的各种可悲的损失。”^[39]396他用“亲爱者的乖张”来形容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说让自己“失望而发狂”^[39]396。茅盾还跟鲁迅探讨过左倾盲动主义问题，他们都表示“不理解这种革命不断高涨的理论”^[39]396。事实上，与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相比，“立三路线”有过之而无不及，茅盾对此是很清楚的。他参加左联之后，对左联经常组织作家搞飞行集会等活动表现冷漠，也从未参加过。从1927年开始的这些思考，都成了《子夜》创作的思想基础。

《子夜》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主要聚焦于它的外在表现形式——“术语”和“公式”：裕华丝厂的共产党人陈月娥向上级汇报丝厂工人动态的时候，“她勉强夹用了几个新学会的‘术语’，反复说，‘斗争情绪高昂’，只要有‘领导’，明天‘发动’不成问题。她的态度很兴奋，在报告中间时时停一下喘气，她的额角上布满了汗珠”^[8]379。这段话极具象征意味。作为丝厂工人的陈月娥没有多少文化，她艰难地操持着半生不熟的“术语”，以至于“额角上布满了汗珠”。玛金“不转睛地盯着陈月娥”，她想看清楚这套“术语”背后的真相，但蔡真对她很不耐烦：“在她看来，问题是非常简单的：‘工人斗争情绪高涨’，因为目前正是全中国普遍的‘革命高潮’来到了呀！……全上海各工厂不断的‘自发的斗争’，而且每一次‘经济斗争’一开始后就立刻转变为‘政治斗争’，而现在就已经‘发展到革命高潮’——这些，她从克佐甫那里屡次听来，现在已经成为她思想的公式了。”^[8]380随后玛金和蔡真发生了争论，蔡真“引用了‘公式’又‘公式’，‘术语’又‘术语’”^[8]381，还给玛金扣上右倾的帽子，最终导致罢工运动的彻底失败。茅盾这些描写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过多地展示“立三路线”的复杂内涵，而是巧妙地抓住了“公式”和“术语”两个概念，对立三路线的外在话语形式进行了精确的概括。克佐甫、蔡真嘴里的“公式”和“术语”均出自1936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这份急躁冒进的文件，不切实际地认为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共产党的当前的任务，就是号召广大群众，以革命的斗争反对军阀战争，坚决的准备汇合各种革命势力的总暴动，来推翻军阀统治，彻底消灭军阀战争，争取革命的胜利”^[40]。正是这些“公式”和“术语”构成了立三路线的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与权力结合，获得了巨大的支配力量：“词语的权力只不过是发言人获得了授权的权力而已，他的发言——即其话语的内容以及与其不可分割的讲话方式——只不过是一种声明，除其他内容外，它声明的是关于赋予他的授权保证。”^[41]克佐甫代表组织向玛金他们灌输这套“权威话语”，是不许质疑的，否则就会受到权力的惩罚。茅盾对立三路线话语体系的批判，揭示了中国式政治——“人在话语中”——的真相。其实不只是“立三路线”，自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党内的极左路线就一直存在，而所有的极左倾向都有相似的特点，就是通过一套坚硬的话语体系，将个人独立思考的空间挤压殆尽，就像有人指出的那样，“对话语的崇拜在所有意识形态的历史里都扮演着重要角色”^[42]。茅盾通过对“立三路线”话语形式的批判，上升到了对这类现象的总体批判，至少包含着批判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良苦用心。这样说还有一个重要依据，是《子夜》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对立起来，表现他们之间在政治立场上的差异，这一写法可以看作是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应。因为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丝毫没有考虑这一阶级的复杂性。当时中共中央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曾经参加中国的革命，甚至于有一时期曾经做这一运动的领袖。然而迅速发展的工人阶级及农民群众运动，提出革命的阶级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又大大的发展，这些情形，使民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的战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政策上的变节，以蒋介石在上海的屠杀而著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今年四月间，饱受革命运动伟大的规模之恐吓，就要去和帝国主义妥协，他如今和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的大地主相像，将要成为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统治之支柱。”^[43]对这种极左主张，李维汉后来评价说：“这样就混淆了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界限，不知道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主张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讲斗争，不讲争取和联合，这显然是错误的。”^[44]《子夜》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作了区分，写了一位具有超强能力和民族情怀的民族资本家与买办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可以看作是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正面回击。饶有兴味的是，吴荪甫失败的命运，是在瞿秋白的建议下改写的，说明瞿秋白在与茅盾的交流中，意识到《子夜》与自己思想之间的龃龉，所以去干预《子夜》的构思。茅盾对左倾盲动主义虽然充满了怀疑和不满，但对瞿秋白是尊重的，所以他接受了瞿秋白的建议，改写了吴荪甫的命运。这其中隐藏的问题，值得深长思之。

其次，从《子夜》的结构来说，整部作品围绕两对矛盾展开两条战线的斗争：一对是民族工业资本家和买办金融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前者以吴荪甫为代表，后者以赵伯韬为代表。在这一对矛盾斗争中，吴荪甫站在民族工业发展的立场上，是斗争中的正面形象，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是反面形象。另一对矛盾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包括裕华丝厂的工人和代表他们利益的共产党，而资产阶级的代表主要是吴荪甫。在这一对矛盾斗争中，作者毫无疑问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但在这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小说描写的重点是第一条战线。在吴、赵斗争中，小说写出了赵伯韬的阴险、毒辣、下流和无耻，相对而言吴荪甫拥有更多的正面含义。第二条战线描写相对简略，吴的反面形象没有得到充分表现。所以吴在第一条战线上赢得的好感掩盖了他在第二条战线上的反面形象，由此造成了小说政治倾向上的偏差。

另外，关于小说中罢工领导者“乱搞男女关系”的描写，并非政治上的抹黑，而是融合了茅盾在武汉时期的亲身经历，也是茅盾早期小说的个人特征，所以不能简单地从政治层面上进行分析和认识。茅盾虽然在上海开始小说创作，但他此前的武汉经验是其小说创作的重要资料来源和心理基础，尤其在编辑《汉口民国日报》期间见到的大量资料，以及身边人物的种种表现，都成为其小说创作的重要依托。就所谓“男女关系”而言，他就感受到“大革命时代的武汉，除了热烈紧张的革命工作，也还有很浓厚的浪漫气氛”^[45]。《幻灭》对此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记录：“一方面是紧张的革命空气，一方面却又有普遍的疲倦和烦闷……‘要恋爱’成了流行病，人们疯狂地寻觅肉的享乐，新奇的性欲的刺戟……”^[46]这些记忆不仅成为《蚀》三部曲的素材，也影响了《子夜》的创作。其实早就有人指出，《子夜》中的曾沧海“便是《动摇》中的胡国光的化身，不过改了一个名字罢了”^[47]。黄子平也指出，《子夜》第4章不过将《动摇》中胡国光父子的故事重讲了一遍^[48]52。这就说明武汉记忆对《蚀》三部曲和《子夜》创作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两部作品的相似性。在性的描写方面，有些情节十分相近：《子夜》写女革命者蔡真在开会的时候，说了一番不怕牺牲、不怕失败的豪言以后，“就跑到陈月娥跟前，蓦地捧住了陈月娥的面孔，就和她亲一个嘴。陈月娥脸就红了，扭着身体，很不好意思似的，蔡真歇斯底列地狂笑着，又掷身在床上，屁股用劲地颠着，床架格格地响”^[8]446。《追求》也有类似的情节：章秋柳说了一番自己要追求“人性享乐刺戟的生活”后，“提空了右腿，旋一个圈子，很自负的看着自己的袅娜的腰支和丰满紧扣的胸脯，她突然抱住了王女士，紧紧用力的抱住，使她几乎透不出气，然后像发怒似的吮接了王女士的嘴唇，直到她脸上失色”，“于是她放开手，把自己掷在王女士的床里，摊开了两臂，一句话也没有了”^[49]。这类相似的情节反映了茅盾一以贯之的创作个性，也反映了他对革命与情欲关系的一贯看法：革命蕴含的激情、危险与刺激，似乎与欲望放纵之间存在着难以言说的神秘联系，所以《子夜》保留了《蚀》三部曲对欲望放纵的自然主义描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是茅盾早期都市文学创作的基因图谱，是其早期都市文学个性的充分呈现。其实不只是写共产党人，《子夜》对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的描写，都带有浓厚的肉欲气息，而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恋爱游戏，吴太太与雷参谋之间的暧昧关系，都使作品带上了浪漫色彩。这些描写说明了“茅盾对此类场景近乎偏执的热爱”^[48]53，并非是政治上有意偏离左翼战线、有意歪曲工人运动或有意抹黑共产党。正是这些鲜明的个性，才使《子夜》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直到今天依然广受重视。与之相比，蒋光慈那些“政治正确”的作品，已经越来越淡出读者视野。

茅盾写工人运动，跟1920年代以来以蒋光慈为代表的工运小说有很大不同，他没有简单地呈现工人从受压迫到反抗，并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走向正确斗争道路的过程，而是借助工人运动这一现代政治事件，反映当时工人政治的复杂性，揭示了在工人运动背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冲撞与博弈，揭示了1930年代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复杂性。写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看上去偏离了他的政治立场，出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政治偏向，但事实并非如此。他通过对“立三路线”话语形式的批判，对1927年以后中共内部的极左倾向进行了反思，使小说在政治思想层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现代文学史上，工运题材小说并不罕见，但《子夜》有着独特的个性，自然也有着独特的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子夜》以其卓然独立的姿态，在中国现代工运小说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是中国现代工运小说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