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区位于重庆市渝北区兴隆镇和大湾镇，两镇南北布局在龙王洞山和铜锣山之间的槽谷内(图 1)，城乡发展关系整体上处于城镇化持续推进阶段，2010年两镇农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65%，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业人口将持续向城镇转移. 受南北布局的影响，两镇到南部渝北区核心城区的距离不同，接受渝北区城市化辐射带动作用亦存在差异. 在乡村“人、地、业”发展方面，2010年至2017年兴隆镇农村人均年收入由8 350元/人增至19 685元/人，大湾镇由6 370元/人增至12 951元/人，兴隆镇的增长幅度明显大于大湾镇. 以人均GDP划分经济发展阶段^[19]，兴隆镇2012年进入发达经济初级阶段，2016年进入发达经济高级阶段；大湾镇2016年进入发达经济初级阶段后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经济发展阶段落后于兴隆镇(图 2). 2010年至2017年兴隆镇农业从业人员由11 028人下降到6 919人，农村建设用地由603.12 hm²增加到617.87 hm²；大湾镇农业从业人员由15 293人下降到9 372人，农村建设用地由863.43 hm²下降到851.53 hm²，两镇人口从业方式和土地利用方式存在一定差异. 了解经济发展差异背景下两镇“人、地、业”转型特点^[20]及演进规律，对于乡村优化、协调乡村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借鉴乡村转型发展评价的相关研究成果^{[3, 18]}，从“人、地、业”3个方面构建乡村转型评价指标体系(表 1). 指标权重由均方差赋权法求得^{[3, 18]}，评价使用数据由各评价指标原始统计数据，经极值标准差^[3]处理后得到. 乡村“人、地、业”转型由人口转型度、土地利用转型度、产业转型度衡量.

指标体系目标层包括人口转型度、土地利用转型度和产业转型度3项指标.

人口转型指农民由农业从业人员向城镇人口转变，劳作方式由传统农耕劳作向非农产业活动转变，选取非农劳动力转移率、二三产业人员从业比例2项指标衡量其转型度，两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转型度越高.

乡村土地利用转型指乡村耕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转型，耕地转型指耕地经营方式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的家庭分散经营向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的适度规模化经营转变，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型指农村居民点用地由“外扩内空”^[21]的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利用转变，其转型度由适度经营耕地面积占比、农村建设用地变化率表示，其中，适度经营耕地面积占比为正向指标，值越大表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越高、转型度越大. 农村建设用地变化率为负向指标，值越大表示农村建设用地利用集约度越低、转型度越小.

乡村产业转型指农业产业发展遵循库兹涅次法则^[22]，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农业产出随着农业技术进步、农业劳动力效率提高，由低效产出向高效产出转变，产业转型度由农业产出率、产业结构变化率表示，其中，农业产出率为正向指标，值越大表示农业转型度越大. 产业结构变化率为负向指标，值越大表示农业转型度越小.

1) 乡村“人、地、业”转型耦合度模型

乡村“人、地、业”转型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乡村人口非农化使得农业从业人数下降，耕地撂荒数量增加，为适应人口的变化情况，耕地经营方式也会由传统的粗放式经营向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转变，而耕地经营方式的集约化转变会促进农业3次产业融合，使村民生产、生活方式相应转变. “人、地、业”转型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三者相互间的耦合协调一致是实现乡村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必要条件. 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23]，将物理学中耦合度模型运用到量化研究“人、地、业”转型的关联性强弱中来，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I取值范围在[0, 1]，值越大表示“人、地、业”转型间的关联性越强. 为进一步分析“人口—土地利用”转型、“人口—产业”转型、“土地利用—产业”转型两两之间的作用程度，模型演变为：

2) 乡村“人、地、业”转型耦合协调度模型

为了解“人、地、业”转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耦合度进行综合测度，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I为耦合度；T为“人、地、业”转型的综合评价指数；α，β，γ为“人、地、业”转型的权重，由均方差^[3]求得(表 1)；同理由公式(3)可以得到“人、地、业”转型两两间的耦合协调度，公式如下：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根据实际情况，将“人、地、业”转型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划分为4种类型(表 2，3).

人口、土地利用、产业转型数据主要涉及两镇各行政村2010-2017年的各类用地变化情况、适度经营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人口数量、非农劳动力转移情况、人口从业情况、二三产业产值等数据. 其中，土地利用变化数据来源于渝北区2010-2017年国家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库，适度经营耕地面积、人口、产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来源于2010-2017年兴隆镇、大湾镇农业生产年报、农业收益分配年报及实际调查.

整体上看，兴隆镇的“人、地、业”转型耦合度高于大湾镇. 兴隆镇乡村“人、地、业”转型耦合度有拮抗、磨合和协调耦合3种类型. 2010年协调耦合时期地域积聚分布于镇域东北部，少数散布在镇域东南、西南部；2013年与2010年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小；2017年协调耦合时期地域空间分布范围扩大，连片分布于镇域西部、东北部大部分区域，磨合时期地域空间分布范围缩小至镇域东南部(图 3). 兴隆镇整体上处于磨合时期向协调耦合时期稳定过渡阶段，协调耦合阶段地域不断扩张，磨合阶段地域不断缩小，镇域的耦合度呈现由低到高稳步演进的特征. 大湾镇乡村“人、地、业”转型耦合度呈现低耦合、拮抗、磨合3种类型. 2010年低耦合阶段地域连片分布于镇域中部和西南部，拮抗阶段地域组团式分布在镇域东北、东南部；2013年各类地域的空间分布极化特征明显，低耦合阶段地域集聚分布在镇域中部，拮抗、磨合阶段地域积聚组团分布在镇域北部和南部；2017年低耦合阶段地域集中分布于镇域中西部，拮抗阶段地域集中连片分布于镇域东部(图 3)；大湾镇整体上处于低耦合时期向拮抗时期不稳定过渡阶段，低耦合类地域和拮抗类地域空间变化明显、差异性大，镇域的耦合度呈现“低—高—低”不稳定演化的特征.

通过累积频数的统计方法^[21]对两镇同一时段的乡村“人、地、业”转型耦合度类型进行分组统计，比较2010-2013年与2013-2017年2个时间段各类型村数量的平均变化率，拟合出两镇乡村“人、地、业”耦合度演进曲线(图 4). 两镇“人、地、业”转型耦合度呈波浪式演进态势，兴隆镇低耦合—拮抗时期的波动基本静止，波谷、波峰值分别出现在磨合时期与协调耦合时期；大湾镇低耦合—拮抗时期波动幅度略微大于兴隆镇，波谷、波峰值分别出现在拮抗、磨合时期；兴隆镇波谷—波峰上升区间所处耦合度阶段优于大湾镇且波动幅度大于大湾镇.

兴隆镇由于渝北区2009年农业公园项目的落地建设使得其土地价值提升，农村耕地、农村居民点用地的集约利用程度提高；同时，为了顺应农业公园产业一体化的发展需要，兴隆镇不断整合农业资源，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先后推出以牛皇李花、广佛民居等为代表的一批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村. 而大湾镇直到2013年才开始整合农业资源，推出花漾渔村建设项目，但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落后于兴隆镇. 据此可以认为，随着乡村资本的注入，镇域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耦合度水平不断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对耦合度水平影响更加明显，高水平阶段耦合度变化幅度相对低水平阶段耦合度变化幅度更大. 明确乡村所处的发展阶段，合理配置有限的乡村资源，协调不同类型乡村的“人、地、业”转型对提升乡村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两镇乡村“人、地、业”转型耦合协调度与耦合度存在相似性. 2010年兴隆镇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呈由西北向东南递减的趋势；2013年耦合协调度高值区布局趋于分散化，由集聚于西部向东部扩散，同时，西北部低值区在扩张；2017年耦合协调度高值区快速扩张，覆盖镇域大部分村，同时东南部耦合协调度值也有较大提升(图 5)；整体上兴隆镇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协调向高度协调不稳定过渡阶段，中度协调地域持续减少，高度协调地域持续扩张，部分高度协调地域协调度下降再上升达到高度协调状态. 大湾镇2010年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2013年耦合协调度高值区分散在镇域东部，低值区散布在镇域西部；2017年耦合协调度东西部差异明显，东部区域协调度值持续上升，西部形成低值集聚区(图 5)；从整体上看，大湾镇耦合协调度处于由严重失调向中度失调到中度协调的不稳定过渡阶段.

同理，拟合出两镇乡村“人、地、业”转型耦合协调度演进曲线(图 6). 兴隆镇耦合协调度呈“U”型演进态势；大湾镇呈倒“U”型演进态势. 兴隆镇耦合协调度最低值位于中度协调阶段，最高值位于高度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演进呈中度失调到中度协调的轻微波动再到高度协调的快速提升，整体上处于中度协调到高度协调的高水平快速提升阶段；大湾镇耦合协调度最低值位于严重失调阶段、最高值位于中度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演进跨越中度失调阶段由严重失调直接提升到中度协调阶段，跨越幅度、提升速度远大于兴隆镇.

近年来渝北区的乡村建设活动有序开展推动本区域乡村地域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乡镇在此过程中获益良多，特别是农业资源的植入以及农村基础设施的提升，极大地改善了区域的发展条件，使乡村发展质量迅速提升；而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乡镇已在前期的乡村发展中积累了一定资本，更加注重乡村发展的提质增效，故发展速度会有所降低. 据此可以认为，在统一的乡村建设背景下，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影响乡村“人、地、业”耦合协调度高低，经济水平越高的区域耦合协调度演进特征越有序，反之则越震荡.

两两要素耦合分析可以发现，从整体来看，兴隆镇人口—产业转型的耦合度相对于人口—土地利用、土地利用—产业耦合度水平最高. 人口—产业耦合度呈协调耦合阶段区域有序扩大、磨合阶段区域持续缩小的特征，由磨合时期向协调耦合时期过渡的阶段；人口—土地利用转型的耦合度波动最大，空间差异性大，呈现由拮抗到协调耦合阶段的起伏式演进特征；土地利用—产业转型的耦合度演进最为有序，空间演变格局呈协调耦合阶段区域逐步提升，整体由拮抗阶段向协调耦合阶段良性有序转变阶段. 大湾镇人口—产业转型耦合度最低，呈低耦合和拮抗阶段波动变化状态，由低耦合阶段向磨合阶段快速演进趋势；人口—土地利用转型耦合度最高，空间演变格局呈协调耦合、拮抗阶段地区稳步增长，呈现由拮抗阶段向协调耦合阶段不稳定变化特征；土地利用—产业转型耦合度变化幅度最大，磨合阶段地区动态扩张，低耦合、拮抗阶段地区变化不稳定，整体由低耦合向磨合阶段演进(图 7，8).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人、地、业”转型两两耦合度演变体现在：经济水平高的区域人口—产业转型耦合度高、演进阶段及演进过程稳定性亦高，土地利用—产业转型耦合度演进过程更为有序，经济水平低的区域与之相反.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支撑，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通常产业基础较好，在长时期的产业发展过程中区域投资环境改善，吸引更多企业落户，使得区域土地需求量增加，在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及市场规律作用下，土地资源向高产出行业集聚，土地产出效率提升；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业、促进乡村人口转型；产业发展是保证乡村土地高效利用、乡村人口有序发展的源泉，故与人口、土地利用的关联紧密. 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土地利用转型耦合的作用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人口—土地利用转型耦合度波动大，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区域波动小.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乡村产业发展多元化，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相对较低，更容易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就业，故耦合度波动较大，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区域则产业发展单一，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较低，强耦合度波动较小.

兴隆镇土地利用—产业转型耦合协调度时空变化特征最有序，呈现出高度协调有序扩张，严重失调、中度失调、中度协调类地区有序减少，整体由中度协调向高度协调高水平过渡的特征；人口—产业转型耦合协调度增长速度最快，高度协调地区稳定、快速增长，中度失调、中度协调地区有序减少，整体由中度协调向高度协调快速增长；人口—土地利用转型耦合协调度最低，空间格局差异性大，呈现由严重失调向中度协调的波动演进特征. 大湾镇人口—土地利转型耦合协调度最高、增长速度最快，严重失调、中度失调类地区逐步缩小，中度协调、高度协调类地区持续增长，变化幅度大、提升速度快，整体呈现由严重失调向高度协调转变的快速演进趋势；人口—产业转型、土地利用—产业转型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较为一致，严重失调类地区逐步减少，中度失调、中度协调地区逐步增加，整体呈现由中度失调向中度协调的波动过渡阶段(图 9，10).

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地、业”转型两两耦合协调度演变体现在：经济水平高的区域土地利用—产业转型的耦合协调度演进更为有序，人口—产业转型耦合协调度高，这与土地利用—产业转型、人口—产业转型耦合度演变具有一致性；经济水平低的区域人口—土地利用转型耦合协调度高、提升速度快，这与人口—土地利用转型的高耦合度具有相似性，经济水平低的区域人口对土地资源的依赖性强，乡村发展初期人口、土地利用变化一致，相对较缓慢，乡村建设及农村三次产业的开发促进当地人口、土地利用转型加速发展，因此耦合协调度提升速度快.

乡村“人、地、业”转型的耦合协调性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演化规律. 经济发展水平与耦合度呈正相关性，经济水平越高的地区乡村“人、地、业”转型耦合度呈高水平阶段波动幅度较大，反之则越小；耦合协调度与耦合度存在一致性，经济水平高的区域耦合协调度高，并且呈现出由低到高的有序提升演进趋势；经济水平低的区域耦合协调度低，呈现由低到高跨越式波动的演进特征. 明确乡村地域所处的发展阶段，合理配置有限的乡村资源，因地制宜分时序、有重点地推进各转型阶段的乡村建设活动，协调乡村人口、土地利用、产业的转型，避免单个要素的过快、过慢发展造成乡村系统的不协调，合理有序地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

从整体可以发现，人口—产业转型耦合度高于人口—土地利用、土地利用—产业耦合水平，并且经济水平高的区域人口—产业、土地利用—产业转型耦合度演进更为有序，人口—土地利用转型耦合度波动大，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区域与之相反. 土地利用—产业转型、人口—产业转型的耦合协调度与耦合度演变具有一致性，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土地利用—产业转型的耦合协调度演进更为有序，人口—产业转型耦合协调度高，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区域人口—土地利用转型耦合协调度提升速度相对较快. 乡村产业转型与人口、土地利用转型的关联紧密，乡村产业在吸纳剩余劳动力就业、保证乡村土地高效利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乡村发展应大力培育有特色、有竞争力的地方产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集约高效的现代农业体系，推动乡村产业升级.

本研究通过对区域内“人、地、业”三要素耦合协调性分析，根据“人、地、业”协调发展理论，发现地区在经历不同的耦合阶段后，乡村人口、土地利用、产业3个方面相互制衡，相互配合，逐步形成良性耦合，人地关系联系更加紧密，乡村通过“人、地、业”的高效集约利用，资源有效配置，得到有序发展，从而带动其他生产要素，实现乡村转型.

乡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乡村转型涉及人口、土地利用、产业各个方面，乡村系统内各子系统协调运行是乡村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关键. 本研究从乡村人口、土地利用、产业3个方面构建乡村转型评价指标体系，从经济梯度差异角度探索乡村“人、地、业”转型耦合协调性的时空格局及演进趋势，对认识乡村转型规律、完善微观尺度乡村转型理论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但是，迫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具体的乡村转型评价指标体系有待进一步丰富完善，以增强对乡村转型认识的科学性. 创新研究思路，完善研究指标是今后研究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