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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成为重大心理创伤事件，因其生死攸关、突如其来、未知性等特点，不仅严重危及公众生命及财产安全，也对全国民众尤其是湖北民众心理造成了严重影响[1]. 根据积极创伤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创伤事件在给人们带来创伤应激障碍、抑郁、焦虑等消极心理反应的同时[2]，也会给个体心理带来积极的变化，这种积极影响被Tedeschi和Calhoun称为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简称PTG)[3]. 如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经历过隔离的个体可由此学习如何克服逆境、增强自我力量、实现自我超越[4]. 因此，如何帮助大学生从新冠肺炎疫情中获得成长，帮助其发掘正性心理体验，提高其抵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承受力和保持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主要考察发生疫情一年后大学生心理成长程度以及感恩、社会支持与创伤后心理成长的关系，为疫情期开展针对性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依据.
PTG是指个体同主要的生活危机进行抗争后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心理变化[5]，主要包括自我觉知的改变、人际体验的改变和生命价值观的改变等3个方面的内容[6]. 研究发现，经历不同创伤事件的人群都有可能出现PTG[7]，如新冠肺炎抗疫一线护士PTG处于中等水平[8]，原志芳等人研究发现新冠肺炎患者PTG总分为(59.27±21.22)，接近中等水平成长[9]. 另有学者发现地震幸存者PTG发生率高达51.1%[10]，汶川地震一年后青少年PTG发生率高达62.76%[11]. 已有研究多集中在灾难受害者人群，较少关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大学生PTG的影响. 少部分研究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如何在重大疫情治理中引领大学生成长发展，认为可利用重大疫情治理的伟大实践对大学生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榜样教育、实践教育和责任教育，能有效促进大学生成长[12]. 大多数学生认同自己在疫情中历练了成长，通过对生命、生活和人生的新思考，提升了对美好生活的感知和体验能力，应对逆境和危险的力量有效增强，内心更加充实丰盈[13]，但尚无新冠肺炎疫情中大学生是否存在PTG，其PTG特点等相关实证研究. 因此，本研究假设1：在此次疫情中，大学生获得创伤后成长.
目前对PTG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知和环境因素上，已有研究发现，自我同情[14]、感恩、社会支持[15]、主动反刍、性别[16]、年龄[17]、教育水平、人格特点、创伤事件本身严重程度[18]等是PTG的影响因素. 近期研究还发现，社会支持、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掌握程度[9]能促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PTG；社会支持、职称、文化程度、原工作科室、防疫一线工作时间、是否接受过系统灾害护理培训、有无类似救援经历、有无亲友同事确诊感染、护患关系满意度、有无参与危重患者抢救经历能促进新冠肺炎抗疫一线医务工作者PTG[8]. 梳理已有研究，发现这些结论主要聚焦在病患者、地震经历者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中医护工作者等群体，鲜有关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能促使大学生产生PTG的影响因素.
积极情绪的扩展建构理论认为，感恩可以拓展个体的行为和认知，改善个体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模式，有利于个体建立支持性的社会系统，并更多地感受到来自他人的支持[19]，已有研究发现，感恩不仅对PTG具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且可通过社会支持正向预测PTG[20].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涌现出众多感人至深的抗疫故事，有84.6%的大学生表达“在疫情防控中有很多令我感动和感恩的事”. 党中央科学防治疫情举措、医务工作者奋力抗战一线、普通民众积极参与抗疫阻击战、全国开通各大心理支持热线、政府学校制定分批返校方案、高校积极探索在线教学机制[21]、社会和高校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高度关注等为大学生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支持，尤其是疫情重灾区湖北武汉获得了全国高度支持. 因此本研究假设2：不同程度的疫情区大学生PTG程度不同，感恩能正向预测PTG，社会支持在感恩与PTG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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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1月，以便利抽样方式选取重庆市和湖北省5所大学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发放网络问卷链接，共收到问卷1 524份，有效问卷1 186份，有效率77.8%，其中男生581人(49%)，女生605人(51%)，平均年龄为(20.89±1.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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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汪际等修订的PTG量表[22]，该量表有21个项目，分为与他人关系、新的可能性、个人力量増强、精神的改变和对生活的欣赏5个维度. 采用Likert 6级评分，从0(没有变化)到5(变化很大). 量表总分范围为0~105分，其中：小于60分为低水平成长，60~79分为中等水平成长，大于等于80分为高水平成长[23]. 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6，信效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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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量表由Mccullough等编制[24]. 本研究使用魏昶等人修订的汉化版量表[25]，此量表共包含6个项目，项目3和项目6为反向计分题，采用7级评分，从1(完全不同意)到7(完全同意)，总分越高，表明感恩程度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79，信效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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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参照姜乾金修订的领域社会支持量表[26]编制而成，考虑到研究对象为大学生，将“领导、同事”改为“老师、同学”，保留“亲戚”. 该量表共包括12个项目，采用7级评分，从1(肯定不是)到7(肯定是). 总分12~36分为低支持状态，总分37~60为中间支持状态，总分61~84为高支持状态，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社会支持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4，信效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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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问卷星设计问卷，通过微信、QQ平台将问卷链接发放至所选班级，在指导语中说明调查目的、内容、选择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并设置答题有50%机会抽取红包的答题规则，以提高问卷答题率，且为了保证问卷的完整性、有效性，将所有项目设为必答题，同一账号、同一设备、同一IP地址仅能填写1次，2天内收集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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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数据全部经由问卷收集，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的方法，将研究的所有项目纳入一个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检验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果. 结果表明：未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39.40%，小于40%的临界值，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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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问卷星数据导入采用SPSS 21.0软件检验缺失值和异常值，并进行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中介效应检验等.
1.1. 研究对象
1.2. 研究工具
1.2.1. 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PTGI)
1.2.2. 感恩问卷(Gmtitude Questionnair-6，GQ-6)
1.2.3. 领悟社会支持问卷(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
1.3. 研究程序
1.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1.5.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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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1 186名大学生各自的PTG总分为(64.67±21.39)，表明疫情中大学生PTG处于中等水平，其中与他人关系(21.50±7.65)分，新的可能性(14.81±5.46)分，个人力量增强(11.96±4.41)分，精神的改变(6.40±2.41)分，对生活的欣赏(10±3.43)分. 将各维度的平均分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其差异显著[F(4，4740)=97.73，p＜0.001]，对生活的欣赏显著高于精神的改变、精神的改变显著高于与他人关系、与他人关系显著高于个人力量增强、个人力量增强显著高于新的可能性.
根据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程度大小，将被调查学生分为湖北组和非湖北组，然后进行t检验. 结果显示，湖北组大学生在PTG总分及其5个维度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非湖北组，男性大学生在PTG总分及其5个维度的得分也均显著高于女性大学生，担任班干部的大学生在PTG总分和新的可能性维度得分显著高于非班干部大学生，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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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的感恩、社会支持与PTG 3个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表 2)，结果发现3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且相关系数在0.36~0.52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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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社会支持在感恩对PTG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采用温忠麟等人[27]提出的程序检验中介效应，估计间接效应值及相应的标准误差和t值，通过三步分析分别求得总效应c、间接效应ab和直接效应c′，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见表 3.
由表 3可见，以上每一步回归系数都显著(p＜0.001)，由此可知，社会支持在感恩和PTG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百分比为0.52×0.48/0.36=69.3%.
2.1. 新冠肺炎疫情一年后大学生PTG现状
2.2. 大学生的感恩、社会支持与PTG之间的相关
2.3. 社会支持在感恩与创伤后成长间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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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是在疫情发生1年后对大学生进行的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在此次疫情中获得了中等水平成长，验证了假设1. 这可能是因为随着疫情常态化和时间的推移，大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对疫情这一事件带来的影响进行反思，从而促进了PTG水平提高. 已有研究表明，人们在直面死亡威胁之后，变得更加珍惜生命，珍惜每一天的价值，从而改变了自己对生命事务的优先顺序[28]. 在PTG各维度上，得分最高的是对生活的欣赏，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不一致[15]，这可能是已有研究的创伤性事件是地震等灾害，本研究创伤性事件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创伤性事件性质和程度有区别，此次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全球，不仅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也打破了全球人们的生活方式，昔日普通平淡的生活一去不复返，这种巨大的差异使得大学生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对普通的生活多了一些欣赏与珍惜.
本研究发现湖北省大学生PTG水平显著高于非湖北大学生，表明受创伤事件严重程度是PTG的影响因素，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 可能是因为，湖北是全国疫情最严重区域，经举全国之力获得了抗疫胜利，因此湖北大学生对疫情的认知更为全面、深入、积极，也获得了更多的社会支持，还更能直接感受到社会的支持. 在疫情持续1年后，他们的生活秩序恢复正常，其紧张情绪得到缓解，心理也在经历长时间沉思后，能够领悟到更多的PTG. 本研究还发现男性的PTG水平显著高于女性，这与已有研究女性PTG得分显著高于男性的研究结论相反[29-31]，尚不清楚产生的原因，可在日后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学生干部的PTG水平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具体差异体现在新的可能性这个维度. 这可能是因为学生干部的自我效能感水平一般高于非学生干部[32]，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更多采用乐观、求助和解决问题等积极认知和行为方式来应对，更能根据环境变化作出适应调整，因此更有可能抓住新的机会、适应新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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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感恩对PTG有正向预测作用，即感恩水平越高，其PTG水平也越高，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同，验证了假设2. 如伍新春等人对汶川地震三年半后的学生的创伤后成长研究发现，感恩正向预测PTG[15].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解释了新冠肺炎疫情中大学生PTG的形成机制，本研究中社会支持中介效应显著，说明感恩通过社会支持对大学生PTG产生正面影响. 根据感恩的道德情绪假说[33]，感恩的道德动机功能和道德强化功能有助于个体建立互惠的人际关系，增加施恩者对受惠者提供更多的帮助，从而提升社会支持力度[34].
拓展认知加工模型认为[35]，增加社会支持可以帮助个体提升安全感和归属感，增加自我效能感，从而实现PTG.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疫情中感恩水平高的大学生更珍惜失而复得的平静生活，对党和政府、医务工作者、抗疫普通民众、以及在疫情期间给予个体支持的所有群体和个人充满感恩，可能会表现出更多的感激之情、亲社会行为，如奋发学习、增长才干、报效祖国、善待社会、与他人友善相处等，这些都有助于其建立支持性社会关系，从而增加大学生与他人之间的亲密与陪伴，促进其融入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肯定与支持和安全感与归属感，从而提升大学生自我价值感，积极思考未来发展，增加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总之，本研究探究了新冠肺炎疫情一年后大学生PTG程度，并考察了社会支持在感恩对PTG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一年后大学生获得中等水平的创伤后成长，感恩不仅可以直接对PTG发生正向预测作用，也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对PTG产生正向的影响，对疫情期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