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精神”这一命题源于重庆拥有的两个“红岩”：一个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的驻地“红岩村”；一个是主要人物有原型、主要事件有史实的小说《红岩》。根据目前的文献梳理，最早提出“红岩精神”这一概念，源于小说《红岩》。1961年底，重庆“11·27”大屠杀的亲历者、见证者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红岩》公开出版，立即引起轰动。在小说宣传过程中，《中国青年报》第一次使用了“红岩精神”这一概念，在1962年6月14日、28日第4版等设立了“红岩精神赞”专栏。改革开放后，过去在南方局工作的部分老同志，基于在南方局驻地红岩村的革命斗争，再次提出“红岩精神”。1980年6月11日，原《新华日报》总编辑熊复重游红岩村，写下了以“红岩精神”开头的诗篇^[2]，这是改革开放后首次针对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革命斗争提出“红岩精神”。1985年10月14日，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重返重庆红岩村，回顾当年南方局的革命岁月，写下“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3]，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式提出“红岩精神”这一概念。1996年，在重庆直辖前夕，重庆市委七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号召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弘扬红岩精神，塑造当代重庆人”的活动，强调“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团结领导人民同反动势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首次将红岩精神内涵概括为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4]。2002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在重庆考察工作时就红岩精神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社会要大力弘扬红岩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在新世纪继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5]深刻阐述了红岩精神的本质内涵、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阐述红岩精神，特别是2019年4月在重庆考察工作时讲到：“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进行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周恩来同志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这里同反动势力展开了坚决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6]31-32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红岩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7]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立意高远，思想深邃，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对红岩精神形成发展、培育主体、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等的认识，为我们与时俱进地认识和弘扬红岩精神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红岩精神虽然形成凝结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但对红岩精神的研究则晚至1996年才真正开始，此前甚至没有一篇专题研究红岩精神的学术论文。1996年，《重庆社会科学》杂志连续发表 10篇论文，对红岩精神进行研究。20多年来，学界对红岩精神的研究虽有起伏，但大致呈现出持续推进、不断深入的发展态势，围绕红岩精神的历史形成、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地位价值，红岩精神与中国革命精神的关系，如何继承和弘扬红岩精神等论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提出了不少颇具新意的论断。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岩精神的重要论述发表后，学界再次出现了红岩精神研究的热潮，仅2021年，报刊发表的有关红岩精神的学术论文和理论文章就超过110篇。在最新成果中，周勇从历史学视域论述了深化和推进红岩精神研究需要把握的若干关系^[8]，潘洵等探讨了毛泽东对红岩精神形成与发展的贡献^[9]，黄蓉生等论述了新时代红岩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10]，张朝晖从党的初心角度论述了红岩精神的生成逻辑^[11]，李玲探讨了红岩精神融入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四维逻辑向度^[12]，樊伟从学习、领悟、阐释和弘扬视角阐述了新时代传承红岩精神需要把握的四个维度^[13]，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方面拓展和深化了对红岩精神的研究，但总体来看仍有不足：一是着眼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的战略性和整体性的研究成果不足，对红岩精神形成发展问题在认识上存在分歧，有较大的可拓展空间；二是运用唯物史观和党史观，立足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弘扬对红岩精神的本质内涵等基本问题的研究，仍有深化探讨的空间；三是研究视野不够宽，单一维度阐释多，而基于大历史观的特定时期、特殊环境、特有任务、特别群体的综合研究相对较少。基于上述不足，本文将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岩精神的重要论述的学习和研究，与时俱进深化对红岩精神的认识。

关于红岩精神的形成发展，既往研究和认知主要关注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关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革命斗争，认为红岩精神“是在伟大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洗礼中，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中，在大后方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尖锐对立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14]，从而把红岩精神同小说《红岩》艺术再现的歌乐英烈的革命精神看成是源与流的关系^[8]，甚至强调“此红岩”非“彼红岩”^[15]，把产生于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红岩村革命实践的红岩精神与产生于小说《红岩》反映的歌乐英烈革命斗争的红岩精神严格区分开来。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论述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对于纠正在一定时期红岩精神宣传中完全忽视南方局革命斗争的局限和偏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发掘南方局革命斗争的丰富精神内涵和价值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对重庆谈判中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入驻红岩开展的革命斗争在红岩精神形成发展中的作用地位也缺乏足够的认知。关于毛泽东与红岩精神的研究，2020年前仅有胡大牛提到^[16]，但对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与红岩精神的培育基本没有论及。2021年，潘洵等就毛泽东对红岩精神的贡献开展了初步研究^[9]。事实上，无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重庆谈判中共代表团、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在红岩村的革命实践，还是小说《红岩》艺术再现的川东地下党组织及渣滓洞、白公馆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地下斗争和狱中斗争，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重庆这片土地上领导的革命斗争，都是中国革命重要转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实践，具有一以贯之的组织体系和骨干力量、一脉相承的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因此，认识红岩精神，不应该非此即彼、厚此薄彼甚至相互对立，而应该与时俱进，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岩精神的重要论述为指引，从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多的维度来深化对红岩精神形成与发展的认识。

红岩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全面抗战时期南方局的革命斗争紧密相关，也与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与重庆解放前夕的狱中斗争密不可分，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全面抗战时期，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在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培育和形成了红岩精神。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指出：“周恩来同志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这里同反动势力展开了坚决斗争。”^[6]32全面抗战时期，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坚强领导下，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等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在条件极其恶劣、斗争复杂尖锐、党性考验严峻、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极易受到腐蚀的情况下，在红岩村开创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新局面，培育和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第二个阶段，解放战争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谈判斗争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红岩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进行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6]31-32在抗战胜利后的历史转折关头，为了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组成的中共代表团肩负着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时代使命，飞赴重庆，入驻红岩，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43天的重庆谈判，毛泽东深入虎穴而镇定自若，处险不惊，在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不卑不亢，在与各阶层人士的会见和接触中胸怀坦荡、推诚相见。为维护重庆谈判成果和政协决议，南方局共产党人继续开展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红岩精神。

第三个阶段，解放战争后期，以江竹筠、陈然、王朴等为代表的歌乐英烈群体，在狱中斗争中进一步锻造和凝结成红岩精神。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6]32。

红岩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其阶段性特征，又有其一脉相承的内在统一性。

三个阶段，为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而斗争贯通始终。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全面抗战时期，南方局把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战争向前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不断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扩大民主进步力量。抗战胜利后，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到重庆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开展和平谈判的同时，广泛会见社会各方人士，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适时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及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即使是在解放战争后期，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共产党人，仍然坚持统一战线，与狱中的革命志士风雨同舟。

三个阶段，在国民党统治区复杂艰难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加强党的建设贯通始终。全面抗战时期，面对特殊而严酷的政治环境，南方局始终把“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作为“极端严重的任务”和“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17]，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方针^[18]，制定出适应国统区实际的“三勤”“三化”工作方针^[19]142，使国统区各级党组织不断巩固发展，经受住了各种考验，成为摧不垮的战斗堡垒。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十分重视和关心南方局党的建设，采取各种方式，把许多负责的地下党员，包括从川东特委到重庆市委的同志、从打入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党员到重庆的学校和企业中有社会影响的党员，有计划地在夜间召到红岩，不仅亲自接见，热情鼓励，并具体地向他们作出指示^[20]。解放战争后期，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共产党员，面对死亡也仍然心系党的建设，提出了著名的“狱中八条”建设性意见。

三个阶段，党的组织体系和党的骨干力量也是一以贯之的，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南部地区建立的南方局党的组织体系，和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红岩精神的培育贯穿始终。抗战时期，毛泽东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一直关心和指导南方局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又亲赴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团成员中，周恩来和王若飞是南方局领导成员。在解放战争后期，牺牲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的烈士，相当一部分都是曾在南方局领导下的川东、川康地区党组织的共产党人和受南方局统战工作影响的革命志士。

长期以来，学界对红岩精神的培育主体主要关注于南方局和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21-23]。与时俱进认识红岩精神，也应当根据红岩精神形成发展的实际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岩精神的重要论述，与时俱进认识红岩精神的培育主体。

从培育的组织主体来看，在红岩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仅要认识到全面抗战时期南方局在红岩精神培育和形成中的突出贡献和重要作用，也要充分认识解放战争初期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对红岩精神的丰富和发展，更要认识到解放战争后期从事地下斗争和狱中斗争的川东地下党组织等对红岩精神的凝结产生的重要贡献。无论是南方局还是中共代表团和川东地下党组织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以重庆为中心开展革命斗争的党的组织。

从培育的人物主体来看，红岩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的老一辈革命家、共产党人的努力，尤其是周恩来对红岩精神的倡导、垂范和大力培育。毫无疑问，周恩来是全面抗战时期红岩精神培育与形成的核心和灵魂，但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毛泽东在红岩精神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毛泽东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不仅关心和指导南方局的工作，从1943年起更是分工亲自领导红岩村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尤其是在抗战胜利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入住红岩村，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进行了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他在重庆谈判斗争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追求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争取民主与和平的使命担当，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政治品格，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处危若安的胆识气魄，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红岩精神^[9]。解放战争后期，曾经在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大面积破坏，被捕的共产党员及革命志士多数被集中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经受住了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人生壮歌，凝结成红岩精神。因此，红岩精神的人物培育主体中，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南方局及曾经在南方局领导下的川东、川康、重庆等地方党组织的共产党人和曾经受到南方局和地方党组织统一战线工作影响的革命志士。

红岩精神是中华民族重大历史转折进程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全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进步力量发展壮大最快的时期。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进步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经过不到四年时间，打垮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成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在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处境最艰难、内容最复杂、规模最宏大、成就最辉煌的时期。胡乔木曾指出：“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抗日战争时期那么一种局面，团结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战坚持了下去，还保存了我们党的一大批精干力量；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那样强大的第二条战线。……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24]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亲赴重庆谈判，中共代表团与南方局共产党人一道，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最终达成了《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极大地推动了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为夺取中国革命最后胜利赢得了主动。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农村走向城市、走向全国和世界的时期产生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大城市上海，但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被迫转向农村，开辟了一条在农村进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全面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农村走向城市进一步走向全国的重要转折点，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在一些城市建立八路军或新四军办事机构，可以公开在一些城市甚至是战时首都重庆这样的大城市开展活动，共产党的报刊《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也在重庆公开发行。南方局虽然是秘密组织，但一批共产党人也可以利用包括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类的身份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大城市开展活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世界。南方局不仅建立了专门的外事机构，把“宣传出去，争取过来”^[19]305作为外事工作的根本任务，冲破国民党的外交垄断，积极开展国际交往，促进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特别是在1942年后，开启了中共与美国政府高层人员的接触，先后会晤美国总统罗斯福特使居里和美国共和党领袖威尔基、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中国战区参谋长和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等，与英美等驻华大使及大量美英记者密切接触、广泛交流，促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促成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等。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董必武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会后，他在美国继续停留4个多月，广泛同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接触，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

红岩精神是国民党统治区革命实践中培育的最具代表性的革命精神。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不同于根据地、解放区，一方面，国统区的广大党员要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治局面，面对国民党的特务统治和白色恐怖，随时经受生与死的考验；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常常以高官厚禄和腐朽生活方式来拉拢和引诱共产党人，意志不坚定者可能会迷失方向。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的处境危机四伏，档案《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是一份详细记录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每天活动情况的报告，可见毛泽东的一举一动都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被关押在歌乐山下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也同样面对着国民党当局的诱惑、酷刑以及艰苦的狱中生活。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红岩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相比，最鲜明的标识就是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革命精神。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革命精神相比，既有相同的共性本质，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动体现，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的集中反映，同时也有其独特个性内涵。关于红岩精神的内涵特征，近年来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对红岩精神的内涵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也极大地丰富了对红岩精神内涵的认识^{[23, 25-28]}。事实上，红岩精神与中国共产党其他革命精神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内涵特征。对革命精神内涵的认识，既要基于革命斗争实践的历史，又要立足于时代对革命精神的现实需要。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岩精神的重要论述提出的新认识、新论断，更加需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维度，与时俱进深化对红岩精神内涵的认识。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和安身立命之本。在风雨如磐的革命战争年代，红岩先辈们从抵御外敌到民族解放，所肩负的使命重担，无一不是荆棘载道，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中战胜前进征途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应对一个个难以想象的风险考验，就在于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在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的感召和影响下，南方局把马克思主义同国民党统治区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局面，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做出了卓越贡献。无论是“宁可坐牢而死，决不跪着爬出去”^[29]的张文彬，还是百万富翁无产者肖林^[30]、与“魔鬼”打交道的红色资本家卢绪章^[31]，无一不是拥有信仰信念的支撑；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被捕后，拒绝国民党高官厚禄等诱惑，给党写下“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32]77的最后留言，从容就义。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在狱中铮铮铁骨，牺牲前慷慨表示“热血似潮水般奔腾，心志似铁石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存，誓为保卫真理而抗争”^[32]134；在失去丈夫、离弃幼子的巨大悲痛中继续革命，江竹筠被捕后经历各种酷刑，始终坚贞不屈。影响几代人的小说《红岩》及相关作品背后的故事，烈士们的真实事迹远比艺术加工更加感人，这里面最重要就是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歌乐英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不忘给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和为之奉献了热血生命的党组织留下全面从严治党的“血泪嘱托”，总结出八条“狱中意见”，这是他们在走向刑场前向党组织表达的赤胆忠心和殷切希望，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拥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他们以平凡之躯，铸造了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永恒灯塔和不朽丰碑。

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和衷共济、统一战线是红岩精神的鲜明特质。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制定的统一战线方针策略、领导和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事关中国革命能否展开并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正如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指出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33]在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处境最艰难、内容最复杂、规模最宏大、成就最辉煌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中心重庆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是红岩精神形成发展的最鲜明的实践底色。面对国民党在统一战线内部不断制造分裂，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等，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相忍为国，以其恢弘的气度，海纳百川、和衷共济的胸怀，积极团结和争取中间党派、地方实力派、经济界人士、文艺界人士和国际友人，创造性地运用各种形式开展宣传动员，顾全大局相忍为国，大道同行肝胆相照，放眼世界广交朋友，使爱国中间力量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合作的亲密朋友，从而有力地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阶级力量对比，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和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抗战胜利后，为了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的实现，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亲赴重庆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谈判，这一被诗人柳亚子赋诗称颂为“弥天大勇”^[34]的壮举，再一次印证了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了和平民主建国而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

斗争精神是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政治品质。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历史，就是一部恢弘的斗争实践史。在国民党统治区，红岩革命先辈们怀着大无畏精神，在逆境险境中挺立，在危局困局中开拓，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敌人针锋相对敢于斗争、为民族利益有理有利有节善于斗争、为信仰坚持斗争到底的凛然斗志。2018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我们要经常想一想红岩先烈们的凛然斗志、英雄气概，时刻用坚定理想信念补精神之钙。”^[35]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面对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南方局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充分运用刚柔相济的斗争艺术，有效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治主张，扩大了中共的政治影响力，有力维护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党各派各界民众一致抗战的局面。面对蒋介石妄图吞并共产党的阴谋，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以“不可能”三个字，断然回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彻底破灭了蒋介石以“一个大党”消灭共产党的痴心妄想，为推动中国革命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濒临破裂，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坚决拒绝刊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当得悉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扣后，挥笔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36]141刊发于被扣稿件版面位置上，其斗争艺术之高超，题词之妙绝，令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亦“欣慰之至”^[36]149。在重庆谈判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以惊人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的斗争策略，把斗争的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结合，该争取的据理力争，该妥协的适时让步，该拒绝的绝不退让，牢牢把握斗争的主动权，迫使蒋介石接受和平民主建国方针，签订了《双十协定》。为了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中，以车耀先、罗世文等为代表的革命志士，住的是监狱黑牢，吃的是发霉食物，却仍以“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37]的牺牲精神，“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38]的凛然斗志，坚持与敌人斗争到底。

正气，就是一种刚正不阿、襟怀坦荡的气节和品格。讲正气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道德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红岩英烈时，反复强调他们“不折不挠”“宁死不屈”，特别强调要“养成浩然正气”^[6]32。在险恶艰苦的生存环境中，红岩革命先辈们为了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披肝沥胆，赴汤蹈火，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革命情怀、淤泥不染的高尚品格和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国民党统治区腐败堕落环境犹如泥沼一般。战斗在这种特殊环境中的南方局共产党人，无论是公开斗争还是地下工作，无论是政坛搏击还是商海沉浮，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和职业操守，“威武不能挫其气，利禄不能动其心”，保持自律、清贫、乐观、团结、友爱、朴素、真诚的工作和生活作风，甘于寂寞而不求闻达，永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周恩来曾经多次告诫南方局工作人员和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并亲笔写下《我的修养要则》。注重自我修养，坚守政治品格，是红岩革命先辈最为显著的精神风范。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来等为了抗战全局和国共合作，表示“要坚持到最后”“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到底!”“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39]在赴重庆谈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准备坐班房”^[40]。重庆解放前夕，被关押在歌乐山下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许晓轩、江竹筠、王朴、陈然、何敬平等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41]不惧敌人严刑拷打和死亡威胁，积极进行狱中斗争，面对危险毫无惧色，面对死亡坚贞不屈、临难不苟，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不折不挠的浩然正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6]41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特有的政治资源，一种精神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历久弥新，源于它能指导实践、引领发展。伟大事业呼唤伟大精神，伟大精神推动伟大事业。共产党人干事创业，靠的是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也就是精神的力量。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6]148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是红岩精神的政治灵魂，在新长征路上，我们要战胜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重大风险挑战，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胜利，依然要靠全党全国人民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大力弘扬红岩精神，要求共产党人无论在什么时候和条件下，都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安身立命的主心骨、修身立业的压舱石。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把学习成果转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模范践行者。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坚定理想信念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的事，要常修常炼、常悟常进。”^[42]要时刻用坚定理想信念补精神之“钙”，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要立足新时代党的目标任务和自己的工作岗位职责，把坚定的理想信念转化为对奋斗目标的不懈追求和对本职工作的不断超越，笃行坚守，攻坚克难，甘于奉献，让理想信念的明灯永驻心田，照亮奋斗前行路，结出累累硕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爱国主义是激励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在历史洪流中奋勇向前的强大精神动力，是驱动中华民族这艘航船乘风破浪、奋勇前行的强劲引擎，是引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迸发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壮丽旗帜！”^[6]277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是红岩精神的实践遵循，大力弘扬红岩精神，就是要不断厚植爱国主义情感，牢固树立民族自尊心、自豪心和自信心，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奏响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最强音。要深刻认识爱国同爱党、爱社会主义是内在一致和高度统一的，旗帜鲜明地坚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要用爱国主义精神感召全国各族人民，维护各民族的大团结，凝聚共克时艰的力量，为推动祖国发展繁荣不懈奋斗，汇聚起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磅礴“中国力量”。要用爱国主义情感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形成中华民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活泼政治局面，在实现民族复兴征程上创造出更大更辉煌的人间奇迹。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没有斗争精神不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6]181艰苦卓绝的凛然斗志是红岩精神的内在风骨，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力弘扬红岩精神，就是要在应对重大风险考验中不断砥砺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奋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局面。要坚持正确的斗争方向，同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主权安全、核心利益、重大原则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行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斗争胜利。要注重斗争的策略方式，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抓住主要矛盾，突出主攻方向，把准斗争火候，通过斗争达到团结、争取合作、实现共赢。要通过理论学习、思想淬炼、实践历练，在复杂艰巨的斗争环境中把握斗争规律、砥砺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确保应对风险考验赢得主动。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百折不挠的浩然正气是红岩精神的人格写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好红岩精神等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仰，养成浩然正气”^[6]32。大力弘扬红岩精神，就是要坚守正道、弘扬正气，永葆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本色和风骨。要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时刻牢记共产党员这个第一身份、为党工作这个第一职责。要弘扬忠诚老实、人民至上、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陶冶道德情操，砥砺政治品格，增强党性修养。要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定力、“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恒心、“不破楼兰终不还”的韧劲，养浩然之气，树清正之风，铸人格之力，自觉做知德明德、尚德守德的践行者。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抵制党内各种歪风邪气，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总之，红岩精神是在近代中国由衰败走向振兴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心的重庆暨南方局所辖地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育、发展和凝结成的伟大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样，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岩精神的重要论述为指引，把传承和弘扬红岩精神作为一项战略工程、铸魂工程、民心工程来抓，更好地学习好、研究好、传承好、弘扬好红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