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体论上看，经济圈建设背景下高质量教育是什么的问题是其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根本性问题。经济圈建设背景下高质量教育被视为由教育与经济相互作用有机结合的新生事物。这种新生事物的发展不是一方依赖于另一方的等值交换，而是教育与经济发挥各自优势产生增值空间的合作新样态。增值空间的合作新样态以实现教育与经济的耦合共生为根本，并通过形塑教育与经济的合作理念和达成教育与经济的价值共识来支撑教育与经济的耦合共生。

共生的概念最先是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提出，他将共生定义为生活在一起的不同种类的一个或更多成员间延伸的物质联系。这里的共生定义具有双重意蕴，一是共生反映了事物发展还未达到一种至善的程度，二是共生开启了一个认识新的领域的大门^[2]1-2。作为一种探讨生物进化的理论，共生理论在生物学界引起了很大的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生物学界的共生概念和理论方法被引介到社会学领域，最终被创新为一种社会学话语下的共生理论。社会学意义上的共生理论是由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三大要素组成，这三大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就是“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2]7。

教育共生理论同样也是由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所构成，其中教育共生单元是构成教育共生理论的最基本要素，具有独立、异质、多元等特征。在成渝经济圈建设背景下，同一地市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可以组成一个教育共生单元，不同地市的基础教育组建起来的一体化发展联盟也可视为一个教育共生单元。教育共生单元之间在进行着内部的物质信息交流的同时，也在与外部的经济圈环境要素进行着能量互换，教育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就是教育共生模式。教育共生单元之间的共生模式产生在一定的场域环境中。最终，教育共生单元、教育共生模式和教育共生环境组成了教育共生系统。本质上，成渝经济圈建设背景下的高质量教育是一种由教育共生单元、教育共生模式、教育内外部共生环境三者相互作用形成的教育一体化发展新形态。

从共生模式上看，教育共生单元之间不是静态的结构形式，而是在教育共生系统中串联各个独立共生单元的媒介，建立起合作和协同的关系，教育共生单元与外部环境进行着频繁的信息和能量交换。成渝经济圈高质量教育的诉求就是要将区域内处于分散独立状态的各种类型的教育共生单元串联起来，使得各教育共生单元之间产生耦合共生作用，形成教育共生环境。这种理念与成渝经济圈顶层设计的一体化发展布局思路不谋而合。由教育共生单元、教育共生模式和教育共生环境发生耦合作用的经济圈建设背景下高质量教育“和而共生”新形态，就是要实现对区域内的不同行政区划、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资源重新组合，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各安其位、联动发展，从而打破僵化的地域壁垒，以一种更高层次且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创新发展方式重新配置资源，以形成相互依赖、和谐共生的发展态势^[3]。在这一点上，成渝经济圈无疑是有基础与优势的，成渝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因而，对成渝经济圈教育一体化来说，重点在于共同建设合作规则与共享平台，避免形成低效发展、恶性竞争等不良局面^[4]，发挥基础教育集团、职业教育联盟和高校群的联动和集聚效应。

在实践层面，四川省教育厅与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共同制定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明确指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共享公共服务平台......协同推进‘陆海新通道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联盟’建设......联合打造一批高校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一批产学研用合作共同体。”^[5]实践层面的具体行动内蕴着高质量教育发展的共生关系思维，成渝经济圈教育合作的本质就是要打破原有的教育共生单元，重新构建超越行政区的教育共生单元，营造教育共生环境，生成共建共享的教育共生关系。在成渝经济圈教育一体化进程中，共生单元和共生关系会随着经济圈整体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这种外部的共生环境变化是与教育一体化的内部共生环境相互调试的。即外部环境发展对创新人才培养的需求变化影响着内部环境对基础性创造性人才和高等教育创新人才的调整与优化。

当今社会，“共享”作为一种重要的日常话语表达内容，其直接将目标聚焦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使人们切实感受着共享的便利^[6]。“共享”发展作为成渝经济圈建设的核心发展理念，其核心就是关注包括社会弱势群体在内的人民的实际需要、发展环境与利益分配，让人们切实感受到共享的获得感。究其本质，就是利益共享和关注社会弱势群体^[7]。这决定了“共享”发展理念下的社会分配需要更加倾注于利益的共享和社会弱势群体，这也将成为成渝经济圈建设利益分配的基本导向。但需要明确的是，利益共享和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在共享发展的情境当中具有特定的意涵。即利益共享尽管是共享性发展的核心，但是并不仅限于此，共享性的发展不仅包括了经济圈内的全体人民对于发展成果的“共享”，而且也包括了发展的“共建”，具体而言，就是处在经济圈中发展主体方面的人人有责和发展过程方面的机会均等。

成渝经济圈建设背景下高质量教育坚持共建共享的教育理念。这种共建共享理念同样包含利益共享和关注教育发展薄弱地区两种意涵。所谓高质量教育的利益共享，是指成渝双核心城市与周围城市群在共建共享和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对教育公共利益的公平享有，其实质就是在承认中心城市和周围城市群存在合理差异和尊重教育发展的利益享有权利的基础上，使得经济圈范围内的所有受教育者都能平等地享受到优质的公共教育资源，真正实现每位学生都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8]。成渝经济圈建设背景下高质量教育利益共享的本质要求利益主体之间彼此承认、彼此尊重、互惠互利、合作共赢。教育利益共享主体之间不存在对抗，而是在平等前提下的合作；教育利益共享主体之间不存在歧视，而是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互利。教育利益共享主体在获取利益的过程中即使不能促使其他利益主体获取利益，也不能以损害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为代价。教育利益主体间互惠互利的最终目的是要让成渝经济圈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够享受满足学生发展需求的高质量教育，而不是仅仅满足少数人的利益或者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成渝经济圈建设背景下的高质量教育特别注重教育发展薄弱地区的利益分配和需求满足。共享分配不同于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共享主体之间原本就存在着差距，共享分配的实质就是通过共享主体双方的平等合作，缩小两者之间的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在教育领域就是要努力消除教育严重不均衡状况^[9]。成渝经济圈中分布着众多中小城市，这些城市的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在经济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下更容易加剧教育资源的流失。因此，通过利益再分配或第三次分配提高教育发展薄弱地区的发展水平是实现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必然选择。

公平正义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底线。如果失去了公平正义，就无益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矛盾，因此，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选择^[10]。高质量教育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一种具象化呈现，公平正义是教育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念与准则。公平正义之所以成为高质量教育的基本价值选择，一方面是因为公平正义是所有形式的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是因为教育发展的重要目的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增进社会公平。

教育发展能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评价教育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其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绝不仅仅是满足入学机会公平的要求，而是越来越多地反映在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上。高质量教育是一种承认各地区存在差异的基础上对教育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进行资源合理分配的教育。就教育过程公平而言，教育过程公平回答的是学校教育能够为学生发展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在这一阶段强调教学质量的结果是通过教育过程的指标来体现。就教育结果公平而言，教育结果公平通过教育质量的公平与均衡来体现，这是最高层次的教育公平。从教育公平的内容看，教育公平主要由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构成，教育机会公平关注平等教育权利、教育过程公平关注均衡教育资源的投入都只是实现教育结果公平的条件^[11]。

从成渝经济圈的高质量教育发展的客观条件看，成渝经济圈内部的教育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成渝两座中心城市已处在教育过程公平的发展阶段，而其他的周围城市群则处在教育过程公平的起始阶段。但不管是处于教育过程公平发展阶段的中心城市，还是处在教育过程公平初始阶段的周围城市群，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共同实现教育结果公平。这既是《纲要》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整体进入共同富裕行列的目标要求，也是高质量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

从认识论上看，经济圈建设背景下的高质量教育“和而共生”新形态有其独特的实践逻辑，这种实践逻辑是以教育与经济的耦合共生逻辑为根本遵循，以教育与经济的极点引领的内生逻辑和资本优化的外推逻辑为重要支撑，离开了内外部力量的支撑，教育与经济的“和而共生”的结构关系就会发生破裂。基于此，本研究形成了理解经济圈建设背景下高质量教育发展的三种逻辑结构。

成渝经济圈既是高质量教育发展的外部依赖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教育发展水平的制约。成渝经济圈建设背景下高质量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依赖、相互影响。

高质量教育作为重要的资本增量机制，承载着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功能^[12]，体现出比其他产业更高效率的特征，因此，高质量教育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首先，高质量教育为经济增长提供智力支持。高质量教育为经济增长提供的智力支持体现为两种类型。其一，基础性人才支持。基础性人才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间接的。基础教育阶段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奠基阶段，基础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些都是高等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所必备的能力。而高等教育创新人才的培养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已有的研究表明，基础教育阶段是青少年学生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自我发现的阶段。该阶段的探索能够为后来的创造性提供重要的心理准备，是个体创新素质形成的决定性阶段^[13]。从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两者的关系看，高水平人才必须依赖于高质量的基础教育，离开了基础性人才培养，高水平人才培养将不复存在。由此可见，成渝经济圈发展高质量基础教育是培养高水平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支撑。其二，高水平人才支持。高水平人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依赖性资源。高等教育培养的创新人才不仅能够发明新的技术，而且还能够创造出新的科学理论，原始创新与技术创新是发挥高质量教育经济功能的优势所在。高质量教育培养的高水平人才对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主要中介是“技术创新”^[14]。因此，教育促进经济增长不仅需要高水平人才提供直接性的智力支持，还需要高质量的基础性人才做支撑。离开了两者中的任何一方，教育都难以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其次，高质量的教育对外开放能够助推经济增长。教育对外开放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来华留学教育和国际交流与合作两个方面。就来华留学教育而言，来华留学教育具有双向贸易推动效应^[15]，可以通过创造贸易效益促进成渝经济圈的经济增长。发展高质量的来华留学教育，能够吸引更多的优质留学生生源。成渝地区来华留学生群体的壮大一方面能够直接催生出来华留学生群体消费市场，另一方面能够将成渝地区的商品引介到国外消费市场，进而推动经济圈的经济增长。就国际交流与合作而言，国际科技交流包括国际高水平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合作研究和国际学术会议两个方面。国际高水平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合作研究和国际学术会议能够促进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碰撞，加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成渝地区之间的联系与沟通。随着成渝地区教育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区域内的高校与国际高水平大学的研究合作频率将会越来越高，这有助于成渝经济圈知识资本增加和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共同推动成渝经济圈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发展^[16]。

第一，经济增长为高质量教育发展提供信息技术资源。成渝经济圈发展十分重视数字信息技术资源要素的投入与产出，引领时代发展的数字信息技术将会在市场资本的驱动下不断涌现，这些数字信息技术在改变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深刻影响着教育教学方式变革。数字信息技术会对教师、教学、课程教材和学校管理等产生重要影响。成渝经济圈明确将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重点发展方向。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将会重塑教育发展格局，诸如人工智能教师的出现将极大改变区域内优质教师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状况，人工智能与教学的深度融合将能够充分适应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17]，人工智能与课程教材的融合将会催生出更多适应学生个性化发展的课程形式和教材形态，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在学校管理上的运用将会为学校管理者提供更加精准的学情分析和管理数据^[18]，学校管理者将能够从繁杂的管理事务中解放出来，从而有更多时间思考学校的整体发展。

第二，经济增长对区域教育均衡发展具有制约和导向作用。教育经费投入是实现一切教育类型发展的基础，而教育经费投入要受到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制约^[19]，因而可以说经济发展的水平对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尤其是对教育发展薄弱地区的办学规模、办学结构和办学内容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而言，经济增长将会对教育发展薄弱地区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投入产生重要影响。其一，经济增长能够有效保障教育发展薄弱地区的教育物质资本投入，教育发展薄弱地区的基础教学条件会得到极大提升，区域教育均衡指数将会得到提升^[20]。其二，经济增长能够有效缓解教育发展薄弱地区的人力资本短缺问题，教育发展薄弱地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优质教师资源匮乏，影响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教育人力资本的投入，经济增长能够从根源上缓解教育发展薄弱地区的优质教师资源不足的问题。其三，经济增长将会有效改善教育发展薄弱地区知识资本投入不足的问题。教育发展薄弱地区也意味着地区创新能力匮乏，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薄弱。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教育发展薄弱地区的经济环境得到有效改善，教育创新资源的配置也将得到极大满足，区域创新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

成渝经济圈建设背景下高质量教育发展的极点引领是一种内生逻辑。这种内生逻辑就是通过中心城市打造教育增长极，形成极点效应，以此来引领区域内教育高质量发展。增长极理论是解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发展是政府通过倾斜投资政策有意识地培养某个产业(支配企业)或城市(地区)作为经济增长极，增长极中心再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带动相关产业和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21]。增长极理论具有非均衡性和集聚性两大特征。其一，非均衡性。经济增长极一般适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的地区，只有当区域内的不同城市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时，这时才能发挥经济增长极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其二，集聚性。无论是经济增长极还是其他形式的增长极，都是通过政策倾斜来吸引周围地区的资源要素，以此达到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的目的。事实上，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相似性，在发展方式上都具有非均衡性的特点。在区域教育非均衡发展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极理论在教育领域也同样适用，我们把教育的非均衡性发展称为教育增长极现象。教育增长极现象的实质是强调区域内教育的差异化发展，整合利用有限的教育创新资源，加强创新要素在区域间向特定地区流动从而达到资源配置效用最大化^[22]。教育增长极是通过极化和扩散两种效应对周围城市群的高质量教育发展产生影响的。

极化效应表现为具有良好发展基础的某一具体教育领域或中心城市通过政策倾斜来吸引周围地区的优质师资、学校管理人才等资源要素，使其向教育增长极中心聚集。极化效应的特点就在于它能够迅速扩大增长极中心的教育规模，形成极点的规模效益和品牌效应，提升中心城市的教育发展能级。

从教育增长极产生的根源来看，成渝经济圈教育增长极主要依靠政府的政策来推动教育均衡发展，形成教育政策洼地，吸引各种有利于优质教育发展的资源流向教育增长极中心区域。具体来看，其一，教育技术资源的流入。教育增长极与经济增长极同步发展。一般而言，在经济增长极中心会聚集着丰富的技术创新资源，这些技术创新资源为了获得最大的发展空间就不得不向教育领域集聚。新技术进入学校场域，将会带来学校的课程、教学以及硬件环境的改善，这些改变将会使得中心城市的教育智慧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其二，教师资源的流入。中心城市在进行教育增长极扩张时，将会有针对性地制定吸引优秀教育人才流入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将会吸引周围城市群的优秀师资向中心城市流入。此外，处在经济圈之外的优秀师范生资源也将会向中心城市流入。其三，优秀生源的流入。教育增长极中心地区的教育质量快速提升，教育品牌影响力的扩大，将会吸引更多周围城市群的优秀生源选择到中心城市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其四，学校管理人才的流入。中心城市在打造教育增长极时，不仅会重视引育名师资源，还会争夺高水平的学校管理者。这样就会使得更多能力出众的学校管理人才资源流入教育增长极中心。

高质量教育扩散效应是指教育增长极中心区域的发展规模达到区域教育生态承载力的最大负荷后^[23]，其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就会放缓甚至停滞。为了获得进一步发展，教育增长极中心区域的教育资源要素开始向周围城市群回流，从而带动周围城市群高质量教育发展。从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关系看，教育增长极最先产生极化效应再出现扩散效应。当教育增长极中心的资源要素达到区域生态承载力的阈限时，增长极中心的极化效应将减弱，扩散效应将增强，这时外部的资源要素难以流入增长极中心，就开始在增长极中心周围进行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在此情况下，周围城市群的教育质量得到迅速提升。

教育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对于高质量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物质资源的扩散。随着教育增长极中心区域的教育资源趋于饱和状态，中心城市要实现教育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就不得不在更大范围内寻求优质教育资源配置的空间。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中心城市会与周围城市群分享优质教育资源，在基础教育领域教育增长极中心的优质学校会与周围城市群学校分享优质教育资源，探索跨地区的优质学校集团化办学资源共享模式。在高等教育领域教育增长极中心区域的高水平院校与周围城市群地方院校组建各类型的专业发展联盟，探索中心城市与周围城市群共建科研机构和研究平台等。其次，人力资源的扩散。中心城市在优质教师资源达到区域生态承载力后，就会提高优秀教师资源流入的准入门槛，这样一些优秀教师资源将会流向周围城市群。此外，一些高水平教师也会将自身的优质资源向中心城市外配置，以此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最后，知识资源的扩散。这里的知识资源包括创新资源、教育理念、管理理念以及工作文化氛围。知识资源扩散是与物质资源扩散和人力资源扩散是同步进行的。知识资源扩散是增长极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也是增长极扩散效应的最高层次。教育发展薄弱地区实现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关键就在于能否适应增长极扩散效应下产生的知识扩散。

成渝经济圈建设背景下高质量教育发展的资本优化是一种外推逻辑，这种外推逻辑体现于经济圈内的各类资本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资源整合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外部支撑力量。共享发展是资源配置接近或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更是高质量教育资本优化的价值旨归和实践归宿^[24]。成渝经济圈建设背景下的高质量教育，是在共享理念引导下实现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依靠资本的推动，并有效配置人财物资源，实现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成渝经济圈建设遵循着共享发展的理念，根据共享发展的内容维度，高质量教育的物质资本配置可分为利益共享和关注教育薄弱地区发展两种方式。

其一，利益共享。在经济圈范围内，成渝两座核心城市已有各自的城市圈基础，囿于现有的行政区划管理，两个城市圈之间的合作交流多是一些民间性质的，这种利益交流难以实现在公共利益层面的共建共享。成渝经济圈的到来，两个城市圈被视为一个整体，这种发展理念上的转变就需要两个城市圈之间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交流。两个城市圈进行合作的基础就需要优化物质资本配置，共建共享教育基础设施以及围绕着成渝经济圈建设打造创新高地这一目标进行创新资源的整合，共建一批满足创新发展需求的大型实验室和功能场馆。其二，关注教育薄弱地区发展。共享发展的本质是实现利益共享。换言之，区域内的某几座城市的教育发展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反映整个区域教育水平的真实状况，只有区域内所有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都得到提升，才能说明成渝经济圈的教育实现了均衡发展，教育发展综合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基于此，经济圈建设决策主体在顶层设计时就需要重点考虑教育发展薄弱地区的物质资本投入问题，重点提升教育发展薄弱地区的现代化学校的硬件设施建设，使得教育发展薄弱地区也能同等享受教育发达地区的先进教学条件。

在学校场域，人力资本投资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即对学生的人力资本投资、对教师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对学校管理者的人力资本投资。其一，对学生的人力资本投资。成渝经济圈建设强调创新的重要价值和地位。因此，这就需要大量的创新人才来服务于科技创新。从教育发展规律来看，科技创新必须依靠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制约着科技创新的规模和层次。事实上，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除了受其自身的影响外，还受到基础教育人才培养规模、内容、教学方式、教育手段和组织形式的影响。成渝经济圈建设背景下高质量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联系十分紧密。成渝经济圈建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因此，这就需要在基础教育阶段重视对创新教育的投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能力和创新性思维，以此为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奠定坚实基础。其二，对教师的人力资本投资。教师对一个地区的教育质量将会起到决定性影响，教师资源平衡分配是教育平衡发展的关键环节^[25]。在成渝经济圈范围内，当前的教师资源平衡分配水平较低，教师资源均衡问题的存在固然有其自身的问题，但也与得不到外界资源的帮助有关。成渝经济圈建设坚持共享发展的理念，根据共享发展的内涵，共享发展主要是由利益共享和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或教育薄弱地区发展。因此，成渝经济圈高质量教育建设通过对教师的人力资本投资来吸引优秀师资不断向教育发展薄弱地区流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推进成渝地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校(园)长跨区域跟岗研修、挂职交流......联合培养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名班主任。”^[5]因此，在政策明确要求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心城市就需要主动担负提升教育发展薄弱地区师资能力的责任，这种责任就是要提升教育发展薄弱地区的教师人力资本的配置质量。其三，对管理者的人力资本投资。成渝经济圈建设对高质量教育的需要十分迫切。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除了充足的物质资本和教师资本投入外，还需要有一流的学校管理团队。成渝经济圈范围内地区间的教育均衡问题矛盾突出，这种教育均衡问题的存在也与学校管理者的人力资本投入不足有关。因此，成渝经济圈重视对各类学校管理团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加大对学校管理团队的培训力度，其目的就是要提升区域内各类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

知识资本是指通过对科学研究的投入以此实现社会知识总量的增加^[26]。知识资本的生命力来自它的创新性。创新资本是知识资本所有者的创新劳动创造的^[27]。成渝经济圈十分重视创新发展。这种发展的底层逻辑就是对知识资本的倚重。科学研究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能，知识创新是大学的核心价值^[28]，高等教育引领地方经济发展就是通过科学研究、知识创新，增长社会的知识总量。

成渝经济圈高质量教育的知识资本优化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维持性创新资本优化配置，二是颠覆性创新资本优化配置。维持性创新是维持原有的价值创造体系，沿着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探索出的技术演进轨迹，持续深入地拓展和深化原有的技术知识和能力。而颠覆性创新则为“从0到1”新的概念体系、理论方法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创造，沿着新的技术演进轨迹所进行的创新^[29]，颠覆性创新的本质是知识创造所引导的价值体系重构^[30]，维持性创新能力和颠覆性创新能力是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但从成渝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来看，高校和科研院所不仅要担负维持性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要在颠覆性创新上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因此，高校和科研院所就需要培养更多颠覆性创新人才来为成渝经济圈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从能力的观点出发，习惯于开展维持性创新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在开展孕育未来产业主导技术的颠覆性创新时会受多种因素影响。相反，维持性创新在惯例作用机制下更容易取得成功。在同等条件下，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更愿意优先保障维持性创新的资本投入。颠覆性创新面临诸多障碍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无论是高校和科研院所，还是企业自身，在探索能力和开发能力上难以承担两者实现同步发展所需要的大量且持续的资本投入。《纲要》明确提出：“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瞄准突破共性关键技术尤其是‘卡脖子’技术......发挥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引领作用。”^[1]由此可见，政策释放了对颠覆性创新发展期待的强烈信号。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是开展颠覆性创新研究的生力军。因此，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就必须要重视对颠覆性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加大对这一方面人才培养的资源投入与支持。

高质量教育发展的“和而共生”是成渝经济圈建设背景下高质量教育的发展方向。实现成渝经济圈教育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把握成渝经济圈建设背景下高质量教育的内在本质和发展逻辑，而且还需要从实践论上对影响成渝经济圈建设背景下高质量教育实践行为的理论体系、动力体系、观念体系和布局体系等方面给予关注，以增强高质量教育的科学性和针对性，推动成渝经济圈背景下高质量教育协调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个区域一体化发展区存在较大差异。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成渝经济圈无论是在经济规模还是在发展质量上都与其他三个区域一体化发展存在明显的差距。从空间位置看，成渝地区位于我国西部内陆地区，与其他三个区域一体化发展区相比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去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做法，或者是用其他地区探索的理论来指导本地区的实践，难免会产生理论与实践相冲突的局面。成渝经济圈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做法应是基于本区域的实际构建适合自身发展的理论体系。成渝地区一体化发展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总结，作为一项国家的重大政策，在发展方向上不能是盲目的，不能仅依赖实践探索来提升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理性认识，还需要提高科学理论的预见性，建构自身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增强政策执行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概念是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任何学科或知识体系都是建立在概念建构的基础之上，成渝经济圈建设背景下高质量教育发展的理论建构也同样需要重视学术概念的提出、阐释和生发。在成渝经济圈建设背景下高质量教育发展这一复合概念中，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教育是这一复合概念的两大基本单元要素。目前学界在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区域层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不能等同于国家层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虽然目前学界对于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注程度较高，但针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却鲜有明确的概念界定。教育领域的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内涵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教育高质量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都较为模糊的情况下，盲目地制定方案或是参照其他地区的做法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成渝经济圈高质量教育发展必须全面评估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现实，强调内源性、本土性理论生成^[31]。这就意味着，首先，对已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成果进行批判性分析和创新性发展，生成适合本区域发展的理论观点和思想，构建系统的框架和体系。其次，要充分挖掘成渝地区的独特地域文化，激活成渝地区悠久教育历史中的教化智慧，通过对成渝地区优秀传统文化中教育与经济良性发展的经验总结与理性反思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最后，成渝经济圈高质量教育建设主导者和参与者应树立科学系统思维，自觉探索和总结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践经验，形成较为系统的一般性教育理论。

长期以来，川渝两省市毗邻地区难以实现市场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有效配置，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川渝两省市毗邻地区分属不同行政区域。现行行政体制下，经济区与行政区具有重叠性，行政区的范围限制着经济区的活动范围，在此情况下两省市毗邻地区即使有同质资源整合的迫切需要，但在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壁垒的规约下，毗邻地区的协同程度不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活跃度较低。在成渝地区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下，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已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川渝两省市共同印发的《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联合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推进川渝毗邻地区联动发展......支持广安、渝北共建川渝高竹新区，支持合川、广安、长寿打造协同发展示范区，支持遂宁、潼南建设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32]联合实施方案明确了毗邻地区的发展方向，这意味着毗邻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布局将发生重大变化。教育空间布局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随着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而调整适应。教育空间布局是对高质量教育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适应程度的集中反映。在成渝经济圈建设背景下，区域发展地理空间与资源配置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成渝经济圈毗邻合作区域需要构建以协同发展为战略目标的教育空间布局体系。具体而言，在教育布局理念上，需要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贯穿于毗邻地区的立体化教育空间布局中来，确立高质量教育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的总体思路，推动毗邻合作区域协同发展，着力优化两省市毗邻地区教育主体功能区域，构成毗邻地区辐射带动周围城镇的高质量教育网络格局。在特色发展方面，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点线面结合、中心外围呼应的高质量教育发展空间格局，突出毗邻地区办学优势特色、整合优化办学资源、加快毗邻地区教育要素流动，激活毗邻地区教育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提升毗邻地区教育综合竞争力。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下，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面临着重大转变。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的水平直接影响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是推动高质量教育发展方式系统变革的关键所在，但改革创新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关注改革创新自身，还需要关注改革创新背后所交织着的利益、权力和责任。高质量教育发展创新活力的根本动力在于明确利权责关系，这种利权责关系直接决定着教育实践主体的行为方式。因此，必须从利权责角度来构建高质量教育发展的动力体系。首先，明确高质量教育发展的利益关系。马克思与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3]可见，人的行为最本质的特征就在于与利益相联，利益趋动行为。成渝经济圈的高质量教育发展是由多个利益主体所构成，这些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能否协调好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化解好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影响高质量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成渝经济圈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将不同利益主体的个人利益创造性转化为整体的共同利益，引导经济圈内各教育建设实践主体树立合作共享的发展理念。其次，明晰高质量教育发展的权力关系。成渝经济圈高质量教育发展的创新活力得以激发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合理配置不同实践主体的权力。只有当权力主体获得合法且充分的权力后，教育实践主体才能积极主动从事高质量教育创新实践活动。最后，构建高质量教育发展的责任体系。成渝经济圈建设的各实践主体在获得权力后，由于会受到个人利益的驱使，往往会出现权责不一致的情况，为规避这种情况的产生，就需要对高质量教育发展的创新实践活动进行责任约束，引导教育实践主体合法行使权力。

成渝经济圈建设背景下高质量教育发展是以区域整体利益为价值导向，处在经济圈内的人们都是高质量教育的参与者和共享者。但囿于现行的行政区划管理，人们长期形成的地域行政思想观念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变为区域共同利益的思想观念。因此，要通过培育支撑高质量教育发展的合作共享观念体系，使全体社会成员从宏观政策上认识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性，从微观事件中领悟共享发展的重要价值与意义，最终形成一致的发展意志，实现公共利益的目标。

一是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共享机制。成渝经济圈高质量教育的合作共享机制主要包括官方性质和非官方性质两个方面。成渝经济圈高质量教育合作共享观念的培育主要由官方来推动，原因在于政府层面的合作共享具有强大的示范作用。政府性质的合作共享机制就是要建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教育协同发展联席会议制度，设立联合办公室，成立专项工作组，为合作共享、协同发展搭建运行平台，构建决策层、协调层、执行层上下贯通的三级运作机制，做实日常办事机构职能职责。非官方性质的合作共享机制就是要成立基础教育发展联盟、职业教育发展联盟、高等教育发展联盟、教师教育发展联盟等专业性组织机构，在专业性交流平台建立的基础上要保持经常性的沟通对话。通过积极构筑教育领域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互访，培育支撑高质量教育发展的合作共享观念体系，为推动成渝地区教育协同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观念支撑。

二是营造合作共享的社会舆论环境。要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宣传媒介来营造合作共享的社会舆论环境，积极引导经济圈内各类实践主体充分认识共建的重要价值，要引导实践主体充分认识共建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高质量教育与社会协同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会舆论能够进入个人日常生活领域、影响个人生存的道德力量的作用，注重对教育共建共享典型案例的宣传报道，深度挖掘项目共建背后的合作精神和共享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