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统治秩序都要面对和处理社会阶层间的关系问题，其中最核心的议题是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优势阶层如何将已有的优势地位传递下来，而弱势阶层如何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教育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机制，对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新时代教育在社会大变局下呈现出崭新样态，与社会阶层结构之间呈现出新矛盾。

依据对社会资源的拥有程度，可以把人们划分到不同的社会阶层中，每个人的一生都具有阶层的烙印^[3]。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认为：“教育是赋予个体职业资格与社会技能的基本途径，同时具有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功能。特别是在工业社会，以教育要素为核心的个人后天因素是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决定性因素。”^[4]索罗金(Sorokin)同样提出：“在开放的社会中，个体向上阶层流动的机会更多，与此相对的，在封闭的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的界限固化，垂直流动的机会则更少……学校是从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的社会性电梯”^[5]，也即教育是实现个体往上流动的途径。这一论断阐明了教育对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重要作用，而社会阶层即是个体相对于他人的资源或者声望^[6]。彼得·M·布劳(Peter Michael Blau)和奥蒂斯·杜德里·邓肯(Otis Dudley Duncan)在《美国的职业结构》一书中提出，随着工业技术发展，教育等自致性因素在个体社会地位获得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7]，克里斯托弗·詹克斯(Christopher Jenks)等人通过对美国社会分层的研究也提出：“一个人的最终地位和工资收益的最明显可见的预兆就是他的受教育年限”^[8]。也有学者从异质性群体的角度分析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发现在不同的性别或年龄群体间，教育均显著影响个体社会地位的获得^[9]。

我国自古就有“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教育思想，潘光旦和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分析考察了科举制度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发现中国古代的科举制是社会底层子弟实现向上流动的通道与途径^[10]。刘精明研究发现，文凭的高低同个人进入社会中高级白领阶层的机会之间的关系非常显著，高等学历是推动个体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进入社会之后，直接关系到其职业的晋升^[11]。陆学艺等人研究了受教育程度对首次就业时所处职业地位的影响，提出接受过高等教育者第一次就业的职业地位相对更高，且无论是在哪一个历史阶段，该现象一直存在。宗昊研究发现，接受高等教育者比没有接受高等教育者拥有更多社会资源和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且更容易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12]。赵欣等人认为，随着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力得到加强，下层人员向上层流动的机会增加^[13]。此外，通过研究教育对不同代际流动方向的作用状况，李晚莲等人提出教育对于代际职业地位向上或向下流动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14-15]，周兴等人则发现教育能显著降低代际向下流动的概率，增加向上流动的机会^[16]。

冲突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在批判结构功能主义均衡模式浪潮中产生的，其代表人物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认为，人类是一种既有合群性，又有冲突倾向的动物，由于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把社会进行分层，不同群体所在阶层之间必然存在着冲突^[17]。而在社会分层的过程中，无论是为取得特定职业地位所需的不同教育条件，还是不同身份团体为争夺优势资源而产生冲突，都促使拥有共同教育条件或分享共同文化的群体产生凝聚力和排他性，由此形成了社会阶层再生产^[18]。“再生产”本身是一个经济学概念，马克思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有一部分产品不断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它就会不能继续生产，那就是不能再生产”^[19]，社会阶层再生产则是社会学视域下资本积累和阶层特权代际传递的过程。柯林斯提出“社会是不同利益集团为获取财富、权力、声望而互相冲突的舞台，教育则是各集团用以实现自身利益的重要工具，因而学校教育的性质在本质上是为不同身份的集团所制约。”^[20]教育的阶层分化与特权的代际传递如同社会阶层分化的前期“征兆”，也即教育惯性显著影响着社会阶层再生产。学者研究发现，教育在解释代际传递关系中具有重要作用^[21-22]，张明等学者同样证明了教育机会的获得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23-24]。刘精明研究认为，优势阶层子女的相对优势在生存教育与地位教育中分别表现出下降和上升趋势^[25]。此外，李春玲等人证明了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影响的“文化再生产”路径，认为文化资本通过对个体的学校教育及社会化产生累积性影响，进而作用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26]。冲突主义的学者们认为教育机会获得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优势阶层社会地位代际传递的手段，处于优势阶层的人往往是优质教育资源的最大受益者，因此，教育非但不能有效促进阶层向上流动，反而成了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惯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现阶段的主要社会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就业观念的转变，新业态和新职业群体不断涌现，一支与新技术密切联系的、有别于传统产业的新型工人队伍迅速成长起来^[27]。新产业为人们提供更多就业选择，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阶层流动提供更多可能，同时对劳动者就业技能和人力资本开发提出新要求。

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了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和动能是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以技术型和知识型劳动力阶层为主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显示，1992年，英国的农业人口比重为2%，日本为7%，韩国也仅为17%^[28]，相比之下，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仍然高达23.6%，这一状况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仍有较大差距。此外，社会中间阶层是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坚实力量，拥有不到1.3亿人口的日本曾有“一亿皆中流”的说法，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中产阶层就已占到总人口的60%，英国、德国、法国、挪威、加拿大等国家中等收入者比重同样都在70%左右^[29]，而当前中国的中等收入者比重仍不足30%，“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仍任重道远。由于资源占有状况的差异，社会各阶层在利益增进方面往往会出现非互惠互利的零和博弈，优势阶层的利益增进常常以损害弱势阶层的合理利益为代价^[30]。长此以往，非互惠互利的社会互动必然会形成剥夺感，权力和资本对现代阶层流动的深度介入，加剧了特权对公平正义的侵蚀，致使中国的阶层结构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封闭”和“固化”现象^[31]，社会阶层再生产问题日益突出。由此，教育作为开发人力资源的主要路径，对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破解新时代社会阶层结构异化^[32]，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预演，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奋斗目标应更有所为。

但是，近年来“知识无用论”等相关话题甚嚣尘上。据清华大学2019年公开资料显示，在内地招生的3 400名学生中，农村及贫困地区的学生占比不足两成，其中近六成的学生是通过学校自强计划和国家专项计划被录取，如果没有国家的专项计划，清华大学的农村籍生源不到一成。北京大学从上世纪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农村学生占比始终在30%左右，而近些年这一比重降到了不足20%。从全国范围来看，2020年农村高中生占全国高中生总数的54.63%，而农村学生考入北京大学的比例不足两成，占高中生总数45.37%的城市学生考入北京大学的比例超过80%^[33]，城市学生进入北京大学的概率是农村学生的近5倍。由是观之，教育作为提升个体资本存量的主要途径，强调在平等竞争中促进阶层流动、提升社会地位，其公平性要远胜于其他手段。然而，收入、地位与资本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社会阶层严重分化，加之教育作用过程的复杂性和作用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教育获得在各个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分布，致使教育惯性在很大程度上预演着社会阶层再生产。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我国全面开启实施“十四五”规划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教育作为社会大变局下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通道，对现代化进程中后致性社会流动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教育资源分化、高等教育普及化、数字经济产业化、学科建设异化等因素却又桎梏着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导致教育更为显明地预演着社会阶层再生产。

当前，社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矛盾正在由供给总量的短缺性矛盾转变为由优质教育供给不平衡不充分而产生的结构性矛盾。2021年4月，教育部发布了2020年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有关情况，截至2020年底，全国累计已有26个省份、2 809个县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其中中西部占比95.3%，如期实现了国务院提出的“到2020年全国和中西部地区实现基本均衡的县(市、区)比例均达到95%”的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34]。但是，当前我国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仍然显著，社会阶层再生产状况愈发明显。

第一，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直接影响教育水平的差距。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北京市一般公用预算教育经费为1 128亿元，同比增长0.23%，小学和初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分别为35 411.73元和63 603.26元，而青海省2020年一般公用预算教育经费为218.01亿元，同比下降0.85%，小学和初中生均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分别为15 646.86元和19 603.16元，仅为北京市的44.19%和30.82%^[35]，由此不难看出，我国教育资源配置在地域间仍存在较大差距。第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镇流动，“城挤、乡弱、村空”的社会困局加剧了优质教育资源在城乡间的配置失衡。第三，校际间优质教育配置差距更为明显。始于2001年5月，终结于2012年9月的“撤点并校”政策实施的十年间，我国农村中小学锐减一半，教育不再是改变命运的“绳索”，“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已然成为农民阶层向上流动的“枷锁”。新的社会变局下，教育资源“不平衡不充分”从侧面反映出知识群体的集体无奈。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学科类教育培训在教育“双减”政策下几近终结。显然，家庭经济收入高的学生会比家庭经济收入低的学生更有机会参加校外培训，且选择的层次更高、范围更广，如果越来越多的家长寻求校外辅导，致使学校教育松懈，甚至课堂教育可有可无，必然会扩大教育机会不均等，拉大弱势阶层学生与优势阶层学生受教育机会的差距。藉此，优质教育资源被富人垄断，并非通过“走后门”，而恰恰是在“公平”的教育体制下出现的，有钱就能买到优质教育资源，在每一轮升学考试中占有优势，进入更好的大学，培养起优质的社交网络，找到更好的工作，有更优质的资本培养下一代，从而形成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循环，教育的“马太效应”正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鸿沟。因此，新的社会变局下，教育的资源分化程度愈加明显，这也导致其社会流动功能在优势阶层“垄断”优质教育资源的情况下难以充分发挥。

我国自1999年实施大学扩招政策以来，高等教育规模实现了“井喷式”扩张。2022年3月，教育部发布《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主要统计结果》显示，2021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7.8%，各类高等教育学生总规模达4 430万人^[36]。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 836万人，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 930人上升到15 467人。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为377万人，而在20世纪90年代，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不到25万人。由此看出，新变局下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从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的历史性过渡。

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发展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弱势阶层子女有更多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提升向上流动的几率，并据此改变人生际遇，成功实现阶层跃迁，优化社会阶层结构。众所周知，农业社会只有地主阶级能供养子女读书，也正是这些“读书阶层”成为下一代统治阶级，这也是脑体分工和阶级分化历经几千年来始终保持一致的佐证。因此，中低收入群体积极投资教育，显然是对传统观念的延续，只为通过教育来提升资本存量，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并通过提高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来实现社会阶层的跃迁。加之始自1999的高校扩招为处于弱势家庭的子女提供更多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这让弱势阶层家庭从教育投资中看到取得“学历军备竞赛”胜利的希望，同时社会的进步又亟需提高劳动者素质，这就造成了教育的大扩张、大爆炸。但是，教育的边际效益有其合理边界，比如2003年中国新增就业岗位是大学毕业生人数的4倍，而2020年新增就业岗位仅为毕业生人数的1.36倍，教育的文凭信号功能逐渐减弱，弱势阶层试图通过提升学历来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难度越来越大。由此，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弱势阶层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作为社会底层改变命运的“金钥匙”，弱势阶层子女只能处于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学校分层秩序的边缘地位，新变局下的高等教育阶层分化将学生的就业资本进行层级划分，教育成了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鸿沟。

2022年2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3.0%，其中，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57.6%^[37]。新变局下，新技术应用范围愈加广泛，并成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重要抓手，网络扶贫行动不断向纵深发展，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也为数字经济产业化发展奠定了技术支撑与实践可能。数字乡村建设持续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实现了对832个贫困县全覆盖，帮助贫困地区发展“互联网+”新业态新模式，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持续激发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数字产业的持续渗透使得人们有更多就业选择，教育基础薄弱、受教育年限短、文盲率仍然存在的相对贫困地区可以利用数字经济来实现收入增长和社会地位提升，这样一来，教育的市场筛选功能在数字经济产业化趋势下逐渐窄化。

新变局下，国内外环境发生着深刻变化，经济下行给我国就业市场带来了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我国高度重视数字产业，2020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达718.7亿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为3 031亿元，物联网产业规模达到1.7万亿元^[36]。数字经济释放了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巨大潜能，极大地降低了创业门槛，大量数字化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16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独立工作：选择、必要性和零工经济》显示，欧美地区高达1.62亿人(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20%~30%)从事某种形式的独立工作。根据阿里研究院的预测，未来20年，8小时工作制将被打破，中国约有4亿劳动力将通过网络实现自我雇佣和自由就业，这相当于中国总劳动力的50%。此外，类似于网络直播的数字化平台成为“线上引流+实体消费”的经济新模式，这些新型职业群体并非依靠提升教育资历来实现人生价值，而是凭借自身创造力和对新技术的应用，使得“低学历，高收入”现象开始普遍。数字经济产业化发展是新社会变局下的大势所趋，为弱势阶层提供更多就业渠道和发展机遇，推动“数字产业-新型劳动力-产业创收”互动链的良性循环，这样一来，教育在新变局下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鸿沟的效能日益式微。

面对百年未有之新变局，科技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导致劳动力需求规格、规模、结构等发生重大变化。教育作为劳动力市场供给的重要渠道和有效衔接，必然要紧密对接技术变革和市场需要，如何协调教育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成了新时代教育的新挑战。2020年7月，麦可思研究院发布《202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自动化类等专业成为薪酬最高的几大专业，信息安全、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艺术、物联网应用技术等专业成为连续“绿牌专业”，而法学、化学、法律事务、语文教育等传统型专业成为连续“红牌专业”^①。近些年，新兴交叉学科成为劳动力市场的热门选择，像律师、编辑、会计等传统行业的失业率持续上升，在过去五年间累计流失约7 500万个就业岗位，而软件和应用程序开发、数据分析师等新兴行业迅速崛起，预计到2035年将新增1亿个职位^[38]。因此，新社会变局下的经济结构转型对个人全面发展提出了更高需求，只有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劳动力，方可在科技革命浪潮中免被淘汰，这就要求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从“专业性”向“全面型”转变。

① 绿牌专业指的是失业量较小，就业率、薪资和就业满意度综合较高的专业，为需求增长型专业，其中连续绿牌专业说明相关专业就业优势具有持续性; 红牌专业指的是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薪资和就业满足综合较低的专业，这与相关专业毕业生供需矛盾有关。

但是，我国高校热衷于学科建设的精细化、专业化，特别是在新的社会变局下，部分高校盲目追求市场热点而忽视了学科内涵和自身要素的个性化建设，知识结构老化与实践应用脱轨等问题捉襟见肘，学历承载的实际效力越来越弱，学科建设异化问题日益突出，力图通过提升学历来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加拿大传播理论家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认为“研究和教育的分裂表现在挂靠在大学或与大学无关的专门化的研究机构的建立上……专门化意味着研究机构与教学无关或关系松散，也意味着那些在危机时刻容易被政治派别利用的组织机构的产生。”^[39]学科专业分化原本是为了避免各学科培养内容和专业体系同质化而产生资源浪费和目标模糊等问题，但过度分化极易导致学校过于关注学科边界，使得教学内容处于相互分散的零碎化状态，缺乏与“源学科”或知识领域相近的学科跨界交往的可能性^[40]，这种异化形式的教育分科难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意识，在技术变革与产业升级的新变局下，教育目标与劳动力市场的交互关系愈加疏离，教育通过发挥其协调功能来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的价值目标非但不能实现，反而成了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鸿沟。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时期，通过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来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将是今后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因此，新时代教育要充分发挥其社会流动功能，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教育鸿沟，实现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

一直以来，我国围绕教育公平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性和引导性政策，但教育机会获得与教育过程不公平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优势阶层将其资本的先赋优势在教育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弱势阶层虽在公平的高考制度下有机会进入到优质学校，但经过大学教育过程的再生产之后，其资本劣势被进一步放大，从而形成了社会阶层再生产^[41]。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正义论》中提出“补偿教育”，他认为社会群体在社会阶层方面存在差异^[42]，弱势阶层的先赋性劣势在后期学习和工作中将逐渐显现，因此要对那些一出生就处于弱势的群体给予补偿。我国虽在2020年已经实现全面脱贫，但城乡、地区、校际间的教育差距仍然较大，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仍然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要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因此，新时代应大力实施中西部教育振兴计划，扩大东部“双一流”高校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倾斜力度，通过优化教育资源结构、建设网络共享平台、完善教育培训和管理机制等途径实现教育资源的重组与分配，为弱势阶层提供更多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增加弱势阶层的资本积累，从而实现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人的投入能够带来价值增值和剩余价值，明瑟收益理论同样验证了这一结论，并提出教育水平与收入增长、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因此，国家要继续实施中央财政预算内教育专项计划，缩小阶层间的差距，为弱势阶层子女提供实现阶层跃迁的机会获得和资本积累。在数字经济持续渗透的今天，国家应通过教育财政实施新一轮的教育支持计划，保证弱势阶层能够享受到充分的优质教育资源，从而弥补相对贫困地区的教育“缺陷”，实现义务教育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校际之间的优质均衡。2020年10月，《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强调要完善城市化战略，更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就要求重新整合城市与农村的优质资源，实现农村与城市同步发展、协调发展。国家还应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引导合理的人员流动，配套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弱势阶层子女有同等机会享受到城市的优质教育，提升城市和农村人力资源的合理分配，降低农村与城市间的发展差距。由此以来，通过发挥优质教育资源“补偿效应”来促进教育优质均衡，为新时代教育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提供必要的社会环境和资源保障。

家庭是人成长的根，因此家庭教育也被称为“培根教育”。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思潮影响，家庭教育成了学校教育的附庸，家庭教育的功能发生僭越^[43]，家长成了教育的“局外人”。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在《家庭优势：社会阶层与家长参与》中提出“中上阶层与学校教育保持互动状态，劳工阶层家长参与学校教育被动的分离状态。”^[44]也即是说，并非所有家庭能够如学校、教师期待那样参与到家校教育，家校合作更多是为中上阶层家庭构建互动平台，弱势阶层受自身教育程度、工作性质、社会资本等要素约束，难以平等地参与到学校教育活动中来，对子女虽有较高的教育期望，但血缘、地缘为主的社会资本同质化限制了弱势阶层父母的教育参与。“双减政策”落地虽能有效降低家庭教育成本，但弱势阶层家庭的繁重工作和有限的知识水平无疑增加了对子女的教育焦虑，家庭教育呈现明显的阶层分化，教育即成了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鸿沟。此外，优势阶层为保证子女的教育优势，倾向于学校推行区别化的教育改革，这极大地牺牲了弱势阶层学生的利益，加剧了教育的阶层分化。

新时代教育应重视弱势阶层的家庭教育“缺陷”，通过新型家校联通来构建弱势阶层家育补充机制，实现真正意义上面向所有社会阶层的家校共育。第一，新时代教育应支持和引导弱势阶层家长正确认识教育“双减”政策，担负起实施良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不要一味地追求所谓的“名校”“名师”而忽视了孩子的学习能力和兴趣培养，通过落实“双减”政策来降低家庭教育成本，提高教育生活质量。第二，新时代教育应突出公益性属性，重视弱势阶层家庭的教育参与，针对弱势阶层学生建立家庭教育辅导机制，由地方学校安排教师为弱势阶层家庭提供定向式服务，定期对弱势阶层家庭开展教育培训、咨询和辅导，提高弱势阶层家长的家庭教育水平，实现家长与学校共同完成培养子女的任务。第三，学校应联合社区、妇联等机构建立学生课后服务机制，形成弱势阶层家庭教育支持网络，通过登记、备案弱势阶层学生的家庭背景、学习安排等，为课后服务教师提供专门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补充弱势阶层子女课后“无家长陪伴”“有家长无能力陪伴”等难题。第四，通过建立家长教育补充机制来增强家长的学习意识，有效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引导家长把教育参与当成是一项专业技能来学习，只有家长们具备并且能持续提高参与能力，才能在孩子的教育参与中得心应手。总之，通过多元教育主体联合构建弱势阶层家育补充机制，弥补弱势阶层家庭教育的缺陷，让家庭教育成为子女发展的驱动力，而非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鸿沟。

新时代教育已从“工具驱动”转变为“技术驱动”，从单一的教学工具迈向以数据应用来提升教育质量、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新台阶，技术创新越来越依赖于不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这对复合型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2019年，教育部等部门正式启动了“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文科、新医科、新农科建设。2020年12月，教育部公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交叉学科被“独立”出来，成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有学者提出针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高校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衔接不足的现状，升级改造传统专业课程，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紧缺人才，已经成为当前高等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人才是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核心资源，也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新学科”建设是促进个人全面发展、解决新时代人才需求的重要举措。

2021年7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要求高校主管部门加强工作指导、预警和预测，避免同一区域大量重复设置“过热”专业。纵观人类科学发展历程，任何专业研究绝不依赖于单一学科来独立完成，学科间的知识体系及研究方法本就具有共通性，若能打破学科壁垒，促进个人全面发展，定能为教育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提供崭新的实践路径。因此，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阶层要紧抓新时代学科结构调整契机^[45]，全面发展个人劳动技能，为实现阶层向上流动奠定实践基础。国家应协调地方在相对贫困地区建立教育创新服务平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共建共享优质的教育、科研、人才资源。充分发挥中西部高等教育特别是“双一流”高校的集聚溢出效应，打造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桥头堡，聚焦区域发展特需，加快发展“新学科”，培养具有区域特色的应用型人才。构建区域高等学校协同创新体系，推进高校分类特色发展，发挥不同类型高校间的学科互补优势、人才集聚优势、资源创新优势，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以培养全面型人才来应对新时代社会发展需求。同时，应加大东部高水平高校对口支援西部高校的力度，建立东西部高校精准实施对口支援对接平台，扶持西部地区“新学科”建设，培养理论与应用兼备的全面发展型劳动力，有效应对新时代社会变局对综合型人才的需求，提升弱势阶层就业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从而突破阶层再生产的教育鸿沟，为中西部相对贫困地区巩固教育脱贫成果、实现“造血式”变革提供理念引导和人才保障。

技能断裂、就业困难是个体致贫、返贫的重要根源。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侧重于实践技能的培养，具有“拔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功能，为义务教育之后的“后进生”提供了“托底教育”，对助力国家脱贫攻坚发挥着重要作用，逐渐成为保证弱势阶层在职业高度分化的时代具备就业技能的主要路径，是促使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因素^[46]。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这为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产职融合往往是“一头热，一头冷”，以利益为导向的企业缺乏产教融合的发展动力，即便是响应国家政策而参与相关合作，也多半是浅尝辄止。此外，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局限于“学校教育”，对“职后教育”投入不足，导致毕业生被限定在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职业层级，在劳动力市场内部形成相对封闭停滞的流动空间，向上晋升的路径受阻，职业教育也即成了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鸿沟。据统计，我国职业院校中超过70%的学生来自农村、山区等相对贫困家庭，职业教育的低回报率无疑强化了社会阶层再生产，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平。这就要求新时代职业教育重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弱势阶层的职业市场流动与社会地位跃迁。

2021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提出要构建职业中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有效衔接、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融通的职业教育体系。推动产教融合发展，完善校企合作制度，这为构建新型产职融合提供了政策引导与实践路向。第一，国家要继续实施职业教育扩招政策，拓展“岗位转换”教育空间。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延伸职业教育培养周期，建立终身职业教育体系，注重职业院校学生的转岗教育，提升学生的职业适应性和社会整体“底部抬高”。第二，聚焦区域人才需求的结构性短板，服务乡村振兴和区域特色经济发展，配套国家财政专项资金，适度倾斜社会考生，培养具备全面劳动技能的创新型“新农民”“新工人”等新型劳动力，整体提高弱势阶层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47]。第三，鼓励部分本科高校、高职院校与相对贫困地区的中等职业学校构建“产职贯通、联合培养”机制，实现教育目标与产业需求对接、学科结构与职业技能对接、人才质量与资质认证对接，更大范围和更大限度地提升相对贫困地区的应用型人才供给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第四，校企联合扶持职业院校学生创新创业，将创新创业课程融入现行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建立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和实训基地。新型产职融合通过促进弱势阶层职业技能和社会地位的稳步提升，有效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教育鸿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教育发展作为脱贫攻坚“五个一批”之重大举措，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事业已从高速发展迈入平稳发展，社会分工愈发复杂，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创新型人才培养更为迫切。教育作为实现资本增量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计，直接决定着社会阶层稳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然而，社会各阶层在教育资源竞争中显现出“内卷”或“异化”问题，导致教育成了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鸿沟。如今，我国全面开启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向教育强国的新阶段，新时代教育在走向未来的征程中，势必要发挥其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重要功能，加快推动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形成，引领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