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是蕴含多区域、多民族、多形态的综合性文化，既自强不息又兼收并蓄^[2]，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与基因，是维持中华民族团结不可或缺的文化根基。我国当前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交汇期，民族工作面临着国际国内多种复杂因素的冲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形势新特点新要求，高屋建瓴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为“凝聚全国人民力量来应对大变局、驾驭战略全局，坚定不移地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行提供强大精神支持”^[3]。如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是要解决认同问题，关键在于“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4]。其中，中华文化认同是长期生活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的人们对集各民族文化之大成的中华文化的肯定性体认。在“五个认同”中，中华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构筑成其他四个认同最重要、最深层的基础，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基因，又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纽带。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5]因而从根本上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蕴含文化寻‘根’的集体身份认同过程，它是在‘认知—情感—意志’的链接序列中生成的实践行动。”^[6]在此过程中，中华文化所承载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认知、想象等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源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提供了价值向导与意义框架。由此可见，中华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回避的核心命题，尤其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潮侵蚀与国际文化软实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境遇，强化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愈发凸显。

从受众群体来看，推进中华文化认同是面向所有中华儿女的集体课题，需要全社会凝心聚力、协同奋进。大学生作为最富生气、最具创造精神的社会群体，既是反映中华文化认同灵敏的晴雨表，亦是推进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生力军。唤醒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深层次认同，能够最大化整合大学生的群体合力，凝聚成助推中华文化认同的关键力量。纵观现实，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却遭遇诸多现实危机。首先，在大规模大范围的“文化大相遇”背景下，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社会思潮潜入我国的文化生活中，借由节日、饮食、服饰等载体在好奇尚异的大学生中迅速传播，一定程度上侵扰了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体认。其次，在全媒体时代，繁杂的信息裹挟着喧哗和浮躁以娱乐化、碎片化甚至虚假化的形式涌来，偏导了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也弱化了其深度的文化思考力和判断力。最后，自我意识与个性不断增强的当代大学生主动构建诸如佛系文化、丧文化、犬儒文化等彰显个性的青年亚文化，沉浸负向情绪的宣泄，阻碍了中华主流文化的熏陶与传扬。

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现实危机已引起国家、社会和高校的重视，学界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从生成到提升进行了全方位跨领域的研究，研究重心聚焦在内容所指、价值旨归、实然状态和实践路径等四个方面，从理论探赜逐渐向现实检视转移。一是关于中华文化认同的内涵诠释。中华文化认同“是什么”并没有准确的定论，但学界多偏向认同的“身份”向度，认为中华文化认同包括“各民族自身的文化认同”“中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和“中华文化共性认同”三个层面^[7]。二是关于中华文化认同价值的探寻。学界认为中华文化认同是大学生成才所必需的，是“促进大学生人文价值观的形成，促进大学生中华文化自觉意识的提升，增强大学生对中华共同文化的自信，打牢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8]的需要。三是关于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危机的探求。结合文化多元化等时代背景，学界认为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面临“缺少文化的双向性认同”“对于国家历史的不全面认识”“主流意识的情感缺乏”等多方面的问题^[9]。四是关于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提升建议的探赜。在分析可能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实践提升路径，主要包括高校人才队伍建设、外部制度保障、文化产品供给以及主体内在引导等方面^[10]。学界普遍强调要把中华文化融入高校课程育人、实践育人和校园文化育人环节中，培养大学生树立对中华文化的正确认知，肩负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任^[11]。深入梳理发现学术界有关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研究具有三个特点：第一，研究对象较为单一。已有研究的主体对象多针对单一民族或地区的大学生，如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大学生以及来华留学生等，地区上多限于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针对全国范围内大学生的整体性研究较少。第二，研究方法多囿于理论思辨和描述性统计。已有研究多以思辨的方式剖释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心理形成机制，现实的检视和数据的支撑较为缺乏。此外，已有实证研究中对统计方法的应用常局限于频数、平均数和百分数等描述性统计，尚未深度揭示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各因子的相关性。第三，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及其对策建议的研究相对薄弱。现有的对策建议多限于宏阔理论层面，基于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影响因素的实质性对策较为缺乏。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分析方法探究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心理机制，并探究各影响因子的作用效应与关系，以把握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演进本质，以便有针对性地提出推动大学生坚定中华文化认同的实效性建议。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并于80年代在社会科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被称为近代统计学的三大进展之一^[12]。结构方程模型允许同时测量多个无法直接观测的潜变量，在本研究中既能有效反映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心理形成过程，又能全面揭示中华文化认同的外在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尝试建立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全模型，对全国范围代表性高校的大学生展开深入调研，旨在解答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心理层次是什么、各影响因素是什么及其作用机制等问题，以丰富当前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学理研究。

认同所指涉的是“一种从认知到情感，进而影响到个体行为层面的心理过程”^[13]。从心理层面看，中华文化认同是在对中华文化认知不断深化的根柢上，产生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依赖感和对中华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仰，进而浸入自我品格和精神之中并外显为自觉文化行为的心理过程。也就是说，中华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和价值体认，其形成最终都会落脚到个体的心理层面。在心理学中，价值观念包括知、情、意、行四点。在此意义之上，某个体认可某一社会规范的价值一般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该社会规范有一定了解，并经过审慎考虑；二是对该社会规范有一定满意度，从情感上表示赞同或持肯定意见；三是在行动上愿意受社会规范的指导，并且形成自身生活方式反复践行。^[14]因此，中华文化认同的心理过程应该是知、情、意、行四元素的循序发展。学者查方勇认为认同机理包括“理性认知、情感认同、意志自觉、行为实践等系统过程，形成一个不断内化、深化、外化和固化的动态循环系统”^[15]。陈敏认为心理认同机制作为文化认同建立的内生动力，包括“理论认知机制、情感认同机制和信念形成机制”三部分，“‘知’是认同的基础，‘情’是‘知’的情感升华，‘信’是认同的关键阶段，而‘行’是认同心理的外化结果。”^[16]因此文化认同实际上是“知行合一”的过程。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中华文化认同心理结构分解为中华文化认知认同(CCICC)、情感认同(CEICC)、意志认同(CWICC)和行为认同(CBICC)四个维度。根据已有研究结论，提出H1a—H1f的理论假设，如图 1所示，依次假设中华文化认知认同对中华文化情感认同、意志认同和行为认同产生直接正向影响，中华文化情感认同对中华文化意志认同、行为认同产生直接正向影响，中华文化意志认同对中华文化行为认同产生直接正向影响。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7]。文化主体在交往交流中通过对多元文化的比较，选择、认可和吸收中华文化，最终确证所属群体——中华民族，并与之积极耦合，因此个体中华文化认同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个体所处的生活环境或者更大社会的情境因素，个体会和所处的环境不断磨合、碰撞，从而形成较为成熟的文化认同状态”^[18]，高校、家庭和社会作为大学生学习成长的生活场域必然对其文化认同的生成和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学校生活场域，谢守成等学者认为，坚持课堂教学的主渠道、校园文化建设的主阵地以及文化实践活动能提高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度、认同度和践行度^[19]。在家庭生活场域，简臻锐对北京市9所代表性高校的大学生展开实证研究发现，“家庭支持因子对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影响力大，说明家庭是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继承性认同的重要来源。”^[20]在社会生活场域，中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突出，传统思想观念被打破，各种民族利益冲突显现，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的碰撞”^[21]，不断塑造着大学生的价值观，正向或负向地影响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深度认同。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划分为高校因素(CF)、家庭因素(FF)和社会因素(SF)三个维度，并提出H2a—H4d的理论假设，如图 1所示，依次假设高校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从不同层面对大学生中华文化知情意行各维度认同都产生直接正向效应。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本研究初步建立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心理机制与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

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已有成熟量表，依据量表设计规范，开发了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的初测量表。同时为保证量表题项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分类抽取了重庆市4所高校的20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根据预调研数据，运用SPSS 23.0进行项目分析、信效度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等处理后，删除不适切的题项，形成正式量表。其中中华文化认同自测量表部分包括认知认同、情感认同、意志认同、行为认同四个维度，总计18道正向题。中华文化认同影响因素的量表部分分为高校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维度，共计9道正向题目。量表均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各维度分别对应的测量题项如表 1所示。

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的方式，按照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非双一流大学、高职(高专)院校、民办高校五个类型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抽取43所代表性高校展开问卷调查，问卷发放时尽量考虑大学生的性别、地域、年级等方面的比例分布，共发放问卷4 300份，回收有效问卷4 032份，有效回收率为93.8%。此外，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样本量有较高要求，为避免样本量过少导致的模型过度拟合问题，按照样本量是观察变量20倍以上的经验法则，保证样本量的最低要求。同时，一些拟合指标对样本量高度敏感，样本量过大拟合指标容易拒绝模型的零假设。保证在样本数量和模型适配检验间取得平衡，最终抽取有意义样本1 000份，样本整体覆盖面广泛且层次鲜明。

本研究用Cronbach’s alpha系数和建构信度CR来检测所建模型的信度，用收敛效度AVE来检验模型的效度。经过信效度分析发现，如表 2所示，各指标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以及CR都大于0.7，一般来说Cronbach’s alpha系数大于0.7则可视为测量模型内部一致性比较高^[22]，有较好的信度。此外，表 2中的AVE值都大于0.5，所有变量的标准化载荷因子都大于0.7，因此从整体上看所建模型的信效度优良。

本研究利用软件Amos 25.0对实际调研的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旨在推导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心理形成机制，同时探究高校因素、社会因素和家庭因素三个变量对大学生中华文化知情意行分项认同的作用效应。

拟合度是对初期假设的模型与最终调研数值一致性程度的反映。判断模型拟合度的指标很多，本研究选择了RMSEA、CFI等常用的几个指标。经过Amos 25.0处理得到模型的最终拟合结果如表 3所示，由得到的数据可知，各项拟合指标都在参考范围内，模型的拟合效度良好。

通过Amos 25.0对建立的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全模型进行路径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4表明：第一，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认同对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均产生直接正向效应。当CR“临界比值的绝对值大于1.96，表示估计值达到0.05的显著水平”^[23]，表中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认同对情感和行为分项认同的路径P值都小于0.05，所得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研究假设H1a和H1c成立。认知认同对意志认同的路径P值达到0.001的显著水平，但路径系数是-0.145，表明假设H1b(认知认同对意志认同产生直接正向效应)不成立。第二，大学生中华文化情感认同对意志认同能产生直接正向效应。情感认同对意志认同的路径P值小于0.01，说明研究假设H1d成立。相比之下，情感认同对行为认同的路径P值0.965大于0.05，未达到显著水平，假设H1e未得到验证。第三，大学生中华文化意志认同对行为认同有直接正向影响。意志认同对行为认同的路径P值小于0.001，有极其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研究假设H1f得到验证。

表 4还表明：第一，高校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情感、意志认同能产生直接正向效应。高校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知情意分项认同的路径P值均小于0.01，假设H2a、H2b、H2c得到验证。高校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行为认同的路径P值大于0.666，未能达到显著水平，假设H2d不成立。第二，家庭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情感、意志与行为认同能产生直接正向效应。家庭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认同的路径P值都小于0.05，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第三，社会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意志认同有直接正向作用。经路径验证发现，社会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意志认同的路径P值小于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假设H4a、H4b和H4c成立。而社会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行为认同的路径P值是0.695，远大于0.05，未达到显著水平，因此H4d不成立。

在结构方程模型路径验证的基础上，对最初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路径修正，删除未被证实的四条路径，得到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的最终模型，如图 2所示。

研究发现，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心理机制是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认同的动态化循序演进过程，知情意行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情感认同和意志认同作为必不可少的中介变量调节认知认同对行为认同的作用。第一，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认同对行为认同有正向影响作用，作用路径有两条：一是直接正向影响行为认同，直接效应为0.135；二是中华文化认知认同经由知情意行的循序传导，达到对行为认同的最终影响。后一条路径的间接总效应为1.034，远远大于认知认同对行为认同的直接效应。由此可见，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主要通过情感认同与意志认同的中介作用来实现认知认同到行为认同的转化。第二，大学生中华文化情感认同对行为认同有正向影响效应，经过意志认同的中介作用间接正向影响行为认同，间接效应值为0.645，进一步证明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是知情意行的循序递进发展。

同时，研究表明，高校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知情意行分项认同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作用，其中以高校因素的影响作用最为突出。

第一，高校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认同的正向影响效应值是0.455，远大于对情感认同的0.187和对意志认同的0.178，说明高校因素主要通过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认同教育来影响大学生中华文化情感、意志和行为认同，完成中华文化认同在个体心理层级的形成与升华。这是因为高校拥有系统的知识体系和多样的授课方式，围绕中华文化开设了相关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大学生通过专业的课堂教学认知中华文化的形成历史、特征优势和发展趋向，进而激发情感共鸣、锤炼坚定意志和唤醒行为自觉，符合知、情、意、行的心理发展顺序。此外，高校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情感认同的作用值0.187大于对意志认同的影响效应，表明相比系统的课程教学，高校还可以通过构建优良的班风学风校风、优美的校园文化景观、有序的社会实践活动对大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文化熏染，直接唤醒深层次的情感认同，间接激发大学生维护和创新中华文化的自觉行为。这表明高校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内在统一性，隐性教育通过对教育目标的藏匿，取代灌输的传统教育形式，以开放的教育场域、潜隐的教育方式、能动的教育主体达到默化潜移的作用。

第二，家庭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认同均产生直接正向影响，对大学生中华文化情感认同的直接作用值为0.164，大于对中华文化认知认同、意志认同和行为认同的影响值。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家庭是个体成长发展的最初和最终生活空间，也是个体对于文化认识与建构的最初空间。“家庭教育的根本方式是‘影响’，是家庭成员在血亲关系基础上所构成的温暖和谐的生活氛围所形成的‘影响’。”^[24]相较于高校的系统知识教授对大学生认知层面的作用，家庭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影响更多是通过家风陶染，隐性感染大学生的情绪与情感。

第三，社会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意志认同能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研究发现，社会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情感认同的作用值为0.231，大于对认知认同的0.215和对意志认同的0.225，表明社会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情感认同的激发，进而实现意志认同和行为认同的循序递进。社会通过周期性组织性地举办民族艺术节、中国华服日和剪纸技能赛等中华文化活动，借助社区活动、微博话题和影视作品等多样形式，对中华文化进行积极宣传，营造珍视文化遗物、保护文化建筑的良好氛围。情绪易感的大学生在此之中接受中华文化的潜移默化，不断增进情感认同。在网络媒体日臻成熟的新时代，“机不离手”成为大学生的生活常态。信息获取的多源性、即时性、简易性，让中华文化知识学习由一时一地拓展为随时随地，不断强化了大学生的中华文化认知认同。但是，相比高校中华文化知识教育的系统性和专业性，社会层面提供的中华文化相关信息更显随意和不可控。因此，把握社会媒体的话语主导权，规约网络媒介的文化内容供给，形成一体化中华文化传播矩阵尤显重要。社会因素作用的强化虽不能直接影响大学生中华文化行为认同，但可以通过深化中华文化认知认同、情感认同等方式，间接导引中华文化行为的自觉产生，达成心理与行为的统一。

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是认知认同、情感认同、意志认同、行为认同的循序递进发展过程。知、情、意、行四阶段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既有时序上的递进性，亦有空间上的共时性，共同构成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完整心理过程。“任何理性的教育，形象的感染，都是外部客体，都只有通过主体的心理过程才能起到它们这样或那样的作用。如果没有主体内心心理过程的发生，任何教育就等于零。”^[25]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亦然，唯有通过大学生的心理过程才能达成教育目标。因此，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唯有遵循知、情、意、行的心理逻辑进路，才能培养起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深度理解、深厚情感和坚定信念，并将其转化为个体文化实践，进而真正实现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第一，以认知教育为基础，促成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理性认识。中华文化认同作为多要素、多层次的心理活动，始于认知这一最基本的心理过程。“知”指涉的是大学生所获得的关于中华文化的理性认识，是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前提与基础，具有增“情”、培“意”、促“行”的基本功能。从根本上看，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情感认同、意志认同、行为认同均建基于中华文化认知。基于此，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第一阶段即是要通过认知教育促成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理性认识。在认知教育目标上，不同于中小学生对中华文化的一般性、常识性认知，大学生的认知目标既体现为对中华文化的系统把握，亦表征为对中华文化的深度理解。在此目标的统摄之下，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教育主要达成两点任务。一是澄清中华文化的历史沿革与内在逻辑。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一脉相承又继承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此为切入点帮助大学生整体把握中华文化既坚守根本又与时俱进的发展逻辑。为此，教师要“注重通过考据的方法，展现事物发展的系统性、秩序性和历史流变性，包含着纵、横两个向度的追求”^[26]。二是揭示中华文化的外在表征与精神内核。“任何文化都由外在清晰可感的知识系统与内隐的缄默知识系统所构成，这两大系统在中华民族文化语境下被分别视为文化的‘象’和‘意’，在西方文化语境下则被归结为文化的外在形式与内在象征。”^[27]中华文化在漫长的历史积淀过程中形塑成文化物象与文化基因两大系统，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教育既要呈现融于生活的文化物象，更要深度揭示文化物象背后的思想观念、民族气节、民族品格等文化基因的内容。

第二，以情感教育、意志教育为纽带，培养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深厚情感与坚定信念。文化情感是大学生在充分体认中华文化价值基础上所产生的情感偏好，其内蕴的价值取向影响着大学生文化认同的方向与水平；而文化意志则是文化情感的升华，是对中华文化生命力的坚毅信仰，驱动着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产生。为此，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要以情感教育、意志教育为纽带，促成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上的知行转化。就中华文化的情感教育而论，重点在于通过中外比较、历史比较，向大学生充分呈现中华文化的历史底蕴、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引导大学生在体认中华文化价值的过程中产生情感共鸣，进而提升大学生中华文化的获得感、归属感与自豪感。就中华文化的意志教育而论，重点在于植根历史与现实阐明中华文化的蓬勃生命力，以帮助大学生树立坚定的中华文化信念。

第三，以行为教育为重点，巩固并深化大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28]，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认同、情感认同、意志认同最终都要落脚于行为认同，大学生个体文化实践既是其中华文化认同的具体体现，同时也可不断巩固并强化大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因此，就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全过程而论，在认知教育、情感教育、意志教育之外，还应拓展并强化行为教育。一是引导大学生自觉践行中华文化内蕴的中国精神。中国精神作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主要表征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精神品格、行为方式等，大学生中华文化行为教育可从这些方面着力张扬并践行中国精神。二是培育大学生继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意识和能力。大学生中华文化行为教育旨在激发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培养大学生中华文化传承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并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继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能力。新时代大学生的中华文化创新“并非完全放弃传统进行的全新改造，而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应体现文化创造的原创性和对传统文化诠释与转换的时代性”^[29]。

影响因素模型的路径分析表明，高校、家庭、社会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产生影响，且其影响的着力点和程度不尽相同。总体上看，高校在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而家庭和社会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支持、支撑作用。因此，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在遵循知、情、意、行教育理路的基础上，还需建立家、校、社联动的“三位一体”教育机制，最大限度发挥教育合力，为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提供机制保障。

第一，充分发挥高校育人的主体作用，实现主渠道与主阵地相协同。高校是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主体力量，其主体作用发挥的关键在于主渠道与主阵地相协同。二者协同配合、良性互动，将助推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情感、意志、行为认同的统一。一是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强化中华文化认知教育。课堂教学作为大学生习得中华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应以此为主渠道强化中华文化认知教育，建立集公共通识必修课、专业课和选修课为一体的中华文化课程体系。针对不同类型的中华文化课程，应结合课程特色、专业特点以及大学生的中华文化认知诉求将中华文化元素纳入其中。“与社会生活中非正式、偶然地传承相比，高校的文化传承具有简便、系统、高效的优势，但也因此面临着‘非生活化’的风险”^[30]，因而教师在具体课程内容的讲授中要注重将中华文化同现实的社会生活相联系。同时，教师还要善于运用多样化教学方法向大学生传授中华文化知识，讲好中华文化，“讲生动、讲清楚，如用接地气、大众化的语言方式进行讲述”^[31]。还可采用跨校交流、科研合作、课题研究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宽口径地引进名家大师讲解国学经典、传统技艺等中华文化相关知识。此外，面对中西方文化冲突日益加剧下大学生文化鉴别能力弱的现实境遇，教师还应不断提升其文化素养和专业能力来传播权威“声音”，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中华文化认知。二是以校园文化活动为主阵地，推进中华文化的情感、意志、行为教育。校园文化活动是大学生中华文化情感体验与实践养成的重要载体，以此为主阵地开展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能够进一步加深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认同并触发知情意行认同的循序作用机制。因此，需根据大学生的文化认知水平，开展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教育者要善于利用重大传统节日、纪念日，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七一”建党纪念日等，将其作为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关键期，集中开展系列中华文化主题教育活动，促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的浸染熏陶中激发深层次的中华文化认同。

第二，搭建家校沟通桥梁，完善家校合育模式。家庭教育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影响最为基础和深远，引导着大学生最初文化认知图谱构建、文化情感意志形成以及无意识的文化行为模仿。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需加强家校沟通联系，不断完善家校共育模式。具体而论，家庭教育主要从两方面着力。一是强化德性养成教育。中华文化基因系统所规定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等早已融于作为社会系统基本单元的家庭之中，家庭生活的日常点滴将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产生默化潜移的影响。有鉴于此，家庭教育要善用日常生活细节，结合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对大学生进行品德教育，让大学生在德性培育的过程中深度体悟中华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化在当代重要的表征形式，家庭品德教育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32]二是强化传统习俗教育。习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作为一种自发社会秩序，一旦生成，就能作为人们社会文化活动中的一种常规性固化习俗本身所覆盖的团体、社群或社会中成员的现象型行为，从而对成员的各自文化行为有一种自我强制性的规约。^[33]中华传统习俗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标记，是中华文化基因的文化表征形式之一。家庭是大学生传统习俗教育的重要场域，家长要善于利用传统节日、风俗等，通过日常行为习惯上的示范、引领，让大学生从民俗风尚这一文化细节中感知中华文化的广博精深，进而培育起深厚的中华文化情感，增强中华文化自信。

第三，拓展教育时空，创建社会教育平台。在高校、家庭之外的广阔社会场域蕴藏着丰富的中华文化资源，整合线上线下的中华文化资源，搭建社会教育平台，应作为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必要之举。一是搭建中华文化教育的社会实践平台。各地方要结合地域文化资源进行独特化的中华文化教育实践平台设计，通过深入挖掘当地的中华文化资源，如古镇古物、革命遗迹、纪念馆、博物馆等，建立中华文化实践教育基地，将地域性中华文化资源转化为大学生中华文化教育资源。借助教育基地定期开展中华文化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参观、调研等途径，让大学生切身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以增进大学生的文化认知、激发文化情感、增强文化自信。二是建立中华文化教育的网络宣传平台。建立专题网站、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学习平台。结合时代特点创作大学生乐于接受的图片、微动漫、微电影等中华文化“微”产品，打造中华文化“图像-观看”模式，更好地适应大学生不同层次的信息需求与信息处理能力，让中华文化有更丰富的形式和更广泛的适应性^[34]。同时，还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云计算推送，营造传播中华文化的良好网络氛围，隐染热衷网络媒体的当代大学生，让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成为习而不知的文化浸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