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在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熵值法、局部协调发展测度模型计算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运用GIS可视化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并采用障碍度模型和QCA方法探究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充分参考了既往学者们对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的研究. 张超等^[18]提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应注意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在经济转型背景下，应将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之中. 此外，本研究认为科技创新水平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科技创新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鉴于此，本研究围绕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在明晰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图 1)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和科技创新6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 ①合理的经济发展差距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 区域协调发展不是经济总量的均衡分布，体现在经济发展速度规模的提升以及经济的质量和结构上. 因此经济发展维度选取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以及人均生产总值3个指标. 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结果，区域协调发展不是拉近地区间GDP，而是拉近人民生活水平. 推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仅需要解决地区差距，也要注意城乡差距，城乡协调是区域协调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在人民生活维度选择农村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和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个指标. ③基础设施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加强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基础设施维度选择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人均邮电业务和路网密度3个指标. 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表现为各区域的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强调“底线保障”和“兜底作用”. 在公共服务维度选择每万人拥有医生数、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万人拥有公园数、万人拥有公厕数、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教育支出6个指标. ⑤长江经济带作为典型的流域经济形态，地区间的生态环境差异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而限制区域协调发展. 在生态环境维度选择人均供水总量、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污水处理率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个指标. ⑥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引领协调发展的第一动力，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科技创新维度选择研究与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 & D)从业人员数、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科技支出以及万人发明专利授权数3个指标.

本研究使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熵值法测算指标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1) 原始数据标准化

式中：X_ij为第i个城市、j项指标原始数据值；Y_ij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X_{max i}和X_{min i}分别为指标j在110个城市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 测算指标权重

式中：S_ij为Y_ij在j项指标中的比重；e_j为j项指标的熵值；g_j为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w_j为第j项指标的权重.

本研究借鉴张超、李红锦等的方法^[18-29]，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C_i为城市i区域协调发展水平；I_i为城市i某指标值；I_j为城市j同一指标的数值；n为城市个数. 同时本研究参考以往研究的划分标准^[30]，将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分为10个等级(表 1).

在综合评价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引入障碍度模型评估单项指标的阻碍程度，寻找出制约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据此选择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前因变量.

式中：Q_ij为单项指标对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障碍度.

区域协调发展包括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科技创新等方面，其结果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而非单个因素独立影响，各因素之间是典型的多重并发的因果关系. 因此需要采取整体的、组合的方式来探究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

由美国学者查尔斯·拉金(Ragin)提出的QCA方法，避免了传统定量研究只关注显著变量对结果的独立作用的弊端，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探究多个因素如何以组合的形式(组态)来影响被解释变量，有助于回答多重并发的因果关系^[31]. QCA将每一个样本视为一个案例，将需要解释的结果定义为结果变量，解释结果的原因为前因变量，研究者通过识别引发相同结果的不同情景因素的因果路径，可识别多重并发的因果关系.

本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将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基本单元，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民族自治州和个别地级城市后，得到110个研究单元. 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建设统计年鉴》.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行政区划的完整性，上海和重庆的数据为直辖市汇总数据，不细化到区县；对于个别缺失的数据，通过各省市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补充或使用插值法估算得到.

根据局部协调发展测度模型计算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图 2). 从整体上来看，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呈现提升趋势，函数值由0.429提高到0.488，但仍处在濒临失调阶段. 除2006，2011，2013，2016，2018年较前一年相比下降外，其余时间段呈现上升态势，说明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呈“短降长升”趋势. 2020年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增长较大，部分原因可能为长江经济带发达地区受新冠疫情影响较不发达地区显著，发展差异相对缩小，进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上升显著. 从不同区域来看，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与长江经济带变化趋势较为一致，即整体呈现提升趋势. 长江上游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变化最大，这是因为2000年以来，针对西部地区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发展，缩小了与中下游地区的差距.

经济发展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由2005年的0.473增加到2020年的0.491，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2005-2012年，呈现波动下降趋势，2013年长江经济带战略提出后，2013-2020年呈现上升趋势；人民生活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由2005年的0.499增加到2020年的0.526，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基础设施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由2005年的0.397增加到2020年的0.449，其中2006-2012年上升幅度较大，2013-2020年上升幅度减缓；公共服务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2005-2020年间保持在0.434~0.483之间；生态环境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由2005年的0.543增加到2020年的0.602，是协调发展水平最高的子系统，部分原因是长江经济带严格遵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在发展中注意保护环境，区域在生态环境系统上达到了高水平协调发展；科技创新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虽然在2012-2015年有所上升，但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由2005年的0.360减小到2020年的0.353，发展差异呈现扩大趋势.

总的来说，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均呈现上升态势，其中生态环境上升幅度最大，基础设施、人民生活、经济发展系统分列第二、第三、第四位，科技创新系统和公共服务系统呈现下降态势，表明两个系统的区域间发展差异增大.

根据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计算结果，通过ArcGIS 10.2软件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图 3). 结果表明，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并且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

各协调类型间的结构明显失衡，处于轻度失调型和濒临失调型的城市数量逐年减少，处于勉强协调型的城市数量逐年增加. 2005年，长江经济带整体协调发展水平为0.429，处于轻度失调型和濒临失调型的城市有101个，占全部城市的91.82%，且只有5个城市为勉强协调型. 在2005-2014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变化趋势为轻度失调型的城市数量减少，勉强协调型的城市数量增加；2014-2020年，濒临失调型的城市数量开始减少，勉强协调型的城市快速增长，达到55个，但更高协调等级的城市还未出现(表 2).

空间分布呈现由“屋脊式”向“组团式”发展态势. 2005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分别为0.404，0.462，0.429，中游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上、下游地区，由图 3可知，区域协调水平低值区主要为临沧市、昭通市以及毕节市等上游地区和上海市、苏州市等下游地区，区域整体呈现“中间高，两边低”的“屋脊式”格局. 该时期长三角地区为长江经济带的重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处在区域前列，各项指标均远高于其他地区，而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与中下游地区的差距较大，这导致了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水平呈现“中间高，两边低”的空间格局. 到2010年，长江经济带中游勉强协调型城市以荆州市为中心逐渐增多，此时，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分别为0.419，0.477，0.441. 2015年，区域协调发展水平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湖北省南部以及江苏省北部，“组团式”发展初具规模. 说明为平衡区域资源配置的城市群建设得到了一定的效果，核心城市人口、资金和技术等要素的集聚开始带动周边城市的一体化发展. 该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分别为0.424，0.470，0.449，上、中、下游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差异进一步缩小. 2020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分别为0.477，0.504，0.483，勉强协调型城市提升至55个，区域协调发展水平高值区不断扩大，主要在湖南省、湖北省、江苏省北部、安徽省南部以及江西省，呈现出“组团式”格局. 部分原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方向和路径不断完善，处在承东启西区位的中游地区依托于中部崛起等战略，将区域丰富的资源内化为区域发展动力，进而提升区域科技创新水平，创新活动的正外部性逐步增强，同时发展中注重解决区域内城乡发展差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稳步提升.

近些年来，我国针对中西部地区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促进了长江经济带上游、中游地区的发展，缩小了与下游地区的差距，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2014年9月，长江经济带正式被确定为国家战略，并明确提出要推动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创新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进一步缩小了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发展差距. 2017年10月，区域协调发展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力度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一系列的精准政策有效地促进了落后地区的发展，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发展差距呈现逐渐缩小态势.

本研究采用障碍度模型选择QCA前因变量，通过模型测算出各指标对结果变量的影响程度(表 3)，根据影响程度高低，选择地区生产总值衡量经济发展水平，选择农村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人民生活水平，选择人均邮电业务衡量基础设施水平，选择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衡量公共服务水平，选择人均供水总量衡量生态环境水平，选择R & D从业人员数衡量科技创新水平.

校准是将原始数据转化为符合QCA逻辑的过程，是实现QCA的基础前提. 本研究采用直接校准法将变量转换为集合，参考已有文献[32]，将各变量的锚点定为75%，50%和25%(表 4).

必要性分析用于检查结果是否依托于某一变量. 结果显示，单个前因变量影响结果变量的一致性均未超过0.9，证明单个前因变量对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影响较弱，不能单独构成必要条件. 必要性检验结果如表 5所示.

本研究使用fsQCA 3.0软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31, 33-34]}，将解的一致性阈值、案例阈值和PRI阈值分别设定为0.8，2和0.8，通过运算得到组态结果(表 6).

研究发现，达到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组态路径共有5条，模型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86，这意味着在所有满足5条组态路径的案例中，有86%的区域协调发展呈现较高水平. 总体覆盖度为0.45，表明5条组态路径可以解释45%的城市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原因. 解的一致性和解的覆盖度均高于临界值，表明模型结果可靠.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QCA结果进行分析，深入研究5种因果组合路径的组合构型及机理，探究人民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差异化适配关系(图 4).

1) 经济主导下的多元驱动型(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科技创新). 组态S1表明以高经济发展水平为核心，互补良好的人民生活水平、基础设施水平、生态环境和科技创新水平为边缘条件可以产生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辐射带动区域人民生活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并拥有足够的资金技术支持解决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问题，以化解公共服务水平不高的不足，从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该组态路径体现了经济发展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高的贡献度. 该路径的典型案例主要为东部发达地区，在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提升的过程中，作为优质要素集聚、资源高效配置的塔尖，相对优势突出，良好的区位优势和率先发展起来的经济带动了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发展，并且经济先一步转型升级也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水平领先于其他地区.

2) 经济科技助力下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三驱型(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科技创新). 组态S2表明以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为核心，互补良好的基础设施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为边缘条件，在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也可以产生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经济的发展可以为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提供资金支持，而科技创新的发展则提供了技术支撑，通过经济、科技的双重助力，地区间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缩小，可提高资金技术匹配的区域协调发展效率.

3) 生态环境单驱型(~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 组态S3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在产生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中的重要性. 即使在区域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都不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区域资源环境水平，发挥资源环境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承载优势，也可以达到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与其他区域不同，长江经济带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具有“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生态大保护格局的独特特征，上、下游生态环境保护差异也是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 根据图 2，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子系统，体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4) 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双驱型(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科技创新). 组态S4表明在人民生活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和生态环境水平不高的区域，可以通过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达到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该组态的案例城市为常德市，常德市作为湖南省区域中心城市，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研究期内经济和科技实力不断增强，不仅为区域资源环境改善提供了资金技术支持，还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优化了资源配置，降低了地区内资源型产品的消耗，通过集约、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保护地区的资源环境，为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人民生活与基础设施双驱型(~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科技创新). 组态S5表明人民生活和基础设施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同时也是达到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之一. 基础设施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交通保障，人民生活水平通过创造和谐社会维持社会稳定，进而保障区域协调发展.

本研究对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前因组态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参考已有文献[32]，分别将PRI一致性水平和频数阈值调整为0.75和1，得到结果(表 7). 对比3组结果，总体一致性和覆盖度均只发生了轻微改变，表明研究结果稳健.

本研究通过构建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借助局部协调发展测度模型测度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的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在此基础上，运用GIS可视化方法分析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运用障碍度模型和定性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主要结论如下：

1) 从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来看，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由0.429提高到0.488，呈现“短降长升”的趋势，表明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与长江经济带整体变化趋势较为一致，其中上游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上升幅度最大，体现了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对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发展的带动作用. 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较低，各协调类型间的结构明显失衡，处于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类型的城市数量逐年减少，处于勉强协调类型的城市数量逐年增加，更高协调等级的城市还未出现. 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类型的空间分布呈现由“屋脊式”向“组团式”发展.

2) 从子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来看，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水平最高，提升幅度最大，其次是基础设施、人民生活、经济发展系统，但科技创新和公共服务系统呈现下降态势，说明区域内这2个系统的发展差距逐渐扩大，是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3) 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受到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科技创新等多因素综合影响；研究发现5条产生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组态路径，分别为经济主导下的多元驱动型、经济科技助力下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三驱型、生态环境单驱型、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双驱型以及人民生活与基础设施双驱型.

结合上述结论，促进长江经济带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应从以下方面着力.

1) 以差异化驱动力为基础，因地制宜地突出各级各类城市的发展优势与建设重点. 因区施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东部城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经济增速逐渐放缓，需要协调经济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平衡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关系，低碳生活和产业转型升级应该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重心. 中西部城市应将注意力放在区域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方面，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强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控.

2) 当前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仍处在濒临失调阶段. 因此，需要做好长江经济带东西部对接工作，一方面依托重大区域战略，带动“核心—外围”联动发展，充分发挥发达地区的科技水平、交通区位等优势和落后地区的资源、劳动力、政策等优势，注意区域联通化，促进东、中、西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进一步完善东西协作和对口帮扶机制，深入开展流域上、下游合作发展；另一方面，秉持“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生态补偿资金长效投入机制，同时要推动生态补偿方式从“输血型”补偿为主向“造血型”补偿为主转变，加强上、中、下游之间的产业合作、技术支持以及人员交流等.

3) 秉持新发展理念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尤其注意提高区域科技创新水平. 研究发现，科技创新水平与区域整体协调发展不同步是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加强长江经济带科技协同创新的关键是要破解区域行政壁垒，优化创新环境，建立起创新和产业的衔接，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探索形成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新模式，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此外，民营企业是科技创新市场化应用的主体，应鼓励引导民营企业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协同创新共同体中，借鉴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成功经验^[35]，建立大型民营企业引领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联盟.

4) 研究发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过大差距造成区域协调发展的巨大压力. 一方面要着力解决欠发达地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将财政预算向欠发达地区等区域倾斜. 在编制相关规划中，公共服务设施的选址应以辐射更大区域为原则，以实现高质量公共服务的大范围覆盖，精准解决人口密集地区供不应求的现实矛盾，以及人口稀疏地区公共服务设施半径不够的问题. 另一方面，根据组态路径S2，依托良好的基础设施，打造公共服务网络，促进远离行政中心的区域与周边区域形成公共服务协同发展区，以达到区域协调发展.

本研究认为区域协调发展应是区域内城市主体的协调，而非城市内部的要素协调，但是协调应该是高质量的协调，即对于长江经济带下游沿海地区的城市虽协调发展水平低，但不应该为了协调而降低自己的发展水平，相反应是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加快发展，缩小与下游发达地区的差距，从而达到高质量的协调发展. 本研究虽然构建了较为全面的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测度指标，并将社会学新兴方法QCA引入地理学，从组态的角度分析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但与其他大样本的QCA研究一样，面临如何深化质性分析的挑战. 在探究影响因素时需围绕时空格局进行分析，但由于QCA模型在探究长时序影响因素时，需要重复进行变量校准、必要性分析等步骤，会导致论文篇幅过长，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同时，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不仅仅在于选择的指标要素内部，还在于系统外部，如宏观区位特征、大尺度的生产力布局、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等，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考虑将系统外部的影响因素纳入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