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汤因比的观点，文明具有总体性，它涉及一个人群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生活的不同维度的有机整体；文化却只是局部的，它只涉及生活的某个环节，是某个人群生活的某个方面的独特形式。在同一个文明里可以有不同的文化，比如同样一个希腊文明，可以有家政文化、宗教文化、雕塑文化、服饰文化，等等，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却都从属于同一个希腊文明^[4]。汤因比的这个观点也得到了科林伍德^[5]、亨廷顿^[6]等人的支持。黑格尔关于文明的观点，比以上观点更加深入。黑格尔认为，虽然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在世界的不同地域内可能会有不同的文明形态，但是，在同一个历史时代，占据主导地位，能够成为其他文明形态学习的榜样，不断向其他文明形态渗透的却只有一种文明，黑格尔把这种在某一个历史时代占据主导地位、具有示范意义的文明叫做“世界精神”^[7]19。由于“世界精神”对应的时代是一个逻辑的时代，而非自然时间意义上的时代，因而，这种“世界精神”总是在一定的历史中逻辑化的，在“世界精神”那里实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7]22，黑格尔又把这种实现了历史与逻辑统一的体现“世界精神”的民族叫做“世界历史民族”^[7]29，在某一个特定的逻辑和历史的时代，只有一个“世界历史民族”。更为重要的是，同一个民族只能充当一次世界历史民族的角色，等待下一个世界历史民族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原有的世界历史民族将失去它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资格，当然，在这种新旧交替的时候，往往会发生战争或者持续的世界性动荡^[7]33。因此，黑格尔强调战争是一种必要的恶，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无论是汤因比、科林伍德、亨廷顿，还是黑格尔，虽然他们的观点存在着一些内在的差异，但是，他们都强调，文明是具有总体性的，它不仅包括多个环节和要素，还包括多个层次，这些环节和要素按照一定的层次和结构组合成有机的整体，这种具有稳定结构和层次的有机整体，才是他们所说的总体。文明就是这样的有机总体。那么，作为总体性的文明都应该包括哪些基本的组成部分呢？黑格尔认为，作为总体性的文明包括哲学、宗教、艺术、科学、国家、市民社会、家庭、道德、需求的体系^[8]等等。而马克思则认为，作为总体性的文明，不仅包括生产力的诸多环节(如劳动对象、生产工具和劳动者)，还包括人们在客观的生产活动中所结成的稳定的生产关系^[9]，这二者构成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之上，还有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10]，当所有这些因素彼此适应、相互协调的时候，一个总体性的文明就出现了。正像马克思在分析现代资产阶级的时候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1]404我们认为，以马克思的观点为基础，综合黑格尔的观点，可以看出要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出现一种新的总体性文明要具体看：在生产力诸环节中是否已经出现新的要素和革命性变革？在生产关系中是否出现新的原则性区别？在政治上层建筑中是否出现了新的环节和要素，并且从根本上与原有的、流行的政治上层建筑是否有原则性的区分？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层面是否与原有的、流行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有根本的质的不同？这些不同层面的新的环节、要素、原则彼此之间是否能够成为相互支撑的和谐整体？如果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说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总体性文明，就是有根据的；反之，这样的判断就是无效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生产力方面不仅不断学习和跟进西方先进的生产力，而且还有了移动支付、高铁、共享单车等新发明，在特高压、超级计算机、载人航天、深海探测、5G通讯等技术领域也有很多关键性突破，“中国制造2025”也在很多具体的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至于西方许多评论家都认为“中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源头”^[12]。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使中国在生产力领域出现了新的要素和革命性变革。在生产关系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照搬别国经验，既不照搬苏联的经验，也不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而是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制，形成了在首次分配中讲究效率、在二次分配中讲究公平的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分配格局，形成了国家主体、企业主体和个人主体之间相互协作与相互支持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方面的创新已经使中国在生产关系方面与西方形成了原则性的区别。

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摈弃过时的零和博弈和霸权主义思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建设公平、开放、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的道路上坚定地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在西方出现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浪潮下，中国扛起自由贸易和可持续发展的大旗，成为国际社会和平繁荣的希望。在国内政治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不断推进人民当家做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在保障和实现人民合法权益的同时不断提高政府工作效率^[13]，通过中国式反腐，不断提高防腐反腐的能力，逐渐营造出政治清明、社会与政府同频共振的良好局面，使人民更好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保持高度的信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高度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与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从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层面已经显现出比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更高的活力和更吸引人的软实力^[14]。

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方面，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和超越，再加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保留的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部分，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产生化学反应，实现某种现代的转化和结合的时候，当代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现代性的优越性就凸显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马克思主义有关“两重有机体”^[15]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点形成了对接，使得当代中国人在意识形态层面认为，通过扬弃资本的逻辑，实现人与人在生产关系上的和谐，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和谐的前提，我们不仅要构建人与人之间的有机体，还要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体，所以当代中国人对全球性的环保运动的热情，对全球性的消灭贫穷运动的热情，不是一种收买人心的举措，而是出于文化自觉的一种坚定的本质性选择；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立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观”形成某种对接，使得当代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公平、开放、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也不是一种暂时的策略，而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必然选择；再次，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观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16]同样形成了对接，使得当代中国人不可能真正培育起西方近代以来的那种原子式个人，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始终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个人对集体和国家的义务始终优先于个人的抽象权利，所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社会始终格格不入，虽然由于一些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总有一些人幻想将西方的自由主义引入中国，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到当代中国的文化现实，就知道这只能是一种徒劳的甚至有害的一厢情愿；最后，马克思主义追求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日新”精神相对接，使得当代中国人展现出不断进取、奋力拼搏的精神，展现出追求卓越、勇于创新的精神，从而使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当代中国的时尚，当代中国由此变得活力四射。

鉴于在生产力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出现了新的要素和革命性变革，在生产关系层面生产关系的创新已经使中国与西方形成了原则性的区别，在政治上层建筑层面已经显现出比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更高的活力，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层面也展现出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原则性区分，最为关键的是，虽然直到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四个层面还存在着许多具体环节之间的不适应和不协调，发展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之处，还需要不断推进改革，但是从总体上看，这四个层面在基本原则方面是相互适应和相互推动的，因而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走向成熟和定型的使命^[17]，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18]10。从现实效果来看，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层面之间出现明显的矛盾、冲突和不适应，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可能如此迅速，现实的这种效能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层面之间的总体和谐，因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那些局部的不和谐、不平衡和不充分之处，可以通过这种新的文明形态自身的内部调整来解决。就像任何一种文明都需要在自我调整和改革中逐渐走向成熟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文明也不例外，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文明的自我调整能力会比西方现代性文明的自我调整能力更强，因为它是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文明。

黑格尔认为，“现代”是日耳曼世界的第三期，在这个时期，“‘精神’开始知道它是自由的，这就是说，它以真的永恒的东西为意志——以在自己和为自己的普遍的东西为意志”^[7]407。马克思认为这个始自西方的现代性文明“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1]405。现代性自从在西欧社会诞生以来，就展现出一种勃勃生机，向世界各地扩展，时至今日，地球上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完全没有现代性的痕迹。但是，究竟什么是现代性？什么东西支撑着现代性？现代性是否有它自身的内在矛盾？现代性的限度是否已经暴露出来？这些是我们在这一部分中将要仔细清理的问题。

对于现代性，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界定，如果我们对这些界定一一罗列并进行分析，那将是一件非常繁复的事情。现代性本质上属于西方，是欧洲精神的世界化。它的基本原则有三条，一是人本主义和主体性原则。相对于西方的古代来说，虽然现代性中也有宗教，但是经过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上帝已经人本化，在古代是上帝创造了人和世界^[19]57，但是在现代性的背景下，上帝如果有存在的价值，那也是为了人^[19]58，上帝只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已^[20]，上帝的绝对超越性和本源性已经在现代性中荡然无存，替代它的是绝对的主体性原则，特别是抽象的主体性原则，这种替换典型地表现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中^[21]。二是控制论的思维方式。古代人总是认为在人之外有一个绝对超越的存在者，它决定着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事务，人只能被动地接受和适应这个超越者的意志和命令，但是进入现代性之后，由于那个超越的绝对者已经不存在，它的存在还依赖于人的存在，人不仅把自己看作自己的主人，还把自己看作自然、社会和一切的主人，认为人自己可以控制自然、他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按照自己内在的需要去构建属于自己的世界和历史，这种控制论的思维方式不仅体现在海德格尔所说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中^[22]889，还体现在孔德等人所极力推崇的社会科学中^[23]。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对立与冲突成为常态。在抽象的主体性原则的作用下，在控制论的思维方式中，人与自然天然的统一与和谐的关系被彻底斩断，人不遗余力地去征服和改造自然，总想把自己内在的主观欲望实现在自然之中，但是自然却有它自身的规则和规律，二者之间必然发生冲突，于是，自然丧失了它自身自在的存在，产生了严重的异化现象，直接表现为各个层次的生态、资源和环境危机。同时，人与人之间不再是一种关爱和协作的关系，变成了对立、征服、冲突、竞争的关系，即使是政府，在西方现代性的背景下，其合法性也只能是暂时的，是遭到怀疑和批判的，一旦利益格局发生变化，选情发生变化，政府的合法性就会荡然无存，新出现的政府为了迎合选民，必然对老政府的政策进行颠覆式的破坏，这就导致在现代性的背景下，西方政府经常出现相互否定、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真正重要的事情却一再延宕。

尽管现代性在其根基处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在世界还没有一体化的前提下，在地球资源还比较充沛的前提下，它曾经凭借着它的技术和社会流动的优势，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1]405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吗？如果我们在前面总结的那三条基本原则是现代性的本质特征，那么，这种状况将随着人对死亡的深刻认识，随着全球一体化和人与作为整体的自然的矛盾的凸显以及人与人之间对抗、否决、竞争的程度的加深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事实上，从历史发生的实情来看，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就出现了环境、资源和生态危机，后来经过灾难的转移，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危机开始在世界各地蔓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经过了70年代之后的20多年的常识回归时期之后^[24]，信仰、价值和道德的危机开始在西方出现，西方人突然间发现，尽管他们已经告别革命，但是，更深层次的焦虑和困惑又涌上心头，恐怖主义作为这种危机的极端形式在西方世界蔓延，西方已经成为不安全、不稳定和仇恨的代名词。在这种背景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宗教研究、宗教文化、宗教现象学^[25]逐渐成为西方世界的显学，甚至有人认为，在欧美出现了与现代性早期绝然相反的“复魅”现象^[26]。最后，在2008年之后，一开始是在欧洲和北美，自由民主制的政治失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西方的否决政治、相互掣肘和责任主体缺失等问题导致现代性内在所包含的第三条原则性问题暴露出来。随后，在中东、西亚、东南亚和北非所发生的由于移植自由民主制度所带来的社会动荡、经济倒退、人道主义灾难等，再加上后来进一步演化的欧洲难民危机，都说明西方现代性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问题上的限度已经来到了它的临界点。

而当下，正是西方现代性三个方面的原则性矛盾充分暴露的时代。西方人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也力图解决这些矛盾，实现文明的革新和发展。但是，就目前实际发生的情况来看，西方现代性在自己内部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还是微乎其微的，也许正如海德格尔所看到的那样，西方需要一个新的开端^[27]1246。以默克尔、马克龙为代表的欧洲稳健派将从何处下手来解决欧洲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以及如何面对欧洲人种黑化和褐化的问题，都不得而知。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默克尔第四任期的姗姗来迟和朝不保夕，马克龙的减少福利政策所招致的旷日持久的“黄马甲运动”。除此之外，美国陷入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之中^[28]，恢复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反环保主义的工业政策之中，可以预料，在特朗普的治理下，美国将加重而不是缓解上面所说的三种危机。特朗普的种种观念和政策在欧洲许多国家和政党得到了响应或者回声，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反环保主义等观念在欧洲一些政治人物和民众那里得到了热情的支持，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这些观点可能会成为统摄欧洲的力量，如果那一天真的如约而至，这将意味着整个西方现代性的大崩溃和大衰退，人类将走向何方？有没有一种比西方现代性更为先进、更能解决目前西方世界和整个世界危机的总体性文明呢？

海德格尔说得好，哪里有危机，哪里就会有拯救^[29]。黑格尔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在一个世界精神衰退之时，必有另一个新的世界精神取而代之。就在西方现代性不断走向自身的限度，不断导致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混乱、动荡、冲突、危机之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总体性文明逐渐展示出她相对于西方现代性的优越之处，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世界逐渐意识到在西方现代性破碎的边缘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开端，正在冉冉升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真的能够突破西方现代性的限度？是否真的能够拯救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哪些环节或者要素形成了这种突破和拯救？这些是我们在这一部分将要重点讨论的话题。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吸收了西方现代性的很多因素，比如市场经济体制、法治意识、近代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交通通讯、现代的大学建制和学科分化等，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处，以上那些要素发挥着与西方现代性基本原则完全不同的效用。

首先，在人与实体的关系上，西方现代性在实现了上帝的人本化和构建了抽象的主体之后，重建实体，重建人的生存的超越性维度就变成了一件极端困难的事情，与此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道思想，另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两重有机体”的思想，从而使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依然保有明确而厚重的超越性维度。当代中国人生存的超越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持了对天道的尊重和对人心的敬畏，虽然天道和人心这样的概念可能并不是很严格的理论概念，没有非常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但是中国人对自己所尊重的天道和人心的大致内容和大致范围还是有明确的判断的，对天道的尊重和对人心的敬畏，使当代中国人不会像西方现代性所建构的那样，以抽象的主体性来消解和对抗超越的实体，这种中国式的超越虽然不是绝对的纵向超越，但是也足以克服抽象主体性的狂妄，让当代中国人保持一种客观的实用理性，保持基于天道和人心相通的那种类生活^[30]；二是保持了爱国主义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也有强调个体的部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于西方现代性意义上的抽象个人，恰恰相反，总是在人与天道、人与人的和谐共生关系中去理解和定位人，强调国家相对于家庭和个人的优先地位，强调义务相对于权利的优先地位，爱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需要做什么理性论证，在爱国主义的情感中，当代中国人依然保有一份超越性的价值和情感；三是保持了家庭中伦理性的爱，相对于西方现代性意义上的家庭来说，当代中国的家庭还是有所不同的，这主要表现在婚姻关系中，当代中国家庭对婚姻的稳定有更多的期盼和更多的保障，夫妻之间对彼此都有更多的义务，相互之间对对方的生活有更多的介入，父母对儿女有更多的权威和责任，子女对父母也同样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家庭的统一性更强，伦理性对于主观任意的克服更加强大和彻底。

其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的有机体思想，从而可以从根本上超越西方现代性所带来的生态、环境和资源危机。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人定胜天”“改造自然”的想法，也确实有这方面引人注目的实践，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凸显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观念是与对天道的敬畏和对人与自然共属一体的体认相结合的，或者说，是以后者为前提的^[31]12。因而，中国传统中这些凸显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观念只会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形成对自然的疏导性治理，而不会导致西方式的控制论思维方式和抽象的人类主体的产生，不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分裂和对立。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的生动体现^[31]15。道家主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儒家强调“民胞物与”，强调“天人感应”，人与自然共同由道而生，共同统一于道，人只有把自然看作自己无机的身体才能同自然产生泰然任之的关系，“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就是对这种人与自然同感共情状态的生动写照^[32]。与此类似的是，马克思主义也强调，人与自然是相互生成的，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在不断地向人生成的同时，人也在不断地向自然生成，只有通过建构人与人之间的有机体才能真实地建构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体，资本主义在本质上造成了社会的大分裂，造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二元对立。因而，资本主义从根本上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资本与技术的合谋造成了自然与人之间本体论意义上的断裂^[33]，所以想要重建人与自然的有机体，必须从总体上超越资本主义制度，重构人与人之间的有机体。当代中国人继承了以上两种思想，不仅在国内主张环境和生态保护，而且在国际上也高举环保主义的大旗，是世界上最坚定的环保主义的推进者，这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欧洲搪塞推脱自己的环保责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后，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全体优先于个人、义优先于利、国家优先于家庭和个人的观念，又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观点，从而对于克服西方现代性的抽象个人观念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找到了现实可行的道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也存在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宁愿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实用主义观念，但是这些观念往往是只能在内心里默念或者在少数几个知己面前才能够说的，在公开的场合，人们即使是这样做也不敢这样说，因为这将招致全社会的谴责。这反过来说明，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对国家的忠诚，对家庭的责任，对他人的义务，要优先于个人的自我利益最大化追求，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人们天然地会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忠君爱国”“孝敬父母”“舍己为人”是可以流芳百世的美德。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群体优先于个体，义务优先于权利，荣誉优先于利益，利他主义和群体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这可能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有西方人和某些中国人想通过种种启蒙运动把中国人变成原子式的个人，但是总以失败告终的原因。与此类似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代性所建构的原子式个人也持明显的批判态度。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的国家里，“即在人被看作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在这里，他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34]173，在这样的社会里，“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这一权利就是这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34]183。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每个人都是原子式的个人，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而把他人和社会都当作谋取个人利益的手段，人与人之间是分离、对立和矛盾的关系，国家也只能是虚假的共同体，在国家中个人感受到的不是自己的类本质，而恰恰是类本质的异化，是不平等、剥削和压迫，个人的生活被当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是一种总体性的异化状态，只有通过建立一种新的总体性社会制度才能超越这种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18]21，力图建立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良性互动，一方面使国家成为真实的共同体，使社会成为团结、友爱和公正的社会，另一方面不断改革那些束缚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不断解放个人，在提高个人德性修养的同时促进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而在不断提高国家凝聚力和社会团结程度的同时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35]。

总之，西方现代性充分暴露出来的三个方面的缺陷和矛盾，都可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总体性文明中得到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实已经突破了西方现代性的限度，成为一种更具活力和包容性的文明形态。

通过以上的清理，我们已经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总体性文明已经突破了西方现代性自身的限度，将对当下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整个世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关乎中国自身，关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还关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拯救，对此的理论说明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型和创造性转化的必由之路。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现代性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国被纳入到由西欧和北美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虽然还保留了自己的政权和社会组织结构，但是，在强势的欧美世界面前，我们一直处于边缘和依附的地位。尽管中华民族一直是勤劳和奋进的民族，但是在1949年前这种全球化的资本空间格局中，中华民族日益贫穷和羸弱，曾经一度沦为“东亚病夫”。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划时代事件，这标志着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从战乱走向和平，从革命走向建设，从对外依附走向独立自主，中华民族沿着社会主义的大方向不断前进。经过“三反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我们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但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当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还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36]，有过多照搬苏联模式的嫌疑。毕竟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都与苏联有明显的差别，照搬苏联模式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不适应。从1956年开始，我们进行过一些独立的探索，但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出现了左倾和右倾思想错误，我们以激进的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决裂，要么用共产主义彻底抛弃传统文化，要么以西方的现代性文化彻底否定中国传统。事实证明，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力图在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单纯地在中国移植一种外来文化，都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做法，都会造成社会动荡^[37]。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们逐渐意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能斩断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联，不可能完全抛掉中国传统而另起炉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性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综合创新，才有可能使中国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超越西方发达国家。于是，20多年来，我们坚定地在这种综合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行，到了今天，已经基本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出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总体性文明。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的发展和和平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16世纪开始，西欧国家在世界各地殖民，到了19世纪末，由西欧国家主导的世界殖民体系已经建立起来，西方现代性向全球扩散。一战之后，在原来被殖民的落后地区开始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独立运动，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开始出现裂缝。二战之后，这种独立运动波及全世界，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彻底瓦解。直到今天，世界上虽然还存在着极为少量的被殖民地区，但是从整个世界来看，资本主义殖民时代已经在二战之后走向终结^[38]。如此众多的新兴独立发展中国家，应该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使自己既保持独立又得到迅速发展，这就成为一个普遍的时代性课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成功以前，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的发展模式只有两种：一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确立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二是以美欧为首的西方自由主义发展道路，在经济上倡导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搞所谓的自由民主政治^[39]。苏联解体之后，原来追随苏联发展道路的国家，包括由苏联解体而来的国家都纷纷走上了第二条道路。一时之间，以自由民主制度、市场经济、私有化为核心框架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似乎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唯一选择。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确实走上了这条道路，俄罗斯、东欧、西亚、北非、拉美、东南亚在短短的十年之内基本上都成为这条道路的实践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结果怎样呢？俄罗斯开始纠正西方道路，努力探索具有俄罗斯特色的道路。东欧国家在西方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实现国家的独立发展，反而陷入对欧盟和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依附之中。西亚、北非陷入战乱、动荡、分裂和经济倒退的麻烦之中，成为欧洲难民的主要来源地。而拉丁美洲从1998年开始，先是在委内瑞拉，然后在巴西、厄瓜多尔、巴拉圭、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国都出现了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批判和纠正，整个拉美出现了明显的左转趋势^[40]。可以说，苏东剧变之后，一度非常兴奋地走上西方道路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或直接或间接、或从整体上或从局部领域对西方道路产生了怀疑、批判和反思。特别是在2008年之后，美国和欧盟自身也陷入麻烦之中而不能自拔，这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道路的失望。在这一历程中，发展中国家在坚持自身独立的前提下加速自身发展的愿望从没有改变，曾经被他们奉为圭臬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华盛顿共识都无法实现他们的愿望，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近四十年来的杰出表现，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日益展现出来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久违的希望。事实上，一些较早自觉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最近十年来都取得了令人骄傲的建设成就，越南、哈萨克斯坦和埃塞俄比亚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确实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杰出表现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再次展现出相对于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优越性，这成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标志。不可否认，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竞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曾经占据过上风，连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也向左转，欧美世界的“68风暴”就是有力的证明^[41]。但是，好景不长，到了70年代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普遍进行了改革，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再次高歌猛进。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严重挫折，之后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运动，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动，都进入到低潮期。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典型地表现了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欣喜若狂^[42]。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一方面是新兴的转型国家都或多或少出现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出现了经济的倒退、社会的动荡和战乱，那些国家的人民很快就在惨痛的现实面前认识到，“华盛顿共识”并不像他们所向往的那样，反而给他们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了灾难，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对“华盛顿共识”的批判、怀疑和否定；另一方面，美国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调整乏力，欧盟出现了债务危机、恐怖主义袭击和难民问题，日本出现了“停滞的二十年”，最为关键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客、精英做了很多的尝试，力图改变这种状况，但是，效果却令他们失望。“否决政体”和“民众的高福利期待”相伴而行，在欧洲和美国都出现了对精英阶层的不信任，出现了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倾向。但是，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加重问题的严重性。进入201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西方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展开了批判和反省，“华盛顿共识”的神话在西方世界也破灭了，福山的转向就是一个生动的说明^[43]。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遭到人们的怀疑、批判和反省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了令世界震撼的成就^[44]，这种成就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上，还表现在社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上；不仅表现在选贤任能上，还表现在自我纠错的功能上；不仅表现在政府决策的长远和执行的高效上，还表现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上。这些表现让那些曾经迷信“华盛顿共识”的国家的人民、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以及中国自身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都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

最后，不管西方国家的精英或者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如何继续保持内心的傲慢，事实上西方现代性已经走向了自身的限度，西方文明需要重新更新自己的方向，这已经是一个谁也无法改变的趋势。在西方寻求新的文明开端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现及成功，无疑为西方文明的自我更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可资借鉴资源。在14-16世纪西方发生现代性转型的时期，西方人对东方了解还不多，更多的是好奇，甚至是抽象的羡慕。经过资本原始积累、民族国家兴起、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大约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人才开始有了对东方人的优越感，开始认为西方人是文明的，东方人是野蛮的或者半野蛮、半文明的^[11]404，似乎西方人统治东方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傲慢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一些顽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者那里，这种傲慢并没有减弱，只不过现在不再是全面的傲慢，而是拿自己的长处跟东方人的短处比，这与今天一些东方人总拿自己的短处与西方人的长处比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共鸣。西方人的傲慢和一些东方人的自卑可能在短期内还无法改变，但是这只是一种主观的心态，无法改变西方现代性已经走向了自身的限度，西方文明需要重新更新自己的方向这一客观事实。海德格尔早就以哲学的方式把握到这一事实，他强调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控制技术在西方的成熟、普及和完善，主体性形而上学已经走向了它的终结状态^[22]913，欧洲文明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开端，这个开端应该是形而上学终结之后的一种更始源的思^[27]1246，一种诗化的思，一种超越传统形而上学概念思维方式的思，这种思可能是对巴门尼德之前的希腊智慧的返回，也可能是对东方智慧的倾听^[27]1255。海德格尔对道家的酷爱，对佛教的浓厚兴趣，晚年对东方神秘主义的迷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45]。虽然最终海德格尔并没有给出有关新的欧洲文明的框架，但是他却明确地指出欧洲文明的自我更新需要到东方寻找资源。海德格尔在做出这个判断的时候，并不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存在，他只是基于一种哲学的沉思获得了这种方向性的直觉。到了今天，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西方现代性有机融合，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之后，这种直觉变成了清晰的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破西方现代性限度之处，恰好是西方人需要学习东方人，特别是当代中国人的地方。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会摆脱骨子里的傲慢，心平气和地去倾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的总体性文明之中所蕴含的东方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