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ditional Genealogy and the Stud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New Century

新世纪以来，以“谱系”研究冠名、作为关键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专著、科研项目日益增多，呈现出不断“升温”的趋势。谱系研究已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最为常见的研究方法之一。在中国知网文献平台对近3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以“谱系”为关键词的文献年度发表趋势进行检索，可以看出以“谱系”为关键词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在1996年前后开始增多，从2000年开始呈现出迅猛增长的趋势。而在这一学术增长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占的比重最大。截至2019年12月24日，以“谱系”为关键词搜索得到796篇哲学人文科学研究中文文献。其中，中国文学学科有192篇，占24.12%，在所有哲学人文学科中，所占比重最大。其他学科依次分别为：考古学87篇，占10.93%；哲学80篇，占10.05%；人物传记47篇，占5.9%；世界文学46篇，占5.78%；中国语言文字43篇，占5.4%；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42篇，占5.28%；宗教42篇，占5.28%；文艺理论41篇，占5.15%；余下学科所占比例均在5%以下。而在192篇中国文学研究的中文文献中，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文献有130篇，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所占比例最大，达67.71%。再以“谱系”为篇名检索，得到1 617篇哲学人文科学研究中文文献。其中，中国文学研究文献有388篇，占24%，所占比例同样远远高于其他学科。在相邻学科中，哲学196篇，占12.12%；考古学114篇，占7.05%；文艺理论102篇，占6.31%。而在388篇中国文学研究文献中，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文献有272篇，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同样所占比例最大，达70.1%。可见，新世纪以来，不论是在以“谱系”为关键词还是为篇名的哲学人文科学研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都占有最大的比例。此外，检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可知，从2010年到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中以“谱系”为关键词的哲学社会科学立项项目(包含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及后期资助项目)共有63项。其中，中国文学研究立项项目共有23项，占36.51%。在23项中国文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现当代文学研究项目有14项，占60.87%。

更重要的是，新世纪以来，以“谱系”命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著大量涌现。如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2007)、王侃《叙事门与修辞术：中国当代小说的诗学谱系》(2009)、周仁政《知识拜物教与现代文学谱系：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导论》(2009)、王淑萍《中国现代诗人谱系》(2010)、杨匡汉等《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辩》(2012)、贺昌盛《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2012)、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知识谱系》(2013)、张之帆《莫言与福克纳“高密东北乡”与“约克纳帕塔法”谱系研究》(2016)等，不胜枚举。

除了以“谱系”为关键词、篇名的研究文献、专著、项目之外，还有大量研究成果虽然不以“谱系”为篇名或关键词，但实际上运用了谱系研究方法。例如，从方法论来看，2005年开始的“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的主要方法资源之一，便是后现代谱系学^[1]。此外，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2006)一书，运用后现代谱系学的方法审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史学观念。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2010)一书，运用后现代谱系学的方法，考察了1980年代的人道主义、现代主义、文化“寻根”“重写文学史”等人文思潮的“知识谱系”。旷新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2014)一书，虽未明确将其研究方法指认为谱系研究，但实际上是将关键词研究与谱系研究相结合，梳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理论批评概念的谱系，揭示了这些概念的发展变迁及其“与自身发生于其间的现实背景及知识诉求”之间的“因应关系”^[2]。吴秀明等《20世纪文学演进与“中国形象”的历史建构》(2016)一书，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谱系进行梳理分析。

仔细分析这些谱系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许多研究不仅呈现出科学、严谨的谱系学方法论规范，而且还对谱系学的渊源、流变进行了自觉的理论探讨，体现出方法意识的自觉。还有一些研究虽然宣称要以谱系学为方法论依据，但从实际运用的情况来看，并非科学严谨的谱系研究。也有不少研究者只是以“谱系”替代了原来的“体系”“系统”等概念，并没有呈现出谱系学方法论意识。虽然后两种情况并非真正的谱系学研究，却反映了新世纪以来“谱系”概念、“谱系”观念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广为流行，越来越“热”，大有取代“体系”“系统”等概念的趋势。

整体来看，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谱系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论资源：其一是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谱系学，其二是西方导源于尼采、成熟于福柯的后现代谱系学。受篇幅的限制，本文主要对传统谱系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运用情况进行学术分析，主要探讨的问题有：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传统谱系学呈现出了哪些方法论特征？形成了哪些研究思路？存在着怎样的问题？这些研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哪些学术新变？又存在着哪些“盲视”和应该警惕的“误区”？

中国传统的谱系研究，除了较常见的家族、宗族谱系编写之外，还有学派、宗派、文体流变等谱系的研究。中国传统的“学案”研究如《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都是以学派为基础，以人物为个案，考镜源流，揭橥递演，考辨梳理各个学派的学术思想传承、递演和嬗变。佛教宗教史研究中的“诸宗谱系”，是“记载佛教各宗派的传承世系以及宗人的言语行事的一类佛教典籍。……是以各宗的来龙去脉为主线而编撰的、有着丰富内涵的宗派史著作”^[3]。在文学研究中，钟嵘的《诗品》“是文学(诗歌)系谱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其“有关诗歌品第的评判立场和明源流、溯谱系的考察方法昭然于文坛，并影响了其后一代又一代的诗家和文学(诗歌)研究思路”^[4]。

中国传统谱系研究主要呈现家族血缘、门派学缘、思想观念的起源、流布和发展。《释名》说：“谱者，布也，布列其事也。”^[5]方孝孺说：“谱者，普也，普栽祖宗远近、姓名，讳字年号；又云谱者，布也，敷布远近百世之纲纪，万代之宗派源流。”^[6]《现代汉语词典》释“谱”为“按照对象的类别或系统，采取表格或其他比较整齐的形式，编辑起来供参考的书”^[7]。“系”除了有“系统”之意外，还有“世系”的意思。这些解释，都强调了“谱系”的系统性和历史性。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谱系研究，注重通过考据的方法，展现事物发展的系统性、秩序性和历史流变性，包含着纵、横两个向度的追求。在横向共时的维度上，较为“周全地”展现研究对象的类别分布、种属关系和体系结构；在纵向历时的维度上，则展现其历时的“世系”承继与源流演变。正是通过这两个层面，谱系研究可以较为周全地揭示事物完整的系统构成和源流历史，完成对事物发展流变的全面扫描和历史呈现。因此，体系的“周全性”与“历史性”是传统谱系学所追求的两个主要目标。《文心雕龙》中说“谱者，普也，注序世统，事资周普”^[8]。所谓“周普”，便是对“周全性”的追求。

事实上，西方传统意义上的Genealogy同中国的谱系研究有着相似的追求。《不列颠百科全书》对Genealogy的解释是“家族渊源及历史的研究。系谱学者按祖先传宗顺序列为表谱。其形式不一，历代各国均不乏此类作品”，并且指出“系谱学是一门国际性学科”，近代以来，“专业系谱学家关注的是大量家族史及系谱研究中各种主要原理”^[9]。此外，英文中的spectrum(原意为“光谱”或“波普”)一词也常常被译为“谱系”。例如近年来在国内思想界影响较大的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spectrum: form right to left in the world of ideas一书，便被译为《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安德森说，该书是“通过一把特殊的棱镜”透视“分属于政治领域中的左、中、右三派”，“把整个谱系透彻分析一遍”，从而完成对当代思潮中“特殊知识景观的全景指南”^[10]。柯林斯词典对spectrum的解释是“arrange of a particular type of thing”，指从特定角度分析事物所得到的一系列组成类型。与Genealogy兼具“周全性”与“历史性”追求不同，spectrum侧重于以固定的标准对研究对象进行同一层面的类型划分，主要追求分类的“周全性”。国内的许多中国现当代文学谱系研究，重在从某一固定角度分析研究对象的内部构成，并不追溯其历史脉络，实际上正是spectrum意义上的“系列”分析。此外，一些“知识谱系”“思想谱系”“概念谱系”研究，虽然同样不追溯知识观念的历史演变，但从某一角度分析得到一系列组成类型之后，还要对这些组成类型再次进行类型划分，从而形成了由众多母系列、子系列组成的思想、概念“体系”或“系统”(system)。

通过以上辨析，我们可以将传统谱系研究勉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仅仅从同一标准进行“周全”的类型划分，而不追溯其历史脉络的构成“系列”(spectrum)研究；二是多次进行由母系列到子系列划分的构成“体系”或构成“系统”(system)研究；三是既进行类型分析，又进行历史追溯的谱系(Genealogy)研究。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借鉴、运用传统谱系学的研究方法，正是为了追求研究的周全性、系统性、历史性。一些研究成果之所以名不副实地被冠以“谱系”之名，也是为了凸显研究者全面的学术功夫和纵深的学术眼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现当代文学谱系研究“热”，体现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充分和成熟的阶段”，相关研究开始“呈现出逐步深化、完整化、系统化的趋向”^[11]。

由于传统谱系研究兼有“周全性”“体系性”“历时性”的追求，许多研究者常常用“谱系”一词来替代过去的“体系”“系统”“脉络”等概念。例如，许多研究者或将历时梳理文学思潮、流派的发展脉络称为谱系研究，或将分析文学思潮、流派的构成体系、构成系统称为谱系研究。还有研究者将思想观念、理论概念“体系”称为“谱系”加以研究。吴秀明认为“由文学或学术网站、博客、视频、电子论坛、电子书等新媒体史料构成”的电子化文学史料，“已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又自洽的知识谱系”^[12]。谭桂林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建构的以文学史编撰为“基础”，以史料整理及史料学为“砖瓦”，以文学的革命性、现代性、民族性、世界性等四大问题的探讨为“支柱”，以“分别与整体的相融、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互织、一元与多维的共存”等方法论博弈为“窗户”的学术体系，称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知识谱系”^[13]。再如，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是两个异质的“知识谱系”，许多研究者便致力于近代“文学”观念由传统到现代的“知识谱系”转型研究。

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思想观念、理论概念的谱系研究，主要形成了两种思路：其一是考察思想话语谱系的起源、发展以及历史演变脉络。何言宏运用“文化领导权”理论研究当代知识分子时，便梳理了这一理论的来源、发展和变迁，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谱系”^[14]。刘传霞梳理了“疯癫话语”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期、后期的变迁情况，联系具体的历史语境挖掘了“疯癫话语谱系”的历史、思想根源，从而对各个时期“疯癫话语”的历史特征形成了认识^[15]。王本朝的“知识谱系”是对现代文学观念体系中“文以载道”“白话文”“审美主义”“民族主义”等十余个重要概念的观念史研究，辨析了这些文学观念形成的历史、社会和哲学背景，揭示了各个概念的复杂内涵和历史变迁，在整体上呈现现代文学观念的复杂构成^[16]。与这些研究相对照，旷新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虽然没有使用“谱系”研究这一称谓，但梳理了“文学”“典型”“人的文学”“现实主义”等十余个批评概念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变迁情况，实际上也应归于此类谱系研究。第二种研究思路，是通过类型划分来呈现理论话语内部的构成体系。张光芒《论新世纪的启蒙话语及其思想谱系》，一方面分析了新世纪以来的启蒙话语在社会、阶层、个体、人性四个层面的不同思考和观念，较全面地呈现了新世纪以来启蒙话语的四个主要思考维度；另一方面通过各个思考维度中的不同思想观念呈现了新世纪启蒙思想的复杂构成，以期通过这种纵横交错的梳理完成对新世纪以来启蒙话语的“全景扫描”^[17]。

此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献史料研究中，还形成了“版本谱系”研究思路。金宏宇倡导新文学的“版(文)本谱系”研究，认为可以“让我们得以明了一部作品不同版(文)本之间的递进、承传、并列等各种关系，使我们在对校和比较作品的不同版(文)本时有一个应该遵循的正确的顺序，使我们对作品版(文)本本性、版(文)本变迁的原由等的阐释能放置在一个完整的谱系之中。否则，我们的研究可能是错乱的和残缺的”，不仅具体作品的研究应该注意版(文)本的精确性，新文学史的写作也应该持“叙众本”原则，“新文学史的科学性应体现为对一部作品尤其是名著的不同版本作具体的、动态的、历史的叙述。既要注意作品面世的历史时刻，也要述及版本变迁的历史”^[18]。在对《雷雨》《屈原》《天国春秋》等具体作品的版本批评中，金宏宇有意识地整理了作品的“版本谱系图”，并以之为基础分析了具体作品在版本流变中的发展变迁。与之相似，瑞士的冯铁先生对茅盾《子夜》的草稿手稿、各种版本及相关信息进行了谱系编码，并通过对不同版本的内容、格式、笔迹、字体等信息的对比分析，展示了大量有关这部文学作品的“起源、形成过程和流传资料”，意在通过版本“流传史的细节，使一部文字的形成按照谱系批评学的版本规律恰当地、有启发性地呈现出来”^[19]456-472。冯铁的版本谱系研究是受了“法国谱系校勘编订学(critique génétique)学派所提出的方法论的指导”^[19]485。

与以上研究思路相比较，在新世纪以来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真正蔚为大观、并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学术思路的谱系研究，是“形象谱系”研究与“知识谱系”研究。本文以下将主要通过分析这两类谱系研究，深入了解传统谱系学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情况，审视其存在的问题，探讨完善和发展的途径。

依据文学形象之间的某种“家族相似性”“类型相似性”而进行的“形象谱系”研究，是新世纪以来现当代文学谱系研究中最为常见、成果最多的选题。整体来看，此类研究主要呈现出三种思路。

思路之一，是梳理某一作家或某一时期文学作品的形象类型。例如，靳新来梳理了鲁迅作品中的动物形象谱系，并将其与鲁迅的人学思想、精神世界、艺术创造联系起来，按照动物形象所隐喻的精神人格，划分为象征反抗传统的现代精神界战士的狼、猫头鹰、蛇、牛等形象系列和象征维护传统的现代奴性知识分子的狗、猫、苍蝇、细腰蜂等形象系列两个类型^[20]。这类研究全面发掘形象类型，追求谱系研究的“周全性”。事实上，在全面收罗、建构形象谱系时，也可以引入“历时性”的学术意识。刘艳在梳理鲁迅笔下的孤独者形象谱系时，注意展现其在鲁迅创作中的先后脉络，分析了孤独者形象在鲁迅各个创作时期的不同精神气质和历史遭遇^[21]。与依据作家的创作历程来获得研究的历时维度不同，肖同庆梳理了鲁迅笔下的狂人形象谱系之后，又挖掘了这一形象谱系与中西方文学精神传统的传承渊源，从而超越了研究对象的时空拘囿，获得了历史透视的纵深感：狂人谱系“不仅积淀着漫长而深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史，而且表明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启蒙者的历史角色和精神状态的演变”^[22]。

思路之二，是分析作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如“朱苏进小说的人物谱系”^[23])、特定类型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如“十七年非革命历史小说人物谱系”^[24])以及知识分子、女性、农民等形象类型的构成“系列”(spectrum)或构成“体系”(system)。例如，颜敏以面对世俗的态度为标准，将1990年代以来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划分为在世俗欲望中沉浮惶惑、疏离现实沉溺于个人世界、身陷象牙之塔并批判世俗的三类^[25]。令狐兆鹏以人物的职业为依据，将乡下人进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分出农民工、妓女、保姆三个形象谱系，并在分析各个形象类型时又进行了再分类，例如分析农民工形象谱系时，又依据作家对人物形象的不同处理，将其分为“污名化”和“温情化”两类^[26]。

从逻辑学角度看，对研究对象进行不同层次的分类，标准可以有所不同；但同一层次的分类，标准必须统一。否则，划分出来的子类型就不是并列关系，会出现“类型相容”的情况。此外，划分出来的子类型必须涉及研究对象的全部外延，否则就会出现划分不全、子类型有所遗漏的情况。以此审视相关研究就会发现，一些研究或者同一次分类的标准不统一，谱系研究沦为子类型的随意列举；或者划分不全，子类型有所遗漏，没有做到谱系研究的“周全性”。此外，形象谱系建构和类型划分，还应从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出发，谱系化的人物形象应当确实存在于文学作品和作家的笔下^[27]。某些形象类型过于单薄，不具备学术透视的价值时，便无法建构形象谱系、进行谱系研究。

事实上，形象谱系研究的目的，并非仅止于形象罗列与分类呈现，而是要挖掘潜藏于形象背后的社会生活、历史文化、思想观念、审美倾向等信息。唯有如此，才能深入洞察文学形象的时代特征、思想意蕴和审美特点。因此，以形象梳理、分类为基础而进行社会历史文化研究、思想史精神史研究、审美变迁史研究，就成为形象谱系研究的第三种思路。吴秀明等研究者透过三十余年中国文学中的“不同类别的人物谱系”“来窥探整个时代的中国形象”^[28]。刘传霞勾勒、描述、分类、剖析现代中国小说中的底层劳动妇女、新女性、妓女、疯女人等形象谱系，既展现了各类形象的历史流变，又联系时代社会和文学思潮变迁，剖析了形象流变的时代社会、审美追求、思想观念等方面的根源，“对认识中国现代性的建设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29]。南帆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由“粮食生产的乡村、战火燃烧的乡村、精神生产的乡村、城乡对立的乡村、文化根系的乡村以及含义模糊乃至矛盾的乡村”所构建的乡村形象谱系，更由此揭示了乡村各个层面在当代中国历史境遇中的遭际和变迁，窥探了“乡村与现代性之间一波三折的历史博弈”，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乡村形象谱系就是“一部隐形的乡村文学史”^[30]。此类研究，在形象谱系的梳理、分析中，体现出研究者广阔的理论视野和深刻的社会问题意识。

以上三种形象谱系研究的思路，都需要从形象谱系中选择一两个代表形象进行描述剖析，以便具体、形象地呈现谱系的整体特征，这就涉及谱系取样的问题。严格来说，文学形象都是一个个的独特个体，只有综合考察了每个独特形象的所有情况之后，才能选择出真正具有代表性的谱系样本，否则谱系研究便会流为随意的列举分析。例如，有研究者仅仅选择了张爱玲、严歌苓、项小米的三个短篇中的阿小、柳腊姐、小白三个人物形象来分析“乡下进城的现代女佣谱系”^[31]，不仅形象类型不全，无法全面呈现“现代女佣谱系”，而且在取样的准确性、代表性上都存在很大的问题。

此外，在形象谱系研究中，形象类型的选择、分类标准的确立，都应该建立在全面、切实地把握研究对象的基础之上，应该有成熟、独到的学术思考。只有能够有效洞见形象特征的谱系建构和类型划分，才有可能真正推动学术发展。例如，陈晓明紧紧抓住《永远有多远》中的西单小六形象，从铁凝的小说中挖掘出一个被研究者所忽视的“自我相异性”女性形象谱系。在这类形象中，铁凝寄寓了女性渴望超越自我、身体自由的“爱欲乌托邦想象”。正是这种隐秘的精神渴求，使得铁凝的创作在整体的现实主义风格掩盖下，潜含着主观化、个人化的浪漫主义特质。然后，陈晓明又将铁凝的这一形象谱系追溯到孙犁《铁木前传》中的小满儿等形象，发掘出孙犁小说中与沈从文、废名等人一脉相承的“浪漫主义的情致”，认为正是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浪漫主义的幽灵”，一直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着内在“活力”^[32]。由铁凝笔下独特的形象谱系而追溯、发掘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此类形象谱系，由此类形象为铁凝的创作带来的浪漫主义审美特质而发掘了整个当代文学史上潜在的浪漫主义美学追求，从形象谱系的发现到审美谱系的发掘，体现了研究者敏锐的学术意识和广阔纵深的学术视野，这类谱系研究才具有突破性的学术价值。

从中也可见出，发掘遭到忽视、遮蔽、压抑的形象谱系的研究，往往更能发现文学创作的独特隐秘和文学史中的幽微潜流。而后现代谱系学对本质化历史叙述之外的偶然性、复杂性、异质性现象的特别关注，恰恰可以推动这种学术追求走向方法自觉。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王德威就常常从新异的角度发掘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创作中潜在的“家族相似性”现象，将其建构为独特的精神谱系，不能不说与其深谙后现代谱系学的学术背景有关。

建立在血缘承续基础上的家族谱系研究，常常见之于传记研究对作家家族世系的考证梳理。此外，因授业求学而形成的直接学缘传承，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间接的思想观念、学术精神的影响接续等方面的谱系研究，也常常见之于文学流派、作家群体、人物思想研究中。这类研究，还形成了逆向溯源作家的思想精神传承谱系的研究思路。夏中义将王元化的思想学术精神溯源到鲁迅开创的“至刚至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谱系^[33]。张国功考证了“学衡派”中以亲缘、地缘、学缘、业缘以及共同的精神文化认同所建立的“江西学人谱系”，既追溯了其与同光派中赣派诗人谱系的传统渊源，又指出了《学衡》精神在抗战境遇中的流变^[34]。在新世纪以来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这类追溯作家作品传统渊源的研究，不仅数量丰富、思路多样，而且出现了许多具有学术突破性的成果。

其思路之一，是考证溯源作家作品的中西方文学传统的影响谱系，深入认识创作特点的形成根源。例如，通过实证性的材料发掘，严锋揭示了莫言小说的感性解放、色彩美学、声音诗学、魔幻主义等特点与中西方文学文化的影响渊源关系，指出莫言1980年代创作的色彩单纯而鲜明、画面激情而夸张、充满张力与动感等特点，与莫言不断提及的梵高绘画有着密切的联系^[35]。王鹏程通过“沿波讨源”的细密考证，确立了高尔基、肖洛霍夫对柳青《创业史》的影响关系，通过比较分析了高尔基的《母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作品对《创业史》的影响^[36]。此类研究，发现习焉不察的影响关系，往往能够带来独到的学术突破。李建军通过细密的影响考证和对比分析，发现茹志鹃的《百合花》与《红楼梦》的谱系渊源关系，得出了《百合花》“是《红楼梦》的孩子”的结论^[37]。这一发现，从谱系传承的角度，解释了在1958年前后那样一个“喧闹、夸张、浮薄”的时代，何以《百合花》呈现出朴实优雅、清纯自然的风格特征的问题。

这种文学谱系研究，实际上是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需要研究者投入切实的考证功夫来落实其影响关系。有研究者论述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与18世纪英国女作家弗朗西斯·伯尼《伊芙琳娜》等“少女涉世”小说的谱系关系。然而，连研究者自己也说，“很难判断张爱玲是否读过《伊芙琳娜》”，仅从“情节暗合的线索，不必一定得出作者之间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38]。这就使得全文的论述只是建立在推断的基础上，由于没有确证影响关系，“谱系”研究也就沦为平行比较。此外，对作家作品影响与被影响的谱系研究，也不应当仅仅止步于“归宗认祖”，考证其中西方传统的影响，而是更应该考察现代中国文学运用这些资源时所要应对的现实问题，以及在这种应对中对这些知识资源的转化和变异。

由对作家作品的实证性影响谱系研究，又引申出了对作家思想、精神传统渊源的挖掘和揭示，从而形成“知识谱系”研究的第二种思路。姚新勇挖掘知青作家与特定时代的精神谱系关系，指出知青文学中的英雄谱系“‘直接’的文化承继是‘文革’式的或红卫兵式的群体理想主义”，并分析了知青文学对这一精神谱系的重构和改写情况^[39]。季红真从萧红童年的家庭文化入手，挖掘了她小说创作的精神文化资源，指出萧红童年家庭中生活方式、知识观念向现代文明转变的男性家长给萧红提供了现代文化精神资源，以祖母为代表的女性家长则“混合着各种实用信仰的民间思想”而“成为萧红成长晦暗而深厚的底色”，这种文化精神分裂的家庭关系形成了萧红文学创作的“泛文本知识谱系”^[40]。

考证影响谱系，发掘精神传承，不仅可以深入认识作家作品思想艺术特征的形成根源，而且可以在广阔纵深的谱系脉络中定位作家作品，通过与同一谱系作家作品的分析比较，揭示谱系传承中的时代变异和个人创造，往往可以获得独到的学术洞见。例如，何平发现了《红旗谱》中冯贵堂、严知孝等知识分子与“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谱系的渊源关系。然而，由于时代语境的改变，作家“只能把他们作为一个没落的阶级，为他们唱一曲葬歌”，作家通过凸显江涛的贫农出身、马克思主义知识谱系，有意从断裂而不是承继的角度来处理江涛与他们精神谱系的关系，“改写了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41]，这就不仅洞见了《红旗谱》中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谱系的“断裂”，而且可以窥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谱系的历史遭遇。再如，郜元宝发掘了孙犁《芸斋小说》与其前期“抗日小说”中隐秘的革命文学道德谱系的联系，又发掘了铁凝与以孙犁为代表的这种“表彰柔顺之德”的现代革命文学谱系的“血缘”关系，通过这种谱系学发掘，深入审视了以孙犁、铁凝为代表的两代作家的价值论根基，反思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论问题^[42]。

许多研究者将“知识谱系”研究运用到学人研究、学术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念研究中，挖掘、审视学术研究的理论资源和知识依据，形成了“知识谱系”研究的第三种思路。例如，李德南考察了谢有顺文学批评的知识谱系，分析了其不同时期文学批评观念的不同知识资源^[43]。吴秀明从知识学角度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潮流进行了“谱系考察”，梳理了“历史化”研究的“外源性”和“内源性”学术渊源和理论资源，认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潮流，“不仅在外源性上受到詹姆逊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而且在内源性上与中国汉宋两学诠释系统具有血脉的关联”^[44]。

“知识谱系”研究认为，作家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内容、问题视野、展开思路、价值标准和思想观念，与其所接受的知识资源密切相关。这一认识背后，潜含着一种认识论变革的趋势：知识不再仅仅是主体在客体中发现的普遍“真理”，而是特定“知识谱系”影响、作用下的结果。主体不再是“透明”的，而是戴上了因各种“知识谱系”而形成的“有色眼镜”。从而使知识带有了特定的“视角性”。这些认识，虽然并不一定是受了后现代谱系学的影响，但确实与后现代谱系学的建构论知识观有着某种相通性。所不同的是，后现代谱系学常常通过考证、发掘思想观念的“知识谱系”来揭示其话语性、建构性，对其进行话语/权力批判。对于后现代谱系学影响下的“知识谱系”研究，笔者将其放在《后现代谱系学与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文中进行分析和讨论。

可以看到，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传统谱系学的运用，既有继承，也有拓展和创新。一方面，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汲取了传统谱系学通过考据、梳理来发掘、呈现研究对象的系统性、秩序性和历史流变性的学术方法；在研究思路上，则延续了传统谱系研究中宗族谱系编写、宗派学派梳理、文体流变研究等主要学术思路。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谱系学有所突破和创新。相对而言，传统谱系研究以“揭橥递演”的历时研究为主，以逆向溯源的“考镜源流”为辅，二者相辅相成。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论是“沿波讨源”以考证发掘作家创作的影响渊源、思想传承和知识谱系，还是“顺藤摸瓜”以考证发掘被过往研究所忽视的文学史潜流，都强化了谱系研究的逆向溯源意识。特别是那些建立在全面的学术功夫、纵深的学术眼光、明确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发掘遭到忽视、遮蔽和压抑的独特文学谱系和幽微文学潜流的学术研究，往往能够带来重要的学术洞见。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传统谱系研究的运用，常常综合了逻辑学、类型学、比较文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诸多学科的学术方法，既可以通过科学的类型划分，更加严密、周全地展现谱系的构成体系，也可以借助社会学、文化学的广阔视野，洞见文学谱系所潜含的历史文化、思想观念等信息。不仅拓展了学术视野，而且深化了谱系研究。正是由于学术方法的拓展和创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学术思路上也对传统谱系学有所拓展和深化。在传统的传记谱系编写、思潮流派梳理、文体流变研究之外，出现了理论话语谱系、版本谱系、作家作品的知识谱系等诸多学术思路。而且即便是传统的思潮流派谱系梳理，以及与家族宗族谱系研究相近的“形象谱系”研究，也因其学术视野的拓展，获得了广阔纵深的学术视野，取得了更加深入的学术洞见。

整体而言，传统谱系研究意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论是形象谱系的建构、传统渊源的追溯，还是知识资源的发掘，都是以研究对象之间的“家族相似性”为基础，建构复杂有序的历时发展脉络，运用的主要是寻求“同一性”的建构性思维。而在后现代谱系学看来，连续的历史谱系恰恰是某种本质主义的理性目的论所建构的结果。正因如此，后现代谱系学质疑进化史观所建构的连续性历史叙述，解构“起源性神话”，揭露历史谱系的建构机制，并批判其背后所隐含的话语/权力关系。在解构的同时，后现代谱系学极为重视发掘被连续性谱系叙述扭曲、遮蔽、删减的断裂、偶然、边缘等异质性“它者”。可以看到，与传统谱系学相反，后现代谱系学恰恰要质疑、解构“同一性”谱系建构，立意打破连续性的历史脉络，挖掘被传统谱系建构压抑、遮蔽的细枝末节和偶然现象，运用的主要是寻求“差异性”的解构性思维。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谱系研究的思维方式、学术旨归存在着巨大差异，甚至呈现出相互对立的特点。

这种学术差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的确有所体现。例如，於可训曾指出：“作家无论属于何种文学派别，持有何种艺术主张，他们之间，不但存在上下传承和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且，其创作成就和艺术经验，也因为这种传承和影响的关系，经纬交织，构成了一部完整的文学家族的谱系。”^[45]这显然是运用传统谱系学来研究作家之间的影响传承关系，建构文学史谱系。然而，在具有后现代谱系学知识背景的叶立文看来，这种谱系建构“其实来自于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作用下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建构文学史神话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本质主义的历史迷思”^[46]。两种谱系学的差异，呈现为武汉大学的两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之间的思维方式、理论方法、学术旨趣的差异。

然而，如果没有总体性观念和连续性建构，那些散乱的事件碎片如何可能成为“历史”？离开了总体性观念和连续性建构，后现代谱系学真的可以建构出“差异的、偶然的而非同一的，零散的、碎片的而非整体的”历史研究吗？事实上，就连福柯自己也无法摆脱对总体性历史叙述的依傍。例如，1975年1月15日，福柯在法兰学院的演讲中，就沿用“奴隶社会”-“种姓社会”-“封建社会”-“行政君主政体社会”等总体性历史概念和社会线性演进模式，分析了权力的运作方式和功能变迁^[47]。此外，为了反对连续性历史，福柯认为首先应该摆脱“传统”“影响”“发展”“演进”“心态”“精神”等把分散事件组织为同一性、连续性整体的概念，他特别重视“社会的权力转换在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力量分配中的同构性”^[48]。然而，福柯却又不断提及自己的历史观念的认识论“传统”、康吉莱姆等人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尼采谱系学的“发展”等传承渊源。福柯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将一些建构连续性的总体概念“束之高阁”，并“不是为了最终把它们摈弃，而是……为了指出它们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49]。

既然无法摆脱谱系建构，那么，运用后现代谱系学破除了传统谱系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本质主义迷思”之后，应该如何重建谱系研究？许多后现代谱系研究者恰恰忽视了这一问题，陷入了含混和暧昧。针对这一问题，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融会两种谱系研究方法取长补短重构谱系研究的思路。例如，刘勇指出“从目前的谱系建构来看，无论是就西方福柯所强调的复杂性、差异性而论，还是就中国传统谱系观念中秩序性和关联性而言，都是有欠缺和距离的”。从后现代谱系学的角度看，传统谱系建构“存在着过于强调宏大叙事而失真的问题”，而后现代谱系学恰恰“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现象丰富意味的重视”，但如果完全丢弃传统谱系学对历史性、秩序性和考据性的重视，后现代谱系研究又“难免会陷入‘只见苍蝇、不见宇宙’的窘境”^[50]，历史也就变为混沌、迷乱的一团，毫无规律可循。因此，只有融会两种谱系学，取长补短，“既注意细节的丰富，又不放弃对历史大方向演变的探索”，才能重铸谱系研究。重铸后的谱系研究，既要“尊重历史过程的种种偶然、种种的‘变量’，需要对这些变化的细节作出尽可能详尽的梳理”，又“不把历史看作无序的堆砌，而是承认在纵横交错、四方融汇、相互关联之中，有着某种清晰的变化发展的流脉，留意于这些事物之间的互动关系，立体地观照着事物多层面的复杂关联”^[51]。古代文学研究者赵辉也辨析了两种谱系学的异同，认为“中西谱系及谱系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但存在一些共同点”，通过对二者的融会，赵辉提出了研究中国文学谱系的发生演变机制、建构中国文学谱系、研究中国文学谱系历史变迁等“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新构想^[52]。

可以看到，融会两种谱系学的努力，大都以传统谱系学为根基，并不放弃发掘、描述和建构文学的历史谱系，同时将后现代谱系学引为文学谱系建构的学术审视意识，关注可能被忽视、遮蔽的复杂历史真相，警惕谱系建构中可能存在的学术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