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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期,西方心理学家掀起了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新思潮,打破了二战以后心理学界主要关注病理心理的“一边倒”局面,不再重点探讨如何治疗和修复饱受战争创伤的人们的消极心理,将心理学的研究重点逐渐转移到个体积极、健康的心理品质上来[1].研究者[2]发现,在抵御心理疾病产生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人自身的力量——善良、坚韧、自立、希望、自信等.希望,作为24种积极心理品质之一,是与目标有关的认知倾向,对个体的心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4].根据Snyder[4]的希望理论,希望主要由2个维度构成:动力思维(agency thinking)和路径思维(pathway thinking).前者意味着个体相信自己有发起或维持朝向目标的动力,后者则意味着个体有能力为实现目标创造可行的路线[4].本研究认为,希望意味着个体相信自己有发起或维持朝着目标前进的动力,并能为实现目标创造可行的路线.
在对希望的影响因素研究中,Bernardo[5]认为希望是由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本研究试图考察2种因素对希望的共同影响.首先,根据发展系统理论和依恋理论,父母和同伴是个体成长过程中最重要他人,也是影响个体发展的2个最近距离的微系统,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恋是个体与重要他人之间建立的紧密的情感链接,存在于个体的毕生发展阶段,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6].有研究表明[7],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与父母和同伴建立起的依恋关系对其人际关系和心理资本(包括乐观、希望、自信、韧性)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父母和同伴对个体心理影响的程度和方式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试图将父母和同伴作为不同的依恋对象分开进行研究.其次,根据Snyder等[8]的希望理论,认为希望是与目标有关的认知倾向,而个体过去的成长经历会影响其认知动力结构的构建与发展,进而促进个体动力思维和路径思维的发展,研究表明,个体的早期依恋能够预测成人的希望水平,健康的早期依恋关系有助于个体表现目标导向思维和希望的整体能力.因此,本研究基于发展系统理论、依恋理论以及Snyder的希望理论,探讨大学新生的父母依恋和同伴依恋是否会影响大学新生的希望水平,并进一步揭示依恋影响个体希望的心理机制.
根据依恋理论[9],早期依恋经验会内化为相对稳定的内部工作模型,进而对个体心理发展产生持久的影响.社会支持是可以缓解个体心理压力、提高个体社会适应性以及增强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一种社会支持系统.其中,领悟社会支持指个体主观感受到被他人理解和接纳的程度,与客观社会支持相对应[10-11],且通常形成于童年的早期,并在成年期趋于稳定的特质[12].有研究发现[13-14],与父母的情感联结可以预测大学生主观感知的社会支持水平,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其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要远高于不安全型依恋的个体.进一步地,有研究发现[15-16],个体的社会支持与患者希望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因此,本研究认为,领悟社会支持能够在大学新生的依恋对希望产生影响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而在社会支持对心理发展产生作用的过程中,社会支持既可以直接影响心理过程的发生与发展,也可以通过个体的其它内在心理机制间接产生影响[17].自尊作为对自我价值的整体认知,是自我概念的核心组成部分[18-19].研究表明,社会支持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自尊水平[20-22],个体较低的自尊水平会影响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动力,从而产生挫败感,影响希望水平的发展[23].这表明自尊与希望中的动力思维呈正相关.根据以往研究结果,本研究假设领悟社会支持和自尊在大学新生的父母依恋及同伴依恋对其希望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且可能存在领悟社会支持→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建立的假设模型如下(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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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群抽取重庆某高校大学新生1 500名,在课堂上当场发放问卷,当场收回.在回收问卷中剔除作答不全、规律性作答(“Z” “<” “>”等字形)以及有极端值等情况的无效问卷,剩余1 290份有效问卷.被试平均年龄为(18.02 ± 0.95)岁.被试被告知调查目的,所有教师和被试均同意参加此项研究.为保护被试的隐私,不提供被试相关信息(如姓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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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Raja等[24]修订的父母同伴依恋问卷(简版)对大学新生感知到的父母关系和同伴关系质量进行测量.该量表共有36题,其中,父亲依恋、母亲依恋和同伴依恋分量表各有12题项.各分量表包含“信任” “沟通”和“疏离”(反向计分)3个维度.条目举例:“我母亲尊重我的感受”.问卷采用1-5的计分方式(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分数越高,表明依恋质量越好.本次调查中,父母依恋分量表和同伴依恋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分别为0.9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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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Zimet等[25]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对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进行测量.该量表共12个条目,分为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它支持3个维度.将量表中的“领导、同事”改成“父母、同学”.量表采用“极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1-5的5点计分方式[26].通过计算每个维度的总分来表示特定来源的社会支持大小,分数越高,个体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好[27].本研究中,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90,量表信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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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Rosenberg等[28]编制的自尊量表(SES),原量表共有10个条目,由于第8题不符合中国文化[29],在本次研究中予以删除,最后量表由9个题目组成.量表采用1-4级评分,1代表“很不符合”,4代表“完全符合”,问卷得分越高,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自尊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84,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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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Snyder[30]编制的特质希望量表.该量表分为2个维度,主要测量被试的动力思维和路径思维水平,共有12题,2个维度各有4题,其余4题作为干扰项不计入总分.本次测量量表采用5点计分,如:“我能想办法走出困境”,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量表分值越高,个体希望水平越高[31].本次测量中,希望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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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SPSS 21.0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分析领悟社会支持以及自尊在依恋和希望之间的中介效应.
1.1. 被试的选取
1.2. 测量工具
1.2.1. 父母依恋和同伴依恋
1.2.2. 社会支持
1.2.3. 自尊
1.2.4. 希望
1.3. 数据分析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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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数据均来自被试的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32].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变量解释率为19.91%,小于40%,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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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大学新生的父母依恋男生边缘显著低于女生(t=-1.93,p<0.05),男生的同伴依恋水平显著低于女生(t=-7.60,p<0.001),在希望这一变量上,结果显示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t=0.65,p>0.05).来自城市的大学新生,其父母依恋、同伴依恋以及希望水平要显著高于来自农村的大学新生(t=3.35~3.66,p<0.01);独生子女的父母依恋、同伴依恋以及希望水平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t=2.95~4.11,p<0.01)(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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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结果显示,父母依恋、同伴依恋、领悟社会支持、自尊和希望间两两显著正相关,且相关系数在0.32~0.64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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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应通过SPSS 21.0中的宏程序Process插件进行检验,分析领悟社会支持与自尊在父母依恋与希望之间、在同伴依恋与希望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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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和表 3可以看出,父母依恋可以直接作用于大学新生的希望,也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和自尊的中介效应间接作用于希望,同时社会支持→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存在,总的中介效应(a1b1+a2b2+a1db2)占总效应(a1b1+a2b2+a1db2+c′)的70.37%.其中a1b1为中介路径父母依恋→领悟社会支持→希望中介效应值;a2b2为中介路径父母依恋→自尊→希望中介效应值;a1db2为链式中介路径父母依恋→领悟社会支持→自尊→希望中介效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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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和表 4可以看出,同伴依恋可以直接作用于大学新生的希望,也可以通过自尊的中介效应间接作用于希望,同时社会支持→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存在,总的中介效应(a2b2+a1db2)占总效应(a2b2+a1db2+c′)的78.72%.其中a2b2为中介路径同伴依恋→自尊→希望中介效应值;a1db2为链式中介路径同伴依恋→领悟社会支持→自尊→希望中介效应值.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2.2. 大学新生父母依恋、同伴依恋和希望发展的特点
2.3. 大学新生父母依恋、同伴依恋、领悟社会支持、自尊与希望的相关分析
2.4. 领悟社会支持与自尊在依恋与希望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2.4.1. 领悟社会支持和自尊在大学新生父母依恋和希望之间的中介效应
2.4.2. 领悟社会支持和自尊在大学新生同伴依恋和希望之间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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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新生中男生的父母依恋与同伴依恋水平显著低于女生.究其原因可能是:一方面,青春期的男生相对女生而言,情感不易外露,缺少与父母的沟通和交流,进而可能与父母产生疏离感,导致依恋水平低于女生;另一方面,在人际交往中,男生更愿意树立独立意识,更多地依靠竞争和能力给自己定位,女生则倾向看重同伴关系和集体生活,更容易与他人建立情感链接,因此,女生的同伴依恋水平要显著高于男生.本研究还发现,独生子女在父母依恋和同伴依恋水平上的得分都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来自城市的大学新生他们的父母依恋和同伴依恋水平显著高于来自农村的学生.由于城乡差异,来自城市的学生大多为独生子女,他们从小与父母的接触时间相对更长,与父母的沟通和交流也相对更多,而这种逐渐发展起来的亲子良性交往模式对与朋友的交往也有重要的影响.
在大学新生的希望水平上,本研究结果显示,男生和女生的希望得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而独生子女在希望总分及2个维度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且来自城市的大学新生的希望水平显著高于来自农村的学生.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城乡差异,来自城市的大学新生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前沿教育资源和多元的学习机会要远多于来自农村的学生,他们受传统束缚更少,更容易具有开阔的眼界和发散的思维能力,因此也能获得更高水平的路径思维,从而促进问题的解决和目标的达成;另外,独生子女相对非独生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更多时候需要独自面对生活中的事件,随着时间的增长,这不仅有助于其独立思考能力的提升,更有助于培养问题解决的思维(路径思维)和信心(动力思维),从而提升希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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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显示,大学新生的父母依恋以及同伴依恋都可以直接正向预测其希望水平,即大学新生与父母和同伴的沟通和信任质量越好、疏离程度越低,则希望水平越高.有研究结果表明[33],父母依恋能够有效地增加个体的心理资源.希望作为心理资本的一个重要因素,会受到个体依恋质量的影响.如Snyder[30]认为,安全依恋所包含的良好的亲子互动会促发个体对人际交往产生信任和希望;在Blake等[34]的研究中,依恋与希望的关系稳健,依恋质量高的个体具有高水平的希望,且不同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因此,具有安全型依恋的大学新生更容易与他人建立信任关系,也更容易对周围的事物建立更为积极的认知与预期,对于大学新生来说,良好的父母、同伴依恋质量能够直接促进希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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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表明,领悟社会支持和自尊在父母依恋对希望产生影响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且父母依恋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希望;而同伴依恋无法通过领悟社会支持的单独中介作用对大学新生的希望产生影响.原因可能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与父母的沟通和信任质量较好时,他所感受到的支持性力量也会随之增多[35].而当个体感到自己被支持时,其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更容易激发出强烈的动力,从而促进动力思维的提升.同时,由于受到重要他人(如父母)的鼓励,尽管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遭遇困难,也能更好地寻求解决方案,从而促进其路径思维的提升.另外,当大学生感悟到更多的社会支持时,对自我的认知也更为积极,自尊水平也会更高.有研究表明[36],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越有可能对既定目标进行思考和行动.这符合Snyder的希望理论,即个体过去的成长经历通过影响个体的自我评价系统从而对达成目标的策略与方法产生影响.而大学新生的同伴依恋不能直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对希望产生影响,原因可能是,刚进入大学的大学新生处于心理适应的关键阶段,个体对于同伴的心理表征还没有完全稳定,仅仅是来自同伴的支持性行为不足以提升他们的希望水平.逐渐趋向独立成熟的他们可能需要通过建立更内化的自我评价系统,来达成对自己和他人的真正认识.而自尊作为自我概念和评价中最核心的系统,能够促使大学新生产生更高的希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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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大学新生的依恋水平、领悟社会支持、自尊和希望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初步揭示了依恋影响希望的作用机制,并探讨了不同依恋对象(父母和同伴)的关系质量影响希望的作用路径,研究结果不仅在理论上支持和拓展了依恋理论以及Snyder的希望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在实践生活中也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影响大学新生希望品质建立和发展的因素,有助于高校教师有针对性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本研究还可继续优化深入,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测量问卷均由学生自评,数据的来源比较单一,未来研究可以结合观察法、访谈法甚至实验和脑成像的方法进行多维度考量依恋、领悟社会支持、自尊和希望的关系;另外,本研究为变量中心取向,侧重于探讨父母依恋和同伴依恋与大学新生希望的关系,以后的研究可以采用个体中心取向的方法比如潜在剖面分析比较不同类型的大学新生其希望水平影响因素的差异;最后,本研究为横断研究,在揭示依恋对希望的影响机制上,可进一步采用纵向中介的方式来验证社会支持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在父母依恋和同伴依恋对大学新生希望感产生影响过程中的差异,以揭示因果关系.
3.1. 大学新生在父母依恋、同伴依恋和希望感水平上的特点
3.2. 大学新生的父母依恋和同伴依恋对希望的直接影响
3.3. 领悟社会支持和自尊在父母依恋和同伴依恋对希望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3.4. 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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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学新生的父母依恋和同伴依恋能够直接预测其希望水平.
2) 父母依恋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自尊的多元中介作用对希望进行间接预测,同时还可通过领悟社会支持→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对希望产生影响.
3) 同伴依恋可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希望,也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对希望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