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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行为在个体的生命早期就已经出现[1-3]，并贯穿人的一生.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普遍的攻击行为[4-5]会对学生的心理健康[6]、社会适应[7]、人际关系[8]和学业成绩[9]产生严重的影响.同时，攻击行为具有长时间的稳定性[10]，早期的攻击行为可以作为预测因子，儿童时期和青春期具有较多攻击行为的个体在成年后更可能出现犯罪和反社会行为[11-13].除了攻击者外，被攻击者也会由于经常受到伤害而产生比攻击者更高水平的抑郁和自杀意念[14-15]，甚至出现自杀行为[16].
已有众多研究者对中小学生攻击性展开调查.刘霞等调查了1 485名初中生的攻击性，发现在性别、独生子女、年级上均存在显著差异[17].徐凯对初一至高三共6个年级858名学生展开调查，在攻击性的总维度上未发现性别差异，而是在身体攻击性和愤怒维度具有显著差异；独生子女的攻击性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居住地方面无显著差异[18].刘佳则是对小学五六年级的582名学生作出调查，男生攻击性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并且随着年级的升高攻击性也逐渐上升[19].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这种负性生活事件会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20].尚未有研究表明，中小学生在遭受这种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之后，攻击性是否会发生变化.但是，由于中小学生心理发展尚未成熟，他们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会产生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心理和情绪上的困扰，如：焦虑、抑郁、恐惧等[21].已有调查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小学生的焦虑症状检出率、焦虑水平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水平[22].
此外，根据生态系统理论[23]，环境和自身因素共同决定了个体的发展.家庭作为个体接触的第一个环境，父母对于子女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家庭亲密度代表了家庭成员间情感联系的亲密程度[24]，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家庭中亲子关系的好坏.而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有效防止孩子问题行为(如：自杀)的产生[25].在个体因素方面，心理素质作为一种内在的心理品质[26]，同样可以负向预测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发生[27].因此，有必要了解目前中小学生攻击性现状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为教育工作者在学生攻击性的预防和干预方面提供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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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取网上填写问卷的形式，对四川、重庆、贵州、山东等4个省的43 919名中小学生展开调查.男生21 171人(占总人数的48.2%)，女生22 748人(占总人数的51.8%)；三年级学生4 739人，四年级学生5 175人，五年级学生6 167人，六年级学生6 151人，初一学生6 172人，初二学生5 457人，初三学生3 648人，高一学生2 999人，高二学生2 450人，高三学生961人.被试年龄为8~20岁，平均年龄为(12.59±2.3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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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由Buss等编制[28]、李献云等修订的中文版[29].问卷共30道题，分为5个子量表：身体攻击性、言语攻击性、愤怒、敌意和指向自我的攻击性.采用5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2表示比较不符合，3表示不确定，4表示比较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本研究取最终平均分作为评判标准，得分越高代表攻击性越强.本研究中，总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52，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51，0.770，0.845，0.842，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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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费立鹏等修订的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中文版第2版中的家庭亲密度分量表[30]，家庭亲密度包括16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家庭成员间的情感关系越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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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潘彦谷等修订的小学生心理素质问卷[31]，共27题，分为认知品质、个性品质以及适应能力3个维度.问卷采取5点计分的方式，“非常不符合”为1分，“非常符合”为5分.本研究中，以总平均分为最终得分，分数越高，表示个体心理素质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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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胡天强等修编的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32]，共24题.问卷采取5点计分的方式，“非常不符合”为1分，“非常符合”为5分.本研究中，以总平均分为最终得分，分数越高，表示个体心理素质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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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以班级为单位，由班主任将问卷发至班级群，学生自行填写问卷.将所有回收的数据导入SPSS 25中，对填写信息重复、乱填、填写时间过短(小于300 s)和过长(大于3 000 s)以及在测谎题中填写不真实的数据进行删除.最终数据采用SPSS 25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1.1. 研究对象
1.2. 研究工具
1.2.1. 攻击性问卷
1.2.2. 家庭亲密度量表
1.2.3. 小学生心理素质问卷
1.2.4. 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
1.3. 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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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调查的中小学生在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和家庭居住地3个方面进行检验.调查结果显示，在性别差异上，男生在攻击性总水平、身体攻击性和言语攻击性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在愤怒、敌意和指向自我的攻击性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女生.在独生子女变量上，与独生子女相比，非独生子女在攻击性总水平和5个子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更高.在家庭居住地方面，通过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检验发现，家庭居住地为城市的学生在攻击性总水平和5个子维度上的得分均低于城镇的学生，两者同时低于农村的学生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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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小学生父母不同文化程度和教养方式进行分析，由结果可知，随着父母文化程度的升高，学生在攻击性总分和5个子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降低；父母为民主型教养方式的学生，呈现出的攻击性得分最低(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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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调查的中小学生在攻击性总水平及其各子维度上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检验.结果显示，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的攻击性总水平逐渐上升，初中和高中阶段学生的攻击性无显著差异，但均显著高于小学阶段.愤怒、敌意和指向自我的攻击性3个维度得分情况与攻击性总水平一致.在身体攻击性上，高中阶段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初中阶段，并显著高于小学阶段.但言语攻击性上，小学阶段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后两者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表 3).
为了进一步明确性别差异在时间上的变化情况，对各年级学生在攻击性及各维度上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虽然在攻击性总水平上不同年级的学生在性别差异方面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男生的攻击性要更高.在身体攻击性和言语攻击性维度上，男生的得分始终显著高于同年级女生；在愤怒维度上，从六年级至高二年级阶段，女生得分情况始终显著高于同年级男生；在敌意维度上，仅初二年级女生得分始终显著高于同年级男生；在指向自我的攻击性维度上，仅初一和初二年级的女生得分显著高于同年级男生(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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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确家庭亲密度和心理素质对中小学生攻击性的预测作用，以攻击性总分以及各子维度作为因变量，将家庭亲密度和心理素质作为自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检验相互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家庭亲密度和心理素质均显著负向预测攻击性总分以及各子维度.其中，家庭亲密度和心理素质可以解释整体攻击性的13.5%，对身体、言语和指向自我的攻击性以及愤怒和敌意的解释率分别为8.8%，6.3%，10.1%，13.9%，13.5%(表 5).
2.1. 攻击性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分析
2.2. 攻击性在中学生父母文化程度和教养方式上的表现分析
2.3. 攻击性在学段上的分析
2.4. 攻击性及其各维度在家庭环境和个体因素上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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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中小学生的攻击性会受到自身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以及家庭居住地的显著影响.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33].然而，不管是因为被试范围或者实测问卷的缘故，并无与之类似的前人研究用于比较，因此，不能判断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对中小学攻击性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在疫情期间，中小学生的攻击性现状.
虽然个体不同发展阶段的攻击性会发生变化[7]，但男性的攻击性始终显著高于女性[34].本研究结果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并且研究结果还表明男性更倾向于使用身体和言语攻击，女性则在攻击性的情绪和认知方面表现得更为积极.可以将这种现象归结于生理结构和性别角色的原因[35].在生理结构方面，男性分泌更多的睾酮激素，而睾酮水平的上升会增加个体的攻击行为[36]；相反，女性体内较多的雌二醇[37-38]和孕酮[39]水平则会降低攻击行为的产生.此外，性别角色的差异从个体出生之后就开始显现，父母会教育女孩要“淑女” “不能打架、骂人”[40].因此，女性可能会使用较多隐蔽的攻击方式(如关系攻击)，而不是展现出不为大众所接受的外显攻击[41].同时，虽然男生在身体和言语攻击性上得分要高于女生，但是在指向自我的攻击性上要更低，说明女性比男性有着更加强烈的自我伤害倾向，男性则更倾向于将这种攻击指向他人，而不是伤害自己.这可能是由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女性长期以来被社会规范所束缚，始终压抑自己的攻击性[42]而无处发泄，最终将自身当做攻击对象.因此，女性的自杀意念、自杀未遂和自杀成功率均高于男性[43].
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并未发现女生在愤怒、敌意和指向自我的攻击性3个维度上的得分高于男生，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是男生在攻击性的总分及各维度上均占据优势[19, 42, 44].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第一，被试样本的差异.刘佳调查了小学五六年级共582名学生[19]，王璐对391名初中生和87名高中生展开调查[42].而本研究的样本量为小学三年级至高三年级共43 919名学生，被试数量充足且具有年级上的广泛性.第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女性有着更高的压力感知水平[45]，在面对外界压力时更容易受到干扰，由此出现认知和情绪上的波动，然而由于疫情的原因无法外出，没有合适的释放攻击性的方法和途径，所以最终将攻击行为指向自身.
有研究指出，身为独生子的中小学生有着比非独生子女更强的攻击性[46-47].一般认为独生子女从小到大一直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关注，使得他们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更加倾向于以攻击的手段来维护自己.本研究则发现相较于非独生子女而言，独生子女的攻击性总水平及其认知、情绪和行为3个层面均表现得更加温和[48].除了调查样本之间的差异，还可能是由于施测问卷的不同.虽然几项研究所采用的攻击性问卷均是源于Buss和Perry最初编制的攻击性量表[28]，但是国内不同学者对其进行的修订版本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29, 49].在相同的测量问卷中发现，独生子女仅在言语攻击性维度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但是只有在指向自我的攻击性维度存在显著差异[44]. 2项调查的差异可能是缘于被试量的不同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家庭中的资源是有限的，非独生子女中的一方为了自身的发展，就必须与对方展开竞争，从而获取更多的资源，例如：父母的关心、更多的零食等.在非独生子女们原本就处于竞争的情境下，新冠肺炎疫情限制了人们的外出、社交，增加了他们相互竞争的时间、加强了竞争的力度.毕竟，竞争情境可以明显提高个体的攻击倾向[50].
此外，本研究还显示，家庭居住地为农村的学生具有最高的攻击性得分，居住在城市的学生攻击性得分最低.也就是说，家庭居住的地区越好，学生的攻击性越低.这与前人研究结果相反[42, 51].针对该现象，最可能的解释为：家庭居住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父母的文化水平，而低文化程度的父母更倾向于使用消极、严厉的教养方式对待子女[52]，从而影响青少年的攻击行为[53].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父母和子女相处的时间明显增多，使得这种消极的影响程度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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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对子女的教养方式可以影响中小学生的攻击性，父母的文化程度越高，中小学生的攻击性越低；采取民主型教养方式的父母，子女表现出最低水平的攻击性.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33, 40, 54-55].根据社会学习理论[56]，子女会将父母当作榜样，在日常生活中模仿父母的行为模式.不同文化水平的父母会展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文化程度较低的父母更容易出现攻击行为，从而导致其子女表现出较多的攻击倾向[57].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一般更会采取较为民主、尊重的方式对待子女；相反，低文化水平的父母可能会采取拒绝、过度保护等消极的教养方式，以至于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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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已有研究相似[47]，随着年级的升高，中小学生的攻击性整体呈上升趋势，初高中阶段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高于小学阶段.然而，身体攻击性却在不同学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言语攻击性则与其他维度相反，随着年级的升高而逐渐降低，小学阶段显著高于初高中阶段.可能的原因是，虽然高中阶段的学生年龄更大，但是仍然处于青春期这一阶段，情绪变化依旧强烈、容易两极分化.高中生的自我意识发展进一步提高，更加在意外界对自己的评价[59]，容易与他人发生冲突.另外，由于体内荷尔蒙水平的升高，他们更可能通过身体上的直接接触来释放自身的负性能量，而不是通过言语上的间接方式来攻击他人.
有趣的是，对不同年级学生攻击性的性别差异做出纵向比较，结果发现男性的攻击性确实在不同年龄都高于女性，但是并不是差异一直有统计学意义.也就是说，攻击的性别差异可能更大程度上体现在具体的攻击模式中.正如研究结果所示，在身体和言语攻击性上，可能由于性别角色的缘故，男生始终高于女生.在情感成分(愤怒)上的性别差异存在于六个年级中，一般来说，青春期女性月经初潮的平均年龄为12.54岁[34, 60]，并要经过5~7年之后才能规律性的排卵[61]，在这段时期，卵巢激素的不规律波动对女性情绪变化、愤怒面孔的识别[62]产生的影响可能是造成这种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在认知成分(敌意)上仅发现初二年级的女生显著高于男生，说明该阶段女生有着强烈的攻击性认知，具体原因未知.而初一和初二2个年级的女生存在更多的指向自我的攻击性，可能是由于青春期的开始和进入陌生环境所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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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家庭亲密度和心理素质与中小学生的攻击性及各维度间呈显著负相关.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类似[40, 63].也就是说，家庭亲密度越高，可以有效降低儿童和青少年的攻击性.可能是由于家庭成员的紧密联系，使得子女与父母间的沟通交流比较融洽，当子女出现情绪或认知方面的困扰时，父母会充满耐心对其进行开导，不会让较多的负面情绪积聚在孩子的内心.同样，心理素质作为一种积极、稳定的内在品质[64]，它可以提升个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65].正如已有研究所示，与低心理素质的人相比，高心理素质的个体在遇到负性生活事件时受到的影响更低[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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