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师”与“人师”二者在价值追求、教授内容、教授方式、职业态度、身份认同和培育目标等方面的取向大为迥异。“经师”追求专精深入而疏于广博，主要是教书和言教，将做教师视为一种谋生手段，培养学生的目标是“成才”。“人师”则是除知识传授之外更在于教师的人格魅力、精神境界和德行修养对学生的陶冶熏染，不仅要培养学生“成才”，还要培养学生“成人”^[7]。故此，“经师”通常受到贬抑，而“人师”则受到抬升。但在徐先生看来，“经师”与“人师”二者并不矛盾，是做好教师的两个层次，即先做好“经师”，再努力做好“人师”。事实证明，徐先生做到了知识与品德兼备、学问与人格俱佳，体现了“经师”与“人师”的统一。

在教学工作中，徐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认真对待每一堂课，每次上课都带着写满密密麻麻文字的教案。徐先生是一位高水平的“经师”，他在课堂、课后与学生交流时名言警句信手拈来，甚至是一大段一大段地脱口而出，其深厚的学问功底令人惊叹。学生们为此惊叹，而徐先生认为这是教师应该有的基本素质。徐先生不仅教学能力出色，在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指导人等方面表现出的人格魅力更是令人折服。徐先生知行合一，以德立身、以德施教，教导学生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向学生传授为学、为事、为人之道，展现“人师”之风范。

关于如何做教师，徐先生的见解是：教师的根本职责是教书育人，只有融合“经师”与“人师”，才能够做到立德树人。具体而言：担任教育学公共课教学的教师，由于所教学生数量多、接触少，难以全面了解和管理学生，就需要把课上好，给学生留下好印象，至少达到“经师”的基本要求；担任本专业或研究生课程教学的教师，所教学生数量少、接触多，方便教育指导，那就要做好“人师”，从做学问和塑造人格两个方面为学生树立榜样。这就是徐先生“面向大众做经师、面向小众做人师”的经验。徐先生的“经师”与“人师”融合之道蕴含了教书育人的智慧，对广大教师具有启发意义。除“经师”“人师”的概念外，徐先生还多次探讨了“大师”这个概念。他认为“大师”首先是在做学问的基础上具备“古今通、文理通、中外通”的“三通”能力，但现在过度专业化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这“三通”的能力，加上“事理不通、人情不通”，表现出典型的“五不通”，难以成为“大师”。徐先生经常勉励其培养的已经成为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的弟子，要求其弟子“不但自己要成为大师，还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大师”。徐先生关于“经师”与“人师”的妙论，对于教师如何为师、如何指导学生专业成长以及如何打造“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教育科学研究能够提高教师的科研意识，使教师角色从“经验型”转向“科研型”，从“教书型”转向“专家型”^[8]。但面对科研工作的高难度，一些教师望而却步。对此，徐先生指出，做教师必须要有扎实学问。徐先生早年入私塾，学习了《诗经》《尚书》《礼记》《春秋》等儒家经典，颇有些“旧学”功底。他进入西南师范学院学习，通过教育学专业的系统学习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开始了教育学的相关研究，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中断。“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徐先生便怀着“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彼时，在教学工作安排紧密、行政事务繁忙的情况下，徐先生仍然孜孜以求，开始了“早五晚九”的科研工作模式。即早上5—7点起床开始相关的研究，结束白天的工作后，晚上9—12点继续相关的研究。由此，徐先生生前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外教育史比较、当代世界教育改革等领域深耕多年，著述颇丰，留下不少经典著作。

其一，徐先生撰写的《孔子教学思想评述》一文(后被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会务组收录于《孔子教育思想研究》)，从孔子的教学目的、教学方法及其对学习意义的认识等方面进行了总结与分析，辩证地分析探讨其进步性与局限性^[9]。1987年，100份《孔子教学思想评述》在美国教育年会会场被国外学者“一抢而空”^[1]585。其二，他参与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1卷》，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先秦时期儒、墨、道、法等流派的教育思想^[10]，坚持主导与非主导、一元和多元的辩证统一，填补了中国教育思想研究的空白。其三，他与人合作编写的《简明中国教育史》，阐述了各个时期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同时内容上兼顾了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思想^[11]，曾是师范院校的专业教材。其四，他独立编著的《文化教育概览》，按历史发展线索，介绍了从先秦时期至清朝中叶各历史阶段的文化和教育^[12]，是中国教育史学习者治学的重要参考文献。其五，他参与主编的《巴蜀文化通史：教育卷》，分为古代、近代、现当代三大部分，系统梳理了巴蜀文化的源流、阐述了其发展脉络^[13]，是研究巴蜀教育发展历史的重要学术著作。其六，他牵头编写的《万世师表：陶行知》，深入阐述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现代性，指出其教育思想是“大众的”“创新的”“开放的”^[14]，为我国深化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也是重庆市合川区党风廉政建设必读书目。

此外，徐先生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精神还值得进一步发扬。如他对《龙文鞭影》等传统蒙学经典能大段诵读，并告诫学生要“古为今用”。又如他在中国门联、楹联方面搜集众多资料，能一气呵成地诵读云南滇池的800字长联，对泰山、北京故宫等山川古迹的门联、楹联几乎都能朗朗上口，对曲阜“三孔”、敦煌莫高窟以及各地“文庙”、石刻能够如数家珍，并加以评介，能够形象直观地描绘儒家、道家、佛教对中国人精神的影响。关于如何兼顾众多事务与做学问，徐先生自有“妙法”。一是要重视科研工作。徐先生强调做学问必须花时间、挤时间，认为大学老师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上课照本宣科，学生则难以尊师敬学。他指出：教学是“外功”、科研是“内功”，即教学是台面上的事，科研是教学背后的支撑，研究越深入教学就越深入，科研是教师立世的基础。二是要掌握研究方法。徐先生反复强调：从宏观上把握方向，即把科研与教学关联起来，既从教学中发现课题、验证成果，又以科研作为支撑提升教学成效；在微观层面讲究技巧，如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中要坚持“论从史出”，既要“证实”又要“证伪”，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必须“有一分证据才说一分话”，结论要经得起历史检验。徐先生主张做研究要用“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看国内，一只眼睛看国外，从比较着手找到规律，综观全局，坚持实事求是。

他还特别强调，道德、伦理、思想观念与地理条件、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文化心理、宗教信仰等背景是密切联系的，必须结合起来进行阐释，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在巴蜀文化通史研究中，徐先生指出要“高瞻远瞩”，即把握背景、抓住实质、看透格局——高瞻，整体体现、突出重点、强调启示——远瞩，同时还指出必须结合巴蜀文化教育发展背后的地理交通条件、经济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习惯、政治社会治理等信息进行分析。徐先生特别强调要做高质量的学问，告诫学生做学问要“宁细勿粗、宁精勿滥”，认为文字堆砌、语言繁琐并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文章简直是浪费人力财力，指出这种现象无疑是“纸上加纸、空言相续”^①。在探寻学问的道路上，徐先生治学严谨，躬耕不辍，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教育追求和躬耕态度，实乃师者之楷模。

①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积极推进普及义务教育，彼时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还存在失学、辍学、买不起教材和课外阅读书籍的情况，徐先生就此提出：其实许多文科类文章只写个较为详细的摘要就行了，把纸张留下来为贫困地区娃娃印刷阅读材料岂不更有价值。

在教学与科研冲突下，如何对待教学工作，许多教师对此感到纠结。当今世界各国高等学校普遍出现了“重科研轻教学”的情况^[15]。徐先生虽事务繁忙，但十分注重教学工作，坚决主张教书育人是为师之本。徐先生常教导弟子：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不仅普通教师应该上课，而且学校领导也应该上课。他认为学校领导坚持上课有三大好处：一是有助于了解学校的教学工作情况，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教学政策的制定；二是有助于为普通教师树立良好的教师形象，助推学校管理工作；三是今后不做领导工作，但仍然可以继续站上讲台教书育人，延长教师职业生涯。

在6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徐先生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教学热情。刚大学毕业，他通过给老教授当教学助手汲取教学经验；初登杏坛，他用近一个月的时间反复打磨上课讲稿。虽然“文革”期间，徐先生同众多教师一样远离教学岗位，但恢复高考后，他立即以积极的态度和巨大的热情投入教学工作。徐先生每次上课都带着写满密密麻麻文字的教案，以其高度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渊博的学问、深刻的识见赢得学生钦佩。如1978年秋季一次“停电的晚自习”，徐先生花了两个多小时将《学记》这篇教育经典一边背诵一边讲解给学生，其讲解挥洒自如、旁征博引。由此可见，教师教书育人的基本前提是拥有真才实学^[16]。教师只有不断充实自身、提升自身，保持对教书育人的真挚热爱，才能更加自信、游刃有余地教育和引导学生。

徐先生指出，虽然科研与教学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但在时间分配上容易顾此失彼，需要平衡二者关系，安排时间为学生上课。徐先生多次告诫其弟子：把讲台站稳是教师的基本功，把课上好是教师的本分。教师如何把课上好，需要注重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熟悉内容，即阅读和钻研教材相关资料，熟悉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唯有如此才能在课堂上随机应变，达到“左右逢源”的境界。二是熟悉学生，即通过点名册记住学生的名字，通过翻阅学生的档案材料了解学生背景，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师生有效互动。正如康·德·乌申斯基所说，“如果教育家希望从一切方面去教育人，那么必须首先从一切方面了解人”^[17]。三是讲究方法，即灵活地运用讲授、提问、汇报、讨论等多种方法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教学成效，正所谓“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四是讲究科学，即把教学视野的广度、教学内容的难度、教学知识点分布的疏密度处理好，既呈现整体又强调关键部分，为不同学生提供“各得其所”的内容，真正体现孔子所强调的因材施教思想。五是讲究效果。徐先生强调，通过点名强迫学生上课并非良方，好的教学一定是学生课后能够达到学习目标并有所收获，能够发自内心地喜欢并主动参与课程学习。

当前，多元化的职业发展趋势正在动摇教师教书育人的职业志向，如果教师对教书育人的工作没有源自内心的热爱和坚守，只简单地把教育工作看成是谋生的手段，那么职业倦怠就会“如影随形”^[18]。徐先生以立德树人为“志业”的生动实践，为广大教师如何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克服职业倦怠提供了示范。

20世纪末，由于受自由化思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社会普遍呈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倾向，本科生、研究生对加入中国共产党存在不同认识。徐先生作为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学校领导，十分重视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了解学生实际情况后，徐先生耐心帮助学生提高认识，为学子们拨开迷雾。徐先生教导学生：一个人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非常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要遵守党规党纪，严格按照中共党员的标准做人做事，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其他同学积极向上，促进社会和谐美好。徐先生还指出，特别是对教师而言，加入中国共产党有助于他们更好地教书育人。徐先生如此质朴的教育理想信念，接地气而抵人心，体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徐先生不仅有个人层面的教育理想信念，还有社会层面的教育理想信念。徐先生出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目睹过旧社会的贫穷与落后。而经过新中国几十年的发展，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旧社会对比中，徐先生看到了当今时代发展的巨大成就，强调教师要坚定对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对民族的信心，坚定对教育事业的理想信念，并为之不懈努力奋斗。

在考察过美国、日本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后，徐先生指出他国的社会制度与我国不同，他国可以奉行基于私有制的个人主义，但中华民族有着仁爱传统和共同富裕的理想信念，独特的文化、历史与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教育工作者，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立德树人过程中履职尽责，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徐先生用自己漫长人生所践行的“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对筑牢教师教书育人的信仰之基、涵养学生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中国自古就有重视“身教”的传统。关于如何让学生“亲师、尊道、敬学”，徐先生的做法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19]。徐先生曾经以自己戒烟事件为例来教导弟子，反复强调教师一定要以身作则，给学生做榜样，要求学生做到的事，首先自己要做到，欲“达人”先“立己”。具体情况是，早年徐先生作为西南师范学院领导分管附属中学，定期到附中学生中间做教学调研。在一次调研中，徐先生发现一位学生躲在墙角吸烟，于是询问情况并制止这位学生抽烟。该生看到徐先生手里的烟卷，便反问徐先生为什么不允许学生抽烟自己却抽烟。先生闻此，随即掐断烟卷，与学生约定从此都不再抽烟，由此便戒掉了抽烟习惯。

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在几十年的教书育人生涯中，徐先生始终注重言传与身教相结合，用实际行动诠释“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展现了应有的师者风范。如在科研工作方面，徐先生曾经语重心长地教导众弟子：教师要做到科研与教学并重，但前提是先做好科研，这样的教学才不是照本宣科，尤其年轻人不要急于登讲台，可以一边给老教师当教学助手，一边做学问搞研究。他强调“做科研”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动机，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基于价值立场取向的论证，而不像理工科主要是基于事实取向的揭示，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既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言废人。

又如在教学工作方面，徐先生作为学校副校长，在学校行政工作繁忙、社会事务较多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给本科生讲授“中国教育史”课程，给研究生讲授“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课程。行课期间，他总是提前到达教室等候学生，从不缺课或随意调课，严格遵守教学作息制度，仔细批改学生作业，评阅学生课程论文。再如在终身学习方面，徐先生手里经常提着一个文件包，里面总是有一本书、一个笔记本，课间、会议间隙、候车时以及火车上的空闲时间等都是徐先生的读书时间。徐先生的这种勤学笃行几十年一贯如此，可以说他是终身学习的典范。

在几十年的教书育人过程中，徐先生始终坚持宽严并济、以身作则，不仅注重学生的知识增长与能力提升，带领学生寻求真理，还注重学生的情感教育和人格养成，以自身言行举止做示范，传授为学、为事、为人之道。徐先生这种处处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榜样的育人精神，正是我们在构建“三全育人”格局、建立“十大育人体系”、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实践中需要继续发扬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2]“仁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亦是师道传承的重要精神内核。“仁爱之心”在徐仲林先生的教育人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一，“乐教爱生”是徐先生仁爱之心的集中体现。徐先生关注每个学生的全面发展，面对众多学科背景不同、性格各异的学生，徐先生尊重每个个体，不以统一标准要求，而是因材施教，注重以人的需要和发展为旨归，根据学生个人特点制定发展规划，加以引导，提出建议，给予支持。此举既发挥了学生的长处又弥补了学生的不足，既激发了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又树立了学生的自信，既发展了学生的个性又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从而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20]。除了学习方面的关怀指导，徐先生还很关心学生的个人生活，爱生如子，无微不至。在从教的几十年里，他通过提供购书经费、添置衣物、购买回家车票、请学生周末到自己家吃饭等方式关心和帮助贫困学生，同时兼顾其他学生。这些受助学生因此而渡过难关，在徐先生的鼓舞下精进笃行，走上各自岗位发光发热。其二，“关爱同事”反映了徐先生仁而爱人的人格本色。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多子女教师家庭生活较为艰难。徐先生常为此惦记，每次到乡下老家或下基层工作时，总是会随身带一些农产品给这些教师，每次工作餐结束后，徐先生都会将还能打包的食物进行打包，带给有需要的教师。这种利用各种机会帮助困难同事的事情，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

徐先生关心他人、帮助他人，赢得了学生和同事的爱戴与敬重。徐先生认为，自己做的都是能解决具体问题的小事情，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营造你敬我爱的人际环境、社会氛围，建设和谐美好的社会就会“水到渠成”。同时，徐先生注重宣扬身边其他教师的感人事迹，如他非常敬佩的何志汉先生、徐国啓先生、张敷荣先生等。在徐先生看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徐先生强调，中华传统文化注重“人际交往”，不像西方文化注重“人神交往”。作为教育工作者，不能忘记中华传统文化中“仁爱万物”的思想。今天，面临个人主体性的过分张扬、各种关系的紧张对立，徐先生“乐教爱生”与“关爱同事”的感人事迹值得学习，他的“仁爱”精神应该得到继承发扬。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徐先生“仁爱”思想的时代价值愈发凸显。

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国家社会的服务者^[21]。“为人民服务”为大家所耳熟能详，但能否践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则较大。众所周知，高校里部分教师在承担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还兼有行政及社会工作职务，即所谓在学校里面“当官”。那么，作为高校的“官”该怎么当呢？徐先生以其担任学校领导期间的“成绩单”作出了行动诠释。一是“800余节课听课记录”。徐先生分管西南师范大学教务工作期间，听过学校800多位教师的课并做了记录。在徐先生看来，掌握学校老师们的教学情况，是做好教务管理工作的前提。关于如何听课，徐先生有自己的方法，即站在教室门外听课，这样既不打扰教师正常教学节奏，又能通过门窗观察学生反应，整体了解教师的教学情况。二是建成“学术交流中心”。徐先生曾经分管学校的科研工作，当时办学经费紧张，学校没有一个像样的对外学术交流专门场所。面对此情，徐先生创造性地找到了一个办法：以支援西部落后地区——攀枝花人才定向培养方案换取攀枝花钢铁集团对建设学校桂园宾馆的支持。自此，西南师范大学有了第一个“门面像样”的学术交流场所(即今西南大学桂园宾馆的金桂厅)。三是支持建成“心理研究所”。在高考恢复、高校运转步入正轨后，心理学科亟待发展。徐先生深知教育学与心理学的表里关系，力排众议，大力支持黄希庭教授牵头组建心理科学研究所，这为后来其发展成为心理系、心理学院及心理学部奠定了基础。四是实施“文理交叉试验”。为了培养能胜任各学科专业的教育学课程教师，徐先生创造性地提出把其他学科专业的三年级学生选拔到教育系来学习，通过两个本科专业学习训练来培养文理交叉型教师。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朱德全部长和唐智松等人就是这一培养模式培养的成功案例。

关于如何做好“官”，徐先生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即不要立志做大官，要立志做大事。想当官不是坏事，因为社会正常运转需要有人做组织管理工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做官就要做个真心为人民服务的好官，做官不是为了个人官瘾或权利，而是要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时间精力，为单位、为社会多做好事、大事，做利于长久发展之事。当官就要有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情操，在群众的监督下，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在工作中起带头作用，在生活中起表率作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徐先生强调：高调做事——为人民服务，低调做人——不居功自傲。

此外，每当弟子中有人面临“当官”选择而请教徐先生时，徐先生就会因材施教，指导学生根据性格是否合适、品德是否配位、能力是否足够胜任来判断个人是否选择“当官”。徐先生的这些“官经”，体现了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对教师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徐先生虽然以其高尚的师德、优良的师风和卓越的教学智慧立身处世、教书育人，广受好评，但他仍然觉得自己不够勤勉刻苦、智慧有待提升，以至于还有一些教学、研究、游学成果未能完成总结提炼，如他的“人才交叉培养试验”仅做了一届“从理到文的试验”，未能做“从文到理”以及从“艺体到文理”的第二届、第三届试验，《基础教育》未能办成公开刊物，等等。在庆祝他从教60周年暨80寿诞学术会议上，他回顾80年的人生、60年的从教生涯，觉得自己是“人生不如意者八九，可语人者一二”，遗憾自己没能做得更好。但在他者看来，徐先生具有教师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以其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和诚实守信的学术品格致力于研究教育的真问题、大学问，以热忱真挚的教育情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可以说，徐仲林先生的一生是奉献给教育事业的一生。徐先生在教育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作出了突出贡献。徐先生具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乐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6]，展现了教育家精神风采，体现了中国教育家所特有的教育信念、教育智慧、教育情怀和教育思想。教育家精神作为教师队伍的精神力量，为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方向性引领^[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