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称的诗人“在场”，是指存在呈现于当下时刻和当下场所。“在场”是西方哲学本体论的重要范畴，强调关系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本文无意从哲学角度解说，而是单纯从诗人面对春天的在场、逸离与回归探讨不同诗人在呈现感春之意时的呼应与开展。“在场”对诗歌创作的意义，乃在熟悉的物候知识记忆与比兴表现手法之外，因生命个体直接与自然晤对，眼前场景所激发的当下身心感受，唤起更多在社会发展中被遗忘的事物，生发更多有关生命存在的觉知，开启更为宽广的创作自觉的空间，也更深入地契入自然物候的本质意义。当代法国诗人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特别以“在场”(présence)表示诗歌命名和赋予意义的行为，是语言最贴近真实的地方：“真正的地方介于真实和不真实，这里和他方，相对和绝对的不可能的和虚幻的交叉点：它构成了意义在偶然性中的一种经验，它是概念与真实的触点，一个门坎，一种半开不开的经验，一个构成门坎的空间和瞬间。”^[14]博纳富瓦尝试跳脱“真实和不真实”“这里和他方”的相对性，寻绎“相对和绝对”“概念与真实”的可能通道，在偶然性中体现意义。译者陈力川指出：“在场”指的好像是一种万物合一的状态，是我们对自然界的一种直觉感受，是万物本真的意义^[14]。而这样的创作觉知，早在陶渊明《停云》诗中即已出现。

严冬之际，枯萎的草木、迁徙的雁燕与受冻的身体，使人深切体会到生命的无常与有限。而当时序由冬之肃杀转入春之缤纷，因着温暖春阳与丰沛春水的滋养，转眼之间在枝头展现欣欣生意。陶渊明《停云》即是深刻捕捉冬春之际的契机，全诗依《诗经》体例而创作，取首句开头二字为题，仿拟《诗》序而作《序》云：“停云，思亲友也。罇湛新醪，园列初荣，愿言不从，叹息弥襟。”则又纳入亲友之事，强化与春天物候的密切联系，成为唐前“物色”“事情”“义意”三者兼具的先导。诗云：

霭霭停云，蒙蒙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

停云霭霭，时雨蒙蒙。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新好，以怡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

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愿言不获，抱恨如何！^{[15]卷1，p1-9}

东风、停云带来了应时之雨，体现了春天的长养之意。先秦典籍与历代施政所强调的“春耕”之劳，诗中以“蒙蒙时雨”“时雨蒙蒙”的阻绝性与持续性，让诗人免除开荒躬耕之劳，放任直觉以感受并获得长足的酝酿，穿越春耕的时务与春思的情怀，深入春天事物的本质。全诗四章，时见《诗经》成词，如“愿言”(《邶风·终风》)、“零雨其蒙”(《豳风·东山》)、“伊阻”(《邶风·雄雉》)、“良朋”(《小雅·常棣》)、“搔首”(《邶风·静女》)、“怀人”(《周南·卷耳》)、“人亦有言”(《大雅·烝民》)、“日月(其迈)”(《唐风·蟋蟀》)、“岂无他人”(《小雅·唐风》《郑风·褰裳》)、“(忘我)实多”(《秦风·晨风》)等，或有“风雨如晦”(《郑风·风雨》)、“道阻且长”(《秦风·蒹葭》)之意象却又不泥于出处，有比兴与复沓的手法而又能不限于此。清人张谦宜《絸斋诗谈》评《停云》说：“温雅和平，与《三百篇》近，流逸松脆，与《三百篇》远。”^[16]186温汝能《陶诗汇评》云：“诗中感变怀人，抚今悼昔，一片热肠流露于外。”^[17]吴菘《论陶》云：“即曰憾曰慨，亦不过思友春游、即事兴怀耳。如指为求同心、商匡扶，殊属枝节。”^[17]郭绍虞《陶集考辨》也指出：“自来解《停云》诗者，惟辛稼轩《贺新郎》词，最为恰到好处。……所谓‘抱恨如何’，所谓‘搔首延伫’者，均可于此‘春醪独抚’之际，窥其上下今古独立苍茫之感。”^[16]717以具体而有质感的春花春鸟，向高远的生命境界开展，同时不忘召唤同为人类的读者，直接走进诗人的生命本质与诗歌境遇，重复的语词展现出与事物之间的亲和性，恰是诗人对自然的靠拢与缠绵，借由质朴的诗歌语言与韵律，强化诗情与诗意的纯粹性，因而从时序物候中获得的生命启示也就更为丰美。

前两章着力摹写“时雨”特质，在“霭霭”“蒙蒙”的云雨连绵中体现出风调雨顺的滋养样貌，有去年收成后酿造的春酒，非典型农民的陶渊明尚且能够“有酒有酒”，以“闲饮”强化农耕可诗意安居的信念，因而对“良朋”与“人”发出招邀信息。后两章进而突显雨后春荣的物候，秋冬枯萎的草木再度冒出新绿，迁徙的雁燕回到各自家园，受冻的身体有春醪可饮，无常感慨也因竞荣新好、息鸟好声而转为怡悦。深知日月依然于征，新好不能常在，也就更懂得把握当下物候所带来的怡悦相和，因而激发出更为浓烈的怀人念子之情，殷切期待良朋促席以分享诗人对生命的亲切体悟。陶渊明另有《时运》并序云：“时运，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独游，欣慨交心。”在欣瞩遐景、尚想黄唐、陶然自乐中，仍有既耕已种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花药分列，林竹翳如”长养之意^[15]9-17，可与《停云》早春相呼应。

《停云》依循对生命限度的认知，有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有晋宋之交的时事纠葛，有归田力耕与人事羁绊的辩证，都在停云时雨中获得消解，而日常经验也同步向诗性经验转换，乃能由对时序的直接反应，深化为对苍生和社会的悲悯。萧统对陶渊明诗文“爱嗜”而不能释手，编成《陶渊明集》，在《序》中特别指出：“处百龄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驹，寄寓谓之逆旅，宜乎与大块而荣枯，随中和而任放，岂能戚戚劳于忧畏，汲汲役于人间。……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袪，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16]8-9以《停云》而言，随笔写下琐碎细微的日常生活，从自我抒怀到召唤对话，有春临大地的欣欣生意，有抒情主体的怡情悦性，同时关涉到名缰利锁对人类生活的改变和影响，实则涵摄了严肃重大的生命课题。陶渊明以“诗人在场”的视角，在停云时雨的一片灰蒙中感受到生命的萌发，当下春天花鸟之美带来怡悦，必然凋零的春花再度指认“生命无常”，使诗歌话语的“真实”在偶然交会中具现生命的意义，有“目击道成”的体悟，也显现出诗人对人类处境的关怀，呈现出万物合一的本真状态，可谓一首诗道尽造化流行。个人的悟道乐境与对人类的同情悲悯相感发，陈师道《后山诗话》称“陶渊明之诗，切于事情”^[16]42，物色、事情和义意三者具现，独善与兼善相互构成抒情空间，文字简隽而韵味无穷，所以能扩大诗歌的张力与感染力。

宋人评赏陶诗有四大要点：一是对六朝之反动；二是尊陶诗为极品；三是对陶诗的神化；四是对陶诗的圣化^[18]。陶诗至宋代，受到推崇而蔚为大观，但也因此影响到对诗学史的正确论断。蔡启《蔡宽夫诗话》云：“渊明诗，唐人绝无知其奥者，惟韦苏州、白乐天尝有效其体之作。而乐天去之亦自远甚。大和后，风格顿衰，不特不知渊明而已。”^[19]乔亿《剑溪说诗》云：“太白诗有似《国风》、《小雅》者，有似《楚骚》者，似汉魏乐府及古歌谣杂曲者，有似曹子建、阮嗣宗者，有似鲍明远者，似谢玄晖者，又似阴铿、庾信者，独无一篇似陶。子美间有陶句，亦无全篇似之者，虽李、杜之不为陶，不足为病，而陶之难拟可见也。”^[20]实际上，李、杜对陶渊明都保留有对话空间，如李白《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有云：“酣歌激壮士，可以摧妖氛。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21]卷21，p1246}杜甫《遣兴》也有“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着诗集，颇亦恨枯槁”^{[22]卷7，p563}的批评。本文以陶渊明《停云》所具现的盎然春意为切入点，探讨李白与杜甫如何自觉地以诗歌创作回应陶渊明的召唤，并在具现感春之意的过程中使陶诗复活。

李白常以陶渊明形容友人，且多有涉及饮酒与春光者，如《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有云：“月色醉远客，山花开欲然。春风狂杀人，一日剧三年。乘兴嫌太迟，焚却子猷船。梦见五柳枝，已堪挂马鞭。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21]卷13，p854}以春风狂、山花红的春景激发乘舟访友的行动，恰与《停云》虽怀人而止于“舟车靡从”形成对话关系。又如《戏赠郑溧阳》诗云：“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21]卷10，p697}以化身为陶渊明的友人表达与陶渊明在春光中同饮相亲的乐境。再以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为例：“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21]卷27，p1590}明白揭示“生命无常”的自然本质，特别是“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二句，郭绍虞《陶集考辨》云：“盖所谓‘竞用新好’云者，即太白‘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之意。” ^[16]717认为恰是陶渊明《停云》所谓“竞用新好”的最佳注脚，而招邀亲友于桃李园“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又再度以天伦乐事回应《停云》的怀人念子、良朋促席，大力分享诗人对生命的体悟。至于《山中与幽人对酌》诗云：“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21]卷23，p1348}依然是春来花开，不同于陶渊明的“春醪独抚”“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李白就在山花间与人“一杯一杯复一杯”连续对酌，结语更径以陶渊明语“我醉欲眠，卿可去”入诗^①，李白化身为陶渊明，醉卧山花，独自守护着明朝依然绽放的山花。而“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的陶渊明，同时又成了李白招邀的对象。李白在诗中出现的“陶渊明们”，消解了陶渊明在时雨新荣中的叹息与抱恨，尽情传播怡然自得的“独善”，把《停云》诗“思亲友”的创作旨趣具体实践为乘兴访友与天伦乐事。同样具现陶渊明所思的亲友之乐，也见于《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一诗：“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21]卷20，p1165}如果说陶渊明因“归园田居”而止于“思亲友”，乃有“舟车靡从”“叹息靡襟”的“抱恨”；李白的“好入名山游”则提供了更多走访亲友的机会，恰可消解陶渊明思亲友而“愿言不从”之“恨”。随意行走与拜访友人，巧妙形塑出李白诗中的自在逍遥与情意酣畅，首先铺设下山到回顾“所来径”，才有“相携及田家”“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的乐境。清高宗御选《唐宋诗醇》评此诗云：“此篇及《春日独酌》、《春日醉起言志》等作，逼真渊明遗韵。”^[23]严格说来，是李白具现了陶渊明“思亲友”的乐境。由此来看李白的独处，也能跳脱陶渊明“思亲友”之憾恨，即使是《月下独酌》的“花间一壸酒，独酌无相亲”，也要在“行乐须及春”的生命觉知下，与月与影共享“三人”“同交欢”而有“众乐乐”的境地。“三月咸阳时，千花昼如锦”，也以“一樽齐死生”“醉后失天地”的体悟，化“春独愁”为“此乐最为甚”^{[21]卷23，p1331-1334}，是李白不同于陶渊明之处。

① 沈约《宋书·隐逸传》：“(陶)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见台北：鼎文书局，1984年，卷九十三，第2288页。

最能代表李白感春之思者当属《春日醉起言志》一诗：“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觉来盼庭前，一鸟花间鸣。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21]卷23，p1348}场景依然是春天与美酒，李白更细腻地捕捉春天物候的特质，既已深刻体认到人生如梦幻泡影的无常本质，如何及时把握、尽情享受生命中难得的乐境，也就成了一道评估生命意义的重要习题。李白以纵饮酣醉、眠卧终日的姿态，颓然自放，无知无畏亦无所承担，有如回归到生命的原初状态。历经处世如梦、人生苦劳的经验法则，以及终日酣醉、颓然自放的消极对应，进入第三阶段的“觉来”，直接晤对的生存处境是春天物候的“一鸟花间鸣”“春风语流莺”，在春鸟、春花与春风的交会中具现了生命的意义，而诗人的“觉来”与“借问”，突显出人的置身度外，衍生出劳生自苦与颓卧自放两种生命情态，反而遗落了万物合一的本真状态。于是已然消解《停云》的“叹息弥深”，因春天的风花鸟鸣而再度指认“生命无常”，感同于陶诗的“叹息”，以对酒自倾与浩歌待月，回应陶渊明的召唤，最后归于“忘情”而与自然同在，目击耳闻当下的花间鸟鸣与流莺春风语，共同纵浪于造化流转中的有无生灭。杨齐贤评云：“太白此诗，拟陶之作也。”^{[21]卷23，p1348}李白所具现的感春之意，明显有与陶渊明相呼应者。至于春来春去的流行，如《春日独酌二首》之一所云：“东风扇淑气，水木荣春晖。白日照绿草，落花散且飞。孤云还空山，众鸟各已归。彼物皆有托，吾生独无依。对此石上月，长醉歌芳菲。”^{[21]卷23，p1341}具体捕捉到春天物候的特质，由东风、春晖和水所滋养的植物生意，在日出日落的时光推移中，草长花落，停云也在完成了蒙蒙时雨的滋养之功后，只残留山头的一抹微云，依稀想见陶渊明《咏贫士》之一的“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15]卷4，p435-438}。前八句浓缩成李白的“孤云”四句，而结尾“量力”四句对“悲”的强自宽解，李白乃以“对此石上月，长醉歌芳菲”化解，无论是夜宴桃李园、花下眠或注目石上月，都走出了陶诗“东轩”“东窗”所代表的家屋印记，以夜晚的户外强化并延长了春天的必然“在场”，而“长醉”与“歌”就成了记忆春天“芳菲”的两种方式。即使题为《待酒不至》，也依然是“玉壶系青丝，沽酒来何迟。山花向我笑，正好衔杯时。晚酌东窗下，流莺复在兹。春风与醉客，今日乃相宜”^{[21]卷23，p1340}。只开头二句扣题，接连出现的山花、流莺、春风与衔杯、晚酌、醉客，尽是诸多“歌芳菲”的重复播放。有时加入《山人劝酒》中“春风尔来为阿谁，蝴蝶忽然满芳草”的蝴蝶，《久别离》中“别来几春未还家，玉窗五见樱桃花”的樱桃花，在无限缤纷的春天物候中，李白以始终“在场”的姿态领略春光而成为自然的一分子。

杜甫最早提到陶渊明，是在天宝十四载(755) 作《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以“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形容许十一。乾元元年(758) 作《曲江二首》“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上接陶渊明而与李白感春相互辉映。诗云：“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22]卷6，p446-449}此诗细腻捕捉春天的物候变化，具体映现“感时伤逝”主题。不同于李白重复播放“歌芳菲”，杜甫不断数着落花从“一片花飞”“风飘万点”到“欲尽花经眼”，一季风花过眼，扩大成翡翠筑巢、麒麟倒卧的人事沧桑，进而体悟到及时行乐的“物理”。第二首更以“日日”“每日”强调自己的“在场”，化入穿花蛱蝶、点水蜻蜓而感同“深深”“款款”的情意，与陶渊明把握春花春鸟的怡悦相和，可谓异曲同工，又能以及时行乐的“物理”消解思亲友而不得的“抱恨”，直接与春天的风光物候对话，共同约定“相赏莫相违”，由春天物候所体悟到的“物理”，乃能在无常中把握当下的“暂时”，更显得人与自然的同在与缠绵。同时又有《曲江对酒》的“桃花细逐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22]卷6，p449}，陶渊明《停云》只概括写出园列初荣、鸟鸣好音，杜甫更细腻捕捉春天物候的变化，早春的桃花与黄鸟，随着风光的流转，桃花开过梨花开，南迁过冬的白鹤也回到了北方，令人目不暇给的缤纷色彩，使杜甫在日日相赏中映现出时序感。至于《曲江对雨》的“城上春云覆苑墙，江亭晚色静年芳。林花着雨燕支湿，水荇牵风翠带长”^{[22]卷6，p451}，从霭霭春云到暧暧春芳，春雨打湿了红色的燕支花，春水滋养出丰美的荇菜，杜甫关注的物候显然更为多元^①，有观赏性的花卉，有梅、梨等经济花木，有蓬勃的野生植物，还有传播花粉的蛱蝶，水上产卵的蜻蜓，以及先后出现的成群鸟类。

① 潘富俊《中国文学植物学》统计唐代诗人所引植物种数，以白居易的208种最多，其次是杜甫的166种，若考虑存诗、年龄等因素，杜甫诗中植物数的出现频率当居唐人之冠。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杜甫于乾元二年(759) 底入蜀，《成都府》一诗首先感受到的是“季冬树木苍”，异于北方的物候现象，激起“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22]卷9，p724-725}的异乡之感。紧接而来的春天，《卜居》乃以澄江“销客愁”，写出“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浮沉”^{[22]卷9，p729}的春天物候。宋人陈善《扪虱新话》云：“论者谓子美‘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浮沉’，便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气象。”^[24]5554这年春天，杜甫忙着栽种桃、竹、松、桤木、果树，《堂成》一诗的“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22]卷9，p735}，有陶渊明《停云》的“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意，但多了定巢与将子的繁殖。上元二年(761) 入蜀刚满一年的春天，《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虽能捕捉到春天物候的“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犹不免“转添愁伴客”^{[22]卷9，p784}。及一春两游新津修觉寺，乃如《后游》所云：“寺忆新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22]卷9，p787}在野润沙暄的尽日盘桓中，体悟到“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在与造化相流转中使得“客愁全为减”。笔者曾从“江山有待”视角析论杜甫入蜀后的作品^[11]，此处再以“诗人在场”的阅读视角切入，恰可映现宋祁《新唐书·杜甫传赞》所称“浑涵汪茫，千汇万状”的“潜在”。

杜甫不断借由对陶渊明的认同感，消解他乡客愁进而强化当下在场，如《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由“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到“老去诗篇浑漫兴，春来花鸟莫深愁”的转变，特别以“春来花鸟”为例，期待“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22]卷10，p810}，以符应自然的语言消解人为的造作。同时向往陶渊明的放浪诗酒之趣，如《可惜》的“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22]卷10，p803}、《石柜阁》的“优游谢康乐，放浪陶彭泽”^{[22]卷9，p716}等，也能保持与陶渊明的对话空间，如《遣兴五首》的“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着诗集，颇亦恨枯槁”^{[22]卷7，p563}。比起陶渊明避俗而有所不为，杜甫更清楚地顾视着“芸芸众生”与社会现实，如《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所揭示的“政简移风速，诗清立意新”^{[22]卷11，p893}，实有更多的拓展空间。如《春夜喜雨》云：“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22]卷10，p798}径以当春发生的时雨为“好雨”，随风润物，用“潜”“细”字极是“润物”本色，比起陶渊明《停云》的霭霭蒙蒙、成江伊阻、舟车靡从，显得更为体贴，故仇兆鳌评：“写得脉脉绵绵，于造化发生之机，最为密切。”结尾红湿花重，更见润物之功。同时之作如《漫成二首》的“渚蒲随地有”，《春水》的“连筒灌小园”“已添无数鸟”，《落日》的“啅雀争枝堕，飞虫满院游”，《独酌》的“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徐步》的“芹泥随燕嘴，蕊粉上蜂须”，《寒食》的“风花高下飞”“竹日静晖晖”，《水槛遣心二首》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叶润林塘密”^{[22]卷10，p797-812}，蜀地湿润的气候，丰沛的自然资源，春来各种花鸟蜂蝶虫鱼各展生机，激发出杜甫对物候的感知与摹写能力。尤其是《绝句漫兴九首》的“即遣花开深造次，便觉莺语太丁宁”“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着人”“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笋根稚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舍西柔桑叶可拈，江畔细麦复纤纤”^{[22]卷10，p788-792}，物候已非单一存在，人与自然物候形成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又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的“江上被花恼不彻”“稠花乱蕊畏江滨”“千朵万朵压枝低”“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22]卷10，p816-819}等，不论是江滨或人家，随处盛开的花卉，大有应接不暇之意，置身其中，杜甫细细体会蝶舞莺啼的留连与自在，深刻感受深红浅红的多事与可爱，更兴起了商量嫩蕊、报答春光的心意，乃至《春水生二绝句》的“鸬鹚鸂鶒莫漫喜，吾与汝曹俱眼明”^{[22]卷10，p809}，杜甫已成了大自然的一分子，在自然物候中泯灭了物我之别，而“自然”也就成了消解故乡与他乡界限的良方。

陶渊明与杜甫都在宋代受到推尊，若以春天物候为切入点，又可突显杜甫的感春之意。先以同样作于上元二年的《江亭》为例：“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22]卷10，p800}目不暇给的繁春盛景，杜甫忙着与风光共流转的雀跃欣悦，随着春晚而进化，江亭野望、坦腹长吟的舒放自得，诗人“在场”感受到的晚春气象，显然有别于阅读记忆中的伤春叹老。因此，“年华逝水”的抒情性并非惟一选项，流水停云也可以生发“不竞”“俱迟”的心意，花谢之后的草木渐长，更见绿意盎然的欣欣生意。在大自然面前，人所要学习的事物，还包括如何排遣人类所构设的诸多人为羁绊。宋人张九成就比较“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与陶渊明“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之高下云：“若渊明与子美相易其语，则识者必谓子美不及渊明矣。观云无心、鸟倦飞，则可知其本意。至于水流而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则与物初无间断，气更混沦，难轻议也。”^{[22]卷10，p801}张九成认为陶渊明“观云无心、鸟倦飞”表现的是个人心意，而杜甫的水流云在是“与物初无间断”，更能展现出人与自然的一气混沦。明人王嗣奭《杜臆》云：“‘水流’、‘云在’一联，居然有道之言。盖当闲适时，道机目露，非公说不得如此通透，更觉‘云淡风轻’，无此深趣。”^{[25]卷之四，p132}清人仇兆鳌以“欣欣物自私”有物各得所之意，与《后游》的“花柳更无私”有与物同春之意，分明是沂水春风气象^{[22]卷10，p801}。杜甫所展现的与物同春、一气混沦，即使因次年剑南兵马使徐知道乱起，杜甫于绵州、梓州、阆州等地历经“三年奔走”“三年饥走荒山道”，于广德二年(764) 暮春才又回到成都草堂，有《绝句二首》云：“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22]卷13，p1134}时隔三年，历乱又逢暮春，诗中依然是与物同春的混沦气象。春日迟迟，暮春的光照更充分，空气中弥漫着花草香；充足的春水与阳光，饱含水氛的泥土，温暖的沙滩，随处可见燕子衔泥、鸳鸯眠沙，万物相依相成，一片化工。第二首写沐浴在春风春日中的春景，湖绿江流映衬出白羽飞鸟，青翠山色对比出红艳春花，青碧红白渲染成大块风景，气象浑成。结尾“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语轻而意极重。罗大经《鹤林玉露》评第一首云：“上二句，见两间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情。于此而涵泳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大抵古人好诗，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如何用。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直把作景物看亦可，把作道理看，其中亦尽有可玩索处。大抵看诗，要胸次玲珑活络。”^{[22]卷13，p1134-1135}从江山花草的芬芳灿烂体会到春天的生机盎然，从燕飞鸳眠领悟出适情自在，从造化流行中得到的感发，自然是生意、适情的“真乐”。更以《江亭》的水流云在为例，论证杜诗中的景物与道理同时俱现。仇兆鳌乃在引述罗大经语后，阐发此诗之起承转阖云：“江山丽而花草生香，从气化说向物情，此即一起一承也。下从花草说到飞禽，便是转折处，而鸳燕却与江山相应，此又是收阖法也。范元实《诗眼》曾细辨之。”^{[22]卷13，p1134-1135}

玩索诗人的胸次玲珑活络，从气化说到物情，从熟悉的物候中感受到人与江山、花草、鸳燕的相应玲珑。由此追溯北宋范温《诗眼》所云：“世俗喜绮丽，知文者能轻之；后生好风花，老大即厌之。然文章论当理与不当理耳，苟当于理，则绮丽风花，同入于妙；苟不当理，则一切皆为长语。……老杜云：‘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亦极绮丽，其模写景物，意自亲切，所以妙绝古今。言春容闲适，则有‘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落花游丝白日静，呜鸠乳燕青春深’……其富贵之词，则有‘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宫淑景移’……其吊古，则有‘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皆出于风花，然穷尽性理，移夺造化。”^{[26]前集卷十，p66-67}范温探讨诗歌创作中的“绮丽”与“风花”，自陆机《文赋》开启了“诗缘情而绮靡”^[27]的论述，引导出六朝诗歌以“丽”为主的创作风潮，李白《古风》乃有“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21]卷2，p91}的反思。类似的情况，春天的风花，自古即与青春年少并置而成为最美的风景，却也在年华逝水中映照出老大的不堪心境。范温更注意到杜甫持续性地书写春天物候，有入仕前《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的绿垂红绽、笋折梅肥，有垂老漂泊两湖《发潭州》的花飞燕语，以丽语摹写春夏之交的景物变化，境遇虽异，诗人始终展现出在场的亲切感。再举《曲江二首》的穿花蛱蝶、点水蜻蜓，《题省中院壁》的落花游丝、鸣鸠乳燕，以见杜甫身为谏官，国方多事，不能有为而写春容闲适。

叶梦得《石林诗话》谓禅宗论云间有三种语，其一为“随波逐浪句，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即以杜甫此诗“落花游丝白日静，呜鸠乳燕青春深”为例^[28]。乃至《紫宸殿退朝口号》的春风飘香、淑景繁花，《蜀相》的碧草黄鹂，《谒先主庙》的竹月春苔，无论是在朝或在野，是宫殿或祠堂，始终在场的风花，展演出许多情意，范温由此归纳出杜诗的“穷尽性理，移夺造化”，进而形塑出的“风花妙理”，可为物候诗学立基。再看《绝句二首》的同时之作《题桃树》诗云：“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高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已一家。”^{[22]卷13，p1118-1119}春末桃花已谢，杜甫并不黏着于抒情性的伤春，以奔走三年归来所见茂盛桃树，体会到秋来桃实可带给贫人的经济效益，以及明年春的依旧满目繁华，而眼前的乳燕慈鸦，映现出时序流转中由春转夏以至秋的三季物候，已非长安时期的“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所能拘限，清人黄生评：“观其思深意远，忧乐无方，寓民胞物与之怀于吟花看鸟之际，其才力虽不可强而能，其性情固可感而发。”^{[29]卷9，p533-535}藉物候绾合时与事而生发对贫人、乳燕与慈鸦的护惜之情，使吟花看鸟与民胞物与联结成一气。

宋人施德操《北窗炙輠录》认为人对四时寒暑的感知因受到“利害祸福之心交战于中”之影响而失真，自谓“某在闲处，无一毫事到心，故四时之变化、寒暑之盛衰，此身皆知之”，强调身体感知乃建立在无事挂心上，才能真实反映四时寒暑的变化，由此指出陶、杜之异：“正夫尝论杜子美、陶渊明诗云：‘子美读尽天下书，识尽万物理，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盘礡郁结于胸中，浩乎无不载，遇事一触，辄发之于诗。渊明随其所见，指点成诗，见花即道花，遇竹即说竹，更无一毫作为。’故余尝有诗云：‘子美学古胸，万卷郁含蓄。遇事时一麾，百怪森动目。渊明澹无事，空洞抚便腹。物色入眼来，指点诗句足。彼直发其藏，义但随所瞩。二老诗中雄，同人不同曲。’盖发于正夫之论也。”^[24]3318陶渊明纯任自然，在物候书写上“见花即道花，遇竹即说竹”，把人的行为空间缩减到最小。杜甫则从阅读与经历上累积了许多有关自然与人事的知识，把所识“万物理”印证在所遇时事上，因而能够穷尽性理，于吟花看鸟之际生发出民胞物与之怀。施德操《谕子美渊明诗》即以“澹无事”而指点物色评论陶诗，以“遇事”而发的蕴藏深厚推许杜诗。是以入蜀六年后，杜甫在《春日江村五首》写下“农务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以时空对举的方式映现此生所关切者有国家经济、农村生产与个人生理，无论是林泉发感的恣意频游，或是“种竹交加翠，栽桃烂漫红”的家园植栽，“燕外晴丝卷，鸥边水叶开”的自然生态，乃至邻家馈赠的鱼鳖，异时王粲、贾谊的系念京城，共同形塑出“春日复含情”的丰厚性^{[22]卷14，p1205}，实非唐前诗学所能涵摄。即使是生命中最后的春天，寓居潭州舟中，作《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云：“江上人家桃树枝，春寒细雨出疏篱。影遭碧水潜勾引，风妒红花却倒吹。吹花困懒傍舟楫，水光风力俱相怯。赤憎轻薄遮入怀，珍重分明不来接。湿久飞迟半欲高，萦沙惹草细于毛。蜜蜂蝴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伯劳。”^{[22]卷23，p2050-2051}一开始就用了四句写桃花的开落，细腻摹写桃枝出疏篱、碧水映桃红、花瓣随风飞，有春雨的润泽，也有时光的推移。接着四句集中摹写落花，人与落花与水光风力共同展现出怯、憎与珍重的复杂情意。最后四句依然注目回旋在东风春雨中的落花，增添了飘落沙草的纤细感，以及蜜蜂、蝴蝶、蜻蜓、伯劳的诸多姿态。即使是残年漂泊、风雨落花，全诗依然映现出丰厚的物候与情意。

由陶渊明到李白、杜甫，以“在场”的方式直接与自然晤对，展现真实而诚挚的感动，深切参与并书写出春天的丰美物候与生命体悟。相形之下，韩愈以《感春》为题创作了三组共12首诗，除了个人性情与际遇，经历了安史之乱、气候变迁等人祸天灾事件的洗礼，韩愈如何体现感春之意？但看其《桃源图》首揭“桃源之说诚荒唐”，虽有“种桃处处惟开花，川原迎远蒸红霞”之春天物色^{[30]卷8，p397-400}，毕竟只是套语；又有《送王秀才序》，直言“及读阮籍、渊明诗，乃知彼虽偃蹇不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31]卷4，p150-151}，乃从事物是非相感发的角度解读陶诗。韩愈虽心慕力追李杜，如赵翼《瓯北诗话》卷三所称，其注意所在乃“少陵奇险处”，并由此开山辟道^[32]。因此，韩愈以《感春》为题，分别于元和元年(806)、五年、十一年创作同题组诗，其用意自与陶、李、杜有别。

贞元十九年(803) 三月大雪，韩愈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云：“伏以今年已来，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31]卷8，p338}出现极端的气候异常，影响春耕的农时而导致严重歉收，韩愈更因此而贬官连州阳山令，至贞元二十一年秋始得归，八月移官江陵。第一组《感春四首》即是次年春作于江陵任上，其一云：“我所思兮在何所，情多地遐兮遍处处。东西南北皆欲往，千江隔兮万山阻。春风吹园杂花开，朝日照屋百鸟语。三杯取醉不复论，一生长恨奈何许。”^{[30]卷4，p167}不同于陶、李、杜的“在场”，韩愈采取逸离的姿态，在时间上远溯汉张衡《四愁诗》的“我所思兮”^[33]，在空间上化约成“东南西北”而指向四方，又有翻用《楚辞·招魂》四方不可以止之意^{[34]卷6，p159-160}，写春天物候的“春风吹园杂花开，朝日照屋百鸟语”二句，又属概括性泛指，透显出韩愈从“在场”出走所导致的疏离感，结语“一生长恨”有回到抒情传统的倾向。其二云：“皇天平分成四时，春气漫诞最可悲。杂花妆林草盖地，白日坐上倾天维。蜂喧鸟咽留不得，红萼万片从雪吹。岂如秋霜虽惨冽，摧落老物谁惜之。为此径须沽酒饮，自外天地弃不疑。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屈原离骚二十五，不肯餔啜糟与醨。惜哉此子巧言语，不到圣处宁非痴。幸逢尧舜明四目，条理品汇皆得宜。平明出门暮归舍，酩酊马上知为谁。”从四时平分的物候知识中凸显“春气漫诞”，并把宋玉《九辩》的“悲哉秋之为气”移转到春天，从“漫诞”摹写春之悲，出现花杂、草漫、蜂喧、鸟咽的散漫杂乱，春阳“白日”一反“迟迟”的充足光照与工作效能，只剩下“坐视”西倾的图像，以及大片落花的残局。进一步以秋天凋零的是老叶，论证春花飘零的更为可悲，而选择以醉饮“自外天地”。无论是李白、杜甫“诗人在场”的感春之意，或是屈原独醒承担“啼鴂之先鸣”“众芳之芜秽”的哀惧，韩愈用“怜”与“惜”二字，恰是为自己的选择“逸离”作辩护。结尾以尧舜盛世条理作解，使“出门”成行，却又如程学恂所云“皆极无聊之词”^{[30]卷4，p167-169}。其三仍以“朝骑一马出，暝就一床卧”开端，却只谈诗书、节行、发秃、齿堕，完全不及春天物候。其四自恨不如“江头人”的“衣食自给”，感慨读书史是“智慧只足劳精神”“两鬓霜白趋埃尘”，而结语“且可勤买抛青春”之“抛青春”又为酒名^{[30]卷4，p169-170}，恰可说明韩愈的“在场逸离”，无助于物候诗学的建构。

同年六月，韩愈奉召回京权知国子监，次年夏末分司东都。元和五年，又作《感春五首》，第一首以“辛夷高花最先开，青天露坐始此回”拉开序幕，以早春先花后叶的辛夷花作为春天物候的代表，洛阳二月高花一开，户外活动就此展开；颔联“已呼孺人戛鸣瑟，更遣稚子传清杯”摹写妻鸣瑟、子传杯的家庭活动。后半“选壮军兴不为用，坐狂朝论无由陪。如今到死得闲处，还有诗赋歌康哉”写乱世之中投闲置散之际遇，遂使前半赏花之乐纯只是“闲”，物候的意涵不彰。第二首写“洛阳东风几时来，川波岸柳春全回”的春景，也因“宫门一锁不复启”的失意，以致虽有“策马上桥朝日出，楼阙赤白正崔嵬”的在场，仍是无关物候。其三云：“春田可耕时已催，王师北讨何当回。放车载草农事济，战马苦饥谁念哉。蔡州纳节旧将死，起居谏议联翩来。朝廷未省有遗策，肯不垂意缾与罍。”在春景中萌生的是民生与时事：春耕农事与王师战马并置成为两大心事，而时事显然又凌驾于民生之上，有讨成德王承宗事，有彰义节度吴少诚事，有裴度、孟简、孔戣召为起居舍人与谏议大夫事，结语用《诗经·小雅·蓼莪》的“缾之罄矣，维罍之耻”，以嫩叶可食的莪蒿起兴，阐发父母得以终养的民生议题。第四首全写杜兼、孔戡相继暴薨，感时伤事，程学恂以为“不必在感春中”。诗云：“辛夷花房忽全开，将衰正盛须频来。清晨辉辉烛霞日，薄暮耿耿和烟埃。朝明夕暗已足叹，况乃满地成摧颓。迎繁送谢别有意，谁肯留恋少环回。”^{[30]卷7，p316-318}以盛开的辛夷花回应第一首的高花初绽，而极盛将衰的物理，乃有“频来”所见晨光中的辛夷花更艳于霞日，成为薄暮晚烟中惟一的鲜明。颈联一方面赞叹“朝明夕暗”的两种风景，另一方面也为满地摧颓而叹息。韩愈在不断逸离之后，终究回到“现场”，细腻捕捉到极盛与极衰并置的春天物候特质，结尾明言“迎繁送谢别有意”，强化在场与不在场的联结，使得留恋环回不只是留恋环回。而全诗五首的感春之意，乃在刻意以“逸离”的方式，逸出伤春惜花的抒情传统，另外开拓出物候与时事、民生的联结。

这一年冬韩愈调为河南县令，一年后入长安，历任职方员外郎、国子监祭酒、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考功郎中、知制诰，于元和十一年正月迁中书舍人，乃又作《感春三首》云：“偶坐藤树下，暮春下旬间。藤阴已可庇，落蕊还漫漫。亹亹新叶大，珑珑晚花干。青天高寥寥，两蝶飞翻翻。时节适当尔，怀悲自无端。”“黄黄芜菁花，桃李事已退。狂风簸枯榆，狼藉九衢内。春序一如此，汝颜安足赖。谁能驾飞车，相从观海外。”“晨游百花林，朱朱兼白白。柳枝弱而细，悬树垂百尺。左右同来人，金紫贵显剧。娇童为我歌，哀响跨筝笛。艳姬蹋筵舞，清眸刺剑戟。心怀平生友，莫一在燕席。死者长眇芒，生者困乖隔。少年真可喜，老大百无益。”^{[30]卷9，p430-431}不同于前一组《感春》从早春初花写到花房全开，韩愈并不掩饰这一季春天的几近“缺席”，径从暮春下旬的“偶坐”写起，由此捕捉长安暮春物候。第一首写藤树的花叶并盛，在硕大新叶形成的密荫中，伴随着晚花落蕊的珑珑漫漫，青天无云，飞蝶渐稀，结尾从“物理”说明晚春时节的物候现象，由此认定人的伤春情怀是没来由的。第二首注意到花色的变化，不同于早春的桃花红、李花白，开在三月的芜菁花绽放成一片鲜黄，而枯萎的榆荚花，又随风飘落成一地狼藉。韩愈由所见晚春时序的变化，因生命无常而引发游仙之想。第三首写长安晚春依然是繁花盛开、柳条长青的景象，京城显贵的歌乐舞筵更把暮春装点得热闹非凡，而心所系念者却无一“在场”，造成“平生友”在春景中“缺席”的两个理由，一是死亡，一是遭逢不偶。陶渊明《停云》思亲友是为了“说彼平生”，韩愈的“平生友”则是无法成为京城的一员，结尾乃有叹老嗟卑之意。韩愈用“干”“枯”形容花的凋零，显得毫不留情，参照同年所作《晚春》诗云：“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30]卷9，p426}则京城的晚春盛景表现在两个面向，一是百花以缤纷竞相展演出最后的灿烂，一是漫天飞舞的杨花榆荚成了灰白的主色调，隐然有“平生友”不在场的遗憾与自己临老奋起的觉悟。次年秋韩愈为彰义行军司马，从裴度东征，拜刑部侍郎，至十四年坐言佛骨出为潮州刺史，回朝后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御史大夫等职，再无感春之作，亦可见一斑。

韩愈之所以对春天逸离，可以追溯到贞元十九年的“三月大雪”，中唐的极端异常气候，导致春天的“缺席”，已非传统的物候知识所能涵摄，自然引发诗人的焦虑和恐慌。韩愈乃作长达360字的《苦寒》，首揭“四时各平分，一气不可兼”的物候知识，紧接着以“隆寒夺春序”指明春天的缺席，“萌牙夭句尖。草木不复抽”“芒砀大包内，生类恐尽歼”，原本应该是生机盎然的春天，因“失序”而呈现一片死寂，没有春风吹拂百花香。韩愈更以个人的身体感知写出“肌肤生鳞甲，衣被如刀镰。气寒鼻莫嗅，血冻指不拈。浊醪沸入喉，口角如衔箝”。春雪冻结了所有的感官知觉，就连“有酒”都无法入口，因而想象惟一存活的春鸟“啾啾窗间雀”，诉说宁愿被人类的弹丸射死，以见“却得亲炰燖”的温暖渴望，完全解构了陶渊明《停云》的闲饮东窗、花好鸟鸣，因而激发出韩愈的“悲哀激愤叹”，最后写出：“贤能日登御，黜彼傲与憸。生风吹死气，豁达如褰帘。悬乳零落堕，晨光入前檐。雪霜顿销释，土脉膏且黏。岂徒兰蕙荣，施及艾与蒹。日萼行铄铄，风条坐襜襜。天乎苟其能，吾死意亦厌。”此诗诗题下并引顾嗣立注引胡渭曰：“唐书五行志，贞元十九年三月，大雪，岂即所谓苦寒耶。”^{[30]卷2，p74}此诗以时序与时事结合，以人事清明来解决自然失序问题，贤人在位即可“生风吹死气”，展现春回大地的“晨光入前檐”“土脉膏且黏”，而自然物候的逢春生类，不分兰、蕙或艾、蒹，都在春天同获滋养而生机蓬勃。韩愈取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作结，亦可见其怀抱，可上承陶渊明的“念子实多”，有杜甫“民胞物与”之情怀。韩愈也确实在这一年因关注气候异常影响民生，上书以致贬官阳山。但也因此而转向喜雪/戏雪的创作态度^[35]，元和元年至少有四首与春雪有关的诗歌，如《春雪》的“已讶陵歌扇，还来伴舞腰”“徧阶怜可掬，满树戏成摇”“莫愁聆景促，夜色自相饶”^{[30]卷4，p159}，纯是赏玩，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春雪视角，同时间所作的第一组《感春四首》，也就刻意展现“离席”的方式，并于元和十一年49岁时写下《感春三首》，再度回到的是晚春现场，开拓出春天物候诗学的另一个面向。

诗人以身体感官来面对当下的物候脉动，是对于时光流转的直接体验，在场创作所映现的物候经验，具抒情性、思想性与实践性，是无法被阅读知识与历史书写所取代的。“诗人在场”不只是个人遭遇问题，更是生存价值，与人的发展息息相关。尤以诗人纵情置身于春天物色中，在延续无常所映现的生命限度之外，同时也意识到“众生”的同在与精彩，使物与我成为可以相互转换者，从而揭示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可见可闻的“物色”与“事情”结合，使“义意”因物色形象而具体化，是物候诗学中上很重要的一个进程。

从人事羁绊中选择归返自然的陶渊明，在《停云》中自觉成为“自然子民”，由当下物候所带来的怡悦相和，激发出更为浓烈的怀人念子之情，殷切期待“平生友”共享诗人对生命的体悟。李白乃以“入席”展现与陶渊明的“异代同行与对话”，面对花落水流，诗人只是“在场”，自己并不做什么，深刻体会那种“无人需要”与“不相干”的感觉，反而更能贴近自然物候，就在诗人即兴吟咏的笔触中，物候诗学意义随之浮现。被解读出“民胞物与”的杜甫，以诗歌关注当前国计民生，把所识“万物理”印证在所遇时事上，以个人生活处境和经验而关涉社会问题，以艺术化的创作方式发挥诗歌的力量，借由诗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书写实践中，建立起在场物候的实践与反思，物候已非单纯的客体存在，人与自然物候形成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因而能够穷尽性理，于吟花看鸟之际生发出民胞物与之怀，增加了物候诗学的丰厚度。而中唐的极端异常气候，一场春雪所揭示的春天“缺席”，韩愈因关注气候异常影响民生而遭贬，乃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春雪视角，先以《感春》为题呈现诗人“不在场”的春天书写，最后回归的是晚春现场，由此开拓出春天物候诗学的另一个面向。更丰厚的物候诗学论题，乃有待持续关注与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