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理查二世》中冈特的约翰称赞英格兰的地理位置时有这样的话语：

我们这个历代帝王的宝座，权杖统治的海岛；这片崇高的国土，战神的驻地；这个人世的伊甸园，小型的天堂；这个大自然为自己营造，用以防止疾病传染和战争蹂躏的堡垒；这个幸福的民族，小小的世界；这枚镶嵌在银色海面的宝石(大海环卫着它，有如深沟高垒，以免天恩较次的国家对它觊觎垂涎)，这神灵呵护的土地；这个世界，这片天地，这个英格兰……。这胜利的大海环卫的英格兰……。^[13]511-512

根据剧情，面对理查二世的昏庸暴虐，作为大臣的冈特深感痛心疾首，认为国王辜负了这美丽的国土。评论家倾向于认为这段台词表现了冈特的爱国主义情怀。但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冈特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情感有其物质基础，那便是英格兰的海岛位置。冈特强调了大海对英格兰的重要性，“这胜利的大海环卫的英格兰，它的巉崖峭壁能击退海神的觊觎围困”，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英格兰“习惯于征服”异国他邦^[13]512。显然，冈特对海岛有着积极的心理认同。《理查二世》的创作时间大约是1595年，此时英国早已从中世纪迈出步入早期现代的步伐，且距离亨利八世开启的宗教改革已半个多世纪，英国人对自己身处的海岛地理空间认知早已发生变化。

中世纪欧洲人的地理认知概括起来就是当时流行的T-O形态图，虽有各种变异地图，但核心思想乃是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地理二元对立。字母O代表环绕大陆的茫茫大海，成为与野蛮、落后相关的地理指涉。非常遗憾的是，不列颠群岛位于大海之中，中世纪的英国人因此有一种地理边缘焦虑心理^[14]。中世纪英国人消解这种地理边缘焦虑的有效办法就是视自己为欧洲大陆国家。

英国有很长一段时间视自己为一个欧洲大陆国家，而非一个孤立的岛国。1066年，法国诺曼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成为英王威廉一世，但仍拥有法国领地，以法国公爵兼任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也是法国人，获取英国王位后却长时间呆在法国，且在法国拥有数倍于英格兰甚至法国王室的领地。亨利二世之子理查一世在位10年(1189—1199)，主要致力于欧洲大陆事务，只短暂到过英格兰两次。爱德华三世为了在大陆扩张领土，曾自封为法国国王，发动了英法百年战争。百年战争最终以英国失败而收场，除加莱地区外，英国在法国的领地丧失殆尽，英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海岛国家。百年战争虽然使得英国失去了法国的绝大部分领地，但却逐渐唤起了英国人的民族意识。1558年，玛丽女王丢失加莱港，英国彻底失去了在欧洲大陆的领地，英国人首次意识到自己是完整意义上的海岛民族。“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心理也逐渐成型，不断朝向海岛心理方向发展。”^[15]76海岛产生的地理认知，本质上构成了海岛居民与海岛之间的情感联系。就构建民族认同而言，加莱港的丢失并不是一件坏事，正如历史学家所言，随着加莱的失去，“英国人被迫集中心思谋略海岛和海洋事务”，丢失加莱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幸运的失败”^[16]，或者一场“虚假的失败”^[17]。

如果说丢失大陆领地使得英格兰人从空间体验上产生了海岛民族意识，那么，亨利八世开启的宗教改革则从精神信仰上催生了英格兰的岛国神选民族意识。由于个人的婚姻事务无法获得罗马教廷支持，亨利八世借助欧洲大陆宗教改革的春风，开启了英国的宗教改革事业，英格兰逐渐演变为一个主权独立的海岛国家。1533年英格兰议会通过《诉求法案》，宣告“这个英格兰王国是一个帝国”^[18]738，即一个精神信仰上不再依附罗马教廷的主权国家。1534、1536、1539年分别通过了《至尊法案》《反对教皇权威法案》《国王任命主教法案》，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英国国教作为英格兰人信仰之本的民族宗教的合法性，明确了国王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宣布国王“是英国国教唯一最高首领”，有权处理教会的一切事务^{[18]745-746，759-761}。1559年伊丽莎白女王治下的议会通过了《至尊法案》和《统一法案》，重申女王对英国教会的领导权，规定英国教会颁布的《公祷书》作为教会敬神仪式的唯一合法文本，阐明了英国国教信徒的义务^[19]。1571年正式颁布了英国国教会的信仰纲要文件《三十九条信纲》，其中第三十七条规定：女王有权管理英国及女王领土内，无论是教会或者国家的一切产业，外国势力不得干涉；女王管理的特权由上帝授予；罗马天主教在英国没有管辖权；英国法律可以处死罪大恶极的基督徒；基督徒奉女王之命武装参战是合法的^[20]。这样，“教随国定”就成为英格兰国家认同的精神起点。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早期现代英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海岛描写也就不足为奇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叙述了一则海岛故事，《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理查二世》等也大多以海岛作背景。斯宾塞《仙后》中的骑士总是在海岛之间进行冒险。弥尔顿《失乐园》也不乏海岛意象。弗莱彻(Phineas Fletcher)创作了长诗《紫色海岛》(The Purple Island)。斯特罗德(William Strode)有戏剧《流动的海岛》(The Floating Island)。锡德尼《阿卡迪亚》也是以海岛为背景。这些海岛叙事虽有田园般的描写，但更多的描写是斗争、变化的海岛，或显或隐地表现了英国当时正在经历的国家认同变化。

斯宾塞《仙后》叙述特洛伊后裔布鲁图斯向西漂流来到一座海岛，叙述者说这是“命定的行程”，这个岛屿“最适合他们居住，/盛产各式物种，适合种植粮食”，但这个富裕的海岛上却居住着大量的巨人，“他们吃生肉，喝热气腾腾的人血”，布鲁图斯消灭了这些野蛮人，建立了新特洛伊城(伦敦)(F. Q., Ⅲ.ⅸ.49-51)^①。显然，这种叙述方式有明显的圣经叙述模式的痕迹。“命定的行程”表明这是神圣的旅程，如同上帝要求亚伯拉罕离开故土去那个流着蜜和牛奶的迦南。布鲁图斯对土著巨人的屠杀如同《旧约·约书亚记》里以色列人对迦南人的屠城，极尽斩尽杀绝之能事。《仙后》里的巨人常是邪恶的代名词，斯宾塞使用这个词汇是为不列颠人的暴行进行辩护。

① SPENSER E. The faerie queene [M]. London: Pearson Longman, 2007: 377.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根据学界惯例标出该著名称的首字母和引文出处的卷、诗章、诗节数。

根据斯宾塞的叙述，布鲁图斯的队伍征服西方这个宽广岛屿后，便以自己的名字对海岛进行命名，例如，康林纽斯将所获得的海岛西部领地取名为康沃尔，布鲁图斯将传承给儿子洛克林的那部分领地命名为不列颠，另外两位儿子获得的领地也根据他们的名字分别命名为奥尔巴尼和康柏，即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F. Q., Ⅱ.ⅹ.12-14)。蒙茅斯的杰佛里的《不列颠诸王史》载，布鲁图斯征服海岛后，就“按照自己的名字将这岛屿命名为不列颠，把他的族人称为不列颠人”^[21]20。《仙后》的不列颠历史素材有多处来自杰佛里的著作，但显然斯宾塞并没有完全遵循杰佛里的叙述，没有说出布鲁图斯在将征服的领土分割给三个儿子之前是否对其进行命名。但杰佛里的著作在16世纪英国颇有市场，很多人相信不列颠这个名称源自布鲁图斯的故事。根据杰佛里的叙述，洛克林是长子^[21]23，那么他极可能拥有继承岛屿名称的优先权。因此，斯宾塞虽然省略了布鲁图斯对岛屿进行命名的历史传说细节，但其文本所具有的互文性提示读者，海岛被分割之前的名称就是不列颠。以居住者的名字对居住地进行命名，自然是两者之间建立了同构关系，形成强烈的情感认同，充分显示了领土或地理位置在确定民族身份认同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为了增强岛国民族身份认同，斯宾塞将历史融入神话之中，以预言方式揭示伊丽莎白女王作为海岛执政者的神圣安排。《仙后》第三卷开篇说女主人公布里托玛“离开不列颠到异乡去闯荡，/去把她的恋人寻找”(Ⅲ.ⅰ.8)，此处不列颠(Britayne)指南部威尔士。后来布里托玛自己说“我的故乡名叫大不列颠”(Ⅲ.ⅱ.7)，这里的大不列颠(greater Brytayne)则指整个威尔士，以区别于小不列颠(Britain the less)即上文提及的布鲁图斯分割给长子的不列颠，即斯宾塞时代的英格兰。在整个《仙后》中，布里吞人(Britons)或不列颠人指威尔士人，史诗中的亚瑟王子、魔法师墨林皆是威尔士人。根据墨林的预言，布里托玛将与亚瑟王的同母异父兄弟阿提戈尔结合，成为众多不列颠王的祖先，在她的后人中，被外族熄灭的布里吞宗族火种将在莫纳岛(Ile of Mona)复燃，“布里吞血脉将再次收回王冠”，重拾君王头衔(F. Q., Ⅲ.ⅲ.48)。莫纳岛即安格尔西岛(the Isle of Anglesey)，是英王亨利七世的出生地。亨利七世是伊丽莎白女王的祖父。斯宾塞通过追溯女王的祖先史，确认了英国作为岛国民族的合理性，不再有对大陆国家身份纠结的自卑心理。

海岛民族的高贵性和神圣性成为岛国民族身份认同的精神出发点。在圣经《旧约》里，以色列人因有耶和华跟随他们并得到后者庇护而成为神的选民。宗教改革时期，罗马天主教被英国新教徒贬斥为伪基督，英国国教被视为真正的基督，即基督在英国国教会里面，住在英吉利民族中间，因此，英吉利民族如同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民族，是上帝的选民。根据斯宾塞的叙述，虽然英王卢西乌斯是历史上“第一个接受基督洗礼”的英格兰人，但早在卢西乌斯之前，亚利马太的约瑟就带着圣杯来到了英格兰宣传福音(F. Q., Ⅱ.ⅹ.53)。圣杯是基督教信仰的象征，代表信仰的圣杯在不列颠而非罗马，说明天主教国家不是神之选民，只有英吉利才是合法的神选民族。在斯宾塞笔下，代表真正基督的英格兰人在与伪基督势力进行较量时，总能得到神的恩典并取得胜利。例如，《仙后》第一卷叙述英格兰守护神红十字骑士与巨龙战斗时，前两天的战斗皆以巨龙的胜利而告终，但骑士却得到生命之泉和生命之树的神奇相助，最后成功屠龙。巨龙倒下去的时候，叙述者说红十字骑士“依靠他的伟力成就了伟大的征服”(F. Q., Ⅰ.xi.55)。骑士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凭借神的恩典才战胜了巨龙。“征服”一词暗示英格兰当时酝酿的扩张欲望，尤其是神之选民在不列颠群岛内外可能进行的征服活动。《仙后》第五卷第八诗章第30至45诗节描写亚瑟王子与苏尔丹国王进行殊死战斗，暗示英国海军和西班牙无敌舰队之间的较量^[22]。苏尔丹的马车威力无比，来自威尔士的亚瑟王子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最后亚瑟王子不得不揭开自己盾牌上的护罩，那盾牌发出刺眼的光芒，马儿受到惊吓，亚瑟王子趁着混乱之机消灭了苏尔丹，亚瑟王子那枚神奇的盾牌就是神恩的体现。都铎王朝常以亚瑟王后裔之名来包装王位的合法性，《仙后》以亚瑟王影射伊丽莎白女王作为亚瑟王重临不列颠。无论是红十字骑士抑或亚瑟王子，都得到神恩相助，进而战胜伪基督的天主教势力，以此突显英国国教是真正的教会，英格兰民族是神选民族，理应成为海岛征服者和统治者。

在莎士比亚戏剧中，除了前文引述的冈特对不列颠岛的赞美外，在《约翰王》中，英格兰被称为“这个美丽的海岛”(King John, Ⅰ.ⅰ.10)^[23]；在《理查三世》中，英格兰以“这个著名的海岛”“这个高贵的海岛”出现(Richard Ⅲ, Ⅲ.ⅰ.164, ⅶ.125)^[24]。《约翰王》中的奥地利公爵承认英格兰虽然“地处西极一隅”，但她的地理位置“为海洋所包围，以海水为壁垒”，拥有巍峨的白垩岩海岸，其人民“自信永远不虞外敌”(King John, Ⅱ.ⅰ.23-30)^[25]。该台词中的白垩岩不仅仅是一种地理景观，其白色还暗指纯洁、高贵。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英格兰在不列颠岛的主导地位达到空前高度。莎剧《亨利五世》中有一位为英军效力的爱尔兰裔上尉马克莫里斯，对自己接受英格兰民族身份感到困惑不解：“我的那个民族？什么是我的民族？是个混蛋/孬种、狡诈之徒、流氓？什么是我的民族？/谁会谈论我的民族？”(Henry V, Ⅲ ⅲ 60-63)^[26]这一连串问句虽然暗示了一种抵触情绪，但也传递了16、17世纪之交英国国力的增强以及对不列颠群岛的控制欲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莎士比亚戏剧常用英格兰指代不列颠。

对于关注海岛地理蕴含的变化，德勒兹说：“梦想海岛——无论是带着欢欣抑或惧怕，都无关紧要——就是梦想着摆脱、梦想着马上能远远地脱离任何大陆，梦想着不再联系，然后独善其身，或者梦想海岛就是从头开始，重新创造、重新开始。”^[27]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登上王位时，英国在欧洲大陆没有任何领地，女王引导英国人更多地关注岛国自身的建设，以便缔造一个可与欧陆强国抗衡的国家。在宗教改革产生的神选民族幻想中，英国人完成了海岛地理认知与国族身份的情感认同，英国作家笔下的不列颠岛成为新的迦南，岛国认同无疑起到了正面的构建作用。

如果说海岛认知构建起了英国人的岛国认同情感，那么，早期现代时期的地图绘制则以视觉直观的方式激发了英国人的国土认同情感。

以发现新世界为代表的地理大探险必须以地理学特别是航海图的发展为前提。地理大探险之前，“水手们喜欢沿海岸行船，除了像地中海那样的内海外，其实并不敢在广阔的大海上冒险”^[28]35。这种状况随着阿拉伯地理学知识的传入和托勒密《地理学》的发现而得以改观。在长期的迁徙和征战中，阿拉伯人吸收了古希腊、波斯、中国、印度的科技知识，在9至11世纪创造了发达的地理学知识，随着伊斯兰与基督教之间爆发战争而将罗盘、天文仪器等传入西欧，使欧洲“航海技术大幅提升”^[28]31-34。伊斯兰对东罗马帝国的征服使得拜占庭文化快速传入西欧，托勒密的《地理学》被重新发现，除数量庞大的手抄本外，更被翻译成拉丁语、意大利语、希腊语等多种文字，多次再版^[29]。托勒密从几何学角度讨论和描述天体和地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地理学，但他把地球描述为一个球体，刷新了当时的地理认知，其数学方法对地理探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可以依据托勒密的方法制作和改善地图和海图。托勒密不仅对航海事业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而且其数学方法对土地测量技术的进步也提供了技术思路，使得地方志(含地方地图)的准确撰写成为可能。

当然，航海业反过来也极大地促进了地理学向前推进，地图绘制是当时地理学快速发展的最好见证。1579年英国出版了萨克斯顿(Christopher Saxton)的《英格兰、威尔士郡县地图集》，这是英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整个地图集由1幅英格兰简图和34幅郡县图构成，准确且富于细节描述，后来两百余年间的英格兰及郡县地图皆以此为参照，“英格兰人第一次对生活其间的国度产生视觉和观念上的拥有情感”^[30]50-85。这种对国土的拥有感就是一种国家认同情感，购买、收集地图成为时尚，“大约从1590至1612年是伦敦地图行业最为兴盛的年代”^[31]。

经由土地情感引发的国家认同改变了欧洲自中世纪以来的地理图绘制文化。16世纪之前，基督教至高无上的地位决定了欧洲中世纪地理学的宗教形态，上帝被认为是世界的创造者，因此上帝之城耶路撒冷或圣子耶稣是一切地理叙事的中心。13世纪末的《埃布斯多夫地图》(The Ebsdorf Map)显示，耶稣的头像在东方，两只手分别放在南方和北方，两只脚在西南和西北方^[32]。这表明整个世界都是上帝所拥有。但是，这种地理文化随着宗教改革而在新教国家受到了挑战，在“教随国定”的英格兰，君王是教会的至高领袖，君王是国土的拥有者。萨克斯顿《英格兰、威尔士郡县地图集》扉页中心部位便是伊丽莎白女王，暗示女王是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有土地的拥有者。甚至女王的部分肖像画也有地图或地球仪作为背景或衬托，《迪奇雷肖像》(The Ditchley Portrait，1592)中的女王将双脚置放在一幅英格兰地图上，《击败无敌舰队肖像》(The Armada Portrait, 1590)中的女王用右手指向地球仪上的新世界。不过，这种将地图与君王绘制为一体的情况在女王去世后不复存在，地图集扉页难以见到在位的詹姆斯国王身影。德雷顿(Michael Drayton)1612年出版地方志题材长诗《多福之国》(Poly-Olbion)，处于扉页中心位置的人物是拟人化的英格兰，不再是伊丽莎白女王，而且那位拟人化的英格兰女神手中还拿着一根代表王权的权杖。英国学者赫尔格森曾对这种王权符号从中心到边缘直至消失的地理叙事进行考察，认为反映了英格兰人与君王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认同变化：当王权符号占据中心位置时，君王就是英格兰，对君王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当国土成为叙事中心而王权符号处于边缘地位甚至消失时，英格兰或组成英格兰的郡县便是君王，对英格兰忠诚就是对君王忠诚，对英格兰的忠诚就是对构成这片土地的郡县、城镇、乡村、庄园、行政区、甚至荒野的忠诚^[30]50-85。16世纪后半叶，英国人对地图绘制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印制了数量不少的地图集，热衷于出版海外游记^[33]。这是当时地理文化盛行的表现，以图像或文字方式增强了英国人对地理而非对王室的认知和兴趣。从中世纪到17世纪早期，欧洲地理绘图的核心叙事经历了从耶路撒冷或耶稣到君王再到国家形象的嬗变，以非常直观的图像演变展示了地理文化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中所扮演的角色，国家处于认同的中心地位，体现了宗教信仰和君王应该“随国而定”的早期现代国家认同思想。

地理视图文化的变化昭示了土地认同正经历从领主土地认同向国家土地认同的转换。英国封建社会未能形成有效的中央集权制，社会权力分散在包括国王在内的各级领主手中。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国际商贸落后，粮食是维持社会生存的主要物品，土地与人民的关系密切，封建社会通过土地经营方式实施社会管理，拥有土地的领主通过采邑或封地获得封臣的服务和效忠，领主则对封臣进行保护，整个社会依靠私有土地关系联结起来，国王是最高领主^[34]。莎剧《李尔王》便体现了封建领主土地关系。这种土地关系体现的是一种私人关系，没有多少国家认同意识，一旦土地关系解除，服务、效忠、保护就不复存在，社会就面临解体危险。伴随着早期现代资本主义、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等重大历史事件，国家意识逐步形成并发展为统摄社会运转的核心力量，土地不再为包括国王在内的私人服务，而是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这个国家主体。在《论国王和官吏的职权》中，弥尔顿借助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指出国王“治理国家是为人民谋得好处和利益，而不是为了他个人的目的”^[35]；在论及人民和国王的关系时，弥尔顿说，“不是人民为国王活着，而是国王为人民活着”^[36]。国王管理国土，不该谋取私利，而是为了人民，国王的土地是为人民进而为国家的存在。莎剧《理查二世》的台词显示，冈特的约翰即使作为国王的叔父，在王冠和承载民族的国土之间，他宁愿选择后者，抛弃作为暴君的前者。剧中波令勃洛克虽然采取不光明手段获取王位，但他却赢得了大多数人支持，有亲民的举动和表现。效忠国家或国土而不是效忠权位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内涵之一，伊丽莎白女王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婚姻便是如此，“伊丽莎白一世的婚姻外交与中世纪追求个人和王朝利益的狭隘目的相比，已经呈现出了近代外交的国家利益特征”^[15]77。

如果以土地认知的嬗变为视角，不难看出莎剧《李尔王》讲述的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封建领主的土地认知故事。

《李尔王》的启幕是李尔打算将国土分给三位女儿。李尔对廷臣说：“把那幅地图给我。告诉你们吧，朕已经把朕的国土划成三部分。”(Ⅰ.ⅰ.35-36)^[37]①当李尔因不满小女儿科迪利娅对父亲之爱的表白时，他便把国土平分给大女儿和二女儿。面对国王的举动，忠诚的廷臣肯特伯爵冒死进谏，认为李尔的行为疯癫、愚蠢、鲁莽(Ⅰ.ⅰ.144-152)。其实，就国王与王国之关系的认知而言，李尔王和肯特伯爵之间无高低之分，两人都把国土视为君王的私人财产，国王可以像家长一样行使权力，随意处置包括国土在内的一切财产。这是封建领主制下君臣土地关系的典型体现。所以，在李尔未剥夺小女儿的权利之前，肯特并未阻止国王对国土进行分割。李尔王指着地图对大女儿说的话，就更像家长处理家庭财产一样对待国土：“在这些疆界以内，从这条线到这条线，所有浓密的森林、膏腴的平原、富庶的河流、广阔的牧场，都要奉你为女主人。”(Ⅰ.ⅰ.61-64)李尔赞美英格兰的话与他分割王国的行为形成了反讽效应：既然江山如此多娇，岂可任性处置？这极可能是莎士比亚对李尔的行为进行谴责的潜台词。

① 凡《李尔王》中译文皆出自此译本，不再另注。随文注明英文原著的幕、场、诗行数，版本为William Shakespeare, King Lear. GREENBLATT S, et al, ed. The Norton Shakespear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据12世纪英格兰历史学家蒙茅斯的杰佛里所著《不列颠诸王史》记载，李尔王大约生活在8世纪，统治不列颠长达60年，没有子嗣，只有三个女儿。当李尔年迈体衰时，“他决定把王国分给三个女儿”，以询问女儿对他的爱之承诺来决定谁该得到更多的土地，不会甜言蜜语的小女儿没有得到一分土地。虽然李尔把国土分给了两个女儿，但仍保留着王权。李尔年老渐衰，两个女儿及女婿起兵逼迫李尔交出王权和剩余国土，对李尔非常怠慢。忍无可忍之下，李尔渡海去到远嫁高卢的小女儿那里，在小女儿和女婿的帮助下，李尔打败了虐待他的两个女婿，重新执掌不列颠王位3年后驾鹤西去，小女儿考狄丽亚继承了不列颠王国的王位^[21]29-31。就李尔的故事而言，《不列颠诸王史》是莎剧《李尔王》的主要素材来源，但显然莎剧对原故事结尾进行了再创造。在《李尔王》中，不仅李尔离开了人世，而且在这场有关国土的纠纷中，他的三个女儿和二个女婿都死了。莎士比亚的重大改动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抑或审美考量呢？本文认为，这出分割国土的戏剧，本质上是一个关涉政治话题的地理叙事，都铎王朝发展起来的国王概念和詹姆斯一世入主英格兰而形成的国土格局，左右着戏剧故事的发展方向。

德国学者康托洛维茨的研究显示，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盛行国王身体二体论：“国王在他里面有两个身体，即，一个自然之体(Body natural)，一个政治之体(Body politic)。他的自然之体(若依其自身考量)是一有朽之体，可遭受因自然或意外而导致的一切软弱，可遭受因幼年或老年而导致的能力低下，可遭受其他人的自然之体可能发生的类似败坏。但是，他的政治之体乃是一个不可见、不可把握之身体，由政制和治理构成(consisting of Policy and Government)，其构成之目的为指导人民，以及管理公共福利。”^[38]77根据国王二体论，国王的政治身体是不朽的，具有“天使属性”，与“圣善的灵体与天使”相似；“政治之体包含了国王的职分、治理及尊荣”，政治之体相较于自然之体具有优越性；在政治之体的范畴内，国王与他的臣民构成一个合众体，国王是头，臣民是肢体，国王是臣民唯一的治理者^[38]78-86。

对于李尔王的身体，评论界大多关注其衰老的自然身体的文化和政治意蕴，而忽略了国王身体与国土变动、国家认同之间的可能关系。在美国学者马丁看来，《李尔王》通过呈现老年体衰状态，表现了莎士比亚时代年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的文化和权力冲突^[39]。布鲁姆认为，莎士比亚创作《李尔王》是为詹姆斯一世国王服务的，后者特别崇敬圣经里面最智慧的所罗门国王，因此，年老体衰的李尔指涉年老的所罗门^[40]477。布鲁姆还注意到《李尔王》表现了爱的主题，认为李尔具有仁慈之心，他爱自己的女儿，同时也受到剧中具有仁慈之心的人们的爱戴：“李尔讨人喜爱，充满爱心，热爱李尔的人都值得我们喜爱和赞美。”^[40]479但布鲁姆忽视了李尔的爱究竟是小我之爱还是大我之爱，小我之爱是只爱身边亲近之人，大我之爱则超越亲情之爱。李尔因为爱自己的女儿而将国土分割，但他未曾预想分割国土的行为可能会给国家和臣民带来的后果，他的爱是小我之爱。

作为国王，李尔的身体首先是政治之体，大臣葛罗斯特称李尔的身体是“受过涂油礼的肉体”(Ⅲ.ⅶ.59)，表明李尔如同《旧约·撒母耳记》中的扫罗一样接受过涂圣膏礼，是神在尘世的代理人，其身体具有神圣性。根据国王二体论，这种神圣的政治之体既指抽象的王权，也指治理国事、指导人民、管理公共福祉等具体的治国理政事务。政治之体的目标是使国家身体按照有序的方式进行运转，为国家和臣民谋福祉，代表国家的国王与臣民形成一个有机体，结果是臣民具有高度的国家认同感。以此对照，李尔王已经丧失国王的政治之体，只剩下了衰老的自然之体。衰败之身的一个表现特征是盲视，看不见现实，辨不明真相，自然就无法行使政治之体的职分。他把国土作为私人财富进行处理，看不见他只是这片国土的法人代理，看不见他与臣民是结为一体的，因为他私分国土的行为已经把臣民排除在外了，臣民的国家认同感将荡然无存。《旧约·创世记》记载以撒年老时的生理特征便是看不见眼前的事物，被小儿子雅各所蒙蔽，骗取了长子权利。李尔王与剧中大臣葛罗斯特有一个共同之处：无法辨明谎言与真相之别。葛罗斯特最后被挖掉双眼，成为一个没有眼睛之人，这表征了盲视带来的悲剧后果。同理，李尔的疯癫表明他丧失了理智之光。李尔的盲视不仅导致国土分裂，国家认同被消解，也造成了家庭悲剧，整部戏剧反复出现疾病、妓院等表示无序状态的社会身体，与李尔那盲视的衰败之体形成呼应。李尔的自然之体与政治之体发生分裂，导致国土分裂，戏剧舞台最后以呈现数具尸体而落下帷幕，这无疑会使观众受到极大震动，体现了悲剧的审美效果，同时这也是莎士比亚对詹姆斯国王入主英格兰之后可能发生的国家认同危机的艺术警示。

1603年，终身未嫁的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去世，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入主白厅，成为詹姆斯一世，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四个王国首次有了一个共同的最高统治者。鉴于威尔士早已与英格兰合为一体以及英格兰对爱尔兰的殖民征服，詹姆斯一世最大的政治抱负是实现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统一，而他自己认为目前是非常好的历史机遇。1604年3月，他首次以英格兰国王身份召集议会，做了长篇演讲阐述其内政外交思路。詹姆斯国王期待一个和平的内外环境，提出对外要实行和平外交，对内更要追求和平，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将是国内和平的最大保障，同时会使国家变得更为强大^[41]122-124。但是，合并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美好意愿阻力重重。1603年，一位驻西班牙的威尼斯大使写道：“出于对英格兰人的憎恨，苏格兰人不赞成他们的国王离开去英格兰。国王正尽力消除他们的对立立场。”^[41]305对于两个王国合并存在的困难和麻烦，当时著名的律师和议会成员多德里奇(John Doddridge)分别从利益均衡、法律、社会稳定、议会话语权、军事力量部署等列举了难以解开的困局^[41]310。阻碍合并进程的主要力量是缺乏国家认同感，认同感的缺失既源自两个国家长期以来的敌对态度，也源自宗教信仰、经济状况、法律体系等方面的差异。以宗教信仰而言，1560年苏格兰开启政府主导的宗教改革，长老会成为苏格兰国教，但与英格兰国教不同，长老会不受政府控制。就苏格兰内部而言，低地地区以长老会为主，高地地区则以天主教为主，而且两个地区的经济、民族风俗、语言等也存在很大差异。就经济状况而言，苏格兰远不如英格兰，英格兰律师斯佩尔曼(Henry Spelman)痛陈两国合并会使英格兰仅有的资源被稀释，增加英格兰的贫穷和犯罪人口；当时的财政大臣和国务秘书塞西尔(Robert Cecil)认为合并会对现存的英格兰法律体系重新洗牌，另起炉灶制定新的法律体系^[41]311-313。可以说，地理差异产生了宗教、政治、经济、语言、风俗等方面的碎片化状态，这种碎片化状态难以构建国家认同感。

《李尔王》大约创作于1605年，詹姆斯一世国王观看了该剧的演出。英国学者霍克斯认为莎士比亚借助此剧对詹姆斯一世进行了歌颂。根据不列颠历史神话人物默林的预言，特洛伊人的后裔布鲁图斯将征服的岛屿命名为不列颠王国，依泰晤士河畔建都伦敦，他却灾难性地将威尔士、英格兰、苏格兰分给三个儿子分治，但不列颠岛会出现第二个布鲁图斯，他会将分裂的三个王国统一起来。依此逻辑，剧中的李尔王指涉老布鲁图斯，剧外的詹姆斯一世则是神话中的新布鲁图斯。詹姆斯登上英格兰王位后，据说不仅阻止了外敌入侵和国内冲突，而且成功粉碎了1605年的火药阴谋，詹姆斯扮演了拯救英格兰的英雄国王角色，1608年议会通过苏格兰、英格兰王室合并法案，这一切似乎印证了詹姆斯宣传机器有关新布鲁图斯现世的默林预言^[42]。按照霍克斯的解读，《李尔王》应该是对詹姆斯国王构建大不列颠王国计划进行的艺术颂扬，但他未指出戏剧人物与詹姆斯国王的指涉性关系。英国学者梅利也注意到《李尔王》表现了詹姆斯国王构建联合王国的政治主题，指出莎士比亚通过改写古老的不列颠历史，旨在强调国家分裂的固有危险，合并统一将产生以不列颠性(Britishness)为内核的民族认同，解决英格兰无法克服的海岛诸国之间的政治冲突^[43]。

虽然《李尔王》对詹姆斯国王的合并愿景保持了乐观和积极的态度，但其中仍隐含了对国家认同前景不确定的担忧，同时也提供了化解认同危机的可能途径。如果说《李尔王》影射了詹姆斯一世的政治现实，那么首先得明确哪些戏剧人物与詹姆斯国王之间具有指涉性。笔者认为，剧中的李尔及其大女婿奥本尼公爵有詹姆斯国王的政治影子。1536年威尔士被英格兰合并，1541爱尔兰议会通过法案，亨利八世的头衔从爱尔兰总督变为爱尔兰国王。李尔将其国土分为三个国度而仍保留王权，这暗示詹姆斯入主英格兰后的政治现实，即詹姆斯是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三个王国的国王。威尔士与康沃尔具有地理同构性，而且都铎王朝先祖的血液源自威尔士，那么，剧中李尔王的二女婿康沃尔则可代表英格兰。李尔的两个女儿明争暗斗隐喻了苏格兰与英格兰(含威尔士)之间的认同危机。李尔的忠臣肯特早就洞察到奥本尼和康沃尔虽然表面相安无事，实则有分歧和暗斗(Ⅲ.ⅰ.19-21)，随着剧情的发展，这种分歧和暗斗演化成你死我活的斗争。

为了化解国家认同危机，莎士比亚安排了多佛这个能够激发民族情感的地点作为最后的戏剧场景。多佛是英法之间最直接的联系港口，当有关李尔的遭遇和不列颠的国内局势被报告给法国王室后，多佛是法国军队登陆不列颠以解救李尔的首选路线。所以，作为一个戏剧地点，多佛随着剧情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成为最后一幕(第五幕)的唯一戏剧场景，除了已经去世的康沃尔外，剧中的重要人物皆相聚多佛。这里，莎士比亚没有安排法军取胜，而是不列颠军队打败了法国军队，同时，李尔和他的三个女儿以及作恶多端的埃德蒙在多佛死去。这似乎告诉观众和读者，以自我为中心的李尔等人不适合治理英格兰，他们的牺牲将为这个国度的新生带来希望。奥本尼率领的不列颠军队打败了法国军队，是因为他认为法国王室可以联合李尔及其大臣们从道义上向两个女儿及其夫君兴师问罪，但不得率领军队踏上不列颠领土，否则就是对不列颠的侵犯(Ⅴ.ⅰ.21-26)。在奥本尼眼里，保家卫国具有至上地位，国土问题无法用道德伦理范畴的是非曲直进行审问。就地理空间而言，不列颠在代表权力的宫廷空间里被分割，但在代表国土的自然空间中恢复了完整性。奥本尼的最后一句话是恳请肯特和埃德加与他一道治理国度，“培养这已经受伤的国本”(Ⅴ.ⅲ.319)。这表明奥本尼已经超越个人恩怨，凸显了国王的政治之体，是对李尔王视国土为私人财产之政治观念的纠正，显露出国土共有的思想端倪。与此同时，奥本尼具有基督徒的怜悯之心，他曾猛烈指责妻子对待李尔王的行径，认为那是下流的恶行，并断言：“要是上天不立刻降下一些明显的灾祸来惩罚这种万恶的行为，惩罚总是会来的，人类一定会自相吞食，像深海的海怪一样了。”(Ⅳ.ⅱ.39-51)这样，面对国家认同危机，奥本尼在多佛这个最易遭受外国军队入侵的不列颠海港，力图用国家至上论的思想和基督教的博爱情怀构建起不列颠认同感，恢复李尔王丧失了的国王政治之体。仅就此而言，与苏格兰具有同构性的奥本尼实际上就是詹姆斯国王本人，其行为无疑代表了詹姆斯国王的国家认同构想。

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前，景观被认为是自然而非社会产品，人们对景观的文化认知通常停留在自然环境层面，但自此以降，景观认知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文化转向”而发生了深刻变化，景观被重新审视，演化为一种与意识形态、权力、身份认同等上层建筑紧密相关的社会产品^[44]。美国学者米切尔说：“风景是涵义最丰富的媒介，它是类似于语言或者颜料的物质‘工具’，包含在某个文化意指和交流的传统中，是一套可以被调用和再造从而表达意义和价值的象征符号。”^[45]景观总是与图像或者地形有关，具有很强的视觉性，根据米切尔的景观媒介论和象征符号论，景观不是纯粹的沉默，而是具有意义表达和价值传递的功能，因此，可以说景观是一幅言说着的图画。美国学者达比指出，景观再现与政治有着内在关联，“深度地植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之中”^[46]9，在16、17世纪与土地有关的欧洲印刷品中，景观被喻为剧场^[46]29，展示着权力的在场或者缺场，“俨然成为了一座实有的或者抽象的宝库”^[46]15，蕴藏着植根于意识形态体系之中的纵横交错的观念^[46]38。英文单词theatre(剧场)源自希腊语theasthai，意为“观看”，其词根thea指观看行为，同时在文艺复兴时期又指与镜子相关的奇迹^[47]。也就是说，景观如剧场和镜子，从中可以观看到人间社会的种种奇观。如果与国家认同相结合，景观这个国家认同剧场不是一个沉寂、单调的剧场，而是充满奇迹的万花筒，场景不同即当时英国国内政治环境复杂以及个人政治立场各异，认同文化随之风姿绰约，仪态万方。同时，观看也是一种身体体验，观者置身于特定自然场景之中，身体经历将会产生与环境紧密相关的认知情感。瑞典学者奥尔维格指出，景观(landscape)、自然(nature)、民族(nation)三个词语的内涵意义皆与生育、生长、变化等含义，在语义层面上具有同宗和同根属性。“自然”源自拉丁词汇nascere，意为“出生”“产生”，指发展、生长或变化的宇宙原则。“民族”本意指一个族群内出生的人，但这个族群本身具有的文化特性会对所生活的环境(即自然)产生影响，打上文化烙印。日耳曼语系中的landscape由land和scape构成，语义复杂，其中scape可以做动词，意为“形塑”(shape)，含有培育、创造、生育、塑造等含义，与拉丁意义上的“自然”同义；land是指一个民族拥有的土地，例如England、Holland在构词上就包含land，语义便从土地演化为民族。因此，景观的含义之一便是从某片土地之中生育或形塑出来的民族^[48]。在莎士比亚戏剧中，虽然土地一词与国土、民族、国家、王国或国度诸词汇构成同义关系，但土地包含着归属、挂念、住所、福祉等特殊含义^[49]。就此而言，景观一词包含了更为深沉的认同情感。

在《李尔王》中，葛罗斯特被康沃尔残忍挖掉双眼后，怀着绝望的心情要去多佛结束生命，领他到多佛悬崖的埃德加通过欺骗手法使葛罗斯特相信，自己跳下悬崖(实为多佛的一块平地)而不死是神救了他。有评论家曾对眼瞎的葛罗斯特为何要承受那么多的痛楚去多佛了结生命感到迷惑不解^[50]，有学者认为葛罗斯特在多佛跳悬崖结束生命的笑剧将贯穿该剧的荒诞不经的主题推向了极致^[51]，堪与当代荒诞派戏剧比肩^[52]。当然，多佛场景与中世纪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学界的关注^[53]。总之，围绕葛罗斯特自杀主题展开的多佛悬崖戏剧场景显得“怪异、可笑、荒诞、悲剧，或者兼而有之”^[54]。如果从国家认同角度进行理解，那些荒诞可笑的成分显示了一种悲剧性。当葛罗斯特被埃德加领到目的地时，埃德加向他描述了多佛悬崖的景观：悬崖高度令人炫目，从上往下看，那飞翔的乌鸦、采海蓬子的劳苦人、海滩上的渔夫、海岸边的帆船显得非常渺小；虽然海浪凶猛地拍打海岸，站在悬崖上的人却听不见海涛声(Ⅳ.ⅵ.11-22)。这种描述彰显了自然的壮观和伟大。剧中还特别提到多佛的白垩岩崖(Ⅳ.ⅵ.57)，一个可激发民族认同感的地理景观。不列颠岛古称阿尔比恩(Albion)，意即白色的岛屿，多佛临海的白垩岩便是最为典型的民族地理标志，它将不列颠岛屿与大海之外的世界分割开来。这样，多佛发挥着提喻的修辞功能，代表了不列颠岛，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剧中的主要人物会聚集在多佛，而国家命运也将取决于多佛之战，因为多佛激发了国家认同情感。葛罗斯特即使眼瞎，也要让人领他去多佛结束生命，这与他一生为政治之体的国王服务相吻合；他“跳崖”而不死，象征了国家认同情感的永恒意义。在多佛这个可以代表不列颠岛的海岸，国家认同激发的勇气击败了所有的邪恶、阴谋、非理性。在此地，李尔恢复了王位，去世后王位传给了奥本尼，国家秩序得以重建，这与葛罗斯特“跳崖”死而后生的主题相吻合。

马维尔的短诗《百慕大群岛》呈现了伊甸园一般的美好景观，那里有“永恒的春季”，一年四季五彩斑斓，成群的鸟儿在天空飞翔，“他”给“我们”准备了甜橙、石榴、甜瓜、凤梨以及“价值昂贵的植物”等^[55]。根据上下文，诗中的“他”指基督教上帝，诗中的伊甸园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美好乐园。但这里的“我们”并不是土著居民，而是来到百慕大群岛的英国殖民者。伊甸园物产丰盛，除禽鸟之外，诗人主要列举了颇具经济价值的水果品种，还特别提到了奥尔木兹，即霍尔木兹，也即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同名小岛，靠近波斯湾入口，中世纪作为贸易据点而繁荣，16世纪葡萄牙人将此岛作为贸易市场，17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第11卷第2行叙述此地非常富有。因马维尔描写了极富视觉效应和感官享受的乐园景观，给人身临其境的感受。有评论家认为，当这些清教徒水手来到百慕大群岛后，他们并没有虔诚地赞美上帝，而是沉醉于感官享乐，关注创造物胜于造物主，因此该诗隐含着一个反讽主题，即堕落的人类不适合居住在乐园里^[56]。但是，如果从国家认同角度审视，则可发现纯粹的宗教解读偏离了历史语境，忽略了诗人的平衡诗学。《至尊法案》规定英国君王是教会的最高首领，这决定了英国国教的根本任务是为国家服务的，不能违逆国家的重大事务。自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起，英国就一直努力追赶西班牙、葡萄牙等欧陆强国，开辟海外殖民地是英国的短板和需要努力的重要领域。《百慕大群岛》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人称代词是“他”和“我们”(即水手)，后者构成了一个共同体概念，即海外殖民探险者，而这群探险者又与国家的利益是结为一体的，因此，他们历尽艰辛，漂洋过海来到百慕大群岛开拓殖民地，就是一种国家行为的缩影。百慕大位于北大西洋，群岛周围布满礁石，水下暗流汹涌，气候受热带气团影响而变化多端，百慕大三角地区夏秋季节更是常有飓风和海龙卷，给航海带来极大危险。西班牙人百慕达(Juan de Bermúdez)1505年抵达该岛，并以其姓命名为百慕大。后有葡萄牙人登陆该岛，但始终未发展成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殖民地。1609年英国弗吉利亚公司船队首领萨默斯(Sir George Somers)受命前往美洲的弗吉利亚殖民地执行公务，海上遭遇风暴而失事，生还者登上百慕大岛屿，发现此地适合居住，并非像长久以来人们所说的“适合魔鬼的荒野居所”，反而是物产丰富，气候宜人^[57]。英国人从此开始在该地永久殖民定居。这种死里逃生的航海经历足以让英国人坚信神选民族的信念，好像上帝施予恩典，专门为英国人准备了这么一个岛屿。马维尔笔下伊甸园般的异国景观，目的是吸引英国人到海外进行殖民探险，上帝会给他们丰厚的物质回报。读者不难认识到，该诗包含了“英国向新世界进行扩张的时代背景，当时英国人受宗教热情驱使，离开故土，历经艰难困苦以期能找到某个现实的伊甸园”，最后12行诗对殖民扩张进行了热情歌颂^[58]。另有学者将马维尔的百慕大群岛解读为基督教上帝为信徒献上的人间乐园^[59]。日本学者川崎俊彦认为，马维尔笔下的百慕大群岛虽是人间乐园，但却是通向新世界的一个驿站和给养地，诗歌隐含了17世纪新教英国的扩张主题^[57]。可以说，马维尔在宗教沉思、殖民扩张、物质享受之间达成了平衡。这样，伊甸园般的景观叙述显示了马维尔对国家的扩张行为的认同。

斯宾塞《仙后》第3卷第12章第42至80诗节描绘了一座阿克拉霞花园，诗人详细叙述了涉及视觉的凉亭、树丛、植物、鸟儿、喷泉等，以及与听觉和嗅觉相关的音乐、气味等。这里仅录数行景观描写。当该恩骑士和香客进入林园时，“举目环顾/一片广阔的平原，草地披覆/绿叶清枝，装饰得富丽堂皇”；对于这里的美景，叙述者不禁感叹，“若能与伊甸相比，也胜过伊甸乐园”，因为“这里是人间最优美的乐园，/它在该恩沉静的眼前展露，/各种悦目的景色，气象万千，/在这里，谁也不妒忌别人的幸福：/五彩缤纷的花枝，参天的大树，/林荫的幽谷，可供休息的山峦，/水晶般明澈的奔流，摇曳的草木”^[60]263-267。但该恩最后却把整座胜过伊甸园的花园给摧毁了，因为这种诉诸感官和肉体刺激的花园景观代表了罗马天主教文化，在英国新教看来是伪基督，真正的基督教是靠信仰生活而不拜物。新教重沉思冥想而轻视觉观看，阿克拉霞花园诉诸人的视觉享受，成为诱惑新教骑士步入歧途的危险景观。该恩将此美景夷为平地，虽然非常暴力而且破坏了自然生态，但反映了诗人的新教国家认同立场。

斯宾塞《牧人月历》同时呈现了视觉景观和文字景观两种叙事方式，从一月到十二月共12首牧歌，每首牧歌配有含有景观背景的木刻画，与该首牧歌主题形成呼应。例如，一月的木刻画面显示了冬天的萧瑟景象：光秃秃的树木，饥饿的羊群正寻找食物，但却没有任何牧草可食，即没有真正的信仰可皈依。右上角的牧人住处显得矮小，所占空间较小，左边围墙里的建筑极可能指伦敦或王室，看起来很宏大，所占空间较大，与牧人住处形成鲜明反差，暗示英国宗教改革更关心的是朝廷利益。与此呼应，一月牧歌呈现了一派萧瑟的景观叙事。说话者柯林·克劳特哀叹羊群关在圈里很久了，虚弱无力，一个晴朗的日子他放出羊群，领着它们找草吃，不禁哀叹道：“大地呀，冬天的愤怒使你荒凉，/……/你的新春开了花，接着又赶忙/用水仙把骄傲的夏日装饰一新。/如今出现了你冬天的风暴状况。”“秃树啊，你们遮阴的叶子已落光，/鸟雀曾在密叶间筑起了窠窝：/如今覆盖着苔藓和灰白的寒霜，/不再有你们的蓓蕾开放的花朵：/我看见你们的枝杈上泪流如注，/泪珠儿残留，结成了凄凉的冰柱。”^[60]7这里的景观叙述实则暗示了诗歌说话者的国家认同立场。曾经有过的春天和夏天指英国宗教改革带来的希望，但英国宗教改革并不彻底，政治环境险恶，人们的信仰并不坚定，如同冬日没有草吃而身体虚弱的羊群。显然，萧瑟而忧伤的景观具有讽喻功能。

莎士比亚的戏剧《理查二世》第三幕第四场的场景是约克公爵府花园，公爵府的园丁和仆人进行了一场有趣的对话。园丁把花园比喻为国家，叫仆人要好好修剪里面的植物，以便让它们有条不紊地生长，仆人回答道：

我们干吗要在花园的栅栏里维持什么法纪、秩序和平衡，创造什么国势稳定的模式？你看看，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拿大海做围墙的花园，哪儿不是杂草丛生，憋死了最美丽的花朵？果树没人修剪，篱笆东倒西歪，花坛不成样子，芬芳的花草长满了青虫。^[13]546

仆人把英格兰比喻为一座花园，但理查二世却是一个不称职的园丁，奸臣如杂草到处得势，忠臣如花朵却没有出头之日，整个国家如同这破败的花园。很显然，仆人巧妙地通过花园景观叙事，表达了对理查二世宫廷政治的不认同立场，花园成为表达国家认同情感的物质媒介和象征符号。

同样，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复乐园》也有丰富的地理景观叙事，传递出鲜明的国家认同立场。《失乐园》第一卷描述撒旦所在的地狱景观，便以黑色为主，这种黑色的地理景观实则表征了独裁统治的国家政治环境，国家没有安宁与和平，人民没有自由，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撒旦无疑是弥尔顿笔下鞭挞的独裁暴君，撒旦所到之处的地理景观要么晦暗不明，要么荒凉野蛮。《复乐园》则将独裁统治建立的帝国与征服、侵略行为联系起来，指出独裁帝国发动的征服行为“无非是抢劫，破坏，/杀人，放火，奴役爱好和平的国家”，“征服者铁蹄所到之处，/都是寸草不留，只有破瓦颓垣，/一切和平时期的繁荣都给毁坏了”^[61]。与此相反，《失乐园》第三卷呈现的天庭则呈现一派祥和明亮的地理景观，而且天庭的地理环境是一座花园，有光亮、清澈的河流，地上铺满黄金和鲜花，空中弥漫着欢快的音符。这种地理景观是弥尔顿向往的爱、自由、理性、法制、正义、智慧等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投射，反映了弥尔顿视英格兰为神圣共和国的国家认同观念。总之，通过地理景观叙事，弥尔顿传递了既憎恨查理一世的独裁政体，又对克伦威尔追求世俗帝国感到失望的国家认同观念。

作为一种心理情感活动，认同不可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其生成和存在需要物质化或具象性的依附对象，地理以其特有的空间属性、气候物产、风土人情等物质基础，可有效激发地理空间经历者的认同情感。学者们常从政治制度、文化源泉、价值观念、行为主体的国家认同构建、语言政策、教材设置、边疆治理、族群认同、历史、媒介等方面探讨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研究主题涵盖了国家认同这一概念的方方面面，包括内涵、不同认同之间的关系、影响因素、建构路径等”^[62]。遗憾的是，地理认知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内在关系却未能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人类认知世界是从所处的环境开始的，环境是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人类是从地理开始认知世界的。地理空间几乎涵纳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历史事件、文化传承、语言形态、风土人情等，都离不开地理这个物质载体。文学作品描写的事件、抒写的情感、呈现的景物等，皆与特定地点和空间相关。本文表明，早期现代英国文学有着丰富的地理叙事成分，但这种文学地理叙事已经突破了背景衬托的审美功能，担当起了主题表现的叙事功能作用。斯宾塞、莎士比亚等的作品显示，地理认知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上反映了国家认同的构建形态和过程。就宏观层面而言，海岛认知是将英国置于欧洲甚至全球化的宏大空间进行体认，从而建构国族认同。16世纪英国进行的宗教改革以及与法国进行的战争使得英国演变为完整意义上的岛国，英国文学对海岛的地理认知书写体现了英国人作为海洋民族的地理定位，海洋民族的自豪认同心理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表现题材，英格兰在与欧洲大陆进行地理空间的脱钩之后，以海洋民族身份积极参与海洋事务，这也解释了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中的空间扩张主题。中观层面的地理认知与国家认同则是指英格兰人的眼光不再总是眺望欧洲大陆，而是转向自己脚下的国土。地图绘制的发展使得英格兰人体认到个体与国运之间的关系，当时的戏剧作品出现大量的地图场景，与当时的地图绘制内容相呼应，呈现了领主土地认同与国家土地认同之间的纠结与较量。微观层面的地理认知与国家认同侧重于个体的地理空间经历，文学作品常以景观书写的方式呈现个体的地理空间经历。但是，个体空间体验的景观书写常常是以微见大、微亦足道。莎士比亚、斯宾塞、马维尔、弥尔顿等人笔下的景观书写总是将个体空间经历与家国情怀有机地融为一体，景观如同剧场，隐晦地展现着经由个体空间体验而传递出的国家认同的丰富内涵。

地理疆土及地理关系是国家概念的重要体现媒介。没有疆土，就无法产生国族认同意识，自然也就没有国家存在。地理是国家存在的载体，其关系如同皮肤和毛发之间的依赖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地理疆土，国家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地理叙事既包含文学作品中的地理审美叙事，也包括古代和近现代地理学的非审美叙事内容。可以说，地理叙事是对人类赖以生存之地进行的叙事，叙事对象既可以是纯自然景观，也可以是与地理相关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领域。早期现代时期，除数理地理学外，不存在前意识的纯粹地理叙事，任何的地理叙事都是与意识形态、种族或者文化身份、国家政治等议题进行协商的符号化表达。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中的地理叙事，以审美化的方式呈现了那个时代的地理认知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同构关系。任何国家观念和想象都是以特定时空体系为依托，没有超越时空体系的抽象国家观念；同时，每个作家因所属阶层、政治立场、个人经历等方面的差异，对时空体系的感受和认知是不尽相同的，结果是不同作家笔下的地理叙事千变万化，呈现出迥然相异的国家想象。对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中的地理认知与国家认同进行观察，可以为开启文学政治地理学这一新的学术增长极提供有益的启发。同时，也由此深刻地认识到“国家认同意识，对维护国家领土统一、实现社会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国家认同意识将极为有力地“推动中华民族形成包容性大、凝聚力强的命运共同体”^[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