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分类，民族身份也是多民族社会成员最凸显和重要的一种社会身份。民族作为在一定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基础、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等方面特征的人类文化共同体，各民族成员在长期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基于民族共同体的族群认同感，而这就是从个体认同向民族认同过渡的心理基础^[2]。在从“认同”到“民族认同”的研究扩展中，早期文化人类学家做出了突出贡献，民族认同的概念最早来自文化人类学家开展的认同研究。在文化人类学家对民族认同开展大量研究之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也从各自学科立场出发对此开展了大量研究。由于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现状，也使人们对民族认同这一概念的界定上存在诸多差异，对民族认同概念内涵的探讨，从哲学到心理学再到民族学研究仍难形成统一共识。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国内外关于民族认同的研究中发现存在的共性特点。

从国外相关研究来看，研究者更多关注种族认同问题，具体还可包括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早期的民族认同研究可追溯到1940年Clark等人开展的黑人儿童对白人玩偶的选择性偏好研究，在此之后针对不同族群个体的民族认同研究才开始增多，而且这些研究主要侧重对民族认同的概念和结构探究^[3]。如，在关于民族认同的理解上，Taifel和Turner认为民族认同构成了个体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认同关涉到个体对自己归属于某一社会群体(民族)身份的认知，以及个体对这一社会群体身份带给自己的价值感和归属感的认知^[4]98，即民族认同被看作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所属民族身份的认知和情感上的归属，它是个体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满足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比如降低不确定感和获得自尊等。

有研究者还对民族认同的内涵做了进一步扩展，认为民族认同还应包括个体对本民族归属感的情感联结、对本民族产生积极认知的内群体偏好，以及民族成员对关涉到本民族活动的积极行为卷入^[5]。Mccowan等人对此又做了进一步扩展，他们将民族认同区分为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并将其看作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持有的积极价值观念(认知)和积极态度倾向(情感)，同时认为群体认同由群体(民族)认知、群体(民族)态度、群体(民族)行为和群体(民族)归属感四个基本要素构成^[6]。近年来，国外研究者更多地从个体认同发展角度对民族认同的概念进行界定。例如，Butz等人认为民族认同是个体与他人认同为同一民族，并对基于这一民族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持有的亲近态度^[7]。综上可见，国外研究者对民族认同内涵和结构的探讨，基本上遵循了一致的解释路径，即从“种族认同”到“民族认同”，从“个体认同”到“群体认同”这样一个解释过程。

国内研究者关于民族认同概念和结构的探讨，大多基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广度，大致遵循了三条解释路径。第一条解释路径，将民族认同分为广义的国家认同和狭义的族群认同。如，庄锡昌认为广义的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对各民族共属主权国家的认同，而狭义的民族认同仅指个体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8]。滕星等人从民族认同的狭义视角出发，认为民族认同其实就是个体将自己与他人看作同属于一个民族，并从心理产生对这一民族的积极认知和积极情感^[9]。从以往研究可见，广义的民族认同即国家认同，狭义的民族认同即族群认同。第二条解释路径，按照个体对群体的态度，人们可将民族认同分为积极民族认同与消极民族认同。王亚鹏在研究中强调民族认同构成要素中最为关键的应是个体对群体形成的群体态度，并且群体认同可表现为积极的群体态度和消极的群体态度^[10]，其中积极的群体态度表现在民族认同中便是个体以身为某民族成员而感到自豪，并对本民族文化产生较高的优越感。积极民族认同不但能使本民族成员内部产生较强的凝聚力，同时也会使民族成员产生对外群体及其成员的排斥性，而且这种认同或排斥在优势民族中会表现得更加明显。相反，持有消极民族认同的民族成员通常会以消极的心态看待本民族具有的物质或精神文化，常以身为这一民族成员而感到羞耻。尽管研究者常按照积极或消极两种态度来界定民族认同，但对什么是民族认同这一问题上，多数研究者从积极视角界定。例如，王希恩把民族认同看作民族成员对其所属民族持有的积极认知和情感联结^[11]；郑晓云则认为民族认同是民族成员对所属民族产生的积极归属感，是对我属于这一民族的积极心理倾向^[12]。第三条解释路径，立足于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稳定的心理与行为特征的分类。例如，孙九霞从心理归属感和情感依附上，认为民族认同就是民族成员对自己归属于哪个群体的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情感依附^[13]。高永久持有类似的观点，强调民族成员对本民族形成的积极归属和积极感情依附是构成民族心理认同最稳定的心理与行为特征^[14]。在以往研究基础上，万明钢等人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提出民族认同的概念，将其看作个体在与民族成员互动交往中，基于对民族身份认知形成的对本民族文化、语言和历史等方面形成的认同感，以及对本民族的基本态度倾向和行为卷入^[15]。

综上所述，民族认同已经成为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的主题，民族认同问题自身的复杂性，不同学科研究者对民族认同问题的关注点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使研究者对其概念和结构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仍难以达成完全共识。不过，从以往研究对民族认同的表述来看，多数研究者均将民族认同看作是一个包含积极认知、积极态度、积极情感和积极行为的动态发展过程，并将其看作是个体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和行为规范的接纳与认同的体现。

在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社会认同理论为民族认同研究提供了最早的理论基础。Tajfel和Turner是社会认同理论的提出者，他们将社会认同分为社会比较、社会归类和社会认同三个过程^[4]。基于社会认同理论，个体往往会首先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所类属的群体(内群体)产生积极认同，将与自己相似的个体归为内群体成员并更易产生内群偏好；与此同时将与自己存在较大差异的个体归为外群体，并对外群体及成员产生消极的认知且更易产生外群体偏见。社会认同理论强调内群体的归属感，以及作为群体成员的积极态度和积极情感，并认为群体认同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人们进行自我归类，产生“内群体”和“外群体”意识，在认知上放大内群体的相似性知觉和群际差异性知觉，在情感上产生对内群体的偏爱以及对外群体的排斥。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国内民族心理研究发现，民族认同与民族刻板印象、偏见、交往态度等变量存在显著的相关，但是民族认同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既包括积极影响也包括消极影响^[16]。研究者发现，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汉族、聚居和散居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民族认同与对外群体态度上呈现零相关、负相关和正相关三种关系，这三种关系背后反映的民族间的接触交往程度以及文化适应状况，需要进一步具体分析^[17]。国外研究者大多将民族认同视为是社会认同的一个成分。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的假设，个体对本民族的认同感越强，对其他民族越容易产生消极的态度，即当群体成员感知到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越大、受到认同威胁和遭遇更多的社会偏见时，内群体的认同会显著增强，进而对群际交往和群际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甚至还会引起激烈的群际冲突^[18]。然而，随着多元文化论的兴起，民族认同的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研究者对基于民族认同理论的内外群效应提出了质疑。例如，薛婷等人认为，个体对内群体的认同与外群体的消极态度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证据支持，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的早期研究结果主要依托来自实验研究的支持，但在社会心理学中实验研究的生态效度偏低，以及难以将其推广到真实情景中和多元文化中的问题仍比较凸显^[19]。综上所述，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的民族认同研究，在形成一致性研究结果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矛盾性结果，这可能预示着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的民族认同研究应寻求其他更优的多元性的理论解释框架。

发展心理学视角的民族认同研究主要是基于认同发展理论。埃里克森将认同发展作为研究的重点，他认为认同形成于个体青少年时期，个体在不断探索和投入过程中形成认同，在以后的重要认同领域中，通过不断地探索和承诺来做出决策。因而，在埃里克森的民族认同发展理论中，形成稳定的社会认同是个体心理发展的最终目的，如果在某个发展阶段个体的认同发展出现阻碍，就会产生认同混乱或认同危机，并导致个体的“自我同一性”混乱。埃里克森基于文化历史发展观的角度，从个体的生理、心理与社会相互作用来理解认同，为民族认同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有研究者对这一认同发展理论进行了拓展，例如，Newman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认为个体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是随着时间发展而不断向前推移的过程，成熟的民族认同会对本民族持有更加开放和积极的民族态度^[20]。此外，持有民族认同发展观研究者还认为，民族认同是一个阶段性发展过程，各个阶段发展中会形成不同的任务，发展较好的民族认同并不具有排他性，而是对本民族和他民族均能形成积极接纳的态度。可见，基于发展心理学视角的民族认同发展理论，揭示了民族认同的形成及发展的动态过程，打开了研究民族认同的新视角，促进了民族认同研究相关领域的拓展。

Marcia在埃里克森理论基础上，借用了其理论中的探索和投入两个重要概念，进一步将埃里克森的理论操作化^[21]，发展形成了民族认同发展状态理论。探索主要指民族成员通过学习获得了关于本民族的文化观念、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等。投入主要是指民族成员能够明确认识到自己所归属的群体，并对群体产生积极认同。民族认同发展状态理论还将青少年的认同发展阶段划分为四种状态：一是认同混乱状态，用来表征那些在社会认同上既缺少探索也缺少投入的个体所处的状态；二是认同延缓状态，用来表征那些正处于探索中但却没有过多投入的个体所处的状态；三是认同早闭状态，用来表征那些从未经历同一性危机(探索)就盲目对某一目标进行投入的个体所处的状态；四是认同获得状态，用来表征那些经历了一段可能性选择的探索并表现出相对固定投入的个体所处的状态。根据该理论，个体的民族认同发展在不同阶段会经历上述四种状态，每一种状态表征了个体民族认同发展的程度或水平。这一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突破了民族认同形成的静态观，而是将民族认同的过程看作是基于探索与投入的动态发展观。

Phinney等人扩展了埃里克森早期提出的认同发展理论框架，提出了适用于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发展模型^[22]8。该民族认同发展模型最初包括弥散的民族认同阶段、民族意识觉醒阶段和民族认同的整合阶段，这一理论较好地陈述和解释了民族认同与民族偏见间的关系，为研究民族认同与民族偏见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Phinney等人基于三阶段民族认同发展模型，又提出了民族认同四阶段发展模型，主要包括民族认同的分散阶段、民族认同的排斥阶段、民族认同的延缓阶段和民族认同的成熟阶段^[23]。该理论认为民族认同的形成是一个发展过程，成熟的民族认同是个体通过不断的探索和投入，认同本民族具有的文化观念、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并对本民族及其成员产生积极认知、积极情感和积极行为的过程。此外，该理论还指出，具有成熟民族认同的个体认为多样性的文化是有价值的，他们能较好地感知到外群体对自我的评价，并更愿意同外群体接触，接受、理解外群体所属文化。可见，民族认同四阶段发展模型指出了民族关系对民族认同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了多样性对积极良好的民族认同发展的价值。然而，民族认同是一个跨文化色彩很浓的领域，民族认同四阶段发展模型在不同文化的适用性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此外，Corss在Thomas提出黑人群体民族认同发展阶段模型后，提出了一个基于非裔美国人的民族认同发展阶段模型，该理论将非裔美国人的民族认同从自我憎恨到自爱之间划分了接触身份、遭遇、沉没浮现、内化和责任内化等五个阶段^[24]，该理论还假设黑人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是按照线性方向发展的，从对最不健康的白人认同或主流文化认同发展到最健康的黑人认同，这五个阶段的划分试图从阶段性特点上揭示出健康黑人民族认同的发展方向。在Cross提出的非裔美国人民族认同五阶段发展模型影响下，Helms还提出了基于白人群体的民族认同发展模型和适合于其他有色人种的民族认同发展模型，按照认同变化的逻辑顺序，依次包括顺从、不一致、沉浮、内化和综合意识五阶段^[25]。Helms提出的民族认同五阶段发展模型，主要对有色人种的民族认同发展过程进行了揭示，即个体在应对环境变化及其带来的民族认同时会表现出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且这五个阶段各自从前一阶段发展而来，具有内在的逻辑连贯性。可见，民族认同五阶段发展模型较之以往理论的突破在于，试图描绘出不同种族人群对本民族和外民族的认同发展阶段性特点，并强调了认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

在多民族国家中，每个公民拥有多重身份，其中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最为重要，身份差异决定了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差异。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处理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从认同形成的心理特点来看，认同本身具有多重性，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统一存在于个人的社会意识之中，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关系^[26]。在理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表述中，有研究者认为处理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要在共同的经济利益、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有机的社会整合等方面进行国家认同建构，并通过特定的政策建构手段增强国家凝聚力，以此来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实践上的统一^[27]。也有研究者强调，我国国家认同建构的前提条件是应处理好各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二者之间的关系，要在尊重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认同的基础上不断增进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28]。还有研究者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维度出发，提出各民族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和谐关系建构是我国当前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基本向度^[29]。此外，也有实证研究聚焦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有研究发现，我国回族青少年和维吾尔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均呈现积极的正向相关，民族认同较高的个体同样也具有较高的国家认同^[30]。因而，从理论和实证上探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进一步厘清了二者关系的本质，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基础。

民族与文化的关系既重叠又具有各自的特点，不同民族具有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均具有文化属性，都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文化而独立存在。因而，民族认同的另一种表征形式便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在心理上可表现为个体对所属文化群体所产生的归属感，在行为上可表现为对文化群体所具有价值观念的内化、保持与发展^[31]。在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各民族成员均会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积极认同。而在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认同形成过程中，各民族成员对异文化的适应过程及结果则又为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提供了前提保障。文化适应最早由跨文化心理学创始人和著名跨文化心理学家Berry在双维跨文化适应模型中提出^[32]。Berry在双维跨文化适应模型中指出，文化适应过程就是那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社会成员通过相互接触，在心理上对异文化的认知发生变化，民族成员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大多会采取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等四种主要的文化适应策略^[33]。

在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文化适应关系的实证研究中，Richgels研究发现，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之间呈现积极的正相关^[34]。万明钢和王亚鹏还发现藏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包括了消极的民族认同、积极的民族认同和主流文化认同三方面，藏族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持有不同态度，从而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主要采取了整合、同化和分离策略^[35]。喇维新还发现绝大多数回族大学生认为保持回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指出回族文化存在不同程度的淡化趋势^[36]。此外，张雁军和马海林^[37]、乌小花和郝囡^[38]、宁盛卫和张庆林^[39]、汪新筱和张积家^[40]还开展了藏族、蒙古族、黎族、朝鲜族青少年民族认同与文化适应的关系研究。以往对民族认同与文化适应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为民族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促进了研究者对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文化适应关系本质的认识，这对促进民族认同具有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个体对内群体持有的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前提，而文化适应研究则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民族成员如何从文化认同过渡到民族认同这一复杂的心理过程。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成员进入主流社会文化中，必然要面对强势的主流文化冲击，以及由此带来心理上的文化适应。西方国家关于文化适应的理论虽然可以为我们解释文化适应、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提供必要的理论解释框架，但基于西方国家的文化适应理论能否适切地诠释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民族问题，能否为我国各民族实现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提供必要的现实解释力，需要对现有理论框架进行验证、修正和改良。

民族认同如何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万明钢等人研究指出，人们都有寻求积极社会认同和提高自尊水平的需要，那些对自己所属群体有积极评价的个体往往比对自己所属群体有消极评价的个体，有更高的自尊和心理健康水平，并且个体在形成认同观念时，民族认同对青少年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41]。喇维新的研究还发现，回族大学生的积极民族认同能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持有积极民族认同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持有消极民族认同的大学生^[36]；董雪梅研究也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水平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呈积极正相关，其中人际关系敏感与个体民族认同的关系尤为密切^[42]；高承海等人还以自尊和幸福感作为心理健康指标，分析了大学生民族认同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同样揭示了民族认同与心理健康各指标间的积极正向关系。此外，王沛、赵国军和喇维新^[44]、何朝峰和罗之勇^[45]、李纯丽^[46]、王勍和俞国良^[47]等研究者，在民族认同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中也均得到了民族认同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积极关系的结论。

国外研究者对民族认同与心理健康间的关系也给予了持续的关注。有研究指出，民族认同与个体的文化适应、心理健康均有重要关系，民族认同能够缓冲少数民族成员在主流社会中遭遇偏见和歧视时所带来的消极心理，从而能起到保护心理健康的作用^[48]。Drew等人在一项针对移民群体的研究中发现，适应不良的移民来到新的文化环境中常会表现出文化冲突或文化休克现象，而那些具有较高民族认同的移民，由于积极的民族认同能为他们提供来自内群体的社会支持，这使他们表现出较少的文化冲突和不安全感^[49]。Berry等人研究进一步表明，在文化适应过程中采取整合策略的个体心理健康和文化适应更好，如，他们具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自尊水平，能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心理与行为问题也较少；而在文化适应过程中采取边缘化策略的个体，他们心理健康各项指标的结果均表现较差^[50]。可见，个体在特定文化中民族认同的阶段或水平促进或抑制了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为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心理保障，这也使这一问题在民族关系研究中始终保持较高热度。

由于人格具有独特性和相对稳定性特点，研究者主要从个体层面上探讨民族认同与人格特质的关系。在民族认同与人格特质的关系研究中，民族认同与自尊、自我概念、成就动机、控制点等变量的关系研究相对集中，研究普遍揭示了民族认同与个体的自尊、自我概念、成就动机等变量呈现的积极关系^[51]。例如，Miville等人在研究中发现，个体具有的消极民族认同能够对个体的自我认同危机或自我认同混乱产生积极的预测作用，即个体对本民族持有的认同水平越低，个体在自我意识发展中更易出现自我同一性危机和形成不健全人格。研究也发现，如果个体能够通过内化的方式形成积极民族认同，那么积极民族认同则可以正向预测个体自我认同危机的解决和自我同一性的积极发展，并形成健全人格^[52]。张翔还探究了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核心自我评价间的关系，发现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个体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间均呈现积极相关，且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能够正向预测个体核心自我评价水平，即当个体持有积极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时，个体会形成更加积极的自我概念或自我评价^[53]。从以往研究来看，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国内关于民族认同与人格特征的研究较少。事实上，民族认同的形成与个体或群体的人格特质间必然存在某种线性关系，如，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可能更易形成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因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究各民族成员对本民族、外民族、国家等形成认同过程中，人格特质所扮演的角色对进一步扩展民族认同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也是维系民族认同的基础之一。语言认同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现象，主要由语言认知、语言情感和语言行为等因素组成，而民族语言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一个人的民族认同系统中存在着民族语言认同这一维度，民族认同最直接的表现方式可表现为民族语言认同。如，当一个人在异文化中听到有人说本民族语言时便会使个体在情感上产生依附，在行为上产生亲近，进而促进具有相同民族语言个体之间的交流。因而，研究具体民族文化中成员对不同语言的认同，能进一步揭示民族语言认同在个体形成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中的作用。例如，有研究以纳西族的摩梭语言认同为研究对象，发现纳西族成员存在三种不同的语言认同，即对本民族摩梭语的认同、对主流汉语的认同和对藏语的认同，但纳西族成员对三种语言认同存在差异，他们对摩梭语的认同是出于维系族群情感和保持族群认同的需要，他们对汉语的认同是出于社会发展的工具性需要，他们对藏语的认同是出于历史文化归附性的需要^[54]。

现有研究在探究民族认同与语言认同的关系中，更倾向于揭示民族语言认同在民族认同形成中如何发挥作用，以及民族语言认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中如何发挥作用。李秀华在《语言·文化·民族：民族语言认同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一文中指出，民族语言是民族成员相互联结的纽带，是民族精神存在的表征方式，同时民族语言也是构成民族最基本的成分之一，民族语言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标识，承载着这一个民族共有的民族共同体意识^[55]。因而，各民族的民族语言是促进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增进民族语言认同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陈睿和胡健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各民族成员在形成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需要依次建构个人、社会、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语言身份，其中，各民族成员具有的语言身份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文化联结中具有重要作用，民族语言认同也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56]。由此可见，民族语言认同是促进民族认同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各民族成员只有先对本民族语言产生认同，才能逐渐形成更深层次的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民族认同也促进了个体对本民族语言的认知和理解，并基于此形成特定的语言认知、语言情感和语言行为。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民族认同既包括各民族成员对本民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认同，同时也包括各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附属文化观念的认同。因而，民族认同研究是促进新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团结发展的心理基础。首先，本研究对民族认同概念和结构的流变与发展进行了梳理，发现民族认同的多学科交叉研究虽然丰富了民族认同的内涵和结构，但却难以形成各学科都接受的概念体系，基于多学科对民族认同的阐释，我们认为民族认同的本质应是各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价值体系持有的积极认知、积极态度、积极情感和积极行为态度的动态发展过程。其次，本研究对民族认同理论的嬗变发展进行了梳理，发现当代民族认同理论的嬗变发展多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同时受埃里克森民族认同发展理论的影响，民族认同理论不断发展并形成了诸多阶段理论模型，这些理论模型对民族认同的形成机制及社会应用提供了较全面的阐释，然而基于西方文化框架下的民族认同理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适用性仍值得商榷。最后，本研究对民族认同研究内容的拓展进行了梳理，对以往研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文化适应、心理健康、人格发展和语言认同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在宏观上来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密切相关，民族认同的积极发展是构建中华民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有力保障；在微观上来看，民族认同与个体的文化适应、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均存在密切关系，积极的民族认同是实现个体身心健康发展重要条件。总而言之，在“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民族认同问题研究在国家战略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研究对民族认同的概念结构、理论与内容的嬗变发展进行的梳理，对促进多学科视角下的民族认同研究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