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坚决摒弃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断推进发展理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绿色创新，开辟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建设新局面。然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1]，资源环境压力居高不下，经济总量增长与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尚未彻底脱钩，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还存在职能分散、职能交叉、职责不清等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有多方面原因，从文明形态说，主要是由资本主宰的西方现代化带来的结果；从认识论说，与形而上学式机械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缺乏系统思维、忽略生态环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有很大关联。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2]必须秉持整体系统的观念、思维与方法，“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3]，“从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入手，注重点面结合、标本兼治，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1]。

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生态环境的地位更加凸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现代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起着重要的基础和保障作用。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近年来学界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尤其是贯穿其中的整体系统思想展开了广泛研究。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及生态现代化的相关性研究。一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观念与思维的研究。孟东方等提出，历史依据论、理论依据论、实践依据论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工程的依据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整体系统^[4]。张静指出，“进入新时代，在生态治理理论和实践持续优化创新的探索进程中，构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特色生态治理制度，并借重一系列制度化过程实现向治理效能的转换”^[5]。二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对生态现代化的研究。耿步健认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底色，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价值目标和核心理念”^[6]。三是在与西方现代化的比较中对中国式现代化及生态文明的研究。肖克等认为，西方现代化道路不能解决生态层面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危机^[7]。金民卿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缺点，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8]。王玉婷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突破了以西方文明为唯一现代文明的单一性思维”，生态文明建设被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性位置，有效避免了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西方式现代化的失误^[9]。吴世韶等认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共赢，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的优势^[10]。

第二，对系统思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地位的研究。黄承梁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走向生态整体性思维，发展系统性、综合性、非线性、混沌性和开放性系统”，实现思维方式从机械思维向整体性思维的重要转向^[11]。叶阁泽等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运用系统观念聚焦生态文明建设，既从整体着眼又从部分发力，助力整体功效的优化提升^[12]。樊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系统方式治理生态环境进入了全面提升期，“山水林田湖草沙”统筹治理的理念实现了建党百年来系统治理思想的理论升华^[13]。

第三，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观理论渊源的研究。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唯物辩证法角度重点论述。王雨辰等认为，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思想为基础，提出了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构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四个向度^[14]。二是从中华优秀生态文化角度进行研究。刁生虎认为，习近平关于“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的理念，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因地制宜、“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用养结合等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15]。

第四，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观基本内容的研究。一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构架研究。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提出构建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目标责任、生态文明制度、生态安全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五大体系”^[16]14-15。肖雷波等认为，“这些体系构成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灵魂、经济基础、内驱动力、保障制度以及生态底线”，构建和夯实生态文明建设这一系统大工程必须以合力的方式整合与优化这五大体系^[17]。二是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治理重大案例研究。以黄河治理为例，姜迎春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坚持系统性，“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18]。严军等认为，对长江流域城市生态进行科学合理规划，已成为现今生态研究的前沿与热点^[19]。三是国际国内生态系统合作研究。李丽红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注重交流互鉴、平等多元、合作共赢，为化解全球环境难题提供了新思路^[20]。李全喜提出，要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话语传播和国际话语权的建构问题保持高度关注^[21]。

综上，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恢宏视域，学界在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观的研究中，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共识，尤其是在对一些重大生态环境案例的研究上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一是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系统的观念、思维与方法进行专门、集中的系统性阐释研究明显不足，目前学界主要是在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总体研究视域下对其整体系统思想的一般性解读与阐释。二是专门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关涉的整体系统思想的研究，总体上缺乏整体性与统一性，主要是就整体系统思想所涉及的某些方面的单一研究，学理性、系统性与深刻性不足。三是从方法论层面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观的全面分析与深入阐释的研究成果还比较缺乏，研究的针对性和重心有待加强。

顺应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双向互动，本文不拟对近年来学界的上述主题进行全面研究，而是针对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视域，寻找理论研究的“增长点”，就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观的确立、核心要义与方法论创新作出尝试性拓展、深化与掘进，以推进与实现整体系统观的丰富、创新与发展。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深入探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观的生成逻辑，重点把握其产生的实践语境、思想源起，以回答习近平“为什么”提出、形成和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观的问题；二是探赜与澄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观的核心要义，以回答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观的内核“是什么”的问题；三是探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观的方法论创新，回答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观通过“怎么办”的路径推进与实现已有整体系统思想创新的问题。

不同于形而上学式的主客二分思维，也不同于生态中心主义以自然宰制人的抽象统一，承续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人与自然的系统辩证思想，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视域，在对西方现代化道路引致的人与自然对立及生态危机的深层思考中，习近平提出逻辑缜密、切中肯綮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系统观，回答了“为什么”提出、形成和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观的前提性问题。

在西方传统思维中，以主客二分为表征的二元对立思维占据主导地位，比如柏拉图“事物世界”和“理念世界”、中世纪哲学“上帝”与“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之“主体自我”与“客体世界”、康德“人是目的”之“人”与“物”等观念与主张，都表现出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崭新时代，带来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人们看待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向，从农业文明时代人对自然顶礼膜拜的二元对立转向近代以来自然被人征服与控制的二元对立，人类中心主义以昂扬姿态拉开大幕，登上历史舞台中央。虽然西方工业文明与现代化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提升了在与自然对话中人的话语权，从整体上提高了人类物质生产生活水平，但这却是以极大耗费自然资源、牺牲环境为惨痛代价的。近代以来，气候变化、资源危机、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自然“报复”人类的灾变性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加严峻与突出，使地球不堪重负，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人类头上。习近平指出：“工业化进程中，曾发生过大量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事件，酿成惨痛教训。”^[22]1320世纪30到60年代，震惊世界的西方国家“八大公害事件”给深陷迷途的人们当头棒喝，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的忧患意识对西方现代化引发的环境问题进行思考，重新评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文明的边界。

西方现代化引发的环境问题催生了当代西方环境哲学，主要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modern anthropocentrism)、动物解放/权利论(animal liberation/rights theory)、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sm)和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这四大理论学派”^[23]，其中又以后三者为主构成了非人类中心主义，主要代表有辛格的动物解放论、雷根的动物权利论、史怀泽等人的生物平等主义和罗尔斯顿、利奥波德等人的生态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寻求解决西方社会面临的生态困局中崭露头角，但其将荒野自然凌驾于人类之上，大有恢复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之意^[2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倡用科学的“弱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整合与超越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形而上学的抽象对立，主张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放置于整体生态系统的中心位置，同时也认可在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内部其他存在物的类似要求拥有合理性。但遗憾的是，这种主张仍然未从形而上学的二元论中超拔出来，对自然与社会的理解仍然陷入二者分离的抽象模式中，同时其“乌托邦精神”色彩浓厚，脱离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实际与需要。因而，西方生态思想难以从西方资本主义框架固化的二元对立窠臼中跳出来，除了“震撼”世界的表面呼吁，西方世界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难以发挥切实作用，反而是对地球带来的破坏却在不断增加^[24]。2023年8月，日本强排核污染水入海，计划向海洋排放30年，这是向全球转嫁核污染风险、无视国际公共利益的极端自私行为。总体上说，西方现代化实践及其破解生态困局的理论方案缺乏生态治理的整体布局和谋划，在克服人与自然对立的生态困境中“极有可能沦为一种花式的话术操作，而对现实环境问题却力有不逮”^[25]。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自然界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的，是各种自然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有着内在规律的系统整体，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系统关联的内在密码，即以实践为介导的人的不断自然化和自然的不断人化。一方面，为了达及人的需要和目的，借由实践的上传下达，人们使自然发生结构和功能上的变化，以符合人的目的，以自然为基础造就出自然本身没有的对象性存在即人化自然，在这样一种人化了的自然中，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彰显和确证。另一方面，在有目的有意识的能动的实践活动中，自然从单纯的客观对象性存在向人而生发生转化，自然转化为人类本质力量或人类生命结构的因素，也即是说自然成了人的一部分，人也受到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的影响和制约，即自然的人化。

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之间本真性系统关联的科学揭示，有着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相通的因子。中华文明中蕴含着诸多表征古代先贤生态智慧和有机自然观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深邃哲理；还有诸多“顺时”“以时”“不违时”的睿智思想，倡导取之有时、用之有度，主张天地人、文明与自然环境的系统关联、融通与协调；在灿烂丰富的中华文明中还有“桑基鱼塘”等有机农业模式。在中国古代，孟子提出了著名的“牛山之忧”，先秦时期齐国临淄郊外的牛山，原本林木郁郁葱葱，由于处于国都临淄郊外，地理位置比较便利，方便了人们在牛山上任意砍伐树木、放养牲畜，结果秀美的牛山成了毫无生气的山丘^[26]。可见中国古代先贤对“牛山”自然系统各部分及要素内在整体性的清醒认识，但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还是有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种系统性联系，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后果。

面对西方现代化引致的人与自然对立与生态困境，亟须崭新的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形态创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其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中国式现代化既有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具有贴近中国实际、彰显中国特色的基本特质。“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生态文明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整体建构下的子系统和生成延续的基本条件，充分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突出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意义”^[27]，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表述之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铸就和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质^[28]。邬晓燕看到，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在全球生态危机中暴露无遗，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昭示了现代文明变革的主导范式^[29]。李建森等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所证成的合理性，实质上不过是资本逻辑的生态隐性呈现及非正义剥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摒弃了西方现代化道路中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是以对西方“资本丛林”规则的拒斥为出场逻辑的^[30]。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高度一致的耦合同构性。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内蕴着整体系统思维与方法的综合性范畴，这决定了以单一措施解决环境问题是难以奏效的。对西方现代化引致的生态困境的破解，内在地要求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以崭新的整体系统的理论创新成果，超越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以二元对立方式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机械性思维，作出积极的理论回应与实践回答。承接和创新人与自然系统关联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富源，超越西方现代化狭隘分割的人与自然对立的视界，成为当今以整体系统的思维与方法构筑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及生态建设实践的内在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只有坚持“两个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2]。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守正与创新的统一，以守正为基础、前提，以创新为目的、路径，秉持生态领域的“两个结合”，不断推进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形成和确立了系统完善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系统观。

需要注意的是，就主张人与自然是一个共同体、一个整体来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西方生态中心主义从表面看在自然观上似乎有一致性，但二者所秉持的整体系统思想存在根本差异，有着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基础。生态中心主义是从自然主义角度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自然机制理解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整体性，这种整体论是自然主义的整体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恢宏语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的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论的整体论^[31]。基于实践唯物主义，汲取中华优秀生态智慧，这样的整体系统观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机械割裂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主张人类能动的生产生活都是在同自然的辩证对话中进行的，“人与自然”在此整体系统观的视域下是作为以实践为中介的双向的整体性关系，从根本上摆脱了西方生态思想众多流派各执一端的两极对立思维方式。

“以系统观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从人类文明高度来说，就是一种文明形态的系统构建。”^[32]基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与理论的科学考察与精准把握，承接和创新各种优秀的生态思想资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念、坚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治理的系统层级观、坚持共同体构架的内外合作之治，内在地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观的核心要义，是对其整体系统观内核“是什么”的精要和深刻的回答。

山水林田湖草沙构成一个完整的生生不息的自然生态系统。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崭新观点。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重大问题，“草”这一系统被增加进来。我国草原分布广、类型多，主要包括草山草坡草原草甸，随着我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草”纳入“生命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的外延更为宏大完整，内涵也更为深刻。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33]2572021年4月，习近平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强调必须依循生态系统自身的规律，统筹考虑生态系统各要素，“增强生态系统循环能力、维护生态平衡”^[16]275。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特别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有学者指出，这个“沙”字是“沙”又不单单是“沙”，这个“沙”是除开“山水林田湖草”之后，荒漠、湿地、冰川、海洋等生态系统内在构成的代表，从而实现了对“生命共同体”认知的拓新^[34]。

从生态学层面看，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生态系统的主要“细胞”有大气、水文、地形地貌、动植物、微生物、土壤、岩石等。这些细胞和要素不是杂乱无章机械性地汇集于一体的，而是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与互换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耦合而成的有着稳定性、规律性的自然系统。“生命共同体”言说了生态系统具有内在活力与生命特性的客观世界的整体性、系统性特征，以山水林田湖草沙(包括冰)隐喻生态系统内在的具有差异性的功能单元，各个功能单位有着自身特有的位置——生态位，相互协调构架其系统的生命共同体。比如，永久冻土层的存在对于二氧化碳的分解起着积极的作用；湿地有地球之肾的美誉，具有改善环境、降低温室效应等功能；素有地球之肺佳誉的森林，在制氧、除尘、调节气候、削减噪音、过滤污水和维系生态平衡中起着重要作用^[35]。

《管子》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水者，地之血气”^[36]297，“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36]300。“水”不仅是一条条清澈秀丽的河流，更是自然万物之本源和命脉所在。“地”代表自然陆地系统，“水”代表自然水生系统，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万物之本原”。水地(山川河流)与早期人类具有天然的亲近感，人们在对山川河流的依赖与形影不离中，生态情怀也一并成长，从而感知到自然这个大系统的有机性、整体性。就此，在笔者看来，立足整体系统观的视角考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重要范畴“绿水青山”，是一个广义上的泛指，不能简单理解为青山、草原、河流、湿地，其意义已超出具体所指范围，是具有极大概括性和外延的哲学范畴，代表的是自然这个有机的系统整体的和谐、平衡与美丽，是生态系统中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真善美的统一。

山水林田湖草沙还是一个脆弱的生命体系，需要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去用心呵护。山、水、林、田、湖、草、沙都是生命系统内在的要素与肌体，有着自身不可或缺的生命力，同时这种生命力又有其脆弱性。人作为受动性与能动性于一体的自然存在物，有着看护这一生命体系、保持其内在平衡的责任。生态系统内在的辩证特性及其脆弱性，内在地要求在环境治理、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自然生态的系统性，对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物种之间的整体性与关联性要有充分的认知和重视，统筹推进加以解决。习近平多次强调，我们要像保护眼睛和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应该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等”^[22]56。要充分认识和尊重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有序和客观规律，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不要因小失大、顾此失彼，要算大账和综合账，如果忽略甚至无视这种整体系统性，就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系统性、长期性破坏”^[33]257，系统整体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就会遭受严重阻碍。为此，必须坚持辩证的系统思维，摒弃孤立静止的方式方法，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与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大目标，把维护生态系统安全提升为重大的基本国策。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37]，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要求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治理的新路，从宏观战略视域，统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个方面，整体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综合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治理。

系统与现代系统科学有着内在关联，从逻辑层面看，系统科学的起点是系统，系统科学作为科学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现代系统科学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动态性等特质，强调紧紧围绕总目标，对不同发展方案进行比较、鉴别、优化，筛选出最佳方案。

从目标层面来说，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要设定与达及的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目标的综合系统体系，其中至少应包括环境治理与生态建设领域的系统目标、党政政绩考核的系统目标与整个社会层面的综合效益(也即生态效益与经济社会发展效益融合一体的综合效益)的系统目标。综合效益目标的最大化，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统一，实现二者的正向耦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系统观就如何实现这种目标指明了方向。一方面，我们需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的生态化，以最小环境成本(比如资源利用的最优化)换来最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在保持生态平衡中，合理利用生态环境禀赋，推进生态的产业化，比如通过乡村的生态振兴、发展生态旅游等方式，有效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

坚持生态优先就是坚持对自然先在性、客观性的尊重，做好环境修复工作。习近平指出：“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38]452我们坚持环境治理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大目标的协调，生态文明建设又是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高度一致与契合的。就环境治理的目标而言同样不是单一的，而是多个层面的多重目标的统一。一是环境治理特定目标的实现。比如，为了改善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实施了三北防护林工程；又如，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主要针对和达及的目标是保护我国的天然林资源，实现可再生的天然林休养生息、自然恢复。二是重大环境治理工程，尤其是国家层面跨区域治理工程往往内蕴着多重目标。比如，实施长江防护林建设工程，主要是为了提高森林覆盖率、防风固土、增加蓄水量、减轻自然灾害、增加生物多样性、调节气候等，打造生态美好的山清水秀的长江流域，为长江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奠定生态之基。三是打好组合拳，通过不同层次的立体的具有差异性的治理工程，共同指向和实现同一目标。近年来，我国实施了诸如三北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国家公园建设工程等环境保护重大工程，这些工程的实施无疑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修护目标的落实与实现。

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涵盖范围十分广阔，有多种分类方法，其中基于自然资源资产层面对自然资源分类研究就是一个重要维度。谷树忠认为可以有多种方法对自然资源资产的类别进行分类。比如，依据实物性质这一分类方法，自然资源资产主要涵盖了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生态资源和综合性资源等自然资源资产；按主体性质，自然资源资产可以分为公有、私有、共有以及无主的类别；战略性资源资产和非战略性资源资产则表征了自然资源资产的不同地位与作用^[39]。基于“决策树理论”模型，还有学者建立了包括再生性、稳定性、流动性、稀缺性、空间性、综合性、生态性、经济性和公共性等自然资源分类指标体系^[40]。

由于一些地方受到GDP至上增长观的消极影响，存在上马高能耗、高排放项目的冲动^[16]283。科学设计与严格执行生态责任追究制度，对于推进各级党委、政府和各个部门推动生态治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着力发挥政府主动作为，构建完整的社会主义生态环境制度，规范自然资源的开采、分配、交换与消费，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41]366。就如何基于整体视域管理好自然资源资产，习近平发表了大量论述，着重强调了两方面的策略，一方面是加强对干部的离任审计，另一方面是探索与深化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与执行。前者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完善的生态责任追踪系统构架，后者的主要目的是把国家、地区自然资源资产的底数摸清楚，并为建立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提供基本依据与数据支持。

针对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立健全问题，习近平指出：“要完善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健全形式多样、绩效导向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42]尤其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和“牛鼻子”，改变单纯以GDP为中心的政绩导向，把生态环境考核作为内生要素纳入领导干部考核和各个地区、行业的发展评价之中。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大视角，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系统观既内蕴着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又内蕴着人类之事与自然之事、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一致性。这一系统观念在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生态振兴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一重大、明确的指示是习近平对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的殷殷嘱托和根本要求。从生态文明建设空间系统角度，基于作为流域经济的长江经济带特点，习近平强调，长江经济带“涉及水、路、港、岸、产、城等多个方面，要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38]411。从生态空间布局来说，生态文明建设从宏观角度可以上升到整个流域甚至跨流域、跨省份经济带乃至全国范围，需要不同省份和区域的协作和配合。以长江流域为例，就有上游的重庆、四川，中游的湖北、湖南，下游的江浙沪等地区。上中下游各流域的环境保护职责有差别，保护长江需要全流域各地区的协调与团结，从整体出发，坚持全国一盘棋来建章立制。

又如，乡村生态振兴是生态空间协调布局的缩影。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的县域、乡域与乡村振兴是实现城乡生态平衡的重要抓手，通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建设，实现城乡环境的均衡发展。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这学界所称的“三生空间”是一体的。习近平高度重视提升包括乡村环境品质在内的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针对乡村建设，要求“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41]40，以促进城乡生态环境均衡发展，凸显生态建设领域的城乡正义。与此同时，习近平特别提醒在农村开展生态治理工作要与城市的做法区别开来，不可千篇一律、照搬照抄，“注意乡土味道，体现农村特点，保留乡村风貌”^[22]50。他还提醒，新农村建设不是要弄丢乡情美景，而是要与现代生活相融，“要慎砍树、禁挖山、不填湖、少拆房”^[22]51。

生态环境问题与全人类福祉和未来发展紧密关联，“生态文明意识在全球的形成，确实已经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此问题对全人类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43]。但全球的现实状况却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如脱缰的野马被西方现代文明爆炸性释放，狂奔在角逐利润的不归路上。生态环境问题具有“蝴蝶效应”，作为全球一员谁也不能独善其身。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将建设美丽中国与建设美丽世界协同考虑、整体谋划，形成了一个综合的包括内部和外部的合作系统。这种综合的合作系统其本质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一步昭示。

“人类命运共同体”承接和赓续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吸收、重塑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对“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具体化与延展，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恢宏构想，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流、生态建设五个方面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了恢宏擘画^[44]523-525，实现了从“生命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跃升。“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文明理念，也是一种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创造。”^[45]徐朝旭等认为，“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三种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架构起了习近平的共同体理念体系；构建三个命运共同体，坚持种际层面共生、国际层面的共赢、国内层面各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共享，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化解环境困境等问题的客观要求^[46]。李宏伟等注意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蕴着“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47]。王雨辰等进一步指出，“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四个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14]。

“环球同此凉热”^[48]，基于整体系统的视域，针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功利主义态度，习近平强调：“多占点便宜、少承担点责任，最终将是损人不利己。”^[44]529秉持共同体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为人民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形成了“两个谋”的理念。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演讲中，习近平提出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49]。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2]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两个谋”经过“三个谋”推进到“四个谋”的恢宏理念，立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美丽中国建设的实践语境，摒弃国际舞台上西方世界愈发凸显的单边的生态治理“逆全球化”，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与引领全球环境治理，就是“四个谋”理念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系统全面的战略铺展。对此，美国生态经济学家柯布教授称赞：“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她仍展现出向生态文明转变的领导者姿态。”^[50]

承接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辩证法整体系统思想，吸取现代生态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整体系统观推进了生态系统保护治理范畴的创造性拓展，精彩而独到地展示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征程中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回答了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推进与实现整体系统观在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治理中创新的方法论问题。

第一，基于对人类文明史与人自身发展历史的内在统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的宏大课题。一方面，从人类文明与生态环境强相关的高度，习近平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一经典命题。华夏文明的主要发源地，无论是黄河文明、长江文明或是北方草原文明，均与自然环境存在密切正相关性；从中国历史长河来看，北宋末年由于生态环境变迁，中国经济中心由西北向江南转移，表明地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至民族兴亡都和自然生态有着复杂关联。另一方面，立足人类自身发展漫长历史的纵向视野，习近平敏锐把握到生态环境与人自身发展的密切关联性。习近平提出并一再强调“环境就是民生”的科学判断，再三指出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等鲜明主张。基于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的系统、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缘由作出了言简意赅的科学回答。

第二，全面系统认知和把握人与自然之间的真实图景，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根本性质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从“天人混沌、崇尚自然”的狩猎文明，中经“天人合一、利用自然”的农业文明和“天人相悖、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人类文明发展到“天人和谐、善待自然”的生态文明。习近平用“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中华文明经典话语，形象表达生态文明建设的真谛，强调呵护与关爱自然，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意识，一再提醒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基于历时性考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巨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又看到发展的片面性引致的影响甚至阻碍社会整体进步和民生幸福的生态环境问题。秉持融通时空性的整体系统思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承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自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地位的认识，又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寻找生态文明建设的营养成分，在传统与当代、经典与现实的跨时空融汇中，推进对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科学回答。

第三，用系统思维整体运筹、把控各种辩证关系，系统、完整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怎样落地生根的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秉持整体系统思维，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治理观，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法治观，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的协同治理与共建生态文明，坚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全球观。通过这些重大部署与举措，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回答不是零碎、单一的，而是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怎样”落地生根作出的系统完整、高屋建瓴的科学回答，为“怎样建设生态文明”指引了正确的方向。

本文上述主要基于宏观层面对生态文明建设重大问题进行总领式考察，回答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与建设实践中的重大方法论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保工作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原因在于，秉持系统观念，坚持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处理好“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坚持重点攻坚，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工作提升”，同时“强化目标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不断增强各项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51]。我们科学合理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开展环境的综合治理与施策，加强各职能部门统筹与协同，改变孤立、掣肘的九龙治水模式。这既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宝贵经验，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观方法论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已有整体系统方法的继承、弘扬与创新，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以系统工程方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路径。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野下，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既是一种理念，更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方法；既是对生态学的创新和发展，也是对系统论的方法论创新与掘进。依据生态系统内蕴的系统性、整体性特征，我们坚持以系统工程的方式方法治理环境，“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52]。党的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上一再提到坚持系统观念和方式方法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并从多个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重大的战略擘画与部署。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的方法论视域下，自然界这个大系统，大到宏观层面的大气、岩石、地形地貌、水、生物群落等，小到生物个体及其置身之上的具体的周围环境，总是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统一整体，这样的整体即是生态系统。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类社会要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这些内在要素的平衡和生态系统的稳定。若是山被破坏、林被砍光，山也就成了光秃之地而难以涵养水资源，必然水土流失、泥沙俱下、沟壑纵横。立足全局和整体，习近平多次强调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高效统筹各项措施，秉持系统工程的方法论寻求环境治理的科学、有效的方法。对此，周向军看到，“基于系统观念视域，生态文明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同我们在现实治理场域中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不是局部症，而是整合症，病源因素涉域宽泛且复杂，表现形式包罗万象且深刻”^[53]。对山水林田湖草沙以系统方式进行综合治理，是环境治理方法的升华与拓展，这一生态系统的综合治理、综合施策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观环境治理的特色，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到更高阶段。基于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治理以“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方式与路径全面系统的具体展开，就成为本文接下来要讨论的聚焦点。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秉持整体系统的方法论，坚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整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治理，强调以系统性思维、系统性方法对复杂、动态、有机的客观事物与现象(尤其是现实中复杂交织的重大问题)进行方法论层面的勘查、探究与分析，从整体系统层面打破机械思维导致的理论困境与实践困局，开创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可持续的有效路径。

第一，开创了全方位开展自然生态系统的治理与建设。自然界是以系统方式存在的，自然系统中每一种事物都与其他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山水林田湖草沙作为一个真实客观存在的生命共同体是不可分割的，人们对自然系统的治理与修复也必须秉持整体保护、整体治理的思想，坚持管理的统一性。跳出局限于“种草种树”、就环境问题而环境问题的“末端治理”模式，习近平的整体系统观既以系统思维、系统方法打赢生态环境污染防治的总体攻坚战，又以系统思维、系统方法做好生态安全与其他安全的统筹谋划，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生态安全，加强自然系统的资源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的统筹，坚持综合治理、综合施策，对自然实施整体修复与保护。比如，新时代十年累计完成“防沙治沙2.78亿亩、种草改良6亿亩，在世界上率先实现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54]。对此，以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例，习近平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安全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以一域之稳为全局之安作出贡献。”^[55]

第二，开创了全方位开展生态文明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的构建。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提出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构建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目标责任、生态文明制度、生态安全“五大体系”，以建立健全生态价值观念、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要着力点，构筑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体系的整体框架与系统布局^[16]14-15。比如，就生态文化建设来说，习近平强调：“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靠物质，也要靠精神。”^[56]对此，乐先莲认为，若是“公众对生态环境缺乏美的欣赏和深层依恋情感”，对恶化的生态环境置若罔闻，又“遑论自觉承担欣赏、保护和营造美丽生态环境的责任”^[57]。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再次指出：“要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培育生态文化，让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成风化俗。”^[51]秉持系统思维，通过文化建设助力，培塑全民自觉的生态文化与生态意识，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第三，开创了全方位开展人类文明的整体化建设。社会是一个有机系统，既有人与自然的关联，又有人与社会的关联，这两种关联构成社会大系统的重要内容。人类文明是不断演进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文明各个部分的重要性是有差异的。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大“文明要素”既发挥各自的作用，又相辅相成共同构架起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系统整体。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标识，在保持整个文明系统的持续性发展方面愈发昭示出重要价值。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美好愿景和生命共同体的建构蓝图日益成为现实，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铺设了良好的生态文明基础^[5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既是对现代文明系统构成理论的准确认识，又是对其的深化、具体化与实践展开，这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主要特质和基本内容的科学表达。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张大力推动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既“激发起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又“保持常态化外部压力”^[1]，以生态环境制度与法治的创新性路径与方式不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系统观从方法论层面又内蕴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大尺度，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不可持续的问题，补齐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治理的短板。

国土是我国一切生产生活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在这一空间载体内主要有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三生空间”。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自然空间下进行的，这构成生产空间；生命活动也是在一定的自然空间进行的，这构成生活空间；自然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具有生态涵养等重要功能，这样一个空间即是生态空间。这三个空间系统是结构与功能的统一，生态空间是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的前提与基础，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是生态空间的拓展与衍生。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时期，生态空间的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生态空间是有限度的，它决定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的区域。生态空间的阈值被打破，就会引致环境问题，带来生态风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遵循这种空间的范围及其规则，同时发挥人的主动创造性，在生态空间的合理范围内，统筹环境保护与治理，不断扩大“三生空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以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优美、生态的空间载体。

第一，开创了全地域开展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内视角。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全国“一盘棋”的系统方法，把绿色、协调和共享的理念融入城乡、区域、江河流域的发展之中。一是坚持城乡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坚持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统筹乡村振兴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城市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生态城市建设离不开美丽乡村建设，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确保生态城市与美丽乡村相辅相成、相得益彰。”^[59]就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来说，坚持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公平配置，城乡环境基础设施与措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管理，实现诸如生态修复、垃圾分类、环境卫生等城乡行动的一体化。要注意的是，这种一体化是以尊重城市和乡村的差异性为前提，推进城乡生态领域建设与治理的协调。二是根据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区域资源环境可承载能力的特点，统筹区域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加大对生态脆弱地区的扶持，巩固生态扶贫、生态脱贫成果。三是统筹江河流域的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我国大江大河众多，不同流域的功能定位又有差异，我们采取因地制宜、统筹江河流域的生态修复和保护工程，把握好流域的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的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对此，以治理黄河为例，有学者指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注重发挥各地比较优势^[18]。

第二，开创了全地域展开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空间视角。地球是一个有机生命系统，是人类的家园，各个国家、民族构成一个唇亡齿寒、水乳交融的命运共同体。基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视角和普遍交往事实，习近平坚持美丽中国与美丽世界协同推进，坚决摒弃零和博弈的霸权思维，坚定主张携手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并作出重要部署，“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2]。对此，谭倩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总体范式下的生态文明，内蕴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中”，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的现代化生态新路“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生态解释范围的局限”，为“发展与环境”的两难问题提供了中国式解决方案^[60]。一是应对气候变暖、海洋污染、能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打造气候、能源、海洋等方面协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和化解全球性环境问题。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超过35%，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态势。2020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8.4%，超额完成第一阶段国家自主贡献承诺”^[54]。二是坚持全球经济复苏与环境治理的协调共进。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及其合作，为后疫情时代经济的生态复苏和绿色转型贡献力量，实现世界健康可持续发展。三是坚决摒弃零和思维，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坚决主张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与防范生物安全、生态环境、卫生健康等领域的重大风险，促进人类健康共同体建设，努力实现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将全球环境治理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统一起来，“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讲好我们正在经历的新时代故事”^[61]。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成绩，本身就是世界生态文明的组成部分和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的伟大贡献。

秉持整体系统的方法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结合，开创了“全过程”的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

第一，坚持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生命周期”理念。一是找准生态问题症结，坚持源头严防。比如面对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中一段时间存在的“九龙治水”沉疴旧疾，习近平善用中医系统思维诊治生态环境，寻求治理良方。针对“长江病”，“科学运用中医整体观，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根、分类施策、系统治疗”^[62]。又如在源头坚持预防污染原则，实现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和再利用。二是加强过程严管。事中控制具有承上(事前控制)启下(事后控制)的作用。改进资源能源的利用方式，实现全过程节能节源，实现资源能源的消耗总量和消耗强度的双降。构建全过程、立体的生态环境风险的预警、防范与治理机制。三是加强后果严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明确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落实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作用，确立起“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等制度；厘清相关职能部门在生态环保中的具体责任，强化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职责。我们坚持行为追责、奖惩分明，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行为坚持责任终身追究制；坚持“权责对等”，形成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坚决打破“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循环怪圈。

第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还将绿色化贯穿于生产关系的全过程。将绿色化贯穿生产关系的全过程，也就是将绿色化贯穿到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四个环节的方方面面之中。一是实现生产体系的绿色化。作为生产过程的决定环节，抓好贯彻绿色理念的执行力，必须首先加强生产的绿色化。我们坚持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数字经济(数字手段)与生态产业(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等)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二是实现流通体系的绿色化。积极推行绿色包装、绿色物流、物质循环和废物回收再利用，坚持双循环战略，参与、引领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发出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反对贸易的绿色壁垒，积极促进绿色贸易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三是实现消费体系的绿色化。消费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一环是不可缺少的，“与‘生产’范畴相对的狭义层面的消费也是镶嵌于‘人—自然—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在环节”^[25]。我们坚持把控消费和生产、消费和自然的平衡关系，形成绿色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用消费方式的绿色化倒逼生产方式的绿色化。四是实现分配体系的绿色化。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为分配体系的绿色转型定制出了基本方向，即围绕着生态的共建共享，构筑和完善绿色分配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责任感自觉担当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的历史重任。基于“胸怀天下”的世界历史视野，在对西方现代化引致生态困局的深刻反思和对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层追问中，赓续与创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系统思想，重塑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习近平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形成、确立了丰富完备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系统观。这一内涵丰富、要义深邃的整体系统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治理的总目标，锚定整体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治理的目标责任系统和空间系统，基于“共同体”系统理念构筑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治理的内外合作机制，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与美丽世界建设的协调同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宏观战略层面以“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深层追问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之道，彰显了整体系统思维解答生态文明建设根本性问题的强大的方法论功能。在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观始终坚持系统观念，精准把握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注重统筹推进、平衡协调、科学谋划的系统方法，以系统工程方式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治理，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系统展开，完整展示和呈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观鲜明的系统方法论特质，也突显了习近平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智者见于未萌”的长远眼光与远见卓识。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其有机构成部分。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强调，今后5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要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1]。秉持时代性和原创性、继承性和创新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科学方法^[63]，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科学指引，彰显其整体系统的方法论特质，我们不断推进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底色和基线的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蕴着丰富完备的整体系统观及其鲜明的方法论特质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重大原创性建构，是“新时代新征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指引”^[64]，为正确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1]这五对关系提供了科学系统的思想与方法，对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任务与举措作出了高屋建瓴的重大系统部署，为新征程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