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龙，字振南，杭州钱塘人，祖籍山西平阳，于万历四年(1576)生于杭州。幼年的毛文龙在父亲亡故后，随母亲投靠于其舅沈光祚家中。沈光祚仕途顺遂，于万历二十三年乙未科中三甲第十九名，赐同进士出身，曾历任兵部主事^[5]38、山东左布政使^{[6]卷7，天启元年三月丁未}、顺天府尹等职^{[6]卷34，天启三年五月丙申}，且“公正廉洁，绰有政绩”，不阿附阉党，“挺然独立”^{[7]卷15，P4}，声名显赫。自然，沈光祚对毛文龙的仕宦引领作用也在情理之中。天启三年五月，沈光祚去世。此时毛文龙尚处于东江镇经营初期。光祚之死使他丧失了朝中的重要依靠。

毛文龙着迷于军事，对兵法情有独钟。《东江遗事》记载毛文龙“幼从学，授经生业，厌之，思弃去。客有讲孙吴兵法者，求其书谛视，忽心开”^[8]213。早年毛文龙“尝与人群饮酒楼，酣，拍案呼曰：‘不封侯，不罢休！’”^[8]210，有着一番在沙场为国家建功立业，拜将封侯的豪情壮志。

赴辽东从戎是毛文龙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毛文龙历任海州卫百户、安山百户、辽阳千总、叆阳守备等官职。万历四十六年至泰昌元年(1620)，他先后在辽东经略杨镐和熊廷弼手下屡立战功，并得到熊廷弼的上疏赞扬：

管铁骑营加衔都司毛文龙，弃儒以戎，志期灭虏，设防宽、叆，凡夷地山川险阻之形靡不洞悉，兵家攻守奇正之法无不精通，实武弁中之有心机、有职见、有胆量、有作为者，岂能多得，应与实授都司，以展其才。^[9]543

天启元年辽阳失守后，毛文龙自海路投靠驻守广宁的辽东巡抚王化贞。由于王化贞与毛文龙之舅沈光祚关系密切，且沈光祚向王化贞推荐了毛文龙，故毛文龙终于获得重用，并受封游击，才能得以进一步显现。

镇江(今属辽宁丹东)之捷是毛文龙发迹的直接原因，也是他最终入据皮岛的重要条件。天启元年三月，努尔哈赤下令进攻辽东诸城。同年五月，乌尔古岱和李永芳率军赴镇江，旋即占领之，并留佟养真带领一千军士驻守。明朝守将王绍勋逃亡入海，但辽东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明朝若想继续维持在辽东的脆弱统治，就必须派兵支援辽东义民以牵制后金军事力量，争取战略主动。在获得兵部和朝中部分官员的支持后，辽东巡抚王化贞决定采取军事行动。熟悉辽东地形的毛文龙主动向王化贞请战，得到应允后他便带领近二百人出发收复辽东失地。七月中上旬，毛文龙先后收复了辽东沿海的广鹿岛、哈店岛、石城岛等岛屿，并一路诛逆纳降，安抚百姓。七月二十日，毛文龙趁镇江城中部分后金士兵出城执行任务，城内空虚，与镇江城中的内应里应外合，内外夹击袭取了镇江城，并擒获镇江守将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数人，派人押解至辽东巡抚王化贞处。镇江之捷震动辽东，激发了明朝守军和心向明朝之百姓的斗志。毛文龙也趁机招纳百姓、义民，尝试劝说投降后金的将领反正，壮大自身的实力，结果“宽、叆一带城堡相继降，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日扶老携幼至者百余人”^[10]1450。

镇江之战的塘报随即递至北京及南方诸省。明军在辽东屡次失利，此报一出，“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11]148。凭借镇江之战，毛文龙的威名在君臣朝野之间称颂不已。因镇江之功，天启皇帝将毛文龙晋升为副总兵。内阁首辅叶向高亦给予镇江之战积极的评价，“今有幸毛文龙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将之与“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之奇功相提并论^{[6]卷15、天启元年十月庚辰}。当时的主流观点是，镇江之战在辽东屡次战败后直接提振了大明军民抵抗后金的士气，塑造了毛文龙的英勇形象，被时人所推崇。

但此时朝中也有部分大臣对于镇江之战持否定态度。辽东经略熊廷弼、登莱巡抚陶朗先等人均持此观点。熊廷弼认为毛文龙在后续援军还没有准备就绪之时就发动反击，很可能会打乱朝廷在辽东的整体布局，进而导致更大规模的失利。对镇江之战的争议使得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之间的不和逐渐加剧，毛文龙被归于辽东巡抚王化贞一系，彻底被牵连进了明末纠缠不断的党争之中。

努尔哈赤得知毛文龙出奇兵袭取镇江后，立即派遣贝勒皇太极和阿敏先后率五千兵马反击，欲采取“缓进巧战”的策略^[12]223，夺回镇江。毛文龙虽向朝廷求援，但由于路途遥远，援军无法及时赶到救援镇江。后金军队的缓进给了毛文龙充分的思考时间，最终在前有强敌、后无补给的情况下，经陈良策的劝说，毛文龙决定保存有生力量，率兵撤退至鸭绿江畔，与后金军队周旋，对后金军队进行骚扰，且战且退，直至跨过鸭绿江退入朝鲜境内，驻守麟山郡。后金军队于十二月十五日在贝勒阿敏的率领下跨过鸭绿江，继续追剿毛文龙部。兵力不足的毛文龙在朝鲜境内继续从事抗金活动使得朝鲜君臣十分为难，他们认为“毛将之来往也，启我国之不测”^{[13]卷169，光海君十三年九月甲子}。这体现朝鲜君臣对毛文龙在朝鲜境内从事抗金活动的担忧。最终一直奉行“两面外交”政策的朝鲜国王李珲还是选择了保护代表明朝的毛文龙，但出于保护自身国家安全的考虑，他先劝说毛文龙移入朝鲜内地避敌，后建议毛文龙躲入海岛。毛文龙听从了朝鲜国王的建议，在十二月避居龙川。毛文龙还向朝鲜国王请兵支援，但朝鲜国王担心遭受后金军队的报复，拒绝了毛文龙的请求。

后金军队来势凶猛，朝鲜边臣担心后金军队“假道伐虢”进攻或移怨朝鲜，故而纵容后金军队渡江，甚至与之私通。朝鲜边臣并未将后金的军事行动及时通知驻军龙川的毛文龙，最终使得后金军队得以突袭毛文龙部，斩杀士兵和辽民上千人。游击吕世举也在此战阵亡。后金军统帅阿敏从俘虏口中得知毛文龙在距离龙川九十里外的林畔散兵向各村乞食，下令急行军追杀毛文龙。毛文龙部猝不及防，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就再次溃败，被后金军队歼灭殆尽。毛文龙本人则化装成士兵在朝鲜龙川府使李尚吉的“极力藏护”下^[14]434，只身得脱。龙川、林畔两败的主要原因是朝鲜边臣的骑墙，但毛文龙自身的放松警惕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林畔战败后，毛文龙率仅剩的二十骑逃往定州。逃亡途中，毛文龙又收拢残兵，聚集了一些人马。朝鲜定州守将只允许毛文龙一人入城，不准其所率士兵同往，使毛文龙愤而出城。毛文龙又欲驻兵平壤，这遭到了朝鲜君臣的反对，朝鲜国王更是对自己的大臣表达了“祸本又来平壤，此贼更抢无疑”的明确厌恶态度^{[13]卷173，光海君十四年正月戊戌}。毛文龙最终决定回师鸭绿江畔，继续抗金，并在天启二年三月至六月开展了针对后金的一系列军事活动，对后金军队造成了一定的骚扰作用。

朝鲜君臣素来认为毛文龙为人轻佻，“不量事势”，又十分狂妄，若其久居朝鲜境内的陆地，定会“横挑强胡，嫁祸于我国”^{[13]卷181，光海君十四年九月丁巳}，给朝鲜带来祸事。但朝鲜国王光海君又不愿放弃“两面外交”政策，彻底得罪明朝。故而，他再次建议毛文龙避居海岛。恰好，此时明朝监军梁之垣率兵赴朝鲜商量战守事宜。论及毛文龙部进退问题时，朝鲜方面强烈建议毛文龙部退入海岛“相时顺动”^{[13]卷176，光海君十四年四月庚辰}。毛文龙本人也不愿继续久寄朝鲜篱下，欲寻找一个能够容身的根据地以便开展新一轮抗金斗争，故听从手下李景先的劝谏，同意前往海岛驻军，并选中“大可四百里，环山峭壁”的皮岛作为理想去处^[5]39。最终在征询了梁之垣和朝鲜方面的意见后，毛文龙率残军于天启二年十一月移驻皮岛，并于天启三年初正式设立帅府，号东江镇。

皮岛，又称稷岛、平岛、椵岛、椴岛，属朝鲜平安道义州府铁山郡。皮岛南有海路与山东半岛登州、莱州相通，北可以进取辽东半岛，东可以与朝鲜贸易通商，地势易守难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明史》记载：“皮岛亦谓之东江，在登、莱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东北海则朝鲜也。”^{[15]卷259，袁崇焕传}朝鲜方面文献对皮岛的记载为：“椵岛，一名皮岛，距府南陆路四十七里，周四十里。”^[16]34因皮岛孤悬海外和毛文龙屡立战功，毛文龙驻守皮岛后明廷给予了毛文龙较大的自主权。毛文龙建立东江镇，开辟了明朝抵抗后金的敌后战场。

毛文龙在整体局势不利的情况下坚持抗金，屡次得到天启皇帝的嘉奖。天启二年六月，熹宗下诏“加副总兵毛文龙署都督佥事平辽总兵官”^{[6]卷23，天启二年六月戊辰}。同年十二月，又“颁给敕印旗牌，授以援辽总兵便宜行事”^{[6]卷29，天启二年十二月辛巳}。天启三年二月，再“赐平辽总兵官毛文龙尚方剑加指挥佥事”^{[6]卷31，天启三年二月丁丑}。可见，在东江镇建立初期，朝中君臣对毛文龙寄予了厚望。天启、崇祯年间，朝廷不仅对毛文龙加官晋爵，而且在钱粮援军等方面对东江镇给予了一定的实质性支持^[17]。然而，明廷向毛文龙提供的钱粮军需实际上并没有达到额定之量^{[6]卷32，天启三年三月癸卯}。

建立东江镇后，毛文龙一直接纳辽民，扩充人口，增强实力。经过了三四年的发展壮大，东江镇已有士兵三万余，辽民十数万，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毛文龙在军队中培植亲信，试图将东江镇的军队变成“毛家军”，客观上增强了军队的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东江镇在艰苦抗金条件下的分崩离析。

毛文龙用从朝鲜获得的人参贿赂朝中权贵，以确保获得更多补给军需。天启四年，毛文龙开始与魏忠贤勾结，躲过了“移镇”风波，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阉党倒台后，由于朝中后援的助力，毛文龙并未遭到清算。直至崇祯二年(1629)毛文龙被袁崇焕诛杀前，东江镇的发展都呈向上趋势。

数十万兵民和明廷提供的大量军需补给为毛文龙和东江镇带来了较强的实力和战斗力。在与朝鲜的往来中，这为毛文龙争取了主动的地位。

天启初年，朝鲜国王为光海君李珲。他奉行“两面外交”的政策，一方面与后金通好，另一方面向大明称臣纳贡。他对毛文龙始终秉持着“不得罪，不支持”的态度。努尔哈赤要求朝鲜逮捕毛文龙，押送至后金。对此，光海君担心明朝怪罪，表示拒绝，并向毛文龙部提供少量粮食和军需物资，以安其心。出于对后金将来可能之报复行动的担心，光海君又向后金致书请罪，称允许明朝驻军实属迫不得已。光海君的“两面外交”政策一定程度上给毛文龙部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空间，但减缓了毛文龙部的扩张和发展速度。

天启三年初，朝鲜国内的亲明派开始表现出对光海君“两面外交”政策的不满，并提出了“亲明反虏”的政策建议。同年三月十二日夜，朝鲜国内发生政变，由仁穆大妃出面将朝鲜国王李珲及其世子李祬废为庶人。李倧继承王位，是为仁祖，这次政变史称“仁祖反正”，又称“癸亥靖社”。李倧继承王位后，重用主张“亲明反虏”的西人党。朝鲜李朝奉明朝为宗主国、参与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宗藩体系已二百余年，朝鲜王朝始终奉儒教为国教，遵奉儒家思想，从官绅到普通民众均对明朝和儒家正统有着十分强烈的认同感。“西人党‘亲明’的姿态不仅是对于传统封贡关系的继承，也是朝鲜‘礼仪之邦’、大义名分的延续，更是新政权强调自身合法性的需要。”^[18]“亲明”可以使刚继位而立足未稳的李倧获得大量官员和民众的支持，逐步掌控朝政。朝鲜政变及其外交政策的改变，使得毛文龙和东江镇能够获得朝鲜的支持，而持续迅速发展。

朝鲜仁祖继承王位后，立即派遣使者向明廷重申了“以小事大”的外交姿态，又派遣使者向毛文龙表达了联合消灭后金的合作决心。

由于皮岛地处边陲，孤悬海外，又兼毛文龙招纳了大量辽民，明廷输送的粮草并不能按时按额抵达，使得东江镇粮草大规模短缺。尽管有部分水兵转化而来的海商协助粮饷供给^[19]，但依旧可谓“东江军民饥寒交迫，军备不足”^[20]。为支持毛文龙，朝鲜仁祖多次应邀或主动为东江镇无偿提供粮草，又通过与东江镇通商贸易使一些粮食有偿流入皮岛。与此同时，随着双方往来的频繁，皮岛逐渐成了“朝鲜与明朝交通与贸易的中心”^[21]。天启三年至崇祯二年，计有二十六万八千七百余石粮食由朝鲜流入东江^{[22]卷21，仁祖七年十月甲戌}。在粮食贸易中，东江镇经常勒索、抢夺、侵害朝鲜，引得朝鲜边臣不满，甚至导致了小规模冲突。但这并未改变朝鲜国王对毛文龙的支持态度。

与此同时，由于朝鲜人口和劳动力有限，余粮无法满足毛文龙的需求，毛文龙还在宣川、定州、龙川、铁山等朝鲜的土地上进行屯田，以补贴军需。朝鲜方面“令道臣、伴臣看审滨海五邑闲田，明立界限”^{[22]卷8，仁祖三年正月丙寅}，默许毛文龙屯田。毛文龙屯田所用耕牛，也为与朝鲜贸易所得。

除粮食外，朝鲜也曾应毛文龙要求，提供火铳、战马及铜铁等军需物资。这些物资虽未达到毛文龙所要求的数额，但也是对毛文龙抗金活动的实质性支持。朝鲜还默许毛文龙派人前往朝鲜境内采参。毛兵所采之参，多半被毛文龙用于行贿朝中达官显贵以求支持；少半被毛文龙及其手下高级将领享用或出售以换取银两。此外，对于毛文龙在朝鲜境内煮盐之事，朝鲜也予以允许^{[22]卷1，仁祖元年三月丁未}。

朝鲜不仅向毛文龙提供物资，而且对毛文龙进行精神上的支持。天启四年七月，朝鲜为毛文龙树立平辽总兵官左军都督同知毛公功德碑^[23]403。此碑虽为毛文龙暗示后所立，但它不仅能够充分宣传毛文龙的爱国精神，也能够使明廷知晓毛文龙联络属国抗金的功绩。

朝鲜帮助毛文龙欺瞒明廷，使毛文龙得到明廷的信任，在孤悬海外的情况下获取支持。很长一段时间内，明廷关于毛文龙的稳定信息来源仅为毛文龙单方面的塘报。朝鲜发向明廷的奏疏中，也出现了只谈毛之功，不提毛之过的情况。朝鲜还曾帮助毛文龙夸大战功。宁远战后，明廷一度怀疑毛文龙，下诏要求朝鲜表明毛文龙实情。朝鲜并未揭露毛文龙之过，“且陈毛将有功之状暨日后难处之形”^{[22]卷12，仁祖四年四月丙戌}。

明廷派遣使者前来朝鲜时，朝鲜也曾帮助毛文龙应对检查，予以美言。“明朝与朝鲜的陆路交通已被切断”^[24]，因此往来朝鲜的使者均需通过毛文龙所镇守的东江镇。天启五年，朝鲜国王在与诏使王敏政、胡良辅的交谈中对毛文龙的功绩有所肯定，言“毛都督自镇敝境以来，辽民归顺者，不知其数。加以号令严明、威风远及，奴贼不敢近塞，故小邦恃而无恐”^{[22]卷9，仁祖三年六月庚辰}。天启六年，翰林院编修姜曰广奉旨出使朝鲜，“封朝鲜国王”，另受旨意“便阅海上情形，按毛文龙功次虚实”。姜曰广在赴朝途中亲自前往东江镇，核查毛文龙虚实，并对毛文龙“招辑流亡，节次斩获，使虏不得用辽人，耕辽地”之功绩予以勉励^[25]188。而朝鲜国王在与姜曰广的交谈中也提到了“毛将军以单骑渡江，义声所暨，莫不奋起，奴贼不敢近边，小邦赖以无事秋毫”^{[22]卷13，仁祖四年六月丙戌}。考察过后姜曰广最终上奏了有利于毛文龙的东江“要领”，表态“若养成一队精锐之兵，设伏其间，乘弊出奇，文龙自信其能，臣亦信文龙之能也”^[26]54，毛文龙留住了明廷的信任，得以转危为安。

朝鲜仁祖国王对后金采取积极防御的政策，告诫边臣、边将加强边境地区的守备，并表示必要时会以武力驱逐进入朝鲜境内的后金军队。这一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毛文龙的安全，使毛文龙部得以避免再次遭受林畔战败那种被后金军队追杀入朝鲜境内的狼狈情形。

分析朝鲜对毛文龙支持的原因，首先要从东亚地区的宗藩体系入手，长期以来，朝鲜“视明朝为天朝上国，甘愿以臣属国身份与明朝开展密切的往来”^[27]，尤其在“壬辰倭乱”中明廷对朝鲜的鼎力支持，更使得朝鲜感激万分，毛文龙为明朝将领，朝鲜自然对其爱屋及乌，希望用支持毛文龙抵抗后金的方式以报“再造之恩”。所以无论是光海君时期的两面外交还是“仁祖反正”后更加坚定地亲明，朝鲜在毛文龙开镇东江后始终对其有所支持，只是不同时期的力度大小存在差别。朝鲜对毛文龙的支持除了宗藩体系的历史传统外，也有出于现实因素的考量。后金对于朝鲜有较强的军事威胁，毛文龙作为明朝将领，是域内唯一能对朝鲜施以援手的军事力量；而通过政变上台的仁祖国王，只有得到明廷册封才能稳固国内局势。毛文龙可以成为请封过程的助力，故而仁祖国王定会加以笼络。请封成功后，仁祖国王对于毛文龙的感激之情也是其对毛文龙持续物质支持的重要原因。

“周边诸国要求中国王朝的册封，既有通过册封来确立其统治者的国内权威需要，也不乏有利于各国间争斗的利益动机。对于中国王朝来说也是如此，即：与周边诸国册封关系的设定，不仅有利于中国国内皇帝权威的确立，而且对居于册封体制外围的化外之国也显示了中国王朝的权威。”^[28]毛文龙对朝鲜的支持主要在于政治认同方面。按照传统的封贡关系，朝鲜国内发生王权更替势必要经过大明皇帝的允许，只有经过大明皇帝册封的朝鲜国王，才能成为朝鲜的正统国王。

通过政变上台的朝鲜仁祖国王李倧，继位之初面临着国内的统治危机，反正功臣李适就曾于天启四年发动叛乱。明朝皇帝的认可对于李倧在国内统治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故而登上朝鲜王位后，李倧依旧例以“权知朝鲜国事”的名义向明朝皇帝上奏，请求册封，“以李珲通奴为名，攘夺其位，今请命天朝，愿出力以报效”^{[6]卷41，天启三年十一月丙子}。在朝鲜使者到来前，明廷就已经得知朝鲜国内发生政变，朝中官员态度存在分歧，登莱巡抚袁可立、御史田维嘉等官员认为朝鲜政变，以侄废叔，不合纲常，应予讨伐；另一部分官员认为光海君私通后金，应以边事为重，承认李倧。此时，与李倧有所接触，受到其厚待的毛文龙适时地上奏，给予了李倧助力：

李倧以嫡派承大妃命，副臣民望，责珲之贡奴，杀遵之阴谋……沿边操练声援，以为犄角。于本月二十四日，会臣商榷计议出师。^[29]12-13

由于毛文龙的上书，天启皇帝最终并未完全相信孟养志等带回的不利于李倧的信息，决定接受礼部尚书林尧俞的建议，由登莱巡抚袁可立与毛文龙共查此事。调查后，毛文龙又一次上书为李倧请封：

李珲当日之罪恶，与李倧今日之忠顺，闻见的真，议论合一，诚有如本国臣民甘结无异者等情到臣……伏乞皇上亟赐册号封典敕于该部，速遣使臣航海前来，不致风高浪阻，误敕封大典，并误疆场大事也。^[29]33-34

经历数月朝堂辩论后，天启皇帝于天启三年十二月正式决定册封李倧为朝鲜国王。天启四年十二月，天启皇帝接受李倧的请求赐予其诰命和冕服。明廷使者也于天启五年二月启程，六月到达朝鲜王京，正式册封李倧为朝鲜国王。

毛文龙在李倧的请封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毛文龙作为派驻朝鲜的抗金将领，明廷自然是要听信于毛文龙对于朝鲜时局的判断。”^[30]他不仅多次上奏详陈利害，说明李倧的得位之正，且多次据理力争，强调朝鲜的支持能够成为东江镇和辽东战场的助力。由于毛文龙的努力，认为李倧得位不正的登莱巡抚袁可立也改变了态度，支持册封。毛文龙甚至曾将奏疏给予朝鲜使臣修改润色^{[31]054a-055a}。“虽然李倧请封得以成功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毛文龙无疑扮演了关键角色。其三次上奏明熹宗，为明臣中主张册立李倧之最力者。”^[32]毛文龙为李倧的奔走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其自身利益的考虑，但他的确帮助李倧稳定了政治地位和国内政局，也加强了朝鲜的抗金决心。

在战略意义上，毛文龙东江镇驻军与朝鲜军队构成掎角之势，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朝鲜边境的防御能力，但成效不显。朝鲜与后金交战的丁卯之役中，毛文龙本可以助力朝鲜，却在铁山、须弥岛失守后，退兵入海，以观战局。毛文龙虽曾小规模出兵袭扰后金军队后方的义州，协助朝鲜民间义兵抵抗后金，但他的军事行动并未起到改变战局的决定性作用。在后金欲与朝鲜签订《平壤之盟》时，毛文龙也无力再在军事上进行回击。因此，毛文龙与朝鲜间的防御同盟关系有所松动，朝鲜对明朝的离心倾向加重。

万历四十七年，清军袭取明代东亚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开原后，明朝与朝鲜交流的关键道路——“开原东陆路至朝鲜后门”即已经中断^[33]。随着明与后金间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双方的陆路往来彻底断绝，被迫改走海路。东江镇处在明与朝鲜商路之上，由明廷军队把守，又开放了“马市”，发展了双方的贸易往来。在明廷与东北边疆部族、藩国的交流中，贸易的开展与断绝，“马市”的开放与关闭，素来对少数民族和藩属国的影响更大，这也是明廷历来将关闭“马市”、停止贸易作为惩戒手段的重要原因。所以于朝鲜而言，毛文龙部所守护之东江商路，于国家发展上是有益的。因此客观而言，对于商路的维护，亦是毛文龙对于朝鲜的支持。

毛文龙对朝鲜有所支持的原因：首先，为贯彻明廷长期以来对待朝鲜“抚藩字小”的立场。即便经历了与后金战争中的一系列兵败最终被迫客居皮岛，但作为宗主国将领的毛文龙依然有为藩属国提供军事保护的义务，毛文龙也始终采取“以朝廷的名义笼络朝鲜，以朝廷的力量扶持朝鲜”的战略^[34]。其次，由于明廷对于东江镇的供给并非充足，因此毛文龙需要利用朝鲜提供物质支持以补足皮岛军需。最后是个人利益，此时的毛文龙经历了多年的军旅生涯，已经被明军将领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利益的风气所感染，维系奢靡的生活、积累大量的财富，需要明廷中枢认可他对东江镇的绝对控制。而朝鲜作为藩属国，奏疏可以直抵中枢，也有义务配合明廷对于东江镇军事成果的核查。因此，毛文龙必须对朝鲜有所支持才能使朝鲜愿意在明廷为他美言，协助他通过明廷的核查，进而保证毛文龙自身地位的稳固。总体而言，本质上毛文龙与朝鲜相互支持的关系可谓“利”大于“义”，可以视为利用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宗藩体系进行利益交换，各取所需。

但毛文龙与朝鲜间的双向多元关系并非只有相互帮助，随着双方的长时间接触和毛文龙自认为在明廷地位的日益稳固，毛文龙在处理对朝事务时日益骄纵。加以明金间战争局势的变化和双方势力的此消彼长，毛文龙与朝鲜间的猜忌也开始逐渐积累并接近彻底爆发。

光海君时期，朝鲜对毛文龙的猜忌主要在于担心毛文龙驻军会招致后金军队入境攻击、劫掠，为朝鲜带来兵祸。朝鲜边臣的纵容使毛文龙遭遇林畔之败。

由于毛文龙前往朝鲜是败亡而来，并非直接受命，因此朝鲜自始就对毛文龙部的战斗力有所怀疑。在林畔之败后，毛文龙屡次袭扰后金，几无战果，朝鲜已经大致明确了毛文龙部的战斗力。《朝鲜王朝实录》等文献中，对东江疲敝的记载层出不穷。自毛文龙处归来的朝鲜使者柳公亮更是认为毛军“兵器只于杖头插铁，不比我国之精利矣”^{[22]卷2，仁祖元年六月辛未}。毛文龙部战斗力不足，不仅导致其对后金的牵制力差，而且也给与之互为掎角之势的朝鲜带来了安全隐患。当后金军队讨伐朝鲜之时，朝鲜方面有理由怀疑毛文龙将难以给予真正的援助。

仁祖请封时，毛文龙的全力帮助使朝鲜对毛文龙的猜忌一度有所减弱。随着东江镇的进一步发展，毛文龙对待朝鲜使臣的态度逐渐变得骄躁傲慢，再次致使双方之间猜忌丛生。毛文龙手下士兵还曾对朝鲜“劫夺粮饷”“侵扰居民”^{[22]卷12，仁祖四年三月己巳}“打伤人命”“攘夺财货”，导致朝鲜“京外之人，不堪其苦”^{[22]卷18，仁祖六年二月辛亥}，严重侵扰了朝鲜的社会秩序。碍于明与朝鲜关系，朝鲜并未追究。但是，毛文龙却将朝鲜方面的深明大义视为对自己行为的默许，不仅没有严格约束军队并收敛欺压朝鲜的行为，反而日益放纵，以“天邦上将”自居，导致朝鲜君臣对毛文龙的不满与日俱增。崇祯元年，还发生了毛文龙属官毛永卿“肆其气焰，乱打伺候下人，侵索食物”，甚至“突入阙门”，在朝鲜王庭“拔剑作乱”的事^{[22]卷19，仁祖六年七月壬午}。事后，毛文龙不仅未向朝鲜方面表示歉意，更是纵容毛永卿，加剧了朝鲜对毛文龙的不满。

天启六年，姜曰广出使朝鲜时，朝鲜方面虽然对于毛文龙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但也表达出了担忧之情。在会面中，朝鲜国王表达了对辽民问题的担忧。他认为“辽民之寄生鲜也”，在朝鲜人民生活困苦的情况下，还需“以贸迁货物，岁输米若干石”^[25]196以供应皮岛，故而对毛文龙心生愤恨。而在辞别宴中，远接使则如实相告“毛帅移文索饷，语涉张皇”^[25]198，使得国王不悦。姜曰广则只能以言辞宽慰，但并未打消朝鲜君臣对于毛文龙的顾虑。在返程途中，姜曰广为避免朝鲜对毛文龙的不满加深，故而对毛文龙进行了劝诫，言“将军以孤军独立，所赖朝鲜声援，而时以乏食之故，悉索于鲜，万一鲜隙怀二心，并恐将军无容足之地也”^[25]201。但姜曰广的劝说显然效果不佳，未能约束毛文龙的行为。此外，“朝鲜君臣也逐渐意识到登抚在明、朝宗藩事宜中的重要性”^[35]，故而也曾就毛文龙问题向负责处理双方外交关系的登莱巡抚求助。但求助登莱巡抚同样未能有效解决问题，反而引起了明廷内部的抚镇不和。

自林畔战败，毛文龙就与朝鲜边臣不和，故朝鲜仁祖国王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始终严密监视毛文龙动向，以防其与后金共图朝鲜。丁卯之役后，毛文龙退避海上，朝鲜开始担心毛文龙叛明降金。根据《满文老档》“遗毛文龙书”^[12]695-697、《明季北略》“李永芳又致手札”^[5]42、《明熹宗实录》“巡抚登莱右佥都御史李嵩塘报奴酋致毛文龙谩书”等记载^{[6]卷73，天启六年闰六月乙亥}，毛文龙与后金间始终存在书信来往，甚至天启五年，努尔哈赤曾劝说毛文龙出兵攻取朝鲜的义州。崇祯帝即位后，毛文龙在朝中逐渐失势，又开始通过书信往来和谈等方式维系与后金的联系，以图保存实力、待价而沽，可谓“欲降之心，半真半假”^[12]899-904，而曾与毛文龙交战过的女真将领英俄尔岱(龙骨大)曾评价毛文龙“彼欲觇我，我欲觇彼，以相通也”^{[22]卷19，仁祖六年十二月壬辰}。朝鲜方面担心促使毛文龙下定决心叛明而降后金，故不敢将毛文龙日益骄纵之事及东江镇详情上报明廷，只得帮助毛文龙隐瞒其不法之事。

综上所述，在对外关系中，朝鲜王朝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其次才是所谓的宗藩关系和大义名分。因此，朝鲜王朝对毛文龙及东江镇虽多有不满和猜疑，却碍于种种原因敢怒而不敢言。这使得毛文龙在对待朝鲜时更加骄纵和目中无人，寄人篱下却又以上邦天将自居。

纵观朝鲜对毛文龙猜忌的产生和愈演愈烈，首先，由于毛文龙及其军队骄纵，客居朝鲜却反客为主，仰仗宗主国将领的身份欺压属国，索取无度。毛文龙贪欲过度，在其所取不能被满足时上疏反诬朝鲜，被朝鲜得知后，激化了对毛文龙的猜忌。其次，毛文龙在与后金军队的多次交战中明显战斗力不足，尤其在丁卯之役中未能帮助朝鲜，迫使朝鲜与后金结为“兄弟之国”，半臣属于后金。这样，朝鲜已经认识到了明朝军队战斗力的退化，不再有如万历援朝那般保护朝鲜国家安全的能力。再次，崇祯初年朝鲜已经得知毛文龙与后金间有书信往来。由于担心毛文龙会随时倒向后金，使局势对朝鲜不利，朝鲜对毛文龙的猜忌进一步加深。

林畔之战时，朝鲜边臣对后金的纵容与私通，致使毛文龙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遭遇突然袭击，最终惨败。这使得毛文龙对朝鲜作为大明属国的忠诚性有所怀疑，担心被朝鲜出卖，于是选择接受建议移居皮岛。结合林畔之败的教训，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毛文龙始终对朝鲜进行监视。“仁祖反正”之初，毛文龙曾“故意以‘诬言’奏报于登莱巡抚袁可立”^[36]，使得对“仁祖反正”一事的不实记载出现于明季野史之中。虽然“仁祖反正”后，朝鲜仁祖国王实行“亲明反虏”的政策，但是此时毛文龙却仍未完全信任朝鲜，没能抓住时机与朝鲜进行深入的抗金合作，反而要求朝鲜为自己歌功颂德，以增强自身的影响力，从而获取明廷的信任。

在东江移镇危机中，毛文龙欲借朝鲜之力，让朝鲜“上本天朝，挽止其行”，请求拒绝移镇。但朝鲜仁祖国王考虑到“藩臣事体，偃然陈奏，指挥天朝，进退大将，甚非容易”，婉拒了毛文龙的请求^{[22]卷13，仁祖四年闰六月戊申}。这加剧了双方的罅隙。在后金与朝鲜签订《平壤之盟》后，毛文龙部已经很难再登陆朝鲜进行屯田，上岸后便会遭到后金军队的绞杀，唯有部将曲承恩的采参部队还可以分散活动。因此，毛文龙担心朝鲜与后金之间会针对东江镇进行联合军事行动，故毛文龙屡次截杀朝鲜与后金间的使臣。朝鲜国王向毛文龙通报朝鲜与后金结为兄弟之国只是迫不得已，恳求毛文龙不要从中作梗后，毛文龙并不体谅朝鲜难处，依然截杀使臣，可见其对朝鲜猜疑之深。

另外，由于担心朝鲜向明廷汇报其将帅骄纵、交战冒功、欺压朝鲜等行为，毛文龙也曾派人抢劫过朝鲜派出的朝天使，在确认其所携带的文书无对毛文龙不利的内容后，方才允许其通过^[37]344-345。有学者指出毛文龙能够在东江立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朝鲜与中国使臣往来皆需经过东江，故消息传递皆为东江把持”^[38]。

后金也曾尝试离间毛文龙与朝鲜的关系，使毛文龙对朝鲜的猜忌增加，如在天启五年，努尔哈赤派遣刘维国、金盛晋出使东江镇，声称毛文龙已经得罪了明朝皇帝，明帝已经“遗书朝鲜国王，命其将尔捉拿之”。而据传朝鲜国王已经接受了明帝的要求，回书“该毛文龙寸步不前，隐身而居，以逃来之人充数欺瞒尔帝，自称有兵冒领钱粮，实乃祸我朝鲜国之鼠盗也。我将用计将其擒拿解去，或者唆使毛文龙之部下将其擒拿”。努尔哈赤甚至劝说毛文龙出兵攻打朝鲜，言“尔取朝鲜之义州城，与我相倚而居，则朝鲜岂敢犯尔。尔驻义州之后，朝鲜若降则罢，若不降，则来借用我兵。尔若如此与我相倚，迫使朝鲜投降”^[12]624-625。尽管此时明与后金间的战争局势尚未明朗，毛文龙尚有渴望沙场建功立业的家国情怀和理想抱负，且备受明廷重用，与主持朝政的“阉党”来往甚密，不可能完全相信后金使者的观点而与后金联合出兵朝鲜，但未免不会在毛文龙心里留下芥蒂，增加毛文龙对朝鲜，甚至对明廷的猜疑。

毛文龙并不体恤朝鲜，依然怀着与明朝强盛时无异的“天朝上国”心态，把朝鲜在明和后金中选择明朝视为理所应当。毛文龙曾上疏弹劾朝鲜“携二”^[39]332，使得朝鲜不得不派遣使者前往北京辩诬。明廷君臣对朝鲜在明与后金间战争的作用认识深刻，“明朝需要朝鲜站在自己一边，以期共同对抗后金”^[40]，故而选择了信任朝鲜，平息事端。但毛文龙对朝鲜忠心的猜疑也为朝鲜得知，言“时椵岛帅毛文龙构诬我国，至以‘交通北虏，合势袭岛’等语播告军门，事将不测”^[41]131。最终，毛文龙对朝鲜的猜疑行为使得朝鲜君臣不满，双方间离心离德，相互合作的信任度进一步减弱。

由上可见，东江镇孤悬海外需要依靠朝鲜进行大量补给，毛文龙十分在意朝鲜的一举一动，担心朝鲜反叛明朝与后金联合而使自己失去安身立命之所，使东江镇失去存在必要和生存空间，所以毛文龙自始至终就对朝鲜有所猜忌，对未来的规划以自身生存和壮大势力为首要目标，而并未能与朝鲜齐心协力地进行全方位抗金合作。

毛文龙猜忌朝鲜原因，首先为朝鲜边臣对后金的纵容，他们自保为先的策略，使毛文龙认为朝鲜并非完全可靠的军事盟友，猜疑的种子在林畔之败时就在毛文龙心里埋下。其次是朝鲜未能按毛文龙的要求提供足量军需补给和安置辽民之协助。但毛文龙并未考虑朝鲜的实际国情与区域的紧张局势，反而持续贪得无厌地索取。得不到期望的结果就对朝鲜加深猜忌，甚至逐步开始怀疑起朝鲜对明王朝的忠心。而后是“丁卯之役”后，即便朝鲜被迫与后金签订“城下之盟”，毛文龙不顾朝鲜君臣感受继续索取，在供应有所缩减后进一步与朝鲜离心离德，担心朝鲜完全倒向后金。总之，朝鲜与毛文龙间相互猜忌之产生，主要责任在于毛文龙，他的一些骄纵行为，于国于己皆有不利，使毛朝双方矛盾逐渐激化。双方矛盾的激化，“无疑会为后金的进攻减轻阻碍”^[42]，成为亲者痛、仇者快之悲剧。

对毛文龙与朝鲜关系的研究可谓是对明清鼎革前夜东亚宗藩体系内部成员关系研究的突破口。作为明朝将领，毛文龙曾长期驻军条件艰苦的朝鲜皮岛进行“敌后”抗金，至死也未投降后金，精神可嘉。但毛文龙也曾仗势欺压明朝的属国朝鲜，以增强自身实力。朝鲜光海君奉行两面外交，奉明朝为宗主国的同时修好后金，对毛文龙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支持。而仁祖国王则奉行亲明政策，曾对明朝抗金予以大规模支持，也对毛文龙的行为有所不满。另一方面，毛文龙还十分擅长权术，利用后金的存在阻止朝鲜将他跋扈的行为上奏明廷，进而继续维持巩固其在东江镇的统辖。丁卯之役后，朝鲜迫于后金的军事威胁，对于毛文龙及东江镇的支持有所减弱。

明清鼎革前夜，宗藩体系的内部成员之间必然经历一番博弈，才能重新定位自身在华夷秩序中的位置。朝鲜是明朝最亲近的藩属国，更是这场博弈中的关键所在。毛文龙与朝鲜之合作，可以消除毛文龙招募辽民、策动后金汉官反正、进行军事袭扰的后顾之忧，使得明廷在三方布置策中的“敌后战场”拥有更强的牵制后金的能力，为明军在辽西走廊正面战场的布置赢得时间和空间。而朝鲜与毛文龙合作，尽了宗藩体系中藩属国应尽之义，更可以使得朝鲜免于臣服在朝鲜君臣眼中同为“夷”的后金政权。虽然毛文龙与明廷的关系紧密程度时有变化，但在朝鲜的视角下，毛文龙却始终是明廷的代表。于整个东亚地区而言，毛文龙与朝鲜间的合作关系能否紧密而长期地维系下去，会对蒙古诸部等在明与后金两政权间犹豫徘徊的部族提供参照，并影响它们的最终选择。唯有毛文龙与朝鲜间较少猜忌而相互支持抵抗后金，明与后金在辽东地区的战局方能趋于均势。但毛朝双方间的猜忌日益加剧，终究成为了毛文龙身死的原因之一。而朝鲜和皮岛为后金逐个击破，明与后金间战争走向也开始朝着有利于后金的方向逐步发展，直至最终明朝灭亡，后金改国号为清并统一中原，完成东亚宗藩体系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