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4]作为一种古老而普遍的文化现象，政治仪式自国家存续之日起就以宗教仪式、宗法礼制等形式发挥着传播政治意图、规范政治行为与建构政权合法性的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仪式庆典的政治功能，不仅以立法形式先后设立了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国家宪法日、国家公祭日、烈士纪念日等具有深远意义的纪念仪式，党中央的领导人还身体力行地参与到宪法宣誓、表彰大会、纪念日庆典等重大仪式活动中。这些政治仪式以其独特的象征性表达、规范性操演、直观性体悟的呈现过程，将高度概括和抽象凝缩的政治理念、价值观念、信仰信念等变得可见、可听、可触，从而使青年在意象感知和意义感悟中建构起对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人天生是一种“庆典仪式的动物”^[5]。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庆祝活动激发的澎湃热情和强大正能量，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6]因此，探究如何利用政治仪式加强青年政治引领，汇聚青春力量，从而将青春动能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势能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近年来，随着抗战胜利7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大仪式的举办，作为象征系统的政治仪式及其内蕴的政治引领功能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与思考。目前学界关于“政治仪式”和“青年政治引领”的研究集中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第一，关于政治仪式的研究。学界主要遵循三条研究进路：一是对政治仪式概念的探赜。如王海洲认为，“政治仪式区别于其他仪式类型的关键之处在于‘政治’这一定语上”^[7]21。政治仪式通过一整套符号修辞使政治意图神圣化，使公众深度卷入政治体系和政治秩序，构筑国家意识形态，同时政治仪式本身又成为仪式化的媒介景观，传递与政治体系构建相一致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8]。二是聚焦某一具体政治仪式立体论证其重要功能。如乔凯等人以国家公祭仪式为例探讨了国家纪念仪式促进政治认同的逻辑与路径^[9]。曾楠则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阅兵仪式为考察对象，全面论证了政治仪式以记忆、观念和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来立体建构共同体认同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图景^[10]。三是探究政治仪式功能发挥的运作逻辑。如刘永刚等人认为政治仪式以其时间性、空间性、公共性、共同性特征推动了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心的记忆刻写、在场体悟、价值引导、文化信仰、情感认同和行为规范，从而发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11]。曾楠认为国家仪式能够增强国家认同主要是通过仪式时空唤醒集体记忆强化国家身份认同、仪式象征凝聚价值共识提升国家话语力量、仪式操演呈现发展成就形塑国家形象等一系列程序化、规范化流程来完成的^[12]。第二，关于青年政治引领的研究。学界对青年政治引领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在理论向度上探析青年政治引领的科学内涵。如陆士桢等人认为，青年政治引领就是要通过教育，帮助青年接受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以及集体主义观念，形成对现行政治体系所践行的政治理念以及政治体系的结构、运作方式、政治能力、政策实施的肯定性评价^[13]。牛奔认为对青年的政治引领，其实质是通过各种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对青年的政治方向、政治理念、政治认同等方面进行引领与引导^[14]。二是在现实向度上探索新时代青年政治引领的优化路径。如在宏观层面，管健认为可以通过新媒体、新技术，找到青年群体普遍接受的共同点；提升政治参与的制度性安排，为青年政治参与赋权；推动青年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为青年政治参与赋能^[15]。在微观层面，刘亚男从高校共青团工作视角切入，认为基层团组织要建立分层分类的思想政治引领育人体系以科学性提升实效性；勇于突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和方式，以“温度”和“深度”来提升“效度”^[16]。

综上，学界关于政治仪式和青年政治引领的科学内涵、现实功能、运作逻辑、优化路径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视角和必备的理论基础。政治仪式为开展青年政治引领提供了有效载体。但学界关于二者的交叉研究仍处于“两张皮”的状态，研究成果也付之阙如。尤其在政治仪式赋能青年政治引领的现实必要性、理论可能性和实践实效性等方面缺乏系统剖析和严密论证。基于此，本文尝试贯通现实、理论与实践三重研究向度，以政治仪式视角切入探赜政治仪式赋能青年政治引领在现实需求上“何以必要”、在理论逻辑上“何以可能”、在实践路向上“如何着力”，以期深化新时代青年政治引领载体的创新研究，从而为凝聚青年力量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进入新时代，世情新局面、国情新趋势、党情新挑战、学情新变化不可避免地给青年政治引领工作带来挑战，尤其是文化虚无主义、泛娱乐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断侵蚀和消解着青年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记忆。而以党和政府为行为主体举办的政治仪式以其展演文化符号、凝聚情感能量、刻写民族记忆的功能，成为抵制错误思潮、强化青年政治引领的有效载体。

文化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在文化领域的现实呈现。其精神实质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在资本逻辑驱使下运用庸俗化、娱乐化、反智化手段“矮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质疑革命文化，消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17]，以此达到“动摇党执政的文化根基，消解民族主体性，其指向就是将中国引上‘西化’道路，成为资本主义的思想俘虏和精神附庸”^[18]目的的一种文化思潮。新时代文化虚无主义思潮更是呈现多重面向，传播方式渐趋隐蔽，腐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削弱意识形态话语权，瓦解意识形态领导权^[19]。而处于“拔节孕穗期”的青年的政治观尚未定型，“不可避免会在理想和现实、主义和问题、利己和利他、小我和大我、民族和世界等方面遇到思想困惑”^[20]274。尤其在技术理性的推波助澜下，文化虚无主义以互联网为阵地实现碎片化、裂变化、社群化传播，“将主流文化虚无为俗态、媚态、丑态”^[21]，严重侵蚀青年理想信念、价值理念与道德观念。政治仪式就是“文化表演”^[22]，是一个展演文化符号的过程。由我国举办的政治仪式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指导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展演过程。其一，政治仪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铸就的智慧结晶，集中表现为贯穿其中的思想理念与人文精神。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拥有历史悠久的仪式文化及其配套的意义系统。随着“祛魅化”现代性的发展，传统政治仪式得以转化和发展，成为传承和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宣展方式。如山东曲阜举行的祭孔大典以乐、歌、舞、礼等庙堂活动打造庄严肃穆、隆重恢弘的文化盛典，传承了“仁者爱人”“以礼立人”“君子之道”“天人合一”等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其二，政治仪式弘扬革命文化。革命文化是革命战争年代里党和人民在伟大斗争中创造的思想理论和精神品格。政治仪式因其能够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不同时期浴血奋斗、百折不挠的革命光辉历程，具象化表达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等革命精神，而成为弘扬革命文化的重要过程。如设立抗战胜利纪念日和国家公祭日，为的就是借助纪念仪式警醒人们要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同时向世界人民传播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文化理念。其三，政治仪式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始终代表中国发展前进方向的文化。新时代历史方位中我国举办的政治仪式始终赓续和发展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宣展了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形成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进取、勇于担当、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精神文化；全国抗击新冠疫情表彰大会则是传播与发展伟大抗疫精神的文化活动。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过政治仪式活动得以宣展和赓续，满足了青年群体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能够形成自觉抵御文化虚无主义的正确政治认知，为激励青年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事业奠定共同的观念基础。

泛娱乐主义是在现代媒介、资本逻辑以及心理需求等多重因素驱动下出现的一种把娱乐作为人生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思想潮流和社会现象，它以超越娱乐底线的泛娱乐化倾向为主要形态，蕴含着将娱乐价值作为人生首要甚至唯一标准的价值判断^[23]，在当前主要表现为娱乐内容过度媚俗化、娱乐形式过度感官化、娱乐信息过度碎片化以及娱乐价值过度虚无化等基本症候^[24]。尤其进入新媒体时代，泛娱乐主义以更加迅捷的方式广泛传播，在社会上掀起一场全民狂欢的热潮，使得社会一切公众事务和公共话语以娱乐的方式呈现，造成“违背公序良俗，制造热点话题”“窥探明星隐私，热衷娱乐炒作”“作品粗制滥造，歪曲历史事实”“调侃公众事务，抨击公共政策”^[25]等离轨的现象层出不穷。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言：“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26]据最新统计报告，2024年上半年，我国新增网民742万人，其中青少年占新增网民的49.0%^[27]。互联网已成为当代青年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与成长空间，青年首当其冲成为泛娱乐主义的攻击对象。政治情感是情感的高级状态，价值层面上的政治情感主要表现为一种对权力认同的情感偏好。在泛娱乐主义的影响下，青年政治情感易陷入浅表化、媚俗化甚至虚无化的荒芜状态，导致青年的崇高信仰缺失、政治意识弱化、政治认同消解，亟待有效的工作方法对青年开展政治引领。仪式是情感的铸造机，“它营造出的情感氛围使得仪式中的讯息令人心悦诚服，因为它的营造方式看上去是那么的浑然天成。它所呈现出的世界图景在情感上极为充沛，以至于让一切辩驳都黯然失色”^[28]143。一方面，政治仪式可以化娱乐狂欢为情感能量。政治仪式是“一种相互专注的情感和关注机制，它形成了一种瞬间共有的现实，因而会形成群体团结和群体成员性的符号”^[29]。它在经过“群体聚集”“界限设置”“焦点关注”“情感共享”的过程后，产生涂尔干所言的“集体欢腾”效果，在仪式的框架和秩序引导下产生更为深沉且具有一致性的情感体验，从而凝聚起高度同频的情感能量。如国庆典礼中，青年群众因线上线下“共同在场”为庆祝祖国生日而产生情感连带，在共享仪式狂欢中将“国家”的抽象概念具象为“祖国母亲”的情感符号，从而共同产生对祖国的敬爱和自豪之情。另一方面，政治仪式能够弥合异质性情感实现社会整合。政治仪式以一种合法、合理、合情的娱乐手段将群体情绪以可控的方式释放出来，消弭了异质性情感的对立状态，充当了“社会安全阀”的角色，从而实现了对社会群体分化的有效整合。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尽管齐聚现场的七万余名各界代表来自于中国各民族、各领域、各民主党派成千上万群众之中，充盈着差异化的情感诉求，但当他们齐声高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团结就是力量》等红色歌曲而产生情感连接时，个人离散的异质性情绪在仪式阈限内得以对冲和消弭，从而共同抒发着对党的热爱和祝福之情。总之，政治仪式在展演过程中抵制了集体欢愉的泛化，将娱乐狂欢转化为政治情感能量，弥合离散的异质性情绪而强化情感整合，有效实现了青年政治情感的合理生产与再生产。

历史虚无主义是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一种危害极大的错误社会思潮，它“通过消解和解构历史，否认一些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的事实，强调历史是一种可以随意涂鸦的‘空’或‘无’”^[30]，其本质是通过反诬马克思主义、歪曲中共党史、诋毁社会主义道路等现实表现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党的领导与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31]。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了广泛批判与抵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历史虚无主义并未销声匿迹，甚至逐渐由显性输入转向隐性渗透，以更隐蔽、柔软、灵活的方式渗透于学术研究、文艺创作和网络空间之中，妄图达到解构政治记忆的目的。其一，在学术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以历史细节取代历史整体，选择性肢解历史记忆。为了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史虚无主义者披着“回归历史”“揭露真相”的学术外衣故意挑选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进程中的个别曲折或失误进行片面解读并无限放大，妄图激起不明真相的民众的不满情绪来动摇党的群众根基；更有甚者，对道听途说的历史细枝末节进行主观性编排，肆意篡改历史结论来推销其所谓的“历史真相”。其二，在文艺创作中，历史虚无主义借助影视、音乐、文学等作品的“二次创作”来抹黑革命英雄记忆。为了增加收视率和关注度，文艺创作中历史虚无主义者秉承“流量至上”的创作理念，滥用“想象”“虚构”等艺术创作方法歪曲历史，以打造“抗日神剧”来博取眼球。常见的做法有捏造戏谑英雄人物的情感故事、杜撰重大历史事件的具体情节甚至以抹黑革命英雄的人物形象和历史功绩来美化反面人物等。其三，在网络空间中，历史虚无主义利用互联网的便捷性来渗透虚假记忆。具有交互性、匿名化和去中心化等特点的互联网，给历史虚无主义者制造热点话题，向民众渗透虚假记忆点提供了便利。他们借助自媒体平台来营造声势，炮制“爆点”话题来获取流量，如以雷锋日记的走红为契机制造“雷锋是否高尚”的话题博取网民关注与讨论，歪曲英雄的正面形象。网络历史虚无主义者还聚焦民生难题或重大突发性事件大做文章，肆意炮制“阴谋论”“制度缺陷论”等极具迷惑性的错误论断来制造虚假记忆，意图动摇网络青年的政治认同和制度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20]20政治仪式是一种保存、展示、重塑和解释记忆的实践活动，其所具有的重演性“对于塑造社群记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特质”^[32]70。它通过唤醒、重构、固化和刻写的操演过程生产政治记忆，从而“唤醒某些观念和情感，把现在归为过去，把个体归为群体”^[33]。如我国举办的政治仪式是书写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奋斗记忆、新中国成立70年奋争记忆、改革开放40年奋发记忆和中国式现代化奋进记忆的文化展演过程，能够通过唤醒和重构全体成员的政治记忆来对抗历史遗忘与历史虚无，深刻体悟“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的历史进程，从而有效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对青年政治记忆的消解。

青年政治引领工作从根本上来说是多维度的，塑造政治认知、建构政治情感、刻写政治记忆是其重要的理论面向。政治仪式将仪式象征传播政治理念，塑造青年政治认知；仪式规范凝聚情感能量，建构青年政治情感；仪式展演重播群体往事，刻写青年政治记忆作为其赋能青年政治引领的三重逻辑。

仪式是“一种体现社会规范的、重复性的象征行为”^[28]14。政治仪式就是一种遵循一定规范化和结构化程序，有其特定展演时空坐标的被裹挟在象征之网中的象征性实践活动。这些象征是事实世界和观念世界的联结机制，能够将事实世界从观念世界中分离出来，对观念世界如何建构进行具象化表达，从而将概念、价值、理念等不可见的元素转化为具体事物。政治仪式象征符号以其形式的浓缩性、意义的两极性、所指的统一性三个特点^[34]34-35，推动政治价值理念“可感”“可见”“可知”。其一，政治仪式象征形式的“浓缩性”推动政治理念“可感”。“浓缩性”是单个象征形式包含和整合了多重象征意义。这些象征形式指涉丰富的价值观念且相互作用并聚合在个体感官之中。如坐落在中国首都北京中轴线上的天安门广场是具有浓缩意义的象征形式。因其物理空间承载能力、交通条件及国旗杆、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和正阳门城楼等象征符号成为我国阅兵仪式的展演场地。作为一种具有多重浓缩意义的象征空间，天安门广场不仅记载着数百年来主流意识形态由述说“帝王权威”向述说“人民权力”的话语流变，也见证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懈求解放、争民主、谋富强的奋斗实践，能够让置身其中的人们在接受主流观念洗礼的同时感受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其二，政治仪式象征意义的“两极性”推动政治理念“可见”。“两极性”分别指向是象征意义的“理念极”“感觉极”^[34]35，即政治仪式象征不仅引导和规范价值理念，又以一种聚合的象征意义链接“能指”与“所指”，将隐喻的政治理念变得清晰可见。如国旗、国徽、国歌、国花不仅仅是一块装饰布料、一枚徽章、一首歌曲和一种植物，它还是国家标识、国家形象的化身，代表着国家的独特性和文化传承。它使“国家”概念通过象征意义的建构得以形象化、具体化，让观众见之即产生崇敬、爱戴与高尚之感。正如米歇尔·沃尔泽所言：“国家是看不见的；在它能被看见之前必须对之人格化，在它能被爱戴之前必须对之象征化，在它能被认知之前必须对之形象化。”^[35]其三，政治仪式象征所指的“统一性”推动政治理念“可知”。“统一性”指政治仪式象征将迥然不同的各个所指以其共具的类似品质而相互连接成统一的支配性象征符号，从而强化政治理念的认知与内化。如杭州亚运会会徽因其构成要素所指的统一性价值隐喻而成为展现杭州亚运会理念和中国文化的支配性象征符号。会徽主体由扇面(江南诗韵)、赛道(体育竞技)、互联网符号(数字城市特色)、太阳图形(亚奥理事会)、钱塘江(绿水青山理念与勇立潮头的精神)等不同元素符号整合构成，从而使整个会徽形象成为自然景观和人文精神的融通表达，既象征各国运动健儿朝气蓬勃的生命力，又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潮的涌动和发展。总之，传播不是指信息在空中的扩散和传达信息的行为，而是指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和共享信仰的表征^[36]7。政治仪式以其象征的形式浓缩性、意义两极性与所指统一性特质实现对抽象政治理念的具象传播，使“想象的共同体”转变为“可感、可见、可知的共同体”，为塑造青年政治认知提供了重要契机。

马克思认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37]。“政治仪式能够激起对世界的某种解释，主要是因为这些仪式可以引发强大的情感”^[28]140，而政治仪式的完成必须借助一定规范对情感的渲染才能达成。仪式规范是指一整套政治仪式的操演策略，通过基础设置、象征供应、角色安排、仪式化等规范手段，以指定情感的品类、阈值、释放渠道等方式为仪式参与者的情感抒发设定方向和标准，从而实现政治情感的生产与再生产。其一，基础设置是政治情感的“生成场域”。它通过时间、空间和器物的特殊选择和组合将人群带入特定的仪式场域。其中仪式时间包括作为仪式主题、仪式过程与仪式策略的时间，它们分别是建构政治仪式的“合法性来源”“效用性来源”与“规范性来源”^[10]。仪式空间既是仪式开展的物理空间，也是主体情感能量被整合后的“神圣空间”。器物装置是政治仪式得以顺利展布的基本装备，既可以是特殊的、专门为仪式设置的器具(如用于祭祀的礼器)，也可以是一般的、非专为仪式所专门制造的器物(如阅兵仪式中的武器)。其二，象征供应是政治情感的“体认内容”。象征符号是仪式构成的核心要素，以器物、声音、语言、人员、行为等符号标识连接政治仪式内蕴的价值、理念、规范，激发出参与者的归属感、认同感、亲切感、自豪感等情感偏好，从而使“想象的共同体”变得可见、可感。如庆典仪式中的标语、国家领导人讲话等语言符号指涉仪式主题、国家意志与政治主张；国庆仪式中的群众游行、瞻仰、献花等行为符号象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礼赞和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其三，角色安排是政治情感的“归属策略”。角色安排是通过地位和名望等主要权力象征的分配，为政治仪式人群设定角色期待的策略，使其归属为某一种“仪式人格”。一般存在三类角色安排：“审查官”“主创者”和“演员”。其中“审查官”喻指“政治传统”。它通过指定和执行各类“通过标准”裁决政治仪式能否上演或以何种方式上演。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等正式文件中关于“坚持和完善重温入党誓词、党员过‘政治生日’等政治仪式”的规定。“主创者”指仪式实践的主事人。他们作为“编剧”和“导演”主宰着政治仪式的设计和执行。如古代国家中广泛存在的“礼官”和现代国家中作为政府部门的礼宾司官员。“演员”是政治仪式的“表演者”。他们遵循角色要求完成既定的仪式职责。如就职仪式中的宣誓者、阅兵仪式中的士兵、花车巡游中的群众等。其四，仪式化策略指涉政治仪式的延展过程，即将政治仪式中的内容和规定带入日常生活空间，对更为广泛的人群造成情绪感染。如党员过“政治生日”的日常仪式给成员带来的组织归属感。总之，政治仪式通过基础设置、象征供应、角色安排与仪式化策略，形塑政治仪式成为一种“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36]28，使参与者从“世俗状态”进入“神圣状态”，释放出组织忠诚、家国情怀、共同体意识等情感符号，从而为建构青年政治情感营造独特的“感染域”和“情绪场”。

记忆是“对现在之所谓先前在场的引证”^[38]。它指涉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其中个体记忆是个人对历史经验的识记和储存，集体记忆指涉特定社会群体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39]，即探赜集体“记忆什么”“谁来记忆”“如何记忆”的社会建构过程。具有政治意义的群体性记忆被称作政治记忆，它是往昔政治生活的实践经验与价值理念的总和^[7]253。政治仪式操演过程是“化情为忆”的过程，它借助图像、话语、音乐、数字、行为等象征符号内置的政治价值理念，通过各种仪式操演形式(讲话、标语、歌唱、阅兵、巡游等)对象征系统中的各种信息符号进行筛选、组合甚至重新编码，使得具有特定意义的编码信息被存在于受众体内的认知和情感系统不断解码，从而将主体的时空体验、历史认知与政治想象转换为政治记忆。具体来说，政治仪式主要经过“唤醒—重构—固化—刻写”的完整流程，以重播共同体成员往事的形式来实现政治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其一，“唤醒”，即政治仪式唤起共同体成员对某一特定时空政治经验趋同回忆的过程。主要包括三种方式唤醒群体往事：一是对群体政治生活的回溯，即把群体的政治生活史当作记忆的对象；二是对群体政治记忆的挖掘，即从群体政治生活的回溯中挖掘契合当前和未来需要的特殊记忆内容；三是对群体政治记忆的再现，即通过仪式的操演或展示等方式再现记忆内容的过程。其二，“重构”，即政治仪式借助筛选、修正、创造等方式对政治记忆进行重新构建的过程。“在一个社会中，社会记忆不断地被集体创造、修正与遗忘。”^[40]466政治仪式操演通过一定筛选剔除需要遗忘的记忆或为历史记忆创造具有新特征的外壳，甚至将集体记忆注入全新的内涵，都能在某种现实意义上实现重塑政治记忆的目的。其三，“固化”，即政治仪式对重构后的政治记忆进行保存和巩固，并强化集体认同感的过程。共同体成员认同感的塑造需要建构共享的记忆。尤其当记忆共享程度较低时，“固化”环节可以实现对“异己”政治记忆的替代或同化，使人们固化“共享”的政治记忆，从而实现对“集体精神”的承继与持有。其四，“刻写”，即政治仪式通过“规范性刻写”和“事实性刻写”实现政治记忆再生产的过程。“规范性刻写”是指政治仪式对日常生活中具有范式意义和作用的理念、原则、规范进行编码与解码的过程。“事实性刻写”主要指解码后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规范与原则借助政治仪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过程。通过“刻写”过程实现了政治记忆在日常生活中的持续与延展。如国庆庆祝仪式设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和天安门广场组合而成的时空坐标内，通过对唱国歌、升国旗、领导人讲话、部队检阅、花车巡游等仪式象征进行历史记忆的规范性刻写，唤醒了党带领各族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群体往事，又对珍惜幸福生活、不懈追求美好生活的当代记忆进行了事实性刻写。总之，政治仪式通过唤醒、重构、固化与刻写的重演过程将群体往事转换为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记忆，实现了对政治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从而为“诠释该群体的本质及维系群体的凝聚”^[40]91织就了记忆网。

遵循政治仪式赋能青年政治引领的理论逻辑，新时代青年政治引领的仪式实践要坚持在“以知为始、化知为情、以情筑忆”的逻辑理路上，从资源配置、制度供给、效能提升等方面着手，挖掘仪式象征资源，凝聚青年政治认知共识；优化仪式制度规范，激发青年政治情感共鸣；提升仪式展演效能，强化青年政治记忆共享，从而形成观念—情感—记忆生产与再生产的政治引领链条。

仪式象征是政治仪式的关键要素，它内含特定的政治信息和价值观念，是凝聚青年政治共识的重要资源。政治仪式展演不仅使仪式参与者沉浸式体验象征符号宣展带来的视听感受，更在潜移默化中内化其蕴含的政治信息和价值符码，由此实现政治认知的生产与再生产，甚至生成共同的政治信仰。仪式象征资源配置是政治仪式的基础和前提，未来要在现有象征资源的基础上持续挖掘和拓展，以期更广泛地凝聚青年政治认知共识。其一，人物形象资源的挖掘。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涌现出大批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忘我奉献的革命烈士、英雄群体和先进模范，他们为挖掘仪式象征资源提供了天然宝库。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立党为公、无私奉献、奋斗终身，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辉形象的杰出代表。赵一曼、刘胡兰、“狼牙山五壮士”“白刃格斗英雄连”等无数革命先烈和英雄群体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舍生取义、壮烈牺牲，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进入新时代，黄文秀、张桂梅、欧保尔等时代楷模用真情实感践行心系群众、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这些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人物主体们蕴藏着教育引领青年的无穷力量，亟待我们深入挖掘。其二，思想文化资源的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宝库，“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41]。挖掘和阐释其古典含义，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彰显其在新时代的丰富意蕴，对青年政治引领具有重要意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注重从中提炼出时代所需的指导思想，并由此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要的思想资源。未来亦可以借由政治仪式的教化作用，加强对这些指导思想的科学阐释，更好地挖掘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的精神品质与符号意义，使其成为凝聚青年政治共识的重要来源。其三，实践成就资源的挖掘。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并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尤其进入新时代，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民生、军事外交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凝聚着青年的热情和奉献”^[3]125，而由青年切身参与取得的这些伟大成就是开展青年成就教育的重要素材。未来青年政治引领的仪式实践应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故事为符号资源库，探索利用政治仪式传播中国共产党重大成就中的信仰故事、斗争故事、发展故事等，使广大青年对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敢想敢为、善作善成的立体形象产生认知共识。

政治仪式是高度结构化和规范化的象征性实践。它通过对仪式流程、仪制、程序等方面的规范来增强政治仪式氛围的感染力和沉浸感，使仪式参与者的情感由“世俗状态”进入“神圣状态”，个体原始情感与政党、国家、民族共同体理念产生强烈交融，并借由注视、欢呼、歌唱等行为符号将仪式主体串联为情感共同体，由此激发人们内心深处对政治仪式所传达信息的情感体认。仪式规范是确保政治仪式效能发挥的关键，未来要不断优化仪式制度规范激发青年政治情感共鸣。其一，严格制定政治仪式制度。通过强化政治仪式的制度建构，既能凸显政治仪式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又能增强政治权力的权威性。如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设立，通过明确规定宪法宣誓仪式的主体、誓词、形式、时间、场所、程序及意义等内容，从而将宪法宣誓仪式作为一种制度建构落实下来。这样不仅可以通过庄严的仪式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宪法教育，确保宪法精神和规则入脑入心，将仪式感转化为责任感，也有利于塑造公众的宪法信仰，营造宪法至上的社会氛围。其二，合理设置政治仪式要素。组成元素是政治仪式得以动态表达和静态呈现的必要条件，主要包括时间、空间、人员与象征符号。其中政治仪式时间是仪式的存在方式。它包括仪式实践的社会时间和具有独立性的“仪式时间”。仪式的“社会时间”指政治仪式开展要结合各种纪念日的契机设定举办时间，“仪式时间”则指仪式展演的时间节奏。如阅兵仪式环节对每个方阵部队的行进时间进行严格控制来保证仪式的完美呈现。政治仪式的空间是仪式开展的具体场所。它能够高效传达仪式所蕴含的价值观，一般选择具有政治色彩和教育意义的物理空间，如革命烈士纪念馆、英雄人物纪念广场、伟人故居等红色基地。仪式人员是仪式参与者，包括仪式专家、“导演”“演员”、群众等。仪式人的政治属性在政治仪式中被转化为政治象征，并借由政治仪式操演传达政治仪式的象征意义。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国庆阅兵中主要的仪式人是阅兵首长，其仪式身份是国家领导人和中央军委主席，因此阅兵仪式既是国家仪式，也是军事仪式。政治仪式象征符号是仪式构成的核心要素。具体包括语言符号(主题、标语、讲话、誓词等)、声音符号(国歌、器乐、炮鸣、鼓声等)、动作符号(呼唤、鼓掌、鞠躬、默哀等)、器物符号(画像、旗帜、雕塑、服饰等)。其三，精心设计政治仪式程序。政治仪式程序是保证仪式顺利、规范开展的各个环节的组合，主要包括仪式筹备、仪式布置、仪式流程、仪式仪态、仪式落幕等环节。通过这些环节的精心设计可以规定仪式参与者的情感节奏和归属品类。如入党宣誓仪式一般设置包括奏(唱)国歌、致开会辞、预备党员宣誓、参加宣誓的预备党员代表讲话、自由发言、党组织负责人发表总结讲话等流程，以上环节依次进行能够激发出仪式参与者庄重、严肃与神圣的情感状态。

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得以维系的一切仪式性活动。而通常“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32]40。借助政治仪式操演，仪式主体在符号互动中产生情感羁绊和记忆连带，激发出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隔阂或模糊的异质性记忆被选择性地忽略或遗忘，并产生共同书写崭新的记忆的效果。霍布斯鲍姆指出，“再精致的政治宣传也比不上大众媒体的能力”^[42]。从印刷文化到电子文化，语言、文字、声音、图像等作为信息传播的介质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组成了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大众媒介结构，深刻影响着政治仪式操演效果的传播和集体记忆的书写。未来青年政治引领的仪式实践需要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延展政治仪式操演效果，强化青年政治记忆的共享。其一，以技术赋能政治仪式操演方式。通过5G、AR、VR、AI等技术化手段打破时空限制，使仪式参与者足不出户就能全方位、多角度感受象征物跨越时空的联动，为“无差别的共同体验”提供情境与平台，借由提升仪式参与者的具身体验来强化集体记忆的共享。如杭州亚运会开幕式“数字点火”环节，充分利用AR、AI技术将1亿名数字火炬手化成巨大的数字人，与线下火炬手共同完成亚运圣火的点燃，实现云上观众与现场观众的同频共振，真正感受圣火燃起的激动与震撼，以切实的参与感将亿万群众的记忆点凝聚到亚运赛事中，刻写群体共享的亚运记忆。其二，持续优化政治仪式叙事。仪式叙事属于技巧层次，会直接影响政治仪式操演效果。政治仪式的叙事逻辑应在遵循主体间性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仪式象征资源调动仪式参与主体的视觉、听觉和触觉象征系统，使其对内在的过往记忆、情绪感觉、知识储备等产生具象感知和意义重构。因此，除了运用“大历史观”的宏大叙事之外，政治仪式操演还需关涉与个人内在情感体验、价值观念与宏大故事深度碰撞后产生的微观叙事。如国庆阅兵仪式既要注重宏大场面和视觉效果，又要关注阅兵背后“揣着牺牲战友照片接受检阅的‘铁军旅’”“半年暴瘦十几斤的海军报务女兵”“一家三口参加阅兵的‘父子兵’”等洋溢着真善美的“微故事”。他们是阅兵仪式宏大叙事的重要补充，使整个仪式发挥润物无声的记忆刻写效果。其三，不断延展政治仪式“意义空间”。政治仪式表征特定价值理念与信息元素，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典型案例和生动教材。提升政治仪式效能还需要将政治仪式有效嵌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全过程，从而拓展“意义空间”。如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仪式教育，高校既要强调政治仪式开始前的宣传动员、理论灌输和场景布展，政治仪式展演中的符号宣展、氛围营造、主体互动，又要深化政治仪式结束后的交流讨论、意义提炼和总结评估，将仪式效果向日常生活空间延展，以拓宽青年共享政治记忆的“意义空间”。

青年是党的事业的中坚力量，青年政治引领关乎党和国家的未来和希望。进入新时代，“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给青年政治引领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尤其文化虚无主义、泛娱乐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借助新媒体技术的推波助澜在意识形态领域沉渣泛起，不断侵蚀青年政治认知、消解青年政治情感、解构青年政治记忆，这对强化青年政治引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现实要求。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到当下各类庆典仪式、纪念活动，无不彰显“政治仪式在古今政治生活中都无一例外地存在并发挥着作用”^[43]。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实践活动，政治仪式借助一套具有表征性、规范性、表演性的视觉修辞手法，使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政党政治文化等抽象概念在仪式操演中实现了符号凝缩、具象宣展与意义询唤，发挥着塑造观念共识、凝聚情感能量和书写集体记忆的重要功能，从而为政治仪式赋能青年政治引领擘画了理论图景。新征程中青年政治引领的仪式实践要从资源配置、制度供给、效能提升等方面着手挖掘仪式象征资源、优化仪式规范制度、传播仪式操演效果，从而有效凝聚青年政治认知共识、激发政治情感共鸣、强化政治记忆共享，不断将汇聚起的青春动能转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效能。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政治仪式仅仅是强化青年政治引领的一种活动方式或有效载体而非充要条件，青年政治引领的实现还需配合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的有效发挥、“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1]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青年“急难愁盼”现实问题的合理解决等。此外，政治仪式的过度使用也可能会使仪式陷入“形式化”“娱乐化”“庸俗化”的泥淖，探赜政治仪式在适度范围内的统筹兼顾与合理运用同样成为一个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