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与探索，大致可以学术期刊发文量为划分阶段的重要节点，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发展的动态逻辑链条。通过关键词分析，发现自1979年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以来，学界就开始关注“中国现代化”“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共产党”“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等主题；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重要论断以来，学界集中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等主题的研究，特别是在党的二十大之后尤为突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成果数量呈井喷式增长，主要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现代化视域”等主题展开。其整体历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渐进萌发期，1979年至2021年6月，以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为时间节点。基于特殊国情，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化长期以来并不是“中国式”的，而是大致等同于工业化。1979年3月，邓小平以“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为发展目标开创性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4]这一重要命题，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体系的基本框架。其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规律、实践经验阐释、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互动等，具体体现在对中国现代化路径选择与发展策略的探索，对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相关理论的分析阐释，并延伸出对乡村治理、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社会法治等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领域展开的多维探讨。

第二阶段：稳步增长期，2021年7月至2022年9月，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为时间节点。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重要论断，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基调，“这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1]，这不仅是建党以来的重要历史节点，更是党带领人民探索通往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一经提出，研究文献数量稳步增长，学界主要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优势、世界意义等本体性问题，从历史溯源、演进逻辑、价值意蕴、经验启示等方面展开具体性阐释。具体而言，研究者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内涵释义与范畴定位，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唯物史观意蕴进行理论阐释，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背后的哲学基础，关注共同富裕、乡村振兴、传统文化、生态文明等相关议题，立足全球视野讨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优势与价值超越，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发展路向、发展动力与发展保障。

第三阶段：快速攀升期，2022年10月至今，以党的二十大为时间节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2]，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续写了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党的二十大报告立足于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特征，厘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边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框架。这一时期，研究文献数量大幅攀升，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并产生持续影响，主要集中于理论形态、话语建构、制度属性、语境释义、实践向度等系统性探索。具体来看，研究者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多重维度，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教育变革、文化叙事、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等，立足多元视角理解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从2021年7月1日到2024年12月31日，中国知网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的文献高达2.3万余篇，其中CSSCI期刊论文7 859篇。从这些文献中梳理建党百年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学术共识与学术架构，以此为基础展开更深层次的理论对话，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向纵深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对2021年7月1日以来中国知网学术期刊上的高被引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直观性和有效性，以篇名“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同时筛选高发文量研究团队与平台、热门主题，列于表 1和表 2，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

就单篇论文成果而言，“高被引”是学术论文在相关领域产生重要学术知识贡献及影响力的关键指标之一，能够展现学界对成果的接纳程度。对2021年7月1日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高被引论文进行统计与分析，篇名检索“中国式现代化”按被引次数降序排列如表 3。

从历时维度看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关注，2021年主要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关系的多方位阐释与建构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探索和贡献；2022年以中国式现代化在不同学科视域下的融合性分析和多维理解为主要议题；2023年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体性特征及理论阐发为重点研究视域；2024年主要聚焦以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阐释与路径探索等方面，新质生产力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涌现了丰富成果，但对其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与综述的成果却略显不足。目前所见相关综述及学术现状研究成果中，付文军总结了学界基于特点、内涵、逻辑和价值等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四重阐释及其整合^[5]；赵潜等基于内涵、特征、形成历程、世界意义等方面梳理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现状^[6]；黄发友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发展历程、价值旨归等维度进行了梳理和评析^[7]；董保民等对现代化内涵及其在发展中国家语境下的特殊意义进行了文献综述^[8]；史宗文从“何以在”“何以优”“何以往”三个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多重超越、价值意蕴进行了梳理^[9]。还有一些成果从具体视角切入，在中国式现代化整体视域下展开，如蒋华福从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统一战线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优势、统一战线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三个方面展开研究^[10]；徐国正等从基本概念、建构基础、建构内容、建构意义、建构路径等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进行现状审视^[11]。也有学者运用CiteSpace等软件对相关成果进行可视化分析，如梁杰皓等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问题的研究归纳为本体论、生成论、价值论、实践论等四个方面的议题^[12]。总体来看，当前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发展现状及理论深化的专门性研究相对较少，至今尚未出现体系完备、资料详尽的综合性学术史研究及综述性文献。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重要论断以来，学界主要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形态的具体性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方略、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四个维度。四个维度的关系构成可理解为：其一，中国式现代化形态的具体性阐释，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整体结构的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遵循提供了现实依据；其二，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遵循，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脉络的深刻揭示，为系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提供理论支撑；其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方略，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指南，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形态的具象化，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逻辑遵循的现实回应，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价值意蕴的实现路径，具体展示如何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落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其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是中国式现代化形态、逻辑与实践的综合呈现，将中国式现代化推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展示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独特贡献和意义。四个维度的有机联结，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整体框架，也为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提供新的理论和实践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赋予现代化新的内涵、特征与行动范式，学者们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形态展开了探索。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学界从领导核心、发展导向、价值原则、文明样态等方面展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的理论阐释。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过程，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认识，“最为关键的决定性要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呈现出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性，以及形成过程的并联性、叠加性和跨越性”^[13]。基于“历史任务的承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要内涵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实现共同富裕、兼具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抗拒外来压力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14]；“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也一步步地逐步增加了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发展成为‘五个文明’的丰富内容”^[15]。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学界聚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五个特征，形成了“五特征论”研究场域。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如周文等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对外开放四特征^[16]。张占斌等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现代化的一般特点，又具有中国式的特殊之处，具体表现为世界性、主动性、全面性、协调性”^[17]。辛向阳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原创性的现代化、民主性的现代化、世界性的现代化三种特质^[18]。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动态发展过程，党的领导、独立自主、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文明新形态等核心要素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道路。(1)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以党的领导为根本特征，中国共产党在价值定位、思想指导、组织保障、制度建设四个方面领导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19]，“党的领导本质地彰显着党的主体特质与政治功能的交互融合”^[20]，政党引领现代化模式的特点呈现为主动式现代化、递阶式现代化和渐进式现代化^[21]。(2)独立自主。中国式现代化推翻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论调，冲破了“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的认知误区^[22]，“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格局，孕育并创造了引领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新理念，引领并推动人类文明形态发生历史性变革”^[23]。(3)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追求”^[24]，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25]。(4)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规定，后发的时空境遇和大国发展的特殊规律，决定了共建共治共享是中国现代化唯一可能的实践方式”^[26]。“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核心在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27]。“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提供了价值理念、领导力量、基本经济制度、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等多个方面的重要保障”^[28]。(5)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确立、发展，从目标旨趣、发展理念、原则方法等方面展示“新”意，实现了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2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个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统一体^[30]。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建人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人类发展新形态、创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人类发展新形态、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发展新形态”^[31]。

其四，中国式现代化的比较优势。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比较优势的论述，以“党的领导”“人民至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共同富裕”“和平发展道路”等为主要观点。第一，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性优势，从不同范畴展开探索。项久雨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物质生产现代化、开展社会建设现代化三方面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32]。刘军等从主体、模式、路径和目标层面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资本主义文明逻辑的超越^[33]。第二，从“对立与超越”视角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比较优势。相较于西方，中国式现代化规模大、效率高、步子稳、可鉴性强，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资本至上法则、一元霸权格局、独占通吃逻辑^[3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价值性超越、对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超越以及对后发国家依附型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性超越^[35]。第三，从“包容与并行”角度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比较优势。卢岚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过程中，“通过与西方现代化进行话语博弈，彰显出在道路和价值体系上的包容性和优越性，增添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多元向度”^[36]。

总体来看，当前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鲜明特征以及核心要素的研究，虽然已形成相当规模的文献资料，但在理论层面的深入剖析与横向拓展仍有待加强。部分成果仅局限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现象层面的描述，未能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复杂因果机制，这为后续学术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入口和发展空间。

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遵循已成为近年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形成了基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文化逻辑的多维研究视域。

其一，历史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经验的总结，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和历史依据。学者们从“对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政治性改革与变迁”以及“个体与民族意识建构”等多个角度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1)基于对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宋学勤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业化”目标的确立、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四个现代化”的探索、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四个阶段，从历史维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逻辑和历史依据^[37]。孙正聿以“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大历史观”为出发点，探索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38]。(2)基于政治性改革与变迁，高晓林等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积极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固本立基、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前的全面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提级加速”^[39]；卢黎歌等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逻辑归纳为总体布局层面战略部署、时间布局层面步骤谋划、具体地域分布层面空间布局三个维度的变化^[40]；刘卓红从历史长河的时间维度、时代大潮的问题维度以及全球风云的现实维度，探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大历史逻辑^[41]。(3)基于个体与民族意识建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历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谋强、从模仿型发展到自主型发展、从单一工业化到多维度现代化的演进历程”^[42]，“实现了从外在拉动型到自觉内生型、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从单一低度发展到全面高度发展的实践转向”^[43]，完成了“中国式”选择从历史自觉、实践自觉到话语自觉的转型^[44]。

综上所述，学界的研究提供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逻辑的深入洞见，关注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探索历程，强调中国现代化道路是历史进程中长期积累与制度创新的结果，有效回应了关于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复杂性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也为探明中国如何根据自身国情和历史文化特点走出一条独特发展道路梳理了重要线索。

其二，理论逻辑。学界立足多学科视域，从文明传承、发展路向、辩证关系及现代性阐释等多方面揭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独特性质与内在逻辑，对其生成与发展进行理论建构。(1)立足文明传承。董志勇等基于文明新形态视角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发生逻辑，即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文明的传承与创造^[45]。刘洪森等聚焦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塑造新人的内生动力三重逻辑向度^[46]。(2)基于发展路向。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进程中既遵循普遍规律，又具有承载自身国情的独特性。桑明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哲学表达，提出“从主体性到公共性”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基本走向，是其“新”之本质规定性^[47]。张润峰指出，“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由历时性向共时性的时空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提供了理论基础”^[48]。(3)基于现代性视角。陈玉斌从社会主义逻辑、文明超越逻辑、初心使命逻辑把握新现代性的叙事逻辑^[49]。(4)聚焦辩证关系。阮博从“中”“外”比较、“前”“后”承接、“总”“分”结合、“守”“变”互动、“上”“下”联动等辩证视域解读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丰富意涵^[50]。多维视角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及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系统把握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动因与变迁规律。

其三，实践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动态优化过程”^[51]，实践逻辑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维度。吴艳东等认为“实现人的精神利益向精神富裕的跃升”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特征”^[52]。陈华娟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政党主导、政党推动、政党形塑的鲜明特征，以及中国共产党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在“理论指引与理论创新”“制度建构与制度完善”“道路探索与战略规划”“党建引领与党建支撑”等方面的重要作用^[53]。张占斌等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被动到主动、从外源到内生、从单一到全面转变的实践逻辑^[54]。吴忠民关注市场竞争逻辑与社会保护逻辑之间的关系，提出两者之间形成的良性互动能够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持续内生动力^[55]。

其四，文化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56]，强调了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和技术上的赶超，更是文化和价值上的延续与创新，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现代化的理解和追求。沈湘平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解答西方现代化道路总问题也是人类总体性危机的基本提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重要逻辑之一”^[57]。代玉启从文化脉络、文化基因、文明形态三个层面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逻辑，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立足中国人民的鲜活实践、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形成的、使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强大生机活力的跨越式发展之路”^[58]。邹广文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突出彰显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有效释放了中国和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张力”^[59]。

学界基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文化逻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多维探索，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话语体系提供了学理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研究的局部附着性较为明显，所选取的视角主要集中于哲学领域，缺乏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开展的深层思考，同时各逻辑维度之间形成割裂状态。从多元化视角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逻辑遵循的探索，以及从逻辑交融的整体性视角开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性研究，亟待进一步重视。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的国家命题。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方略，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多领域延展为主要表现形式。学界既从整体性的角度也从具体领域的角度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方略，比如从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组织现代化六个方面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60]。

其一，经济现代化。一是从共同富裕视角探讨经济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殷晓元等提出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方略，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善民生福祉体系、形成公平正义导向^[61]。二是聚焦高质量发展。韩保江等认为，“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必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62]。三是关注支持体系建设。任保平等提出，从人才支撑体系、数字技术支持体系、产业政策支持体系、财政金融协同支持体系等方面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的数字经济创新体系^[63]。

其二，教育、科技、人才现代化。“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3]，推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1)聚焦以教育现代化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基本行动。以教育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需要积极探索“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高等教育要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龙头作用^[64]，“以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为统领、持续推进教育改革创新，着力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新时代中国教育学，研制出台教育强国标准体系”^[65]。(2)以新质生产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同中国式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指向、协调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平发展的实现路径具有高度适配性，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66]。从新质生产力基于本体力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式展开探讨，要在宏观层面坚持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中观层面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微观层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探索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式^[67]。从新质生产力的外部实现条件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路径，在形成新质生产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应更好地发挥国家主体作用、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着力促进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推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68]。

其三，政治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上的实践方略以制度建设和话语建构为主要探索维度。于金富等提出要根据我国历史传统和国家制度的特征进行历史性与制度性分析^[69]。在话语体系建构中，要“在实践中遵循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原则，通过立体多元的传播载体输出话语价值，在内容阐释中突出理论优越性”^[70]；构建“政治—学术—生活”三个维度相辅相成、交流交融、相互促进的关系体系，“以政治维度话语为引领，融合学术维度、生活维度话语阐释，增强‘中国式现代化’政治维度话语的亲和力、学术维度话语的解释力、生活维度话语的吸引力”^[71]。

其四，文化现代化。“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72]，文化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灵魂。潘丽嵩等从大历史观视域下传统文化的“守正”传承、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化建构可行性三方面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蕴含的传统文化价值^[73]。“文化建设可以推进全面发展和社会统筹协调，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精神引导和力量支撑，凝聚发展共识和弘扬人类共同价值”^[74]，“巩固中华文化立场坐标、突出文化建设关键向度、激活文化治理内生动力、增强民族复兴精神力量”^[75]，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

其五，社会现代化。学界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基点，聚焦乡村振兴、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人口老龄化等急难愁盼问题。王露璐从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伦理现代转型的内在关联、“转身(份)”中的中国乡村与农民及其道德图景、乡村振兴的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等方面，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与伦理重建^[76]。文丰安认为“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区别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鲜明特征”^[77]。王通等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中的“社会流动的严控图景、自发图景、赋能图景和自主图景等纵向变迁历程”，提出“助力个人全面发展的城乡融合图景和区域协调图景，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课题”^[78]。杨林等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规则解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提出了立法建议^[79]。

其六，生态现代化。在生态层面，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基本特征之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丰富的生态意蕴，展现并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智慧，以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奋斗目标，以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为工作要求，以坚持绿色发展为发展方案，以引领全球生态治理为责任担当^[80]。李勇强提出，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治理的系统层级观，坚持共同体构架的国内外合作治理的系统联动机制”^[81]。刘希刚等从目标确立、目标内涵、目标实现三个维度论述中国式现代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的科学内涵^[82]。张云飞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坚持节约集约、清洁循环、生态优先、绿色低碳，从领导力量、道路依托、政治立场、体制机制、精神导向等方面探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保障条件^[83]。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重要的现代化创新实践”^[84]，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面貌与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越走越宽广，将更好发展自身、造福世界。”^[85]学界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生发的原创性贡献、对全球发展的世界意义呈现等，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独特理论框架和发展路径的现代化模式，强调以人为本，超越了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新的选择，在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以及人类文明多样性等多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阐释。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结构、文化实践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表现，中国式现代化在保持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现代性特质。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的现代化为主题、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为根本价值追求的现代化，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以“人本”代替“物本”的“人—自然—社会”协同进步的现代化发展道路^[86]；开创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呈现出“领导核心与人民主体的统一、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统一、工具性与目的性的统一”的现代性特征^[87]。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将人置于主体地位的现代化理论、复合全面的现代化科学理论、多元全球的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擘画出一种‘大现代化观’，在将现代化作为世界性进程整体考察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现代性’”^[88]。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显著的原创性贡献，不仅在于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回应，还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对科学社会主义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推动作用。唐爱军探讨了中华民族、世界社会主义、人类社会三重意义叙事层面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意义^[89]。徐建飞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美好现代性世界、如何建设美好现代性世界”的“时代之问”，打破了现代化“一元论”谬误，为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90]。王雨辰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形成政治领导力量、实现效率与共同富裕的有机统一、生态制约、走和平发展道路等诸多难题，化解了西方现代化的诸多缺陷^[91]。鲁明川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是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对尚在进行现代化探索甚至深陷现代化陷阱中的国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以及人类文明转型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92]。

其三，对全球发展的世界意义呈现。学界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蕴，主要集中体现在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引领世界社会主义、提供现代化发展新范式等方面。吴晓明以“世界历史”为整体背景，从现实起源、当代意义和未来筹划等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理解和阐释^[93]。韩喜平等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蕴，具体表现为“突破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参考、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改变了世界分化的格局、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94]。何爱国等从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发展史、世界现代化史、世界社会主义史、国际关系史和人类文明史的多维意义视角，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95]。吕炜等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将重塑现代化世界版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方案选择，塑造共融共生的文明新秩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96]。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成果数量庞大，所涉领域广泛，但仍有部分成果出现了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理解上的错误倾向与观点分歧，目前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仍存在诸多争论。这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努力方向和拓展空间。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还存在着一些误区与不足。研究误区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观点偏颇”误区。将中国式现代化视为对西方现代化的简单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是对现代化普遍规律的特殊性应对，是在全球视野下对现代化的自主选择与实践。将中国式现代化视为对西方模式的简单“超越”，低估了现代化的复杂性、自主性和独特性，囿于二元对立思维，忽视了中国现代化道路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独特路径和方式。这种思维模式固守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普适性”，未将中国式现代化视为全球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囿于狭隘的对比性思维。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全球现代化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结构和发展阶段走出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选择与实践，不仅受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同时也积极塑造着全球现代化的多样化发展图景。

二是“观点片面”误区。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五个方面特征即人口规模、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和平发展等，片面化理解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部内涵，忽略其整体性而陷入局限性和碎片化趋向。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性、渐进性的过程，是根植于中国历史与文化土壤中的一种创新性转型。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涉及经济增长、社会结构调整、治理模式创新、文化价值重塑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重构等诸多方面。一些成果忽视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更为宏观系统的框架及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文化逻辑的内在统一，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性特点泛化为“中国式+现代化”，限制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理解，削弱了其内在的理论深度和实践广度。

三是“观点忽视”误区。仅关注“中国式”而忽视“现代性”，过于侧重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讨，而未能充分关注“现代化”这一更为广泛的概念。具体而言，这些研究往往从局部视角出发，集中分析中国特有的发展路径与实践经验，并未从全局站位对“现代化”作出深入阐释与学理性解读，导致研究者对现代化本质的理解偏颇，甚至陷入对“中国式”特色的过度神化，而忽略了全球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理论规律与发展逻辑。事实上，“现代化”是在全球互动与交融中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包含对工业化、城市化、市场经济、科技进步等普遍规律的认识，而“中国式”则是对这些规律在中国具体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的特殊实现形式。研究者应更加明确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现代化过程之间的关系，认识到现代化的普遍性与中国路径的特殊性之间的辩证统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进行了全局性、系统性部署，具体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经验，深入分析落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措施，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了全面展开阶段。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关注热情进一步提升，研究更加深入具体，研究成果数量快速增长，理论体系逐渐完善，主要集中于文化形态、精神构建、理论塑造、创新赋能等拓展性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议题尚存在广阔的研讨和发展空间。今后相关研究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拓宽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视域、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方法创新、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融入国际比较，以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专题化、系统化。

新时代语境下，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应在筑牢理论根基、深化文化内涵、凝聚精神合力等方面进行全面提升和系统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了理论创新与文化传承的双向互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仅是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更是一项深刻的文化与文明建构工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命题之一。首先，“两个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基础、文化根基和文明发展方向，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开展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应以“两个结合”为理论基础和文化支撑，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开放性与适应性，致力于深化理论建构，进一步夯实研究基础，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全球现代化发展趋势的理论体系。其次，文化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塑造国家认同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根本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实现突破，也要在文化层面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新时代精神的中华文明话语体系，为全球现代化理论提供中国方案。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革。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话语体系不仅要服务于国内建设，更应当成为国际社会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未来研究应立足全球视野、融汇传统与现代，将研究主题具象化、嵌入化、立体化，从文化哲学、社会伦理、制度建设等方面系统探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路径，关注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具体落实、制度创新与精神文明建设、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与伦理重建等，将中华文化与全球文明对话紧密结合，促进中华文明与现代化进程协调共进。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部分成果中出现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上的误区，包括对其核心内涵的模糊、片面解读甚至偏误，这些问题削弱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整体性。“现代化是一种进步话语，各国为适应其发展，塑造了各不相同且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以巩固自身话语的内在意义与意图。”^[97]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棒杀论”“捧杀论”等论调此起彼伏的情境之下，学术界和理论界应廓清思想上的混乱，提供更加科学、系统和全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话语势能。一是要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概念，避免错误观点，明确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技术的进步，更是一种社会结构、制度和价值体系的深层变革。二是要避免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片面化解读，将中国式现代化视为某些具体领域的发展成就，或将其框定在单一理论或政策框架内，未能体现其全局性和复杂性。“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变化过程和涉及面极其广泛的范畴”，“关于现代化的认知会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时间的流逝而更新”^[98]，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物质文明方面的成果如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性探讨相对不足。学界应运用“统整性思维”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深入探讨，持续关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精神现象、创新机制与发展动力，确保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轮驱动”，真正实现“全方位”的现代化探索。

党的历届三中全会是改革的里程碑，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方向愈加明确，即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一背景下，深化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应结合党的历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精神，进一步拓展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要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系统中的结构性矛盾、层次性矛盾、派生性矛盾”，“坚持守正创新在关键领域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开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局面”^[99]。学界应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及其多维向度进行深入探讨，以中国式现代化当前形成的主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研究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不断拓宽和延展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视域与范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和体系化构建。

其一，深化中国式现代化本体性问题的研究。“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的建立，首先需要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100]当前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点、逻辑、实践、价值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规模的成果，但仍需要在理论体系的系统化与深度化上进一步探索，着眼于不同逻辑维度的内在关联，细化不同领域的实践路径研究，关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转型、社会治理、科技创新和环境保护等，以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的复杂问题。其二，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研究视域，开展多领域探索。目前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法治体系、文化建设等主要领域，应持续加强对民生制度体系、对外开放、生态文明、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国防和军队等领域的研究热度。其三，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融入国际比较视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3]国际比较研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开展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既要立足于本国实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开展现代化探索，又要放眼全球，从比较视域出发，在现代化进程中探索全球共性挑战，区域与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模式应用，以及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科技革命、全球治理等现实挑战下面临的特定议题，在新时代全球变局中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不仅是对国家发展路径的理论建构，也是对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化理论的创新与拓展。在长期探索中，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经历了渐进萌发、稳步增长到快速攀升的过程，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范式，创造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不断深化与扩展。本文重点回顾梳理学界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领域中取得的重要成就，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重要论断以来刊发于CSSCI期刊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文献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当前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未来研究亟待关注的重要方向提出建议，以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发展、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提供学理支撑。自1979年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以来，相关研究逐步聚焦于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路径，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演进，开启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初步探索。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重要论断，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视野得到进一步拓展。2022年以来，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导下，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热度达到了新的高度，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化，理论创新不断涌现，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更加深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进入深化阶段。然而，当前研究往往趋向于对现有政治话语的解读和扩展，或聚焦于特定领域或层面的探讨，缺乏跨学科的系统整合，在具体理论与实践方法应用方面的突破亦相对有限，部分成果存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偏误。中国式现代化是多领域多层次会通融合的过程，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互动关系和协同作用，从马克思主义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视域进行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开拓性探索，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应更加注重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中国当前及未来的发展需求和社会变革，进一步加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和话语权建设，为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创造时代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