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创业者人力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先前经验是在长期的行业工作或创业过程中所积累的专长和知识，这些专长和知识具有无形性、专有性、不可模仿性、不可替代性等特征，在后期的创业活动中能够帮助创业者有效地识别潜在的行业风险和创业机会，并能积极应对创业过程中的诸多挑战，从而大幅度提升创业绩效^[16]. 创业经历越丰富，创业者的超前行动性、创新性和风险承担性则越强^[17]，这主要得益于人们从过去的创业经历中获得的经验和知识，并建立起了“创业经验曲线”^[18]. 有一定创业经历的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更加广泛，在克服新创企业进入市场缺陷方面有较大优势^[19]，也更加了解融资、市场进入和顾客价值等影响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20]，同时其机会识别能力也更强，能将识别而来的机会转化为新颖的商业模式^[21]. 在乡村创业方面，有创业经验的返乡农民工能够快速解决创业初期面临的一系列独特问题，并克服返乡创业中的“新进入陷阱”，进而取得更好的创业绩效^[22]. 拥有创业经历的返乡者能再次发掘其人力资本，通过在返乡创业中实施创新性举措，进而帮助企业建立和保持更好的绩效^[23].

H1：创业经历能够提升乡村创业者的创业绩效.

规制制度环境主要由法律、规章和政府政策等促进和限制行为的制度构成^[24]. 其中，限制性制度，诸如门槛设置、多层监管和资源约束都会降低创业者的资源投入意愿和创业积极性^[25-27]，而促进性的制度，例如基于市场的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和金融规则等制度机制则会促进创业者参与市场活动的可能性和积极性^[28]. 政府资助的项目和资源以及享受政府提供的支持性权利，都将降低创业者对创业初期资源约束的担忧^[12]，进而提升创业者的创业活力. 拥有政府支持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内部政策信息，从而根据政策和产业方向提前对其自身管理体系、规则和流程进行改进^[29]. 因此，若有良好的政策支持制度，乡村创业便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从而提高创业者的积极性并对创业绩效产生重要影响.

H2：促进性规制制度环境能够提升乡村创业者的创业绩效.

认知是关于世界、内化于个体内心共享的系列符号体系，在个体之间得到采用和分享^[30]. 环境制度中的认知性要素是理解特定现象广泛共享的社会知识和认知结构^[31]. 在创业过程中，认知环境与人们知识、技能和信息获取有关，是个体进行创业的非技术能力，其结果直接影响创业者识别新机遇的能力^[32]. 犹如团队认知能力，作为一种团队资源，对初创企业绩效提升具有显著影响^[33]. 诸如创业共识能力^[34]、专长配置能力^[35]、监测调控能力^[36]等，也被证实能够对企业绩效产生重要影响. 创业导向的认知制度环境，往往意味着区域中存在较为完备的创业基础设施和相对丰沛的创业教育资源等，预示着可供利用的丰富人力资源储备池^[37]. 因此，乡村创业者所在地的认知制度环境越好，创业者越有可能通过不同渠道学习并掌握空缺的必要性知识，进而提升创业绩效.

H3：良好的认知制度环境能够提升乡村创业者的创业绩效.

制度环境的规范性要素是比较、评价现存结构和行为的价值观与规范^[11]. 创业规范代表了社会是否尊重创业者和创业行为，是否将创业视为通往成功的职业路径^[38]. Krueger等^[39]认为创业者感知社会群体对创业的看法，会显著影响创业投入与积极性，进而影响创业企业的绩效. 社会群体的态度、信念和期望会影响个体的创业结果，如果期望和信念接受创业，则对个体的创业结果会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40]. 公众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对创业者社会地位的尊重、个体对创业的期望、以及大众媒体对创业的正面宣传，都会增加创业者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创业绩效提升^[41]. 社会建构的认同、期望和支持等社会性激励会刺激正在实施创业的主体更好地识别创业机会，利用创业资源^[42]. 因此，乡村创业者所在地的规范性要素发展水平越高，激励创业者主动性和当地人积极参与的效果将会越明显，这都有助于创业绩效的提升.

H4：积极的规范制度环境能够提升乡村创业者的创业绩效.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20年12月-2021年2月对云南、四川、重庆、贵州4个省(市)乡村创业者的调研结果. 所谓乡村创业者，即为乡镇一级以下从事创业活动的主体，包括农户创业主体和非农户创业主体. 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471份，回收率为94.2%. 为避免调查数据缺失或异常值对研究带来影响，在数据整理过程中剔除了无效样本6份，最终获得有效样本465份，有效率为98.73%.

被解释变量：乡村创业绩效包括创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等内容，本文借鉴Govindarajan^[43]和朱红根等^[44]设计的成熟量表，并结合乡村创业特征对量表进行了适当调整，共选取8个题项来测量乡村创业绩效(表 1).

解释变量：创业经历是指在从事当前创业活动之前所具有的创业过程，用“在此次创业之前，是否有过其他创业经历” “先前创业持续年限”两个指标来刻画创业者的创业经历. 本文借鉴Busenitz等^[12]和Scott^[11]的研究，从规制性、认知性和规范性3个维度来考察制度环境. 各维度的测量主要参考Busenitz等^[12]的成熟量表，共选取15个题项(表 1).

控制变量：为防止遗漏变量对实证结果造成系统性偏差，本文还加入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党员身份和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表 2).

根据研究目的，本文设定如下研究模型：

式(2)中，Ach为乡村创业绩效，Exper为创业经历(包括是否具有创业经历和先前创业持续年限两个指标)，Ins为制度环境(包括规制制度环境、认知制度环境和规范制度环境3个指标)，Controls为控制变量(包括创业者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党员身份、受教育程度等变量)，α为截距项，ε为扰动项.

信度和效度检验是衡量量表有效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先决条件. 本文采用克朗巴哈α(Cronbach α)系数和因子分析法来检验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 由表 3可知，乡村创业绩效、规制制度环境、认知制度环境和规范制度环境的克朗巴哈α系数分别为0.802，0.864，0.761，0.651，均在0.60以上，表明所选量表具有较好的可信度(克朗巴哈α系数越接近于1，表明内部一致性信度越高). 量表各维度的Kaiser-Meyer-Olkin(KMO)值均大于0.7(KMO值越接近1，表明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强，越适合做因子分析)，且Bartlett's球形检验均显著，因此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同时，各题项的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MSA)值均大于0.6(该值反映每个变量的抽样合适度，越接近1，表明原始变量越适合做因子分析)，因素载荷均大于0.5(系数越大，表明变量与所提取的因子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一般需要大于0.5)，共同性也均大于0.4(共同性越大，变量能被因子说明的程度越高，一般需要大于0.4)，各题项均满足效度要求.

表 4中，模型(1)和模型(2)分别展示了创业经历和创业时长对乡村创业绩效的回归结果，模型(3)-模型(5)分别展示了规制、认知和规范制度环境对乡村创业绩效的回归结果. 由表 4可知，创业经历和创业时长均对乡村创业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先前创业经历通过帮助创业者积累经验和教训，并在后来的创业过程中有效识别潜在行业风险和创业机会，跨越新创陷阱，提升了创业绩效. 先前创业活动持续的时间越长，越有助于创业绩效的提升. 制度环境对乡村创业绩效的影响同样显著为正，支持性的规制制度环境、良好的认知制度环境和积极的规范制度环境分别通过降低创业者资源约束，拓宽创业者资源获取渠道和提升创业者积极性，提高了乡村创业者的创业绩效. 其中，认知制度环境的绩效提升效应最大，其次是规范制度环境，而规制制度环境的绩效提升效应相对较小. 由此，H1-H4均得到了验证.

创业经历与创业绩效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影响的因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模型存在内生性，因此有必要对模型的内生性进行讨论. 考虑到先前创业经历为“有”和“无”的二元变量，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内生性处理. 主要步骤为：首先利用Logit模型估计倾向得分，从没有创业经历的创业者中寻找与具有创业经历且个体特征相似的创业者，接着对各变量倾向得分匹配的数据进行平衡性检验. 经检验可知，本文各变量匹配后的偏差值均小于10%，说明变量可以被接受，同时所有变量的p值(显著性)匹配后均大于10%，意味着接受了检验的原假设，表明经过匹配后具有创业经历的乡村创业者和没有创业经历的乡村创业者其他特征变量已无显著差异，倾向得分匹配通过了平衡性检验，且检验结果较为理想. 接着利用自助法获得先前创业经历对乡村创业绩效影响的标准误差，自助抽样次数为200次，并通过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3种方法估计获得平均处理效应(ATT)(表 5). 计算公式为：

式(3)中，Y_1i表示具有创业经历的乡村创业者的创业绩效，Y_0i表示没有创业经历的乡村创业者的创业绩效，Pb_i=1表示具有创业经历的乡村创业者，X_i表示乡村创业者的个体特征变量，p(X_i)表示倾向得分，由此可得(Y_1i-Y_0i)表示创业经历对乡村创业绩效的平均处理效应.

由表 5可知，在考虑内生性后创业经历对乡村创业绩效的影响仍显著为正. 以最近邻匹配方式为例，创业经历对乡村创业绩效的影响系数为0.331 6，表明具有创业经历的乡村创业者其创业绩效比没有创业经历的乡村创业者高33.16%. 半径匹配与核匹配的平均处理效应与最近邻匹配相近，验证了结果的稳定性.

为进一步考察创业经历的绩效提升效应在不同创业产业和群体之间的差异，本文继续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农林牧副渔业、生产加工制造业和餐饮旅游服务业，以及农户和非农户先前创业经历的绩效提升效应进行分析. 从表 6可以看出，创业产业属于农林牧副渔业的乡村创业者，其创业经历的绩效提升净效应为0.938 0，意味着创业绩效比没有创业经历的创业者高93.8%；生产加工制造业乡村创业者创业经历的绩效提升净效应为0.614 7；而餐饮旅游服务业乡村创业者创业经历的绩效提升净效应为0.254 9. 由此可知，创业经历对农林牧副渔业创业绩效的提升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原因在于乡村创业，尤其是涉农创业，最大的难题是资源约束，而创业经历可以为创业者积累经验、人脉和资源，以此突破资源的桎梏.

农户创业群体先前创业经历的绩效提升净效应为0.370 4，表明有创业经历的农户其创业绩效会比没有创业经历的高37.04%，而非农户创业群体创业经历的绩效提升净效应为0.201 3，交叉对比可以发现，创业经历对农户创业绩效的提升作用高于非农户. 主要原因在于，在创业过程中农户相对于入乡创业的非农群体面临着更为严重的资源约束，因此一旦有渠道能够突破资源约束将会产生更为明显的正外部效应.

规制、认知和规范制度环境的创业绩效提升效应同样表现出了产业差异和主体差异(表 7). 具体而言，规制制度环境只对乡村生产加工制造业和餐饮旅游服务业的创业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认知制度环境对不同产业创业绩效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但对农林牧副渔业创业绩效的提升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涉农创业主要受限于资源的获取，而良好的认知制度环境可以帮助创业者拓宽资源获取渠道. 规范制度环境对不同产业创业绩效的影响同样均显著为正，并且对生产加工制造业创业绩效的提升表现出了更大的促进作用，主要原因是乡土社会中，开办企业的经营者常常被视为乡村中的“精英”阶层，并享有一定的地位和声誉，而外部环境对这一观念越认同，则越能激发经营者投入的积极性，进而使其创业活动获得更好的经营绩效. 同时，从表 8还可以看出，3种制度环境对非农户创业绩效的提升效应均高于农户，可能的原因在于当前乡村创业的政策制度和政策环境仍然倾向于支持具有一定基础和资源的入乡创业者，导致非农户创业主体拥有更良好的发展资源.

除了分析创业经历与制度环境对乡村创业绩效的直接影响，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制度环境在创业经历与乡村创业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 由表 9可以看出，在模型(11)中只有创业经历与规范制度环境的交互项对乡村创业绩效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规范制度环境在创业经历影响乡村创业绩效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说明积极的规范制度环境会强化创业经历的绩效提升效应. 乡村场域内，以创业氛围为核心的规范制度环境对于吸引新创主体有着重要作用，积极良好的乡村创业氛围有助于各类创业资源向乡村集聚，这将充盈乡村场域的“资源池”，帮助更多的创业主体突破资源困境，从而实现创业绩效的提升.

创业经历与制度环境均有助于乡村创业绩效的提升，在经过内生性处理之后结论依然成立. 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创业经历、认知制度环境和规范制度环境更有助于农林牧副渔业和生产加工制造业的绩效提升，规制制度环境则只对生产加工制造业和餐饮旅游服务业的绩效提升有显著影响. 创业经历表现出“益农”特征，对农户创业绩效的提升效应高于非农户；而制度环境则表现出“非农精英倾斜”特征，对非农户创业群体的绩效提升效应高于农户. 调节效应分析表明，规范制度环境在创业经历影响乡村创业绩效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能够强化创业经历的绩效提升效应.

当前，创新创业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但创业并非一蹴而就，据Boso等^[45]的研究显示，目前全球创业失败率达75%以上，初次创业的失败率更是高达90%以上. 随着创业活动逐步由城市向乡村转移，创业者的创业经历和外部制度环境所发挥的作用变得越发明显.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的启示在于两个方面：① 创业者层面，对于创业初期的创业者而言，若自身没有创业经历，可以考虑选择具有创业经历的合伙人，以便在创业初期能够更好地获得资源和识别机会，为企业成长与发展获取先机. 同时也可招聘和提拔具有创业经历的管理人员，优化管理层的人员结构. ② 政府层面，政府一方面应继续加大对乡村创业的扶持力度，并在资金、土地、技术供给等方面向创业者倾斜，为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平台；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大宣传，树立乡村创业榜样，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提升在乡、返乡、入乡3类群体的创业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