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ronoi结构由俄国数学家M.G.Voronoi提出，实质是一种宏观和微观实体在自然界中以距离相互作用的普遍结构。变异系数CV表示Voronoi多边形面积的标准差与平均值的比值。当CV值为57%(包括33%~66%的值)时，点集为随机分布；当CV值为29%(包括小于33%的值)时，点集为均匀分布；当CV值为92%(包括大于66%的值)时，点集为集聚分布^[28]。

核密度估计的原理是将随机变量的分布状态看作是一种概率分布，通过观察其图形波峰的位置、数量、高度和宽度，考察此随机变量的分布特征。具体到本研究，通过对少数民族村寨空间分布的核密度估计，可以得到少数民族村寨分布水平高低、分布水平的差距大小和极化程度。该方法假定随机变量x的密度函数为^[29]：

式中：N为观测值的个数(个)；x_i为独立同分布的观测值；x为均值；k为权函数；h为带宽。

地理联系率是反映两个要素在地理分布上联系情况的指标，本研究主要用该指标测度少数民族村寨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联系，其计算公式为^[30]：

式中：L为地理联系率；S_i为i市少数民族村寨占全省总数的比例；P_i为i市经济指标占全省指标的比例；L的取值范围为[0, 100]，该数值越大，表明两个要素在地理分布上的联系越紧密。

地理探测器模型不仅能对单因子作用的影响进行分析，还能探测两因子的交互作用。本研究主要使用地理探测器4个模块中的“因子探测器”和“交互探测器”，其中因子探测器的基本原理是探测因变量Y的空间分异性，并判断自变量X_i多大程度上解释了因变量Y，用q值来度量，测度公式为^[31]：

式中：q为探测因子X_i的探测力值，q∈[0, 1]，s值越大，表明因素X_i对于研究区少数民族村寨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越高；N和N_h分别为全区和h区的单元数(个)；σ_h²和σ²分别是h区和全区因变量Y值的方差；L为因变量Y或因子X的分层。

交互探测主要用于研究不同影响因子之间交互影响作用的方向与强度，即分析影响因子X₁和X₂共同影响作用时是否会增强或削弱对因变量Y的影响作用力。探测流程为：首先，分别计算两个影响因子X₁和X₂对因变量Y的q值：q(X₁)和q(X₂)。其次，计算两个影响因子相交时的q值：q(X₁∩X₂)。最后，比较q(X₁)、q(X₂)和q(X₁∩X₂)大小^[32]。交互作用的强弱、方向、线性还是非线性的判断依据如表 1所示。

少数民族村寨名录来源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https://www.neac.gov.cn/)公布的第1至第3批共312个贵州少数民族村寨(分别于2014年、2017年、2020年命名了62、151、99个少数民族村寨)。借助Google Earth软件对少数民族村寨精准定位，然后将少数民族村寨的经纬度数据甄别整理后录入Excel数据库，最后通过ArcGIS 10.8操作平台对少数民族村寨空间分布进行可视化处理。贵州1∶400万行政区划图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www.ngcc.cn)。DEM、起伏度、道路的矢量数据均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www.resdc.cn/UserReg.aspx)，其中贵州DEM来自90 m分辨率的SRTM 90 m数据，起伏度借助ArcGIS 10.8在DEM中提取得到。2010-2022年逐年平均气温栅格数据来自欧盟及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www.ecmwf.int)；降水逐月数据来自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1901-2022年1 km分辨率逐月平均降水栅格数据集(https://data.tpdc.ac.cn/)，对每年12个月气温求平均值得到2010-2022年逐年平均降水栅格数据。经济发展水平、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和种类等数据来自贵州省的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政策环境相关指标来自政府工作报告。

借助空间分析工具对贵州少数民族村寨进行可视化表达(图 1a)。总体来看，第2批少数民族村寨最多，第1批少数民族村寨最少。分区域来看，少数民族村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无论是分批数还是总数，黔东南的少数民族村寨均排第一，其总数占全省的比例超过40%。黔南、铜仁位于第二梯队，占比均超过10%。剩余6市(州)位于第三梯队，占比均不足10%，其中六盘水的少数民族村寨总数最少(表 2)。

采用“泰森多边形”工具生成少数民族村寨的Voronoi多边形，结果如图 1b所示。总体来看，少数民族村寨的Voronoi多边形面积的标准差为574.13 km²，平均值为419.65 km²，CV值为136.81%，根据相关理论^[28]，可认为贵州少数民族村寨在空间上属于集聚分布态势。分区域来看，黔西南、铜仁、六盘水、毕节、安顺、黔东南、遵义、贵阳、黔南9市(州)少数民族村寨的CV值分别为62.99%、80.55%、83.70%、87.34%、90.44%、100.69%、109.52%、111.62%、114.54%。分析认为除黔西南州的少数民族村寨在空间分布上属于随机分布态势外，其他8市(州)均属于集聚分布态势。

采用“核密度分析”工具，根据公式(1)得到少数民族村寨空间分布密度形态。图 1c至图 1f表明少数民族村寨的空间分布密度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分批次看，第一批少数民族村寨的核密度值为0~14.37，并形成了以黔西南、安顺、贵阳东南部、黔东南、铜仁东部等区域为核心的高值中心(图 1c)。第二批少数民族村寨的核密度值为0~106.81，黔东南州西部的核密度值最高(图 1d)。第三批少数民族村寨的核密度值为0~34.45，黔西南州北部和黔东南州的核密度值最高(图 1e)。总体来看，所有少数民族村寨的核密度值为0~158.94，全省平均值为47.57。其中，黔东南州的核密度值为78.41，超过全省平均值并排名首位，其余8市(州)核密度值均低于全省平均值(表 2)。进一步分析发现，少数民族村寨在空间上形成“单核中心，次中心多点环绕”分布特征。单核中心为黔东南州西南部，黔西南州中北部、安顺市中部、贵阳市中东部、铜仁市东南部等区域形成次中心，并呈现中心向外围逐渐递减扩散分布态势，较为符合“核心—边缘”等级分布规律(图 1f)。

综合而言，所有批次的少数民族村寨均具有明显的南北分异特征：以黔西南—安顺—贵阳—铜仁这一连接线为分界线，核密度中高值区域基本位于连接线东南侧，低值区域多位于连接线西北侧。分析发现连接线东南侧海拔较低、降水充沛、气温适宜，更能满足少数民族村寨居民生产生活需要。

少数民族村寨空间格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研究综合考虑研究区域的特殊性，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民族文化、政策环境等方面，结合缓冲区分析、叠加分析、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等工具，分析各因素对贵州少数民族村寨分布的影响。

地形地貌是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聚落选址和布局的场地基础^[1]。海拔不同，则少数民族村寨所处的光照、植被、气候、土壤条件也不尽相同，由此形成各具特色的村寨结构以及差异性的生产生活方式^[18]。此外，随着海拔升高，地形愈发复杂，起伏度也随之增大，可进入性降低，对外的交流阻碍增大，少数民族村寨的文化遗产和原始风貌随之受到影响。鉴于此，利用ArcGIS中的提取分析工具，将海拔和起伏度数据赋值至少数民族村寨，以此考察少数民族村寨分布与地形地貌的联系。

首先，就海拔而言，统计分析发现少数民族村寨大多分布于153~2 842 m的范围内(图 2a)。参考相关研究^[33]，依据少数民族村寨所处的海拔将其分为4种类型，分别是低丘/平原(＜500 m)、低山/丘陵(500~1 000 m)、中高山区(1 000~2 000 m)和高山/高平原(＞2 000 m)。结果显示各类少数民族村寨占比依次为11.22%、55.45%、30.77%、2.56%。低山/丘陵区是贵州少数民族村寨的主要集聚区，当海拔进一步上升，少数民族村寨数量逐渐减少。数据表明适宜的海拔对少数民族村寨分布有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低山/丘陵区地势较为平缓，方便村寨搭建以及对外交流。二是低山/丘陵区雨热条件适中，适合农业生产与日常生活。三是该海拔区间拥有适合人体健康的气压、密集的负氧离子、舒适的温度；随着海拔升高，大气压力降低，空气中氧含量减少，愈加不利于居住与生存。尽管低丘/平原区海拔低、地势平缓，但贵州多雨，为避免洪水对生产生活带来威胁，少数民族村寨在此分布并不密集。其次，就起伏度而言，分析发现有超过60%的少数民族村寨的起伏度为20~70 m(图 2b)，这表明大部分少数民族村寨周围1 km内地形的高差值在70 m以内^[18]。不难看出，贵州少数民族村寨集中分布于地形起伏度较小的区域，这种地形能满足村寨居民的生产与生活需求。

气候差异往往体现在区域内气温和降水各异，而气温和降水是民族村寨选址和布局的重要参考因素^{[18, 34]}。鉴于此，基于贵州2010-2022年的年平均降水与年平均气温数据，借助“栅格计算器”生成最终的平均降水与气温栅格数据，并将相关数值赋至312个民族村寨，以此考察气候与少数民族村寨空间分布的关联。分析发现超过80%的少数民族村寨位于年平均降水1 000~1 400 mm、年平均气温14~18℃的地域空间内。这一结果表明适宜的气温与降水能更好满足少数民族村寨的生产、生活需要。进一步分析发现：气温、降水在空间上均呈现出“北低南高”特征(图 3)，南部更优质的雨热条件为少数民族村寨的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因而成为少数民族村寨的集聚分布区。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少数民族村寨聚集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参考相关研究^[35]，结合本研究实际，将市级层面2020年度的人均GDP以及农村人均纯收入作为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选取上述指标是因为：一方面，人均GDP可以从宏观层面有效表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区域愈发有能力为少数民族村寨的保护与发展提供财政支持、专项保护资金以及现代化保护修复技术等物质和技术支撑。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村寨大多分布于乡村地区，因此农村人均纯收入可以进一步聚焦村寨本身，从微观视角反映少数民族村寨的经济发展水平。基于上述双重视角，可以较全面考察经济发展水平对少数民族村寨的影响。具体操作时，借助地理联系率考察上述变量与少数民族村寨分布的关联。结果显示人均GDP、农村人均纯收入与少数民族村寨分布的地理联系率分别为94.06、95.57，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少数民族村寨分布有较强的地理联系。经济发展水平之所以对少数民族村寨空间分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不仅能有效整合不同类型的民族村寨资源和不同形式的民族文化遗产，还能为强化少数民族村寨与其他资源(如生态和旅游资源)的联系发挥资源整合优化效能并提供经济保障，继而加速少数民族村寨集聚分布；反之，村寨形态则走向分散状态。可见，经济发展为少数民族村寨的聚集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个地区的交通里程、路网密度是传统村寨向现代村落转化的助推器，对村寨分布具有较大影响^{[34, 36]}。借助缓冲区分析工具并统计各少数民族村寨到省道、国道和铁路的距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少数民族村寨分布概率(概率区间为0~1，概率值越接近1表示分布概率越大)与交通距离的关系，结果如图 4所示。

分析发现，当少数民族村寨与省道、国道、铁路的距离在20 km以内时，少数民族村寨分布概率随距离增加呈逐渐上升趋势。这表明少数民族村寨的空间分布与国道、省道、铁路等交通路网均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推断认为这种“距离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城市化、现代化渗透与辐射效应，因而其原始风貌与独特文化得以延续与留存^{[1, 18]}。当与交通路网的距离超过20 km后，少数民族村寨分布概率呈现随距离增加而下降的变化趋势，符合距离衰减规律。这说明超过一定程度的“距离感”后，距离交通路网越远，少数民族村寨分布越少。原因在于：交通路网在少数民族村寨对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少数民族村寨与外界实现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纽带。

民族文化会影响少数民族村寨的类型，是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村寨的“肥沃土壤”^[18]。少数民族人口既是塑造少数民族村寨的主体^[2]，也是少数民族文化和民族风俗的代言人。鉴于此，参考相关研究^[37]并结合本研究实际，采用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以及世居少数民族种类两个指标作为民族文化的代理变量，进而考察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村寨分布的关系。一方面，市级层面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与少数民族村寨分布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32，q=0.709)。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种类多的地州，其少数民族村寨数量在研究区也位居前列。深入分析发现：贵州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聚居地，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等18个少数民族世居于此。在上述背景下，与少数民族人口聚落生活习俗息息相关的服饰首饰文化、美食文化、建筑景观文化、独特的语言和民族风俗是少数民族村寨原始风貌沿袭和传承的内驱动力。

地方各级政府出台的支持与引导政策是少数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的重要助力，是少数民族村寨传承的重要影响因素^[37]。为考察政策环境与少数民族村寨分布的关系，参考张建鹏等^[38]做法，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以“村寨”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得到近十年市级政府工作报告“村寨”提及频次。报告中对村寨的关注凝聚了社会各方对少数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的诉求与共识，既是有关少数民族村寨过去一年工作的总结，也是政府当年开展少数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工作的行动指南。因此，政府工作报告对“村寨”的提及频次能反映各界对少数民族村寨保护、发展的关注程度与政策支持力度，是表征政策环境的理想代理变量。鉴于此，借助Pearson检验考察二者的关系，结果表明政策环境与少数民族村寨分布具有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00，q=0.939)。显然，少数民族村寨建筑的维修、维护，少数民族文化和民族民俗的记载、传承乃至活化、创新，都离不开各项政策的大力支持。政府、社会各界对少数民族村寨的关注程度以及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是少数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综合上述分析，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民族文化、政策环境等维度构建贵州少数民族村寨空间分布影响因子指标体系(表 3)。采用自然断点法将贵州少数民族村寨的核密度值分为5级，以此作为因变量的代理变量。将分级后的因变量与自变量带入地理探测器模型，获得少数民族村寨空间分布的因子探测结果(表 4)。

探测结果显示：所有影响因子对少数民族村寨分布格局均有显著影响，因子影响力从大到小依次为：“村寨”提及频次(0.428)、少数民族人口占比(0.422)、人均GDP(0.291)、年平均降水量(0.239)、与国道距离(0.181)、农村人均纯收入(0.163)、海拔(0.135)、与铁路距离(0.126)、世居少数民族种类(0.118)、年平均气温(0.056)、与省道距离(0.052)、地形起伏度(0.035)。可见，政策环境对少数民族村寨分布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二者的解释力均大于0.4，为核心影响因子，剩余10个因子为次级影响因子。总体来看，少数民族村寨分布受民族文化与政策环境影响较大，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小，社会经济影响居中。

在单因子探测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各影响因子是否存在交互驱动关系，以及因子交互作用的强弱与方向(表 5)。交互探测结果显示：任意两个影响因子的交互作用均大于单个因子的作用，其结果表现为不同程度的非线性增强或双因子增强，且以非线性增强为主，不存在独立及减弱关系。这表明两个影响因子的交互作用会进一步增强对少数民族村寨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

具体来看，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在整体上对少数民族村寨分布具有最强的影响力，“村寨”提及频次、人均GDP两个因素与其他因子交互影响力的均值位居第二、三位。这说明民族文化、政策环境或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是影响贵州少数民族村寨空间格局的主导因素组合。其中，“村寨”提及频次、与国道距离的交互作用最强，q值达0.594。“村寨”提及频次能很好表征少数民族村寨的政策环境，良好的政策环境能为少数民族村寨的保护与发展提供支撑保障，同时国道等交通路网可为少数民族村寨对外交流和延续搭建桥梁，二者的交互作用无疑是少数民族村寨融合发展和演化的重要驱动组合。可见，少数民族村寨空间分布是多因素共同驱动、正向促进作用的结果，单一影响因子不足以驱动少数民族村寨的格局分布改变。

少数民族村寨空间分布格局是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民族文化与政策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促进、交互作用的结果。各影响因素在少数民族村寨早期选址—兴衰演化—融合发展—格局形成等不同发展阶段扮演不同角色，并发挥异质性影响。本研究将少数民族村寨空间分布影响机制概括为“自然环境为基础、社会经济做保障、民族文化与政策促发展”。其中，自然环境主要影响少数民族村寨早期选址，社会经济、民族文化与政策环境在少数民族村寨后期的兴衰聚散、传承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图 5)。

自然环境是少数民族村寨早期选址的内生基础。第一，地形地貌奠定了少数民族村寨坐落的场地基础。贵州少数民族村寨呈现“依山就势，低山丘陵区密集分布，高起伏度、高海拔区分布稀疏”的典型特征。一方面低山丘陵区地质构造复杂、内部结构牢固，能为村寨的建造及居住提供安全保障。另一方面，较小的地形起伏度和山地地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文化传播交流和社会生产发展，进而直接或间接保留了少数民族村寨原始属性，成为其坐落的自然基础^[1]。第二，贵州少数民族村寨密集分布于降水适中、气温适宜的气候环境中。可见，气候条件是村寨选址和布局的重要参考。

社会经济条件是少数民族村寨兴盛聚集的物质保障。第一，经济发展水平是少数民族村寨聚集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繁荣时人口大增，少数民族村寨数量随之增加，村寨形态走向集聚；经济衰落时人口外迁，少数民族村寨数量随之减少，村寨形态走向分散；经济再度兴旺时，不同类型村寨又进一步融合与发展^[2]。第二，交通条件是少数民族村寨对外交流和延续的纽带。一方面，交通路网是少数民族村寨对外交流、物质交换的重要通道。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村寨与交通路网保持一定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是少数民族村寨形成民族性与文化特点的“庇护港湾”，使少数民族村寨在长期演化过程中避免彻底消亡^[1]。

民族文化与政策环境是促进少数民族村寨传承发展的重要动力。第一，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村寨沿袭与传承的内驱动力。少数民族人口和世居的少数民族是塑造少数民族村寨的主体，受少数民族人口衣食住行影响而形成的少数民族文化与民族风俗是维系诸如西江千户苗寨、肇兴侗寨等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村寨留存和延续的内生驱动力量。第二，政策环境是少数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的外推力量。相较于自然环境因素，政策环境对少数民族村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后期的导向作用^[37]。政府有关少数民族村寨的支持政策与发展规划，将在少数民族村寨布局优化、资源整合、发展效益提升、文化与民俗保护、原始风貌传承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成为少数民族村寨延续与发展的重要外部力量。

本研究以贵州312个少数民族村寨为研究对象，借助空间分析方法与地理探测器识别少数民族村寨的分布特征，探索少数民族村寨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及机制。研究结论如下：

1) 除黔西南州外，其他8市(州)少数民族村寨在空间上均属于集聚分布态势。核密度估计显示少数民族村寨在空间上形成“单核中心，次中心多点环绕”的分布特征，黔东南州西南部是少数民族村寨的单核和集聚中心。

2) 贵州少数民族村寨空间分布是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民族文化与政策环境等多因素共同促进、交互作用的结果。因子探测结果显示政策环境对少数民族村寨分布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交互探测结果表明，民族文化、政策环境或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是影响贵州少数民族村寨空间格局的主导因素组合。

3) 少数民族村寨空间分布影响机制概括为“自然环境为基础、社会经济做保障、民族文化与政策促发展”。其中，自然环境主要影响少数民族村寨早期选址，社会经济、民族文化与政策在少数民族村寨后期的兴衰聚散、传承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为促进贵州少数民族村寨可持续发展，从经济保障、交通设施、文化传承与政策支撑等方面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充分发挥经济在少数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中的保障作用。依托不同地域少数民族村寨独特的资源本底特征，强化少数民族村寨与生态资源、旅游资源、文化资源的联系，为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社会经济优势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因地制宜统筹村寨保护与产业发展，为少数民族村寨振兴提供差异化、针对性的产业发展规划和配套措施。通过产业振兴凝聚村民，为带动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兴盛、乡村善治和共同富裕提供要素资源，最终实现少数民族村寨保护与振兴。

第二，加强少数民族村寨交通路网建设。结合区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加大对国道、省道等路网以及配套设施的建设力度，科学规划并发挥路网体系对少数民族村寨的保护作用，为少数民族村寨对外交流与发展提供便捷通道，促进少数民族村寨保护性开发。

第三，发挥民族文化在少数民族村寨沿袭与传承的内驱作用。一方面，借助数字化、智能化等现代化技术实现传统文化与民族风俗的创新与发展，建立并完善网络电子博物馆平台，用以记录、传承并呈现少数民族村寨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将民族文化、民族风俗与少数民族村寨保护有机结合，实现少数民族村寨发展和文化传承同频共振。

第四，发挥政策环境在少数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一方面，社会各界要加大对少数民族村寨和民族文化的关注力度。设立少数民族村寨保护基金和研究院，鼓励政府、民间与组织团体积极为少数民族村寨的保护提供资金与智力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应出台差异化的少数民族村寨支持政策与发展规划，同时将不同地域特色的少数民族村寨及其内部元素看成“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的多维有机体，为增强少数民族村寨不同发展要素间的融合与联系提供政策性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