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以重庆、成都为双核心，包括四川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除北川县、平武县)、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除万源市)、雅安(除天全县、宝兴县)、资阳等15个市，重庆市包含渝中、万州、黔江、涪陵、大渡口、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北碚、綦江、大足、渝北、巴南、长寿、江津、合川、永川、南川、潼南、铜梁、荣昌、璧山、梁平、丰都、垫江、忠县等27个区(县)以及开州、云阳的部分地区；考虑到经济圈内城市发展具有较强的行政区划依存性，本文将达州、雅安、绵阳、开州、云阳整体纳入研究范畴. 四川部分地形平坦，重庆属于山地城市，地形起伏较大(图 1).

人口流失是城市收缩最为核心的外在表征，也是当前收缩城市识别常用手段之一. 考虑到不同城市常住人口基数的本底差异性，单纯以人口总量的变动来反映城市收缩状况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本文认同闫广华等^[14]等结合人口变化率的识别方法，并以此为基础，以2000-2020年为时间跨度，以每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城市人口增长率低于成渝地区总人口增长率为标准，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收缩城市进行识别. 具体步骤如下：

式中：Cr表示所研究单个城市人口变化率与成渝地区总人口变化率的差值；pr₂₀₀₀，pr₂₀₁₀，pr₂₀₂₀分别表示单个城市对应年份的常住人口数量；Pr₂₀₀₀，Pr₂₀₁₀，Pr₂₀₂₀分别表示成渝地区对应年份的常住人口数量. 在不影响城市人口变率的情况下，式(1)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户籍人口变化对结果的影响.

进一步计算各城市的收缩强度：

式中T₁，T₂，T₃分别对应第5~6，6~7，5~7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的城市收缩强度. 通过对比各城市常住人口变化率的值T_i，若T_i＞0，定义城市扩张；T_i=0，定义城市无缩扩；T_i＜0，则定义城市收缩；且T_i的绝对值越大表示城市的收缩或扩张程度越大.

在时序演化方面，依据T₁，T₂值将所有城市划分为持续扩张型、阶段收缩型、潜在收缩型、持续收缩型4种类型；在收缩程度方面，借鉴已有成果^[15]，并根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收缩的总体情况，将城市分为非收缩型、轻度收缩型、中度收缩型和强度收缩型4类城市(表 1).

城市收缩本质是因自身“发展势能”的相对或绝对弱化而引起城市内部以人口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要素的再区位及其空间结构的重组^[16]，城市发展与格局演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时间产物. 为了准确识别收缩城市形成与发展演化的影响因素，文中借鉴杜志威等^[17]、马佐澎等^[18]对收缩城市影响因素的分析，综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相关城市发展的实际背景，从人口结构、产业经济、财政保障、投资消费4个角度入手，选取如表 2所示的11个指标，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式中：F代表被解释变量城市的常住人口；i表示某城市；μ表示自变量的待估系数；C_i代表工业生产水平所达到的高度，反映工业对城市人口要素的吸引接纳作用；G_i可作为工业结构优化程度的具体反映；S_i为服务业发展规模，反映服务业接纳就业人口的能力；J_i用来衡量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在整个国家城市体系中的地位；M_i可以反映城市间经济发展差距；T_i反映政府对社会建设的投入程度以及经济增长潜力；B_i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中的教育支出，反映政府对教育事业的支持程度；L_i代表市场潜能影响城市对要素的吸引力；H_i反映宏观调控下的房地产发展情况；K_i，O_i反映人口年龄结构活力度；最后通过Stata/SE 15.1进行面板数据处理得到多元回归方程，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人口数据来源于第五、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和城市统计公报，中国历年定基价格指数来源于《中国统计摘要》，DEM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

按照上述公式和表(1)收缩城市时序演化类型划分标准，文中得到如表 3所示的收缩城市及其类型划分. 从表 3中可以看出，2000-2020年期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发展时序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现象：其中持续扩张型城市11个，占比25%；收缩型城市33个，占比75%；期间阶段性收缩型城市4个，占比9%；潜在收缩型城市6个，占比14%；持续收缩型城市23个，占比52%. 潜在收缩型城市和持续收缩型城市占比非常大，城市扩张或蔓延发展的态势日趋式微，收缩已经成为成渝地区城市发展的主要特征，意味着传统基于“增长情景模拟”的城市规划范式亟需转型.

从空间分布来看(图 2a)，成渝地区收缩型城市的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 除了成都市和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范围内的大部分主城区一直呈现出持续扩张趋势外，其他城市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迹象. 持续收缩型城市主要分布于重庆主城区和四川省省会成都市之间的区域，其次在毗邻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之外的城市圈层也有分布；潜在收缩型城市主要分布于四川盆地边缘以及重庆市渝东北、渝东南两翼、渝中区，此类地区地形坡度与地形起伏过大，类属不适宜开发建设区域；阶段性收缩型城市主要分布于与重庆市主城九区紧邻的地区. 总体来看，成渝地区两大核心区域——成都市和重庆市主城区发展的虹吸效应与要素集聚影响着区域城市发展的演化轨迹.

从收缩强度来看，以表 1划分标准为准线，运用GIS进行空间表达，结果如下图 2(b，c，d)所示. 总体来看(图 2d)，进入21世纪以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收缩强度差异性明显，形成以成都市、重庆市主城区为增长极点，双核向外延伸人口增长率渐低、收缩趋强的城市发展格局. 阶段上，在2000-2010年期间(图 2b)，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大部分城市尚处于人口集聚阶段，两核心区域吸引了近邻城市大量流动人口的迁入，导致此阶段紧邻双核中间区域的城市收缩程度最为严重，其次地形较为平坦的城市相较其周边山区城市而言也成为吸引人口集聚的次中心；2010-2020年期间(图 2c)，成都市与重庆市主城区城市呈持续扩张趋势，其虹吸效应继续影响周边城市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双核城市区域对两者之间的人口进行“竞争式”剥夺吸引，造成双核中间区域城市仍以收缩发展为主，城市人口增长率持续为负，形成人口增长洼地；成渝东南、成渝东北翼城市的发展受制于地形的影响进一步凸显，不适宜开发区城市由于“空间剥夺”，收缩强度进一步加剧.

通过对成渝地区城市演化特征以及城市收缩强度的分析，发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所含城市增长与收缩现象并存，收缩性城市空间分布较为集中，呈区片式城市收缩. 城市收缩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本底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发展轨迹的演化必然受制于城—乡、城—城、城—区域等多重耦合关系的影响，据此对成渝地区收缩性城市的分布格局进行了空间相关性检验. 结果显示，3个阶段的全局莫兰指数均通过了检验(p＜0.01)(表 4)，说明成渝地区收缩城市的空间分布并不是随机的，城市之间的发展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在全局自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该文进一步做了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并绘制如图 3所示的LISA集聚图，用以透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发展的内部关联性. 当LISA＞0时，说明局部空间单元和相邻区域之间存在正相关的依存性，具体显示为H-H(高—高)型聚集、L-L(低—低)型聚集；相反地，当LISA＜0时，说明局部空间单元与相邻区域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具体表现为H-L(高—低)型聚集、L-H(低—高)型聚集；若空间单元之间无显著的相关性，则表现为N-S(不显著)型. 从图中可知，成都和重庆主城两核心之间存在明显的H-H型集聚连绵区，此类城市本身收缩程度很高，周边相邻区域的收缩程度也很高. 其次，遂宁、雅安属H-L型城市，城市本身的收缩程度较高而相邻区域(成都市、重庆主城区)的收缩程度低或者处于增长状态. 重庆市渝东南、渝东北两翼地区城市大部分属于L-L型城市，城市的收缩程度相较而言较低. 如Tobler的地理学第一定律所描述，地理事物之间的联系存在随距离衰减的作用力^[19]，成都与重庆主城区两核心更集中则对其紧邻区域产生空间剥夺.

由于表 2中11项指标的原始数值量级、量纲不同，难以直接进行运算，因此先进行指标标准化处理；然后分别对3个时段的各个影响因素和常住人口数据做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回归、随机效应回归分析，通过对比F检验、BP检验、huasman检验的结果(p值均小于0.05)，选择拟合效果最优的FE模型进行拟合(表 5)，最终结果分别见回归方程(4)，(5)，(6). 下面将结合回归模型，从区域人口结构、产业经济、财政保障、投资消费以及地形本底5个层面对2000-2020年期间成渝收缩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影响因素展开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是多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与人口迁移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反映人口结构活力与城市发展的人口潜力. 模型分析结果显示，0~14岁少年儿童的结构(K)系数为正，说明少年人口对城市常住人口数量的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城市收缩；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结构(O)系数始终为负，且系数绝对值较高，表明人口老龄化是导致成渝地区城市收缩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原因. 按照联合国的三分法的划分^[15]，3次普查中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所含的城市均属于典型的老年型城市，少年儿童占比小于30%，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均高于7%. 2000-2020年间，成渝地区80%以上的城市少年儿童占比处于负增长状态，各城市老龄人口的比重均持续攀升，城市年龄结构的老龄化程度继续加重，人口收缩的趋势可能会继续.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可以推动城镇化进程，城镇化发展可以带动区域产业结构演变^[20]. 一般来说，二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构成中的比重越高，城镇化的水平就越高. 在2000-2010年间，工业发展水平(C)和工业集约化(G)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12，-0.147，服务业规模(S)系数为0.107，表明该阶段工业发展水平及其集约化水平的区域差异是导致城市常住人口流失的重要驱动力. 大量就业人口向工业配套水平较高的城市集聚，导致工业配套水平低的城市出现人口减少、城市收缩现象；而服务业规模代表的城镇第三产业成为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的重要动力. 在2010-2020年间，工业发展水平和工业集约化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457，0.687，服务业规模系数为-0.519，说明服务业规模的区域差异成为此阶段城市人口空间分化的重要原因. 受制于区域优势和生态环境建设需要，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和城镇化发展阶段演进，工业发展区域集中指数在不断下降，而第三产业发展迅猛，其不均衡发展逐渐成为区域人口产生汇流与流失的主要原因. 人口趋于向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成熟的成都—重庆双核区域聚集.

经济增长率(J)和居民收入水平(M)是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分阶段来看，两者回归系数绝对值相对较小，在短时段内对人口变动贡献率较小. 但在总历程中两者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42，-0.018，经济增长率、居民收入水平与常住人口数量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表明城市经济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不一定能带来城市人口的增多，这主要因为随着城市之间联系的加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驱使经济增长缓慢的城市人口向经济发展更为迅速的城市聚集，从而导致区域内部分城市人口收缩. 成都和重庆主城区一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乃至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制高点，其更高的居民收入水平与经济增长率进一步加速了资本、技术、人才等向核心城市集聚，造成“两富多贫”的局面，导致周边城市出现人口流失，人口流失的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的收缩.

政府的财政保障对于建设重大公共设施和维系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城市有序发展的重要支柱. 根据模型的分析结果，固定资产投资(T)、教育支持投入(B)的模型系数均为正，且系数值逐渐加大，显示公共财政投入与常住人口之间存在逐渐加强的正相关关系. 21世纪以来，成渝地区财政能力位于全国前列，财政收支规模较大，政府具有集中调配部分社会资源的能力，在缩小区域教育差距方面起到主导作用，有效地避免了区域人口因为教育、基础设施资源而迁移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缓冲城市收缩的作用.

房地产开发建设(H)为人口、产业的分布提供物质基础保障，消费品零售业(L)的发展可以反映第三产业中营商环境的活力. 房地产开发建设模型系数始终为负，表明房地产的开发建设与城市人口增长具有负相关性. 2000年以来，成都市以及重庆市主城区是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高地，投资数量多、增幅快，进而形成投资开发、人口居住需求、企业投资需求的相互促进发展的局面，吸引双核外围城市人口集聚. 2000-2010年间，消费品零售业的系数为-0.029，对区域人口均衡增长起抑制作用，在此期间两江新区划定、重庆保税港区设立，其优越的投资消费环境迅速影响到包括川南、川北、成渝东南、成渝东北区县地区在内的协调发展；在2010-2020年间，消费品零售业的系数为0.023，居民消费能力的普遍提升促使以市场为主导的投资消费环境逐渐活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因营商环境不均衡而导致的城市收缩.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所处区域地形较为复杂，包含平坦开阔的成都平原、四川盆地边缘山地、重庆山地等地貌类型，极具差异性的地貌类型是导致区域内城市不协调发展的本底条件. 根据《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83-2016)，城镇中心用地规划坡度宜小于15°，居住用地规划坡度宜小于25°. 在平均地形坡度大于25°的区域，如位于四川盆地外围的雅安、绵阳、乐山，位于重庆大山区的开州、云阳、丰都等城市，收缩强度大且多为持续性收缩城市；而分布于成都平原以及重庆低丘陵区域的城市成为区域要素流动的汇流区. 极大的地形起伏度，复杂的坡度、高程等地形条件影响着成渝地区城市的开发布局，同时也对山区城市发展的功能与规模具有极大的约束性，导致山区城市的人口向更具发展潜力的平坦地区迁移.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地形作为一种本底约束条件而天然存在，而其他流动性要素最终以人口为载体不断塑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城市发展格局.

如John Friedmann在空间极化发展理论中所描述^[2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双核突出，腹地塌陷”城市空间分异格局的形成，可以归因为区际之间要素非均衡集聚的最终实体表现.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核心区域——成都市和重庆主城区最初作为区域内的行政中心城市，在经济产业基础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而率先发展；随着城市的发展，要素在区域之间的流动更加自由，已经发展起来的双核区域更具运营成本低、产出周期短的规模经济优势，此时受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驱动，其周边城市的要素不断向双核区域集聚，导致双核进一步发展壮大. 受制于成渝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目前双核区域对周边城市的极化效应远高于其空间溢出效应，对于双核增长极而言，其因发展需要而不断对周边城市产生空间剥夺，对于区域内的收缩城市而言，由于本身发展势能的降低，其作为双核的腹地因要素流失而不断收缩，最终区域非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加剧.

本文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所辖城市为研究区域，在定义城市缩扩标准的基础上，通过城市常住人口的年均变化率来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镇化发展状况以及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的城市发展极不均衡，从空间分布上看，成都市和重庆主城区两个双核的发展集聚周边城市大量的人口、资源，导致两个超大的双核城市区之间形成城市收缩的“塌陷区”，出现缺乏过渡与衔接的大中型城市；从时间演化上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持续收缩性城市数量最多，并且受双核城市的进一步极化发展的影响，涌现不少潜在收缩型城市.

第二，在城市的发展模式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城市发展核心区域一直限于成都市和重庆主城区. 受制于城镇化进程的影响，毗邻城市并没有很好地承接双核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反而作为大城市的经济腹地被剥夺，导致双核区域与毗邻城市发展差距不断扩大，收缩性城市不断涌现，区域内多极化均衡发展有待加强.

第三，就影响城市收缩的因素而言，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投资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最主要力量，政府引导的教育公平、基础设施完善是留住人口、吸引人口的重要举措. 而目前双核地区具有经济、产业的突出优势，是吸引要素汇流的核心，促使成渝地区经济发展呈哑铃状不均衡发展.

1) 构建合理的城镇化体系结构.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盘活，形成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化都市圈，需要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壮大与发展，缺乏中间城市的融入过渡，双核联动运转就不协调、不灵活，“两城独大” “双核独秀”的发展模式必然造成区域割裂. 因此应注重区域之间资阳、遂宁、内江等城市的协同发展，将双核之间的要素过路效应转为小磁场效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一盘棋”规划才能实现.

2) 促进区域内产业分工协作. 成渝地区一直追求相向而行的跨行政区一体化发展，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对城市群内部中小城市的功能结构优化关注不足. 双核周边区域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城市产业同质化现象严重，产品质量和科技水平有待提高，应促进产业、人口及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强化区域内城市的合理协作分工.

3) 重视收缩城市的转型发展.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同城化、协调化发展是当下的热点，但促进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是解决收缩城市民生问题的重点. 在规模扩张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城市应抓紧品质提升转型的最佳时期，补齐公共设施短板、修复绿色生态走廊、增强防灾减灾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