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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局势纷繁复杂，中国还面临着巩固脱贫成果的重大任务，促进相对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政府长期的工作目标[1]. 我国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近70%[2]，山区一般自然资源丰富，传统风貌保存较好，旅游发展潜力巨大，截至2021年，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已达到1199个[3-5]，其中约69%位于山区. 然而，由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的限制，这些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突出，农户生计方式匮乏. 山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如何动态监测、量化评价和有效提升中国山区旅游地农户的生计韧性，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并可深入理解农户生计的动态性[6]，进一步丰富生计韧性理论在中国的适应性研究.
国内学者多将“livelihood resilience”翻译为“生计恢复力”，较少使用“生计韧性”一词[7-9]. 汪辉等[10]学者认为“resilience”一词在社会—生态系统中更适宜翻译为“韧性”，农户生计从属于社会—生态系统，因而本文使用生计韧性表达. 生计韧性主要强调两点[11-13]：第一，农户或社会—生态系统遭遇干扰或变化时，能主动适应变化、从中学习并保持原有结构和功能(状态)的能力，即“维持”能力；第二，即使遭遇干扰和变化，仍能维持生计，甚至通过调节与适应实现更好的生计结果的能力，即“发展”能力. 也就是说，农户生计韧性已经摒弃了对平衡状态(原有功能和结构)的单纯追求，更关注农户在受到外部冲击和内部扰动的情况下持续不断的学习、适应和创新，从而在重大冲击后可实现结构转型和功能提升，提高应对下一次冲击的能力.
关于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主要有两种应用较为广泛的分析框架. 一种以Quandt、Mayunga、Brown等[14-16]为代表，使用经济、社会、人力、物质、自然和文化5大资本构建农户生计韧性评价体系；一种以Speranza为代表，使用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构建农户生计韧性分析框架. 总体来看，国外比较注重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研究[11-12]，构建了多种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而国内研究则更注重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并且大多选择应用Speranza的农户生计韧性分析框架[7, 9, 17].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考虑了适应能力、转型能力[18]，但指标内涵没有打破Speranza的分析框架. 大多数学者采用了文献分析法及经验总结法构建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14, 19-20]. 除了少量研究[12, 21]是专门探索农户生计韧性的评价框架和指标外，多数研究都利用已构建的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案例地或研究对象的生计韧性，国内研究主要涉及少数民族地区[22]、生态环境脆弱地区[8, 17-18]、政策实施区[19-20, 23]农户的生计韧性，测度方法包括均值法[14, 24]、加权求和法[23, 25]、TOPSIS(逼近理想解排序法)[7]等.
可见，现有关于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多成果，但仍存在不足. 第一，针对特定区域农户生计韧性分析框架的适用性有待验证，旅游地尤其山区旅游地相对于一般农业地区具有特殊性，旅游业的发展增加了农户生计多样性，增强了农户生计韧性，但过度依赖旅游发展，也可能增强农户生计脆弱性，因此，旅游发展背景下的生计韧性问题值得关注. 第二，Speranza的分析框架和5大资本的分析框架存在较大差异，农户生计韧性领域更适用于哪种分析框架的问题亟待回答，这利于推进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的统一. 进一步，无论是Speranza的分析框架还是5大资本的分析框架均存在优化的可能，确定更适宜的评价体系并对其进行优化将进一步推动农户生计韧性评价研究的规范化发展.
综上所述，本研究首先对农户生计韧性相关理论成果进行分析，而后利用相对更适宜的评价体系进行优化以构建中国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最后选取我国典型山区旅游地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本文均简称恩施州)对所构建的评价体系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我国农户生计韧性评价体系的在地化、规范化做出贡献，同时为恩施州农户守护脱贫攻坚成果提出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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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应用较广的主要有以Speranza为代表的评价指标体系，和以DFID(英国国际发展署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简称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的5大资本为代表的评价指标体系. 本研究认为前者优于后者，理由如下：
生计资本和生计韧性虽然均为分析居民生计的重要方法和工具，都致力于改善弱势群体的生计能力且都注重对生计资本的分析和获取[26]，但二者也有明显区别：生计资本分析主要关注个体、家庭和社区获得5个资本的能力及其存量和组合策略，强调对生计系统的保护和对冲击的缓解，具有“延续、维持”的含义[26]. 生计韧性分析的核心则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个体或家庭在面对外界干扰下，生计系统具有应对和适应不同变化的能力，强调行为主体人的适应策略和转型能力，具有“转型、创新”的含义[26]. 因此，生计资本并不完全等同于生计韧性，仅使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的5大资本来评价生计韧性相关问题并不合适. 而Speranza的评价指标体系能够较好地反映生计韧性的内涵，他认为生计韧性不仅指维持生计或缓冲压力和干扰的能力，还包含改善基本属性和功能的能力[12]，主要由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3个维度构成. 这3个维度分别反映了农户依靠自身资产、技能及社会互动来缓冲变化，实现进一步发展的能力. 其中，缓冲能力主要强调个人资产，自组织能力主要强调社会关系，而学习能力主要强调个人技能. 这3大维度较为清楚地表现了农户“缓冲变化” “实现更好结果”和“转型、创新”的特性，即韧性.
因此，Speranza的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对生计韧性内涵的体现更完整、更贴切. 它整合了农户生计资本、社会结构、外部环境(风险)等要素，避免了只依赖生计资本而忽视了集体行动与外部社会结构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
但Speranza的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进一步优化. 首先，评价对象不明晰. Speranza的分析框架无法清楚分辨其评价对象是农户个体、家庭或社区. 评价体系中包含如“受教育程度”等个体层指标，如“家庭劳动力人口”等家庭层指标，还有如“社区网络结构”等社区层指标. 其次，评价体系的应用缺乏在地化[8-9, 27]. 较多国内学者在应用该评价体系时并未考虑研究地特征，例如李会琴等[9]学者在评估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时，选取了Speranza的评价体系，并参考了其他研究中的部分指标，但指标选取未能很好地体现旅游地特色. 再次，评价指标选取不规范. 一方面，部分指标涵盖范围过大，比如网络结构、知识共享能力、知识转移能力、反馈机制等，易造成指标使用难以量化的问题. 另一方面，部分指标内涵相近，不够精简准确. 例如，学习能力维度下的“识别机会及威胁的能力” “知识识别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3个指标内涵相近，都有能够识别有利信息从而帮助农户实现自身发展的能力之意. 最后，评价体系构建不完整. Speranza仍停留在评价指标选取层面，未给出数据处理及计算方法，也未进行实证检验. 之后部分学者在应用该评价体系的过程中，也很少检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合理性[7, 9, 19]. 此外，除了Quandt[14]等少数研究外，多数研究在评价生计韧性时都采用了加权求和的方法，这使得生计韧性及其维度的计算结果难以解释.
因而，本研究将对Speranza的评价体系进行优化，以构建中国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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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Speranza的生计韧性评价体系仍有不足，针对其不足进行优化以构建中国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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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统一的评价对象是保证评价结果准确性的必要条件. 农户是最小的生计单位，中国山区由于地势相对闭塞，许多地方受传统文化中家庭观的影响较为深重，任何一个家庭成员都会对其他成员的生计产生重要影响，家庭成为不可分割的生计整体. 由此造成农户个体与家庭之间的依存程度较高，其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都与自己的家庭密不可分，在理论上难以明确区分农户个体的生计韧性与家庭的生计韧性. 一些国外学者选择以农户所在的社区为评价对象[28-29]，然而，中国山区住户一般分布较散，家庭之间的生计韧性差异明显，以社区为评价对象模糊了不同家庭生计韧性的特点. 因此，家庭成为评价中国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的理想尺度，后续指标选取将以“农户家庭”为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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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韧性指标体系的在地化研究必须充分考虑中国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的典型特征、面临的主要扰动以及面临扰动时的可能应对措施等. 结合文献资料以及实地走访多个山区旅游地收集到的农户信息，总结归纳出我国山区旅游地农户的以下3个特点，之后的指标选取将结合这些特点进行在地化研究.
首先，政府是农户生计维持的重要保障. 在我国山区旅游地，农业和旅游业作为主要产业，其发展仍由政府主导，山区旅游地农户的生计韧性与政府关联密切. 如果政府有较好的旅游发展政策和农业保障政策，那么该地的农户生计韧性普遍较强，政府成为农户生计维持的重要保障[7, 18].
其次，社会风险扰动是农户生计维持的主要障碍. 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农户实际是一种职业，实行机械化、规模化种植，农业商业化程度高，受自然风险扰动的影响较大. 而我国山区农业则以人工种植为主，规模小，自给自足，政策保障性突出，农户受自然风险扰动相对较小，而受疾病、教育、社会网络支持、信息获取等社会风险扰动的影响更大[30]，其中大病风险成为我国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的最大扰动[31].
最后，旅游参与是农户生计方式的重要补充. 我国山区农户有在家务农和外出务工两种主要谋生手段，而山区旅游地的农户还可以参与旅游发展，但由于专业技能和思想观念等约束而无法完全脱离农业，因此，旅游参与成为农户维持传统农业生计的重要补充[2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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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讲，Speranza在指标选取中出现如下主要问题：第一，指标选取数量较多，指标重复问题严重，亟待精简；第二，指标选取未能体现研究地特色，需结合山区旅游地特征进行在地化改进；第三，国内应用Speranza的评价体系时，指标归类与原评价体系存在冲突，需确定评价指标的正确归类. 因此，本研究遵循“力求指标精简全面” “优先选择典型性指标”和“确保指标归类合理”等原则，共确定了20个指标用以表征中国山区旅游地农户的生计韧性(表 1).
缓冲能力指系统在经历变化或扰动时[33-34]，仍能保持原有的结构、功能、身份的能力. 农户生计的缓冲能力是指农户依靠自身拥有的资源禀赋和赋权，缓冲变化和利用新机会实现更好生计(例如减少贫困)的能力，缓冲能力越强，农户的生计韧性越强[12]. 生计资本所反映的能力及其变化可以反映这种缓冲能力[33]. 其中，用人均耕地和林地面积、可依赖的旅游资源禀赋表征山区旅游地农户的自然资本；用健康状况、户主受教育程度、旅游或其他专业技能表征山区旅游地农户的人力资本；用设施完善程度、社会网络支持度表征山区旅游地农户的社会资本；用生活资料、旅游经营房屋面积表征山区旅游地农户的物资资本；用受保障情况、家庭人均收支结余、可获得的金融支持表征山区旅游地农户的金融资本.
自组织能力强调人的能动性、适应能力、权力和社会互动. 农户生计相关的自组织能力指农户依靠其能动性、适应能力、权力及社会互动来实现更好生计结果的能力[12]. 自组织能力越强，农户的生计韧性越强. 用政策了解及融入度、旅游参与情况、旅游网络联结度、旅游投资吸引力来反映山区旅游地农户的自组织能力.
学习能力指系统获取知识和技能并且应用以往的经验和知识指导当前行动的能力[12]. 学习能力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人，还取决于个人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相互作用[12]. 学习能力越强，农户的生计韧性越强. 用旅游从业经验、旅游相关技能培训机会、信息获取能力、知识交换渠道来反映山区旅游地农户的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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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ranza在评价体系的构建中只完成了维度层及指标层的筛选及确定，本研究将通过补充数据搜集、处理及计算过程以完善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 数据搜集
中国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农户问卷获取数据. 农户问卷包括家庭基本情况抽样和居民参与式评估(PRA). 农户抽样应以典型和随机抽样结合的方法尽可能多地获取(居住5年及以上)农户样本，其中典型抽样分别获取部分最富裕农户样本和部分最贫穷农户样本[35]，其他样本按照随机抽样方法获取. 评估包括从村委会和各级政府获取相关资料评估和实地走访评估.
2) 数据处理
在数据处理方面，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借鉴以往指标体系研究，采用标准化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使得不同单位层级指标间具有可比性，并消除指标间存在的数量级、方向等对评价结果产生的影响[35]，计算公式如(1)式.
式中，Xij′为标准化之后的数据，xij为原始数值，λj min为原始数值的最小值，λj max为原始数值的最大值.
3) 综合计算
加权求和法使得生计韧性及其维度的计算结果难以解释，均值法的计算结果相对来讲更便于解释. 因此，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14, 36-37]，本文选用均值法对每位农户生计的韧性及其各维度的得分进行计算，得到的结果分别为Si(生计韧性)、Hi(缓冲能力)、Zi(自组织能力)、Xi(学习能力)，且均位于0~1. 参考之前学者对生计韧性指数的划分标准[7, 30, 38]，最终确定中国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评价结果划分标准，如表 2所示.
1.1. 评价体系的选择
1.2. 评价体系的优化
1.2.1. 明确评价对象
1.2.2. 突出对象特征
1.2.3. 规范指标选取
1.2.4. 完善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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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州位于湖北省西南部，云贵高原东延武陵山余脉与大巴山之间，境内大多为山地，因而惯称“八山半水分半田”. 其中，恩施市、建始县、宣恩县、利川市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多处高品质旅游区，属于典型的山区旅游地. 调研组前往恩施州4个县市进行调研，研究区涉及恩施市、建始县、宣恩县、利川市的18个旅游村(图 1). 其中，12个旅游村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国家旅游局等7部门颁发的《关于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通知》中公布的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其余6个是专家推荐的旅游发展较好的村子，旅游村选取标准为村庄邻近高等级景区，旅游及相关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发展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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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农户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民族、年龄、文化程度、家庭规模、收入来源、家庭年收入等；二是将前述所构建的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20个指标用通俗的语言转化为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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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小组于2021年7月10日至20日分别前往恩施市和建始县、宣恩县、利川市对样本村展开调研. 调研员随机入户与农户进行面对面交谈，进行问卷调查，当场回收问卷. 完成调研问卷456份，剔除回答信息不完整的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432份，问卷有效率为9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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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问卷样本的基本信息如表 3所示. 被访者男女比例相差不大，以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占比79.16%)为主，学历以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居多(占比49.54%)；人口主要以土家族为主(占比71.06%)，其次为汉族(占比23.38%)；家庭年收入多在1万元以上(占比89.12%)，收入来源主要为外出务工(占比62.73%)，因而农户类型主要为务工主导型. 调研有效样本结构特征与恩施州的基本情况相符，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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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第二步，运用SPSSAU对数据结果进行信度分析. 采用Ω系数法检验问卷数据的内部一致性，因为该方法对问卷题目的性质没有特殊要求，应用较广，且可较精确地反映问卷的内部一致性[39-40]. 第三步，利用均值法计算每位农户生计的韧性及其各维度的得分，即先计算通过上述合理性检验的各维度下指标的均值，得到各维度的得分，再计算各维度得分的均值，得到生计韧性的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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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计算，表 1所示的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3个维度的Ω系数分别为0.585、0.667和0.657. 其中，缓冲能力维度的Ω系数较小，但将其中的指标C1(人均耕地和林地面积)删除后Ω系数增大为0.630，明显提高，因此将C1删除. 这样，表 1所示农户生计韧性3个维度的Ω系数均大于0.600，表明评价维度构建的信度质量可以接受[41]. 后续分析以这3个维度及其下的19个指标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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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均值法计算样本农户生计的韧性及其各维度的得分，并进行基本描述统计，得到表 4. 由表 4可知，恩施州农户总体生计韧性水平位于0.115至0.543之间，均值为0.283，处于低水平. 从各维度来看，缓冲能力的得分介于0.144至0.556之间，均值(0.311)最高，处于中等水平；其次是学习能力，得分介于0至0.787之间，均值为0.281，处于低水平；自组织能力的得分介于0至0.833之间，均值(0.208)最低. 其中，缓冲能力得分最高主要得益于健康状况(0.830)、可依赖的旅游资源禀赋(0.729)以及设施完善程度(0.681)指标得分较高；学习能力得分适中，主要是由于信息获取能力(0.588)、知识交换渠道(0.426)指标得分较高，但旅游相关技能培训机会(0.048)和旅游从业经验(0.063)指标得分较低；自组织能力得分最低，主要是由于旅游网络联结度指标得分最低(0.038)，致使自组织能力整体表现最差.
进一步，对各村农户生计韧性指数均值进行比较，发现有4个村处于中等生计韧性水平，占比约22%，另外14个村均处于低生计韧性水平，占比约78%(表 5). 得分较高的前5名分别为建始县小西湖村、恩施市营上村、利川市白鹊山村、利川市长堰村和宣恩县封口坝村，得分较低的为宣恩县水田坝村、利川市新桥村、恩施市二官寨村、宣恩县庆阳坝村和宣恩县锣圈岩村. 从地域分布来看，各区域生计韧性水平差异较大，其中宣恩县整体表现最差.
具体来看，缓冲能力得分最高的为白鹊山村(0.367)，最低为庆阳坝村(0.225). 进一步分析可发现，白鹊山村在缓冲能力维度上得分最高的前3项指标为可依赖的旅游资源禀赋、设施完善程度和健康状况. 白鹊山村临近5A级景区腾龙洞，可依赖的旅游资源等级高. 该村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自身的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民宿产业，农户旅游参与度很高，不仅实现了经济收入的提升，同时也推动了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 然而，庆阳坝村无邻近的A级景区，旅游对农户的带动作用较弱，多数农户仍以务工、务农为主要生计选择，因而缓冲变化的能力较弱.
在自组织能力维度中，得分最高的为小西湖村(0.368)，最低为岔口子村(0.125). 进一步分析可发现，小西湖村在自组织能力维度上得分最高的前两项指标为旅游网络联结度和政策了解及融入度. 近年来，小西湖村大力发展避暑旅游，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旅游关系网络. 同时，当地政府也提供了大量的旅游政策扶持，以进一步推动该村避暑旅游的发展. 然而，岔口子村旅游发展程度较低，农户大多仍从事务农等传统生计活动，既缺乏可利用的旅游关系网络，又缺少旅游投资吸引力，因而自组织能力较弱.
在学习能力维度中，得分最高的为小西湖村(0.417)，得分最低的为新桥村(0.188). 进一步分析可发现，小西湖村在学习能力维度中的知识交换渠道和旅游相关技能培训机会两大指标上获得了较高分数. 小西湖村由于民宿产业的发展，农户与外界交流日益增多，信息渠道得以拓宽. 同时，为进一步推动当地旅游的发展，村委会为村民们提供了更多的旅游服务相关技能培训，使得该村农户的学习能力得到提升. 然而，新桥村的旅游发展程度较低，技能培训等体系建设尚不完善，导致村内农户缺乏旅游发展经验，也缺少外界信息获取渠道，因而学习能力较弱.
2.1. 研究区概况
2.2. 数据来源
2.2.1. 调查问卷设计
2.2.2. 问卷调查实施
2.2.3. 样本的基本信息
2.3. 计算过程
2.4. 实证结果及分析
2.4.1. 评价体系的检验
2.4.2. 研究区农户生计韧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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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比分析了已有的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以Speranza的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优化，得到了中国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了我国典型山区旅游地恩施州进行评价体系的实证. 得到的主要结论包括：
1) 在农户生计韧性的评价中，以Speranza为代表的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优于以DFID为代表的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尤其在维度层的选取上具有较高说服力. 但其仍然存在评价对象不明晰、指标选取不够严谨、评价体系本土适应性不够、评价体系构建不完整等问题，以及国内学者在应用该评价体系时普遍存在的“评价指标与评价对象不符”[7, 22, 42]、“指标归属不当”[7, 22, 42]等问题. 本研究尽量克服了这些缺点，构建了中国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尽力为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在地化和规范化做出贡献. 具体来说：首先，明确了农户家庭为中国农户生计韧性研究的最佳尺度；其次，结合中国山区旅游地特征实现了评价体系的在地化并进一步规范了指标选取过程；最后，确定了农户生计韧性的计算方式，并给出了评价结果划分标准，使得评价体系的构建更完整.
2) 以我国典型山区旅游地恩施州对已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将指标C1(人均耕地和林地面积)删除后评价指标体系中评价维度和指标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说明此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具有合理性. 这弥补了已有研究缺乏对评价体系合理性检验的不足[7, 28, 43]，使该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结果更具说服力.
3) 恩施州旅游地农户的生计韧性总体处于低水平，这与郭蕾蕾等[19]的结论一致，表明受到山区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山区农户生计韧性较低. 从生计韧性的3个维度来看，除缓冲能力处于中等水平之外，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都处于低水平，其中，自组织能力水平最低，这也表明贫困山区农户社会关系匮乏及主观能动性较差是制约农户生计韧性的主要因素，与秦巴特困连片地区的情况基本一致[20]. 从地域分布来看，农户生计韧性水平在不同地区或者同一地区的不同村落间都存在较大差异. 其中，宣恩县农户生计韧性水平整体表现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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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本研究对恩施州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的调查评价结果，发现研究区的生计韧性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较低，尤其自组织能力较弱，其中旅游网络联结度最差. 第二，虽然缓冲能力和学习能力相对较强，但其中旅游经营房屋面积、家庭人均收支结余、社会网络支持度、生活资料、旅游相关技能培训机会、旅游从业经验都较差甚至很差. 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1) 全面打通旅游关系网，提升农户自组织能力. 旅游关系网络匮乏成为制约山区旅游地农户发展的主要原因，政府应帮助农户打通旅游关系网络. 首先，由政府牵头促成农户与本地旅游专家、旅游龙头企业取得联系，拓宽农户旅游学习网络；其次，整合当地旅行社、旅游平台等资源，打通农户旅游销售网络；最后，完善旅游相关政策体系及信息发布流程建设，打通农户旅游保障网络.
2) 重视低韧性旅游村发展，增强农户物质生活保障. 重视宣恩县等地区农户发展情况，鼓励发展适宜产业以振兴当地经济. 加大对农户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通过农业补贴、小额信贷等途径鼓励农户自主创业[18]；降低旅游参与门槛，为经营困难的旅游农户提供专项补贴，对旅游经营良好的农户进行适当奖励，鼓励发展本地产业以促进农户实现当地就业，振兴本地经济；引进外资，为当地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解决农村资金薄弱，发展动力不足等缺点.
3) 完善乡村培训体系建设，增强农户内生发展动力. 为给当地农户提供良好的技能培训机会，促进其生计方式的多样化，村委会应完善乡村培训体系，提升贫困农户的内生发展动力. 首先，积极争取各级政府对农村人才培养的经费，设立专项培养资金；其次，充分利用本地农校、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等场所开展专业教育培训，组织农业专家下乡进行定点技术辅导和培训，提高农民从事旅游等的专业技术能力；最后，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组织本土人才走出家门，与外界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到发达地区和先进企业参观学习，并定期组织外出集中培训，提高本土人才的知识素养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