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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茶叶的故乡和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茶叶种植规模最大和茶叶产量最多的国家[1]. 茶产业作为我国传统特色农业产业和经济支柱产业[2]，在优化乡村产业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促进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积极影响[3]. 中国拥有丰富的茶叶资源与深厚的茶文化底蕴，为“茶+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提供坚实基础[4]. 2016年，农业部《关于抓住机遇做强茶产业的意见》提出发展新型业态，引导茶产业与休闲、旅游、文化、科普教育、养生养老深度融合的政策意见. 2021年农业农村部等3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茶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推动茶产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渗透融合，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彰显中国茶文化的价值魅力. 随着国家茶产业发展政策推动，各地不断涌现茶文旅融合景点，如浙江松阳茶香小镇、贵州都匀中国茶文化博览园、湖南茶陵中华茶祖文化园[5-6]. 茶文旅产业融合对于提升茶产业经济效益，延长旅游生态价值链条，拓宽文化发展空间，促进茶区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目前，学界关于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主要集中于“茶+旅”和“文+旅”双产业融合. “茶+旅”研究较多，研究内容包括现状问题[7]、发展路径[8]、融合机理[9-10]、动力机制[11]、耦合研究[12-14]及空间关联[15]等，研究方法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16]、社会网络分析法[15]等，研究对象涉及城市[6]、省域[8-9]、长三角区域[10]、茶道沿线带[1]等. “文+旅”融合研究成果颇多，探讨动力机制[17-18]、发展路径[19]、融合理论[20]、耦合协调[21-22]、驱动因素[23]等内容；多运用模糊定性分析法[20]、耦合协调度模型[24-25]、莫兰指数[19, 21]、地理探测器[23]等方法，涉及乡村[20]、城市[25]、省域[24]、城市群[18-19]等尺度. 纵观已有研究，目前少有学者探讨茶文旅产业的融合互动关系，鲜见基于4大产茶区域层面探究茶文旅产业协调发展与区域差异研究. 因此，以全国4大产茶区域为研究区域，分析茶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机理及其动力机制，进一步厘清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关联性，有助于丰富茶文旅产业融合研究成果，推动茶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与协调发展.
鉴于此，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18个产茶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产业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探究中国茶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协调发展特征及区域差异程度，以期为我国茶文旅的资源合理配置、结构优化升级和产业融合发展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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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产业是乡村经济发展的传统产业，文化产业是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旅游产业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三者互鉴互融，对于助力乡村振兴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结合已有研究[9-11, 17-20]，构建三产融合、协同共生的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机理(图 1). 具体来看，茶产业包含茶企业、茶资源与茶产品等，是推动茶文旅产业融合的基础要素；文化产业包含文化企业、文化资源与文化产品等，是提升茶文旅产业融合的重要内容；旅游产业包含旅游企业、旅游资源与旅游产品等，是促进茶文旅产业融合的载体内容. 基于国家政策与产业发展等内外部环境，通过市场、资源与业态的深度融合发展，推动茶文旅产业协调共生发展.
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茶产业作为茶文旅产业融合的基础保障，为产业融合提供内部驱动力，其中，茶园、茶山、茶产品等为文化产业提供物质载体，涉及产茶基地、加工制造、服务包装及销售渠道等流程，与旅游资源规划、旅游产品开发相融合，为旅游产业提供物质基础；文化产业作为茶文旅产业融合的提升重点[26]，文化赋能产业发展，为产业融合提供内部推动力，通过传承、保护与利用非物质文化，推动茶文旅产业更广泛融合发展，提升茶产品与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提升茶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及旅游消费体验；旅游产业作为茶文旅产业融合的传播载体[19]，在为产业融合提供需求拉动力的同时[18]，促进茶产业资源的整合协调，通过旅游产业带来的技术、资金和游客，承载与传播茶文化，弘扬茶文化，促进文旅产业融合优化发展.
在市场需求、产业政策、资源优化等多因素推动下，出现市场、资源与业态等多层面的茶文旅产业融合态势. 市场融合方面，随着消费需求提升与国家政策引导，推动游客前往产茶基地观赏独特的茶区自然生态景观，感受丰富茶文化内涵，满足游客精神需求，同时借势文旅市场，扩大发展规模，吸引更多喜欢茶、文化与旅游的消费者，推动各类市场要素融合，释放强大消费潜力[10]. 资源融合方面，茶产业拥有茶园、茶山等自然资源以及茶道、茶技、茶艺等文化资源，各地积极建设产茶基地景区、茶文化产业园、茶文化体验馆和博物馆，为游客提供茶技茶俗体验项目. 各地独特的地域文化、民俗文化等为当地茶资源与旅游资源的相互融合提供发展平台；业态融合方面，茶产业、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要素相互渗透，茶文旅企业积极拓展茶业市场，推进茶园绿色生态环境、茶业文化资源与教育、康养、工业及旅游体验交叉融合，打造茶产业基地文化旅游精品路线，形成“茶+文化+研学旅行” “茶+文化+工业旅游” “茶+文化+康养旅游”等涉茶元素新业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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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旅产业内部要素相互渗透、外部环境交叉适应，共同推动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融合动力分为两部分，外部动力包括消费者需求提升(拉动力)、追求效益最大化(驱动力)、产业政策(引导力)、科技创新(支撑力)，内部动力为产业关联性(源动力).
消费者需求提升是拉动力. 旅游产业革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4].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能力得到提升，人民美好需要更加丰富，刺激旅游需求从观光式旅游向沉浸式、多样性旅游体验转变. 文化产业发展赋予旅游产品文化内涵，满足消费者个性化旅游需求. 消费者在采茶、制茶、品茶过程中学习到更多的茶与文化知识，提升旅游体验. 消费者需求提升不断拓展茶文旅产业发展空间，延长茶文旅产业链条，促进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追求效益最大化是驱动力. 茶农与茶企业、文化企业与旅游企业通过生产经营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会为茶农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同时茶农通过投资建设经营农家乐、茶园外包等方式增加经济收入. 对茶企业、文化企业与旅游企业而言，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能为企业带来可观经济利益，实现企业自身增值，企业会将更多资本投入茶文旅产业，在资本驱动下茶产业、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不断融合发展.
产业政策是引导力. 产业政策为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供良好市场环境以及产业发展方向. 国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政府发布相关茶产业发展政策，提出茶产业与文化、旅游渗透融合，为茶产业发展提供政策引导. 在宽松市场环境以及政策指引下，相关企业能够拓宽融资渠道，降低经营成本，促使企业愿意执行产业政策，拓宽产业市场，推动茶文旅产业融合.
科技创新是支撑力. 产业融合离不开科技创新支撑，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打破原有茶产业、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边界，通过技术、资源、要素相互渗透推动产业融合范围不断扩展，延长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 同时3D、VR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直播平台兴起，新的媒体传播方式引导和改变市场需求，拓宽茶产业的市场空间，促进文化保护与传播，吸引更多人前往旅游目的地，推动茶文旅产业融合，形成新业态发展.
产业关联性为内部源动力. 旅游消费市场的需求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以及健康生活的品质提升，原有产业形式难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倒逼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旅游产业关联性与渗透性强，具有产业边界模糊特征[27]，文化产业提升旅游产品内涵，茶产业具有的自然生态和丰富文化资源成为旅游吸引物[11]，旅游产业助力茶产业资源市场开发. 3个产业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下，产业要素互相渗透、产业结构调整[17]，推动茶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1.1. 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机理
1.2. 茶文旅产业融合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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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叶产区主要分为西南茶区、江南茶区、华南茶区和江北茶区[28-29]. 文章选取我国4大茶区的18个产茶省份(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区域，也将其划分为西南茶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江南茶区(浙江、安徽、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华南茶区(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与江北茶区(甘肃、陕西、河南、山东)[30]. 依据指标数据的科学性和可得性原则，借鉴相关研究构建茶文旅产业的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4, 10, 13, 24-25, 31]，涵盖14个二级指标和35个三级指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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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数据来源于2011-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农业农村部、商务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茶产业分会网、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网、浙江大学CARD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网，北大法宝数据库、《全球变化数据学报》[32]以及对应省域历年统计年鉴. 个别缺失数据使用省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补充和线性插值法计算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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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客观赋权的熵值法分别对茶产业、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进行赋权与评价，计算产业综合发展评价指数[10]，公式为：
式中，xij为i省域j指标标准化值，m代表产业指标数，wj为指标j权重，Ui为i产业综合发展评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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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协调模型能够测量产业间相互作用的融合发展效果，借鉴相关研究[31]，构建茶产业、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公式为：
式中，C为耦合度，D为协调度，T为产业综合协调指数，U1、U2、U3分别表示茶产业、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评价指数. α、β和ρ为待定系数，考虑到3个产业同等重要，因此α、β和ρ均赋值为1/3. 参考相关研究[10]划分协调度等级(表 2)，其中[0，0.4)为失调类型，[0.4，0.6)为过渡类型，[0.6，1)为协调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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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测量区域总体差异G，并分解为区域间差异Gb、区域内差异Gw和超变密度Gt，同时满足G=Gb+Gw+Gt. 参考相关研究[33]，选取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分析茶文旅产业协调水平的区域差异程度.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2. 数据来源
2.3. 研究方法
2.3.1. 产业综合发展评价模型
2.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2.3.3. 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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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1)计算并绘制茶产业、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均值(图 2)，3个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指数均值对比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茶产业，样本期内产业间发展差距逐步缩小，茶产业始终处于滞后类型. 茶产业综合发展可分为两阶段：发展期(2010-2016年)，指数均值从0.162快速上升到0.251，提升54.938%；稳定期(2017-2020年)，指数均值缓慢上升到0.257，这与国家及各省域的茶产业发展和“三农”扶持政策相关，为茶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条件及外部环境. 旅游产业综合发展可分为三阶段：积累期(2010-2012年)，指数均值从0.261上升到0.281；上升期(2013-2016年)，指数均值从0.263快速上升到0.306，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相关政策，推动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提升；波动期(2017-2020年)均值在0.300附近变化. 文化产业综合发展呈现“N”字形，可分为三阶段：增长期(2010-2013年)，指数均值从0.347上升至0.376；徘徊期(2014-2016年)，指数均值从0.383下降至0.355；回升期(2017-2020年)均值从0.360提升至0.379.
区域茶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存在明显差异，指数均值对比为江南茶区＞西南茶区＞华南茶区＞江北茶区. 样本期内，江南茶区(年均值0.359)、江北茶区(年均值0.090)分别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滞后地位. 江南茶区集中碧螺春、西湖龙井等优质绿茶，拥有较高茶叶品牌价值，茶叶出口量、出口额较高，茶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较高. 江北茶区仅有部分地区产茶，茶叶种植规模小、茶叶产量少等导致其茶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较低. 需要注意的是，2010-2012年华南茶区优于西南茶区发展，西南茶区2013年赶超华南茶区后排名第二，这与云南和贵州茶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快速提高有关.
比较区域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江南与江北茶区呈“M”字形变化趋势，华南与西南茶区呈波动上升态势，样本期内指数均值排序为华南茶区＞江南茶区＞江北茶区＞西南茶区，年均值分别为0.322、0.320、0.246和0.239. 华南茶区2013年以微弱优势领先江南茶区，2016年后以绝对优势保持领头羊地位；西南茶区年均增长率为4.891%，2010-2016年滞后于其他茶区，但后期加速发展先后超越江北茶区、江南茶区成为第二，这与江苏及浙江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下降，云南、四川和贵州综合发展水平提升显著相关.
比较区域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江南和江北茶区呈波动上升趋势，呈现利好局面. 华南与西南茶区呈起伏下降态势，表现弱化状态. 江南茶区(年均值0.469)拔得头筹，江北茶区(年均值0.383)紧追其后，华南与西南茶区难分伯仲. 样本期内江南和江北茶区发展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得益于山东与河南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 2010-2011年、2013-2014年西南茶区低于华南茶区，其余年份则领先或接近华南茶区.
对比4大区域3个产业，江南茶区除2010年为茶产业发展滞后型外，其余年份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均值为文化产业＞茶产业＞旅游产业，文化与茶产业发展长期优于旅游产业. 华南茶区除2013年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均值高于旅游产业外，其余年份指数均值为旅游产业＞文化产业＞茶产业，茶产业发展长期处于滞后状态. 西南茶区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均值在2010-2016年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茶产业，2017-2019年为旅游产业＞文化产业＞茶产业，2020年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茶产业，总体表现茶产业发展滞后. 而江北茶区指数均值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茶产业，茶产业发展长期处于滞后状态. 综上，江南茶区为旅游产业发展滞后型，华南、西南和江北茶区为茶产业发展滞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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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并绘制茶文旅产业协调度均值(图 3)，18个产茶省份茶文旅产业协调度具有波动变化趋势，其均值由2010年的0.543上升至2019年的0.605后下降为2020年的0.597. 茶文旅产业协调等级主要处于勉强协调，除2019年跨入初级协调等级外，其他年份均为勉强协调等级，茶文旅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从区域层面看，样本期内江南茶区协调度均值在0.700上下波动，始终高于平均水平，华南、西南和江北茶区协调度均值呈现增长趋势且低于平均水平. 其中，华南茶区协调度均值从2010年的0.479波动上升至2020年的0.560，年均上升率为1.691%. 西南与江北茶区协调度均值分别由2010年的0.481、0.447逐步提升至2020年的0.571、0.496，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871%、1.096%. 广西、福建、云南、贵州、河南与陕西等省份先后出台茶产业发展政策，创建茶叶知名品牌，推动茶产业发展与文化及旅游产业相结合，发展茶区休闲观光旅游产业，传承保护茶艺、茶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其他部门加大政策扶持，持续完善相关基础设施. 对比协调等级，江南茶区2014年从初级协调上升为中级协调等级，华南茶区2013年从濒临失调上升为勉强协调等级，西南茶区2019年从濒临失调上升为初级协调后在2020年回落至濒临失调等级，江北茶区2017年从濒临失调上升为勉强协调后在2020年下降回濒临失调等级. 总体来看，茶文旅产业协调江南茶区等级最高、江北茶区最低，协调度均值排列为江南茶区＞西南茶区＞华南茶区＞江北茶区，说明江南茶区3个产业间的协同发展程度较高，而江北茶区不同产业间的融合发展程度较低.
从省域层面看，除浙江、江苏与海南外，其他省份茶文旅产业协调度均有不同程度上升态势，而浙江与江苏协调度则存在明显下降趋势. 浙江茶文旅产业协调度从0.921下降至0.878，年均下降率为0.467%. 江苏协调度从0.859下降至0.760，年均下降率为1.153%. 省域茶文旅协调度均值前三甲分别为浙江(0.907)、江苏(0.746)和广东(0.741)，后三位分别是海南(0.105)、甘肃(0.230)和重庆(0.364). 协调等级变化分为3种，一是协调等级下降类型，这是协调区域发展的关键省域. 如浙江由2010年优质协调下降为2020年良好协调，江苏由良好协调下降为中级协调. 二是协调等级上升类型，如甘肃由2010年严重失调上升为2020年中度失调，江西、广西和贵州由2010年濒临失调提升为2020年勉强协调，云南、山东与河南由2010年勉强协调上升为2020年初级协调，安徽、福建和四川由2010年初级协调提升为2020年中级协调，陕西由2010年濒临失调上升为2017年勉强协调在2020年下降为濒临失调. 三是协调等级不变类型，海南、重庆、湖南和湖北、广东协调类型分别维持严重失调、轻度失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不变.
浙江、江苏和安徽等集中生产优质绿茶，拥有较高茶叶品牌附加值，地处经济发达地区，文旅产业快速发展，江南茶区茶文旅产业协调发展水平最高. 云南、贵州等茶叶种植面积大，茶叶产量高，拥有茶马古道等线性廊道资源，推动西南茶区茶文旅产业融合快速发展. 福建茶叶产量高、广东旅游业发达等因素有效提升华南茶区茶文旅产业融合协调水平. 甘肃、陕西经济欠发达、茶叶种植规模小、茶叶产量低、出口量少，导致江北茶区茶文旅产业协调发展水平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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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比较分析，选择2010、2016和2020年为时间节点，运用ArcGIS 10.8软件绘制茶文旅产业协调类型空间分布图(图 4). 茶文旅产业协调类型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具有协调类型环形分布、过渡类型嵌套分布、失调类型相对稳定的空间分异特征.
2010年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和四川8省为协调类型，江西、广西、贵州、云南、山东、河南和陕西7个省份为过渡类型，其余省份为失调类型，不同类型省域数量比为8∶7∶3. 江南茶区省份的协调度高，整体产业协同程度高，江北茶区省份协调度低且多为失调或过渡状态. 2016年云南、河南和山东3省提升为协调类型，2020年其他省份类型不变. 2016年各区域间协调度类型的空间差异比较均衡，江南茶区协调类型省份不变，而华南、西南与江北茶区内部则为协调、过渡与失调类型并存状态，如贵州由茶产业滞后过渡类型向文化产业滞后过渡类型转变，山东、河南2省由茶产业滞后过渡类型向茶产业滞后协调类型转变，湖南由旅游产业滞后协调类型向茶产业滞后协调类型转变，云南由旅游产业滞后过渡类型向文化产业滞后协调类型转变. 2020年江西、陕西2省由茶产业滞后过渡类型向旅游产业滞后过渡类型转变，广西由茶产业滞后过渡类型向文化产业滞后过渡类型转变，福建由旅游产业滞后协调类型向文化产业滞后协调类型转变，甘肃、重庆和海南3省份长期处于茶产业滞后失调类型，浙江、安徽和湖北3省长期处于旅游产业滞后协调类型，江苏、广东和四川3省长期处于茶产业滞后协调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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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测量分析区域差异及贡献率(表 3和表 4). 总体差异均值为0.173，由2010年的0.206波动下降到2020年的0.169，年均降速1.796%. 2010-2020年茶文旅产业协调度总体差异逐渐缩小，18个产茶省份茶文旅产业协调程度整体提升.
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始终保持领先优势，均值排名为区域间差异贡献率(47.374%)＞超变密度贡献率(32.081%)＞区域内差异贡献率(20.545%). 从贡献率变化趋势看，区域间差异从2010年的46.769%下降到2020年的43.290%，年均下降0.744%；超变密度贡献率从2010年的32.546%上升到2020年的36.316%，年均增长1.158%；区域内差异贡献率在20%附近波动. 不同省域多个产业间非均衡发展导致茶文旅产业协调度的总体差异，减小区域间差异是提升区域茶文旅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 区域内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和变化趋势. 由于区域内各省份茶产业、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步性较差，产业协调水平均衡度较低，华南茶区内差异最大(均值0.255)，江北和西南茶区内差异均值分别为0.174和0.120，而江南茶区内各省份产业协调水平更为均衡导致其差异最小(均值0.085).
区域内协调度差异程度不同，但均呈波动下降趋势. 华南茶区从2010年的0.267波动下降到2020年的0.250、江北茶区从2010年的0.200下降到2020年的0.183、江南茶区内差异由2010年的0.118下降到2020年的0.075、西南茶区由2010年的0.141波动下降到2020年的0.118，4大茶区的年均降速分别为0.637%、0.850%、3.644%和1.631%.
区域间协调度差异依然显著，2010-2019年各茶区间均衡度有所提高. 江南—华南茶区、华南—西南茶区以及华南—江北茶区间差异较大，均值分别为0.201、0.212和0.243. 江南—西南茶区、西南—江北茶区和江南—江北茶区间差异较小，均值分别为0.142，0.162和0.189. 华南—江北茶区间差异具有先波动下降再快速提升的变化特征，华南—西南、西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华南和江南—西南茶区间差异变化均表现为下降趋势，年均降幅分别为0.684%、1.123%、1.870%、2.194%和3.618%. 需要说明的是，新冠疫情影响旅游产业正常发展，2020年各区域间茶文旅产业协调度差异出现不同幅度上升.
3.1. 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3.2. 协调度时空演化分析
3.2.1. 协调度时间序列特征
3.2.2. 协调度空间分异特征
3.3. 区域差异及贡献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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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0-2020年中国18个产茶省份面板数据，构建产业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理模型分析中国茶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协调发展特征及区域差异程度，研究结论如下：
1) 3个产业相互影响、互相作用，构建三产融合、协同共生的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机理，融合态势是茶文旅产业协调发展的核心. 作为基础保障，茶产业提供融合发展的内部驱动力；作为提升重点，文化产业提供融合发展的内部推动力；作为传播载体，旅游产业提供融合发展的需求拉动力. 茶文旅产业融合由内外部动力共同驱动，外部动力中消费者需求提升是拉动力，追求效益最大化是驱动力，产业政策是引导力，科技创新是支撑力，内部源动力为产业关联性.
2) 3个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均值对比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茶产业，样本期内产业间发展差距逐步缩小，茶产业始终处于滞后类型. 江南茶区为旅游产业滞后型，华南、西南与江北茶区为茶产业滞后型. 茶产业与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最高为浙江，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最高为广东，甘肃茶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最低，海南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最低.
3) 茶文旅产业协调度水平整体呈现提升状态，协调度等级主要处于勉强协调，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江南茶区协调等级最高、江北茶区最低，协调度均值排列为江南茶区＞西南茶区＞华南茶区＞江北茶区. 省域协调水平前3位为浙江、江苏和广东，海南茶文旅产业协调等级保持不变，其他省份均有不同程度上升，而浙江与江苏则存在明显下降趋势.
4) 茶文旅产业协调度总体差异逐渐缩小，区域协调程度有所提升. 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始终保持领先优势，均值排名为区域间差异贡献率＞超变密度贡献率＞区域内差异贡献率. 区域内差异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华南茶区内差异最大，江南茶区内差异最小. 区域间协调度差异依然显著，华南—江北茶区间差异最大、江南—西南茶区间差异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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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证分析与发展实际，为推进“茶+文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1) 挖掘文化内涵，创新开发茶文旅项目. 文化赋能产业发展，茶文旅融合根植于茶文化，通过茶树品种、产茶基地、制茶技术等建设茶业特色小镇、茶主题酒店民宿、茶文化生态公园等项目. 加强地方茶文化与文博、美食、研学深度融合，举办特色茶文化旅游节、茶博会、茶产业峰会，创新茶文化主题市集、地方茶制美食等特色项目，推进茶产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 对茶产业发展滞后的华南、西南和江北茶区，通过互联网、新媒体技术加快茶文化传播，发展茶业直播、茶业体验和茶业研学，将特色茶文化资源有效转化为旅游产业优势，促进茶文旅产业良性发展.
2) 整合优质资源，打造茶文旅产业核心区域. 依托对茶产业资源的深度把握，因地制宜发展茶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扩大产业规模，培育龙头企业，加强茶叶品牌宣传，提升茶叶品牌价值. 将当地茶技茶俗等特色文化资源融入旅游活动，提升旅游文化内涵，提升游客参与性和沉浸式体验. 各茶区联合挖掘“茶马古道、茶船古道和万里茶道”等古道文化资源，精心设计“茶+文化+旅游”主题旅游产品，建设集游玩观光、互动学习、沉浸体验于一体的茶文旅融合产业带和示范区.
3) 加强政策引导，提升茶文旅产业科技支撑. 茶文旅产业融合要以市场需求为主导，以国家及地方政策为引导，科学合理规划区域茶文旅产业融合路径，统筹茶产业发展，持续释放产业政策红利，加强税收、金融部门支持力度，为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供资金技术支持. 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推进茶文旅产业信息化建设，推动多元要素互补与多种资源共享，促进茶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提升茶农经济收入，促进乡村旅游发展，释放茶叶品牌价值，提升茶产业综合效益，延长茶文旅产业价值链条，推动各区域茶文旅产业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