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实现共同富裕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的强国道路。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随后提出“三步走”战略，确立了实现共同富裕和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总体思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整产业结构，我国在20世纪末成功实现了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和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前两步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具体化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2020年，我国成功消除绝对贫困，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全面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使命与任务。从战略规划到逐步落实，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始终是党和国家关注的焦点。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2]。从实践来看，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内涵是实现共同富裕^[3]。全会还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2]。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共同富裕制度建设成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中之重。

虽然共同富裕一词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与中国特色，但西方国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需回应“共同富裕”的问题，这为中国共同富裕政策的创新和优化提供了经验教训。如美国的慈善税收优惠政策^[4]以及瑞典的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政策^[5]为我国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提供了立法经验。英国通过统一规划、挖掘和保护地方特色以及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等方式发展小城镇体系，实现了城乡协调发展，为中国发展县域经济，弥合城乡发展差距提供了良好的借鉴^[6]。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通过构建福利国家制度促进知识中产群体扩大，并借助知识中产群体的创新能力构建技术竞争优势，实现福利—效率动态平衡，有利于促进传统工业型社会的转型升级^[7]，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路。从研究现状来看，西方学者鲜有共同富裕的直接表述，其关注的福利国家^[8]、公平正义^[9]、反贫困^[10]等主题在广义上属于共同富裕的范畴^[11]。与之相对，共同富裕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共同富裕的内涵^[12]、测度^[13]及实现路径^[14]等方面。少量研究分析了共同富裕相关的政策文本，如李强基于党代会政策文本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关于“共同富裕”的制度构建，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脉络和价值嬗变^[15]，和俊民等利用多源流理论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政策的演变历程^[16]，许玉镇等聚焦共同富裕民生发展部分，基于党的重要会议文本梳理、诠释了实践共同富裕目标中民生政策的演进历程^[17]，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具体而言：一是以理论分析为主，缺少客观深入的量化分析；二是主要关注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单个具体领域，未对共同富裕相关政策内容进行全面分析。

基于1978—2023年中央颁布的301份共同富裕相关政策文本，将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剖析政策文本结构和政策文本内容，勾勒共同富裕政策的演变历程与关注重点，为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参考。本研究将弥补现有文献对于共同富裕政策文本量化分析的不足，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揭示共同富裕政策变迁的丰富内涵，为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政策创新提供数据支撑。

研究方法包括政策文献计量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和政策内容量化分析法。政策文献计量法是使用文献计量法对政策文本的结构要素进行量化分析，其优势在于能够对大样本量且时间跨度长的政策文本进行客观的量化分析，多被用于进行政策变迁、政策效力和政策扩散等方面的研究^[18]。社会网络分析法基于概率论和统计学原理分析行动对象间的网络互动结构和互动关系，在公共政策领域常用于分析府际关系和探索复杂网络形成的动力机制^[19]。政策内容量化分析法是一种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话语分析方法，该方法通过将非结构化的政策文本转化为定量数据描述政策特征，解释政策意图和政策内容，并推测政策实施效果^[18]。

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将政策文献计量法、社会网络分析法等量化研究方法与质性研究相结合，在量化分析政策文本外部结构要素和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对政策话语的解读，明晰政策演变历程，观测政策工具组合，有利于减少政策文献研究的主观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18]。因此，本研究对共同富裕政策文本的分析从政策结构和政策内容两个方面展开(见图 1)。

政策结构分析能够比较大样本量政策文本之间的差异，有利于从宏观层面把握政策文本的外部特征，了解政策演进规律^[18]。本研究对共同富裕政策文本的结构分析主要从政策颁布时间、政策颁布主体和政策文本类型三方面展开。具体而言，首先，分析研究期内每年共同富裕政策的颁布数量，并结合政策内容确定共同富裕政策的发展阶段。其次，统计联合颁布共同富裕政策的部门名称、数量等结构信息，分析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频率和合作广度。同时，使用Ucinet软件将其构建共同富裕政策颁布部门合作网络的无向矩阵，计算合作网络的网络密度以及各部门的点度中心度，并借助Netdraw软件可视化，以识别共同富裕政策合作网络中的核心部门。最后，识别共同富裕政策的政策文本类型并进行分类，明确共同富裕政策的政策效力。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策目标确定了公共政策要达到的目的，政策工具的选择关系到公共政策能否达成预期目标，政策主题反映了政策的作用方向，这三者对于公共政策功能的实现至关重要。因此，本研究从政策主题、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三个方面对中央政府颁布的共同富裕相关政策进行内容分析(如图 2)。

(1) 政策主题

政策主题反映了中央政府推进共同富裕的侧重点，有助于理解政策重心，挖掘政策的薄弱环节，从而为调整共同富裕政策的发展方向提供依据^[20]。LDA主题模型通过将非结构化的政策文本转换成由若干主题和特征词组成的结构化文本来实现对政策文本主题的挖掘，是一种经典的文档主题生成模型^[21]。该模型基于概率分布与贝叶斯先验理论，利用先验估计的超参数迭代计算“文档—主题分布”和“主题—词分布”两个词向量的概率分布，从而实现对文档主题信息的深度挖掘。参考俞露露等^[22]、曲靖野等^[23]、钟源等^[24]的研究，使用在线文本分析工具微词云中的LDA主题模型挖掘共同富裕政策文本的主题。由于LDA主题模型不考虑文档的出现顺序，本研究将共同富裕政策文本按划分的四个阶段分别进行主题提取，得到分阶段共同富裕政策主题词，以探究不同阶段的政策主题演变情况。

(2) 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是政府连接政策目标和政策行动的机制，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25]。对政策工具的分类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64年荷兰经济学家Kirschen，他识别了64种执行经济政策的手段，但并未进行详细的阐述。此后，国内外学者围绕政策工具分类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目前被广泛应用的政策工具分类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Howlett和Ramesh依据政府提供物品和劳务的水平将政策工具分为自愿型、混合型和强制型^[26]；二是麦克唐奈和艾莫尔根据工具所欲求的目标，将政策工具分为四类，包括命令型工具、激励型工具、能力建设型工具和系统变迁型工具，类似的分类方式还有施奈德和英格拉姆等人划分的激励型工具、能力建设型工具、符号与规劝型工具以及学习型工具四类^[27]；三是Rothwell和Zegveld在比较分析加拿大、日本等6个国家的创新政策时采用的政策工具分类方式，即供给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28]。

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既需要从“供给端”提供资金、技术、人才、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又需要从“需求端”通过产业培育、交流合作、创建示范工程等方式带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还需要通过改变或改善总体环境来直接或间接影响共同富裕政策的实施。因此，本研究对共同富裕政策工具的划分使用Rothwell和Zegveld的分类方式比较适宜。同时，乡村振兴及其子维度^[29-30]、城镇化^[31]等与共同富裕相关领域的政策工具都采用了该分类方式，为共同富裕政策工具分类提供了理论遵循。在确定政策工具分类标准后，结合共同富裕政策文本内容和相关研究^{[29, 31-32]}，进一步确定了12个供给型政策工具子项、8个环境型政策工具子项和8个需求型政策工具子项(见表 1)。

(3) 政策目标

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对共同富裕的定义，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具体包括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社会和谐和睦、环境宜居宜业和公共服务普及普惠5个方面。这5个政策目标分别对应共同富裕建设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政治层次，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谋而合。

“共同富裕”一词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出现在中央政府颁布的政策文件中，考虑到政策的时效性，研究从1978年开始。在法宝网、中国政府网等网站以“共同富裕”为关键词展开搜索，截至2023年8月31日，共搜集相关政策文件501份。

为了提高文本挖掘的准确度，减少噪声，本研究仅保留标题或内容含有“共同富裕”一词且与共同富裕高度相关的政策。具体而言，第一，选择的政策类型为法规、意见、办法、通知等能直接反映政府态度的政策，删除重复政策，排除复函、批复、答复类政策^[33]。第二，删除与共同富裕没有直接关联的评选类政策。第三，对于中央政府转发的共同富裕经验文件(如《商业部、民政部关于转发山西省陵川县供销社扶助贫困户治穷致富经验的通知》)以及只针对少数特定省份但与共同富裕直接相关的非全国性政策文件(如《支持浙江省探索创新打造财政推动共同富裕省域范例的实施方案》)，仅保留标题，删除只针对少数特定省份且与共同富裕相关度较低(全文“共同富裕”词频 < 2)的非全国性政策文件(如《财政部关于支持深圳探索创新财政政策体系与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34]。筛选后共得到政策文本301份，部分政策文件如表 2所示。

依据我国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35-37]，将改革开放以来共同富裕政策发展划分为4个阶段，分别为“共富思路形成”阶段(1978—1992年)、“共富体制改革”阶段(1993—2012年)、“共富发展转型”阶段(2013—2020年)和“共富目标落地”阶段(2021—2023年)。

图 3为1978—2023年中央共同富裕政策颁布数量的时序分布图。由图可知，中央政府对共同富裕的关注度逐步攀升，前3个阶段的共同富裕政策文本数量呈现平稳增长的趋势，在“共富目标落地”阶段达到顶峰。具体而言，在“共富思路形成”阶段，共同富裕政策的年均发文量不足3篇(2.26篇)，“共富体制改革”阶段的年均发文量为3.6篇，“共富发展转型”阶段的年均发文量为7.5篇。在“共富目标落地”阶段，中央发布的共同富裕政策文本呈现爆发式增长，共发布政策135篇，占总发文数量的45%，年均发文量为45篇。

图 4显示了1978—2023年联合颁布共同富裕政策的部门合作网络。图中圆形的大小表示该节点的点度中心度大小，点度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是指与该节点直接相连的连接数，能够反映部门合作网络中的核心部门。连线的粗细表示部门之间的合作次数。从图中可知，共同富裕政策颁布的核心部门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交通运输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和司法部等，涉及多个领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两组部门的合作次数最多，体现了中央对共同富裕战略的高度重视。

表 3显示了不同阶段以及全时期政策文本颁布部门的合作网络结构。其中，网络规模是指参与联合发文的部门总数，部门连接数是指参与联合发文的部门两两之间的连接数，网络规模和部门连接数显示出了共同富裕政策颁布部门合作网络的广度。网络密度是联合发文部门之间的实际连接数与理论连接数的比值，计算公式为$D=2 m /[n(n-1)]$，其中，D代表网络密度，m代表合作网络中的部门连接数，n代表合作网络中节点的数量。网络密度衡量了共同富裕政策颁布部门的合作深度，网络密度>0.3表明部门之间合作紧密。

由表 3可知，共同富裕政策以中央政府单独发文为主，联合发文总量逐阶段增加但始终低于单独发文量。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共同富裕政策颁布部门在全时期的网络规模为91，部门连接数为604，表明参与共同富裕政策颁布的部门数量多，合作频次高，但是网络密度 < 0.3，表明共同富裕政策文本颁布部门的合作网络属于“广泛—松散”型。纵向比较各阶段共同富裕政策文本颁布部门的合作网络可知，参与共同富裕政策的部门的合作数量和合作频次都在逐步增加，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也越来越紧密，部门之间的合作数量、合作频次以及合作深度在“共富目标落地”阶段存在跃升。

共同富裕政策文本类型包括法律、规划、通知、意见等18类(见表 4)，政策类型丰富，部门合作形式多样。由表可知，第一，法律、条例、章程等政策效力高的法律法规类文件共37份，占政策总数的12.29%，进一步表明了中央政府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视。第二，纲要、规划、计划、方案等计划类政策共20份，占政策总数的6.64%。计划类政策反映了中央政府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设计和总体规划。第三，通知、意见、决定等规范类政策占比最高，为73.42%，体现了中央政府对共同富裕工作的控制与具体安排。第四，报告类政策占比5.32%，这类政策主要用于汇报和反馈政策执行情况和结果。总体而言，共同富裕相关的中央政策效力较高，且形成了一套包括合法化、执行和评估等流程的相对完整的政策体系。

(1) LDA主题模型

使用LDA主题模型挖掘政策文本主题前需要构建分词表和确定主题数量。首先，本研究通过微词云的“中文通用分析”工具对政策文本进行分词，为优化分词效果，依据政策语料库内容构建了自定义词典和同义词表，并通过保留名词、名词性惯用语、名词性语素、名动词、趋向动词、形式动词、动词性语素、动词性惯用语、名形词、形容词性语素和自定义词对语料库进行词性过滤^[21]，最终得到共同富裕政策分词表。其次，困惑度和主题词语义一致性是确定主题数量的重要指标。其中，困惑度指标通过评估模型泛化能力确定主题数量，主题词语义一致性指标通过评估主题词凝聚度确定主题数量，但当文本来源分散且未经标注时，两种指标的评估效果较差^[38]。参考俞露露等的研究^[22]，本研究基于困惑度指标计算结果，结合人工评估方法确定主题数量(见表 5)。

(2) 政策主题分析结果

第一，共富思路形成阶段(1978—1992年)

本阶段识别的四个主题词为“基本经济制度”“协调发展”“扶贫”和“三农”。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共同富裕就是绝对平均和同步富裕的思想，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了先富带动后富，逐步消灭贫穷的共同富裕思路。具体而言，在利益分配上，党中央确立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初步形成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格局，实现了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创新。在经济体制方面，农村地区形成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城市地区的生产资料的流通和定价上形成了计划和市场并行的“双轨制”，在央地财政管理方面形成了“分灶吃饭”的承包制财政体制。承包责任制改革在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同时有效促进了乡镇企业等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逐步扩大了市场的作用，为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39]。此外，先富带动后富的思路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两极分化，因此，沿海地区通过对外开放发展起来后需要带动内陆地区发展，同时，还需要对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老少边穷地区进行对口扶贫支援，以促进城乡以及区域协调发展。这一阶段提出的共同富裕发展思路为我国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承包责任制改革和“双轨制”的推行极大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但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造成了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39]。

第二，共富体制改革阶段(1993—2012年)

本阶段识别的五个主题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农”“协调发展”“扶贫”和“基本经济制度”。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则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开启了中央政府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共同富裕的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包括财税、金融和外汇管理制度改革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建立基本经济制度三个部分。第一，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1993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和2002年开始的所得税分享改革，改革目的在于实现中央政府对财政收入的集权，有利于中央政府加强对宏观经济的调控。第二，金融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银行体系改革和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改革有效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第三，为解决国有部门改革滞后和“双轨制”并存带来的腐败问题，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重点在于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量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通过改制实现市场化经营管理，带来了民营经济的繁荣^[39]。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时，中央政府基于“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逐步建立起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制度层面上保证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最终服务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40]。

但中央财政集权和全面市场化改革在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也导致了城乡、区域和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公平问题开始受到国家的关注。首先，分税制改革后，乡镇企业的衰败、土地财政的兴起和农村务工人员与民营企业的劳资矛盾使“三农”问题日益突出，为此，中央政府采取了包括取消农业税和发放农业补贴在内的一系列城市反哺农村的措施^[41]。其次，地方政府主导的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扩大了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为解决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问题，中央政府依次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42]，并在1996年启动东西扶贫协作，促进了先富区域与后进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这一阶段的共同富裕政策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开始注重对收入分配的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但贫富差距也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出现累积性扩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35]，对保证社会公平的制度追求日益强烈。

第三，共富发展转型阶段(2013—2020年)

本阶段识别的七个主题词为“民生保障”“高质量发展”“基本经济制度”“扶贫”“三农”“治理现代化”和“发展规划”。在这一阶段，对固有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体系的过度依赖使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共同富裕的推进方式亟待转型。为了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共同富裕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思想和以高质量发展为集中体现的新发展理念，为共同富裕的实践转型提供了价值遵循和行动指引^[43]。

高质量发展包括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治理高质量发展，三个层面的转型发展相互联系，彼此促进^[7]。其中，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现为经济结构转型，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实现。此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确定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社会高质量发展关注人的全面发展，通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治理制度，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祉。治理高质量发展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总目标，在党的建设、完善基层民主和政治监督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改革举措。

党的十八大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社会公平成为新时代实现全面小康，推进共同富裕的落脚点。为此，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打响了脱贫攻坚战，以精准扶贫为抓手，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形成了行业扶贫与专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全部贫困人口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44]。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吹响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45]。这一阶段出现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形式，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中央提出了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发展方式，但缺乏具体的实践路径和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制度创新。

第四，共富目标落地阶段(2021—2023年)

本阶段识别的六个主题词为“共同富裕示范区”“三农”“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基本经济制度”和“治理现代化”。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表明我国已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共同富裕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阶段。推动共同富裕战略目标落地，既要在当前的发展基础上继续做大蛋糕，以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又要分好蛋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46]。

本阶段完善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层面，切实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数字化、绿色化、均衡化“三化”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国内国外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同时，通过完善以三次分配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础分配制度构建国民收入分配的整体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为知识中产群体扩大再生产提供基本经济制度保障^[7]。在社会高质量发展层面，一是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相结合，以社会保障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防范规模性返贫。二是加强宣传教育和文化发展，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思想文化基础。三是逐步健全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多层次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社会保险保障能力。在治理高质量发展层面，中央政府以浙江省为试点省域，探索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积累地方经验。这一阶段从经济、社会和治理层面构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与可行路径，但还需要结合地方实践经验，在收入分配制度、文化发展、相对贫困治理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具体政策和长效机制^[36]。

(1) 政策文本内容单元编码

以共同富裕政策文件中包含“共同富裕”一词的段落作为分析单元，对301份中央政府颁布的共同富裕相关政策文件按照发布年份进行升序编号，然后以“政策文件编号—政策文本段落”进行二级编码，共得到1 747条政策编码，部分编码如表 6所示。

(2) 政策工具分析结果

在对共同富裕政策文本内容进行编码后，将编码结果按照政策工具及其具体类型进行频数统计，得到共同富裕政策工具频数及占比统计图(见图 5)。三类政策工具中，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频次最高，共774次，占比44.30%。其次是环境型政策工具，共使用745次，占比42.65%。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最少，仅228次，占比13.05%。这表明共同富裕政策中三种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差异较大。总体而言，共同富裕战略的推进总体以政府直接支持和政策环境建设为主。从政策工具的具体使用类型来看：

首先，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重点工程、反贫困和社会保障使用次数位列前三。其中，重点工程占政策工具总量的9.67%，表明中央政府主要采取重点任务专项突破的方式推进共同富裕。反贫困占政策工具总量的8.93%，表明从扶贫开发、东西扶贫协作、脱贫攻坚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贫困治理始终是中央政府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占政策工具总量的6.47%，表明保障民生福祉和促进社会公平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社会保障和反贫困是共同富裕战略实施的两个关键领域，表明中央政府共同富裕战略的推进以兜底性措施为主。

其次，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体制机制的建设、改革与完善贯穿始终，占政策工具总量的11.05%，经济方面经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所得税改革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改革开放开始至21世纪初体制机制建设的主轴^[47]。社会方面包括医疗、司法、就业、体育、妇幼保障等多领域的改革。中央政府逐步确立这些领域的建设标准与服务规范，以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因此，标准规范也是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主要类型(占政策工具总量的10.59%)。政治方面，党建引领的国家机构改革和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也为共同富裕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目标规划占政策工具总量的9.22%，表明中央政府通过顶层设计明确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规划。

最后，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中央政府主要通过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发展东中西部特色产业、推进多领域产业融合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发展来培育新产业形态，进而促进共同富裕。以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代表的示范工程也属于环境型政策工具，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有利于积累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经验，同时为全国共同富裕提供先进样板。

图 6展示了不同阶段共同富裕政策工具的频数及占比。从时间维度上看，三类政策工具数量基本呈现逐阶段攀升的趋势，且都在共富目标落地阶段出现使用频次跃升的情况，与共同富裕政策文本数量的变化趋势一致(见图 3)。这主要是因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推进共同富裕成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48]，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进一步确立了共同富裕建设的重要战略地位。此外，供给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在各阶段交替占据主导地位，需求型政策工具始终偏低，由此可见，政府是实施共同富裕战略的关键主体。

(3) 政策目标分析结果

表 7统计了全阶段以及分阶段共同富裕政策目标的编码频数和占比数据。由表可知，共同富裕政策中与5个目标相关的政策文本数量差距较大。其中，与实现生活富裕富足目标相关的共同富裕政策文本编码数量最多，达686条，占编码总数的39.27%。其次为社会和谐和睦和环境宜居宜业，编码数量分别占编码总数的23.18%和18.32%。与公共服务普及普惠目标相关的共同富裕政策文本编码数量也占据一定比例，共221条，达12.65%。与精神自信自强目标相关的共同富裕政策文本编码数量最少，仅115条，占编码总数的6.58%。这表明经济发展是共同富裕战略实施的首要任务。

从时间维度上看，第一，生活富裕富足始终是各阶段政策的主要目标，但其数量占比逐渐下降。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推行了一系列举措，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不再是政府推进共同富裕战略的唯一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2021年起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由追求经济规模高速发展转向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人们对生态、文化等方面的多样化需求逐渐受到重视。第二，涉及社会和谐和睦目标的政策文本数量占比始终保持在20%以上。政策强调要在党建引领的基础上，围绕法治、教育、医疗、金融、公共保障体系等民生工作方面采取措施，完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49]，以促进区域、城乡和各民族之间的协调均衡发展，维持社会稳定，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第三，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和环境宜居宜业目标越来越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相关政策文件编码数量占比分别由最初的0.83%、4.96%上升至19.50%和23.77%，体现了中央政府在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对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的关注。第四，中央政府在精神自信自强方面的政策举措虽有所加强，但始终不足10%。

(4)“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综合分析结果

表 8统计了共同富裕政策“政策工具—政策目标”的使用频数及占比数据，图 7为“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使用频数交叉图，图中政策目标下每一类政策工具的具体类别按照图例中指标名称排列的顺序自下而上堆积，如公共服务普及普惠目标下的供给型政策工具中，法律规制这一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数为5次。总体而言，中央政府围绕不同政策目标使用的政策工具种类丰富且各有侧重，但政策工具的分布呈现不均衡的特征，以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表明共同富裕战略的实施主要依赖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和系统推进，市场以及其他主体参与度较低。

从政策目标来看，社会保障、标准规范和示范工程分别是中央政府推进公共服务普及普惠使用最多的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之一^[50]，中央政府主要通过设立和完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福利方面的保障标准促进公共服务普及普惠。重点工程、体制机制和产业培育分别是中央政府营造宜居宜业的环境使用最多的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一是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将产业培育与反贫困、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工程相结合，打造特色产业、低碳产业和富民产业，促进高质量就业和美丽中国建设。反贫困和体制机制是建设和谐和睦社会，促进生活富裕富足使用最多的供给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和反贫困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同富裕战略实施的关键领域。市场管理是建设和谐和睦社会使用最多的需求型政策工具，这是因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公平的重要课题。重点工程、舆论宣传和目标规划、示范工程分别是中央政府建设精神文明使用最多的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涉及精神自信自强目标的政策工具相对匮乏，主要在目标规划和建设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中提及，具体举措有待进一步开发。

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向往的，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奋斗的目标。本研究基于1978—2023年中央政府颁布的301份共同富裕政策文本，使用政策文献计量法、社会网络分析法、LDA主题模型法和政策内容量化分析方法，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同富裕政策的结构化特征和内容演变特征。总体而言，我国已形成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总体思路，以政策效力高、部门合作“广泛—松散”为结构性特征，以建立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解决“三农”问题、反贫困和发展为主要任务，政策目标向多元化转变的共同富裕政策体系，但还存在以顶层设计为主、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政策工具结构失衡，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和服务于精神自信自强目标的政策工具相对缺乏的问题。

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统筹安排下，还需要各部门的紧密协作和多方参与，构建上下互动的共同富裕政策双向运行模式。一是要加强各中央部委之间的交流合作。明确各部委在共同富裕建设中的职责分工，制定跨部门合作的工作流程和规范，确保各部委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部委间的在线协作平台，实现各部委间共同富裕政策的互联互通。二是提升交流合作和社会参与等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比例，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共同富裕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合作等方式，充分激发共同富裕建设主体的能动性，形成第三方组织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良好氛围。三是及时总结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经验，组织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及相关领域专家，定期开展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经验交流，促进经验共享和互鉴。

改革开放以来的共同富裕政策变迁史表明，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突出的社会发展问题和共同富裕发展主题。目前，我国已成功消除绝对贫困，进入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远景目标的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政策应牢牢把握新时代特征，一是要强化问题意识，识别和预测新发展阶段阻碍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核心问题和主要矛盾，及时出台相关政策予以回应和解决。二是要把握共同富裕政策变迁的关键时机，推动发展路径由经济主导向社会主导转型，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打好物质基础，以治理高质量发展做好制度保障，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51]，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

根据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实施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平衡各项政策工具的使用数量，完善现有政策工具使用结构，从而实现政策工具的优势互补，提升政策实效。建议以金融税收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供给型政策工具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共同富裕建设，为共同富裕项目提供融资支持，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制定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投资共同富裕相关领域，激发市场活力，结合产业培育和市场管理等需求型政策工具调整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党建引领和考核评估等环境型政策工具强化监督，构建“引导—管理—监督”三位一体的政策工具结构，有效促进发展转型，确保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如期实现。

酌情提升服务于精神自信自强目标的政策工具使用比例，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鼓励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为促进精神自信自强提供政策保障。一是以党建引领和舆论宣传等政策工具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文化强国。二是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文化计算工程^[52]，以技术支持和产业培育等政策工具推进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农业以及数字等产业融合发展，引导地方用好特色文化资源，塑造文化发展新业态。三是以基础设施建设和示范工程等政策工具打造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阵地，促进文化服务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