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不懈探索与实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地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历经长期的现实推进与实践检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丰硕的改革成果，创造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成了其伟大历史使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更好地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叠加期，更好地推进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更好地应对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党和国家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

学界关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六个方面。第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如：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要义在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深度融合、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有机统一、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内在契合、高水平开放与新发展格局的良性互动等^[2]；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概括为“两个毫不动摇的所有制基础+全国统一大市场+有为政府+新型分配机制+高水平开放”的框架^[3]；“高水平”体现在“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体制^[4]；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核心在于构建并发挥市场经济效能、保障在于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5]。第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多维度解读，如：从经济、政治、文化维度探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6]；从系统性视角探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7]；从制度属性角度探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8]；从演变过程视角探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9]。第三，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思考，如：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0]；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1]；从“四个全面”“五位一体”“新发展理念”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2]；从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3]；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进规律提出大力发展微观经济主体、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等方面建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4]；从高水平市场主体、高效率政府、高标准市场体系、高质量营商环境等视角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5]；从系统论视角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6]。第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动要素，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7]、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18]、政府职能转变^[19]、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20]、制度技术文化多层面协同^[21]等。第五，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如：促进共同富裕^[22]、财税金融政策协同^[23]、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推进^[24]、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5]、税收制度改革^[26-27]等。第六，其他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关的话题，如：高质量发展的体制基础^[28]、中国式现代化^[29]、资本问题^[30]、新质生产力^[31]等。

总体而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体研究已较丰富，尤其是对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界定、内涵诠释、特征梳理与建构逻辑等都较为系统与成熟。随着研究的推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动要素与影响效应不仅受到关注，研究切入点也较丰富，围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相关话题不断拓展与深入。然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深度有效结合还远远不够，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系统性研究仍有待深入。本文拟通过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运用文本分析法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相关文本进行分析，着力从历史演进、理论逻辑与现实进路等维度，对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问题进行整体性思考，梳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演变，探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理论支撑，明确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建设方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党的三中全会都承担着研究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的任务，很多重大政策都会在三中全会出台。结合历届三中全会中心议题与关注事项的变化，可以分析我国经济体制的演变历程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演进，如表 1所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会议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32]。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成为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同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33]48-55。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34]246-247，虽然会议并未直接聚焦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针对经济增速放缓但物价大幅上涨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对经济环境、经济秩序进行治理与整顿，旨在为后续的经济体制改革扫清道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我国开始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无论是从农村改革转向城市改革，还是从计划经济开始转向商品经济，都是不断地试验与实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因此，可将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这一阶段视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阶段。

在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探索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升华。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质，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35]16。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35]453-454，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36]464-465。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再次提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37]512。无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抑或是新时代更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围绕与聚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可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根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又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为节点，将该阶段划分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其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进行了有效融合，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35]453，提出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至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式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还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35]453，拉开了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和意义。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集中研究了农业和农村问题^[38]493，虽未涉及整体经济体制或全面制度改革，但也是从相关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38]493。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构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其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及十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面临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不顺畅、农民增收缓慢、就业矛盾突出等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为解决当下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提出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36]464-466。通过历史经验借鉴和对时代形势的准确把握，提出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后续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注入强大动能。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新征程面临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及新挑战，我国改革开放也进入攻坚期与深水区，党和国家审时度势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39]。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37]512，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虽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与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都未涉及整体经济体制或全面制度改革，但都对经济形势或相关领域改革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些领域的改革都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构成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始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成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正式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4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然已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再将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着力点已不再合适。基于此，党和国家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部分，进一步提出建立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41]。这两次会议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的结束，拉开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序幕。在这两次会议之后，党的二十大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其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要务^[4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43]，标志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的全面到来。

纵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演变历程，历届三中全会都关注了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了从经济管理体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演化。

历届党的三中全会分别对经济体制的内涵作出了不同阐述，同时也有共性内涵，构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内涵演化过程，如表 2所示。

由表 2可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经历了经济管理体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演化历程，最终形成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在经济与技术革命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系列伟大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与实践经验，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标志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探索，并未有很好的经验可借鉴。我国当时还处于计划经济阶段，经济管理体制与经营管理方法仍具有很强的计划特征。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适应当时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新情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聚焦在经济体制改革层面。党和国家提出要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与转变，首当其冲的是经济管理体制，包括经济基础制度、经济构成模式、经营管理制度、经济管理部门权责以及经济管理理念和思维等^[44]。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阶段，虽仍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导，但也不断引入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涌现市场经济体制的诸多要素，比如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得到鼓励；鼓励下放经济管理权力，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等。

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党和国家深刻体会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以及经济建设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重要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33]51，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出现，经济管理体制开始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演化。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33]56。这说明党和国家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尤其需要加快经济建设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当然彼时更多提到的是商品经济，还没有以市场经济替换商品经济。这也充分体现在党和国家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决定方面，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更加明确地提出，打破原有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的传统观念，并明确非公有制经济具有公有制经济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同所有制经济广泛发展灵活多样的合作经营和经济联合，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33]65；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同样提出要认真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以此保障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34]246。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这一阶段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实践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印证了当时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性，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十足动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经济建设与社会主义有效结合，驱动计划经济转向商品经济，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提出、肯定并重视非公有制经济。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与探索，我国经济体制从经济管理体制演化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35]294，拉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历史帷幕。到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建立期、完善期、进一步完善期，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也是长期指导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乃至10年代经济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从内涵层面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周期内经历过几次内涵演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并未有太多变化，而是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实践检验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和完善而有所演进。

从经济基础制度看，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这一演变逻辑不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制度进行探究，首先将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关联，随着改革的推进与实践检验，提出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最后将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进行升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体系之中。

从经济活动主体看，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35]453；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36]466；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37]515。这一演变逻辑明确并深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主体，对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解读及态度也有差异。这表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主体虽然一直概括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但无论对公有制经济还是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可程度与重视程度都在不断强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37]515，更加明确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从市场与政府关系看，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35]456；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36]465；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37]551。这一演变逻辑代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较早的时候，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作用，虽注重市场功能，但仍注重政府功能；后来，更加注重市场作用，提出要更大程度发挥市场作用，政府职能要进行转变，要将其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最后，重新定位市场功能，由“起基础性作用”上升为“起决定性作用”，虽然提升了市场功能的定位，但同时也肯定并注重了政府功能，与之对应的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兼顾“市场”与“政府”功能，两者应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随后，党和国家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的，但又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演变与升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在新时代有诸多变化，尤其体现在“高水平”上。“高水平”代表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系统、更加完备、更加成熟，无论党的二十大还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都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代表着党和国家在新时代新征程，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要在更高层次、更高目标、更高标准、更高要求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描述，把握其“高水平”的具体体现，即：更公平，旨在确保公有制、非公有制等各种所有制经济享受平等的待遇；更统一，旨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更高效，旨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更协调，旨在发挥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作用。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之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一脉相承又有所突破，因此有必要对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理清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演变。从经济基础制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指导，基本经济制度除了原有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外，又新增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范畴，以此作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经济制度。从经济活动主体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继承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两个毫不动摇”原则，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较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突出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公平地位，并强调要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具有相同地位，不是互斥与矛盾的关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相较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定位有所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则删除了“起决定性作用”，改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则强调有效的政府治理，提出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这说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但同时加强了对市场机制的管理，尤其注重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演化而出现的，其内涵同样经历着各个改革开放发展阶段的不断演化而最终形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其核心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有效结合，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及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在长期改革实践探索中，不断推进和完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45]。党的历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每一步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的，也是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基于当时国内外环境及中国现实国情做出的科学决策。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与历史的选择，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属性^[46]。之所以要坚定中国共产党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领导力量，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提供科学思想指引、精准谋划国家顶层设计、健全完善领导体制机制，从而源源不断地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动力。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道路历经曲折，不断创新，与时俱进，适应了时代需求^[47]。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尤其是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属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历经多次历史演进，如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最终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连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一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纵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每次都是建立在当时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上，又以彼时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设依据。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迈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同样需要以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建设依据，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目标也恰恰契合当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新时代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所有制形式、分配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内在统一，更能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从而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探索历程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尤其是以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实践观作为实践探索的指导原则^[48]。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党和国家在建设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无不以“发展为了人民”为指导，无时无刻都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顺应了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实践需求以及人民对经济生活的需求；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也都是顺应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实践，并从人民的现实需求出发。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提倡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创新，通过实践推动社会变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承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实践观，勇于探索并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实践观在新时代的正确选择。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战略目标提供了坚实的保障^[49]。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现实结果。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尤其坚持以实践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实践的探索与检验来推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依靠人民推动建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和宪法，这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党和国家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肯定^[50]。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正确审视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以及中国国情所作出的新的历史起点上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充分显示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基本经济制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激发各类主体活力、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制度基础^[5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性地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即以完善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配置为重点，这又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提出的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推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市场载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提出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尤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则成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构成要素。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植于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制度，生发于我国当下所面临的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尤其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据财政部数据，2024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攀升至475 371亿元，再一次刷新历史纪录；再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3.3%；这些数据折射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应致力于解决当前及未来中国面临的发展瓶颈、推进障碍及现实问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通过精准把握与全面领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理清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核心要点，对于推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价值。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尤其是迈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传统以短期政策为主导的治理模式逐渐暴露出碎片化、低效性等问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统计，2018—2022年中央层面出台的各类政策文件年均增长15%，但政策执行效果满意度仅提升3.2%，这就有可能会严重制约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因此，要从政策驱动向体制机制创新转变，通过构建长效化、系统化的治理框架，重构政府治理效能，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制度支撑。

第一，强化顶层设计，建立体制机制创新的战略规划体系。围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要求，制定《政府治理效能提升五年行动计划》等顶层设计文件，并明确体制机制供给的量化目标，如制度性文件占比的具体提升比例等；成立跨部门体制机制创新委员会，整合发改委、市场监管局、司法部门等资源，建立“体制机制需求—供给”动态匹配机制，进而提升体制机制创新效能。如深圳市在2018至2021年间连续出台了“营商环境制度创新”1.0、2.0、3.0、4.0版改革政策，推出了500多项具体改革措施，通过系统性制度重构实现了企业开办时间从5天压缩至0.5天。

第二，加强数智驱动，构建制度供给的智能决策系统。在以数据和数据关系驱动的创新范式中，数智驱动效应的地位显著前移并全面提升^[52]。随着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DeepSeek大模型等数智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构建各种智能决策体系提供了技术基础。结合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需求，搭建所需的各类制度供给数字孪生平台，通过整合各类相关部门数据库，实现政策的模拟推演，为政策的出台与发布提供前置性校验。例如，浙江省实施“最多跑一次”改革，推出“浙里办”数据共享平台^[53]，截至2024年该平台汇聚3 638项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2 000余项便民惠企服务，集成驾驶证、行驶证、健康医保卡等300余类电子证照，突破1.23亿实名注册用户。

第三，实行激励机制，构建制度创新的动力系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43]。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过程中，需要引入并实行激励机制，如设立“制度创新专项基金”，通过财政措施支持与激励地方试点；实行公务员制度创新积分制，与职务晋升、绩效奖励直接挂钩。通过正向激励与负向激励相结合，构建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制度创新动力系统。例如，江苏省在实行“不见面审批(服务)”改革工作中^[54]，省级财政投入建立奖励机制，由此来激励制度创新服务。

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企业是重要且活跃的要素，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力军^[55]。然而，当前混合所有制改革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仍面临国有企业活力不足、民营企业参与壁垒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围绕产权制度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方面，开展超越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治理重构，尤其聚焦产权、要素、数字赋能、开放等方面，推动市场主体活力从“政策输血”转向“机制造血”。

第一，加快产权制度重构，建立动态股权信托机制。“依法平等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确保产权的稳定和长久，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的前提。”^[56]针对国有企业，试点国有资本信托化运营模式，选择部分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委托专业机构管理，实施“收益分成+风险共担”机制；针对民营企业，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发展局等机构的组织效能，设立民营企业产权保护专项基金，鼓励财政资金投入支持民企产权纠纷处置，由此完善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制度。例如，深圳市在2020年启动“国资信托化改革试点”，将深投控旗下4家上市公司股权委托平安信托管理，3年净资产增值率达42%。

第二，推进要素配置重构，做大数据要素交易所。为更好发挥出数据要素乘数效应，应加快推进要素配置重构，尤其注重推动数据要素的流通与交易，实现数据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数据交易所能够有效促进数据要素的市场流通与交易，是推进要素配置重构的重要载体^[57]。要做大做强全国性数据要素交易所，尤其是制定数据资产确权、定价、交易国家标准。截至2024年3月底，我国共计成立58家数据交易机构，其中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广州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为五大领头数据交易所。例如，截至2024年底，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累计备案交易金额近100亿元，上架数据产品超3 000个。

第三，注重数智赋能重构，建设企业数字孪生共同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43]。通过将数智技术嵌入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运营与治理活动，尤其通过培育企业数字孪生共同体，加快数智技术在企业跨主体协同中的效能发挥，以此来激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中的市场主体活力。比如，构建企业数字身份证系统，用于整合工商、税务、社保等200+维度数据；开发“政策计算器”智能匹配工具，实现惠企政策精准推送等服务。例如，广州市开发并推行了“企业数字孪生平台”，为2.4万家企业建立三维模型，将政策申报时间从15天缩短至2小时。

第四，加快开放生态重构，创建全球性要素配置高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高水平对外开放，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也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所强调的，这对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重要。要加快开放生态重构，尤其注重全球性要素配置高地的培育，能够有效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比如，在我国自贸试验区试点“跨境要素直通车”，允许外资企业直接参与要素市场化配置；设立国际商事纠纷“24小时云法庭”，提升涉外案件审理周期。例如，上海临港新片区积极创建全球资源调配中心^[58]，旨在打造全球资源配置功能高地。

尽管要素市场化改革已推进多年，但进入新时代后，尤其是进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国要素市场仍存在区域分割、制度壁垒、交易成本高企等问题。据国家发改委数据，2022年全国土地要素跨省交易占比不足5%，劳动力社保转移接续率仅68%，技术合同成交额中跨区域交易占比不足40%。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立足全国统一大市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同样强调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43]，要重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够显著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59]，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需以要素市场化配置为核心突破口。

一方面，制定统一制度，构建全国要素交易规则体系。要素市场化配置在于全国性统一的规则与制度，构建全国统一的要素交易规则体系是破除市场分割、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关键举措，是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战略目标的核心任务，也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所在。比如，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明确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跨区域流动的“负面清单”和“统一技术标准”；建立全国要素交易数据共享平台，将各省市土地交易、社保转移、技术合同等数据接入国家平台，实现跨区域信息对称；推行要素编码体系，以消除因统计口径差异导致的市场分割；建立全国性统一的监管规则，统筹协调跨省交易纠纷与合规审查。例如，长三角公共资源交易统一门户自2022年10月试运行以来，已发布交易信息41万余条，入库市场主体达30余万家，发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交易项目2 900余宗，涉及交易金额1 200多亿元。

另一方面，注重因地制宜，推行要素畅通流动保障制度。在全国要素交易规则体系构建基础上，还应针对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各自特征与实际需求，因地制宜出台与实施要素畅通流动一系列保障制度。针对土地要素，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试点“跨区域地票制度”，例如，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2023年累计交易地票35.2万亩，带动偏远区县增收560亿元，同时推行“基准地价+市场竞价”模式，建立动态调整的土地价格指数；针对劳动力要素，打通养老保险省域屏障，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即时结算，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针对资本要素，建设统一资本市场基础设施，如打通沪深港与新三板市场，实现区域性股权市场信息实时共享；针对技术要素，建立国家知识产权定价中心，推行专利开放许可全国通兑，以此打造知识产权交易全国统一大市场；针对数据要素，制定并推行数据资产入表等多方面的国家标准，组建国家数据集团等，以此提升国家数据交易能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非偶然出现的事物，而是经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演化出现的，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新时代成果。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论对市场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还是对新时代新阶段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都具有划时代的重要作用。在新时代新阶段，面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历史任务，只要始终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引领，聚焦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内涵，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痛点，从政府效能、市场主体、生产要素层面瞄准工作重点与实施路径，就一定能够加快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并通过释放政府治理效能、市场主体活力与要素乘数效应，加快推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