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全长1 037 km，流域面积约8.7万km²，为长江11个流域二级区之一，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其流域为典型的喀斯特山地地貌特征^[37]，地形高差大，干流落差达1 787 m。上游保留有云贵高原特征，中下游地区山谷相间，地块破碎。在不同方向上受楚、越、滇和巴蜀文化的共同影响，乌江流域拥有盐丹、方国、土司、屯堡及巫傩等文化遗产，是汉、苗、土家、彝、布依、仡佬族等40多个民族聚居地，在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丰富多彩的人文环境条件下形成了众多村落，其中236个入选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分布于黔、渝、鄂三省的31个区县(图 1、图 2)。

研究区高程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s://www.gscloud.cn)，分辨率为30 m。传统村落及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数据来自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名录，通过百度地图坐标拾取器获取，再经过QGIS转换为WGS_1984坐标。乌江河网数据来自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1∶100万水系图，并通过GIS分析生成乌江流域边界范围。流域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来自文化和旅游部(https://zwgk.mct.gov.cn)。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自于国务院公布的8个批次数据目录。其他环境相关数据来自于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平台(https://www.resdc.cn)。

为全面分析传统村落的地方性特征，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及历史人文3个维度8个类别构建包含22个因子的数据库。在构建模型时，各环境因子可能会因共线性问题导致模型复杂性的增加而削弱模拟准确性，为此采用GIS中多元分析工具对22个具体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根据Pearson相关系数，当相关性|r|＞0.8时，认为因子之间的相关性较高。将所有环境因子输入MaxEnt模型进行初步模拟，根据相关性和贡献率值，从中筛选出19个环境因子作为分析传统村落地方性特征的最终数据库(表 1)。将所有环境变量数据分析网格设定为1 km×1 km，利用GIS处理后，结果如图 3所示。

分别采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不平衡指数及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分析流域内传统村落的分布特征。最邻近指数R通过传统村落最邻近距离和理论上最邻近距离的比值来反映传统村落相互邻近程度，若比值R=1表示村落随机分布，R＞1则呈均匀分布，R＜1表示村落呈集聚分布。地理集中指数G通常用于衡量空间要素的集聚程度，G值范围为0~100，G值越高表明传统村落的分布越集聚，反之则越分散。不平衡指数S反映传统村落在行政单元内分布的均衡程度，S值范围为0~1；当S=0时，表明传统村落在各个行政单元内均匀分布；当S=1时，表明传统村落在各行政单元内空间分布极不均衡。

应用最大信息熵模型(MaxEnt)分析传统村落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过程中基于信息熵原理统计建模，可在没有任何先验知识的情况下，尽可能保持概率分布的均匀性，以减少主观假设，相比地理探测器及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不仅能解析影响因素的解释力大小，还可拟合出传统村落分布对各因素的响应曲线，进而解析其地方性特征。熵是一种随机变量的不确定性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x为环境特征变量；p(x)为环境变量出现的概率；H(p)为熵值。

满足最大熵原则的概率分布为：

利用软件MaxEnt3.4.4构建传统村落潜在分布模型，首先输入236个传统村落分布点及所有环境变量，随机抽取75%传统村落作为训练集，25%村落作为测试集，迭代次数设置为1 000次，并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AUC)评估模型优劣，通常认为AUC＞0.8时模型精度较高^[38]；随后采用变量贡献性分析每个环境因子对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位置的相对重要性，并绘制传统村落对各环境变量的响应关系曲线。

结果显示，乌江流域内传统村落呈集群分布，形成4个明显集聚区：上游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平坝区为核心的高密度集聚群，中下游以贵州省石阡县、思南县为中心及以重庆市酉阳县为中心的两个中等密度集群，以及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自治州为中心的低密度集群，整个流域传统村落呈现北多南少，东密西疏的分布格局(图 4)。

传统村落是从一般性村落中经过评选认定的特殊村落类型，与一般性村落密度的关系反映了其独特的空间形成特征。分析显示，流域内上游区域普通村落总体密度较大且分布均匀，但却仅在其南部形成了高密度传统村落集聚区，上游属于云贵高原面，地形相对高差较小而利于一般性村落的发育形成，但由于其相对均一的自然条件和较高的通达性，反而不利于传统村落的形成与留存；乌江中下游河流深切地形高差大，特别是中游一般性村落及传统村落分布均少，仅有零星传统村落沿河谷发育形成；下游传统村落与一般性村落的分布趋势基本一致，但以重庆市酉阳县为核心的传统村落聚集区有其特殊性，该聚集区一般性村落密度较低而传统村落密度高，即该区域村落中的传统村落比例相当高(图 5)。

为进一步量化其集聚程度，用最邻近指数及不平衡指数进行分析。最邻近指数R值为0.661，表明传统村落在流域内呈显著的集聚分布模式。P值为0.000，远小于0.5，Z值为-9.962，P值与Z值进一步表明了分析结果的显著性。这种空间不平衡性表现为区县间传统村落数量的不平衡性，乌江流域跨域4个省(市)70多个区县，传统村落仅分布于31个区县内(其中涉及到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简称为酉阳县、沿河县、印江县、彭水县、石柱县、务川县和道真县)，其中仅贵州省的西秀区、石阡县、思南县、平坝区及重庆的酉阳县、湖北的利川市6个地区的传统村落累积约占了半数，说明即使在31个区县内分布也非常不均衡。不平衡指数计算值为0.779，趋近于1，洛伦兹曲线前半段显示其结果明显偏离平均分布线，均表明传统村落在流域各区县内数量分布的不均衡性(图 6)。

传统村落的选址与空间分布是自然、人文及社会经济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环境是先决条件，为村落提供了形成基础，交通、城镇化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则直接影响传统村落的保存状态与发展潜力，而各民族基于独特的自然环境观及其对自然资源的适应性利用方式，进一步塑造了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应用前文确定的19个因子进行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运行MaxEnt模型后，AUC值为0.892，按照超过0.8即认为模型精度较高的标准^[38]，表明本研究中构建的分析模型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运用刀切法(Jackknife test)分析环境因素对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重要性，筛选出主导环境影响因素，贡献率越高的因子，对模型结果的影响越大。根据刀切法检验结果和因子贡献率表明，19个因子中影响其空间分布的主导因子有11个，累积贡献率达85.4%。其中，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和文化资源密度两个历史人文因子在所有主导因子中贡献率最高，贡献率分别为18.6%和12.8%；其他主导因子依次为高程(12.4%)、距道路的距离(8.6%)、农田生产潜力(6.9%)、坡度(5.9%)、年平均风速(5.7%)、坡向(4.3%)、常住人口城镇化率(4.1%)、土壤类型(3.3%)及距河流的距离(2.8%)。

结果表明，在影响乌江流域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诸多因素中，历史人文类要素具有绝对主导作用。具体而言，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及文化资源密度两大因素共同贡献了影响力的31.4%，凸显出乌江流域传统村落不仅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单位等多元文化要素的关键承载空间，这进一步强调了保护传统村落对流域内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在乌江流域现有的40多个民族中，有17个世居少数民族，沿着乌江水系观察，可以清楚地发现各民族的分布特征。土家族在贵州省沿河县、思南县、印江县等地较为集中，苗族则主要分布在贵州省松桃县，重庆市秀山县、彭水县等地，而仡佬族则以贵州省务川县、道真县等地为主要聚集区，布依族则主要分布于贵州省安顺市及贵阳市，其他少数民族以交错分布的形式遍布乌江流域。正是在这些少数民族聚集区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创造并保留了丰富多元的文化遗产，同时也孕育发展出较多的传统村落。

此外，乌江流域地形地貌条件，包括高程、坡度、坡向以及距离河流的远近等，对传统村落的分布也起着主导作用，这反映了传统村落选址与分布倾向于自然条件优越的区域。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因素如道路可达性和城镇化率也显著影响传统村落的分布。具体而言，交通不便和城镇化率较低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反而更有利于传统村落的保存。此外，鉴于传统村落的农业生产特性，农田的生产潜力及土壤类型也成为了决定其空间分布的关键因素。

通过分析传统村落分布概率对各环境因子的响应曲线，可以揭示其空间分布对各因子的倾向趋势及地方性特征。基于前文研究结果，分别将传统村落对11个主导因子的分布趋向进行深入的解析，结果见图 7。

随着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增加，传统村落分布概率线性上升，在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达到80%时，传统村落的分布概率上升至75%左右，表明传统村落分布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聚集区，少数民族村寨是传统村落的主体。传统村落对文化资源密度的响应总体上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在文化资源密度值为2.8左右时传统村落的分布概率达到98%左右，表明其对传统村落分布的重要性，但在其密度进一步升高后，分布概率反而下降且其分布区间更加宽泛。本研究中，文化资源密度综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文物保护单位等信息，尽管有些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上和传统村落有密切关系，但仍有较大部分文保单位分布在城市，这种空间错位是造成文化资源高密度区传统村落反而分布较少的原因之一。

研究结果显示，传统村落分布概率在海拔300 m时最高，然后缓慢下降，至1 400 m后急剧下降，显示传统村落趋向于分布在低海拔区域，但在500 m以下概率值变动较大，表明在低海拔区既有集中分布区也有空白地带。传统村落分布与农田生产潜力呈显著正相关，表明传统村落对农田生产潜力的依赖性，且一般情况下高潜力区多处于低海拔河谷地带，这与其高程响应关系相呼应。传统村落分布概率对坡度的响应关系曲线大致呈“U”型，坡度为3°左右时概率最高，随坡度增加分布概率急速下降，但超过40°后，分布概率反而出现增长趋势，概率变化区间也快速扩大，表明部分传统村落分布在坡度较大的坡地上。这些传统村落分布在贵州省沿河县、印江县以及重庆市酉阳县、彭水县和黔江区，该区域处于乌江下游深切河谷地带，河流阶地坡度较大。乌江历史上为川盐入黔的通道，依靠航运码头发展起来的传统村落也多在此分布。传统村落分布概率对坡向响应关系无明显规律性，西北坡向最高，北坡最低，但总体变化不显著。传统村落分布概率对年平均风速响应关系与高程相似，随风速增加而降低，符合海拔与风速的关系。在距河流距离方面，体现出明显的近水性，随着距河流距离的增加，总体分布概率先急速下降后变为缓慢下降，但在距离河流较远的区段，分布概率变异较大，说明仍有一些传统村落分布在距离河流较远的高海拔区域，原因可能是不同少数民族对村寨选址的要求不同，如“侗族住水边，苗族住山尖”的俗语就证明了苗寨传统村落普遍距离河流较远的事实，且历史上乌江流域战争繁多，一些部族为避免战祸殃及，形成据山而建的聚居形式，也会导致距河流较远。土壤类型上，水稻土区域分布概率最高，其次为黄红壤区，初育土和岩石区概率中等，表明传统村落生计主要依赖水田，但部分受喀斯特石漠化影响导致土地贫瘠。

传统村落分布概率对城镇化率的响应关系呈现为城镇化率升高而分布概率下降的趋势，两者表现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在城镇化率较低的30%时传统村落的分布概率为50%，而随着城镇化率升高到80%时，传统村落分布概率降低至10%左右，这说明越是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传统村落越容易保存，而城镇化率较高的经济发达地区，传统村落反而可能会面临消亡的威胁与风险。在对道路交通可达性的响应关系上，随道路距离的增加传统村落分布概率呈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在距道路8 km左右时分布概率最高，这反映传统村落分布区域整体环境条件较为闭塞，交通较为不便，但反观此现象，在交通不便的区域传统村落受到异质文化和城镇化发展冲击较小，一定程度上利于传统村落的保存，进一步印证了其与城镇化率响应关系变化的规律。

传统村落既是生活生产中活的遗产，也是国人本源性家园^[39]，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在地性自然环境条件相调适，最终形成为人地关系和谐共生的有机体，并孕育出特定地域丰富多元的历史文化信息及地方景观特色。流域作为独特的地域空间单元，通过河网水系将上下游联结起来，形成物质要素流通及文化信息交融的整体。本研究以典型山地型流域空间单元为研究范围，通过GIS技术及最大信息熵模型等方法探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以分析乌江流域内传统村落的地方性特征。结果显示，传统村落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并形成4个高密度聚集区，且在乌江上、中、下游各区段传统村落分布特征差异明显，上游区段内一般性村落分布密度高且均匀，但传统村落高度聚集在一隅，而中下游传统村落分布密度基本与一般性村落密度一致，但也存在一个一般性村落低密度区而传统村落高密度集聚中心，形成此特征的原因是乌江上下游的地貌类型差异而导致。同时发现，历史人文类因素是影响流域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绝对主导因子，表明传统村落对流域文化景观多样性的保护与传承意义重大。总体上看，乌江流域内传统村落具有民族多样性高、历史文化资源密度大的特征，并对低海拔河谷、高农田生产潜力、西北向坡有分布趋向性，传统村落的地方性特征与复杂山地型流域环境基底相适应，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自然、经济复合体。

乌江流域传统村落在所处区域发展条件和环境制约下，呈现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及显著的分布集聚性等地方性特征，有着屯堡等各具特色的民居建筑物质遗产，以及多民族属性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保护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和机遇。首先，流域复杂的地形条件使得传统村落呈现“大分散，小组团”的分布模式，传统村落的营建和发展受限较大，其景观特征风貌较为破碎。其次，在交通条件等限制之下，传统村落外部文化资源和内部富集遗产的保护发展联动不足，容易形成“发展孤岛”，使得传统村落发展活力不足及动力缺乏。由此，乌江流域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需在流域基底条件的适应下，立足传统村落原真性景观、民俗文化等在地性特征优势，依托外部区域资源、结合地方性特色因地制宜探索传统村落动态活化的保护发展方向和路径。如利用乌江流域丰富的水系网络及航道、驿道、古盐道历史文化线串联流域传统村落节点，构建区域整体协同的保护发展体系；重点保护传统村落地方性特色景观原真风貌，适当人工干预激发传统村落的发展潜力与活力；合理利用道路交通、特色农业、文化景观等资源优势积极探索，开发农旅融合等特色产业发展模式；此外，应深度挖掘传统村落遗产价值，进行差异化发展，增强传统村落的内生动力和外化影响力，以实现乌江流域传统村落资源整合、区域联动、文化交融和可持续保护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