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同文书院及其母体东亚同文会，都是近代日本“兴亚”思潮的产物。19世纪80年代，俄国宣布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加快了在亚洲的扩张步伐。一些所谓“东亚先觉志士”担心日本被欧洲列强吞并，产生了联合中国、朝鲜遏制西方扩张的观念。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荒尾精和根津一。荒尾精、根津一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前后级同学，又都供职过参谋本部，他们的“兴亚”观念受军部的影响，鼓吹日本占领和统治中国、朝鲜，合三国之力与西方抗衡。1886年，荒尾精抱着这种“雄图大略”来到中国，以“汉口乐善堂”为中心，笼络了一批“兴亚志士”，企图策动起义，推翻清朝。但两三年后，“汉口乐善堂”便因经费无着而解散。其间，荒尾精的“兴亚”观念发生了变化，认识到对抗西方需经济实力作支撑，当务之急不是推翻清朝，而是振兴中日贸易，与西方展开“商权竞争”。经多方奔走，荒尾精1890年在上海设立“贸易诱导商会”和“日清贸易研究所”，不遗余力推动日本对华经济扩张。其间，根津一作为荒尾精最重要的助手，实际主持“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日常工作。1892年，他将汉口乐善堂的对华调查资料编成《清国通商综览》，在情报活动服务于“贸易诱导”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和强烈执念^[8]。

1893年，“日清贸易研究所”同样因经费不足而关闭。紧接着，甲午战争爆发，荒尾精周围的“兴亚志士”星散四处，他本人染上鼠疫客死中国台湾。战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以日本公爵近卫笃麿为中心，“兴亚”志士重新聚拢起来，于1898年成立东亚同文会。原“汉口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的不少成员，成为该会的重要干部。其中，根津一担任该会干事长达14年(1900—1914)，担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达23年(1900—1923)，长期主导着该会的对华方针和书院的办学思想。原本在立会之初，会内决策由会长近卫笃麿和干事长佐藤正主导，他们在阻止“西力东渐”问题上与荒尾精一脉相承，但对“商战”思路不甚热心。佐藤正1899年指出：通过政治、商业交往固然也可以实现“中日亲善”，但两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不会总是一致，难免有隔阂和冲突。而秉承“师教”是两国共同的传统，因此教育是实现“亲善”的更好方法^[9]。于是，该时期东亚同文会以教育为主要事业，与时局保持一定距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该会创办了“南京同文书院”。不过，佐藤正在1900年辞去干事长和“南京同文书院”院长之职，根津一继任这些职务。之后，根津一抛弃了佐藤正起草的书院章程，另起炉灶。新章程移植了“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办学方针，以推动对华经济扩张为主要目的。课程设置以商务类为主，师资配置大量任用“研究所”时期的师生(如白岩龙平、土井伊八、宗方小太郎等)。同时，新章程重视“研究所”时期的“现地调查”，将“实地修学旅行”作为学生毕业的必须条件^[10]。1901年，“南京同文书院”迁往上海，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第二年8月，根津一便组织第一期学生往山东等地做“修学旅行”，这是该院学生“旅行调查”的开端^[11]47。此后，每年都要实施。“旅行调查”的题目由书院教师根岸佶等人精心设计。其中，为“商务科”学生设计的题目以商业、贸易为主，为政治科学生设计的题目以中国政局热点为主^[12]。同时，像当年编辑《清国通商综览》一样，书院还重视调查资料的转化。在1903年12月东亚同文会会员大会上，根津一报告：书院学生“修学旅行之际”，对“中国各地经济事情做实地的调查研究”，在“商业习惯、金融、交通运输、度量衡等相关问题”上均有“精致恳切”的调查资料，这些资料可为日本实业家提供“大参考”，书院正在着手将它们编辑出版^[13]。第二年，以本期学生的调查报告书为主要素材，东亚同文会出版《中国商业习惯和金融事情》一书，将它特别寄赠“各府县厅及全国商业会议所”^[14]。至此，在同文书院层面，根津一已复活了荒尾精的“贸易诱导”野心。书院的“旅行调查”作为诱导、服务日本实业界对华扩张的重要手段，已小有成绩。

不过，根津一野心很大。其时正值中国“清末新政”，列强以此为契机，扩大对华投资，争相开发“中国富源”。在这轮争夺中，西方处于上风，日本无法抗衡。根津一对此忧心忡忡，企图举东亚同文会全会之力，实施“实业诱导”计划。在近卫笃麿主政时代，该计划未得到认可。1904年，近卫笃麿死去，根津一在会内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当年12月，他在会员大会上首次公开该计划，宣称：

回顾过去，本会一直主要致力于教育事业。然而展望未来发展趋势，我们认为有必要让日本实业家们积极拓展中国实业领域。因此，本会将进一步扩展现有事业，除了教育之外，还要让实业家们深入了解中国情况，并引导他们取得实际成果。^[15]

新任会长青木周藏明确表态支持，紧接着演说道：

现在清国举行新政……我们不能满足于名誉上的“开导者”，还要趁此机会谋划我国商业的扩张以及其他“诸般事业”。近年来，我国人对清国的关注越来越多，商业和其他专业领域也逐年兴盛，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然而，仔细审视其内容并考察其结果时，我们会发现其发展方式极其幼稚，与英、美、德等国对清事业相比，差距甚大。我国对清事业之所以如此不振，固然是由于从业者实力不足所致，但也有其他原因。大多数同胞对清国的风土人情和消费货物的种类性质知之甚少。如果我们能够让这些人了解彼国的物质和嗜好情况，并对我国实业者进行良好的引导和支持，那么必然会看到显著的进步和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列国竞争。

本会过去一直以教育事业为主，但如今时势已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实业进行引导和支持。

可见，两人都主张集全会之力引导实业界对华扩张。在他们的鼓吹下，“实业诱导”计划在会内顺利通过。从此，东亚同文会的对华经营，很多都贯彻了“实业诱导”用意，之前已小有成绩的东亚同文书院更是如此。1905—1906年，书院又开辟了更多“修学旅行”线路，进一步调查中国国情^[11]47-48。调查资料很快转化为各种出版物，供日本实业界利用。其中，1906年开始出版的《清国商业总览》和《中国经济全书》两本巨著，集之前各期“修学旅行”调查报告之大成，篇幅均在2 000页以上(后者达到12 000页)，被日本社会誉为“中国经济的大百科全书”，为日本实业界在华开疆拓土提供了重要参考^[2]232。不过，这些“成绩”填不满根津一的野心。相反，基于日俄战争后的局势，他认为日本对华经济扩张步伐太慢，需要加大“诱导”。原因之一是这场战争中，日本投入巨资而未获得赔款，国内财政极为困难，取偿方式是“清、韩二国的开发”^[16]。其次，战争之后，各国在华势力均衡，未来10到15年内不会以军事对抗为主，而会以经济利权争夺为主^[17]199。第三，战后清朝改革加快，社会进步明显，这对中西贸易有利而对中日贸易不利。过去60多年中，欧美各国对华投资巨大，但除了三四个通商口岸之外，其余地方收益不大。究其原因，是欧美人在华通商，无法驾驭中国各地的“异风殊俗”。但随着中国着手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其商业组织和习惯越来越与西方一致。这样，西方人将来在华通商会变得容易，必然加倍弥补过去几十年的损失。届时，日本对华贸易将面临与西方的激烈竞争。要想胜出，必须要利用好未来10年的时间，先于西方人做各种准备。重中之重，是在中国改革未完成之前，先于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经济组织”，“以及其他一切事情”^[18]416-418。在这一判断下，根津一在1906—1907年酝酿了多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如联合日本各地“商工业会议所”设立“中国经济调查部”；改革会刊，及时向实业界传递有关中国经济的最新情报。不过，更被根津一寄予厚望的还是东亚同文书院的“修学旅行”计划。过去几年的经验已证明“修学旅行”是“实业诱导”行之有效的方法，尤其是《清国商业总览》和《中国经济全书》赢得了实业界的广泛好评。但是其规模还不够大，投入还不够多。就调查范围而言，过往调查局限在京津、沪汉等少数通商口岸地区，广大的中国内地还不曾涉足。而中国各地情况相差甚远，只了解通商口岸远远不够。因此，根津一酝酿将“修学旅行”升级为“内地大旅行”，1906年提出一个“中国调查三年计划”(以下简称“三年计划”)：即用3年时间，组织书院学生300人，对中国18个省实施全盘性的“详细调查”^[18]415。很明显，“大旅行”的称谓是相对于之前通商口岸地区的“修学旅行”(也被日本学者称为“小旅行”)而言^[19]145，体现出调查活动的规模和用意更上一阶。

为兜售上述计划，根津一到处撰写文章、发表演说^[20]。其间虽得到日本实业界的响应，但经费投入为数甚巨，实业界的支持只是杯水车薪，故迟迟未能实施。不过，1907年因日本政府的支持，事情迎来了转机。

东亚同文会成立以来，外务省一直是东亚同文会的最大“金主”。来自该省的“补助金”长期占会内常年经费的6成以上^[3]30。“三年计划”提出之际，根津一自然不会忘记向外务省争取资助。1906年12月，他先在会员大会上抛出该计划的概要，获得会员的广泛赞成。时隔不久，又将该计划拟成书面的《中国调查三年计划案》(以下简称“三年计划案”)，以全会名义提交外务省^[21]。这一文件确立了“内地大旅行”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可谓该调查活动开端三年的蓝图。

“三年计划案”包括绪言和正文两部分。绪言首先回顾过去7年书院实施“现地调查”的历史，以表明该活动由来已久，成绩突出。紧接着，抛出其用意：希望将前面几年的调查活动进行升级。主要设想有二：一是将调查区域从以往的通商口岸地区扩大到中国“内地”；二是投入更多人手，进行更为“详密”的调查。由此可知，未来3年的调查活动是之前“修学旅行”调查的扩大版，其根本目的自然一脉相承，即诱导日本实业界对华扩张。但这里因向日本政府争取资金支持，策划者突出了调查活动的多用途，宣称要实现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商务、工业等百般事物”的“精细了解”。这一做法既有“变通”成分，也符合根津一的本意。荒尾精当年提出“商权竞争”之际，强调“商战”“兵战”并重，即当务之急是振兴中日贸易，但着眼未来，须在商业活动中穿插政治、军事类的情报活动。故“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办学以培养亟须的贸易人才为主，但同时“有一股军事的色彩”^[22]。到东亚同文书院办学时，根津一以商务科为主体(每届60人左右)，但也设置了“政治科”，每年招生少量学生(约10人)。1902—1906年书院“修学旅行”主要由“商务科”担当，但“政治科”学生同样参与其中^[11]47-48。因此，准确来说，东亚同文书院的“修学旅行”虽突出“实业诱导”用意，但它的调查动机是多样化的。“三年计划案”延续了这一传统。报告完用意后，绪言转入调查方法问题。其要点有三：一是将调查区域圈定为“北满洲、蒙古、新疆、甘肃、云南、贵州等边陆地区外的中国全境”。二是将调查活动分成“旅行调查”和“驻在调查”两大类，前者沿4条纵线和4条横线展开，后者在66个重要城市实施。三是说明调查人员和调查时间。预计3年内投入300人，累计调查时间18 000天。为此，绪言最后提出3万元的经费申请，强调这是以“至廉”之费用成“至难”之大业。

正文由两个清单组成，它是对调查方法的进一步说明。第一个清单是调查路线，即绪言中提到的四纵线、四横线和66处“名都要津”。其中，四纵、四横八条线路，是沿中国大江、大河(长江、黄河、大运河、赣江、湘江等)和铁路线(京汉铁路及在建津浦铁路、粤汉铁路等)展开，如“四纵”的第一条线路是以长春为起点，沿辽河而下，出营口；沿直隶海岸到天津，顺着大运河纵贯山东、江苏，到达杭州；再沿浙江海岸到达福建、广东。“四横”的第二条线路是以上海为起点，沿长江溯江，经过南京、九江、汉口、宜昌等各埠，到达重庆。这些路线覆盖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大通道。66个城市分为两类。其一由“政治科”学生实施“驻在调查”，共有五个：北京、奉天、南京、武昌、广州。它们是全国或区域性的政治中心。其二由“商务科”学生实施“驻在调查”，共有营口、天津等61处。它们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一是东北地区，二是长江沿岸。前者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主要目标地区，后者是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日本对华投资的重点区域。这些线路和城市的选定明显经过深思熟虑，从它们在中日贸易中的地位来看，该清单与东亚同文书院要培养中日贸易人才的主要办学目的相合；从特意安排“政治科”调查城市来看，策划者不完全从“贸易”角度考虑问题，政治、军事因素也是重要的考量，这与绪言中要调查“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商务、工业等百般事物”相呼应。第二个清单分年开列调查任务。比如，第一年的“旅行调查”拟安排四纵线中的“大运河线”等6条线路；“驻在调查”则安排汉口、天津等7个城市。第二年安排另外6条线路和另外11个城市(下略)。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路线和城市在策划者心目中的轻重缓急。

对于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对华调查活动，外务省一直比较满意。1905年，为调查俄国势力对中国北方的渗透，该省曾委托根津一挑选书院学生5人，前往新疆、蒙古等地进行内地调查。这5人很好地完成了调查任务，外务省奖励书院一笔丰厚的“奖学金”^[23]。基于这样的经历，外务省对于同样是针对中国内地的“三年计划案”十分认可。另外，参谋本部负责对华情报的福岛安正也积极出面促成^[19]145。于是，该案递上之后，外务省很快批准了3万元的补助金。从1907年7月开始，“内地大旅行”正式实施。

其后，每年“大旅行”实施之前，东亚同文会都会制定当年的调查计划。根据书院学生的回忆，这类计划一般是出自根岸佶之手——每年的3月，根岸佶都会从东京本部来到书院，和书院师生一同“商量”当年大旅行的主要安排^[24]。其间形成的“预定调查计划”会在5月左右提交外务省^[25]。这种预定计划一般包括3个部分：调查路线、调查题目及人员配置、经费预算。从1907年的实例来看，每年的预定计划贯彻了“三年计划案”中的主要用意和基本方法。比如，调查活动分为“旅行调查”和“驻在调查”两个大类。前者基本上按四纵、四横的设想展开，当年的“京汉铁道线”“浙赣湖广”线分别是“四纵”和“四横”的一部分，后者都是从66个城市清单中选定。又如，经费预算比照3年3万元的经费额度，每年预算总额为1万元。从这些方面看，尽管每年调查计划的出台存在“商量”的因素，但明显是比照预先确定的“三年计划”展开，书院师生所能“自主”的空间是非常小的，无非是选择参加哪一条路线以及某一段行程预算几何等无关大局者。换言之，“大旅行调查”虽然名义上由东亚同文书院师生实施，但主要安排却出于其母体东亚同文会之手。

另一方面，每年的“预定”计划相对于“三年计划”也有调整之处，尤其是调查路线和调查地点。如，“三年计划案”开列的第三年(即1909年)“驻在调查”城市共11个，但当年的预定计划只安排了4个^[26]。这种差异反映出东亚同文会会参考时势因素，对调查任务做出灵活调整。

每年的“预定计划”中，有一类内容值得特别注意，即调查题目和人员配置。这是“三年计划案”中没有的内容。从1907年的实例来看，调查题目分成“旅行调查”和“驻在调查”两大类。“旅行调查”题目共有四类：1.地理(其下有山河形势，气候地味，人口、都邑和风俗，生产事业，交通运输与税关等5个小类)；2.经济(其下有田圃及宅地、资本家事情、劳动者事情、物价、人民生活程度、财政、外国人企业及势力等7小类)；3.商业(其下有贸易大势、重要商品、商业惯例、商贾及组合、度量衡及金融等5个小类)；4.政治(其下有行政、军政、司法、教育、宗教5类)。“驻在调查”中，“商务科”驻在城市的调查题目有三类：1.地理、经济；2.贸易；3.商业机关。“政治科”驻在城市的调查题目有四类：1.官制；2.军政、教育、司法及警察；3.商部及外交部；4.财政^[25]。这意味着，实施“旅行调查”的各调查班虽然调查线路不同，但调查题目是统一的。同理，在不同城市实施“驻在调查”的各“商务科”调查班题目也是统一的，“政治科”调查班亦然。我们今天看到的不同“旅行调查”班的调查报告，其内容从一级标题到二级、三级标题都高度相似，其原因正在此。其二，调查题目与人员配置高度对应。如“旅行调查”的人员安排都是“3×2+1”模式。即“地理”“经济”“商业”三类题目各安排2名“商务科”学生，累计6人。“政治”大类则安排1名“政治科”学生，于是有每个调查班7人的常见配置。“驻在调查”的人员安排与此相近，不再赘述。

每年的预定计划是当年“大旅行”的指导性文书，但它无法得到完全落实。从书院学生事后提交的“日志”和“报告书”来看，实际的调查路线、人员配置以及支出情况，都会与预定计划有出入。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每年的预定计划提交后，外务省可能会做一定调整。其二是东亚同文会结合招生、伤病以及时局等因素，主动做出调整。比如，1907年的预定计划中，调查人数是101人。但实际只有86人，“政治科”仅11人^[27]。调查人手不足，必然使计划中的调查线路无法完全落实，并且会影响到调查题目的落实。如“政治科”人手严重短缺，当年“淮卫河线”“山东铁道线”“闽浙广东线”三条线路均未安排此类学生。这些线路的“政治类”题目也就无从调查。我们今天看到的不同调查班的“调查报告”中，有些有“政治”类内容，有些则没有，原因正在于此^[28-29]。

既然存在上述出入，那么三年下来，“大旅行”的完成情况与“三年计划”中的设想就有一定偏差。其一表现在调查区域，“三年计划”原本将“北满”“蒙古”“贵州”等“边陆”地区排除在外，但实际的调查活动已覆盖到这三个地区^[30]。其二表现在调查路线和调查地点，当初确定的66个“驻在调查”城市，只落实了7个。其三表现在调查题目，有些调查路线实施了全部四个大类的调查，有些路线则未能实施“政治”大类的调查。很明显，不同地区的调查程度不尽相同，这与“三年计划”要全面掌握中国内地“政治、经济、教育、商务、工业等百般事物”的野心不一致。

但总体看，第一个周期的调查活动还是很好完成了“三年计划”的主要目标。从调查路线看，“三年计划”提出的四纵、四横两大“一等路线”，1909年已经基本调查完成(详见下节)。从调查内容看，1907年预订计划确定的“调查纲目”，与1908—1909年各调查班实际提交的调查报告书纲目高度吻合^[28-29]。这表明，这三年的调查题目一直是稳定的。并且，同一年内，各“旅行调查班”的报告书纲目都十分相似(参见图 1)，这反映出各调查班都落实了统一的调查题目。报告书纲目中，经济、商业类内容最多见，同时也有“政治科报告”，这说明以“实业诱导”为主并兼顾政治、军事需要的目的得到了实现。

根津一本人对“三年调查”结果十分满意。在1909年12月东亚同文会会员大会上，他宣称：三年的“大旅行调查”已经“顺利完成”，“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对中国最重要的地区实行了全面的精密调查”^[31]。1911年初，东亚同文会向外务省提交《中国实地旅行调查要旨》，文中总结1907—1909年的调查活动时指出：每回“旅行调查”的报告书都在15 000页内外，而花费只需要1万元。若由外务省实施同样的调查，每回花费15万元不止。另外，调查活动以“修学旅行”名义实施，始终没有引起中国官、民的警觉，还得到了他们的“几多便利”^①。调查材料充实，“经济事情尤其详密”，它们平时可用于编辑地理书籍或经理学校(日本的一种军校，负责培养军事财务、给养等“主计科”人才)教材，到“事变场合”更可以发挥“最重要价值”。调查活动还培养了深入中国内地的“实历者”，他们对“国策前途”有重要价值^[32]。这些总结再次印证“大旅行调查”以对华扩张为根本目的。

① 按，根津一的这一判断总体上符合实情。从这一时期的“大旅行”日记来看，各调查班的调查活动都是在当地中国官民的帮助下实施的。不过，也有部分中国人对“大旅行”有所警觉。比如1907年10月，申报在报道“日人经营蒙古之计划时”，指出上海同文书院派学生“实地调查中国国情”等活动也有对华扩张意图，“其野心亦可见矣”(参见《申报》，1907年10月，第11版)。但在当时“以日为师”的背景下，这类声音没有成为社会共识。这是该时期“大旅行”调查计划能够得逞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上述“成绩”，日本官方表示了认可。1910年，外务省评价过往三年的调查对于“了解中国实情具有显著的功能”，决定拨出“特别预算”，对新周期的“大旅行调查”继续资助^[11]49。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宇都宫太郎认为该调查有益于邦国，当年从本部拨付3 500元补助金，还劝说农工商省补助1 000元^[33]。这些都大大鼓励了东亚同文会下一步调查的野心。

1910年暑期开始，“内地大旅行调查”进入第二个“三年计划”。该“三年计划”与第一个“三年计划”的关系，在当年6月东亚同文会提交给外务省的《东亚同文会事业一览表》中有如下表述：

过去的三年间，对十八省中重要都府、商业地及交通线路的调查计划，在明治四十年(注：1907年)后依次实施，截至四十三年(注：1910年)取得了预计中的良好效果。现在，第二个三年计划确定，对十八省中之前未到的地点进行调查。打算今年(注：1910年)七月着手实行。^[34]

在同年5月的会员大会中，根津一就第二个“三年计划”也有报告。略谓：

刚刚获得与去年一样的财源，从今年开始，另一个三年内的“实地调查”开始实施。之前的调查，是针对一等重要的地点和一等重要的线路。现在，要进一步调查二等地点和二等线路。^[35]

这两种材料都提示：新“三年计划”是沿用第一个“三年计划”的调查思路和方法，在空间上做进一步拓展，从“一等地点”到“二等地点”，从“一等线路”到“二等线路”。随后3年，东亚同文会像过去一样，每年提交“大旅行调查”的预订计划。从这些文书中，可进一步看到新、旧“三年计划”的承接：如1911年提交的《第五回大旅行预算案》《第五回大旅行调查案》以及《调查事项》^[32]，从“第五回”的称谓可知本年的“大旅行”是承接1907年开始的“内地大旅行”，性质不变。从“预算案”中能看到本年的预算表格与1907—1909年的几乎完全一致，可知预算方法沿用成例。更重要的是调查题目，《调查事项》中所列出的1911年商务科学生的调查题目，一共三大类：“地理”“经济”“贸易”。地理大类下面是沿途形势、气候、都会、人情风俗等。经济大类下面是经济单位、资本家、劳动者等。这些都与1907—1909年的调查题目雷同，这表明新“三年计划”沿用了之前的调查题目，相应也承袭了之前的调查动机。

同时，新三年计划也有“升级”的一面。其一即调查范围的扩大。新“三年计划”调查的是与第一个三年不同的“二等线路”和“二等地点”，这意味着调查活动会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下沉到中国社会的更底部。从实际的调查线路看，1910—1913年“内地大旅行调查”共安排29条“旅行调查”路线、4个“驻在调查”城市。它们与第一个三年周期的调查线路和城市基本上没有重复。其中，有几个新覆盖的调查区域引人瞩目，一是“北满”(1910年调查)、二是云南(1910年调查)、三是甘肃(1910年、1913年两次调查)^[3]231。在这个调查周期完成后，“大旅行”调查足迹已覆盖中国所有行省地区。其二是调查题目的细密化。在1907—1909年提交的“实施案”中，调查纲目下分到二级标题，比如第一大类“地理”下面，只有“沿途形势”“气候”等第二级分类^[25]。但1911年提交的《调查事项》中，调查纲目下分到了第三级标题，比如第二级“沿途形势”下又细分“甲，沿途概况”“乙，山岳”“丙，河流和湖泊”等^[32]。调查题目细化，意味着调查活动会更为精密和规范。第三，调查活动的政治用意上升。1908年后，“清末新政”进入“宪政改革”阶段，中国时局动荡，革命征兆日益明显。在1910年12月的东亚同文会会员大会上，根津一预言：中国实行“宪政”后，政争将加剧，可能发生“局部内乱”，甚至是“一场难以收拾的大内乱”，“万一上述情况真的发生，那么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利益攸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作为邻国，为了中国，也为了自卫，不能袖手旁观”^[36]。这表明，东亚同文会已预判到中国革命山雨欲来，并企图加以利用。在这一背景下，新“三年计划”强化了政治类的调查任务。第一个三年周期中，“政治科”学生的调查纲目只有行政、军政、教育、司法、宗教五个大类，略显粗糙^[25]。但1911年调查纲目中有12个大类，前7个大类下又分为若干小类。略谓：

一、立宪预备事情(甲，一般预备事情；乙，资政院；丙，咨议局)；

二、官制(甲，外官制；乙，出使人员)

三、任用(甲，外转；乙，选补；丙，调用；丁，保举；戊，举贡生员出路等)

四、外交(甲，通商条约；乙，条约；丙，合同)

五、民政(甲，考核；乙，工程；丙，巡警；丁，禁烟)

六、财政(甲，赋税；乙，盐课；丙，土药膏；丁，印花税；戊，贷款等)

七、教育(甲，学生；乙，外国留学)

八、军政

九、司法

十、实业

十一、交通

十二、地方行政。^[32]

这些调查内容，使东亚同文会对中国政局的变化保持着敏锐嗅觉，随时谋划着下一步的对华经营。

新“三年计划”实施期间，发生了日本吞并韩国一事(时在1910年)，中国朝野对日本的侵略手法和扩张阴谋提高了警觉^[37]。紧接着，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局势动荡不安。个别调查班的活动受到一些影响^[38]，但总体上仍顺利完成。1910年至1912年3年的调查报告书都在1.5万页左右，与往年持平^[39]505。报告书内容体例也与之前基本一致。不过，革命期间东亚同文会的对华野心膨胀，提出过多个带有“国策”性质的对华经营方案，这对下一周期“大旅行调查”的谋划大有影响。

先是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一时间，该会便炮制一个重要计划：派若干“通信员”前往中国，“与革命党的首领人物交往，或与商会会长及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交往，努力维持中日贸易，或与各议会的主要议员以及其他地方有影响力的人物交往，为将来做好基础”。一旦时机成熟，便“团结扬子江以南各省，形成一个稳固的共和国，然后进一步努力向北发展”^[40]。其目的除了谋求根津一一贯重视的经济扩张外，也为政治利益扩张做准备，企图建立一个亲日的新政权。但当时日本政府追随列强宣布“中立”，并未采纳这一计划。1912年2月，清帝退位，中国确立共和体制。根津一预测，此后中国的局势演变喜忧参半。假如中国政局能安定下来，它将会有8个方面的积极变化：财政扩张、政务振兴、币制改革、金融整顿、交通改进、农工商业发展，教育和体育改革、满汉融合。这些对于日本对华经济扩张，都是大好机遇。但是革命也给中国带来八大难题：伦理道德的混乱、党派之间的冲突、女性地位过高、书生言论过激、军人横行霸道、裁军的负面影响、贿赂与贪污、秘密结社等。局势能否安定下来，尚不可知^[41]505。即使中国持续动荡下去，日本同样有机可乘，对华经济经营“仍然应该采取发展主义”。因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哪怕是战争时期，贸易额也未必会下降(这次革命期间中日贸易额反而增加)，并且日本实业家在华的利益，有军队提供保护^[42]。总之，无论中国局势往哪种方向演变，日本都要做好对华扩张的准备。为此，根津一在当年5月的会员大会上提出另一个对华谋略：《对中国经营助成案》。该案共14条建议，大多与中日贸易有关(详后)，体现了根津一对中国革命后日本对华经济扩张契机的预判。“大旅行调查”作为“贸易诱导”的重要手段，在该案中有3条相关建议。该计划提交外务省后，得到西园寺内阁的支持，眼看就要纳入预算，但年底“大正事变”发生，内阁更迭，遂“不了了之”^[43]525。

两大计划接连落空，让东亚同文会高层十分痛心。他们将原因之一归结为日本政府和民众不了解中国国情。根岸佶为1912年的“大旅行志”作序时，痛斥中国革命爆发以来，日本朝野对中国的认识“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民间的意见四分五裂、政府的方针朝令夕改”“在乱事结束前，没有任何作为”^[44]。挽救的办法是努力向日本社会普及中国国情。为此，东亚同文会有一系列的动作：从1912年起，会刊改为公开发行^[41]498-499。当年11月，派出根津一、大原武庆等到日本各地讲演，企图“统一”国民的对华认识^[3]194。在这一背景下，肩负着调查中国国情重任的“内地大旅行”更被寄予厚望。当年恰值第二个“三年计划”(1910—1912)结束，下一个周期的计划因“助成案”未获得政府预算而流产。于是，1913年东亚同文会自筹“临时经费”，实施了第7次“大旅行调查”。这次调查的计划要点见于根津一当年5月的会员大会报告^[39]506，实际调查路线和调查内容等见于本期学生的“大旅行志”^[45]。他们都与之前的同类资料要点相近，可知本次调查沿用了过往三年的惯例。

总之，由于革命爆发，第二个“三年计划”以及1913年“大旅行”的实施稍有曲折。但革命期间，东亚同文会对华方针延续并强化了“经济扩张”意图，这让“大旅行调查”保持着基本盘的稳定，4年间的线路设计、人员配置、经费预算方法以及“商务科”调查题目，都与之前大同小异。同期，东亚同文会对华政治野心膨胀，这带来了“政治科”调查题目的变化。革命过后，该会进一步抛弃不干预政治的立会宗旨，更主动地充当日本对华扩张的马前卒，对“大旅行”的重视程度随之上升。下一周期的调查计划虽因“助成案”未获政府预算而一时流产，但该会“不屈不挠”，“继续向各个内阁采用各种方法进行交涉和运动”^[43]525。时隔不久，转机就到来了。

1914年5月，经过东亚同文会高层的长期“斡旋”，大隈重信内阁同意就《对中国经营助成案》提供15万元经费。在正式“命令书”签署前夕，该会将“助成案”定稿及相关文书提交外务省。相比1912年5月会员大会上提出的“助成案”，定稿“助成案”的内容大为扩充：原先的14条建议增加为15条(新增条目是关于东京中国留学生的“诱导”)，每条建议后都附加了详细的说明性文字。其中，与“大旅行调查”关系最密切者，有三处文字。

其一是“助成案”正文前的“主旨”。它揭示了包括“大旅行调查”在内15条建议的动机。略谓：

满朝灭亡，共和国建立。此新立之国，诸事呈现生气。但是该国渐渐多事，政党纷争，社会混乱，其前途将入难境(下略)。

我国对华经营施设，可分为平、变两样。平时主要是经济经营，极速地扶植利权，努力发展我国势力(下略)。变时之际，假如有机可乘，则采取进一步措施。^[46]

这里，“平时”的用意与之前根津一宣扬的对华方针相同，即发展日本对华“经济经营”。“变时”的用意表述得较为隐晦。不过，在同年根津一提交日本当局的其他“时局意见书”中有更清楚的表露。如当年他就青岛问题投书外务大臣加藤高明，提出对华的思路“第一是收揽中国人心，第二是发展(对华)经济”。在此基础上“仿照日本的朝鲜政策步骤”，让中国变成日本的“半保护国”“保护国”，最后“合并”^[47]。可见，根津一所谓“变时”的“进一步措施”，就是逐步吞并中国，用心极其狠毒。

其二是15条建议中的《中国内地实地调查案》，这是专门针对“大旅行调查”而提出的谋划。该案指出：“对中国经营发展的最急务”是继续实施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旅行”。争取10年后对中国全国的“小都市”悉数调查完毕。如能达到这一目的，将来“变时的场合”能发挥“更重要的价值”^[48]。

这一则建议后附了一个“调查纲目”，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商务科”调查题目与1911年调查纲目高度相似。比如，一级标题仍是三个大类：“地理”“经济”“商业”。“地理”下面的二级标题仍是“沿途形势”“气候”“都会”等。“沿途形势”下的三级标题仍是“沿途概说”“山岳”“河流”等^[49]。其次，“政治科”调查题目发生了显著变化。1911年的调查纲目是12个宽泛的专题(预备立宪、官制等)，而“助成案”中的调查纲目是20多个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在原文中分成两大类，一是政局的现状，即中国各地正在发生的时局变动，包括：文武和乡绅之间的内讧、军人的跋扈、裁军的始末、财政的困境、对共和政体的民心意向、对日本人及外国人的态度等。二是既往政治问题的实情，比如预备立宪的举办成绩、民众对咨议局的感情、新审判制度实施状况、征兵实施地方的状况等。前者是上文中提到的根津一推测辛亥革命带给中国社会的难题，也是最可能导致政局动荡的变数。后者是清末新政以来中国政治、法律、军事等改革措施的实效，也是中国社会在革命后可能出现的新变化。两相比较，“政治科”新题目不只更细密，而且更对准中国时局的难点。这显然与预备“变时”的用意相吻合。

第三处文字，是15条建议中的《特种学生养成案》。其内容略谓：在东亚同文书院的“商务科”“政治科”之外，新增“农工科”。该科学生学习“农产制造学”“工业化学”等课程，在中国“内地旅行中”可以收集各种原料、标本，带回到书院附属“试验所”试验研究，试验结果向东亚同文会本部报告。本部依据“适当方法”向日本社会介绍，将日本实业家诱入“清国富源开发”^[50]。显而易见，该计划旨在进一步贯彻“实业诱导”方针，让“大旅行调查”更好服务于对华经济扩张。

《对中国经营助成案》提交后，日本内阁只采纳了其中的少许建议。不过，与“大旅行”相关的3条建议被悉数采纳。5月4日外务省签署“命令书”，对“大旅行”及调查资料的出版，每年拨款2万元，为期3年；对增设“农工科”拨款7万元^[51]。在获得这笔资助后，“大旅行调查”进入第三个“三年计划”周期。该时期出现了“二十一条”交涉，引起全国性的反日爱国运动。另外，进入民国后，中国官民的国家观念增强。因此，国人对于“大旅行”的警惕性有所提高，对其中危害中国主权的行为有所抵制。比如，1914年“大旅行”学生秘密测绘射洪县的盐井和隘口，四川当局即向日本驻重庆领事提出交涉^[52]。但由于北洋政府的软弱，这类问题一般不了了之。三年下来，“大旅行”仍按预定计划完成。并且，由于调查经费翻倍、调查人手增加(新增农工科学生)、调查手段升级，其实施效果比前两个“三年计划”更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调查范围完成了从“点、线”到“面”的升级。“大旅行调查”从一开始就企图调查中国全境，因此非常注意调查线路的更新和拓展。前两个三年周期基本完成“一等线路”“一等地点”和“二等线路”“二等地点”的调查。下一步的目标是调查完中国的所有城市。故第三个三年周期的调查路线主要针对之前尚未调查的地区(参见图 2)。在这个周期结束后，“大旅行”已经覆盖到对华“实业诱导”价值不大的偏远小城市。如果将此时已经调查过的所有线路和地点一一在地图上标出，除西藏、新疆、青海等少数地区，其他地方都是一种密密麻麻的状态(参见图 2)，远看就是一个“面”。正如民国时期王古鲁所言：中国人面对这样的路线图，“谁人不惊心怵目呢”？^[53]86

其次，调查资料丰富多样，更便于日本对华扩张。《对中国经营助成案》提出的“农工科”从1914年开始创办，虽然首届学生只有8人^[54]，但其作用不可小视。1915年开始，“内地大旅行”为他们专门设计调查线路，比如1916年的“农工科湖南线”。这些学生受过农学、化学、采矿冶金方面的专门训练，搜集的调查资料与“商务科”“政治科”不同。后者收集的主要是文字、照片、拓片等文献类资料，但农工科学生除收集这类资料外，还大量收集各地的农业、工业标本等实物。因此，自从“农工科”设立以来，“大旅行”调查资料大为丰富。据1922年东亚同文书院制作的一个标本目录，仅云贵川地区，各调查班已收集的标本就有米麦、豆类、药类、胡麻类、花生类、烟草类、麻类、棉类、茶类、燃料类、药材类(工业加工药材)等11个种类，合计140多种^[55]。根据《对中国经营助成案》中的计划，这些标本会在书院做进一步的分析化验，其结果由东亚同文会本部向国内介绍。这会让日本实业家在华扩张时有更精准的目标，也方便日本与欧美国家争夺在华利益。

按照1914年“助成案”中的谋划，“大旅行”要继续实施10年，直至调查完中国所有城市。但是在1914—1916年的三年周期完成后，该设想遭遇了很大阻力。首先，“大旅行”连续实施10年后，已基本覆盖了所有中国重要城市和重要线路。再继续调查下去，只有“求全”的意义而产生不了多少新意。书院内部一些教师不赞成按以往的方法继续调查，主张对“大旅行调查”进行改革^[2]59。其次，外务省对第三周期的调查效果不太认可。1918年，上海总领事有吉明曾致函外务省，批评东亚同文书院的办学状况。称该书院学制三年，但第三年大部分时间用于“调查旅行”，真正的学习时间只有两年。学生的学识以及他们的调查报告都难免“粗浅”。“像现在这样肤浅草率的调查报告，对于专业的经济措施几乎没有实际益处，而且白白浪费学生的时间和精力。”^[56]这些意见，都迫使“大旅行调查”要做出改变。因此，东亚同文会不再坚持“助成案”中的10年计划。1917年起，该会着手将1907—1916年的调查报告进行系统整理，编辑出版《中国省别全志》^[57]。这是对前10年“大旅行调查”的一个总结，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中国省别全志》编纂期间，在马场锹太郎(书院第5期生，第一回“大旅行”参加者)等教师推动下，东亚同文书院设立“研究部”，事业之一即指导学生开展“大旅行调查”^[53]87。新策划班子舍弃之前对中国实施通盘性调查的思路，从“求全”走向“求专”，走“研究型”路线。同时也修正了根津一为贯彻“实业诱导”方针而以经济为本位的做法，要求学生注意经济背后的文化因素，指导学生多看名胜古迹，多了解中国文化史^[2]59。相应地，在调查题目上，各调查班不再是带着统一的题目去调查不同地域，调查路线也不再是承接上一阶段而不断拓展。取而代之的是为不同调查班设计不同的调查题目以及相应的线路。如1919年的“北支内蒙古羊毛班”“山东河北河南湖北棉花班”“中北支金融事情班”，1920年的“南方移民班”“饥馑调查班”等^[3]232。总之，1917年后“内地大旅行调查”在思路和方法上都发生了显著转型，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时代。

对于“大旅行调查”，以往研究大多从东亚同文书院的视野下加以考察。但是，从1907—1916年的历史来看，该活动只是由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实施，其策划则出自东亚同文会高层之手。每个阶段、每一年的调查活动事先都有着周密的谋划。其中除了高层人物的意志，也存在外务省和参谋本部的影子。因此，“大旅行”性质如何，不能主要看书院学生的活动和言论，更应该看高层的幕后策划。

首先，“大旅行”开端之际，主要策划者根津一承袭了荒尾精“商权竞争”的口号，以对华“实业诱导”为主要用意。之后，虽然局势不断变化，但根津一在会内地位长期不变，该调查用意也长期不变。这从1907年“三年计划案”、1912年《对中国经营助成案》出台的背景以及1914年“助成案”的“主旨”中能反映出来。调查动机的稳定带来了十年间调查方法的稳定。其间，“大旅行”分为三个三年周期实施，但各周期的调查内容、人员配置、经费预算等大同小异。尤其是“商务科”学生作为调查主体，其调查题目在各周期十分相似。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不同年份、不同路线的调查报告书，其纲目往往十分接近。据这些调查报告书整理而成的《中国省别全志》，各卷(即各省)的体例也十分接近。调查思路的稳定，也让各周期的调查路线前后相继，层层推进。

其次，“大旅行”虽始终突出“实业诱导”的主要用意，但它一开始就是多用途的。1907年的“三年计划案”中就贯彻了政治、军事用意。1910年后，随着清末“立宪”以及革命运动发生，调查活动的政治用意显著上升。故相对于“商务科”调查题目的稳定，“政治科”调查题目在不同周期变化很大。其趋势是越来越细密，越来越强化“变时”的需要。从这一点能清楚看到，在薄井与翟新之间，后者揭示的“大旅行”调查动机更接近实情，即该调查的策划从根本上服务于日本对华扩张，其性质是罪恶的。

冯天瑜先生曾指出：近代以来“日本对华商战和军事侵略屡屡得手”，与东亚同文书院、满铁等机构“提供系统的、巨细无遗的中国调查颇有关系”。反之，中国对本国国情和日本的了解则“大而化之，粗疏凌乱”。这种不对称情况，造成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反侵略斗争中处处被动，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历史教训”^[58]。以史为鉴，今天对“大旅行”这样的调查活动，首先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其次更需要加强实证性研究，以深入揭示日方的调查动机、方法及其与侵华决策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