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一些西方理论正在被质疑，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颠覆西方的传统理论。”^[1]这里“颠覆”一词的使用并非偶然，亦非修辞层面的夸张，而是意在强调中国实践对某些西方传统理论的革命性重构。一般而言，“超越”指在既有理论框架内的渐进优化，其逻辑起点仍承认原有范式的合理性；而“颠覆”则直指理论根基的彻底重构。因此，“颠覆”更能体现中国实践对西方理论范式的根本性突破和创造性重构。在生态文明领域，这种“颠覆”尤为显著。现代化发轫于西方工业革命，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高举“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大旗向自然界进军，将外部自然界异化为服从资本增殖的“有用物”，这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倒置，酿成了生态的现代化之殇。事实证明，西方现代化与生态文明是相抵牾的。那么，中国该何去何从呢？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回答了“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2]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并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亦步亦趋、简单模仿西方现代化道路，而是立足中国实际，在科学把握现代化与生态关系的基础上，成功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之路，从而颠覆了西方生态思想的理论根基和实践路径，实现了“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这一重要命题提出以来，已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前沿与热点问题，学界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探讨。

第一，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的学理基础研究。张云飞认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生态向度，为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提供了科学基础^[4]。李飞虎等认为，中华传统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5]。李沛莉等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借鉴参考了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中关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观念、可持续发展等理念，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西方社会生态问题根源的分析^[6]。王雨辰等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思想批判性继承了西方生态思潮的有机论和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7]。

第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基本内容的研究。王雨辰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超越西方生态文明思想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进行创造性转换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三个原创性概念为基础的生态本体论”^[8]。李建森等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的本体论基础、实践路径和伦理框架^[9]。马元喜从生态制度、生态文化、价值立场和文明形态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的理论意涵^[10]。程明月等从政治原则、根本性质、价值立场和世界眼光四个维度阐释生态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内涵^[11]。

第三，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的时代价值研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生态秩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亮点。”^[12]程明月等认为，生态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历史何去何从提供了科学解答，彰显了人类文明转向的崭新可能^[11]。陈俊认为，中国生态文明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新路径，而且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新方向^[13]。谭倩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生态解释范围的局限和想象空间的狭隘，为全球各国解决‘发展与环境’的两难命题贡献了历史性的解决方案”^[14]。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用生态文明对旧工业文明的根本替代，具有人类文明的开创性意义”^[15]，“是中国共产党对西方在资本逻辑驱使下‘掠夺自然式’现代化道路的摒弃与超越”^[16]。

第四，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相关研究。一是从生态维度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相较于西方现代化的优势。张涛基于“生产方式”视角，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无法通过自身调适克服生态困境，而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协同共进的历史性难题，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生态超越^[17]。毕秋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从哲学基础、发展方式和价值导向上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生态弊病”的三维超越，破解了“经济发展=生态破坏”的现代化难题^[18]。二是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生态理论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事关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永续发展千年大计的生态文明新路。”^[19]兰洋以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为参照系研究中国式生态现代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开辟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和人类生态文明的全新形态”^[20]。蔡华杰等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最终实现了‘生态化’‘政治化’和‘现代化’的有机融合”^[21]。吴世韶等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共赢，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相较于西方生态现代化模式的独特优势^[22]。林兆琦以“澳门实践”审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议题，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超越了“以西方为标准”的生态现代化理论^[23]。刘月洁通过对哈代与沈从文小说的比较，尝试阐释“不同时空和语境下生态整体主义层面上的文明交流互鉴”^[24]。

综上可见，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研究的主要方面，目前学界均有涉及，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对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的学理基础、理论意涵、时代价值的研究，已架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研究的基本框架和理论共识。上述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借鉴启示，但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与西方生态思想的比较研究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目前学界主要从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生态困境的超越展开研究，鲜有对中西方生态文明思想的比较研究。即使偶有少量成果，也主要是就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与西方某一生态理论或流派的比较研究，多呈“点状突破”特征，多为零散化、碎片化的表述。

生态文明关乎人类福祉，关乎中华民族的兴衰与人类历史的未来。在气候危机加剧、全球生态治理失序的当下，中国方案亟须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同。要真正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现代文明=西方文明”的话语霸权，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的国际认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话语体系，有必要以西方生态思想为参照，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的“独特性”与“原创性”，彰显其强大的文化底蕴和生态智慧。鉴于目前学界的研究不足和现实的迫切需要，本文拟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即通过比较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与西方生态思想，特别是针对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深绿”思潮和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浅绿”思潮，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所展现的独特优势，说明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并非对西方生态思想的简单翻版，而是作为“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颠覆了西方生态思想的认知框架和实践路径。

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聚焦“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问题，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对西方生态自然观的颠覆；二是聚焦“生态价值如何定位”的价值取向问题，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对西方生态价值观的颠覆；三是聚焦“现代化与生态化如何兼容”的实践方案问题，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对西方生态发展观的颠覆；四是聚焦“生态危机如何解决”的治理模式问题，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对西方生态治理观的颠覆；五是聚焦“生态危机如何全球共治”的责任分配问题，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对西方生态全球观的颠覆。这五个维度构成“哲学基础—价值导向—实践方案—治理机制—全球贡献”的完整逻辑链条，共同勾勒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完整图景，为后发国家实现生态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新时代新征程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启示。

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总体看法与根本观点，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西方生态思想存在厚此薄彼、二元分立的现象。生态中心主义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在自然观上看似对立，实则共享一套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二者均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统一，无法提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路径。生态中心主义坚持整体论自然观，将自然视为相互依存、共生诉求的复杂有机整体，而人只是这个有机体中的普通一员。这为人类呵护自然界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但是，这种自然观只见整体的自然，不见主体的人，从而抹杀了人的主体性。对此，戴斯·贾丁斯讥讽生态中心主义是“形而上学整体论”^[25]。人类中心主义坚持机械论自然观，将人类视为宇宙的中心，将自然视为孤立的、静止的、僵死的存在物。这种自然观只见孤立的或具体的自然，不见联系的或整体的自然，从而割裂生态系统有机统一，使人类操纵和控制自然成为可能。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修正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反对“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但是，它依然“沿袭了启蒙主义范式下近代西方哲学的论述模式”^[26]，依然强调人对自然的控制，将人类利益凌驾于自然利益之上。总之，西方生态思想存在整体论自然观与机械论自然观分立的局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把握陷入了彼此对立的极端”^[27]，二者都未能真正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

相较于西方生态思想的“二元分立”自然观，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承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赓续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文化精髓，重新审视和确立自然界的地位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辩证自然观，从根本上突破了西方生态思想割裂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论困境。

第一，自然界是有机联系的生命共同体。“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28]12。在这个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各要素处于普遍联系之中，环环相扣，紧密依存，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动都可能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影响，甚至导致整个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破坏。虽然生态中心主义也将自然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但这种整体论自然观实际上是费尔巴哈抽象自然观的现代翻版，两者都是“见物不见人”的自在自然观。一方面，他们都将自然视为抽象的自然、朴素的自然和原生态的自然，都认为自然具有先在性、自组织性、客观性的特征；另一方面，他们都将人视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自然的人、抽象的人，而非“现实的、感性的个人”。对此，孙道进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荒野”自然观与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抽象自然观的内容、本质和论证手法基本一致，“都是见物不见人的自在自然观”^[29]。可见，生态中心主义只是从发生学意义上强调自然对人的先在性、根源性以及人对自然的适应性，而忽视了人类基于实践活动对自然的改造，即自然适应和满足人类的需要。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也强调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但它并不是生态中心主义所提倡的整体主义的荒野自然观，而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自然视为对象性的自然，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属人性，同时凸显人类维持自然生态平衡的主体性与自为性。

第二，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现代生态学认为，世界是由“人—社会—自然”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世界的本原不是纯粹的自然界，也不是纯粹的人，而是一个由人与自然构成的有机整体。一方面，“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28]225。自然界既要不断为人类提供营养物质以维系自身的生存，又要不断为人类生产提供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总之，人类须臾离不开自然。另一方面，由于自在自然不能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所以人类通过劳动使自然不断向人生成，使其转化为符合人类需要的人化自然，由此自然被打上了人类历史的烙印。于是自然就成了“自在自然”“人化自然”和“历史自然”的统一体。生态中心主义也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性，但这种整体性是人与自然抽象的统一。究其根源，整体论自然观撇开人和人的对象性活动孤立地考察自然，没有认识到“人化自然”才是“自在自然”的合理发展与延伸，对象性实践才是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正如刘秦民所言：这种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撇开了具体历史条件来考察自然，是一种非实践的抽象自然观”^[27]。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虽然部分认识到自然的系统性或整体性，但在本质上依然是机械论自然观的产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处于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状态，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使人类对自然冷漠且贪婪、狂妄且暴力，最终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22]。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最高宗旨，认为人与自然是基于实践活动的有机统一体，“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这种实践自然观既承认自然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作用，同时又肯定人类对自然的积极改造作用，由此完成了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和能量互换。在这一意义上，人与自然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机生命整体，呈现出“共生、共存、共控、共荣的关系”^[30]，要求我们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综上所述，生态中心主义的整体论自然观过分拔高了客观自然的地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机械论自然观则抽象发展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从本质上说，二者都囿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窠臼，都未能真正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可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不是对自然顶礼膜拜，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也不是对自然肆意妄为，而是要在深刻认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基础上，遵循自然规律，使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合理化。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立足于对象性实践，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既修正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整体论自然观，又克服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以二元对立方式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机械性思维”^[31]，由此颠覆了西方生态自然观“二元分立”的局面，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支撑。

生态价值观涉及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评估与考量，西方生态思想在自然究竟有没有价值的问题上一直争执不下，生态中心主义神化自然的内在价值，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物化自然的工具价值，二者均割裂了自然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辩证统一，这种看似对立实则同源的极端立场，共同阻碍了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中心主义崇拜和赞美“荒野”，并从“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这一主张出发，认为自然具有不依赖人的评价的内在价值，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仅仅视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价值，从而告诫人类要给予自然必要的尊重与呵护。它离开人的本质和人的对象性活动奢谈自然的内在价值，否认价值的主体性和属人性，这在价值论上就陷入了客观主义的窠臼。震惊世界的印度“老虎保育计划”强行驱离原住民，导致大量民众流离失所，造成文化断裂。这种脱离人类生存需要的“绝对保护”以生态之名剥夺人的发展权，最终必然陷入价值虚无。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的理性为基准，过分强调人的价值，忽视或否认除人类之外的物的内在价值，将自然仅仅视为满足人类需要和欲望的手段或工具。例如，美国学者诺顿就只承认自然客体具有满足人的需要的“转换价值”，否认自然界的固有价值^[32]。这种仅从功利性、工具性角度审视自然价值的做法，遮蔽了自然界与生俱来的美学价值、生态价值、科学价值以及文化价值。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视为“资本实现无限增殖的工具性载体”^[21]，贬低了客体自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在价值论上就陷入了主观主义的窠臼。总之，生态中心主义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都存在片面认识自然价值的误区，如果说生态中心主义过分强调荒野自然的内在价值，那么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则偏执于自然界的工具价值，两者在自然价值问题上各执己见，都割裂了自然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由此陷入了“价值论上的形而上学”^[33]。

相较于西方生态思想的“形而上学”价值观，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承接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思想，赓续中华文明“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物无贵贱”等深厚哲理，展现出对自然多元价值与功能的全面认同，认为自然不仅具有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而且在实践活动中和谐统一。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承认自然的多重价值，“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28]10。这一科学论断从根本上否定自然环境无价或低价的错误认识，进而肯定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明确生态环境本身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一方面，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作为大自然的慷慨馈赠，既是劳动生产力不可或缺的“自然基础”，也是构筑“绝对知识”的“原型”所在，更是激发人类美感与灵感的无尽源泉。就此而言，自然所展现出的客观价值或环境价值，恰与生态中心主义所谓“内在价值”不谋而合^[34]7。另一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28]10这一论断表明，绿水青山作为自然资本蕴含着金山银山，保护自然环境就等同于保护自然价值。自然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但它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然而，生态中心主义过分突出自然价值的客观性或内在性，不承认自然价值的工具性和经济性，致使人类文明脱离现实而走向荒野^[33]。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过分强调自然价值的工具性，忽视自然价值的内在性或客观性，致使自然“祛魅”的同时，衍生出支配自然的观念。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坚持自然是兼具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体，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根基，因此，我们必须“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28]10。

第二，自然的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统一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价值本身属于关系范畴，自然的价值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发现并生成的，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生态中心主义撇开人类的实践活动宣扬自然固有的“内在”价值，消解了自然价值的属人性和主体性，由此陷入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泥潭”^[35]。如果单纯的外部自然没有人的实践活动的参与，它就始终只是“荒野”自然，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和财富。马克思说：“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决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36]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过度推崇人的理性至上性，离开人类实践活动奢谈人的主体性，导致人自身价值的式微与自然内在价值的遮蔽。换句话说，由于对自然的无止境占有和索取，自然生态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人类因此沦为“生态难民”，人自身的价值也随着自然价值的消解而消解了，可见无论生态中心主义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都是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来谈论自然的价值的。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既注重自然的客观价值，又致力于挖掘自然环境的经济价值，并积极推动生态优势向经济发展优势的转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明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发挥经济社会效能，天然存在的“绿水青山”可以转化为“金山银山”，二者转化的关键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浙江安吉余村就实现了从“卖石头”到“卖美景”的辩证转化。余村关停矿山，转型生态旅游，十年间村民收入翻两番，足以证明生态美景(内在价值)与旅游收益(工具价值)在实践中的统一。需要注意的是，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转化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资源，在自然环境的承载力范围内积极改造自然界，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综上所述，生态中心主义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都离开人类实践空谈自然的价值，前者陷入了客观主义的泥潭，后者陷入了主观主义的窠臼，二者都割裂了自然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并非仅仅从单纯的工具价值方面审视自然，也非仅仅宣扬自然“固有”的“内在价值”，而是将自然的价值建立在对人类生命价值所做的贡献之上，承认自然环境的多重价值与功能，认为自然生态环境不仅具有客观价值，而且具有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二者统一于对象性活动。由此，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既修正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内在价值论”，又颠覆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工具理性化的异化价值观。

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形而上学性质，决定了其发展观的片面性和极端化。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西方生态思想陷入了“非此即彼”的发展困境，迫使发展中国家陷入“要生存还是可持续”的残酷抉择。生态中心主义秉承自然内在价值论，坚持顺应自然、呵护自然的逻辑，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对立起来，认为解决生态危机需要回归荒野，因此在发展观上坚持“去增长”甚至“零增长”的发展理念^[37]。这种发展观抵制现代文明，脱离了人类实践和社会历史，过分强调环境保护，回避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主张人类回归荒野自然的生存状态，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试图寻找永恒增长与基本生存条件之间的平衡，认为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可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借助技术改革和市场作用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但追求增长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无休止谋取利润的资本家不可能接受没有增长的稳态经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绿色发展只不过是为资本增值“披上了一层‘生态外衣’”^[38]。对此，斋藤幸平指出“不可能有‘去增长资本主义’”^[39]，意味着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的“绿色经济增长”目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实现。总之，在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问题上，生态中心主义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走向了两个极端。无论是生态中心主义主张的“去增长”，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的“增长至上”，都未能跳出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割裂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有机统一。

相较于西方生态思想的“非此即彼”发展观，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承接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观，赓续中华文明“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智慧，秉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的原则，坚决摒弃“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发展方式，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由此破解了西方生态思想“发展与保护”的两难问题，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共进。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从根本上讲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28]227一方面，经济发展不应该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往往只注重于量的扩张，而忽视了自然环境的物质承载力，导致资源过度开发和环境严重破坏，这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方式注定不会长久。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该以舍弃经济发展为代价。虽然良好的生态环境在维护生态平衡、确保人类生存环境方面至关重要，但绝不能为了保护生态而牺牲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证明，落后就会挨打，贫穷就会受辱，如果片面追求生态环境保护而忽视经济发展，就会阻碍社会的整体进步，进而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下滑。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过分强调人类的中心地位，将自然环境仅仅视为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片面追求经济的狂热增长，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中心主义反对人类对自然的积极干预，主张“顺应自然”“敬畏生命”，成了因环境保护而牺牲人类生存权利的“环境法西斯主义”，具有明显的“反人道主义”倾向^[34]13。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既不同于“去增长”“去现代化”的生态中心主义发展观，也不同于以牺牲资源与环境换取一时经济增长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发展观，其秉持“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理念，强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二者不可偏废。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28]27，并由此颠覆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此消彼长关系”^[40]，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现代化和生态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坚持“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坚持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优先位置，当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发生冲突时，“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虽然主张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为目标，但它并未完全摆脱资本逻辑的控制，当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发生冲突时，经济发展依然优先于生态保护，依然坚持“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坚持将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虽然西方现代化大力倡导绿色经济，旨在破除“黑色发展”的理念和模式，但绿色经济仍然是“从实现剩余价值的角度出发提出的方案，难以从根本上撼动黑色发展的根基”^[4]。我国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将绿色转型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正如汪信砚所言，我们所追求的是在保护生态环境、守住绿水青山前提下的高质量发展^[41]。具体来看，在生产领域，绿色、低碳、环保已成为科技创新的攻关方向。绿色发展以科技创新生态化为核心驱动力，倡导清洁生产、资源节约、循环利用与低碳发展的实践路径，由此实现生态与科技的有机结合，打破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与科技对立的一客二分模式”^[42]。在生活领域，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等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已蔚然成风，成为公众自觉践行的生活风尚。总之，绿色发展理念已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地融入生态文明建设之中，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引擎。

综上所述，生态中心主义试图通过“去增长”甚至“零增长”的方式实现生态化，这种发展观强调保护优先，甚至为了保持生态环境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牺牲人类社会发展的权利，“存在着误导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危险”^[4]。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虽然也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主张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但当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冲突时，依然选择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这种发展观导致了生态问题的持续恶化。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价值导向，既修正了生态中心主义过分拔高生态环境保护，忽视人类社会发展的“去增长”发展观；又克服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过分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增长至上”发展观，由此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有机统一。

西方生态思想在价值观上的形而上学，注定其理论苍白无力，也注定其在实践中的尴尬与无奈。西方生态思想在治理观上脱离社会制度变革空谈生态治理，生态中心主义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均陷入“制度盲视”的乌托邦困境，导致治理实践在资本逻辑面前全面失效。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及科学技术的应用，强调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在于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改变个人生活方式，限制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运用。“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28]10，如果拘泥于改变价值观层面的抽象生态治理方式，就注定要在实践中陷入徒劳和无奈的境地。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口膨胀、现代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和自然资源的无偿使用，它立足于“绿色资本主义”的价值立场，试图通过控制人口膨胀、科学技术深度创新、自然资源市场化和实行严格的环境政策等方式应对生态危机，比如生态现代化理论就是一种依赖科学技术与市场机制应对生态问题的生态治理理论，从本质上讲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的改良方案。现实证明资本主义无法驾驭和控制资本的“野蛮性”，发挥资本的“文明性”，科技一旦与资本合谋，生态环境保护将成为乌托邦幻象。兰洋指出：“这种改良能在多大程度上制约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改变资本主义‘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废弃’的循环模式，仍是无法确定的。”^[20]此外，其“乌托邦”色彩还在于其系列政策措施在现实中难以真正落实。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以所谓“民主制度”为前提，假设公众通过选举政治实现对政府绿色职能和绿色革新的有效监督，最终实现绿色资本主义，但西方选举制度已沦落为“否决政治”，受其影响，生态政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逐渐丧失。无论生态中心主义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都是脱离制度维度而抽象地谈论生态环境治理，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西方生态思想只是为了维系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而提供的解决方案，在不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仅仅通过科学技术和市场作用实现所谓生态化和现代化实现“双赢”的治理方式，并不能真正弥补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缺失，而只是对生态问题“进行表面的修补和调整”^[22]。正如福斯特所言“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43]，因为科学技术的价值属性和社会效应取决于社会制度。

相较于西方生态思想的“乌托邦式”治理观，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承接马克思主义整体系统观，赓续中华文明“万物一体”的文化精髓，坚决摒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传统机械性治理观和“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生态治理观，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28]12，主要体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方式的综合性和治理保障的系统性。

第一，从治理主体看，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28]7的“多元共治模式”。首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生态环境治理的根本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各级党委在生态治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确保生态环境治理整体推进、行稳致远。其次，坚持政府主导是生态治理的关键。在生态治理过程中，政府要扮演好“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的角色，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再次，坚持企业主体地位是生态治理的内在要求。充分发挥企业在生态治理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化等生态治理手段，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最后，坚持人民群众共同参与是生态治理的基本要求。人民群众不仅是生态治理的受益者，更是生态治理的参与者。只有将生态环境治理当作人民群众“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才能推动美丽中国愿景的稳步实现。虽然生态现代化理论也主张“多元”治理模式，但它运用“新社会运动”理论消解了环境运动的战斗性^[4]。与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依托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始终坚持生态环境治理的“综合主体观”^[44]。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协同的“多元共治模式”，迎来了生态文明建设史无前例的发展前景。

第二，从治理方式看，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秉持综合系统治理方式，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山水林田湖草沙作为一个彼此依存、紧密相连的生命共同体是不可分割的，这决定了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修复和治理也必须从生态系统的整体视角出发，坚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全方位”体现为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通过灵活运用行政、市场、法律、科技等多种手段，深入推进生态治理工作；“全地域”体现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45]的建设目标，并将绿色低碳的理念融入城乡、区域、流域的建设发展之中；“全过程”体现为坚持“保护优先、节约优先”的源头治理，以预防为主，尽可能将生态问题消弭在萌芽状态。同时，坚持将绿色化、生态化纳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促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坚持整体系统的治理方式，打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传统机械性治理观和“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生态治理观。例如，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就是“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长江流域系统性着眼”^[46]推进生态治理的关键举措。

第三，从治理保障看，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坚持生态法治与生态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方式，打破了西方生态思想在生态治理问题上“呈现出单纯德治主义和技术主义解决路径的倾向”^[37]。一方面，法治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刚性的外在约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28]13的重要论断，既凸显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的重要性，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深深根植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内核之中，又强调了制度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权威性与强制力，使制度这一“没有牙齿的老虎”成为“不可逾越的高压线”^[47]，以确保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持续性和常态化。另一方面，德治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内在约束。通过深入开展生态道德教育，将生态文化和生态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激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呵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强调“德法兼治”的生态治理观，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缺一不可，由此实现了生态治理软硬结合、内外约束、自律他律的统一。

综上所述，面对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难题，“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西方生态学理论未能开出合理而有效的“药方”，反而极力为资本主义辩护，力图证明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可以解决生态危机，其结果是西方生态思想要么陷入改良主义的窠臼，要么陷入浪漫主义的空想。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依托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从整体系统层面积极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打破了机械性思维方式导致的理论困境和实践困境，既颠覆了生态中心主义仅仅依靠变革价值观念应对生态危机的“文化价值决定论”^[37]，又颠覆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应对生态危机的“乌托邦幻象”，从而开创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生态全球观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认识和处理全球生态问题、承担生态责任。西方生态思想在全球观上未能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和“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对实现全球生态正义和可持续发展形成了重大阻碍。西方现代化屈服于资本逻辑的统摄，“是一种深层非正义生态现代化”^[9]。一方面，发达国家对“全球南方”进行资源和能源的掠夺，这种掠夺不仅体现在直接的资源开采上，还体现在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将发展中国家当作“垃圾回收站”，将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夕阳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一做法看似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但实质上却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48]。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回避西方社会向发展中国家污染转移、危机转嫁的事实，尤其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只关注发达国家的利益需要，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利益，“它们所讲的环境保护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为代价的”^[37]。生态中心主义诉诸生态价值观的变革而不涉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推卸了资本主义国家在解决生态危机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李勇强指出，生态中心主义注意到人对自然的不公平，唤醒了人们保护自然、呵护自然的意识，却“忘记了自然不公平背后充斥的是鲜活的不公平的社会内容”^[49]。在如何处理全球生态问题和承担生态责任上，无论是生态中心主义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都秉承与维护“西方中心论”的价值立场，“都是以维护资产阶级特定群体的生态利益为目标、以西方利益为衡量标准”^[50]。

相较于西方生态思想的“非正义”全球观，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承接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思想，赓续中华文明“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的悠久文化精髓，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宏大愿景，将实现全球生态正义作为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这一理论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未来，彰显了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中的非凡责任与担当。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全球生态责任观。生态文明是表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全人类携手共建，任何国家和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呼吁世界各国必须坚决摒弃“零和博弈”的功利性、狭隘性思维，并根据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生态治理水平分担生态治理的责任，而不是“一刀切”，将“生态保护的责任同等化”^[51]。从现代化进程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对生态危机应负主要责任，因为“正是这种先行性或霸权式理念模式”^[52]造成了全球生态危机。然而，西方生态思想却撇开生态危机产生的责任主体，要求所有人无差别地共同承担生态危机的责任，严重违背“生态正义”原则。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上，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倡导并敦促西方发达国家在节能减排上积极作出表率，同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53]，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的同时推进脱贫的进程；发展中国家则根据自身的能力和发展要求，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南南合作等实践，将生态治理与能力建设相结合，真正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生态责任观，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发展权与生态权相统一的新路径。总之，“共同但有区别”的全球生态责任观既平衡了环境资源使用权益上的划分和环境保护义务上分担的现实矛盾^[54]，又有助于推动国际生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观。“单边主义不得人心，携手合作方为正道”^[28]261，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决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致力于推动国际生态合作互利共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55]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共商”是前提，强调以平等、尊重、对话、协商的方式进行全球合作，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都能平等参与、共同决策。“共建”是关键，要求世界各国携手共进，凝聚绿色发展的智慧与力量，从而形成强大的全球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合力，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挑战。“共享”是目的，强调全球人民共享治理成果和清洁美丽世界，实现生态福祉的普惠共享。“共商共建共享”体现了生态公平公正原则，坚决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致力于“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的双重实现”^[56]。与西方奉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生态殖民主义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以“生态公平正义”为核心理念，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合理协调各国、各民族、各地区以及个体之间的生态利益关系，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

综上所述，西方生态思想立足于“西方中心论”立场，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以牺牲贫穷大众与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态利益为代价，严重违反生态正义原则，在国际生态治理中未能承担应负的责任，更未能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胸怀天下，坚决反对在国际性生态治理问题上的单边主义、生态霸权主义，积极倡导各国秉承“共同但有区别”的全球生态责任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观，以“世界同心圆”颠覆“西方中心论”^[57]，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希望。

面对现代化带来的生态弊病，西方生态思想开出了各种“救治良方”，但均未取得显著成效。究其原因在于，西方生态思想的“理论外观和内在价值取向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反思”^[58]。相比之下，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扬弃了崇拜自然的自然主义和征服自然的工业主义，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魂脉”与中华优秀生态文化“根脉”的精华，孕育出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是对世界现代化生态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清晰描绘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态图景，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的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系统回答了如何实现生态现代化和构建全球生态文明等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为彷徨求索的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照亮了前行之路。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立足于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打破了西方文明宣扬的“一元至尊”的虚幻神话，颠覆了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创造了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在求解“现代化之问”的过程中，破解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破坏的两难困境，提供了一条无须对外殖民扩张也无须对内残酷剥削，依然能够实现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双重和解”的生态现代化新路径，为后发国家实现生态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本文立足于比较视野，从自然观、价值观、发展观、治理观、全球观五个维度，系统论证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对西方生态思想的系统化重构，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的内涵提供多维分析框架，也为审视中西方生态思想关系提供崭新视角。然而，囿于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和研究视角的宏观性，本研究尚存在深化空间：一是未将西方“红绿”思潮(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两大流派)纳入比较视域；二是需进一步探究中国生态治理经验在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化路径；三是应更深入分析中国方案对“人类世”背景下生态现代性重构的全球价值。因此，未来的研究可聚焦三大方向：一是展开对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与“红绿”思潮的深度对话，挖掘两种文明形态在资本批判、技术治理等领域的共鸣与差异；二是开展跨国案例比较，评估和检验中国生态技术、制度模式的国际适应性；三是探索全球生态治理的中国叙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理念的国际话语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