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关键引擎，推动建立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世界市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外部动力和条件支撑。作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和贡献者，中国正确处理自身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科学认识世界市场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利用好全球化提供的机遇，积极探索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市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选择，是“人民至上”价值立场在对外交往中的具体体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坚持独立自主与平等互利原则，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广泛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强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具有同等的市场地位^[3]。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基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实践双重价值”^[4]，学界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紧密结合实践，遵循“理论溯源—背景洞察—实践探索—挑战应对”的思路，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进行了多维度阐释，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成果：一是从经典理论解读世界市场的基本内涵、形成逻辑和重要作用。学界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文本的研究，认为世界市场概念包括狭义与广义两个层面，前者指突破国界的商品贸易场所^[5]，后者指国际商品与劳务、科技信息、金融等关系着共同发展的整体^[6]。学界从生产力和分工发展^[7]、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本性^[8]、生产生活需求^[9]、资本主义价值分配^[10]等角度，指出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契合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经济规律。世界市场具有塑造“总体资本”存在空间^[11]、促进世界生产力发展^[12]和促进个人自由全面发展^[13]等作用。二是探讨经济全球化背景，阐明经济全球化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内在联系。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正是以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拓展为核心内容”^[14]，“世界普遍交往彻底改变了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方式与交往原则，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形成了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建立‘世界市场’并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来容纳生产力的扩张”^[15]。当今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存在必然历史联系，实际上体现了“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市场的本质”^[16]。三是探索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新发展，为中国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创新提供思想保障。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秩序提供新的实践观念^[17]，推动世界市场进入更加公平、繁荣、安全、包容、美丽的新阶段^[18]。其次，“一带一路”倡议是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的必然选择，体现了对马克思“世界市场中性属性”认定的坚持^[19]，“本质在于助力矫正世界市场失灵”^[20]。四是剖析世界市场挑战并提出应对策略。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中面临多重困境，包括逆全球化潮流、资本霸权和国际竞争力缺乏等^[21]，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应对世界市场困境的科学方案^[22]，是“以实现内生发展动力转型并打破世界经济僵局”的时代选择^[23]。

总之，学界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进行了多维度研究。但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高度，深入剖析当下世界市场面临的疯狂制裁、极限施压与“脱钩断链”等非理性的“逆全球化”现象，尚缺乏较有洞见的力作。鉴于此，深入挖掘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普遍交往实践所构建的世界市场理论的精髓要义与时代价值，深入阐发世界市场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的重要作用，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面临的紧迫时代课题，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经济思想、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举措。

马克思深刻洞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国际贸易往来逐渐频繁、全球经济联系愈益紧密的历史趋势，明确提出“世界市场”概念：“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24]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对世界市场工具属性的认识，马克思把世界市场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坐标系中，深刻认识世界普遍交往与世界市场发展的相互促进作用，洞察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趋势，将世界市场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环节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结果。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兴起之前，跨地区的商品交换现象已经存在，但“现代的世界市场”仍未形成^[25]566。直到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开辟东印度新航线，资本主义国家才用“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26]338，首次将世界连成一个整体，把西欧国家对外贸易的覆盖范围从地中海、波罗的海、大西洋沿岸地区扩大至美洲、亚洲，极大程度上促进了贸易发展和资本积累，早期世界市场初具规模。工业革命推动资本“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26]169。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逐渐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间形成工业生产与原料加工的分工体系，并在工业国家之间加强生产协作，促进世界各国紧密联系。生产力提高和国际分工的发展形成资本主义加速发展合力，有利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大规模。动力系统的革新也制造出新的交通和通信工具，促进世界普遍交往的发展，“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的世界市场”^[25]367。铁路和轮船的运用不仅缩短了人类的空间距离，推动各国对外交往，也为国际贸易提供便利，减少货物受损、运输延期等问题，提升贸易效率，为世界市场扩展注入新动力。电报电缆的创新发明消除信息壁垒，确保市场信息高效、准确传递，无线电、电话等通信技术的升级更是为世界市场的发展带来了时空压缩般的巨大影响。新型交通和通信工具的兴起让各国市场融入世界，成为世界市场形成的技术支撑和物质基础。

李嘉图在举例论述国际交换时，发现葡萄牙80个劳动力在一年生产的葡萄酒能够换取英国100个劳动力一年生产的毛呢，这不符合劳动价值论的等价交换原则。因此，他认为“支配一国诸商品相对价值的规则，不能支配国际诸商品的相对价值”^[27]。针对李嘉图的这一问题，马克思扩展了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国际价值”概念。“世界市场以商品作为国际价值的衡量单位和等价交换的基础”^[28]，通过世界市场，各个国家内部生产的商品成为国际商品，它们同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鉴于各国的劳动强度、劳动时间等存在差异，国际价值不能取决于任一国家的中等劳动强度，而要使用“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这一衡量标准^[29]645，以世界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但究其根本，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并无二致，仍是由人们的抽象劳动决定的。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让“商品普遍地展开自己的价值”^[29]166。国际价值作为劳动价值论在世界市场中的具体运用，同样解释了劳动生产率、商品价值量、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关系。根据国际价值，资本家通过提高劳动强度，保持劳动力价值随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下降，进而在国际贸易中以高于自身生产价格的国际生产价格达成交易，获取超额利润。国际价值的实现离不开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的应用。“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29]412不同国家在自然条件、生产工具、社会分工等方面存在差别，导致生产同种商品的价值也有所差异。世界市场的拓展让各国在一些领域以购入代替自产，从而更合理地分配生产资源，凭借更具生产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贸易并取得收益。马克思指出：“一个国家的强度较大的工作日，比另一个国家的强度较小的工作日，表现为更大的货币额。”^[29]600资本主义国家以强度更大的工作日创造更多国际价值，在国际交换中剥削落后国家，加速资本集中和垄断。

马克思从物质生产角度认识和分析世界市场，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开拓世界市场方面的革命性作用。资产阶级通过开拓世界市场，打破封建社会的闭塞、落后状态，为资本主义经济开辟新生路。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0]35世界市场的开拓历史首先是资本主义的生成历史，“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切萌芽的农奴等级”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劳动力，“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25]613，摧毁旧的封建所有制关系，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统治。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扩张，促进全球贸易发展，结束各地区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加深各国相互依赖程度。“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26]88资本在自由流通中不断积累，促使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改进生产技术，尽可能多地实现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但相对狭小的国内市场决定了剩余价值生产的有限性，同时也容易激化社会矛盾。资本家需要加速和扩大资本跨国流动，在世界范围内建造生产基地，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分工，生产更多剩余价值，同时“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30]35，以更加完善的产业链、价值链化解生产过剩危机，使资本主义生产得以进行。因此，拓展世界市场成为资产阶级的必然选择。世界市场为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市场的饱和资本提供了场所，在资本驱动下呈现持续扩张趋势，有效延缓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

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扩张是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市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新，大大增强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奠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地位。同时，世界市场发挥经济纽带的作用，促成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更具规模的合作往来，加快世界整体的形成，反映了全球化的历史大势。换言之，作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工具的世界市场，在破坏甚至摧毁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产业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落后国家和地区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30]683。

世界市场的扩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世界市场本身形成这个生产方式的基础。另一方面，这个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31]。世界市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准备了前提条件，不仅为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提供渠道，更是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激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动力。首先，工业发展规模有赖于市场开放程度和拓展情况。得益于世界市场形成，涌动的国内市场和激增的国外市场需求推动资本主义国家扩大工业生产规模，提升生产效率。其次，“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25]627。深入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流入，为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和物质保障，加速新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不断优化生产组织形式，持续推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工业化的完成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些先发国家的统治地位，“世界市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作用就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不断扩大规模，以适应世界市场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32]。世界市场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为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社会扎根生长提供了肥沃土壤和养分。世界市场的开辟是资本主义征服并改造世界的过程，助力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成为世界交往的中心，推动各个国家生产、生活方式变革，促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和人类社会进步。

经济全球化趋势蕴含于世界市场的发展过程之中。世界市场初具雏形时，先是国家内部“城市彼此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之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之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33]187。随着海上航线的开辟和早期简陋机器的应用，资本主义国家运用暴力手段强硬地与落后国家建立最初的经济联系。之后，世界市场不断发展，特别是在大机器生产的助力下达到空前规模。“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33]405，凭借工业资本的流通和集中强化对世界市场的控制，使得各国家、地区经济更具关联性。世界市场的形成，进一步提高了整体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结束封闭、孤立和分隔状态，促进交往、竞争与合作。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市场发展的必然走向。全球贸易产生跨国支付障碍，继而催生各国对国际流通中一般等价物的新需求。由此，世界货币形成，使商品包含的抽象劳动的价值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价值实现，不仅便利各国贸易往来，加深各国相互依赖程度，而且增强世界市场稳定性，促进全球经济增长。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出现根本揭示了“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的创立”^[34]。各国按照世界市场的经济运行规律开展经济活动，积极推动物资流通和人员交往，在经济上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全球化趋势。

世界市场的扩张虽然推动了资本积累，但也让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矛盾通过世界市场危机暴露出来，预示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30]38持续扩大的贸易规模令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中越发遭受抽象的统治与奴役”^[35]。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导致工人的劳动只会被抽象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概念存在，进而不断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无节制地压榨工人。资本的自由增殖以牺牲工人的自由发展为代价，最终，“社会所确立的那种自我毁灭机制”会被触发，成为无产阶级“对抗苦难的无意识活动”^[36]。世界市场为无产阶级的全面发展和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提供可能性，“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5]539。在世界经济活动中，无产阶级深刻认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伴随着阶级意识的觉醒而成为能动的革命的阶级。“在世界市场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这种情况甚至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这种联系的形成同时已经包含着超越它自身的条件。”^[26]55-56世界市场危机进一步暴露出资本主义的弊端，为无产阶级扬弃以资本为中介的社会关系、以殖民扩张为特征的全球主义创造条件，推动无产阶级在自觉意识下形成自由人的联合，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

“从世界市场出发，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要说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同时也要指明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37]这是马克思在揭示社会现状、阐述自己学说时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克服危机的方法就是“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30]37。这种方法终究只是缓解生产过剩问题的一时之间的权宜之计，难以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基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和必将转向共产主义的认识，马克思系统思考特殊历史环境下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对于落后国家来说，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利弊共存。一方面，落后国家的自然经济结构遭到破坏，计无付之地受制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世界市场“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0]36。另一方面，落后国家能从世界市场借鉴积极成果。以俄国公社为例，它“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38]，为俄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别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组织载体。落后国家要避免重蹈覆辙，探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就必须要在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成就的同时保持自身社会组织的独特性，以内生变革实现跨越发展。

随着世界市场继续开拓，世界市场的历史作用逐渐削弱，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生产方式成为对外压迫的手段，而经济全球化在强化国家联系的同时加快了资本主义剥削全球化进程，造成阶级矛盾的全球性转移。对于经济根基不稳固、经济结构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世界市场的全球性竞争会造成更加猛烈的产业冲击和社会问题，威胁世界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西方国家带来高速经济增长，但其内在矛盾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引发经济危机，加剧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削弱落后国家的抗风险能力。第一，经济危机造成巨大经济破坏。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在社会生活中全面展开，加剧个人之间的利益对抗，而“激烈的对抗会产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之否定”^[39]。资本扩张本性导致资本家无序竞争和盲目生产，破坏正常经济秩序和社会生产力。“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29]522，最终因市场缩小而瘫痪。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阿喀琉斯之踵”，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通过世界市场转移危机还是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缓解危机，都只能是扬汤止沸。单个市场危机会以多米诺骨牌效应传导至全球，从1825年的经济危机到20世纪80年代的滞胀危机，到21世纪初的国际金融危机，再到2020年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世界市场危机说明全球经济的脆弱性不可忽视。第二，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生产链迫使发展中国家形成依附式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全球生产过程，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贸易长期获利，并向落后国家施加“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29]273。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发展中国家往往承接纺织、制鞋、电子代工等低端环节产业，牺牲本国的工人健康和自然环境来获取仅有的20%~30%价值，难以掌握前沿核心技术和形成多元化产业结构，限制本国经济发展潜力和国际贸易影响力。总之，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增长与落后国家的贫困积累是同步发生的，最终造成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

马克思指出，资本越是发展，“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26]169。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不断占有空间、生产空间的结果。同时，资本主义的存续发展离不开对空间的改造和重构，“资本让一切空间都为自己的增殖服务，让一切空间都布满增殖法则”^[40]。世界市场任由资本冲破空间限制，必然扩大社会不平等。首先，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内含着资本对空间生产的征用和僭越”^[41]。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本通过在各部门之间转移并不断扩大，实现与劳动力、土地空间结合。资本积累的过程也就是资产阶级抢占土地空间的过程，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资本主义空间与非资本主义空间的对立日益激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呈现为“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世界经济便划分为中心国家和边缘地区”^[42]。处于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将空间纳入生产过程，控制空间资源，主导世界经济格局与秩序，压制和剥削边缘地区，加剧全球南北差距。其次，资本主义空间的无序扩张意味着对别国生存机会的无视和倾轧。“资本主义重塑人类社会的政治权力和规则体系，其显性表征就是主导国家之间的复杂博弈和强国对弱国的支配关系。”^[4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主导规则制定，巩固空间垄断优势，不仅主导自然空间生产，使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沦为资本剥削的工具，而且控制数字空间的信息流动与传播。它们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情况，倚仗生产力水平和科技优势实施关税壁垒、贸易壁垒，特别是推行绿色壁垒，打着气候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幌子制定严格环保标准来限制他国产品的进口，导致发展中国家缺少技术和资金支持，难以自主开拓世界市场。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拥有霸权的国家屈指可数。霸权国首先凭借技术革新取得生产效率优势，垄断相关产业的世界贸易，确立商业领先地位，进而控制国际支付体系和货币市场，达到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目的。自世界市场形成以来，各国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在平衡中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以争夺霸权、瓜分世界为目标，把跨国公司作为实施霸权的工具，借此进入其他市场以获取经济利益和实现政治目标，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更是高度实施垄断、抑制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打压其他经济体技术创新。一旦感受到其他国家崛起的威胁，资本主义国家虽自恃“样板”和“灯塔”，但仍“使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市场，其目的是‘校正’市场行为与霸权护持之间的不一致”^[44]，企图独占世界市场。当代社会，科技竞争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资本主义国家更加频繁地在高科技领域实施技术封锁、长臂管辖，遏制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进步，破坏人类全球化发展进程。其一是将知识产权“武器化”，利用规则制定权、不平等协议拿捏发展中国家；其二是泛化国家安全，对发展中国家的高科技企业实施技术断供、严格审查和单边制裁等手段，以签证期限及人才审查等理由阻扰其他国家科技人才的学术交流和研发活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掌控标准设置权意味着“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构建了一条技术落后国家难以逾越的鸿沟”^[45]，最终必然阻碍人类科技进步和世界市场平稳发展。

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中推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在兜售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代表的文明观使资本主义国家坚信西方文明是全球文明的“领头羊”。凭借全球工业文明和宗教文化的遮蔽，“西方中心主义”成为一种国际意识形态倾向，严重影响欠发达国家经济文化发展，导致“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46]。首先，实施意识形态输出。“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47]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资产阶级行使权力的基础和手段，在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殖民活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经济控制、政治扶植等方式输出意识形态，控制人们从被动接受思想灌输到主动接受思想引领，强势占领人们的精神阵地。资本主义从天然的种族优越感中衍生出文化优越感，宣扬标榜自由、民主、进步、人权的自由主义，以普世主义垄断话语霸权，断言资产阶级价值观是适用于全人类的价值观。其次，削弱别国文化主权意识。以世界市场为依托，资本主义国家以文化工业作为其文化价值观的传播载体，长期通过媒介渠道推送由标准化取代个性化、由齐一化取代差异化、由程式化取代创新化的文化产品，既消解民众对资本主义和现实生活的反抗意识，又强化民众对内含价值观的接受与认同。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公共关系产业这一“专业地操纵舆论、发动舆论战争的‘指挥部’”^[48]，抹黑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制度，严重破坏各国文化的独立性和多样性，阻碍世界文明健康发展。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又蕴含机遇，人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机会和条件破解世界市场的现实困境，推动世界市场成为更加公正、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合作交流平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49]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非社会制度、价值观、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输出，而是引领世界走出当下交往危机、重塑世界市场秩序的中国智慧，也是促进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战略。

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在维护世界市场秩序、推动全球合作与发展中的作用是举世公认的。中国作为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和践行者，坚定支持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权威地位，反对小院高墙、脱钩断链、贸易制裁、科技制裁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行径，为世界市场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首先，中国始终坚持践行联合国宗旨和宪章。中国支持联合国积极作为，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倡导各国聚焦“新和平纲领”和“未来契约”，加强全球发展领域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国作为联合国改革发展的支持者，注重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号召力，大力倡导增强联合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提升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事务中的发言权，维护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塑造开放、进步的世界市场。其次，中国坚定遵守和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积极参与贸易规则谈判和推进组织改革，处理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瘫痪的问题。在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制裁行径时，中国坚持发挥世界贸易组织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方面的重要作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理合法权益，倡导团结合作，努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公正有序的世界市场营造稳定包容的制度环境。

当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50]，对世界市场发展、世界经济秩序重塑造成严重影响。和平的国内国际环境是各国发展的重要保障。坚持以“全球安全倡议”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基，推进解决全球治理体系效率低下、传统治理模式难以应对全球挑战等问题。第一，重构价值导向。摒弃个别西方发达国家追求自身绝对安全的思维模式，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现“破圈”交流，共同面对治理难题。第二，强调治理主体的平等地位。各国无论强弱、大小，都应坚持本国的发展道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治理体系改革中凝聚合力、发挥作用。第三，创新机制和规则。各国应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积极完善国际规则、构建有效安全架构保障各国的安全利益。第四，搭建有效协商平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通过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政策推动制度型开放，倡导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亚投行，进一步推动多边金融机构改革，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话语权，为塑造世界市场新秩序奠定重要基础。第五，重视治理责任分配。各国要共同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承担治理责任，避免相互推诿和信任危机影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世界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向世界各国展示现代化新路径，激励“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现代化新选择。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不懈追求，坚持以全球发展倡议催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澎湃能量，经由“一带一路”倡议传递给“全球南方”国家，吸收转化为其内在力量。首先，坚持把发展置于首要位置，推进各国实现持续、稳定、长期的发展合作。中国实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规划的对接，如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等，加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为深入合作打下基础。其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合作成果造福共建国家人民，改善共建国家参与世界市场的条件。中国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中老铁路、尼日利亚自动化港口等工程为区域互联互通注入活力，不仅为当地人民创造众多就业岗位，更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先导性作用。再次，坚持普惠包容，缓解共建国家发展资金瓶颈。中国积极完善金融服务网络和合作机制，设立丝路基金、“一带一路”专项贷款等满足共建国家的融资需求，为各国重大项目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最后，坚持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加强南南合作，缩小南北差距。中国大力培养高素质人才，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不断优化贸易结构、拓宽贸易领域，在优势互补中实现共同发展，并开展“丝路电商惠全球”主题活动，吸引近百个国家参与，达成200余项合作意向，为中小企业和农民利用电子技术融入全球市场提供便利渠道。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开放包容的伙伴精神。“中国率先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51]，并将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建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伙伴框架内携手各国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为重塑世界市场秩序提供思想指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始终立足于各种肤色人群共同生活、各种语言文化相互交流、各种利益需求相互交织的现实基础，倡导“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和谐共生、合作共赢”^[52]。世界各国的不同文明和谐共生、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市场发展绘制绚烂画卷。坚持以“全球文明倡议”涵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源泉，为构建规范合理的世界市场秩序提供价值导向。首先，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理解不同文明共生并存的意义。各民族文明都是世界文明宝库的璀璨明珠，莹莹之光，灼灼其华，散发着文化交流的强大吸引力。其次，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认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力量。世界市场持续运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环环相扣，世界各国更需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相连接，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平等交往基础上跨越语言、思维障碍，实现文明的多样交流、融合进步。最后，注重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对于本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要深入挖掘其内在精神思想和文化特色，融合新时代叙事方式，创造出例如《黑神话》系列游戏的数字文创产品和优质跨文化对话载体，推动楚雄彝绣等传统工艺和中国影视剧作品出口至海外市场，实现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文化与科技的多重结合，以中国故事引发全球共鸣。对于不同国家的文化，更要取其精华，通过建立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创建文明交流合作平台，深化文化项目合作，促进世界文化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推动国际环境呈现更加开放包容的特点，推动世界市场在文明多元交融中迸发新的活力。

世界是全球人民的世界，世界市场也是世界人民的市场，从历史看，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和基础，世界市场中的经济互动促进了全球分工的发展，实现了各国生产的优势互补，把各民族、国家和地区联结为命运共振、联动发展的共同体。从现实看，世界市场是推动各国人民普遍交往、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绝不是个别或少数国家、集团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的私有领地。事实证明，世界市场是柄“双刃剑”，风险挑战与发展机遇并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本国优先’的角度看，世界是狭小拥挤的，时时都是‘激烈竞争’。从命运与共的角度看，世界是宽广博大的，处处都有合作机遇。”^[53]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国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生深刻的变化；新时代以来，针对外部制裁加剧的局面，中国更是加大开放力度，倡导全球互利合作，破解制约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卡点、堵点，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指引中国对外交往的核心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彰显丰富人类情怀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54]，指引中国提出并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战略构想，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重塑世界市场秩序，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稳定外部环境和强大战略引领。不难预期，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会更加深入人心，推动世界市场朝着更加开放包容、互利互惠的方向发展，指引人类社会走出种种逆全球化的阴霾，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