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旅融合是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农户是农旅融合的直接参与者和关键利益群体。从理论上看，农旅融合通过产业交叉赋能，有效促进农户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及财产性收入的多元化增长，全面推动家庭总收入显著提升。这一过程主要通过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户内生动力来实现。因此，农旅融合被视为推动农村经济转型升级与农户增收的关键途径。

农旅融合整合农业资源与旅游业要素，形成“农业为基、旅游赋能”的增收机制，显著推动农户家庭总收入的跃升，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供长效支撑。具体来看，农旅融合的不断深入，催生了餐饮住宿、导游服务等多元就业岗位，促使农户从传统务农转向技能型服务供给，同时配套产业带动非农就业溢出，为弱势群体创造灵活增收机会，显著增加其工资性收入^[29]。同时，农旅融合将农业产业链与旅游产业链有机结合，直接带动农村地区餐饮、住宿、交通、购物、文娱等相关产业发展，推动农产品向体验服务、文化商品转型，并借助品牌化与定制化实现溢价收益，有利于增加农户经营性收入^[30]。此外，农旅融合通过盘活闲置农房、土地流转入股、生态资源价值化等途径，将“沉睡资产”转化为持续收益来源，激活资源资本化潜力，进一步提升农户的财产性收入。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农旅融合能够有效促进农户增收。

农旅融合主要通过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户内生动力推动农户增收。

农旅融合通过构建利益联结机制赋能农户增收。农旅融合构建了多层次利益联结机制，将农户深度嵌入产业链并强化其收益权，实现从“被动参与”向“主动受益”的转型升级^[31]，系统性赋能农户增收。该机制不仅保障了农户的经济利益，还提升了其经济收益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农户全面小康提供了有力支撑。首先，农旅融合鼓励农户将其土地经营权、房屋、集体土地、扶贫资金等产权要素入股至农民合作社或相关经营组织中，通过入股分红的方式，确保农户能够长期享受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实现了资源、利益与责任的共建共享。其次，农旅融合项目优先考虑将农户，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劳动力，纳入产业组织和产业链中，进而有效带动农户参与产业发展并分享其成果。最后，农旅融合强化了“龙头企业+农户”和“加工企业+农户”的产销对接机制，不仅稳定了农业产业链的产销合作关系，更通过订单农业模式的推广形成了双重保障机制。

农旅融合通过夯实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农户增收。推进农旅融合发展，需要加快补齐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短板^[32]，核心在于巧妙融合农业与旅游元素，重塑乡村风貌，并大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与交通网络。农旅融合战略对乡村基础设施提出了全新标准，强调交通网络的通达性、公共设施的便捷性以及信息网络的全面覆盖，这极大促进乡村的整体环境美化、服务品质升级。一方面，基础设施完善能够显著提升乡村旅游的吸引力，游客数量增加直接带动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为农户提供了多样化的增收机会。另一方面，农村地区投资吸引力也随之增强，农村地区发展潜力被逐步挖掘，投资者愿意将资金投入到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领域，为农村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为农户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此外，基础设施建设直接提升农户生活品质，使农户日常生活更加便捷高效，这间接增强了农户的增收能力，使其更加有能力抓住发展机遇，实现增收致富。

农旅融合通过增强农户内生动力赋能农户增收。农旅融合构建了全新的产业发展格局，促使农户从内心深处萌发积极向上的发展意愿和创新能力。农旅融合不仅要求农户加强对本土资源与文化的认知与思考，还鼓励农户主动学习和应用现代化的经营理念与技术手段，以适应并引领市场需求变化。同时，为了提升乡村旅游的吸引力与竞争力，农户被激励主动改善和优化乡村居住与旅游环境，注重乡村风貌的整治与美化，加强乡村环境的卫生管理与生态保护，以打造更加宜居宜游的乡村空间。此外，农户努力提升旅游服务的质量与效率，通过接受专业培训、引进先进设备以及优化服务流程，力求为游客提供个性化、高品质的乡村旅游体验。在此过程中，农户将增强自主发展动力，积极寻找和拓展增收渠道，参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效率，并注重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不仅增加了经济收益，更为乡村繁荣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说：

(H2)：农旅融合通过构建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农户增收。

(H3)：农旅融合通过夯实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户增收。

(H4)：农旅融合通过增强农户内生动力促进农户增收。

重庆市合川区地处四川盆地东北部，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城市。本文选取合川区作为西南山区农旅融合研究的典型样本，主要基于3方面特征：其一，农旅产业协同发展特征显著。合川区依托“三江汇流”的生态本底和“巴渝古城”的文化资源，形成了以钓鱼城农文旅综合体、涞滩古镇田园综合体为代表的“农旅+文化”融合模式，以及以友军生态园、龙市友军生态农业园为典型的“农旅+生态”融合模式。其二，城乡融合发展趋势显著。2024年合川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 116元，高于重庆市平均水平(22 22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8 474元，接近重庆市平均水平(49 778元)，表明合川区作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区，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其三，区域代表性突出。合川区兼具山地、丘陵、平坝3种地形，农村人口占比达62.3%，其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挑战在西南地区具有典型性，可为同类型地区提供可复制的经验参照。

本文数据以2024年为评估时节点，选取合川区内5个“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村”(竹山村、亭子村、骑龙村、江北村、飞龙村)，同时随机抽取该区内其他30个行政村，共计35个行政村。在此基础上，采用两阶段抽样法：第一阶段按村域面积将样本村划分为3~5个地理单元，第二阶段在每个单元内随机抽取20~40户，共发放问卷3 713份。运用Stata16.0进行逻辑校验，剔除关键变量缺失超过20%的无效问卷147份，最终保留有效问卷3 566份(实验组545份，对照组3 021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1%。

为了厘清农旅融合对农户收入影响的效应，需要分别考察农户家庭纯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增收效应。同时，基于问卷中“是否参与农旅融合项目”题项的截面数据，构建二元虚拟变量。具体而言，将参与农旅融合的受访者划入实验组(Treatment Group)，赋值为1，将未参与农旅融合项目的农户纳入控制组(Control Group)，赋值为0。

本文基于相关理论和前期研究，遵循以匹配效果为核心的选择逻辑，依据所有能同时作用于处理变量与结果变量的混杂因素均应被纳入匹配变量考虑范围的关键原则，经过多次实践尝试与调整，最终确定了2种类型9个匹配变量，分别是户主特征(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健康程度、家庭耕地面积)与户主所在村落特征(村规模、村收入、人均耕地面积、村庄类型)，其中户主文化程度根据户主接受教育的程度来衡量，家庭耕地面积根据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衡量。这些变量被用作倾向得分匹配的协变量，以优化匹配过程。

农户增收需“多管齐下”，既要构建外部推力，通过“利益联结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确保产业链增值收益向农户倾斜，也应改善基础设施，如改善农村交通、水利及信息网络，为农产品外销和乡村旅游创造条件。同时，不可忽视内在激励，即通过技能培训、政策引导和典型示范，激发农户参与农旅融合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因此，本文将是否有企业或个人带动、入户道路是否硬化、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设置为衡量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及增强农户内生动力的指标，深入剖析其对农户收入增长的作用路径。

本文选取家庭劳动力水平，即家庭成员劳动力水平之和作为衡量农户人力资本的影响变量。家庭成员劳动力水平赋值办法如下：对因身体原因(残疾、患病等)只能从事简单劳动生产或身体健康但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劳动力，赋值0.5；年龄在16~60周岁且身体健康但不具备专业技术的劳动力，赋值1；对具有一门及以上专业技术的劳动力，赋值1.5。本文将住宅与村主干道距离作为衡量农户自然条件的影响变量，并按照抽样农户住宅与村主干道距离来衡量。本文各变量的赋值说明与描述性统计见表 1。

本文剖析农旅融合赋能农户增收的影响效应，但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几个核心问题。

首先，农户参与农旅融合的行为并非偶然，而是受到个人特征、家庭背景及社会环境等多重复杂因素的驱动，形成一种“自选择”过程，并可能伴随不可见的因素共同作用于农户的选择与收入水平。这种样本自选择及由此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可能导致模型估计偏离真实情况。

其次，能够观测到农户参与农旅融合后的收入状况，但无法得知未参与时的收入水平，同样也无法预测未参与农户若参与农旅融合可能获得的收入，这构成了“反事实缺失”的问题。这种信息缺失使得样本选择可能偏离随机性，进一步增大估计误差的风险。

再者，即便处于相似的外部条件下，由于存在未观测到的个体差异，农户可能依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做出不同决策，从而获得不同收入，这种异质性将显著提升准确评估农旅融合效果的复杂性。这些问题所带来的影响是显著且不可忽视的。

鉴于以上问题，为了更准确地评估农旅融合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对农户的收入进行更为科学的估计，并建立如下的计量模型：

式中：i表示不同的农户；Y_i表示农户i的家庭收入；D_i表示农户i是否参与农旅融合项目，若参与则D_i=1，否则D_i=0；X_i是农户i可观察的户主特征以及户主所在村落特征变量；α₀是常数项；ε是随机干扰项；α₁和α₂是待估参数。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计算平均处理效应的步骤包括：首先，根据研究背景和理论支撑选择一组合适的协变量；其次，利用这些协变量估计每个个体接受处理的倾向得分；然后，基于倾向得分，采用合适的匹配策略将实验中与控制组中的个体进行配对；最后，根据匹配后的样本计算平均处理效应(ATT)，以评估处理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其表达式是：

本文选用k近邻匹配、卡尺内k近邻匹配、半径(卡尺)匹配和核匹配。这些方法的选择旨在从不同角度捕捉数据间的关联性，从而提高匹配的质量和分析的深度。需说明的是，由于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数量比例显著不均衡，将k设定为4来更好地平衡两组之间的数据分布，从而最小化均方误差，提升匹配结果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卡尺范围设定为0.001。

为考察农旅融合对农民增收可能存在的中介作用机制，检验研究(H2)、(H3)、(H4)，在倾向匹配结果的基础上，引入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及增强农户内生动力3个中介变量。

式中：Mediator为中介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β₀是常数项；β₁和β₂是待估参数。(1)式表示农旅融合对农户收入的总效应，(3)式表示农旅融合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效应。

在倾向得分匹配(PSM)分析中，共同支撑域指的是实验组与控制组在倾向得分上共有的重叠区域。只有当样本在这一重叠区域内得到良好匹配时，才能确信PSM方法有效地平衡了两组之间的可观测协变量，从而减小选择偏误，使估计更为准确。限于篇幅，仅以k近邻匹配法匹配的结果为例。如图 1所示，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倾向得分分布图呈现出广泛的重叠，意味着匹配过程成功地将具有相似倾向得分的个体配对在一起，并进一步暗示了匹配后的样本在协变量分布上实现了良好的平衡，共同支撑条件得到满足。

如图 2所示，匹配后大部分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都有所降低，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各协变量的整体标准偏差均在10%范围内，表明经过匹配后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匹配变量上的差异得以消除。此外，表 2显示，控制组虽损失474个样本，仍然保留了2 547个匹配样本与实验组的543个样本进行匹配，表明匹配效果良好。

为确保倾向得分匹配结果的可靠性，进行平衡性检验，对伪R²、卡方、P值、偏差均值、中位数偏差和R值进行分析(表 3)。整体来看，所有样本匹配后伪R²、卡方、偏差均值、中位数偏差和R值均显著下降。伪R²从匹配前的0.035显著下降至匹配后的0.003~0.007；卡方由匹配前的106.54显著降至4.38~11.05；P值由匹配前的0升至0.273~0.885；偏差均值从匹配前的11.4降至3.3~5.3；中位数偏差从匹配前的8.8降至3.4~6.2，总偏误有效降低；所有样本匹配后R值均在[0.5，2]。上述检验结果表明，匹配显著降低了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匹配变量的差异，满足了平衡性假定，样本匹配比较成功，匹配后的农户基本一致。

按照前文的理论分析，参与农旅融合会引起农户收入增加，即测算农旅融合对农户家庭纯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估计结果(表 4)显示，运用4种不同方法匹配后所得计量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样本数据的稳健性良好。为便于实证分析，择定其算术平均值表征影响效应。从4种匹配方法测算结果的平均值来看，如果没有参与农旅融合，2024年合川区样本农户家庭纯收入平均值为6.544万元，参与农旅融合后，其家庭纯收入平均值增加到7.215万元，表明在解决样本的选择性偏差和有偏估计后，参与农旅融合会促使农户家庭纯收入显著提升0.671万元，增幅为10.25%。因此，(H1)得到验证。

具体来看，若未参与农旅融合项目，农户工资性收入平均值为4.867万元，经营性收入平均值为0.983万元，财产性收入平均值为0.071万元。参与农旅融合后，工资性收入增加到5.425万元，财产性收入增加到0.129万元，分别增加了0.557万元，0.057万元，增幅为11.44%、80.28%。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了农旅融合赋能农户增收的显著效应，依托项目创造的多元化就业岗位及技能培训体系，有效增加了工资性收入。同时，参与农旅融合项目通过资源要素流转和政策红利释放，显著提升了农户财产性收入，反映了农旅融合产业新发展正在逐步使农民分享农村经济发展红利成为现实。值得注意的是，农旅融合对农户经营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与前期的理论分析并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当前农旅融合项目主要以企业或项目方为主导，龙头企业实质掌握项目规划权和收益分配权，客观上形成了“强企业—弱农户”的利益联结格局，导致农户在项目中更多扮演“劳动力”角色，而非“生产要素”角色，增收效应更多地体现在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上，从而导致经营性收入未显著增加。

为了验证农旅融合赋能农户增收的内在机制，本文采用与文献[33]相似的方法，进一步通过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及增强农户内生动力3个机制变量，对农旅融合赋能农户增收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在前文匹配结果的基础上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具体论证如下。

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有助于推动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在探索农民增收与农村经济繁荣的路径时，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可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农村经济活力、直接提升农户收入水平。众多实践与研究均指出，建立健全的利益联结机制是促进农户增收的核心要素，例如：文献[34]指出农社利益联结深化可以增强合作社的增收效能；文献[35]指出各村集体应积极推行多种联农带农的利益联结模式，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和农民共同富裕。表 5“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列显示农旅融合对利益联结机制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农旅融合能够构建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进而显著提高农户收入水平。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在探讨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生活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具有深远影响。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例如，文献[36]指出基础设施对农户收入的增收作用显著，良好的基础设施能够为农户的生产生活提供便利，从而提升农户生活满意度，使农户在教育、医疗、文化等各方面都能得到更好的保障和发展。文献[37]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可促进要素流通，为农村居民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和创业空间，进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表 5“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列显示农旅融合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农旅融合能够夯实基础设施建设，进而显著提高农户收入水平。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背景下，农户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主体，其内生动力的培育与激发，正逐渐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户收入的关键因素之一。这是因为，只有当农户自身具备了强烈的内生动力，才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各项实践中，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和能动性，挖掘农村的资源潜力，推动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关领域的学者也普遍认为农户内生动力是显著增加农户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例如，文献[38]指出激活农户的内在动力并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对于达成共同富裕目标及推动乡村经济全面发展至关重要。表 5“增强农户内生动力”列显示农旅融合对农户内生动力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农旅融合能够增强农户内生动力，进而显著提高农户收入水平。

综上所述，假说(H2)、(H3)和(H4)获得了验证。

农旅融合促进不同人力资本禀赋家庭农户就业的能力与强度不同。自然资源禀赋不同的家庭对非农生产投入的劳动力不同，可能导致农旅融合促进农户增收的效应不同。为此，本文从人力资本禀赋和自然资源禀赋两个方面考察农旅融合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异质性。

本文主要从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两个方面考察不同人力资本禀赋下农旅融合增收效应的异质性，为此，将家庭劳动力的水平和户主的文化程度分别作为衡量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的指标。按样本农户2024年的家庭情况，将家庭劳动力水平按低于和高于平均值(样本农户家庭平均劳动力水平为2.02人)的标准进行划分，将户主文化水平按初中及以下和初中以上的标准进行划分，并由此进行PSM回归。

由表 6可知，从人力资本数量来看，当家庭劳动力水平高于均值时，农旅融合对家庭纯收入存在显著的增收效应，说明农旅融合对农户收入的影响需在农户家庭劳动力水平高于一定阈值时才出现显著增收效应。当家庭劳动力水平低于均值时，农旅融合仅对农户财产性收入有0.089万元的增收效应。原因可能是农旅融合实际存在门槛效应，需要一定的资源投入才能出现显著的增收效果。当家庭劳动力水平较低且人力资本不足时，农户可能无法承担其他投入，或者即使投入也无法获得足够的产出，从而无法实现显著的增收。但因家庭劳动力水平低，更多的闲置资产可转换为财产性收入，使得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增收效应更为显著。同理，从人力资本质量来看，农旅融合仅对初中及以下农户群体的家庭纯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存在显著增收效应，而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的组别的增收效应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文化程度高的农户就业面宽，会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其他收入渠道，农旅融合对文化程度高的农户的吸引力和带动能力不强，且这部分群体对家中闲置资产利用度关心程度较低。但对文化程度低、就业面窄的农户则可以通过农旅融合增加个人的收入，进一步增加家庭纯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本文主要从耕地资源与旅游资源两个方面考察不同自然资源禀赋下农旅融合增收效应的异质性，为此，将家庭耕地面积和住宅与村主干道距离分别作为衡量耕地资源与旅游资源的指标。按样本农户2024年的家庭情况，将耕地面积和住宅与村主干道距离按低于和高于平均值(样本农户家庭平均耕地面积为0.984 hm²/人；样本农户距村主干道平均距离0.76 km)的标准进行划分，并进行PSM回归。

由表 6可知，只有当家庭耕地面积低于均值时，农旅融合才存在显著增收效应，对家庭纯收入的增收效果为0.606万元，对工资性收入的增收效果为0.594万元，对农户的财产性收入较高于均值的家庭耕地面积有更显著的增加效应。当耕地资源有限时，农户在农业生产上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但在乡村旅游等服务业上可能展现优势。由于农业生产率普遍低于其他产业，农户们转向非农产业就业往往更能提升收入^[39-40]。这一结果反映农旅融合在提升农业生产率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需进一步发挥农业旅游的独特优势，以实现更加全面和可持续的农村经济发展。同理，从住宅距村主干道的距离远近来看，农旅融合仅对住宅距离村主干道低于均值的家庭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存在显著增收效应。原因可能是住宅距离村主干道较近的家庭因交通便利，能更有效地参与农旅融合项目，其土地、房屋等资产也更易得到有效利用和增值。

稳定并提高农户收入是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前提。当前农旅融合在农村地区已逐步推广，但农旅融合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与作用路径尚不明确。为此，本文构建了农旅融合赋能农户增收的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基于重庆市合川区3 566个农户信息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识别了农旅融合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探究其作用机制与影响异质性。得出如下结论：

1) 农旅融合显著增加了农户收入，但对经营性收入并无显著增收效应。

2) 利益联结机制、基础设施建设及农户内生动力在农旅融合赋能农户增收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3) 农旅融合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在人力资本禀赋和自然资源禀赋上均表现出显著异质性，其中农旅融合对劳动力水平较高(2.02及以上)和文化水平较低的家庭均具有较好的增收效果；拥有更少耕地资源的农户可以灵活地投身于乡村旅游，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且住宅距村主干道不高于0.76 km的农户增收明显。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出如下启示：

1) 总体上看，农旅融合有利于农户增收，但增收机制呈现显著的结构性分化特征，其中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受益明显，而经营性收入未受到显著影响。基于此，在后续推进农旅融合时，首先需在坚持农户意愿的基础上，通过技能培训、政策引导和典型示范等方式引导农户积极参与农旅融合；其次，需重点关注农旅融合项目对农户经营性收入的提升效应，一方面，鼓励企业让渡部分项目股权由村集体代持并量化至农户，以此增强农户参与农旅融合项目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加大对农户经营性活动的扶持力度(如提供专业技术培训、资金扶持等)，最终形成企业专业运营与农户深度参与的共生型增值分配体系，以全面提升农旅融合的增收效应。

2) 农旅融合通过构建利益联结机制，确保农户能够公平分享农旅融合带来的收益，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激活农村经济活力；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以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为农旅融合奠定坚实基础；增强农户内生动力，借助政策引导和技能培训等手段，充分激发农户参与农旅融合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这些举措将共同助力农旅融合战略赋能农户增收，推动农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3) 农旅融合的增收效应在家庭劳动力水平高、文化程度低、耕地资源少和距主干道近的农户群体中更为显著，故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可优先鼓励家中劳动力水平较高、住宅距离村主干道近的农户参与农旅融合；二是组织农户实地考察并分享成功经验，在无法改变其劳动力水平的现实约束下，通过提供优质的工作机会与发展平台来提升农旅融合对高文化水平人群的吸引力；三是深入挖掘农业旅游的多元价值，引入现代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优化农旅项目管理，实现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