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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生的心理建设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技术技能型人才储备的效能，然而，该群体呈现出显著的心理健康高风险特征。大量研究表明，中职生在成长过程中常面临学业压力、职业迷茫、人际冲突及家庭支持不足等多重挑战，由此引发的心理适应困难和问题行为日趋严重[1-2]，其中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行为的高发特征更凸显了这个群体心理健康教育的紧迫性与特殊性[3]。NSSI是指个体在没有意识到自杀意图的情况下，故意、直接地伤害自己身体组织的行为[4]。研究显示，在中职生群体中，有NSSI的比例高达57.2%[3]，显著高于普通青少年群体[5-6]。现有关于NSSI的研究多集中于普通中学生，对中职生这一特殊群体的探讨较为有限。
受欺凌经历被认为是NSSI的重要社会情境风险因素[7-8]。研究指出，长期遭受忽视、排斥或伤害的青少年更易通过自伤行为来应对情绪痛苦或表达内在无力感[9]。中职生因人际关系基础薄弱、自我效能感较低，受欺凌发生率普遍较高[10]，且受欺凌所带来的心理伤害在该群体中更容易演变为高度隐蔽的自伤行为。因此，受欺凌的中职生不仅是NSSI的高风险群体，也可能是最容易被忽视、最需要被干预的“沉默人群”。
另外，童年期不良经历也被广泛视为NSSI的重要风险因素[11-12]，指个体在0~18岁所经历的实际或潜在的创伤性事件(包括身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身体忽视、情感忽视或家庭功能障碍)[13]。NSSI综合模型认为，童年期不良经历会削弱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与应对资源，进而提升其在情绪痛苦时以自伤方式调节情绪的可能性[4]。例如，不少研究发现，童年期不良经历与NSSI存在正向关联[11, 14-15]。还有研究指出，个体暴露于任何童年期不良经历之中其NSSI风险会增加2.7至6.1倍[16]。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童年期不良经历在与NSSI的关联强度上可能存在差异。一些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童年期不良经历，情感虐待在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中的作用更为突出[17-18]。一项元分析也表明，情感虐待、性虐待、身体虐待、身体忽视和情感忽视与NSSI的关联强度的确存在差异[12]。尽管部分研究已尝试从不同类型及角度探讨童年期不良经历与NSSI之间的关系[19-21]，但系统比较各类型不良经历与NSSI关联大小的研究仍较为有限，尤其是在受欺凌中职生这一NSSI高风险群体中。
尽管童年期不良经历被证实与受欺凌中职生的NSSI显著相关，但这一关系在不同个体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影响童年期不良经历与NSSI之间关系强度的调节因素。基于现有研究与理论背景，本研究将关注性别与留守经历这两个关键变量的调节作用。
首先，性别是影响青少年情绪反应和应对方式的重要个体特征[22]，可能影响童年期不良经历对NSSI的影响。有研究表明，相较于男性，女性在面临创伤性经历时更易表现出心理和行为问题，如情绪低落、自我伤害等[12, 14, 23]。然而，也有研究未发现童年期不良经历与非自杀性自伤的关联存在性别差异[24]。可见，当前关于性别是否调节童年期不良经历与NSSI关系的结论尚不一致，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其次，留守经历也可能在童年期不良经历与NSSI之间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根据生态系统理论[25]，家庭是青少年发展的关键微观系统。对于中职生而言，留守经历意味着长期与父母分离、缺乏稳定的家庭支持与监护，这可能削弱其应对不良经历的资源和能力。当遭遇童年期创伤时，留守中职生更可能因无法获得情感支持而采取自伤等非适应性行为作为情绪应对手段[26]。此外，累积情境风险模型指出，个体承受的多重风险因素可能产生叠加效应，显著加剧其心理与行为问题[27]。童年期不良经历与留守经历的共存，正构成了这种叠加效应，或将进一步加剧受欺凌中职生NSSI的发生风险。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聚焦受欺凌中职生这一高风险群体，考察其NSSI的发生现状。在此基础上，研究将以童年期不良经历为切入点，探讨其与NSSI之间的关联，并进一步探索不同类型不良经历与NSSI的关联强度。最后，本研究还将考察性别与留守经历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以识别影响个体自伤行为的关键背景变量。通过上述分析，旨在锁定高风险群体，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NSSI干预提供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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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法，对重庆市某职业教育中心的学生开展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 717份，回收有效问卷3 533份，有效率为95.05%。其中，有1 496名参与者报告存在受欺凌经历，该子样本的平均年龄为16.58岁(SD=0.91)，有留守经历的415人。被试还报告了性别、年级、生源地、父母受教育程度、留守经历等人口学信息，具体情况见表 1。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高三学生的学业任务较重，学校管理严格，本研究未对其进行调查。本研究得到了重庆文理学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批准号：CQWLDF0025)，所有被试均被告知研究目的并表明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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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查问卷》中校园欺凌调查的题项[28]，了解被试遭受欺凌的情况。询问被试“在过去30天里受到过何种形式的欺侮”，包括“被恶意取笑、被索要财物”等7种形式。每题回答“从未”“偶尔”“经常”，若被试回答“经常”或“偶尔”，则被认为受过该类型的欺凌，“只要受到过1种及以上类型校园欺凌的学生”，被定义为“遭遇欺凌者”。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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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儿童期创伤问卷(CTQ-SF)[29]调查被试的童年期不良经历。该量表共有28个题项，包含情感忽视、情感虐待、躯体忽视、躯体虐待、性虐待等5个维度。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范围从1(从不)到5(总是)，得分越高，童年期不良经历越多。CTQ-SF在中国样本中显示出良好的可靠性和有效性[30]。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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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万宇辉等[31]编制的青少年NSSI行为评定问卷。本研究使用其中12个自伤行为题项，询问被试“在过去一年里，是否有故意伤害自己的行为”如“故意掐伤自己”“故意割伤自己”等。量表采用Likert 3点计分，范围从0(从未)到2(经常)，得分越高则个体的自伤行为程度越高，若总分大于0，则个体有“自伤行为史”。该问卷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有较好的信效度[32]。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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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施测前，心理学专业的调查人员首先与学校取得联系，并组织学生召开知情说明会，向其介绍本研究的目的、内容及相关安排，并确定具体施测时间。正式施测时，调查人员进入各班教室现场发放问卷，由班主任协助维持秩序。调查人员统一向学生宣读指导语，强调问卷填写的匿名性与保密性，在获得学生知情同意后开始施测。问卷由学生现场独立完成，调查结束后当场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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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以了解受欺凌中职生的NSSI现状，并采用卡方检验(χ2)比较不同人口学特征群体中NSSI的发生率差异。其次，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考察童年期不良经历及其各维度与NSSI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比较不同类型不良经历对NSSI的关联强度。最后，基于Hayes所开发的PROCESS插件(Model 1)，分别检验性别与留守经历在童年期不良经历与NSSI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1.1. 研究对象
1.2. 研究工具
1.2.1. 校园欺凌问卷
1.2.2. 儿童期创伤问卷
1.2.3. NSSI量表
1.3. 研究过程
1.4.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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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 496名遭遇过校园欺凌的中职生中，有775人存在自伤行为，检出率为51.80%；2 037名未遭受校园欺凌的中职生中，有604人存在自伤行为，检出率为29.65%。差异检验结果表明，遭受校园欺凌中职生的自伤行为检出率显著高于未遭受校园欺凌的中职生(χ2=177.88，p＜0.001)。χ2检验结果表明，检出率在性别和年级间差异显著；其中，女生的NSSI检出率高于男生，高一年级的检出率高于高二年级。在生源地、父母受教育程度、学生留守经历等人口学特征方面，受欺凌中职生的NSSI检出率差异不显著(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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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欺凌中职生NSSI、童年期不良经历及其各维度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受欺凌中职生的NSSI与童年期不良经历及其分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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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受欺凌中职生童年期不良经历及其各维度与NSSI的关联大小，分别以整体童年期不良经历及各分维度为自变量，NSSI的平方根转换值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整体童年期不良经历显著正向预测受欺凌中职生NSSI。童年期不良经历各分维度中，情感忽视和情感虐待分别显著正向预测NSSI，而躯体忽视、躯体虐待、性虐待对NSSI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结果表明情感虐待与受欺凌中职生NSSI的关联最强，情感忽视次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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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以整体童年期不良经历及其各维度为自变量，NSSI为因变量，性别、留守经历为调节变量，探讨性别、留守经历在整体童年期不良经历及其各维度与NSSI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表 4、表 5)。
由表 4结果可知，性别分别与整体童年期不良经历，以及情感忽视、情感虐待、躯体虐待的交互项正向预测受欺凌中职生的NSSI，表明性别在整体童年期不良经历，以及情感忽视、情感虐待、躯体虐待与NSSI的关系的调节作用均显著。进一步的简单斜率分析结果发现(图 1至图 4)，对于受欺凌的女生而言，整体童年期不良经历、情感忽视、情感虐待及躯体虐待对NSSI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
由表 5结果可知，留守经历分别与整体童年期不良经历，以及情感忽视、躯体虐待、性虐待的交互项负向预测受欺凌中职生的NSSI，表明留守经历在整体童年期不良经历，以及情感忽视、躯体虐待、性虐待与NSSI的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显著。进一步的简单斜率分析结果发现(图 5至图 8)，对于受欺凌的留守学生而言，整体童年期不良经历、情感忽视、躯体虐待及性虐待对NSSI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
2.1. 受欺凌中职生NSSI的现状
2.2. 相关分析
2.3. 回归分析
2.4. 调节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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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受欺凌中职生NSSI的检出率为51.80%，显著高于未遭受欺凌中职生的NSSI检出率(29.65%)，这与以往中职生NSSI检出率(57.2%)相近[3]，但显著高于普通青少年群体的NSSI检出率(22.54%)[6]。这一偏高的比例可能源于两个方面的叠加影响。一方面，中职生在高中阶段需适应职业教育的课程内容和环境变化，学习压力与身份转变带来的心理负担容易引发负面情绪，从而以自伤作为情绪调节的手段[9]；另一方面，欺凌本身作为一种持续性社会压力，会激发个体的不安、恐惧、无助等情绪体验[33]。长期遭受欺凌的学生可能通过自伤行为缓解内在痛苦、转移注意或表达情绪，从而导致NSSI发生率显著升高。
此外，研究发现NSSI的发生在性别和年级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性别方面，女生的NSSI检出率明显高于男生，这一结果与既有研究一致[34]。这可能与青春期女生情绪体验更敏感、情绪调节能力相对较弱有关[35]，因此她们在面对欺凌等压力事件时更易陷入情绪困境。同时，女生在身体力量上的相对弱势也使其更容易成为欺凌对象，进而在欺凌情境中感受到更深的无力感和孤立感，从而增加自伤行为的可能。
年级方面，高一年级学生的NSSI检出率显著高于高二年级，可能与其适应过程有关。高一新生初入校园，尚未建立稳定的人际支持网络，自我认同尚在建构阶段，当遭遇欺凌等压力事件时，缺乏有效外部资源的支持，使他们可能更容易通过自伤来应对情绪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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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整体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受欺凌中职生群体的NSSI关联显著，进一步分析显示，情感忽视和情感虐待两个维度的关联显著，且情感虐待的关联最强。这一结果表明，童年期的情感性不良经历，尤其是情感虐待，可能是该群体NSSI行为的重要风险因素。
受欺凌中职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往往兼具多重脆弱性特征。研究发现，该群体在童年时期经历更多不良事件的可能性较高，而这一类不良经历可能对其整体心理功能和社会适应产生长期负面影响[36]。具体而言，童年期不良经历所造成的安全感缺失、自我认同不稳定以及人际信任障碍，可能使得该群体在面对校园欺凌等压力事件时，因缺乏有效的情绪调节与社会支持资源，进而更易发展出自伤行为。
在具体类型上，情感忽视作为一种隐性且常被忽视的创伤形式，可能使该群体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稳定的情感回应与心理联结，整体上表现出较低的归属感与价值感[37]。当中职生在校园中遭遇欺凌等拒斥性社会情境时，更容易激发无力感和隔离感，从而呈现出更高水平的自伤行为。相比之下，情感虐待与NSSI的关联更为显著。情感虐待通常表现为否定、羞辱、威胁或情感操控，对青少年的自尊和自我评价系统具有持续性破坏作用[38]。对于处于社会适应边缘、心理支持较弱的受欺凌中职生而言，童年时期的情感虐待可能进一步加剧他们对外界敌意的感知与对自我价值的否定，从而增加其通过NSSI表达情绪、释放痛苦或寻求控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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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考察童年期不良经历及其各维度与受欺凌中职生NSSI之间的关系外，本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性别和留守经历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性别在整体童年期不良经历以及情感忽视、情感虐待、躯体虐待与NSSI之间的关系中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具体而言，受欺凌的女生在遭遇情感性或身体性不良经历时，其NSSI风险显著高于男生。这一结果可能与女生更易出现情绪调节困难有关[35]。已有研究指出，女生在情感体验和表达上更为细腻敏感，面对忽视或虐待等创伤经历时，较难通过有效方式进行情绪调节，从而更倾向于通过自伤行为缓解内在痛苦。
本研究还发现，留守经历在整体童年期不良经历以及情感忽视、躯体虐待、性虐待与NSSI之间也存在显著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经历过留守的学生在经历上述类型的不良事件后，其NSSI风险显著高于非留守学生。可能的原因在于，留守学生长期缺乏父母的陪伴与情感支持，易形成情感孤立和心理脆弱感[39]。当面临虐待或忽视时，缺乏及时的引导与保护，容易发展出消极的情绪应对模式，从而增加NSSI的发生概率。此外，在性虐待等高度创伤性事件中，缺少有效监护也可能使留守学生更难获得外界帮助，这可能进一步加剧他们的心理创伤和自伤风险[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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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欺凌中职生NSSI检出率较高，整体童年期不良经历、情感虐待和情感忽视与受欺凌中职生NSSI关联显著，且情感虐待与NSSI的关联最为突出。
性别和留守经历在童年期不良经历与NSSI的关联中起调节作用，女性和留守受欺凌中职生的多种童年期不良经历与NSSI之间的关联呈现出更高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