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2]。从“增强”到“提升”，党对中华文明传播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内容的中华文化，如何更加有效提升其国际传播效能，是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需要完成的目标任务。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坚实基础，承担着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责任。鉴于此，需要系统阐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之间的内在联系。新时代“东升西降”趋势日益凸显，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迎来新的时代机遇，但国际传播总体格局依旧“西强东弱”，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仍面临挑战。

当前学界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面临的机遇、挑战、路径进行了广泛研究。

其一，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面临机遇的研究。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面临综合国力全面提升、出版积累、数字化生产和传播的新机遇^[3]，也面临培养高水平汉语翻译人才、汉语+专业人才和地缘人文情感维系的机遇^[4]。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为中华原创文化精准化传播、润泽“元住民”心田^[5]、语言翻译本地化、扩大文化交流与合作以及创新文化产品^[6]等提供了科技支撑。随着“一带一路”共建的深入推进，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文化出版物，深刻诠释中华文化对现代世界的影响力，打开了中国学术文化传播的新格局^[7]。总之，新时代中华文化在文化交流、外宣传播、文化贸易、出版业“走出去”和文化投资等方面都迎来了新的机遇^[8]。

其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面临挑战的研究。从促进机制看，新时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面临制度建设相对落后、具体落实措施不健全、促进机制欠缺等难题^[9]。从传播载体看，当今中国现代文化品牌价值不高，使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面临“文化折扣”、弱话语权^[10]和单一化^[11]、碎片化^[12]等突出问题。从传播技术看，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新一代网络技术，试图曲解中华文化，导致难以展现真实的中国文化形象^[5]。从传播主体看，多元主体“缺乏同频共振的传播合力”^[13]，阻碍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果的提升。从传播现状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缺乏文化自信和顶层设计，文化内核有待厘清^[14]。从语言结构与文化内倾看，中西方语言和表达习惯差异导致中华文化接受效果“错位”，中华文化的含蓄性与西方文化的热烈奔放的不同特点带来了传播效果的偏差^[15]。

其三，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弘扬路径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华文化进入海外公共图书馆^[16]可以推动文化传播生活化、本土化和体验式发展^[17]。从传播技术讲，有学者提出构建技术整合与智能分发体系和数据安全与合规性保障体系^[18]，搭建“社交+智能+共享”传播平台^[19]。从传播主体讲，有学者提出塑造“双主体”理念^[12]，通过“公民”“企业公民”^[14]传播中华文化；统筹协调政府、社会、个体等各方力量，构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新格局^[20]。从传播方式讲，发挥文化贸易优势功能^[21]，打造经典IP^[22]和多种形式的文化中介^[23]，宣传中华文化。从传播效果看，要实现战略思维、战略叙事和战略行动的转向^[24]，“深入实施文化传播差异化、资源配置系统化、传播渠道多样化、发展叙事形象化、网络传播交互化等策略”^[25]。

以上研究为扩大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提供了理论支撑，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研究成果侧重从国际传播视角分析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机遇、挑战、路径等，缺乏宏观思想引领观照；二是缺乏聚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视角，未能明确界定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之间的关系。鉴于此，本文从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探讨新时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战略机遇，通过深入分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之间的内在关联，审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面临的主要困境，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依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面临的现实挑战，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提出推进策略，助力提升和拓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的高度和广度。

新时代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尤为重要^[26]。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之间有着紧密联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注入思想资源，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也促进了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第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思想支撑。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效性，需要将核心要素转化为学术表达，将现象语言转化为理论话语，关键在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中寻求知识资源。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新^[27]，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奠定基础。其一，中华文明史蕴含深邃的哲学智慧。中华文明史所具有的传统文化知识体系，是“所有学科在其知识体系建构和发展过程中均可利用”^[28]的知识资源，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思想来源。比如“命运共同体”“共同富裕”“共商共享共建”等命题，是基于中华传统文化观念形成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成果，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赋予深度和广度。其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知识源泉。其所揭示的普遍性问题，是每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都应回答的时代之问。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中积淀的理论思考，“为全球传播现象提供了普遍意义的解释框架”^[28]，能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准确研判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态势。

第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助于促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完善与认同。文化是知识体系的载体，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取得明显效果，有助于促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与认同，形成融汇中西的知识生产格局。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通过打破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固化认知，提升文化话语权，充分彰显了文化自信。当下西方学说在世界知识体系中占据强势地位，垄断国际话语权，试图否定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阻碍中国参与全球知识对话。在国内，部分中国文化学者因缺失文化自信，尚未担当起重建中华本位文化独特体系的职责，难以高效地将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利用优秀学术成果取得国际话语权^[29]，制约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传播。一国之学术体系，“获得学界广泛认可之后方才确立”^[30]，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通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展现具有主体性的高质量知识成果，才能有效提升国际话语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获得了发展与转型的战略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

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以战略思维识别和用好机遇，才能赢得优势与未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31]，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形势的科学研判。新时代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质量和效果，关键是把握新的战略机遇。

第一，文化强国战略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了思想引领和政策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加大外宣工作统筹协调力度，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32]，这为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指明了方向。“中华文化现代转型”^[33]理应作为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更好地展现“中国属性”。一是中华文化展现出思想引领的先进性、服务大众的人民性、传统继承的民族性、开放包容的世界性和改革创新的时代性^[34]。二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助于丰富人的精神境界，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扩大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为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32]文化强国战略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了思想保证。

第二，国际受众对中华文化的需求愈加强烈。“中国语言热”在海外持续升温，学习和了解中华文化的需求愈来愈大。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有超过81万考生参加汉语水平考试(HSK)，截至2024年9月，“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学，85个国家把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正在学习中文人数超过3 000万”^[35]，国际中文学习者和使用者累计已超过3亿人。“中国语言热”反映的正是他国民众对中华文化深入了解和认同的大势。“中华文化热”在全球兴起，聚焦立体式展现文物古迹发现、文化旅游发展、文明交流互鉴等生动实践，打破了地域和语言的限制，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舞台，不断满足世界各国民众的文化需求。

第三，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开辟了新路径。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到2035年“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36]。《意见》还提出“数字化文化新体验”，强调将中华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功能与“传受互动”紧密结合，从数据化体系构建着手，重新规划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技术路线，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供强有力的决策支撑。在《意见》引领下，出现了诸如《文物的时空漫游》《孔子密码——沉浸式文物数字艺术展》等优秀作品，以“科技+艺术+文化”的传播模式，实现了中华文化沉浸式活态传承，显著增强了他国民众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新时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在广泛吸引国际受众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挑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西方话语体系霸权对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造成冲击。作为“中国在新时代开展国际传播的总基调”^[37]，中国文化主体性深刻影响着中华文化“走出去”。近代以来，西方凭借其早已形成的一整套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以及殖民活动与工业化在全球的拓展，建构起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霸权，对我国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造成了冲击。比如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概念，就成为西方攻击我国文化价值观念的思想武器。西方话语体系以西方价值观为绝对标准，干预我国人民至上、天下为公的价值内核，提出“唯多党制衡”“威权管制”等偏见论断，企图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主张纳入其主导的预设框架，试图从根本上否定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消解中国文化自主性。如西方用电影等文艺形式曲解中华文化，宣扬他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解释。一些人盲目推崇西方文化，贬低中华文化价值，使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面临文化失根、精神失重、叙事失语等难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曹顺庆就针对中国文论“失语症”进行剖析，指出中国文化病态是由于人们习惯以西方价值标准来认识中国文论^[38]。直到今天，如何构建一套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和当代气息的话语体系以精准传播中华文化，仍是亟须回答的重要问题。

第二，当今中国学界仍存在“被殖民无意识”现象。学术殖民是文化殖民的另一种表现，指强势性国家通过系统性话语建构对被殖民国家的学术话语体系、知识体系构建工作实施控制的权力实践，对被殖民国家的知识生产、理论创新、国民观念等产生严重影响^[39]。话语权决定了谁的价值观念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术话语体系，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是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但从当下国际学术生态环境看，“‘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知识权力格局仍未扭转”^[40]，我国在国际学术交流中还缺乏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在学术研究中仍有学者“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41]，一味移植西方概念和理论、套用西方学术研究范式、对标西方学术规则和价值规范，忽视对中国学术与中国样本、思想观点与中国物质环境之间内在逻辑的思考。以对西方经济学的路径依赖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就存在“重西方经济学、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至今仍有一些曾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者沿用西方经济学模式解读中国发展道路，忽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制度模式及政策逻辑，这是以“西方性”为主体的“应用”体系而非中国的“自主”体系，导致西方学界霸占解释中国的先机。我们亟须对西方概念进行“术语革命”，构建体现“中国性”的知识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占据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制高点。

第三，国际场域信息传播失衡制约中华文化的国际性彰显。数字化时代，媒介深度融合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跨越式发展，为美国等西方发达经济体宣扬资本主义文明带来了便利，加深了国际场域信息生产与流通的不平衡性。一切文化传播的目标都是推动文化从国际化转变为国际性，实现从扩大世界影响力到“价值内生”的升级。如今世界信息结构失衡更加严重，这对中华文化实现其价值意涵的深度认同构成严峻挑战。具言之，从国际传播构成要件来讲，如在传播媒介上，中国传播媒体声音弱、被覆盖、被忽略，海外社交媒体由“Facebook领头，紧随其后的是YouTube、Linkedln和Twitter”^[42]。2018年，美国泰科海底通讯公司(TE SubCom)与瓦努阿图财团签署了瓦努阿图至所罗门群岛的海底ICN2电缆项目，2020年谷歌又铺设新海底电缆“日关澳南线”(JGA-S)^[43]，其目的就是通过延展海底信息载体加强数字资源控制权，从而进行文化扩张。在传播内容上，西方极端政党解构中国文化传播的内容阐释力，利用用户画像、智能推送技术输出虚假性话语，使得西方民众对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成就、文化价值理念误读误判。据2024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发现“81%的美国成年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43%的人持‘非常负面看法’”^[44]就是明证。

新时代面对上述长期性的严峻现实挑战，仅从微观视角对传播路径进行调适，已无法有效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果。哲学社会科学“是文化不断发展的理论基础”^[45]，以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为载体展现文化魅力、实现文化认同，需要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46]然而，“现有研究常常忽视指导思想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47]，对此，本文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角度切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出发，在加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构建国际传播体系和具体举措方面提出对策。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文化发展的战略谋划，是促进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理论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文化关乎国本、国运”的战略高度关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出“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增强文化软实力”^[48]，驱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研究迈向新高度，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供认同基础和价值诠释。

第一，坚持“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48]29“两个结合”从方法论层面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内涵，拓展了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路径，构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实践基础。西方试图通过输出其文化体系来削弱我们的文化自信，强化西方价值观的全球合法性。推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必须突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作用，坚守好“魂脉”与“根脉”，在“两个结合”中增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如近年来文化遗产学、敦煌学等“冷门绝学”，纪检监察学、区域国别学等新兴学科，主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知识创新，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持续完备和优化。通过多学科挖掘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的深刻内涵，对其进行现代化阐发与重构，有助于形成文化传承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相互促进的良好生态。

第二，彰显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是贯穿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条鲜明主线”^[48]80，文化主体性是人在文化创造实践中确证的本质力量^[49]，建构以中华文化主体性为内核的知识体系，坚守人民立场是其必然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人的主体属性，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根本命题出发，创新性提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个人”。深刻体现人民立场。当前西方知识霸权把控文化定义权、解释权，宣扬中华文化以对己有利为最高原则，蓄意制造中华民族主体性与其他民族国家主体性、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对立。“哲学社会科学既有基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有基于不同意识形态和文明形态的可以并行不悖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民族和国家的个性特色。”^[50]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性，重视人民立场的对外表达是基础，在调查研究过程中重视国际社会诉求，增强为民述学立论的自觉，创造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知识产品。

第三，展现中华文化特征。“构建和运用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的表达体系”^[48]69，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锚定时代方向。西方的系统性知识霸权，使一些学者对标西方现代知识体系总结中国文化经验，试图使之与西方知识体系相贯通。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突破“知识殖民”“知识依附”的重要手段，不仅关乎中华文明精神的弘扬和国家形象的建构，更是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必由之路。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换成“专业”知识，从多学科范畴进行学术研究和国际性阐释，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提供话语内容指引，比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就从学理上全面超越了西方民族学理论，“建构了民族理论的自主知识体系”^[51]。

“中观层面的转化是指系统整体与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关系的协调与交流，也就是如何正确处理整体与部分之间关系的问题。”^[52]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是一个体系化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在国际上有理说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53]213，需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54]。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是国际传播体系的核心组成，向世界讲清楚中华文化，构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体系是关键。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方面创新建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体系，是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

第一，构建新时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学科体系。通过深化国际关系学、艺术学、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带来的知识广度，促进多学科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有效融合，秉持公正共情、史论结合的原则，使“对外讲述中华文化”逐步推进为“对外讲好中华文化”。然而，据2022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仅有10%的‘双一流’高校设有国际关系或全球治理相关研究中心”^[55]。国际传播资源与学科建设脱节，阻碍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本土化和融合化。为此，我国高校应积极开展交叉融合，如设置“文化产业与新媒体”“文化发展与传播”等新学科，进一步加强文化传播学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等政治学二级学科的交叉融合，为构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体系提供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第二，构建新时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学术体系。理论深度“决定国际传播的广度”^[56]。必须构建新时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学术体系，进一步强化中华文化的阐释力和叙事能力。遵循知识体系建设和国际传播规律，建立中华文化传播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范式，让中国文化研究从“中国特色”转向“中国自主”，进而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体系建设提供新的概念、理论与方法。据相关数据，按第一作者第一单位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发表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15.49万篇，占世界总量的39.2%”，同时“据近10年最新统计数据，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平均每篇被引用17.24次”^[57]，反映出我国科研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高。但当今欧美发达国家仍是国际学术界“黄金标准”的制定者，其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话语权理论”等主导着西方文化霸权理论，致使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难以在世界彰显自身的文化优势。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转变“西方主导”下的“东方依附”状态，以中国学术话语实践为桥梁，对中华文化域外传播轨迹、中华文化在他国语境中的发展状态、不同国别在多元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形成的中国观等开展深入研究，积极参与中外学术交流，树立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价值和权威地位。

第三，构建新时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与知识体系构建相关的主要是学术话语”^[58]，学术话语是从知识论层面对政治话语的再提炼，能为国际社会理解中华文化提供底层认知框架。针对西方话语霸权带来的“中国学术话语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逆差”^[59]的难题，需要通过创新学术话语，以国际通用的学术表达范式提高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效能。如2025年8月《〈论语〉多语言对照译注本》问世，将《论语》以12种语言传播至世界，并新增加了阿拉伯语、波斯语、豪萨语等8种语言的译本，这种跨文化的学术对话，使儒家智慧跨越语言边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得到重新阐释，彰显出广泛的世界影响力。依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政策话语进行学术化阐释，有助于打破西方知识体系的垄断，形成与国际话语体系相融通的新时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自主话语体系。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显著提升还需要微观的传播举措调节，主要体现在对中华文化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叙事方式的创新、媒介技术的自主性掌握以及对受众的认知等方面。

第一，创新中华文化标识性概念。“中国特色标识性概念是对外传播叙事的基本单元”，把这一基本要素叙事做好，就是“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层面讲好了中国故事”^[60]。中华文化标识性概念体系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工程，“其目标在于提炼并体系化源自中国实践、承自中国传统并且可以解释中国问题的标识性概念”^[61]。如“一国两制”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最具标识性的原创概念之一，其自主知识体系“伴随‘一国两制’酝酿、提出、港澳问题的谈判、基本法的制定、回归后‘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实践、香港由乱及治到由治及兴以及‘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的提出与探索等过程而发展”^[62]。再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被纳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就是因其作为融通中西文明的标识性概念，反映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要锚定凝聚世界共识的新表达，加大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对叙事话语的创新力度，力争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三大全球倡议”等话语嵌入国际组织的决议中，凸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独特文化标识，进而实现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超越。再如《中国社会科学》专门设置了“文明演进与文明互鉴”“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标识性概念”专栏，引领开辟知识空间和塑造人类未来的基础性文明资源指引方向，为推动中华文化的世界性转化发挥学理支撑作用。

第二，注重中华文化的软性叙事方式。“软性叙事”是强调“感性化叙事的表达”^[63]策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讲情感才能感染人”^[53]212。以国际民众能悦纳的情感叙事方式，阐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并通过情感叙事最大限度地将当代中国文化的理性观念和情感元素激发出来，有利于实现中华文化从“触达”到“共情”与“认同”的跨越。以首届“良渚论坛”为例，“艺汇丝路”的油画、素描、树皮画等采风作品，汉学家论坛的抄录五言唐诗、中文交流等文明对话活动，以微小见宏观，折射出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驱动增强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心理交融。因此，新时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可基于以上元素，凝练出具象化和审美性兼具的故事性语言，通过展示人民美好生活的生动故事讲述，提高中华文化在国际领域的穿透力和认可度。

第三，强化技术自主性以优化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渠道。在人工智能技术重塑信息传播格局的背景下，解决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渠道失灵”的问题，离不开数智技术赋能媒体平台数智化升级，目的是提升中华文化传播效能。人工智能在对文化传播和海量知识的整合性上有强大优势，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尝试探寻与人工智能发展态势相一致的系统性学理知识^[64]。我国应加快创新自主可控的基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当代中国价值体系的数字技术范式，解构西方媒介技术标准与规则制定权，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话语权提升开辟数字化空间。比如，中小文化传媒企业可利用DeepSeek等技术的开源性，拓展其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的应用场景，整合中华文化叙事话语，重塑符合当代中国价值引领要求的人工智能技术范式，使AI不再只是简单的辅助工具，而是成为承载中华文化的“数字红船”。这种基于我国自主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技术重构，实质上就是对“技术依附”的反拨，有效阻止西方价值观的隐性灌输，扩大中华文化价值内核的传播空间，进而打破对西方知识体系的依赖。

第四，构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果的评测指标体系。构建评测指标体系全面反映国际受众的情况，体现“评估的全面性和可信度”^[65]。新时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果是否得到有效提升，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话语的创新是否具有同化力，需对实际效果进行评估。结合跨文化传播理论和中华文化传播实际，我们需要构建“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66]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果评测指标体系。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直接影响着国际受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必须从多个维度深入剖析和推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工作，但如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仍受西方知识体系的影响，导致中国文化在“走出去”“请进来”过程中还面临诸多挑战。未来，中国学者要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支点，助力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为进一步提升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后续研究可从以下方面推进：一是基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视角，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结合制度评估、行为评估、效果评估等维度，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如何提升的问题，开展系统性的深入研究；二是以加强知识翻译学、侨易学等中国自主创造的理论对中华文化的研究为切入点，深化中国学术话语和理论体系探讨，旨在使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更加深刻有力，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三是围绕跳出并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桎梏，重点剖析西方话语体系霸权、学术殖民化以及“中心—边缘”不平等结构等梗阻，力求精准施策。

当前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还需进一步深化，在中国国际传播体系具有高度组织化和资源整合力的背景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理应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怎样建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体系，进而评估这一传播体系是否能够有效服务于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升的目标，是否能够帮助“激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主动精神和自觉的主体意识”^[67]，就是亟须深入探讨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在中华文明传承与现代化转型张力中重构人类知识图景的进程”^[47]，就此而言，只有精耕于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以问题迭代推动学术创新”^[68]，才能推动理论的创新建构，锻造出中国自主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知识体系。